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杨铭宇黄焖鸡米饭加盟店被曝出食品卫生安全问题，这一事件迅速发酵，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再度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企业诚信经营这一话题。

　　随着“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临近，诚信经营的话题热度不断攀升，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在现代社会，诚信被视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石，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值得信赖的重要标准。那么，回望历史长河，古代的商人们又是如何践行诚信经营的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穿越时空，回到那个充满智慧与诚信的古代社会，去探寻那些既有趣又发人深省的诚信经营故事。 

说起诚信，不得不提《论语》。孔子这位老夫子，可是对诚信极为看重。他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话就好比在说，人要是没了诚信，就像汽车没了轮子，根本走不动道儿，在社会上根本混不下去。还有 “言必信，行必果”，意思是说话一定要算数，做事一定要有成效。这两句话，就像古代诚信经营的 “指南针”，指引着商人们的行为。

　　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他不仅学问好，还是个成功的商人。子贡在做生意的时候，就把老师孔子的诚信之道运用得淋漓尽致。

　　有一次，子贡到别的国家去做生意，当地的商人想用一些次品来忽悠他，可子贡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把戏。他对那些商人说：“我老师孔子说过，诚信是做人之本，做生意也是一样。要是为了一点小利就不讲诚信，那以后谁还会跟你做生意呢？” 那些商人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从此也开始诚信经营。子贡通过自己的言行，把诚信的理念传播到了商业领域，也让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成为了当时的大富豪。

古代虽然没有“3·15”，但古人对诚信经营的重视，可是一点都不含糊。古代商人们常常挂出“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招牌，商家把诚信当作金字招牌。就拿药店来说，很多老字号药店都遵循着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的原则。

还有那些开米铺的商家，在量米的时候，都会用一把特制的 “平斗尺”，把米堆得平平的，确保给顾客足量的米。要是为了多赚点钱，在斗里做手脚，缺斤少两，那可是会被同行看不起，被顾客唾弃的。

　　范蠡是春秋时期的商圣，他不仅是个政治家，还是个成功的商人。范蠡做生意讲究“货真价实”，他曾经说过：“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意思是，商品贵的时候要像粪土一样抛售，便宜的时候要像珠玉一样珍惜。有一次，范蠡发现市场上有人卖假珠宝，他立马提醒消费者：“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他还教大家如何辨别真假。

　　诚信经营，不仅能让顾客满意，还能在行业内树立良好的口碑，带来更多的生意。商人做生意，讲究“秤平斗满”，意思是称重时要公平，不能短斤少两。宋朝的《清明上河图》里，就有商贩用秤称重的场景，可见古人对公平交易的重视。

　　可别以为古代就没有消费者维权了。要是商家不诚信，古代的消费者也有办法。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时，规定市场上的度量衡必须统一，严禁商家在秤、尺等工具上做手脚。这一措施有效地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防止了商家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利。

在唐朝，市场上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商品质量和价格都有严格规定。如果商家卖的东西质量不合格，或者短斤少两，一旦被发现，那可是要挨板子的。而且，古代的消费者也很聪明，要是买到了不好的东西，会互相转告，让不良商家的名声臭掉。

　　北宋时期，王安石推行“市易法”，政府设立市易务，负责平抑物价，防止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防止了市场垄断和不公平交易。

　　从《论语》中的经典话语，到古代商家的诚信经营，我们能看到，诚信在古代商业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3・15”到了，现代的商家们不妨也从古代智慧中汲取灵感，把诚信经营进行到底，毕竟，诚信才是生意长久的秘诀。

回顾中国企业的成长之路，历史上儒商诚实守信、急公好义的形象，涵养着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研究日益深入、系统，中国的企业界和商界开始自觉塑造儒商形象，着力培育儒商精神。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儒家思想与当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将儒家文化与企业文化进一步融合凝聚，已成为当代中国学界和商界挑在肩头的重任。

儒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商业与文化概念，它在古代典籍中的出处似乎无据可查，但人们普遍认为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中华儒商的始祖。

在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张雄看来，如果作为专有名词的“儒商”确实在古代文献中出现得很晚，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很早便流传于民间的概念，作为百姓对于那些不单纯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人的赞许。这一类商人的共同特点在于以儒家的价值观念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

孔子说，“义以生利，利以平民”。中山大学原哲学系教授、博鳌儒商论坛主席黎红雷认为，这句话道出了儒家义利观的本质——义是拿来生利的，而利则是用来安抚百姓的，实为儒家经营哲学的精髓。

儒商的出现并非简单的商业现象，而是一个文化现象、哲学现象。中国的商业文明萌芽得很早，但恰恰是由于受到了儒家文化重义轻利，以及中国封建时代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而发展缓慢。

但是，从“重义轻利”到“义利整合”，从“重农抑商”到“农商兼举”，中国的商业文化始终沿着一条自己的道路不断创新、发展。直到资本主义的出现，拦腰阻断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那条商业文化发展道路。

而以“唯利是图、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本质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中国文化道路南辕北辙，却把中国商业发展模式的生存空间挤压殆尽。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少儒商的身影，遗憾的是，那只是个体的故事，而非一个被普遍认同的概念、形态，缺乏理念与理论的支持。

“儒商”是“儒”与“商”的结合体。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认为，儒商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既是儒者的楷模，也是商界的精英。

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兼善天下的理想情怀。

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商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对文化与社会的关切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我们很难想象少了子贡的《论语》和没有徽商的徽州儒学。

“所谓‘当代儒商’就是践行儒家商道的当代企业家”，黎红雷认为，儒商不是外界套给企业家的光环，而是企业家自觉的选择；儒商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行为方式；儒商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责任；儒商不是一种境界，而是一种担当，表现为企业家对于企业、社会、员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担当。

义中取利，在创造的价值中只取一瓢饮

原台湾大学校长孙震教授将世界经济发展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公元元年到18世纪是漫长的“传统停滞时代”；18世纪下半叶至今，人类历史迈进了“现代成长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成长于传统停滞时代。这个历史阶段当中，全民的福祉来自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所以，中国文化只求和谐与安定，并不鼓励社会成员整天钻研财富的积累。

如何实现社会和谐与安定呢？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履行各自的社会义务，尽个人的本分。理论上，人与人之间相处所维持的关系为“伦理”，伦理的实践是“道德”，道德表现在行为之上就是“品德”，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就成了君子。

儒家文化期待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君子修己安人，然后安天下百姓，从献身社会的自我实现中得到人生的幸福。然而单单依靠个人修养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持与约束，孔子时代谓之“礼”。

儒家重义务、重责任，而不重权利；重仁义，而不重财富，却不排斥财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所以，儒家思想的现代成长并不排斥对于财富的追求，两者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儒商”为媒——义中取利，在创造的价值中只取一瓢饮。

多年来世界主要国家长期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金融业的畸形发展，从创造价值走向追求利润。一夜之间，似乎所有东西都可以证券化了。全世界的资金从生产性投资，转向了金融性投资。

然后，财富分配不均、能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这些财富生产的“副产品”，自是亚当·斯密始料未及的。回归以儒家伦理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节制物欲，将伦理放在利益前面，责任放在权利前面，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孙震十分认同郭台铭先生出席互联网大会时的一段言论，“救经济不能靠西药，而要用中药，因为西药只是治标，中药才能治本”，要采取长期的疗法，种下成功的种子，然后L型的经济发展曲线才能转向U型，发扬儒商伦理才是世界经济的治本之道。

司马迁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宋代宰相赵普言，“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宋明以来，人们往往把关注点放在了儒家伦理之上，却忽视了儒家对于管理的重视，忽视了儒家的治理功能。

上世纪90年代初，黎红雷受邀前往哈佛大学做了一个题为　《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国学教育》的报告，麻省理工学院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教授当场表示质疑，“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绝大多数并没有接受过现代管理学教育，他们靠什么治理企业呢?”当时，黎红雷给出的答案是——“文化资本”。

黎红雷提出，当前的儒商研究应当遵守三个“结合”:

第一，学者的“儒商”要与企业家的“儒商”相结合。学者的儒商研究不应停留在书卷之上，必须与企业家具体的经营行为结合起来；

第二，荣誉的“儒商”要与实践的“儒商”结合起来，“儒商”不能成为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光晕，其背后要有企业家的商业实践作为支撑；

第三，伦理的“儒商”要与管理的“儒商”相结合。商业伦理不应只是体现在条款上面，切实可行、行之有效才是儒商研究的生命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则主张从五个维度去理解儒商精神:

一，道并行而不相悖。

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三，诚，儒商应以诚信为本。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

四，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儒商的“富有”，不仅仅是财富的累积，更应该是道德的富有，心灵的充实。“日新”则要求企业力主创新，企业家在文化上日益精进。

五，和合精神，即在商业万象的差异中，寻找中和与合作，和而不同，不同而和，追求商道与天道、人道的和谐。

正如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所述:儒家所体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儒家所关注的是个体身心的整合、人与社会的健康互动，人与自然所保持的持久和谐，以及人与天道能否相辅相成。而儒商正是实践儒家人文精神的企业家。

事实上，早年中国的企业家多为下海的干部、下岗的工人，大多数确没受过系统的现代管理教育。然而在传统上，中国家庭重视对于子女为人处世之道的教育，“老人言”传承了诸多可以让人“少吃亏”的小传统。

小传统背后是大传统，老人言背后是圣人言:

孔子讲“信则人任焉”；王阳明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张载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孟子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无不言说着中国人的本分与担当。有了本分与担当，做人也好，做事也罢，做生意也是大致同样的道理，自然都自有方寸。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家自觉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经营哲学、管理模式，黎红雷称之为“儒家商道智慧”，内容包括:尊敬儒家先师孔子、承担儒家历史使命、践行儒家管理理念、秉承儒家经营哲学、弘扬儒家价值精神，以及履行儒家社会责任。

今天，中国企业家已经创造性地把仁、义、礼、智、信，细化为一条条具体、可行的标准，并每日践行。

儒商“为王先驱”乃应然而当然

在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朱杰人看来，儒商，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现象，更是一个文化、哲学现象。2010年10月，李泽厚提出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他说:“我认为后现代到德里达已经到头了，应该是中国哲学登场的时候了”，西方哲学——那种狭义形而上学的哲学已经走到了头，而与西方哲学相平行，既见共同性又见特殊性的中国哲学却表现出后哲学强劲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海德格尔之后，该是中国哲学登场出手的时候了”。

对于李泽厚的上述观点，朱杰人十分认同: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崛起已经势不可当，但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却似乎还处于沉寂之中。作为一个杰出的哲人，李泽厚可谓先知先觉者，他已经预知到中国哲学的崛起已是呼之欲出的必然。

同样，我们不能忽视商业文化、企业管理文化及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整体觉悟与素养的领域，“今天，我想仿效李泽厚先生也大喝一声，‘该中国儒商登场了!’”

李泽厚在大喝中国哲学登场时，表面上看他关注的是中国哲人的觉醒，实际上他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自信的问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分享自己的哲学、商业哲学。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也许无力解决人类尽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但这正是中国儒商今天应该登场的原因。

如李泽厚所言，“中国哲学是与西方哲学相平行，既见共同性又见特殊性的中国哲学”，就普遍性而言它是哲学在中国，就特殊性而言它是中国哲学。同理，中国的儒商文化是与西方的商业文化相平行的一种文化，它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又可以补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文化之缺，但是它并不违背商业的普遍原则，所以它又是商业文化在中国。

人们在研究、总结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亚洲经济奇迹，所谓“亚洲四小龙”的时候，无不肯定其中儒家文化的因素。那么中国的经济奇迹与儒家文化有没有关联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中国的企业家中不乏自觉地以儒家文化为基准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管理自己的企业运作者，有些干脆以儒商自居。然而，朱杰人却为学术界、理论界的缺位表示不安，“我们的企业家们只能在繁杂的商业打拼中盲目地、盲人摸象般地求索，这是中国学术与理论的悲哀，现在应该是改变这一状况的时候了。”

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崛起，文化崛起的先决条件，是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李泽厚说:“我先冒喊一声。愿有志者、后来者闻鸡起舞，竞创新思，卓尔成家，走进世界。”

他说的是哲学，那么，商业呢？商业哲学呢？企业文化呢？经济理论呢？管理哲学呢？不是应该落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学者们、中国企业家们的身上了吗？朱杰人以为，中华儒商“为王先驱”，乃应然而当然也。

历史已经从一个辩证的否定走向了一个新的肯定从五四的反孔到今天的推崇儒学，张雄认为，历史已经从一个辩证的否定走向了今天又一个新的肯定，这代表了我们中国伟大的实践逐渐走向成熟，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反思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是一个重要的自我意识的反思阶段。

中华民族是怎么看待传统的？尤其是怎么看待现代性的发育？它意味着传统跟现代性发育之间的一种张力、转换和对接，说明我们在不断地走向成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开启了走向现代化、现代性发育的重要历史征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反思单一地追求物质资源、不断地开发、再开发的发展模式和发展哲学，人跟自然关系的紧张势必破坏甚至失去原有的平衡。

中国发展之路该走向何方？张雄认为，必须把精神资源、文化资源、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配置进去，“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仅是物质流的问题，更是精神、文化产品的输出。

西方近代以来的发展理念被亚当·斯密阐释为:所有的社会必须发展为市场，所有的人都必须成为经济人，所有的价值都必须沉淀到商品价值上。据此产生的发展模式，我们称之为“经济理性的发展模式”。而其追求资本效益的最大化的本性只会把人类带入“强者必霸”的怪圈。

中国的制度创新将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哪些宝贵的财富？中国拿什么文化精神来整合这个受了伤的地球的发展理念？张雄认为，儒家思想的深刻价值和意义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 无疑，儒商精神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而中华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源远流长，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思想动力，还对现代经济学说和经济实践具有重要启迪作用。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指引，可以更加系统地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宝库中挖掘出具有现代价值的有益成分。

  一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涵盖面广，体系庞大。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涵盖经济伦理、经济治理、财政、农工商、金融、土地、人口、生态、消费、经济统计等诸多范畴，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一是从哲学伦理角度确立核心基调，结合宏观与微观视角提出经济见解与政策主张，运用数量分析揭示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外关系；二是经济议题的广泛性与思想的综合性，如果根据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划分来看，不少传统经济思想都跨越了多个学科领域。此外，在财政、货币、经济治理等领域，与同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见解更加深入。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独特性。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蕴含的诸多概念术语形成了一套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核心概念包括经济伦理思想范畴的“义”与“利”、“公”与“私”、“均”与“平”；经济治理思想范畴的“民”与“国”、“轻重”与“无为”、“本”与“末”；金融思想范畴的“子”与“母”、“钱”“银”“铜”“钞”、“贷”“典”“当”等。各经济范畴之间及其内部的“核心概念—下属概念”语义联系，构筑了一个具有逻辑关系的语义网络，具有揭示经济规律、深化经济分析、引领经济发展、塑造思维方式等功能，但也存在偏向经验实用等局限。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呈现出持续创新的动态特质。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古代中国涌现出许多领先世界同期其他国家的经济思想创见，不仅能够率先对新兴经济现象提出突破性的观点和主张，而且为世界经济思想的发展作出贡献。譬如，先秦范蠡的“农业经济循环论”比杰文斯的太阳黑子经济周期理论早2000多年；唐代杨炎提出“量出以制入”以应对财政困境，西方直至19世纪末期才正式提出“量出为入”的财政收支原则；北宋沈括的“流借”概念对货币流通速度的论述早于配第和洛克约600余年；明代丘濬已基本形成国家预算思想，而英国在18世纪才逐步确立现代预算制度。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备较高的分析性和体系性。尽管以熊彼特、泰勒为代表的怀疑论者认为，古代中国似无可与古代西方相比拟的经济分析。但实际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仅包含熊彼特意义上的基于市场交换的经济分析，可与古希腊乃至古典政治经济学初期思想家的成就相媲美，还展现了基于国家管理的更为多样的经济分析，具备较高的分析性和体系性。譬如，孟子以“性善论”为研究起点，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治理思想，其在分工、价格与价值思想上的观点与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具有一定的相通性。《管子》基于“轻重”概念和货币供给假设，提出一套体系性的货币管理思想，在货币职能与本质、货币数量论和货币管理等方面具有领先世界同期的见解。

  二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性转化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之一。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现代经济学的一些流派曾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过借鉴，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有助于为进一步汲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养分、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法国重农学派曾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过借鉴与发展。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被誉为“欧洲的孔子”。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指出，“魁奈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的继承，在很多思想中都可以发现，最重要的就是‘无为’思想——译成法语就是‘自由放任’”。魁奈在跨文化阐释中对中国传统“无为”概念进行转化与理论建构，赋予其现代经济学意义的学理表达和鲜明内涵，为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外，魁奈选择性地汲取并拓展了儒家道家的思想精髓，并结合欧洲自然法等观念，提炼发展了自然秩序、整体均衡、循环流转等重要理论。

  美国经济政策曾对中国传统智慧进行过借鉴与应用。在应对大萧条时期的农业危机时，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借鉴中国的常平仓制度及王安石青苗法、市易法等改革思想，在现代大农业生产条件下推出1933年和1938年两部《农业调整法》，构建了美国的“常平仓制度”。通过商品信贷公司提供农业贷款，稳定粮食价格，并由联邦剩余商品救济公司收购过剩农产品，既支持农业发展，又缓解城市贫困，奠定了农业长期繁荣的基础。华莱士访华时指出，王安石“在1068年的重大困难之下所遭遇的问题和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所遭遇的问题，虽然时代悬殊，几于完全相同，而其所采方法，也非常相似”。值得一提的是，“常平仓”通过中国留美学生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传播到美国，并通过美国农业政策的成功实践，成为全球农业政策的重要参考。

  上述案例表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蕴藏着解决现代经济社会难题的深邃智慧，我们可以根据历史条件，结合时代需求，对其中的优秀成分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激发其现代价值。

  三

  汲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精华，必须立足我国具体实际，推动传统智慧与现代经济理论、经济实践深度融合，加快建构符合当代需求、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炼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素材。在全面整理和系统阐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础上，运用“两点论”“重点论”的辩证思维，客观评价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成就与局限，既要肯定其历史贡献，亦要剖析其历史局限与内在不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因此，应注重挖掘、筛选和提炼与马克思主义核心理念相契合的传统经济思想，譬如，围绕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生产力观点、开放品格、利益观、公平观、生态观、消费观等，筛选出“民惟邦本”“尽地力之教”“和而不同”“义以生利”“均无贫”“以时禁发”“用之有节”等传统经济思想资源，并予以重点关注和针对性转化。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精华所蕴含的整体思维与辩证精神，从立体、联系、多元的视角揭示了动态、丰富、真实的世界，有助于为建构符合中国特色、兼具全球意义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思想元素。比如，富民论、小康论等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当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见利思义”“兼相爱，交相利”等传统经济伦理思想，重视利己与利他的辩证统一，有助于弥补“理性经济人”假设片面强调经济利益的不足，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底层逻辑；轻重论、善因论等传统经济治理思想，展现了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各自不可或缺的作用，为探索当代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历史智慧；“和而不同”等智慧，倡导合作共赢，强调超越零和博弈的对立思维，有助于丰富和发展现代合作竞争理论；“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超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路，有助于从系统角度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

  （作者：程霖、段博，分别系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范蠡，字少伯，这位生于公元前536年，逝于公元前448年的华夏英杰，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经济才能及高尚的人格魅力，矗立于历史长河之中，被誉为“治国良臣、兵家奇才、经营之神、商家鼻祖”。

尽管关于他的故里存在多种说法，如徐人、吴人或楚宛三户人，但这些争议无损于他在历史舞台上的光辉形象。

范蠡的一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其辉煌事迹与深邃智慧，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在后世留下了永恒的烙印。他是春秋末期越国的杰出大夫，是勾践复国、兴越灭吴的关键人物，也是中国早期商业理论的奠基者，被尊称为“商圣”。

《道商范蠡（第二版）》是2020年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李海波。

政治军事生涯：辅佐勾践，兴越灭吴

范蠡出身贫寒，却胸怀大志，博学多才，文武兼备。他与楚宛令文种志同道合，因不满楚国的贵族政治，毅然投奔越国，得到勾践的赏识与重用，被任命为上大夫、相国。

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痛现实，范蠡以超凡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信念，协助勾践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兴大计。他以非凡的忍辱负重精神，陪伴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其间运筹帷幄，暗中培植力量，为日后反攻积蓄实力。

在归国之后，范蠡作为越国的首席智囊，一方面推行内政改革，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另一方面，巧妙运用外交策略，分化瓦解敌方阵营，为最终的决战创造有利条件。

在军事上，他展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指挥越军在会稽山一战中大败吴军，实现了越国的复国大业。随后，范蠡继续辅佐勾践，乘胜追击，彻底灭亡吴国，使越国一跃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

功成名就之际，范蠡深谙“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明智地选择了激流勇退，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剧。

《从庙堂到江湖：范蠡传》是2023年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余耀华。

商业传奇：三致千金，三散家财

离开越国后，范蠡化名为鸱夷子皮，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他凭借过人的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三次白手起家，三次积累起巨额财富，被誉为“三致千金”。然而，范蠡的商业成功并非仅仅在于财富的积累，更在于他对财富的独特理解与运用。

他认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主张富而好行其德，三次将辛苦积累的财富分赠给贫困百姓，这种淡泊名利、乐善好施的精神，使其赢得了“商圣”的美誉。

范蠡的商业实践与理论贡献，对中国乃至世界商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逆向思维投资理念，倡导“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价格规律认知，以及“待乏而动”的市场时机把握原则，这些至今仍被广大商人奉为圭臬。

范蠡的商业智慧，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经营策略上，更体现在对人性、社会规律的深刻洞察，以及对道德伦理的坚守，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商道即人道”的真谛。

《计然曰：计然范蠡胡雪岩经营智慧实用200例》，（春秋）计然著；（春秋）范蠡按语；吴小美评释；中国长安出版社。

人格魅力：智者风范，文财神形象

范蠡的人格魅力，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军事才华和商业智慧上，更体现在他的人生哲学与道德修养上。他深知“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的道理，能够在权力巅峰时急流勇退，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自由。

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体现了道家“功成身退，天之道也”的精神内涵，这种豁达洒脱、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使他成为后世敬仰的典范。

此外，范蠡的慈善行为与财富观，使他在民间被尊奉为“文财神”。他散财济贫的行为，彰显了儒家“仁者爱人”的伦理精神，符合民众对于财富分配公平、富者仁慈的社会期待。

他的形象，既是一位智者，又是一位仁者，既有深思熟虑的冷静理性，又有悲天悯人的深厚情感，这种多元而和谐的人格特质，使得范蠡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陶朱公商训生意经商圣范蠡画像挂画文财神招财商铺酒店开业装饰画。

结语：范蠡——历史星空中的璀璨星辰

范蠡，这位跨越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的全能型人才，以其卓越的才能、高尚的品格和深远的影响，铸就了一段不朽的历史传奇。他是越国复国的功臣，是春秋时期的军事战略家，是中国早期商业理论的开创者，是后世尊崇的“文财神”。

范蠡的一生，是对忠诚、智慧、勇气、仁爱的完美诠释，他的故事，犹如历史星空中的璀璨星辰，照亮了后人前行的道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追求理想、奉献社会、坚守道德、追求卓越。

范蠡，这位华夏大地的杰出儿子，以其独特的人生轨迹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证明了一个人可以同时在多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可以在权力巅峰时保持清醒，可以在财富面前保持谦逊，可以在困厄中坚韧不拔，可以在成功后淡然处之。

他的一生，是一首壮丽的史诗，是一幅丰富多彩的人生画卷，是一份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遗产。

让我们铭记范蠡，学习他的智慧，汲取他的力量，传承他的精神，让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

吴越春秋(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  

在飞速发展的商业世界中，企业的兴衰更迭似乎成为了一种常态。然而，总有一些企业能够历经风雨，屹立不倒，成为百年企业。这些企业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管理智慧。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儒商精神如何成为打造百年企业的中国式管理法则。

一、儒商精神的内涵儒商精神，顾名思义，就是将儒家思想与现代商业实践相结合的一种管理理念。儒家思想强调仁爱、诚信、中庸等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商业领域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儒商精神提倡“以德治企”，将道德修养作为企业家的必备素质，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二、儒商精神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以人为本：儒商精神强调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将员工视为企业最宝贵的财富。企业注重员工的培养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诚信经营：诚信是儒商精神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企业注重信誉和口碑，遵守商业道德和法律法规，与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等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

和谐共赢：儒商精神追求和谐共赢的商业关系。企业注重与合作伙伴的互利共赢，实现共同发展。同时，企业也关注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回馈社会。

三、儒商精神在打造百年企业中的作用

提供稳定的发展基础：儒商精神强调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这些价值观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发展基础。在面对市场竞争和挑战时，企业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性，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和发展方向。

塑造企业文化：儒商精神强调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和和谐共赢等理念，这些理念可以塑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够激发员工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创新能力。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儒商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打造百年企业的过程中，企业可以通过传承和弘扬儒商精神，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这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和文化软实力。 儒商精神不是一纸空谈，而是一种可以在企业经营中实践的管理法则。它不仅有助于构建企业内部的和谐文化，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还能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实现长远发展。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我们更需要回归儒商精神，寻求企业发展的深层次动力。让我们一起探索和实践，用中国式的管理智慧，打造真正的百年企业。

2024年3月30日上午，在深圳举行“文化践行发展峰会”上，全国新儒商团体联席会议秘书长、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应邀发表主题演讲，题目是：《新儒商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践行》。

黎红雷教授指出，儒商自古有之。“新儒商”就是自觉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的企业家。他们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涵养企业精神，培育现代企业文化”，自觉地传承与践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与当代企业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促进了企业的发展，提升了国人的文化自信，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德以治企。当代新儒商践行儒学“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理念，德启善根，教化员工；礼定规矩，制度严明；法服人心，赏罚得当。他们致力于塑造新时期的工商业文明，创立独特的经营和管理机制，把社会、他人、自身利益融为一体，创造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底蕴的崭新管理模式，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世界级企业的管理制度融为一体，确立中西合璧的普适性企业文化。

二、义以生利。当代新儒商践行儒学“义以生利，利以平民”的理念，生财有道，依法经营；按章纳税，提供就业；满足需求，导人向善。他们基于儒家的义利观，以“利他主义”为基础，形成自己的经营哲学：考量企业成功的重要准则，不是我们有没有成功，而是我们的客户有没有因为我们而成功?如果我们过早地成功了，客户就不会成功。当然，如果能够做到一起是最好，我也成功了、客户也成功了，但是只有一条路的时候，你要放弃什么?那就是放弃自己的利益，让别人先成功。这是21世纪做企业的普遍原则。

三、信以立世。当代新儒商践行儒学“内诚于心，外信于人”的理念，言行一致，表里合一；口碑营销，树立品牌；合作发展，共生共赢。他们基于儒家的诚信思想，实现“人品、企品、产品，三品合一”，以员工高品行的人品，形成高品位的企品，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这样的品牌观念，追求的是消费者百分百的安心，体现的是企业对消费者的承诺与责任，赢得的是消费者对品牌的信赖与赞誉，是一种更为高超的品牌营销学。

四、智以创业。当代新儒商践行儒学“智者不惑”的理念，善抓商机，与时俱进；崇尚智慧，学习成长；基业长青，永续经营。他们致力于成为“时代的企业”，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在他们看来，只有时代的企业，没有成功的企业。为什么这么说呢？企业都想长盛不衰，但实际上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企业。一般来讲，很多企业都是昙花一现。如果这个企业成功了，那么，它所谓的成功，只不过是踏上了时代的节拍。所以说，企业应该是时代的企业，也就是说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就是成功的企业。

五、仁以爱人。当代新儒商践行儒学“仁者不忧”的理念，关爱员工，共享财富。关爱顾客，服务大众；公益慈善，绿色环保。他们把企业当作“家”，把员工当作“家人”，自己则当好一位尽职尽责的“大家长”，率领“家人”一起建设“幸福大家庭”。在他们看来，企业是家，董事长是大家长，董事长像父母一样关心公司高管，爱护每一位员工。管理层也会学习效仿，这就是上行下效，兄友弟恭。管理层关怀员工，员工之间也会相互关爱，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关心彼此爱护彼此协助。

六、勇以担当。当代新儒商践行儒学“勇者不惧”的理念，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努力拼搏，自强不息；承担责任，传播文明。他们特别强调奋斗精神。首先，企业要有奋斗意志：“敢于胜利、善于胜利”；“除了胜利，我们别无选择”。其次，企业领导者要身先士卒：“我若怕死，何来让你们艰苦奋斗？”再次，企业干部要带头奋斗：“没有奋斗意志的人，不能带兵。”复次，企业成员要共同奋斗：“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最后，企业要以奋斗者为本，人力资源机制和评价体系要识别奋斗者，价值分配要激励奋斗者，导向员工的持续奋斗，“决不让‘雷锋’吃亏，奉献者定当得到合理的回报”。 在演讲最后，黎红雷教授指出，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智慧。当代新儒商自觉传承和践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儒家思想在企业实现创造性转化，为企业理论在中国推进创新性发展，为当代世界新商业文明提供中国的方案，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谱写工商文明的篇章！

在春秋战国时期，子贡不仅以学识渊博、能言善辩著称，更以其独特的经商才能成为“儒商”的典范。作为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不仅传播了儒家思想，更通过经商实践展现了儒家“义利合一”的理念。本文将从子贡的生平、外交才能、经商智慧以及后世影响四个方面，深入探索这位历史人物的传奇人生。

01子贡的外交才能与连环计策

《剑光谍影》有提及, 子贡不仅以能言善辩著称，更在外交舞台上展现了其非凡的才能。在齐国出兵攻打鲁国的关键时刻，子贡挺身而出，凭借其卓越的外交技巧和智谋，成功化解了鲁国的危机。他先后出使齐国、吴国、越国、晋国，通过一系列连环计策，使齐国陷入混乱，从而保全了鲁国。这一过程中，子贡的诡辩欺诈之术和机智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能力得到了充分体现，彰显了他作为孔子七十二贤人中最富有者的非凡智慧。子贡能言善辩，巧于辞令，孔子称他为“瑚琏”之器，即有立朝执政之才。子贡在齐国出兵攻打鲁国的关键时刻，先后出使齐国、吴国、越国、晋国，施展其连环间谍之术、诡辩欺诈之谋，使齐国发生混乱，从而保全了鲁国，可谓机关算尽……

02子贡的儒商精神与经商智慧

根据《中国古代名商》的描述, 子贡，不仅是孔子的著名弟子，更是被后世誉为“儒商”的始祖。他的经商智慧与儒商精神，为后世商人树立了楷模。子贡懂得根据市场供需变化来转手获利，提出了“物以稀为贵”的理论，并据此进行贱买贵卖。他身为商人，却秉持儒家的基本理念，如“仁”、“义”、“忠”、“恕”，在经商过程中坚持诚信、公心和社会责任，实现了商业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子贡的这种儒商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有识之士高度重视的商业伦理。

子贡经商时懂得随时令变化和市场供需状况的不同来转手获利，因此孔子评价他擅长揣度行情，往往预测准确。他的经商论点是：有美玉在柜子里，就该等待善价出售，而不是总藏在那。他认为商品价格的高低取决于供求关系，提出了“物以稀为贵”的理论，说人们之所以珍爱玉而轻视漂亮的石头，就是因为玉少而石多。他正是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来贱买贵卖的。由于子贡在商业上的特殊才能，所以后来被称为“儒商”的始祖。所谓“儒商”，是指以儒家的基本理念为指导从事商业活动而获得成功的人。儒家的基本理念，可以归结为“仁”、“义”、“忠”、“恕”几个方面。简单地说，仁是仁爱，义是合宜，忠是尽心，恕是同情，也就是把自己和他人、社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视为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要像关爱自身那样关爱他人和社会（爱人如己），合理的协调自身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不是说儒家不要个人的利益，而是说要实现自身利益与群体、社会的利益的最高统一，也就是孔子在《易经》所说的“利者，义之合也”。子贡经商获得成功，不是靠损人利己，而是秉持了儒家的这些基本信念。子贡这种坚持诚信、公心和社会责任的立场，客观上有利于凝聚人心、协调关系、树立良好形象，有利于实现商业活动的可持续发展，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子贡所代表的儒商精神受到了近代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

03子贡的深远影响与后世纪念

《鹤壁史话》有提及, 子贡作为孔子门下的杰出弟子，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更以外交才能和商业智慧赢得了后世的赞誉。他的外交手腕多次化解了国家间的危机，为和平共处树立了典范。同时，作为儒商之祖，子贡的商业哲学至今仍为商界所推崇。他的人生轨迹和成就，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更成为后人学习和效仿的楷模。子贡去世后，历代官方和民间都给予了他极高的尊崇和纪念，体现了其跨越时空的影响力。

子贡拥有突出的外交才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的治国理政思想可概括为:对内,以道德教化人民,在国与国之间出现争端时,反对诉诸武力,主张通过外交谈判予以解决。子贡还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富商。《史记·货殖列传》记述了17人的商贸活动，子贡列在第二。子贡善居积，亿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在淇河文化区域，千百年间流传着“既在黎阳学子贡，何必南越法陶朱”之佳句。子贡作为儒商之祖，成为后人效仿的榜样，“端木生涯”都是他们理想的人生境界。子贡寿终于齐国，归葬祖地（今鹤壁市浚县大伍山东南张庄），历受官封祭祀，追加谥号，荫及后裔。他曾获得黎侯、黎阳公、黎公、先贤等谥号。后世曾建黎公祠，塑像于孔庙大成殿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