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美国在南海的行动一直备受关注。美国将南海视为“自由航行”的重要航道，并声称其对南海的侦察活动是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必要手段。然而，事实上，美国并未获得任何国家的授权，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进入其他国家的领空，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更是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近日，美国媒体传出来一段视频，视频的内容是关于美军侦察机和中国战斗机在南海空中的事。这个视频交待了发生时间是在5月26日，当时，美军侦察机RC-135正在中国南海侦察，正飞行时，突然，美军侦察机前方突然穿出来一架解放军战斗机，就是说，解放军战斗机做出了一个拦截动作。事发后，美印太司令部无能狂怒，称中国战机在距离美国RC135侦察机前400多米的空域，试图“利用尾流”来扰乱美国军机的飞行态势，是极其不负责任且危险的行为。美国军方释出歼16进行拦截的影片，显示歼16从前方横向飞越后，RC-135侦察机的驾驶舱经历了明显晃动。截止现在，这件事虽然我国官方还未对此进行正面回应，但在美军方主动对外公布视频画面后，包括美国民众在内的大量外国网友却坐不住了。这些外国网友并没有在网络上抹黑中国、抨击解放军，反而公开称赞解放军军机的做法是正确的，并纷纷拍手为解放军叫好。实际上，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件，今年以来，美国已经多次派出RC-135侦察机，在我国南海进行挑衅性侦察，并且试图闯入我南海领空。而解放军空军也多次出动歼16等战机进行拦截和驱离，美军方却无耻叫喊道，称当时美军RC-135侦察机，只是在南海“国际领空”进行“安全巡逻行动”，而中国歼16战机则进行了“没必要的挑衅行动”，可以看出这是美军这次是吓坏了，又把自己当作受害者了。美国的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对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美军在南海的频繁侦察活动已经引起了地区各国的广泛关注和反感。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美国应该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避免对其他国家的侵犯和挑衅行为。南海再现拦截事件引发了中美之间的争议，突显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国际法的重要性。在解决南海争议的过程中，各国需要通过对话和协商寻求共同利益的平衡，并遵守国际法的规定。只有通过和平与合作，才能实现南海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在台湾地区动作频频，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计划以“总统提用权”方式向台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援助。此外，美方近期还派遣了百余名军人入台协助训练台军，实地了解台军训练模式优缺点并提供建议。面对美方不断的挑衅行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大校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坚决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了警告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解放军近来派遣了大批军机飞向台海，解放军军机绕台已成常态，看着军机经常在台岛上空飞来飞去，台湾民进党或许是害怕了。在面对两岸的紧张局势时，台当局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预言了开战后果。据悉，邱国正25日称，应尽量避免战争，一旦开打真的很惨，因为已经没有前方、后方之分。据悉，15日，台军开展了“汉光”演习计算机兵棋推演，这场推演于19日结束，持续了5天4夜。据环球时报23日报道，此次“汉光”兵推是邱国正首次主持计算机兵推，兵推的想定是台军以现有兵力和武器装备，与解放军两个航母战斗群的“最大化兵力”对抗。此外，美军也参与了“汉光”兵推，不过台媒称，来台前，美方观摩团与台军方开过3次协调会，但兵推过程不曾介入。对此，军事专家张学峰认为，依照目前两岸军事实力对比，对于台军而言，“汉光”兵推无论怎么推，都是一盘死局。此次兵推阶段，美军“观棋不语”；未来一旦台海有事恐怕会“见死不救”。这也正如台海问题专家邱毅教授此前预言，解放军一旦出手收复台湾，美国绝不会出手帮忙。

晚清时期有着四大名臣，分别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还有左宗棠，在那个慈禧统治的年代，清王朝早就开始变得腐朽不堪。朝中的大臣也都是一些只会阿谀奉承的奸臣，他们四个还算是清朝时期仅剩的几个清醒的人。他们四个人中，李鸿章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有的人还说李鸿章就是一个卖国贼，中国和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几乎都有着李鸿章的身影。可以说大部分的土地都是在他的手上割让出去的，所以很多人就将这一切都怪罪在他的身上。其实这一切的责任都不应该让李鸿章一个人来负责，毕竟他也只是慈禧手下的一员小兵，所有的事情他还得听从慈禧的安排。而且李鸿章他在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也是据理力争过的，甚至在签订马关条约时还遭到了小鬼子的暗杀。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李鸿章还为大清朝省下了两亿两白银。在签订条约时李鸿章还对日本人放了一句狠话，让日本的谈判者集体都陷入了沉默，现在他说的话也全部变成了现实。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列强就把中国当成了他们自己家的后花园，随时都会来到中国大捞一笔，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日本鬼子也看着眼红，他们也想要分一杯羹。奈何他们实力没有西方各国强大，所以他们就只好先对我国进行试探，于是就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可是这一次战争清王朝还是输了，这就让鬼子变得嚣张了起来，开始狮子大张口，向中国索要赔偿。李鸿章就奉命去和日本鬼子谈判，商量赔偿的具体方案，日本人就是看在清朝腐朽好欺，所以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索要了很多。他们不仅要清王朝将辽东半岛割让给他们，他们还要求将台湾岛也割让给他们，同时还索要了大量的白银。李鸿章作为清朝的代表自然是不会答应日本无耻的条件，所以第一次谈判并没有成功。后来又过了几日，李鸿章才和日本进行了重新的谈判，不过日本的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李鸿章也没有办法，就生气的对日本人谈判官伊藤博文说你们可要想清楚了，如果你们现在还是执意要台湾岛。那么以后日本和中国必定就会结为世仇，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一定会洗刷你们留给我们的耻辱，日本人听了之后就集体的陷入了沉默。李鸿章的话虽然没有让伊藤博文改变想法，不过伊藤博文却给了李鸿章一个高度的评价就是具有远大的目光，还有利落的手段。可见李鸿章他的确是一个人才。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像中国人那样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给以全面、深入的批判在世界历史上是令人瞩目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晚近出现的传统文化复兴的诸多现象，也引起了相当普遍的关注。这似乎表明，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始终与“传统”的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人们喜欢或不喜欢孔子和儒家，事实是，在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家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中国文化的形成上起了主要的作用；以至于人们有时把儒家传统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以孔子作为文化认同的象征。另一个事实是，20世纪的革命运动和现代化变革，给孔子和儒学的命运带来了根本的变化；在20世纪的文化运动中，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反省、批判可以说占了主导的地位。而跨入新的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在世界地位的提高，要求对孔子和儒家思想文化重新认识的呼声也不断出现。在这样一个呼唤“文化自觉”的时代，我们期待把孔子和儒家的问题放进古老文明现代发展的纵深视野，置诸全球化的现实处境，以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相结合的态度，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推进到一个更深入的水平。让我们先举出与“孔子与当代中国”问题有关的三种思想史的解释方式，然后尝试描述与“孔子与当代中国”问题相关的现实处境。一“孔子与当代中国”，这个题目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约瑟夫·列文森40年前的名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尤其是，这部书中正好就有“孔子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地位”一章。在这一章的结尾，列文森说：“20世纪的第一次革命浪潮真正打倒了孔子。珍贵的历史连续性、历史认同感似乎也随之被割断和湮没。许多学派试图重新将孔子与历史的延续、认同统一起来。共产主义者在寻找逝去的时光中发挥了作用，并有自己明智的策略和方法：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孔子的真相，置孔子于历史。”[1]那么，什么是“置孔子于历史”？列文森的这部书中有一部分，名为“走入历史”，这意味着，在他看来，儒家思想文化在1950—1960年代的中国，已经丧失了任何现实的存在和作用，成为“过去”，而走进了历史。正如他评论当时中国的文化政策所说：“共产主义者可以使孔子民族化，使他脱离与现行社会的联系，脱离今后的历史，将他回归于过去，只把他当作一个过去的人物对待。”[1]。与后来的“文革”不同，在1960年代初期的一个间隙，对孔子的比较平心静气的学术讨论曾一度短暂地浮现，列文森对此加以评论说：“与这些历史遗物相同，共产党也没有必要非从精神上彻底抛弃孔子不可，所以孔子也能受到一定的保护，也有存在的价值。共产党不是要剥夺他存在的意义，而是取代他的文化作用。简言之，保护孔子并不是由于共产党官方要复兴儒学，而是把他作为博物馆的历史收藏物，其目的也就是要把他从现实的文化中驱逐出去。”[2]孔子当然是一个过去的人物，但是，这里所谓使孔子回归过去，是要使孔子仅仅成为“一个逝去的古人”，其真正意味是使孔子的思想成为过去，使孔子思想在今天没有任何影响，使孔子及其思想成为博物馆中保存的历史遗物，在现代社会没有任何作用。这样，所谓置孔子于历史，就是“把孔子妥善地锁藏在博物馆的橱窗里”。应当承认，60年代的列文森在评论60年代的中国文化政策时，他的评论没有任何受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的迹象，他甚至对中国当时采取的文化政策与方法有某种同情的了解，显示出历史学者平实、冷静的态度和风范。由此也可见，列文森有名的“博物馆收藏”的比喻，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文化主张，而首先是他对1950—1960年代中国的文化政策的一种旁观的概括；其次在这种概括下也包含了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知和判断，即儒家已经“走入历史”。而一个走入历史的孔子，应当既不受崇拜，也不受贬斥，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反击的目标。二列文森死于1969年，他虽然未及看到70年代前期的批孔运动，但“文化大革命”高扬破除传统思想文化的口号，显然给“博物馆收藏”说带来了冲击和困惑。难道，对已经走入历史的博物馆收藏物还需要大动干戈地“继续革命”么？然而，这样的困惑对李泽厚并不存在。1980年李泽厚发表了他在70年代末写的《孔子再评价》，他的思想特色，是把孔子和儒家思想把握为“一个对中国民族影响很大的文化——心理结构”，以此作为解释孔子的一条途径。在这个解释下，孔子根本没有“走入历史”，而是始终作用于历史和现实之中。他指出：“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视的是，它的思想理论已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这已经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3]在李泽厚看来，这种心理结构化为民族智慧，“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的存在和文明，具有相当强固的承续力量、持久功能和相对独立的性质，直接间接地、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支配甚至主宰着今天的人们，从内容到形式，从道德标准、真理观念到思维模式、审美情趣等等”[3]。文化心理和民族智慧虽然并不是超时空超历史的先验存在物，但在20世纪它显然不是走入历史的死的木乃伊，也不是无所附着的幽灵，而仍然是一种持久、延续的、活的、深层的存在。根据李泽厚，儒学在历史上所依托的传统教育制度、政治制度、家族制度等在20世纪已全面解体，走入历史，但儒学并没有因此完全走入历史，因为它已化为民族的性格。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和儒家思想当然不是博物馆的收藏品，而是在当代现实生活中，在大众、知识分子、政治家内心存活着的、作用着的东西。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人能否认李泽厚的这一看法。因此必须承认，儒家对中国人的行为和心理的影响是中国的现实，是所有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必须面对和认真对待的基本国情。三同样明显的是，儒家思想既不能归结为走入历史的过去式遗存，它的超越历史的意义也不仅限于文化心理结构的存在，它还具有更广泛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的意义。本杰明·史华慈曾针对列文森的博物馆比喻，提出图书馆的比喻，认为思想史不是博物馆，而是图书馆，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这一点。从思想史传统和资源的角度来看，这是很重要的。黑格尔早已说过：“思想的活动，最初表现为历史的事实，过去的东西，好像是在我们的现实之外。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领域里，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在的，那个有共同性和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4]也就是说，思想史上“过去”的东西，同时也在我们的“现实”之中。而在本体论上说，“过去”乃是规定着现在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东西。这个我们可以是个人、族群、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图书馆的比喻就远不够了。就思想史而言，黑格尔认为，思想史的生命就是活动，“它的活动以一个现成的材料为前提，它针对着这些材料而活动，并且它并不仅是增加一些琐碎的材料，而主要地是予以加工和改造”。[5]过去的传统把前代的创获传给我们，每一世代的文化成就都是人类精神对全部以往遗产的接受和转化，因此传统是每一时代精神活动的前提。列奥·施特劳斯同样强调，古代伟大的哲学家的学说，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了解古今社会，我们不仅必须了解这些学说，也必须借鉴这些学说，因为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在我们今天依然存在。[6]。他甚至断言，古代思想家的智慧，要比现代智慧更为优越，这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了。儒家作为文化资源或思想史的意义，就是指儒家的道德思考、政治思考、人性思考等仍然可以参与当代的相关思考而有其意义。四论及文化传统，自然要提起爱德华·希尔斯的经典著作《论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其导言中曾专列一节，名曰“社会科学对于传统的无视”。他认为当代社会科学受启蒙运动的观念影响，接受了怀疑传统的态度和不能容纳传统的“社会”观念。他说：“读一下当代社会科学家对特定情况中发生的事情所作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会提及参与者的金钱利益、非理性的恐惧与权力欲，他们用非理性认同或利害关系来解释群体内部的团结，他们还会提及群体领导的策略，但是他们很少提到传统与重大事情的密切关系。现实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不提传统。”[7]他以为，社会科学坚持“现实现地”的研究，而忽视时间的“历史向度”。因此，“行动的目的和准则，接受这些目的、准则的根据和动机，以及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信念、惯例和制度重复出现的倾向，往往都被认为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社会科学各分支在理论上越发达，就越不注意社会中的传统因素”[7]。据希尔斯分析，社会科学对传统的忽视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科学家接受了进步主义的观点，于是厌恶传统把传统视为落后甚至反动，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正走在一条无传统的道路上，“利害关系”和“权力”将支配人的行为。他举例说：“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当然不是热衷于进步的人，但他持有一种普遍观点，他认为归根结底有两种社会，一种是陷于传统的社会，而在另一种社会里，行为的选择标准是理性的计算、以达到最大的利益满足。……按照这个观点推论，现代社会正在走向无传统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行动的主要根据是借助理性来追逐利益，而传统则是与这种现代社会的风格格格不入的残余之物。马克斯·韦伯在论述现代社会时，显然没有给传统多少位置，虽然他在表达这一点时表现出特有的悲剧式的雄辩。”[7]希尔斯对现代社会科学的批评也许过于严厉了，在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不少社会科学学者一直致力于与儒学传统相关的研究，如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尤其是香港社会科学学者，在这方面可谓着了先鞭。但希尔斯的批评肯定是有的放矢的，直指经济学、政治学的学科习惯和“理性经济人假设”等新的社会科学教条，也很能针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多数学者的心态。事实上，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都应关心、思考包括传统问题在内的社会、文化问题，以及其他公共领域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希尔斯也指出，20世纪人们已经对现代文明加以反思，现代文明是科学的、理性的、个人主义的，也是“享乐主义”的。“人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责难之一是，资产阶级社会使人类脱离了赋予存在的意义的秩序”，而传统正是这种意义秩序的组成部分，传统是此种秩序的保证，意义的来源，是文明质量的保证。现代社会在理性化和除魅的同时，也丧失了伟大宗教所提供的意义。由是他批评韦伯低估了传统的权威以及体现传统权威的模式和制度对现代社会这种发展的抗拒力量，在他看来，相对于现代社会的各种力量如科层化而言，对实质性传统的崇敬、对既存事物的尊重、宗教信仰、克里斯玛常规化的制度、累积的实践经验智慧、世系与血亲感、对地方和民族的归属感等，在现代社会仍有力量。他指出，实质性传统已不像从前那样独占社会中心，“然而实质性传统还继续存在，这倒不是因为它们是仍未灭绝的习惯和迷信的外部表现，而是因为，大多数人天生就需要它们，缺少了它们便不能生存下去”[8]。在这个视野之下，儒学当然是属于他所说的“实质性传统”。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在道德重建和社会正义的要求日益突出的时代，我们需要更严肃地考虑传统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五跨入21世纪以来，传统文化普及日益发展，民众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热情持续增长。据国际儒联的一份报告，全国各地幼儿园、中小学开展的以诵读蒙学与四书为主要内容的普及活动方兴未艾，估计有1000万少年儿童参加，在这1000万人背后，至少还有2000万家长和老师。这些活动主要是民间的力量分散、自发地组织开展的。这些传统文化普及活动，以养成社会价值观和传统美德为中心，着眼于道德建设和人格成长，追求积极的人生，受到了社会的积极的关注。其中如北京的一耽学堂，天津的明德国学馆等普及儒学的民间团体，以“公益性”为宗旨，组织志愿者身体力行，颇受好评。这些被称为草根性的儒学普及活动，在新一波的国学热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在教育文化界，素被认为以坚持意识形态优先而著称的人民大学，在2002年率先成立了孔子研究院，此后大学的儒学中心遍地开花，《论语》等儒家经典的今人解说，更是俯拾皆是。据估计，2007年有上百种解读《论语》的新书问世，印刷量将创历史纪录。企业界精英学习了解传统文化的热情一直有增无减，大学举办的以企业管理人员为对象的国学班正在四处发展，与蓬勃发展的中国民营经济形成了配合的态势。同时，也出现了由企业界人士出资创办的非盈利性的以学习传统文化为主的学堂和书院。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网站目前已有几十个，互联网博客的出现更成为民间传统文化爱好者研究者的嘉年华展场，进一步激发了民间性的文化力量（参见《国际儒联工作通报》2007年6期）。所有这些，无疑都反映了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所谓“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全民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增强。另一方面，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体现出的人们精神的迫切需求，根源于旧意识形态在人们心灵的隐退所造成的巨大虚空，这种空间要求得到弥补，特别是民族精神与伦理道德的重建，成了社会公众的强烈需求。民间草根性的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热情成为这一波中国文化热的巨大推动力量，它的出现和规模，完全超出了知识精英的预期，其力量也远不是学院知识分子可以相比的。其中虽然有些盲目的成分，但无可怀疑地显示出，“文化场”不再是学者的一统天下，从而，社会和民间的文化价值取向将成为知识精英必须重视的因素。民间大众最少洋教条、土教条的束缚，他们根据自己的社会文化经验，表达他们自己的文化偏好，在文化民主的时代，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应当看到，国民心理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不会是短暂的，将是持久的，可惜我们还缺少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有深度的社会学研究。今天，“孔子学院”已经把孔子的符号带往世界各地。在某种意义上，孔子被恢复了他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地位。这标志着，在后“文革”时代以来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平反进程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看起来对于儒家是一个可喜的变化，然而，在我看来也更是一个挑战。我在这里指的还不是一些人出于不同的动机而利用这种变化，而是指，近几十年来为了反抗对它的不合理的批判，儒家学者往往把主要精力用于在文化上的自我辩护和哲学上的自我发掘。而今天，当不再需要把主要力量置于文化的自我辩护的时候，儒家的社会实践，除了坚持其一贯在文化教育、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上的努力之外，如何面对当今世界、当今社会的现实处境（包括扩大民主、社会正义和公共福利等）而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态度，不能不成为新的考验。六就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大陆）而言，可以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革命的延续，后一阶段为改革的兴起。而在跨世纪的门槛上，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20世纪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文化上看，正如中国的经济一样，我们今天已经处在一个与五四时期、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与文化革命时期、与改革开放启动时期都完全不同的时代。革命早已成为过去，经济改革已基本完成，这个时代的主题不再是“革命—斗争”，甚至也不再是“改革—发展”，用传统的表达，进入了一个治国安邦的时代。在文化上，从上个世纪的“批判与启蒙”，走向了新世纪的“创造与振兴”。儒学不是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儒学也不是启动改革的精神动源，因此儒学在20世纪的被冷落，是理有必然的。与相对短时段的革命和改革而言，儒学正是探求“治国安邦”、“长治久安”的思想体系。时代的这种变化在领导党的观念上已经表达出来，“执政党”概念在近年的普遍使用，鲜明体现出领导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自我意识的转变。这一点应当得到肯定。而执政党的任务就是要把注意力平实地集中在治国安邦的主题上。与此相伴，执政党的政治文化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从江泽民的哈佛演讲，到胡锦涛的耶鲁演讲，以及温家宝的哈佛演讲，无可怀疑地显示出执政党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倾向。21世纪中国领导人的演讲，以自强不息、以民为本、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为核心，无一不是从中国文明来宣示中国性，来解释中国政策的文化背景，来呈现中国的未来方向。以“和谐”为中心的执政党的国内政治理念和口号，也体现着类似的努力，即探求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来构建共同价值观、巩固国家的凝聚力，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大量、积极地运用中国文化的资源以重建和巩固政治合法性，已经成为21世纪初执政党的特色。放眼未来，这种顺应时代的发展只会增强，不会减弱。这与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的“去中国化”努力正成对比。所谓“再中国化”，当然并不表示此前的、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政治、文化缺欠中国性，而是指自觉地汲取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资源，正面宣示对中国文明的承继，更充分的中国化，以应对内外现实的复杂挑战。这种再中国化，也决不表示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好东西”的拒绝，因为它只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连接传统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它重在表示与“和传统决裂”的不同态度，肯定了现代中国必须是根于中华文明原有根基的发展，表现出复兴中国文明、发展中国文明的文化意识。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讨论“孔子与当代中国”所不可忽视的背景。至于全球化浪潮下的文化多样性和自主性问题的突出，就不在这里叙说了。毫无疑问，传统的复兴决不是要回到过去，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复古”批判具有当时政治的针对性，那么，今天任何对传统的关注，都是对现实的一种救治和补充，没有任何人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回复到古代。事实上，历史上的所谓复古也大都是变革的一种形式，人们从来都是“古为今用”的。无论如何，传统是不可或缺的，但传统不是完美的；传统是延续的，但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传统既要经过接受，也要经过修改；发展、变化、转化充满了传统传延的过程。而且传统的传延更依赖于诠释，而诠释总是反映着时代的新的变化，包含着新的发展。我们所期待的是，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密切交流，以理性的态度、开放的心态，在学理上深入探讨有关儒学与当代中国的各种课题，以适应、促进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更好发展。20世纪对儒家思想文化从启蒙和现代化的角度进行的批判可以说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了最深入和全面的程度；同样，对这些批判的回应，在20世纪也达到了深入和全面的呈现。因此，重要的不是简单重复20世纪有关儒家文化讨论的已有论述和观点，更不是肤浅地追逐文化的热点，而是应当适应时代的变化，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直面文化、价值、秩序的重建，发展出新的问题意识和寻求新的解答，在这一点上，我们期待着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的深入沟通与全面合作。注释：[1]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343页。[1]同上书，第336页[2]同上书，第338页。[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3]同上书，第297页。[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7页。[5]同上书，第9页。[6]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上，“第一版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7]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7]同上书，第10页。[7]同上书，第12页。[8]同上书，第406页。原载《读书》2007年11期标题为《孔子与当代中国》后收入《守望传统的价值：陈来二十年访谈录》中华书局2018年版，改为现标题

阿拉伯人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谚语“人间若有天堂，大马士革必在其中天堂若在天空，大马士革必与之齐名”人间的天堂，上天的恩赐如今战争的“风暴眼”叙利亚，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燎原的战火燃遍这个曾经安宁平静的文明古国在这里，左手浮华，右手血泪七年前叙利亚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叙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爆发军事冲突引发大规模内战“伊斯兰国”势力崛起进入叙利亚，攻城拔寨美国、俄罗斯介入叙利亚战场打响“反恐战争”土耳其、以色列等各方势力纷纷介入叙利亚冲突升级，战争一场又一场4月13日美英法又突然对叙利亚进行了精准打击七年旷日持久的连绵战火让叙利亚城市满目疮痍 古迹摧毁殆尽万千生灵涂炭 百姓流离失所叙利亚人眼前是山河破碎在叙利亚古城阿勒颇4000年的文明与繁华被从天而降的炮火摧毁成一片废墟数十万人被迫踏上逃亡之路曾经车水马龙、井然有序的街道如今千疮百孔、破败不堪曾经商品琳琅满目、市场熙熙攘攘如今空无一人、一地瓦砾校园里荒芜破败墙壁上遍布弹孔孩子们泪流不止饥饿、恐惧、无助持续7年的冲突造成至少35万人死亡150万人致残近1100万人流离失所千万叙利亚难民携老扶幼走上生死未卜的逃亡之路战争带来一幕幕人伦惨剧在这里没有人谈什么自由他们只是想活着“宝贝，不要哭，爸爸会保护你”这位难民爸爸正在从小艇上岸在大浪中 他拼尽全力守护惊恐万分的孩子3岁叙利亚幼童小艾兰没能到达欧洲而在土耳其南部海滩上长睡不醒这一幕，刺痛了全世界公众的心满面愁容的父亲，抱着熟睡的女儿在街头兜售圆珠笔梦想何其简单只是为了和家人一起活下去千千万万的叙利亚难民愿望何其卑微活下去，活下去总有一天，能重返家园漫漫逃亡路有人葬身烟波浩淼的海上有人倒在长途跋涉的路上还有人，尚未离开，已然离去还记得，10岁盲童Ansam和小伙伴们在大马士革一片废墟中唱起一首《心跳》他们因战争逃离故乡有人甚至7次举家搬迁他们在残垣断壁中的天籁之音让人听到流泪愿世界和平！当你在为梦想打拼当你探索生命乐趣当你享受阖家欢乐当你迎接新年钟声在世界的那一边怎样的恐惧正挑战着人性和尊严颠覆着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常理这不是一个和平的世界也不是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些在恐袭与战争的夹缝中求生的人们用无助和悲伤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是多么值得庆幸美国拉斯维加斯露天音乐节上枪声大作58人死亡逾500人受伤这场美国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枪击事件之一成为了经历者永远的噩梦英国曼彻斯特体育馆传来一声巨响沉醉在音乐中的人们没有想到这竟是一场爆炸袭击有人尖叫有人哭喊有人流血美国佛罗里达劳德代尔堡机场发生枪击案乘客被疏散到停机坪他们企盼的眼神是在等待救援当恐怖袭击无处不在连听一场音乐会也成了奢求当危险成为常态还如何期待幸福的生活？埃及坦塔圣乔治教堂内发生炸弹爆炸百余人死伤长椅上的血迹让人触目惊心当生命不被尊重生命的价值也就无从谈起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站内发生爆炸横躺在站台上的伤亡者是她们的亲人吧西班牙巴塞罗那白色货车冲撞人群多人死亡她们的眼神里写满惊恐童年就这样被画上了一道暗影当安全没有保障生活都失去了原有的色彩你以为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为你默默守护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难民排队领取食物他们露宿公园和临时避难所忍受着天寒地冻肯尼亚卡库马难民营两名儿童透过铁丝网向外张望他们的童年也是彩色的吗？当温饱都成了问题自由的意义是什么？你以为伸手可得的幸福其实是很多人在为你负重前行伊拉克摩苏尔旧城伊拉克部队持续与极端组织交战逃难的伊拉克平民走过已成为废墟的家园地中海落日余晖中一只橡皮艇成为了300余人生命的寄托西班牙非政府组织的船只救起了这些茫茫大海中的难民当家不再是家时何处还能安然度夜？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很多人只能艰难求生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和平的年代只是有幸生活在和平的中国！2016年新西兰地震中国领事馆租下了所有可用的直升机把120多名中国游客一个一个安全撤离2015年年初也门安全局势突然恶化战火迅速蔓延600多名中国公民受困也门中国海军护航编队随即前往撤侨！2011年1月利比亚内战爆发局势很快失控中国政府决定启动国家一级响应把在利中国公民一个不少地撤回来！有一种感动叫祖国接你回家！有一种自豪叫祖国接你回家！祖国是家是根是力量的来源是精神的归宿不管世界多么纷乱感谢你给予我们和平让我们敢闯敢拼搏让我们敢爱敢追梦真庆幸我们身在中国这和平而伟大的国家只想说一声我爱你，中国！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圣贤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身行事、治国理政的生动写照。正己修身，他“修其心治其身”，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整齐家风，他入孝出悌，又防微杜渐，整治家风，清肃党纪；治国理政，他夙夜在公，勤政为民，不忘初心，不负期望；心怀天下，他不求一时之利，但谋天下之计，践行睦邻友好，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972年，插队回京探亲时的习近平（资料图）严以修身 良好示范“我到农村插队后，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拴到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一滴积累。我并不觉得农村7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现在条件这么好，大家更要把学习、把自身的本领搞好。”这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对青年们讲的一番话，以此激励青年要重视自我提升，勇于担当。“修身”一词始终贯穿于习近平的过往经历之中。2013年5月4日，习近平和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展厅参观的各界优秀青年代表交谈。来源：新华社2007年出版的《之江新语》记录了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思考。他在《做人与做官》中阐明了修身对于为官的重要性。他引用王安石《洪范传》里的一句“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表明领导干部既是一个要有高尚品德的普通人，也是一言一行对社会具有重要导向作用的不普通的人。做官先做人，做人必修身。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并对其内涵作了系统阐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将“严以修身”置于首位，进一步突出了严以修身作为党员干部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作风标尺的重要地位。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立政德，包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先后出台“八项规定”，整治“四风”，开展“三严三实”、“两学一做”教育，将“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作为一个合格党员的标准，重拳反腐，抓关键少数，正确引导党员的成长。习近平陪母亲齐心散步。来源：新华社强调家风 优良传承“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2013年12月31日晚间，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第一次发表新年贺词，他的办公室首度被曝光。透过镜头，我们清晰地看到书架上摆放的几张照片，分别是：习近平与家人推着轮椅上的父亲、习近平牵着母亲的手散步、他与夫人合影、他骑着自行车载着女儿。家和万事兴，家齐国安宁。习近平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习家有着从严教子、勤俭持家的家风。2012年12月23日，新华社播发人物特稿《“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其中谈到习近平走上领导岗位后，习仲勋的夫人齐心专门开家庭会，要求其他子女不得在习近平的工作领域从事经商活动。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来源：新华社家风连着党风，党风关乎民心。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将廉洁齐家列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看得见、够得着的标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制度保障是外力约束，而家风建设却是内在的提升。一个党员干部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中要处理好各种“中国式关系”，抵御不良诱惑，坚定信念和初心，离不开优良家风的建设与拱卫。正如习近平所说，健康的家庭生活，可以滋养身心，鼓励领导干部专心致志工作。反过来，领导干部的思想境界和一言一行，又直接影响着家庭其他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自己的家风家教。2016年1月12日上午，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直指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要留留神，防微杜渐，不要护犊子。干部子弟也要遵纪守法，不要以为是干部子弟就谁都奈何不了了。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处理，而且要从严处理。”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才能有整个社会的风清气正。2012年12月30日，习近平坐在河北省阜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村困难群众唐荣斌家（右二）炕上，详细询问他们一年下来有多少收入，粮食够不够吃，过冬的棉被有没有，取暖的煤炭够不够，小孩上学远不远，看病方便不方便。来源：新华社勤政为民 责任担当“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2014年2月7日，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说。考察、调研、慰问，出访、参加会议，发表讲话……习近平几乎无日不在为国为民兢兢业业。“全党同志的重托，全国各族人民的期望，是对我们做好工作的巨大鼓舞，也是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责任”“担当”始终贯穿在习近平的治国理念当中。他指出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是好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中国的发展成果，一定要让13多亿人民共享。”这份念念不忘的初心，注入一个个民生工程，将对百姓的关心变成安心和放心。2019年2月11日，在昭觉县三河村的易地扶贫安置点，彝族群众围坐在一起吃起坝坝宴，热热闹闹地庆祝乔迁之喜。来源：新华网六年多来，全国GDP从54万亿元增长到90万亿元；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以上……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000多万……40次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6次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400多个重要改革文件，推出1932个改革方案……国企国资、户籍制度、财税金融、农村土地、公立医院……一个个难啃的“硬骨头”被逐一攻破。“我不是痛并快乐着，而是累并快乐着。”习近平以一国领袖率先垂范，践行了2012年11月15日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承诺：“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这是开幕式前，习近平同外方领导人集体合影。 来源：新华社心怀天下 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立足当下世界，着眼人类发展。习近平引领中国不断前行，从顶层设计到深耕细作，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贡献智慧、提供方案。2013年3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这是他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也是他首次在国际场合向世界提出“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随后，习近平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重要外交场合多次强调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出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等，同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与进步。六年多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留下无数精彩瞬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京会议，燕山脚下鸿雁展翅，引领亚太区域合作飞向辽阔天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钱塘江上勇立潮头，推动G20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取得一系列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成果。——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掌声如潮。习近平倡导经济全球化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全球盛会应者云集。开放的中国为联动发展凝聚合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智慧。——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黄浦江边，习近平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中国，向世界张开双臂，同各国互利共赢，携手描绘共同发展新图景……东方风来，关山点染，满目苍翠。一路走来，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新征程上，不管乱云飞渡、风吹浪打，新时代的领路人带领我们继续书写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而不懈努力。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历经百年的生动实践和持续积淀，红色资源不断丰富，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红色基因不断赓续，红色精神传承弘扬，在中华大地上逐步形成了具有明确范畴、特定内涵、独特功能、特有形态的红色文化。笔者认为，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文化创造的重要成果和鲜明特征，是筑牢文化自信、凝聚时代力量、奋进伟大征程的内在支撑和强大动力。对红色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对于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发挥红色文化功能作用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红色意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积淀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和文化品格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的集合，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在自然界中，红色天然代表着火、阳光及光明，代表着血、生命及力量。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全景进程中，红色在各个主要历史时期，一直在人们的审美意识、情感认知和精神生活中处于主流地位并具有正向意义。汉字中表示红色或者与红色义项直接相关的字十分丰富，不仅有“红”，还有“赤”“丹”“朱”“绯”“赫”“绛”等等。人们常用“万紫千红”形容春天美景，用“赤胆忠心”表达爱国忠诚，用“近朱者赤”引导交友向善。孔子认为红色是大雅之色、正统之色。文天祥写下“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诗篇。梁启超用“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比喻少年中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红色一直被赋予权威、雅正、热烈、温暖、喜庆、吉祥、美好、成功、富贵、忠诚、希望、力量等积极文化寓意。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稳定的文化浸润和厚重的文化情结，为近现代红色文化的发源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革命文化中的红色锻造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构建形成的以“革命”为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的特有文化体系和精神样态。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科学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确定了党的纲领和决议，树立了远大共产主义理想，并团结带领广大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逐渐锻造形成了拥有开天辟地、改天换地之精神伟力的革命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从中国的革命实践看，革命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红色特征。早在1918年11月，李大钊就在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揭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革命斗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从嘉兴红船启航，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高扬鲜红旗帜，建立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夺取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进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为现代中国培育和铸就了强大的红色基因，将革命文化赋予了鲜明的红色底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所构建的革命文化，以完整的文化架构和明确的核心价值，为近现代红色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红色传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构建形成的以“改革创新”为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的特有文化体系和精神样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体现了文化的科学性、时代性、人民性和先进性，代表着时代进步潮流和发展要求，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承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红色的推崇，发展了革命文化所铸就的红色品格，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发扬红色传统，传承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持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艰苦创业、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接续奋斗，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高度重视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提出用好红色文化，生动传播红色文化，强调继承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感召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激扬强劲，新时代新征程奋勇争先建功立业的精气神不断提振。在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良好的文明生态和显著的实践效果，为现代红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基础。正是由于红色文化的形成发展所具有的深厚坚实基础，才铸就了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独特价值和强大张力。红色文化饱含着中国伟大革命事业底色由革命烈士鲜血铺就的深刻寓意，凝结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辉煌成就，积蓄着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使命的澎湃伟力，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持续迸发出强大力量。（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最近一对民警师徒千里奔波累瘫在高铁上的照片火了网友：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安欣！照片中的师徒俩是浙江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解放派出所65后老民警潘育民和徒弟95后青年民警周敏达1月31日深夜潘育民和周敏达从浙江嘉兴出发到四川实施抓捕任务之后两天他们又转战绵阳、成都、崇州三地他们3天奔波了近2000公里路程最终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为诈骗受害人追回损失15000元2月3日连夜办案后老潘和小周踏上了归途此时正值春节返程高峰高铁票一票难求两人只能一路站回“嘉”今年55岁的潘育民连日辗转奔波三天来不是在办案就是在办案的路上睡眠严重不足高血压的老毛病又犯了高铁开了一段路后他就渐渐站不住了只能斜靠着车厢过道徒弟周敏达正犯难时乘务员贴心地拿来一个小板凳让他能坐着稍微舒服些他觉得不好意思腼腆地向乘务员微笑致意安顿好师父后周敏达找了个座椅背后的缝隙坐下没多久就睡着了师徒两人互相调侃拍下的照片曝光后网友们坐不住了潘育民、周敏达感谢你们这对师徒赶路人有你们，我们更安心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