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对事关中国革命存亡的一系列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六大以后的两年，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发展。　　（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严重白色恐怖的黑暗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大批党的优秀干部，为了党的事业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党的组织全部转入地下，党员人数从大革命高潮时近6万人，下降到1万余人。中国共产党经受了自成立以来的最严峻的考验。　　1927年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陈独秀离开中央最高领导岗位，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中央临时常委会随即作出三项重要决定：将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此诞生，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建立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之路。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付出血的代价后得出的正确结论。从此，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　　八七会议后，各地党组织相继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其中重要的有这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同年12月11日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以及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起义，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湘鄂西起义，中共黄麻特委领导的黄安、麻城起义，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张鼎丞、邓子恢领导的闽西起义，陕西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渭（南）华（县）起义，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等。　　经过八七会议，党内一度存在的右倾错误得到了纠正，但由于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脱离实际的估计，没有认识到革命正处于两个高潮间的低潮时期，主观地认为革命潮流处在“一直高涨”之中，又没有看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懂得适当的退却、保存自己是必要的，反而一味地强调进攻，甚至在一些敌人控制严密的地方发动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起义。因而八七会议后不久，党内出现一股以盲动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急性病，结果欲速则不达，使革命遭受了本可避免的损失。　　至1928年春，党内一度发生的“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停止了。但是，对于一些事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当时的政治形势、革命任务和斗争策略等，都还没有统一认识。因此，亟须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大会，解决上述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统一全党思想，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就这样，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提到了议事日程。　　（二）　　最早提议召开六大的是八七会议。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党“应在六个月之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讨论了召开六大的问题，并通过了《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半之间召开六大，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　　1928年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有关事宜。会议通过讨论，确定出席大会人数为50人左右，具体办法由中央组织局决定；大会召开地点待定。之所以不能确定六大地点，是因为当时全国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党的组织处于极端秘密状态，国内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来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瞿秋白提出可在澳门开，但多数人认为在香港开更合适。这个问题最后没有定下来，决定以后再议。　　当时，白色恐怖太严重了，中国之大，竟找不到一处适当的开会场所，而党又需要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和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对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研究部署今后工作。正好此时，共产国际决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届时中共都将派代表团出席大会，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代表团参加，请斯大林或布哈林出席大会，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中共中央的请求。1928年4月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　　4月下旬和5月上旬，赴莫斯科参加六大的各地代表从上海陆续起程，大部分经大连、哈尔滨，偷渡满洲里边界，进入苏联境内，也有乘苏联轮船直接到海参崴的。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会址设在莫斯科近郊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这是一栋三层的楼房，底层是餐厅、厨房和其他一些房间，大会的秘书处就设在这些房间里。二楼有一个约能容纳七八十人的客厅，作为六大的会堂。客厅旁边还有一些房间，部分代表和工作人员住在这里。三楼则全部作为代表的宿舍。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这时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此外，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出席了开幕式。　　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大会正式开始。大会主持人宣布：向中国革命中死难的烈士默哀三分钟。接着，大会通过了主席团、正副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然后，由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共产国际、少共国际、意大利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及共青团中央代表关向应、全国总工会代表苏兆征等分别向大会致贺词，瞿秋白代表大会主席团致答谢词。　　大会第二天，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随后，会议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讨论十分激烈，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上。6月30日和7月3日，周恩来分别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大会期间，蔡和森、王若飞、张国焘等作了长篇发言。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等十几个决议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四次修正案。　　六大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产生第六届中央委员会。7月10日上午，大会正式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7月19日，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由于当时共产国际过于强调党中央领导层中的工人成分，7月20日，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武汉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三）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大革命已经失败，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刚刚兴起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它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于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而党内又存在争议的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　　一是正确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大会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未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国家政权依然为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所掌握；地主阶级的土地剥削制度并没有废除，封建余孽也未肃清。因此，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此，中国革命现时的中心任务，一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的真正统一；二是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三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最好的方式。　　二是正确地指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指出：“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底势力还超过工农”。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这就是现时形势的特征。大会又指出，新的广大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并没有能力彻底地消灭中国革命，革命力量不仅保存下来，而且继续发展。同时，引起革命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加紧，这些矛盾继续加深、日益尖锐，必将促进革命的发展。根据这样的政治形势，六大确定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党的六大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村豪绅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大会纠正了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土地革命中应“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指出应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并且要保护工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对于富农，则要根据其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在富农继续同军阀地主豪绅斗争时，要争取它。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乃在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　　三是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大会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党的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在大革命后期，就是在统一战线中不能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不能对于革命同盟者实行阶级的批评，不去动员革命力量，准备群众力量，以求战胜自己暂时的同盟者之反动的企图，有时候，反而去阻止群众运动的发展，如此等等，实际上是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一度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有些地方的党组织在组织武装起义时，采取烧杀政策，甚至提出“让有产者变无产，然后强迫其革命”的口号，严重地脱离群众。组织上又采取惩办主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和毛泽东，都被指责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分别予以政治纪律处分。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指出，盲动主义从理论上讲，就是以少数人去进攻显然占着绝对优势的敌人，而不断地实行武装斗争，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其方法上是不去教育说服群众，而是指挥、强迫群众的命令主义。因此，必须切实纠正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是党的工作方针的一个重大转变。　　（四）　　六大在作出一系列正确判断的同时也有其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缺乏准确的分析，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认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虽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一部分人追随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了革命，但并不意味着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成了革命的敌人，相反，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变，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打压，他们仍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诉求，是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争取的力量和团结的对象。　　二是没有认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党的六大一方面强调要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另一方面还没有认识到农村斗争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仍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是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性条件。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当时，具体负责指导六大的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同时，六大虽然承认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现在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但认为革命的高潮很快就能到来，到时就可以发动武装起义，夺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以至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统治，这一定程度上导致后来党内出现严重的“左”倾冒险错误。　　三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的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党的六大一方面强调：现在，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丧而减低了战斗力，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这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六大又过于强调继续引进工人同志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六大代表和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都存在片面“工人化”的问题，在有选举权的84名代表中，工人占了41人；在六大选举产生的3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占了21名。　　党的六大虽然存在一些不足和缺点，但总体来说，它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了近10万人。1929年6月，全国党员已增加到近7万人，到1930年9月，发展到12万余人。遭受重挫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也有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来源：学习时报  

为进一步完善多元解纷机制，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社会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近日，宁江区人民法院组织法官前往前进街道开展“诉源治理普法课堂（第二期）”普法活动。本次普法课堂为民间借贷专题，法官结合具体案例，重点讲解了夫妻共同债务、利息、担保、利随本清和债务加入等五个法律实践中的热点问题；详细介绍了借条的规范写法及需要注意的细节问题，降低纠纷隐患，提高维权意识。普法课堂结束后，根据街道整理的“诉源治理台账”，法官与居民面对面沟通，对居民提出的12个法律问题逐一进行耐心细致的解答，并提出针对性法律解决建议，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本次普法课堂通过抖音平台进行同步直播，累计在线观看人数218人次，现场参与60余人。开展“七走进”普法宣传活动是深化诉源治理的重要环节，是将潜在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的重要手段。下一步，宁江法院将继续加强与街道社区的沟通联系，将“法官进社区”与“无讼社区”创建有机融合，健全完善诉源治理工作机制，聚焦群众司法需求，以按需选题、精准输出的方式积极开展普法活动，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努力从源头上形成化解矛盾纠纷合力，最大限度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法治对营商环境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6月27日，乾安县人民法院联合县司法所与县工商联等部门开展“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助力民营企业发展”主题宣传活动，增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责任意识，为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加码”。活动中，法官强调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性、紧迫性，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知识进行讲解，引导在场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了解优化营商环境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结合自身岗位实际，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扩大对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法规的知晓率，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为进一步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宣讲过程中，法官耐心解答工作人员对于在日常管理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助力其更好地服务和保障企业健康发展。乾安法院将继续坚持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的职能作用，开展“送法进企业”、“送法进机关”等活动，主动加强与企业的联系沟通，为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县域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6月28日，宁江区人民法院召开审判委员会会议，邀请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周永福列席本次会议。会上，承办法官就讨论案件从案件事实、证据认定、合议庭意见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汇报，审委会委员对案件进行了充分讨论。周永福及主诉检察官杨天旭围绕案件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定罪量刑等方面发表了公诉意见，审委会委员对检察意见进行了充分讨论，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全部指控和量刑建议。宁江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赵景坤指出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委会，既是对审判工作的监督，也是对法院工作的支持，为疑难案件的公正处理提供有力参考，希望法检两院继续凝聚司法合力，共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周永福表示，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要根据法律事实依法定罪量刑，对于在当地影响重大的、破坏国家安全的案件要依法打击，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下一步，宁江法院将进一步加强与检察院的沟通协作，探索完善常态化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机制，提升办案质量，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监督，促进审判职能发挥和监察职能履行同频共振，推进公正司法，共同携手为建设法治宁江、平安宁江、和谐宁江贡献司法力量。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依法治军战略，发挥司法资源优势，提高驻地官兵依法维权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助推“七走进”活动走深走实。近日，前郭县人民法院组织法官干警前往前郭县武装部开展以“依法服兵役，遵纪守法铸军魂”为主题的普法宣传活动，为官兵提供法律咨询，送去司法关怀，提供司法服务。活动中，法官从“法”字入手，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悠久的历史传说讲述“法”字的构成、由来和现代关于“法”的概念，引起官兵们听课的极大兴趣。紧接着，法官通过两件案例向官兵们以案释法，主要讲解“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罪”、“阻碍军事行动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和“盗窃、抢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罪”的四个犯罪所应具备的条件、处罚规定以及“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罪”和“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的区别，给官兵们带来了一次生动有趣的“法治课堂”。讲座结束后，法官又对官兵们提出的问题进行现场答疑解惑，提出解决方法和建议。官兵们纷纷表示，参与本次活动即增长了自己对法律知识的了解，能在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保护自己，也更加明白法律红线不能触碰，要做一名遵守法律法规、善于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新时代军人。通过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增强了广大官兵的法治观念，为促进法律拥军、军民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后，前郭法院将继续坚持立足审判主业主责，扎实做好涉军维权案件审理，切实维护军人的合法权益。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法活动，为部队官兵提供便捷、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浓厚氛围，助力法治军营建设。 

       从警校毕业后，一路从办案民警、派出所所长、刑侦大队长、刑侦支队长干到公安分局局长，眼前这位留着利落的板寸头，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眼神坚毅的男人，任何时候说起办案，血液里的刑侦基因总会本能地“蠢蠢欲动”。为了一个案件，他可以几天几夜废寝忘食、连续追踪、预伏蹲守，直到案件侦破。　　他就是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局长向百名。　　从事公安工作29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工作的向百名，吃过以前“汗水警务”的苦，也尝过新时代“智慧新警务”的甜，听过十年前群众“家里怕偷，外面怕抢”的抱怨和不满，也得到过如今老百姓“佛山治安真系掂”的赞美……　　一路走来，向百名参与了佛山公安改革图强的探索实践，也见证了佛山社会治安的时代变迁，是平安中国建设的见证者、践行者。　　打飞抢蹚出专业路　　扫黑除恶异地用警　　近期，南海公安破获了一起利用境外平台从事网络“灰黑产”犯罪的电诈案件。这是继不久前该局侦破佛山市首例“ETC”系列电诈案件后，继续连续作战、深挖扩线后的新战果。　　向百名说，2021年诈骗警情占总刑事警情的一半以上。捣毁一个诈骗窝点，就意味着减少了成千上万个受害群众，这样的消息让他振奋不已。但这种案件破案难度大，动辄需要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经营追踪，对办案水平有着很高的要求和考验。　　“十年前，想要破获这样的电诈案件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国家这些年科技赋能的快速发展，没有智慧新警务的创新变革、没有刑侦人一代接一代的攻坚克难，就不可能出现一起又一起新型犯罪窝点被捣毁的画面。可以说，公安的打击手段就是追着犯罪形势跑的。”向百名说。　　十年前，向百名还是禅城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他凭借一股冲劲，带领团队啃下了无数“硬骨头”。然而，当时飞车抢夺案件多发。“飞抢”案件突发性、机动性、流窜性、反复性强，让他感到有浑身力气无法使出般的难受。　　“没有路，就蹚出一条路！”2013年，他推动禅城公安分局成立了广东省首个独立县级情报侦控中心，与佛山公安全国有名的“打两抢”专业队力量互补，形成更大合力，更精确打击应对嚣张的歹徒。　　针对“飞抢”案件特点，他提出“以专制专、以快制快”打击模式，组建并不断充实壮大打击专业队，在全区设置24小时运作“固定+流动”卡哨，明、暗结合设卡查缉，全员配备大功率摩托车，全天候开展动态监测。　　在市、区公安多方努力下，至2015年，禅城的“两车”警情日均下降至3.7起，飞抢警情日均下降至0.8起，治安环境有了质的转变。不少街坊说起来仍然颇有感触，那几年“飞抢”少了，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变好，群众的安全感实实在在地建立起来了。　　2016年10月，向百名就任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他明显感觉到平台大了，任务也重了，犯罪形势的深刻变化促使他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借助大数据应用飞快发展的东风，向百名提出的“以数据为核心驱动力的合成作战”新模式，在接下来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2018年1月，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雷霆万钧之势拉开帷幕。　　“打击是公安工作的主业，越硬的骨头越要啃。”作为扫黑除恶主力军，向百名带领支队上下，全力以赴投入战斗。佛山公安不断大胆创新，探索总结并科学运用“一二三合成作战体系”、集团作战等技战法，接连突破了“西江1号、2号”等重点涉黑恶专案。　　扫黑除恶在全国打响不久，广东省公安厅接到群众举报，称粤东某市存在一个涉黑走私犯罪团伙，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为确保案件顺利侦办，广东省公安厅指定佛山市公安局负责侦办该案（“307”专案）——担子落到了向百名和他的团队肩上。　　“正常刑事案件的办理往往以属地管理为原则，以县区公安机关为主力。我们发现，黑恶势力的形成是长期的过程，如果只是就案办案、就事论事，而不深挖打击‘保护伞’，黑恶势力就难以根除。”向百名说。　　2018年5月，广东省公安厅统一指挥，从佛山等地市公安局抽调警力，一举打掉这一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此案成为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起异地用警侦办的案件，是全省纵深推进扫黑除恶的标杆性案件。“异地用警佛山战法”在全省乃至全国公安机关推广。　　在接下来的扫黑除恶斗争中，佛山公安接连重拳出击，先后侦破“东平1号、2号”“秋霆”“南狮1号”“425”“425B”等专案。2021年3月，在全国、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表彰大会中，佛山市公安局林镜泉案专案组等9个部门分获全国、全省先进集体，18名同志分获全国、全省先进个人等荣誉。　　深化改革聚焦小案　　拓展基层治理内涵　　2019年，向百名就任禅城公安分局局长。　　一天，他因为一个会议急匆匆地经过派出所前台，发现一位中年男子正拿着一面锦旗翘首等待。上前询问得知，该男子的手机在前一天上午被偷，没想到不到两个小时，民警就通知他已抓获盗窃嫌疑人，找回了手机。他满怀感激地告诉向百名：自己领手机时是下午2点，当时办案民警的盒饭还放在旁边没动过。向百名问起此事，那个办案的老民警笑着摆了摆手，什么也没说。　　这一幕深深地烙在了他的脑海里。　　入警以来，向百名一直奋战在刑侦一线，见证着科技赋能的集约化打击带来禅城治安形式的根本性好转，一批大要案件被打下去了，大量警力释放了。眼下，他一次次看到群众因为被偷手机焦急地等待在前台，因为民警帮其找回被盗摩托车喜极而泣，因为遇到诈骗而惶恐不安……他们希望警察能够快速破案，而且还能追赃。他真切感受到，影响群众安全感的还有这些“不起眼”的小案。　　于是，他开始着手改革案件办理机制，将重点瞄准影响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的民生小案。“要让群众切实感受到，警察就在他们身边。”向百名说。　　乘着“智慧新警务”的东风，禅城公安“十快五促”机制，令95%以上的嫌疑人均在市内短时间被抓获，不断刷新破小案的“禅城速度”，最快的一次是8分钟破案。一次次看到事主失而复得的笑脸，听到激动不已的感谢声，向百名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满足感。　　如今，禅城公安“破小案”已成为佛山平安品牌，先进经验做法先后在全省、全国推广，“破小案”团队也荣立集体二等功。禅城区群众安全感和公安工作满意度均创历史新高。　　2021年交流至南海公安分局任局长后，向百名的思路从“如何打出声色”逐步转向了“平安善治”，并对此展开了深层次的思考。　　佛山市南海区多年来一直位列全国百强区前列，经济高速发展、面积广阔、人员庞杂，警情也在高位运转，风险挑战多层叠加。如何精准找到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提档升级的方法路径？　　他从提高路面的见警率、管事率入手，迅速规划部署，以分局、派出所、社区民警中队、社区警务室四级警力叠加，常态化运转市、区两级智慧巡防路线90条、社区警务室巡防路线274条，“1、3、5分钟”防护圈24个，让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到“警察就在身边”。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我们不仅要善借民力，而且要将群防群治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对此，向百名紧密围绕区委区政府构建“和谐共融、有为善治”新南海的决策部署，精准提炼出“平安善治”新理念，深入推进公安“强基工程”建设，着力打造“公安+群防群治”“一核多元”的社会治理新模式，积极拓展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内涵。　　“我们以最小应急单元建设为突破口，将群防群治队伍的优质力量分类重点发展，激活出多股熟人社区的‘崭新软警力’。”向百名介绍，目前南海已吸纳整合群防群治力量4万多人，组建“最小应急单元”队伍2312支，成功打造出“黄岐街坊”、桂城“警企联勤”、“南海平安功夫志愿队”等群防群治知名品牌56个，把民智民力的力量纳入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无数个“网格”中，为社会治安防控带来了强大的“外联”力量。　　只发动群众远远不够，如何将公安与群众串联起来，汇聚民力？对此，向百名通过探索打造多元互动“群防群治可视化指挥平台”，布建前端可视对讲设备，专人专班24小时负责综合作战指挥平台运行，派出所把辖区的治安力量、物业小区等全部纳入“一张网”，形成“公安一呼、群防百应”效应，真正盘活社会力量，“公安+群防群治”管理模式初步成型。　　“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现真正的平安南海。”向百名语气坚定。　　科技赋能规范执法　　执法有力度有温度　　公安民警常常“5+2”“白加黑”，流汗又流血，甚至牺牲，为什么还是会有群众不满意甚至投诉？为何公安民警的“辛苦指数”和老百姓的“满意指数”不相匹配？　　“归根到底还是公安执法者的观念没有真正向执法为民转变。”向百名认为，只有观念转变了，才能从根源上解决民警执法不规范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法机关出台了一系列执法规范化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确保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规范运行。　　向百名敏锐地意识到，在万物互联、大数据奔流激荡的时代，科技赋能是加快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的重要增长点。为此，他大力推动智能执法办案场所和案件智慧管理服务平台建设，推动执法办案流程进一步完善，实现了接处警、受立案、讯（询）问、调查取证、涉案财物管理等关键执法环节的全程记录、全程可溯，全程监督，高效对执法数据进行汇聚、分析、比对，并通过模型自动实现对执法问题的智能预警，及时发现并整改执法办案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规范执法既要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又要保护警察的执法权威，两者不可偏废。”在向百名看来，只有厘清执法边界，才能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内，让群众更尊重执法权威，也倒逼民警更严格依法行事，提高执法水平。　　如今，执法监督智能化的作用逐步显现，群众反感的报案不受、受案不立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近年来，佛山在接处警、受立案领域出现问题的数量大幅下降，群众也在依靠人民警察、求助人民警察的过程中，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公平正义和执法规范化建设释放的红利。　　2019年5月的一天，在禅城区一家普通的街边早餐店前，民警正在买早餐。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民警抓捕过程的一环。　　原来，民警在抓捕一名盗窃电动车嫌疑人时发现，其正在送自己7岁的孩子上学。如果当着孩子的面抓了其母亲，一定会给孩子留下巨大的阴影，于是民警决定在确保孩子不知情的情况下，陪同嫌疑人送完孩子上学后再实施抓捕。得知他们没吃早餐后，民警主动为其购买了早餐，并将警车停在离学校200米外的转角处，目送孩子进入学校才离开。民警的这些举动，让作为母亲的嫌疑人深受感动。这一事情被媒体报道后，260万名网民为民警的暖心之举点赞。　　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南海，民警在抓捕过程中协助嫌疑人的孩子看病，感动不已的嫌疑人主动交代了违法犯罪事实。当时各大主流媒体也纷纷报道了此事，称赞民警的“温情执法”。　　“实践证明，执法规范化建设带来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规范执法的前提下，佛山不时涌现出民警温情执法的暖心瞬间，很好地诠释了佛山公安追求的‘有温度的执法’‘有温度的安全感’的警察执法形象，实现了执法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向百名说。　　打通痛点难点堵点　　服务群众回应期待　　念民之所忧，行民之所盼。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这给公安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2005年，佛山公安率先注册全国公安最早的官方网络发言人ID，佛山公安微博被认证成为全国第一个公安微博，零距离为网友答疑解惑，这对我影响很深。”向百名回忆，当年在基层派出所工作的他，还在线上回答过网友的提问。　　在这简单的一问一答中，向百名看到的是，公安机关已经从原来单纯的执法者与管理者向执法者与服务者统一体的转换。从那之后，他一有空就往辖区跑，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地记满了群众的家长里短。　　“不要害怕群众的抱怨声，抱怨声里有期待。”向百名始终坚信，只有主动沉下去，把问题“捞”上来，打通群众生活中的痛点、难点、堵点，化民意为满意，群众的“抱怨声”才有可能变成“称赞声”。　　2021年年初，向百名将目光投向当下火爆的短视频领域，借鉴佛山公安开创网上警民对话的经验，通过禅城公安自媒体平台和网络直播，推动开设“你举报·我行动”专栏，随时接受群众的举报和意见建议，定期设计民生互动议题，鼓励市民通过随手拍、互动留言等方式，积极举报或提供困扰民生的治安、交通、消防等方面的违法犯罪和安全隐患线索，探索公安机关听民声、汇民智、办实事、解民忧的新举措。　　“不问不知道，群众反映的问题还真不少。别觉着这是小事，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些都是影响生活、生计的大事。”每一句“抱怨声”，向百名都会用心倾听，并迅速组织开展打击整治行动，以有力的举措回应群众的关切与期盼。　　干得好不好，百姓说了算。“你举报·我行动”推出百日，违停堵路、僵尸车占道、噪声扰民等整治行动，通过直播和短视频向全网广而告之，获得超过9800万播放量和990万点赞。　　2021年5月，佛山公安紧跟广东省公安厅步伐开通“局长信箱”，方便群众表达诉求。2022年4月14日，向百名收到“局长信箱”工作专班转来的一封求助信，家住南海官窑的林先生称自己被诈骗20余万元，希望公安机关帮忙追回。在向百名的统筹推动下，案件得以快速侦破，嫌疑人落网，嫌疑人家属退回15万元给林先生。5月20日，林先生又往“局长信箱”寄来一封信，但这次，信里满是感激。　　如今，这样的一幕在每个上学日都会发生：早上7点，在佛山各小学、幼儿园门前，一辆辆私家车在交警的指引下，刚在学校门口护畅区停稳，就立刻有穿着“全民护安护畅”马甲的家长志愿者、学校老师来到车旁，护送孩子安全进校门。　　校门交通不再拥堵、孩子安全得到保障，这一切，源于2016年，禅城公安在全国首创“警家校”护畅模式。　　“数年前，学校门口交通混乱的问题是全国各大城市存在的共性难题，佛山禅城公安率先用实际行动去破题。”向百名颇为自豪地说，在这场革新中，他是见证者、受益者，更是接力者。　　2019年，向百名在之前便民举措的基础上细化服务，将“警家校”护畅模式升级为“警家校”护安工作机制，努力实现从交通护畅向治安秩序维护、应急事件处置的维度延伸，不断激发全民共建共治共享潜力。　　当群众还在为校园及周边的变化感到欣喜不已时，他已经将目光投向商圈、旅游景点及村镇，实现工作日有“警家校”、节假日有“警商旅”、农村地区有“警村社”护畅的工作格局，有效缓解重要节点和重点部位的交通拥堵问题。　　“这十年，佛山汽车保有量迅猛增长，到了2021年，佛山每3人就有1辆车。”向百名坦言，交通脉络是城市的血管，要解决路与车供需失衡的矛盾，公安机关必须有所为。　　2021年7月，佛山印发《城市“畅通工程”两年行动方案》，佛山公安迅速响应，推动全市智能交通由碎片化向一体化发展。而在南海，“压”是向百名亮出的第一把板斧。　　2021年，南海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6.3%、13.7%，道路亡人交通事故连续16年下降。今年5月1日开始，一项项“史上最严”整治举措在南海相继开展，直指摩电整治“痛点”。经过20天的集中整治，全区涉摩电一般事故同比下降63.24%，其中亡人事故同比下降87.5%。　　“通”则是向百名亮出的第二把板斧。打造道路平峰期绿波带、快速梳理全区交通拥堵节点，与交通局等部门合力下好“交通一盘棋”，经过“微创式”改造，全力打通南海交通“大动脉”。崭新的柏油马路、重新规划的交通线路标识、新增设的路灯、数条被打通的断头路……市民纷纷感叹，“南海变得不一样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坚持改革与创新双轮驱动，培育“放管服”创新沃土。2018年，根据党中央对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出的新要求，公安部向全国公安机关提出明确要求，大力实施公安大数据战略，着力打造数据警务、建设智慧公安。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从以往多次排队、多次往返的“公章跋涉、审批苦旅”到如今动动手指头高频服务事项上网就“搞掂”、需到前台办理的只要进一扇门就能办结……十年间，便民举措密集出台，惠民红利持续释放。“这体现了政务服务底层逻辑的转变，创新的大思路要对接上群众的小日子，方能融入群众，把根扎下。”向百名认为。　　勇立潮头敢争先，在群众的期盼和上级的引领下，向百名身上从不缺乏为民改革创新的实践印记：　　2019年，禅城公安率先推动建成使用全市首个“智慧办证大厅”，实现80%以上的出入境常规业务“一站式”自助办理；在全省首批推广使用政务服务一体机进社区，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飞跃。　　2021年，运用大数据赋能，在全市率先投入使用24小时公安“一门式”智能服务机器人，提升市民办证体验；率先推动引入全市首个“健康防疫检验设备”，办事群众只需将身份证放进该设备的读卡器上进行悬空识别，两秒就能显示个人健康码，又快又安全。　　创新服务提速不止于此。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向百名推动南海公安又推出包括10项便民利民服务措施和10项民生实事在内的便民服务“大礼包”，在变与便中，让老百姓有更实在、更丰盈的获得感。　　“再也不用为了办身份证跑回老家了”“办理业务只要动动手指，就可轻松搞定”“便民惠民真真切切”……在群众发自肺腑的称赞声中，向百名更加坚信，对人民的热爱，行要胜于言。　　谈及未来，向百名说自己将继续秉持为民初心，忠诚履职，让守护的城市变得更有质感、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制图/李晓军来源：法治日报  

   　这里，曾经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　　这里，曾经是深受毒品侵害的毒情重灾区。　　这里，是大凉山，是禁毒人民战争的前沿阵地。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公安局禁毒缉毒支队与中共凉山州委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担负着全州禁毒攻坚指挥协调及主力军的职责，用汗水和生命践行初心使命。　　近五年来，凉山州公安局禁毒缉毒支队荣获集体一等功1次，集体二等功5次，获得“全国公安机关扫毒行动”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涌现出“全国禁毒工作先进个人”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忘我奋战　　“我是土生土长的凉山人，亲眼看见毒品给家乡造成的一幕幕悲剧，太明白禁毒民警肩上的责任有多重……”凉山州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原凉山州公安局禁毒缉毒支队支队长武森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多年来，凉山州公安局禁毒缉毒支队民警以生命为刃、以鲜血为戟，一次次逆行而上，殊死而战。　　在禁毒斗争中，支队先后有5名民警因公殉职、50余名民警光荣负伤。他们将一腔热血洒向这方天地，筑起凉山禁毒路上不朽的精神丰碑，激励着更多的人接续奋斗。　　“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天下无毒’的梦想，我们将沿着先辈的足迹，在禁毒的路上坚定前行。”全国公安二级英模、凉山州公安局禁毒缉毒支队支队长周脉军说。　　“每次冲锋，我觉得他们依然和我并肩向前。他们没走完的路，我和活着的战友将坚定地继续走下去。”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凉山州公安局禁毒缉毒支队查缉大队副大队长沈东说。　　那一年，面对疯狂逃窜的嫌疑车辆，沈东顾不得耳边呼啸的子弹，驾车冲了上去，将嫌疑车辆逼停，拼死将嫌疑人制伏。此时，两百多发子弹早已把车身打得弹痕累累。　　干禁毒，危险如影随形。支队民警早已记不清，多少次舍生忘死的追捕、多少次披荆斩棘的攻坚、多少次与子弹擦身而过……　　近五年，凉山州公安局禁毒缉毒支队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5772起，缴获各类毒品2958千克，一批部督省督特大跨境贩卖毒品案件全面告破。毒品来源地、去向地为凉山的毒品刑事案件数，从峰值的1039件、1758件分别降至9件、11件。　　使命在肩　　“我们这代人面临的毒品问题，绝不能让其再危害后代子孙。凉山强化举措、铁腕禁毒，从根上破解，全方位攻坚，目前初步形成了毒品治理的‘凉山模式’。”凉山州副州长、州公安局局长梁小辉说。　　今年35岁的沙马，曾是一名建档立卡贫困吸毒人员，在支队民警的关心下，经过两年强制戒毒、三年绿色家园戒治康复，现已成功戒毒、回归社会，目前从事汽车修理工作，每月收入超过5000元。　　面对吸毒人员基数大、毒品肆虐、吸食传统毒品人数占比高的特殊毒情，支队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新路径，推动建成集社区康复、就业培训、回归安置等功能于一体的戒治康复体系，自主研发3个平台系统，涉及5.2万名吸毒人员，毒品消费市场全面萎缩。2021年，全国查获凉山籍复吸人员从峰值的6993人降至191人，全国新发现凉山籍吸毒人员从峰值的7459人降至170人。　　全域出击　　近年来，凉山掀起了全社会合力攻坚的禁毒巨浪。　　自脱贫攻坚战开展以来，凉山主动将毒品治理融入其中，州、县、乡、村“四级书记抓禁毒”落地落实，创新实施毒品预防教育工程，民间力量也参与其中。　　经过努力，凉山籍外流贩毒人数从峰值的1604人降至2021年37人，全州1.38万名建档立卡贫困吸毒人员全员脱贫，因毒致贫、因毒返贫问题得到全面遏制，人民群众对禁毒工作满意度高达98.6%。　　2020年10月，国家禁毒委在凉山召开全国禁毒工作现场会，凉山州7个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县相继“摘帽”，标志着困扰凉山长达20余年的“毒情标签”被全域摘除。　　随着禁毒攻坚的不断深入，凉山州社会治安持续向好，饱受毒害的凉山大地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来源：法治日报  

“天下之本在家。”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每个人都离不开家庭，也都享有家庭幸福。可以说，家庭幸福是人生幸福的基础和起点，“拥有时不觉得有什么，而一旦失去，就会觉得特别可惜”。曾经一段时间，有关家庭、伦理的影视作品大量占据荧屏，比如《都挺好》《父母爱情》《情满四合院》之类，其要旨是在唤醒人们对家庭的珍惜和热爱、对家庭幸福的反思。特别在社会节奏加快、人们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当下，家庭因其在给予人们休憩、修养、支撑甚至疗伤作用方面，所起到的其他任何环境都无法比拟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重视家庭，这一中华优秀伦理文化传统，在今天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家教就是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第一课堂，也是影响每个人终身的资源或者财富。家庭教育之所以很重要，首先在于它的无可替代性，父母是第一老师的角色任谁也代替不了，有人因此把家庭教育称之为人生第一教育。正如哲人所言，“人终其一生都走不出自己的童年”。在步入学校之前，我们主要接受来自父母的家庭教育，包括言传和身教。可以说，家教是牢牢扎根于每个人的记忆最深处，深刻影响每个人思维习惯、性格特点、处世原则的基石。历史上，“孟母三迁”“画荻教子”“岳母刺字”“封坛退鲊”，太多的典故反映了家教作为第一教育的重要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接受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今后的人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家风者，家庭之风气也，它非一朝一夕形成，是有一个行为——习惯——风气的发展过程，在一个家庭被千百次重复，慢慢就会变成一种习惯，习惯久了就会“成自然”，变成家庭风气之类的东西。有的家风的形成可能是需要一代人、几代人乃至十几代人的努力和积累。像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家风是质朴与执着一脉相承。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一直没有停过，他把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杂交水稻。攻克一个个难关，水稻的亩产量一次次刷新。袁隆平九十岁时，仍坚守在科研一线，不断地追求水稻产量的突破。袁隆平说：“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足够了。”正是这份质朴和坚定，让他在重重困难面前不灰心、不放弃，脚踏实地做好每一次实验，总结每一次经验。半个世纪，袁隆平只在做一件事，那就是研究杂交水稻。他常说：“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他不住豪宅、不坐豪车，把经费全用来搞科研。国家奖励他的青岛市国际院士港的别墅，他改成了研发海水稻的科研室。他十几年都在路边摊剪发，穿的衣服也是百十块钱一件，一穿就是好几年。即便是大家心目中的科学界“巨富”，但生活依然简朴，他最看重的是脚踏实地“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并把这份坚定的意志，传递给儿子、孙女。在教育孩子上，袁隆平向来不喜欢太过严苛的方式，他总是尊重和支持孩子的选择。不过在父亲对农业执着坚守的影响下，孩子们对农业领域也有了更多的关注。他们从父亲身上学到了朴实无华、低调内敛、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质。从父亲袁隆平身上，他们学到了低调为人，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品质，这是一辈子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来源：廉洁海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