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育才小学，老师指导学生制作绘本。新华社发山东青岛市李沧区青峰路幼儿园的孩子参加阅读活动。张鹰摄/光明图片“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出自《古诗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我无限喜欢这两句诗，就像我对汉乐府诗投入过无限的敬意。试想，儿童能够理解这两句诗吗？我以为稍加解释，儿童就可知晓其中的诗意，好诗不一定深奥。借这个话题，我想说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并没有天然的分野。儿童读过“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古诗十九首》之《饮马长城窟行》），也可意会。阅读时，儿童是天空的飞鸟而非地上的爬虫，求知欲带领他们冲破一切樊篱去寻找自己的心爱之物。再举一个例子，文豪高尔基和马克·吐温的小说《童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都不是为儿童们创作的作品，但为全世界的儿童所喜爱。高尔基和马克·吐温在童年时读过儿童文学作品吗？答案是没有，但不影响他们为儿童写出传世名著。文豪们的童年读本是民间传说和宗教故事，而他们作品中像宝石一样吸引儿童目光的是宽阔的大地、河流和善良正直的立意。我国是儿童文学出版大国，系列书销量超过100万册甚至1000万册的作家并不少见。把市场上的引进童书和原创童书加在一起，无疑能构成一个巨大的童书王国。这是中国儿童的福利，也是出版繁荣的象征，但这证明不了儿童们读到的书都是他们成长需要的书，也证明不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是互不相通的两个领域。事实上，当孩子们识字量大一些，他们就会开始阅读他们所遇到的一切书籍——包括成人文学，弥补在儿童文学中得不到的养分。我试着结合创作体验，解读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是否互通，以及怎样互通。作家写作，当然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也知道给谁写。这几年，我想到我笔下的故事会出现在儿童眼前，不由欣喜。你的字面对纯真无邪的眼睛，红嘟嘟的嘴唇和胖乎乎的小手，你还有其他选择吗？没有。你会调动最纯净的情感跟孩子们分享。具体说来，我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尝试过以下努力。爱大自然。在表现大自然的作品面前，成人和儿童具有平等的阅读地位，但孩子比成人更爱大自然。当成人关注事业、家庭的时候，孩子把目光投向地上的花朵和天空的小鸟。大自然不光是人类的生存环境，还是人类的导师，塑造人类趋向真善美的品格。相对于书本、家具和电影这些工业产品，大自然是真的，它们是人类语言和艺术的源头。我们应该在爱护大自然后面再加上一句话——尊崇大自然。我在少儿长篇小说《乌兰牧骑的孩子》三部曲、《乌苏里密林奇遇》以及长篇童话《翡翠地》《母鸡麦拉苏》《动物园地震》几部作品里写过上百种植物和几十种动物，刻画它们的形态、习性和生存环境，让我的小主人公在大自然的环境里完成转变和成长。大自然不光有花花草草，还有狂风骤雨，可以陶冶孩子们坚韧不拔的品格。言浅意深。我觉得主要的能力是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地说出来，这和读者的年龄无关，好的文学就应该有这样的特点，《古诗十九首》即是例证。我推崇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名言：“简单而深远是美的真理。”我新近完成长篇散文“万物写信系列”三部曲。书中的角色是动物、植物和没有生命的什物，譬如风和羊圈。土拨鼠给闪电写信，喜鹊给麦穗鱼写信，沙粒给北斗星写信，光线给桌子写信，等等。它们用164篇散文体书信围绕一个名叫万度苏的草原互通款曲。讨论太阳、月亮、河流、光线、季节、马群，谈论时间与永恒、生与死、静止与运动，描述牧民的生活和游牧文化。它们的讨论范畴涉及哲学，但写信者用最简单的语言写下心头所想，没有形容词和深奥的句子。我用这部作品建构一个闭环的世界，那里澄明博大、生机勃勃，和人类的生活相通。动植物在倾诉它们感兴趣的一切，这些话题也是人类的境遇，包括责任、品格、贫富、荣辱、聚散，以及被人类忽略的大自然的种种细部之美。作品发表后得到成人读者和少儿读者的积极反响，有读者说它“始于童话，终于史诗”。部分篇章被上海、广州、深圳等地选入2024年中考阅读理解。这是说，浅近的语言也可以抒写深邃的内容，儿童文学不都是幼稚的表达。汉语之美。有评论家提到过我的作品有意体现汉语之美。我认为，儿童文学作家永远不要忘记，初学语言的孩子正在阅读你的作品，他们不仅读故事，还在接受语文教育。如果全国的家长要求儿童文学作家是语言最好的人，也并不过分。作为儿童文学作家，我力求把美好的汉语奉献给孩子们，让语言简洁、优美、干净、准确、生动，富有音乐的美感。薄薄的《古诗十九首》，我读了几十年，读烂了好几本，至今爱不释手。我和席慕蓉老师相见的机会不多，每次见面都要谈《古诗十九首》，相顾大笑。我有时问自己，为什么老读《古诗十九首》？答案是它的语言好。像青草，像露珠，像明月，“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诗，赵元任谱曲）。语言不光是工具，还是思想的构件，好语言帮助儿童建构清洁、仁慈的内心世界，长大追求美好的事物，去做一个好人。努力提升艺术水平。如果认为写儿童文学作品可以马马虎虎，那就大错特错了。我感受到，以前积累的文学经验不足以支持我的儿童文学创作，要静下心来学习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这几年我把年轻时代读过的世界名著又读了一遍，再度发现自己的肤浅。调整姿态，用更沉静、更耐心的态度创作儿童文学作品，让作品视野更广阔，细节更生动。写作时，我不考虑儿童文学或成人文学，付出全部心血就好了。我感到，成人作家进入儿童文学不是在走下坡路，而是走上坡路。上坡很辛苦，但有收获，我喜欢这种有挑战的写作。当然，并不是所有成人作家都适合写儿童文学。好的儿童文学更接近民间故事，从“有一天”开始就进入了故事。情节要曲折，人物要有趣，语言要简洁。这三个“要”，恐怕会把一些成人作家挤到儿童文学门外。儿童读者就这么武断，他们读故事只读干货，拒绝一切絮叨。你给了他们故事，他们还要幽默，要出其不意的惊喜，要生活的诗意。当然，你还会向孩子们传达对国家民族的大爱，对公平正义的判定，对善恶美丑的考量。你送出的这些文字雨露，在孩子心里转化为视野和担当，让你的作品变成“永远让人热泪盈眶的远方”（读者对《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评语）。（作者系当代作家、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项目团队：中华读书报记者陈香 光明日报记者饶翔 陈雪）责任编辑：贾倩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刘旦宅/绘清孙温《红楼梦》插画中宝钗（左上）谈冷香丸。图片由作者提供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里可谓众生皆病，既是疾病的世界，又是药物的世界。《红楼梦》囊括了补药、虎狼药、香药和西洋药等多种门类的药物，每一种药物都有特定的隐喻意义。从传统医药文化源流看，小说的药物隐喻缘起于古人对药材究竟是“珍藏密敛”还是“济众散人”的观念之争。名目繁多的无情草木作为古人熟悉的知识载体，不可避免地在文学里充任有情疗救的本体，象征人物性情、家族命运与社会伦理困境。医药是古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知识，也是古代士人知识谱系中易被忽视的一块“七巧板”。其实，古人的文学创作，无论诗歌、小说、戏曲，都对医药文化有所涉猎。《红楼梦》是古代医药知识参与小说叙事的高峰之作。难能可贵的是，《红楼梦》并没有像明清时期《草木春秋演义》《药绘图》等作品那样将药物人格化，而是将医药知识融入小说情节。小说家驱驰自身掌握的药物知识建构情节、塑造人物，利用明清时期丰富的药物想象，隐喻人物的性格与气质，营造小说的整体意蕴。首先说说补药。补药在传统医学中并没有明确定义，但它是明清上层社会普遍服用的药物。清代有“富贵之人，则必常服补药，以供劳心纵欲之资”的说法。《红楼梦》继承了明代世情小说的滋助药叙事，创造性地将其与清中叶社会上的温补风俗相结合，将补药知识运用到小说情节结构之中。补药构思从结构上与小说中“补天、补裘、补恨”情节相照应。补天无才、补裘无功与补药无益三者互为表里，构成了“社会—家族—身体”三重毁灭的叙事结构。《红楼梦》中出现了众多补药，也有对服用补药的反思。例如小说第四十五回宝钗关怀黛玉时的一番话：宝钗道：“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健胃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铫子熬出粥来，若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在宝钗的劝慰中，人参、肉桂药性太热，燕窝却能滋阴补气。药物与温补之间的关系颇堪玩味。小小的几味补药营造了有趣的叙事氛围，艺术化地探讨了清代补药知识。这种艺术想象显然基于明清医家的用药偏好，但又隐含着复杂的叙事动机。人参恐怕是《红楼梦》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药物了。从林黛玉进贾府时服用的人参养荣丸，到病入膏肓的贾瑞索求的独参汤。从秦可卿生病所服的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到王熙凤罹患下红之症后配制的调经养荣丸。更不必提王夫人偶尔失记的天王补心丹和宝玉为黛玉开出的暖香丸。可以看到，小说里的药方多数都有人参成分。小说明确表征出人参作为“病态进补”与“财富象征”的双重功能。贾瑞因贪恋王熙凤美貌，“指头儿道到了消乏”，临终前他爷爷还要去贾府求独参汤，哪里能管用，这简直就是清代学者李光庭所说的“救命谎”。第十一回王熙凤对秦可卿说：“咱们若是不能吃人参的人家……别说一日二钱人参，就是二斤也能够吃得起。”可到了第七十七回，王熙凤自己生病配制养荣丸时，贾府却“翻寻了半日，只向小匣内寻了几枝簪挺粗细的”。这正是王夫人所说“卖油的娘子水梳头”。显然，小说后半部的贾府早已入不敷出，财力趋近枯竭。应该说，《红楼梦》里的补药内涵丰富：“补”既展现了人物所面对的精神困境，又体现了积极有为的文化心态。小说家不仅用“补”草蛇灰线地串联起小说叙事，还用“补”增厚了小说的文化意蕴，疗愈了现实生活所造成的心灵创伤，隐喻了生命本质的缺憾性。其次谈谈香药。《红楼梦》中最著名的香药当属冷香丸。有人复刻了冷香丸，味苦难以下咽。这正说明冷香丸的非现实性与象征意味。关于冷香丸的构成，甲戌本脂砚斋夹批说得好：“以花为药，可是吃烟火人想得出者？”按小说描写，冷香丸的主料是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夏天开的白荷花蕊、秋天开的白芙蓉蕊与冬天开的白梅花蕊各十二两。辅料有雨水这日的雨水、白露这日的露水、霜降这日的霜和小雪这日的雪各十二钱。炮制方法也非常复杂：次年春分这日晒干，和在末药一处，一齐研好。四样水调匀和丸，再加蜂蜜、白糖各十二钱。之所以都以十二为数，脂砚斋给出了提示：“凡用‘十二’字样，皆照应十二钗。”“周岁十二月之象。”最妙之处，莫过于脂砚斋对冷香丸的真假也给出了判断：“诸公且不必问其事之有无，只据此新奇妙文悦我等心目，便当浮一大白。”冷香丸究竟有何寓意？红学史上聚讼纷纭：医家考证其药用价值，文学家探究其叙事意义，探轶家钩沉其政治影射……其实，甲戌本脂批说得好：“卿不知从那里弄来，余则深知是从放春山采来，以灌愁海水和成，烦广寒玉兔捣碎，在太虚幻境空灵殿上炮制配合者也。”所谓“放春山”“灌愁海”“广寒玉兔”“太虚幻境空灵殿”恰好对应冷香丸炮制的时、空、社会、心理四维因素，照应着传统医学文化中的“时（四时）—空（环境）—社会—心理—生物”思维模式。时空两个维度最为重要。从时间角度说，冷香丸的炮制有三个关键寓意：“时节”“时令”与“时机”。冷香丸的“时节”与“时令”是显而易见的。春夏秋冬四季节、雨露霜雪四节令，非时不食，正体现出传统医药文化对“时”之重视。在显性的“时节”“时令”之下，还潜藏着儒家对“时”之根本性、哲理化的把握。从空间角度讲，制造冷香丸需要四“白”兼美、四“水”调和、黄柏送下、苦尽甘来。所谓四“白”指主料——白牡丹、白荷花、白芙蓉、白梅花，四“水”为辅料——雨水、白露、霜降、小雪四节降水，还须蜂蜜、白糖和药，梨花树下埋藏，最终还须“黄柏煎汤”作引，这里面涉及中国传统色彩寓意、冷热甘苦二元互补思维等哲学命题。归结起来，《红楼梦》将明清香药知识应用于小说人物性格隐喻与细节描写之中，塑造出冷香丸这样一味浓缩了传统士人品格的药物，着意凸显冷热交锋、甘苦对转的特点。可以说，冷香丸就是薛宝钗性格命运的同构象征物。最后，聊聊《红楼梦》中的西洋药。明清时期，世界航海贸易勃兴，西洋药物经由南洋等地传入我国。据明清宫廷记载，当时西洋药的使用已十分普遍。康熙年间，法国人白晋和张诚编写的《西洋药书》用满文写成，里面记载了金鸡纳霜、巴思地略、额尔西林等西药。石振铎的《本草补》被誉为西洋传入药物学之嚆矢。这些著述都表征着西洋药在《红楼梦》诞生时代的历史生态，与小说文本彼此呼应。只不过彼时西洋药物价昂，为官宦人家所享有，难入寻常百姓家。曹雪芹以清代上层社会使用的西洋药为原型，创造出汪恰洋烟、依弗哪、玫瑰清露、木樨清露等西洋药物，寓中外医学交流于叙事之中。例如，第五十二回写宝玉为晴雯通窍，连续用了两种西洋药，描摹得十分翔实生动：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给他嗅些，痛打几个嚏喷，就通了关窍。”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镶双扣金星玻璃的一个扁盒来，递与宝玉。宝玉便揭翻盒扇，里面有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汪恰洋烟。晴雯只顾看画儿，宝玉道：“嗅些，走了气就不好了。”晴雯听说，忙用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不怎样。便又多多挑了些嗅入。忽觉鼻中一股酸辣透入囟门，接连打了五六个嚏喷，眼泪鼻涕登时齐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好爽快！拿纸来。”……晴雯笑道：“果觉通快些，只是太阳还疼。”宝玉笑道：“越性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说着，便命麝月：“和二奶奶要去，就说我说了，姐姐那里常有那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叫作‘依弗哪’，找寻一点儿。”这段描写涉及中医纳鼻疗法与西洋药（汪恰洋烟、依弗哪）的作用，堪称中西合璧。香药之所以在明清时期被广泛使用，与明清医家在思想上的创新有关。彼时温病频仍，医家发明“邪从口鼻而入”的病机理论，认为邪从口鼻入，亦从口鼻治。至于小说中所说的汪恰洋烟，学术界也有弗吉尼亚烟草和上等洋烟两种说法。相较而言，还是庚辰本脂批说得在理：“汪恰，西洋一等宝烟也。”所谓依弗哪，也有研究指出就是麻黄软膏。在小说中，关于这两种西洋药的用法、药效，平时的储存管理，甚至保存的器皿，都有细致入微的描摹。可以说，西洋药既是《红楼梦》医药知识的重要背景之一，也是小说创作生态的一个剪影。总而言之，《红楼梦》中的药物文化内容丰富且内涵深刻。它虽汲取前代世情小说的艺术手法，却未延续药物人格化的叙事路径，转而将药性知识融入小说塑造人物和隐喻性格的叙事进程中，以无情草木呈现有情疗救，表征整体性、结构性的悲剧意蕴。（作者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责任编辑：贾倩

我对唐代女诗人陈玉兰的《寄外征衣》印象极深，因为她写的不仅是一首七绝，更是一封言简意赅的家书。“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如果说陈玉兰写的是妻子对戍守边关丈夫的思念，那么抗联三路军政委冯仲云写给妻子的家书，则是丈夫对爱情的忠诚。冯仲云给妻子薛雯写信之时，两人已暌隔12年，白山黑水中出生入死的冯将军根本无法与家人联系，直到抗战胜利，才发出这封迟来的家书。“只要雯没有违反往日的志愿，没有对不起祖国和组织，那么还是我的妻，我是这样地等待了十二年，我坚信我对雯的忠诚是能得到结果的。”在通信并不发达的年代，家书，是维系情感最珍贵的纽带，因此它总是与泪相伴。尽管英雄希望妈妈“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但家书总是难免字字浸透泪水，悲喜之泪化成墨，家书一封和泪成。正如古诗中写的一样：“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1940年5月，张自忠率部东渡襄河，挥师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激战，张自忠指挥部队击退了日军发动的9次冲锋，战斗异常激烈，身先士卒的他身受8处弹伤和刺刀伤，最终壮烈牺牲在前线。事实上，在出征前张自忠就做好了以死报国的思想准备。5月1日，他亲笔写下了著名的《致战友》，向战友们表达了同仇敌忾、为国牺牲的决心。今天，重读这封大义凛然的书信，我们仿佛仍能感受到将军怦怦作响的心跳，能看到热血燃烧的火焰。书信虽短，却字字千钧，撞击着每一个读者的心扉，令人血脉偾张。一般来说，人在生死关头最牵挂的往往是自己的亲人，尤其对于征战沙场的将士和他们的家眷来说，一封薄薄的家书很可能是亲人最后的嘱托，是生命里程最终的告白，说“家书抵万金”并不夸张。但张自忠将军在牺牲前，并没有给家人留下片言只语，在他看来，冲锋陷阵的战友就是他最亲的、生死与共的家人，给战友们修书一封，就是他最重要的家书。可以说张自忠将军写下的“家书”，是血肉相连的战友书，是抗敌部署的动员书，更是壮烈殉国的宣言书。是将军不牵挂家人吗？显然不是。张自忠将军的发妻李敏慧17岁即与他结婚，夫妻恩爱，家风淳厚，我想，将军一方面是觉得国难大于家事，部署战斗、激励战友，要比写一封家书更重要；另一方面，他也相信自己的爱妻能深明大义，无须再行嘱托。张自忠血洒战场后，年仅50岁的李敏慧像秋瑾烈士写的那样——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毅然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李敏慧在用壮烈之举表达与丈夫生死相依的同时，也激励着无数战士像丈夫那样奋不顾身去英勇杀敌。细读这封“家书”，不难梳理出这样几层含义。“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这一层是作为集团军总司令兼军长，不会只在后方指挥部发号施令，一定会身先士卒，与战友们并肩作战。“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这一层是表明赴死之心，国难思良将，时艰念贤臣，国家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唯有誓死报国这一个选项，除此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这是第三层，目的在于鼓舞士气，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牺牲不会白白付出，鲜血会浇灌出胜利之花，胜利最终将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有五千年历史的积淀，抗日的烽火一直燃烧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我们应该有驱除侵略者、战胜敌人的信心。“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最后一层含义在于重申赴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赴死之心决不半点改变，这句话将爱国之情推向了燃点，相信每个人读到这一句时，心情都不会平静。我们仿佛看着一队队战士，正冒着炮火、踏着血迹冲向敌阵。在重读这封“家书”时，我想到了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许英烈士写给妈妈的家书，信中写道：“为着母亲的幸福，为着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我情愿以死杀敌，我的光荣正是母亲的光荣、全家的光荣。”与指挥千军万马的张自忠将军不同，许英只是个部队基层干部，但他们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了正义事业不惜赴死的英雄境界却是相同的。我们应该向这些英雄致敬，他们不仅留下了捐躯赴国难的英雄壮举，还留下了这些宝贵的家书，而家书是对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它呈现的真实情感和情景再现，更能打动读者，影响后人。时光照进新时代，世界在巨变，社会在巨变，生活在巨变，但是有一种东西永远不会变，这就是中华民族所崇尚的爱国主义和英烈精神。“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伟大时代呼唤英雄、造就英雄。英雄辈出，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兴旺发达、长盛不衰。新时代的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其时已至，其势已成，每一个炎黄子孙、有志儿女都应该用英烈精神激励自己，积极投身到民族复兴的伟业中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责任编辑：贾倩

苏轼《和董传留别》诗云：“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若饱读诗书，即使贫寒如董传，一身“粗缯大布”，也不掩气质光华。可见，“气自华”来自“腹有诗书”，来源于深厚的文化浸染与熏陶。怎么才能“腹有诗书”？《礼记》有言：“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只有扎扎实实地下一番“笨功夫”，克服困难读一批“经史子集”，埋头啃几部“磨脑子”的大经大典，才有可能从“不知”到“知”，进而“深知”。这也是“深耕经典”的过程。之所以强调“深耕”，实因当下生活中，对经典原著浅尝辄止，造成片面理解或误读的例子俯拾皆是。有学者开播视频，邀请名家名嘴“捧哏”，侃侃而谈：“美女是不需要学习的，就会过得很好啊，因为《易经》‘坤卦’第二爻讲：‘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直方大”怎么就成了“美女”的代名词？“不习无不利”怎么就被简化为“不学习就很好”？真可谓“今古奇谈”！如果不是有意曲解，那就是对经典的以讹传讹。不管是哪类情形，对于不甚了解《易经》的网友特别是孩子来说，一旦信以为真，必将被严重误导。俗话说：“学艺不精，误了终生。”如果是老师或公众人物“学艺不精”，还大放厥词，“误”的可就不止于自身，也必将殃及“后生”。说到经典，首先是一批经过时间淘洗的中华优秀文化典籍。虽然鲁迅曾经说不主张读经，但也说“我几乎读过十三经”。其实，仅从鲁迅深邃雄健的笔力，就可看出先生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现在，我们时不时会听到一些“知名作家”为了标榜自身学识，有意无意间透露自己曾通读“十三经”和“二十四史”云云。有的是真有所研读，但有的怕是“打肿脸充胖子”——别说是遍读“十三经”，能把“十三经”书目说全乎恐怕也困难。学风与文风，反映的是一个人的作风。不下功夫研读经典，却又以经典自我标榜，夸夸其谈，华而不实，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于人于己于社会风气，都是有害而无益的。深耕经典，要下“长功夫”，要有系统性的阅读研究。历代儒家推崇的十三部儒家经典被称为“十三经”，其中，《诗经》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源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从某种意义上讲，文章的根本就两条：一条是“修辞立其诚”（《易经·乾卦·文言》），一条是“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尚书·毕命》）。“修辞立其诚”指文章所表现的是作者的本心与生活的本真，要有真情实感，应该“我手写我心”；“辞尚体要”则指文章主题思想要简洁精要，关键处就一两句话，甚或一个词。有了这两条，写文章的要领才基本到位，而这在《诗经》中都有绝佳的呈现。所以梁启超说：“《诗经》这部书所表示的，正是我们民族情感最健全的状态。这一点无论后来哪位作家，都赶不上。”可见，读经不易，光是读通读透一部《诗经》就受益不浅。经典是我们永远的老师。世界上所有的文明、文化与文学都是有基因、有根脉的。从来“大文章”源自“小积累”，“软实力”源于“硬功夫”。我们不妨由简入难，先认真阅读几部经典著作，揣摩体会，然后逐渐扩大研读范围，狠下一番“硬功夫”，打好自己的“文化底子”，这样才能获取文明的滋养，切实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好、弘扬好。责任编辑：贾倩

三苏祠里有一处古建筑叫来凤轩，是苏轼、苏辙两兄弟读书的地方，苏洵曾名之“南轩”“来风轩”。现在的来凤轩为清代康熙年间重修，歇山式屋顶，小青瓦屋面，处在古祠堂中轴线最后一隅。正面左右两侧各开一方门，通连室外风雨廊；中开一圆门，上方悬“来凤轩”匾额，两边挂“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楹联。前有小院，连廊回绕，青砖铺地，两侧各植一铁树，亭亭如盖，中砌一六角树池，植矮竹数株。房子和院子背靠几株高大桢楠，显得古朴静谧。这应该就是书房的气息吧。书房，顾名思义，藏书读书之处。对于读书人而言，一间书房就是一生所钟。苏轼自谓平生最快乐之事就是读书，“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而他的家乡眉山“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两宋三百年间竟出了九百进士。南轩的书灯也就是在那个充满“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梦想的时代点燃。与年少气盛、壮志凌云的两兄弟相匹配，南轩的气质也是雄健的、向上的。在这里，兄弟俩“闭门书史丛”“文章风云起”，也“年年废书走市观”，有着少年的顽皮和活力。在这里，他们遇见了“尽以告之”的老师，知道了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在这里，他们有严厉的父亲，以至于到老都还梦见小时没完成作业被吓醒，也有慈爱的母亲，教育他们不发宿藏、不残鸟雀，带着他们一起读《后汉书·范滂传》。苏轼正是从南轩出发，开启了他一生的奇绝之游。宋元丰二年（1079年），44岁的苏轼，已是在凤翔、开封、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多地任过职的官员，虽未大贵，却已名满天下。但乌台诗案飞来横祸，令他身陷囹圄。在狱中，他透过窗子看见萧然风雪中的竹子，想起了那曾带给他温暖和力量的南轩竹。在最无助最艰难的生命境遇里，南轩是他的所念所思，归扫南轩是他的最望最盼。第二年正月初一，苏东坡被押解离京赴黄州，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县）道上遇雪，他又想到了他的南轩，“忆我故居室，浮光动南轩”。晨风微拂，薄雾轻绕，阳光从枝叶婆娑的松竹间洒下来，还挂着露珠的葵萱瑶草摇曳生姿，灼灼其华。从井里打上一瓶水，还冒着丝丝热气。那门外的小路恐怕还留着他当年行吟的脚印吧。大起大落、颠沛流离的命运让苏轼对书房充满渴望。被贬黄州第三个年头时，筑建“雪堂”。年近花甲，再贬惠州，寓居嘉祐寺僧舍时，榜其居室叫“思无邪斋”。三年后，他费尽心力终于在惠州白鹤峰上建成了自己的新居，书房沿用“思无邪斋”名。只可惜入住仅两月，又再次遭贬，到了最偏远的海南，又建桄榔庵。不管走到哪，他一直不放弃建“吾庐”。从少年到中年再到晚年，读书伴随着苏轼一生沉浮，书房记录着他的生命历程。博通经史，融会诸家，虽曾因文入狱，“平生文字为吾累”，但始终没有停止读书与思考。即便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他依然会在书房“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广博、持久、深入的读书，正是他独立不惧、初心不改、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宋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十一日，将朝，尚早，假寐，梦归縠行宅，遍历蔬圃中。已而坐于南轩，见庄客数人，方运土塞小池。土中得两芦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笔作一篇文，有数句云：“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既觉，惘然思之。南轩，先君名之曰“来风”者也。这是苏轼58岁时写的《梦南轩》，当时继室王闰之刚刚离世。岁月的风霜对苏轼的塑造似乎从没停息，而苏轼对南轩的怀念也似乎从未停止。身在朝堂，抑或在江湖，南轩的蔬圃、修竹、野鸟，还有那食芦菔根的庄客，还有为南轩和自己取名的父亲，永远是他的梦。（作者为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馆长）责任编辑：贾倩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刘义庆组织编写的文言志人小说集，以独特的语言魅力，描绘出汉魏至东晋时期的人物群像与社会风貌。其语言艺术精妙绝伦，历久弥新。寥寥数语绘百态。《世说新语》往往用极简的文字勾勒出人物形象与事件场景，达到生动传神的效果，如“管宁割席”的故事。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作者通过对管宁和华歆面对金钱与权贵时截然不同的动作、神态描写，如“挥锄与瓦石不异”“捉而掷去之”“读如故”“废书出看”，将管宁的淡泊名利、华歆的热衷富贵展现得淋漓尽致，二人形象跃然纸上。这种简洁而精准的语言表达，尽显凝练之美。善用比喻显特质。书中善用比喻修辞，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抽象的人物特质或复杂情感。比如，形容王恭“濯濯如春月柳”，以春天清新、柔美的柳树来比喻王恭的风姿，让读者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个清朗俊逸、气质不凡的人物形象，把王恭的出众风度具象化，使人物形象鲜活可感。又如，以“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比喻嵇康之子嵇绍的气质，描绘嵇绍的卓然不群。这些比喻都借助生活中常见且富有特点的事物，生动地传达出人物独特的精神气质，使读者对这些魏晋人物的风采有直观且深刻的认识。幽默笔触含深意。《世说新语》还充满了幽默诙谐的语言。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这个故事中，刘伶嗜酒如命，却以向鬼神发誓戒酒为由骗得酒肉，其言行的反差令人忍俊不禁。诙谐的情节与对话，既展现了刘伶放诞不拘的个性，也反映出魏晋时期部分文人对传统礼教的蔑视与洒脱随性的生活态度。语言特色见差异。书中人物语言极具个性，不同身份、性格的人物，其言辞各具特色。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谢安面对淝水之战的捷报，语言淡定从容，尽显其沉稳、处变不惊的名士风度。个性化的语言描写，鲜明地呈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为我们展现了魏晋时期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卷与社会万象。来源：语言文字报责任编辑：王晶 过超总平台审核编辑：贾倩

家长带着孩子在江苏溧阳市竹箦镇姜下村鹅湖读书台读书。 新华社发有人认为“儿童文学”必须是一种专门的文学，是从文学版图中规划出来的一块特区，也就是说，它是由专门的人特意写给少儿们看的一种“文学”。我们知道，现代人的分工通常是很细的，越细就越专业，也就越让人信任。是吗？文学也是这样？可能并不一定。文学有它的特殊性，因为文学是心灵的产物，一个人的心灵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就成了破碎的心灵。破碎的心灵形成的产物，怎么会好？比如从写作到接受，经过严格限定的“儿童文学”，只能变小和变窄，同时也变低。不，它既然是“文学”，就是给所有人看的，而且它的最大长处在于，特别适合少儿看，是这样一种“大的”文学。如果有一部分特别的人，他们专门写给少儿，也只有少儿才对这些文字感兴趣，这会是一种什么“文学”？一种特殊的文学，也就是说，一种类型化的文学。虽然这种隔离在特定区域里的“文学”，也可能产生令人注目的“奇葩”，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但从规律上看，从文学史上看，却鲜有真正的杰作，很难产生经典。如果我们为了理念上的清晰，为了学术上的方便，一定要满足和局限于这种类型化的写作，那就得准备好降格以求。关上门，不与其他“文学”来往，只做专门的“文学”，产销一条龙，这样既省心又省事，不是很好吗？很好，不过文学是心灵之业，心灵忌讳这样的隔离，所以这件事也就办不好。安徒生、马克·吐温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写出了举世公认的杰出的“儿童文学”，他们从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只能由儿童来读，其劳动，也从不接受类似的局限。在商品交换和技术主义越来越发达的时代，产品和行业划分随之精细化，生产领域走向专精化，这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向。但物质领域与精神领域是不同的，规律也不尽相同。商业主义和技术主义会对精神创造造成异化和侵蚀。从世界范围看，文学创作和研究正在受到损害，所谓的“儿童文学”，是受到伤害最深的，没有之一。部分“儿童文学”从生产到销售，形成了一条成熟而完备的产业链，这是一项高度物质化、可以有效操作的文化产业。也正因为如此，它虽然号称“文学”，实际上已被严重异化，正在脱离和告别文学的生命属性、心灵属性。这样的“儿童文学”只能畸形发展，虚假繁荣。这样的“文学”，虽然不能说与真正的文学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但实话实说，最后可能只剩下两毛钱的关系。我们当然需要专业精神，需要研究它的规律，但这种努力不能背向文学而面向市场，不能使之变低变小变矮变劣，而是要变得更开阔和更自由，最终突破“类型化”的樊篱。狭隘的技术主义和专业主义，在“儿童文学”领域同样是有害的。什么是“儿童文学”？如果到教科书上找个答案，也许不难。不过这些答案都不尽相同，可见要做出一个标准答案还有难度。如果粗略地说一下，是不是可以说，“儿童文学就是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这个方向大致不错，足够包容，争议就会少一些。这里说的是“所有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是不是数量太大、包含太宽？也不一定。因为这里说的是“文学”，还要“适合儿童阅读”，这两个条件加一起，同时具备，那就会滤掉很多作品。因为是“所有”，也就没有了体裁上的排斥，小说、戏剧、散文、诗歌，什么形式都行，只要对儿童有益、适合他们读，就该划入这个范畴。有人可能会略有不安，觉得这样的定义太宽松也太容易了，措辞上不够专业也不够学术。他们似乎记得，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已经做得很细了，“儿童文学”的划分也很周详，比如“低幼文学”“少年文学”等。这仅是就不同年龄段做出的一些区分，内容上还有一些具体的界定。但是，“儿童文学”的规划即便再细致，也还得是“文学”才可以，这是一个前提。如果连“文学”都不是，也就不会是“儿童文学”了。然而，既是“文学”，就一定要有起码的门槛，比如要具备语言艺术的基本水准、境界以及诗性、相当的文学与思想含量。这些，都需要建立在阅读感受之上，于是也很难有更具体的量化指标。没法量化，依赖感受，这就变得复杂了。到底怎么判断？请专家鉴定？读者投票？都不可靠。因为文学艺术评判，既要看重个体，又要等待时间，通常要经历非常繁复的过程。既然说到了时间，我们谁有那么多耐心？要等许多年过去，才知道哪一部作品属于“文学”、好的或不好的“文学”，这未免太麻烦了。从道理上看，如上对文学的检验和鉴定方法并无大错，但实际操作起来却不太实用。因为我们面对的，毕竟是当代的、眼前的作品。那么是否有相对简单一点的办法？大概会有。一般来说，那些汗牛充栋的“儿童文学”，无论是绘本还是文字书，如果只能塞给少年儿童，一旦放到富有阅历的成年人手里，他们立刻觉得寡淡如水，毫无意思，然后扔开，那就不能算是“文学”了。说好了是“文学”，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很可能是用文学手法写出的“少儿读物”。好的“少儿读物”有什么不好？它们也是儿童所需要的。可见这种区分只是专业和学术意义上的，并不能对这些图书造成贬低。有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阅读对象应该是“从9岁到99岁”。这个说法既通俗又准确，并没有夸张，等于是另一种界定的方法。如果是低幼儿读的作品，成人也会喜欢吗？是的，只要是真正的“文学”，它在成人眼里就一定不会是浅薄无聊的，他们也会喜欢，会被吸引。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由此我们也就明白，“儿童文学”的写作其实是最难的，越是写给低龄读者的作品，也就越难。也许就因为这种“文学”太难了，太不好写了，我们通常才会降格以求，用一般的“少儿读物”取代“儿童文学”。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种模糊不清和学术上的不严密，会让人对“儿童文学”这个概念造成误解，对整个文学写作和研究造成损害。好的“少儿读物”是不可或缺的，在少儿教育方面，它负有重要的责任。但这并不等于它可以混淆“儿童文学”，这是两码事。（作者：张炜，系当代作家、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项目团队：中华读书报记者陈香 光明日报记者饶翔 陈雪）

《遵生八笺》里的提炉 图片由作者提供古代士大夫最重悠游山水，如何让游山观水惬意舒适，就成了他们兴致勃勃长期钻研的课题。明代人创制出一款“提炉”，让文人雅士身处山野，于花下小坐时，也可以品一盏清茗，喝一杯美酒。明代戏曲家高濂编撰的《遵生八笺》，可谓士大夫精致生活指导书，书中有“提炉”一条，宣称这种便携小炉是他的发明，随后仔细介绍形制与结构，还附上了插图。该条道：式如提盒，亦余制也。高一尺八寸，阔一尺，长一尺二寸，作三撞。下层一格，如方匣，内用铜造水火炉，身如匣方，坐嵌匣内。中分二孔，左孔炷火，置茶壶以供茶；右孔注汤，置一桶子小镬有盖，顿汤中煮酒。长日午余，此镬可煮粥供客。傍凿一小孔，出灰进风。其壶镬迥出炉格上，太露不雅，外作如下格方匣一格，但不用底以罩之，便壶镬不外见也。一虚一实共二格，上加一格，置底盖以装炭，总三格成一架，上可箾关，与提盒作一副也。根据文字与插图可以看出，提炉的灵感来自当时普遍使用的“三撞”（即三层）式提盒，由可以灵活组装或分卸的五部分组成，即一具带有底座的提梁架、两层方屉盒、一层四方形围框，以及一只铜质四方形“水火炉”。两层屉盒与四方形围框在外径上尺寸一致，且彼此采用子母口套合，可以按照一层屉盒在下、四方形围框在中、一层屉盒在上的形式叠置而起，并依靠子母口嵌合牢固。下层方屉盒的外径尺寸要与提梁架底座上的浅凹槽正好相当，这样，在移动过程中，屉盒就能牢固地嵌置在底座的凹槽内，不会脱落。整套配置中最重要的组件是一只小铜火炉。这只铜炉亦为四方形，外径与下层屉盒的内径相当，可以恰好放置在屉内，不会晃动。此炉之所以名为“水火炉”，是因为炉体的内部实际上用铜板隔为左右两个用途不同的区域，分别发挥煮水风炉与烫酒器的功能。左半部的顶面安有圆形灶，可以放入火炭，在其侧壁上则开有火门，用以通风、清灰，因此，只要将特制的茶壶放置在灶上，就可以随时生火煮水，冲茶品茗；右半部则仅在顶面上开有一个圆口，使用的时候，通过圆口向内注入热水，然后把一只与圆口大小相配的带盖小桶插入其中，再把酒注入小桶，将酒烫热。那只小桶还可以担任袖珍煮锅的角色，因此文中称其为“桶子小镬”，随后提到这只小桶时一律写为“镬”，就是把那小桶看作圆筒形小锅，是为了组合方便而做出的精心设计。游玩中肚子饿时，还可以随时把这只小桶放到灶口上，煮粥或者其他便于快速制作的饮食，就地来一顿野餐。出发前的组合程序是这样的：先把小铜炉放入底屉盒当中，将底屉盒嵌置在提梁架底座的浅槽里。然后，将特别配置的小茶壶插入灶眼，带盖小桶插入注水孔，这一壶一桶皆经精心设计，底部的一部分能够深嵌到灶眼、注水孔之内，由此而安稳直立，不动不摇，等于是将小炉作为了置物架。接下来将四方形围框叠套在底层屉盒之上，由此而把插立在炉顶的小壶、小桶罩合起来。最后，以上层屉盒叠置于四方形围框之上。上屉盒用于盛放铜炉所需的木炭，盒口以一面罩盖加以闭覆，按照当时流行的提盒形式，在罩盖与提梁之间装设插栓。只要自提梁上将栓销向下插入罩盖内，三层盒、框便牢牢地嵌合成一体，固定在提梁架内。如此，便可以很方便地携带这只“提炉”外出，绝无安全之虞。使用时，只消拔开栓销，将三层套叠的木屉拆散，自底盒内取出小炉。于是，就凭这一只小小的铜“水火炉”，出游之人可以随时对青山绿水而煮酒畅饮，在花前柳下以香茶遣兴。近年，野外露营和自驾游流行，户外露营用具也随之丰富起来，包括各种露营炊具套装。把这些现代设备与明人的提炉比一比，看中国古人的设计是否就逊色？也许，可以将明代提炉加以现代化翻新，制成一只便携式茗饮匣，下层安设以电池加热的咖啡机、袖珍炉，中层放置咖啡具与茶具，上层装盛咖啡茶叶与甜点，让人们出游时可以随时动手调配一顿适口茶点。（作者系物质文化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