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浙江畅尔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电气技术中心主任吕磊，再次站上了国家级的荣誉殿堂。继去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浙江省劳动模范后，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又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没有过多的形容，他只是说：“奖章沉甸甸的。”这份沉甸，并非物理的重量，而是十多年车间光阴的密度，是无数行程序代码、无数次调试失败与最终成功的总和。荣誉在此刻凝结，如同他调试的机床，每颗零件都精准地回归其位。畅尔智能的总装车间，像另一种旷野。没有风沙，只有电流的嗡鸣；没有草木，只有钢铁的轮廓。吕磊的身影常驻于一台螺旋拉床前，其世界被简化成屏幕上的代码与机床的反馈。“新机床上电调试之前，程序编写只能算序曲。”他说，真正的乐章，在后续漫长而琐碎的调试中展开——输入指令，机床响应，一旦出现偏差，立即修正代码，工作被解构为观察、假设、验证的循环。枯燥而漫长，是这门技艺的试金石。一次又一次地测试调整，将时间拉长，将孤独放大，唯一的陪伴，是问题本身，以及一种近乎偏执的耐心，“干这行需要的不是激情，而是一种更持久的东西——匠人之心，对‘不完美’的零容忍，和与寂静长期共处的能力。”吕磊说。他的职业生涯，是一条向精度不断逼近的曲线，轨迹清晰：从普通拉床到高端拉床，再到智能化成套生产线，设备不断升级，认知体系持续迭代。他的战场在行业公认的“高精尖”瓶颈里：负责过包括国家“补短板”重大工程项目、省重大科技专项等在内的17项省部级以上项目的电气科研与技能攻关，成果突破航天航空、汽车、家电等关键领域技术。他主持研发的多机器人协同汽车卡钳加工自动线电气技术，攻克了多机器人集成的全自动化控制难关，填补了国内支架智能加工领域的空白，成为汽车工业制造“机器换人”典型案例。当技术越过某个门槛，视野便会投向更远的边界，对吕磊而言，这个边界就是“标准”。“一流的企业制定标准。”他的语调里有一种将行业标准推向国际水平的笃定，这源于从执行者到规则制定者的思维转变，也来自一位电气工匠的雄心。在车间，吕磊还有一个身份——老师。他的“传帮带”不着痕迹，将经验与心得如同开源代码，无私地与年轻技术员共享。他的门下，走出了浙江工匠、市骨干人才、县名师名匠，成为他技术能力的无限延展。电气技术员王宏杰捕捉到一个细节：“吕工在做项目时，总是‘舍不得’下班。”“舍不得”三个字，比任何赞美都更传神地勾勒出一个人对事业的全情沉浸，这位“身边的劳模”，不必言说，本身就是年轻一代的楷模。荣誉加身的吕磊，坐标系却从不曾移动，他一如既往地谦逊务实，将奖章与证书视为激励，而非终点：“我希望推动更多电气技术新突破，实现更多产品国产化替代。”这是他的下一行代码，下一个需要攻克的“瓶颈”。所有的庆典都已过去，车间里那台等待调试的机床，才是他真实的人生焦点。责任编辑：刘思远

魏世杰的脸上时常挂着温和的微笑，如果不是他的故事被大众看到，很难想象他背负着怎样沉重的人生。这个夏天，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大家面对面》对话了青岛这位核武老人魏世杰。“我这一生完成了我的任务。”魏世杰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立功，我在核武器研究院得过优秀科技工作者；立言，我写了很多书，《禁地青春》把特殊年代的生活真实记录下来，很有意义；立德，我在家照顾3个病号，始终不离不弃，一直照顾他们，尽到了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魏世杰（受访者供图）写作是生命的必须采访约到了晚上7点半，这是魏世杰从女儿魏海燕处“下班”回家的时间。夜间的漫谈，格外安静。魏世杰已经84岁，白天他去参加了一场活动，下午照顾女儿，晚上坐在沙发上才逐渐有了倦意。魏世杰的书无数个这样的深夜，他独自伏案，写完了自传体长篇小说《禁地青春》。这本书在2024年9月第三次再版，上册讲述他在青海的经历，下册则记录在四川的经历。《禁地青春》写的是魏世杰的青春，更是他的作家梦。他从小喜欢文学，“这是我终身的爱好。”然而，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声音充斥在身边，所以考入山东大学时，他选择了物理专业。到了大学，魏世杰除了学习专业，始终保持写作的爱好。他不断向出版社投稿，尽管大部分都被退回。在《山东科技报》发表几百字的处女作时，魏世杰高兴了很久。1964年，到青海221厂以后，魏世杰暂停投稿。直到回到山东，他始终想写点东西。山东文艺出版社编辑来家中，魏世杰拿出长篇小说《东方蘑菇云》，对方觉得写得好。这也成为他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还得了奖。“新闻联播上闪了一秒钟。”老人向记者讲起时，笑得前俯后仰。“我的助手王月玲，给我帮助很大。”王月玲建议魏世杰在网上写自己的故事。于是，2011年，“天涯杂谈”网站上出现了“核武老人26年亲历记”的帖子。魏世杰每天写一两千字，王月玲负责整理修改发布，并和网友互动。“雷打不动地写，不更新的话，读者会催。”那时，很多铁杆粉丝聚在帖子下面。火的那一年，他70岁。有人联系他出书，有人想改编成影视作品。这个隐形藏名半生的老人重新与世界链接。写作从未停止。如今，他不再写大部头作品，也没有特别的写作计划，只写一些小故事，魏世杰称为微型科幻小说。“写作是体现我价值的生命动力，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些年照顾3个病号，如果不写作，我就崩溃了，可能就不存在了。”参加活动时，他常鼓励年轻人，“除了本职工作，要有一个爱好，在遇到逆境的时候，它会给你力量。”与苦难握手言和夜里，魏世杰经常梦到回到青海211厂。青海221厂，隶属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是我国首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那段日子很难忘。26年，几乎前半生都在那里度过。”魏世杰形容那段经历分量很重，几乎占据生命的80%。刚到那里时，魏世杰对自己的工作内容一无所知，也不清楚自己未来的路。“去了一年，我们猜测是研制原子弹。我们都是年轻人，国家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信任你，有一种自豪感。山大就选了两个人，当时觉得自己不得了。”原本窝在沙发里的魏世杰，坐得笔直。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有了《禁地青春》。魏世杰坦言，“上册比较满意，下册不太满意。”原因不是写作状态发生了改变，而是他觉得前面经历的故事更精彩。“上册有初恋的故事，后来她牺牲了。时代比较特殊，我经历了很多故事，内容更打动读者的心。下册故事比较平淡，没有那么多大风大浪。”魏世杰说，“在逆境下跟顺境下，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我的一生充满苦难和坎坷。”魏世杰说道。离开四川以后，1990年，魏世杰调至青岛市黄岛区科委从事科技管理工作。1996年，他正式退休。看书的魏世杰后半生，他面对家中3个病号。儿子魏刚患先天性智力障碍，女儿魏海燕患上强迫症和精神分裂。起初，夫妻俩分工，妻子去医院照顾女儿，魏世杰在家照顾儿子。后来，妻子晚年重度抑郁转为精神失常。“3个病号不是同时出现。”这或许给一个丈夫、父亲些许喘息的时间。直到2022年冬，妻子去世，这个家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他的肩上。如今，一个老人照顾两个步入老年的孩子。他却在书中写道：和苦难掰手腕，屡次掰手腕发现掰不过了，和苦难握手言和，也不是投降。他尝尽百般滋味，对记者感慨：“我觉得人生总有坎坷，不过我多一些而已。不要指望人生一直顺利，要时刻做好准备，迎接灾难的到来，来了以后，也不要害怕，去接受它。”女儿喝一杯水要一个小时魏世杰每天早上6点起床，洗漱后便前往女儿魏海燕家。他在这里吃早饭，海燕有时吃早饭，有时不吃，多数情况下她一天只吃一顿饭。早饭后的上午，是魏世杰的会客时间。如果无人来访，他就看书，追剧。“最近还喜欢看破案剧、惊险片。”中午，魏世杰会睡一个小时。起床后，是他一天中最忙的一段时间。照顾女儿喝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海燕喝水的程序复杂，必须由魏世杰倒水，一次次兑好水，还要确认桌子干不干净，物品摆放符不符合心意。面对这些，魏世杰总是不急不躁。海燕喝一杯水，往往从3点到4点，整整一个小时。魏世杰这才喘口气。他现在的生活很有规律。海燕喝完水后，魏世杰会去散步。他家附近有一座小山，之前他去爬山，现在爬不动了，就在院子里走走。下午5点半到6点半，魏世杰回家吃晚饭。6点半到7点半，到了给海燕做饭的时间。最近，她喜欢吃四喜丸子，便让王月玲去买。家里保姆负责给海燕做菜，要求有素有荤，而且每天不能重样。魏世杰有一个笔记本，专门记录海燕的菜谱。“记下昨天吃什么菜，今天不能再吃了。要不然她问了，我想不起来。”晚上7点半，魏世杰准时“下班”。他跟海燕约定好，有任何问题要在7点半前提出来，他都会为女儿去办。走之前，魏世杰要跟海燕说句话，然后把门关好。“这就是我的生活。”魏世杰说。魏世杰与女儿（图源王月玲）“儿子比较省心，给他一些零花钱就好。女儿因为强迫症会让你干这干那，有时很累。但也是一种天伦之乐，我80多岁了，女儿整天‘爸’‘爸’这样喊你。”他珍惜这样的日子。海燕上过大学，明事理，只是受强迫症困扰，对很多事有严格要求。她有自己的爱好，每天下午让魏世杰打开手机，她要唱歌。在魏世杰心里，女儿的喜怒哀乐，自己也会共振。魏世杰经常给海燕制定规则，又屡屡打破。“女儿这一生不容易，没有成家，受到病痛折磨。我总觉得有点对不起她，我把她带来这个世界，但她没能拥有常人的幸福。”海燕想干什么，魏世杰总是尽力满足。“我不遗憾”“生如夏花灿烂，死如秋叶静美。”魏世杰说自己如今就等待着像秋天的叶子落下去，等待着那一天的来临。他不恐惧衰老，甚至开始考虑后事。魏世杰已经80多岁了，父母就是这个年纪走的，女儿海燕也长出刺眼的白发。“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不在了。我这个年纪，随时随地都可能出问题。”前段时间，魏世杰还经历了一次心梗。他写好了遗嘱，叫来律师和监护人。“我考虑得比较细致，我觉得我尽到了最大努力，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趁我现在还比较清楚，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晚年时，他回顾一生：前半生，在荒漠高原、深山老林度过了26年艰苦而危险的隐姓埋名的生活。后半生，回到青岛老家，本想落叶归根，安享晚年，但家庭的苦难又接踵而至。“我不遗憾，该做的事情都做了，还是挺丰富多彩，我还是比较幸福的一个人。”说到“幸福”二字，魏世杰笑了笑。在书中，他也写到幸福。“人生有苦有乐，就像硬币的两面。要热爱幸福的生活，也要热爱苦难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热爱生活。人生如果没有幸福降临，就要自己去创造幸福。”魏世杰在书中写下的话今年，他又出版了8本科普书，还在短视频平台分享着自己的故事。他从不渲染苦难，还调侃自己是“倒霉”老头，总是以轻松的方式出现在大众面前。他知道在网络上需要面对的声音很多，他不看，也不在乎。如果被更多人记住并对他们产生影响，“这可能也是我对社会的贡献。”魏世杰说，“年轻人看看我的经历，可能会觉得很多事情变得微不足道。当下，年轻人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困难面前，保持乐观的情绪，这很重要。”采访结束时，魏世杰给记者留下一句特别的话：祝你幸福。责任编辑：孔雨童 王光营本文为强国号发布的内容。

海报制作：徐伟新华社太原12月2日电 山西省阳城县，冬日暖阳穿过“红连理发店”的玻璃，照亮了整个小屋，暖炉上的开水壶缓缓冒着热气，30平方米的理发店里来的大多是老人，他们一边理发，一边与店主栗红连拉着家常，气氛融洽。 0:00 / 05:27栗红连已年过七旬，1990年，一场车祸造成了她腿部残疾。“当时住院期间，病友的家属经常帮我，给我带饭，帮忙换衣服、上厕所，我就想着自己康复后能否也帮助别人。”栗红连说。后来，栗红连在街头重新开起了理发店，不仅价格低，遇到残疾人等群体还会免费。她说：“我只会理发，就想着通过理发帮助别人。”栗红连在理发店内理发。新华社记者 徐伟 摄从开起“红连理发店”至今，栗红连已经收了158个徒弟，教他们理发，其中50多个都是残疾人。“残疾人也得自立自强，残疾人也是有尊严的，教他们一门手艺，能为社会作点贡献。”栗红连说。记者见到栗红连时，她正指导三个徒弟理发。徒弟们聚精会神地看着栗红连的每一个动作。客人刚剪完发，徒弟会迅速地把地上的头发扫干净，桌上的剪发工具也摆得整整齐齐。理发店的墙角，贴着几个徒弟写的保证书：“讲究卫生”“听妈妈的话”“不到处乱跑”“好好学习”“好好学理发”……字迹工整不一，有的甚至很难辨认。“写保证书不仅是为了让他们养成良好习惯，更想通过书写的方式让他们练字。”栗红连解释。原来，有的徒弟因为残疾书写困难，她就想着法子让徒弟们练字。“这也是为了他们以后着想。”栗红连说。栗红连在指导徒弟理发。新华社记者 徐伟 摄栗红连带的残疾徒弟中，很多学成后就在当地县城或乡镇开起了理发店。徒弟上官健斐是一名聋哑人，他开的理发店就在离“红连理发店”不远的地方。开店起初，栗红连不仅给他挑选店铺位置，还帮他买了椅子等。栗红连说，上官健斐刚来时，不怎么会说话，更不敢说话，她就让他上街买菜，“强迫”他跟别人“说话”，看着口型反复练习。如今，上官健斐已能大胆与人交流。“奶奶不仅教会了剪发技术，还教我做人的道理，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如果没有她就没有我今天。”上官健斐感激道。徒弟贾乙凡和崔浩男都是聋哑人，曾同时在店里学理发，栗红连发现二人经常互相帮助，在她的撮合下，两个徒弟最终走到了一起。如今，崔浩男在一家煤矿上的理发室工作，他们的孩子也已经上了幼儿园。每隔几天，栗红连就会和一些徒弟们“重聚”，她要带着他们和志愿者去给养老院和村里留守的老人义务理发。“村民们理发不方便，有的甚至要走一二十里的山路才能到达乡镇上的理发店。”栗红连回忆，一开始大家不信能免费理发，后来发现真不要钱，来找她理发的人越来越多。栗红连拖着残疾的腿跑遍了全县的14个敬老院和大部分偏远山村，服务范围甚至到了邻县。栗红连和徒弟在给老人义务理发。新华社记者 徐伟 摄在栗红连的带动下，她的义务理发队规模不断扩大。阳城县颐康圆养老院院长张新裕说，十多年来，养老院从旧址搬到现在的新址，一直都是栗红连和她的义务理发队来给老人理发。“我能活一天就干一天，真干不动了，还有爱心志愿者，还有我的徒弟，将这项公益事业一直干下去。”栗红连说。（记者徐伟）责任编辑：刘思远

图①：11月，炎陵中队组织集体5公里武装越野。江杭城 摄 图②：11月，炎陵中队官兵在野外复杂地域开展实战演练。冉茂林 摄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27日，武警湖南总队株洲支队炎陵中队官兵走进水口镇叶家祠，举行“入党宣誓暨重温入党誓词”仪式。午后的阳光穿过枝叶，洒在鲜红的党旗上，映在战士们年轻的面庞上，铿锵誓言在空中久久回响。98年前，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就是在叶家祠的阁楼上，为“红一连”的6名新党员主持入党宣誓仪式。“支部建在连上”得以首次实践，红色基因从此深植于青山绿水间。仪式过后，炎陵中队与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开展互动思政教育。一个是驻扎在“支部建在连上”首践之地的中队，一个是我军首个连队党支部诞生的连队，两支队伍的红色血脉在此刻同频共振。远处的罗霄山巍峨耸峙，鲜红的党旗在基层连队高高飘扬，这段跨越时空的红色传承，见证着炎陵中队将信仰融入使命担当的生动实践。“入党不仅是荣誉，更意味着责任”走进炎陵中队营区，大门左侧有一面党员编号墙，记录着中队成立以来的党员姓名。前阵子，早已转业的老指导员郑加林重访炎陵中队，看着党员编号墙上的名字，眼泪不自觉流了下来。他感慨道：“如今，我已是两鬓斑白的老兵了，可每次想起炎陵中队，想起那些战友，想起叶家祠的煤油灯，心里还像当年一样热。”那时，郑加林刚刚就任中队政治指导员，闲暇时翻看驻地历史，被炎陵县丰厚的红色底蕴深深打动。他带着战士们前往离中队不远的水口镇叶家祠，登上阁楼，站在四方木桌前，仿佛看到了桌上煤油灯的微光，始终映照着“支部建在连上”的初心。从叶家祠回来后，郑加林提议，按照入党顺序，授予中队每位党员专属编号。“今天，我被发展为中队第180号党员，非常激动！”中队战士郑皓说，“在我看来，入党不仅是荣誉，更意味着责任。”在郑皓的作训服口袋里，装着一张红色卡片。他自豪地递给记者：“看！上面还清晰地印着党员姓名、入党年份、岗位类别等信息。”中队政治指导员王泽华介绍，中队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筑牢信仰根基。同时，常态开展理论讲解、新闻点评等活动，组织官兵赴叶家祠、红军标语博物馆等地实地教学，邀请黄继光生前同班战友游克源来队讲战斗故事等，帮助官兵们加深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理解，擦亮底色，永葆本色。与郑皓同一天发展为预备党员的，还有第179号党员王琳，入党这天，恰好是他23岁生日。“政治生日与出生日在同一天，对我来说太有纪念意义了。”王琳的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光芒。入伍时，王琳还不是党员。“闲下来的时候，我总在想，我能为中队做点什么？”他说。没多久，王琳结合自己在学校团委的实践经历，想出了一个“金点子”：“咱们炎陵的红色地标这么多，要让更多人找得到、记得住，得有一幅‘红色地图’！”想法有了，能不能做成还是没底。思来想去，王琳敲响了王泽华的门，获得了他的支持：“放手去试！”分工时，不少战士主动请缨：“我字写得好，负责地图标注！”“我学过画画，能帮忙绘图！”定方案、查资料、画草图……几天后，一幅凝结着战士们智慧与汗水的“炎陵红色地标图”摆在大家面前。从一串党员编号，到一幅红色地图……岁月更迭，初心不变。红色基因在炎陵中队官兵间代代传承，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在精神火炬引领下，炎陵中队连续36年被总队评为基层建设先进中队（“四铁”先进中队），先后13次被总队评为基层建设标兵中队，1次荣立集体一等功，7次荣立集体二等功，12次荣立集体三等功。“传承，不是轰轰烈烈的口号，而是潜移默化的熏陶”站在中队党建长廊里，面对着新增的“党员成长档案”，中队战士龙东升的心里满是踏实。他说：“传承，不是轰轰烈烈的口号，而是潜移默化的熏陶，是老班长递来的一瓶水，是比武时不放弃的脚步，是失败后有人扶一把的温暖……”刚分到中队时，龙东升训练成绩不佳，看着考核表上“勉强及格”的成绩，像被浇了盆冷水。夜里，他辗转难眠：在这样一个荣誉满墙的集体里，我连“跟上队”都难，还谈什么实现梦想？班长李韶主动找到他说：“你体能弱，往后我陪你练。”那阵子，每天训练结束，李韶就拿着秒表陪龙东升冲刺400米，鼓励他不要气馁，要敢于突破自己。从那以后，龙东升把高标准当成了自己的“及格线”。“别人练1小时，我就多练20分钟；队列动作不标准，就对着军容镜反复抠细节。”因表现突出，龙东升在同年兵中第一个当上骨干，拿了三等功，成了新兵口中的“排头兵”。有一年，茶陵县云阳山国家森林公园突发山火，龙东升被编入党员突击队，迅速驰援邻县。经过夜以继日奋战，大火终被扑灭。“党员带头从来不是说说而已，牺牲也从来不是远在天边。”龙东升说，虽然很危险、很辛苦，但那种油然而生的责任感、荣誉感至今难忘。演兵场上的磨砺，锻造了他们过硬的筋骨；而思想上的淬火，则铸就了他们忠诚的灵魂。哨位上，战士胡聪身姿挺拔，目光坚定。完成执勤任务归队路上，胡聪嘴里一直默默嘟囔着什么。走近一听，是红军标语博物馆的讲解词。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讲解稿有一两万字呢，真的很难记。”作为中队培养的“红色讲解员”之一，他常去叶家祠、红军标语博物馆等地义务为官兵、游客讲解。为了讲得更生动、更清晰，胡聪下了不少功夫。一有时间，他就跑到中队阅览室里阅读党史军史类书籍，在中队的理论学习课上，抓住机会就向指导员、理论骨干请教。红军标语博物馆馆长张莹莉一开始心里还犯嘀咕：“这些战士才20多岁，有的说话还带着家乡口音，馆里339幅标语都有独特的历史背景，他们能讲明白吗？”没几天，她就被这些战士的认真劲儿打动了。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对着展厅的镜子反复练习，从一开始的语气生涩，到后来越说越熟练，连手势都练得非常自然。展厅里，有位奶奶带着小孙子参观，听完讲解后让孩子给胡聪敬了个少先队礼，说：“娃啊，要记住叔叔讲的故事，以后也要做这样的人。”“尽可能地散发光芒，去照亮一些人、温暖一些人”在炎陵中队，有一张泛黄的信纸被视若珍宝。这是当地老人王德玉立下的遗嘱：“现金15500元，交由炎陵武警中队用于立嘱人百年之后修坟的费用……其他财产归炎陵武警中队。”纸上的一笔一画，都是老人对这群“兵娃娃”沉甸甸的信任。多年前，王德玉的老伴去世，他们没有子女。偶然听闻老人的状况，中队党支部便主动“认亲”帮扶。战士们亲切地称呼老人“王奶奶”，为她装电话、送米面，隔三岔五上门做家务、唠家常。渐渐地，老人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邻里看在眼里，欣慰地说：“老人有福气，这群战士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老兵退伍，新兵接力，这份超越血缘的“祖孙情”从未断线，愈发醇厚。老人去世后，中队将遗嘱中的财产全数捐给敬老院和孤儿院。每年清明，中队党支部都会组织官兵前去扫墓，在“王奶奶”墓前为新兵讲述这段故事。时光的卷轴徐徐展开，军民鱼水情的温暖故事，在炎陵中队不断书写、流传。不久前，炎陵中队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在校生刘蔚。一进门，中队官兵就亲切地迎了上去，拍了拍刘蔚的肩膀：“小伙子，看起来更阳光了！”他们之间的故事，始于5年前。那时，刘蔚刚升入高一，家里突遭变故：父亲得了病干不了重活，母亲在餐馆打零工，工资勉强糊口，他的学费成了难题。一时间，刘蔚甚至动了休学打工的念头。直到那天，班主任带他来到一个会议室，见到了时任炎陵中队政治指导员肖湘。肖湘对刘蔚说：“学费的事我们包了，你只管专心读书。”还给他带了新书包、笔记本。回到教室，刘蔚翻开笔记本一看，上面写着一行字：“灰暗的日子里，总会有一束光。”他的鼻子一下子酸了，心里暖和起来。后来，刘蔚顺利参加高考，如愿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中队参观时，他才知道，帮扶贫困学生的传统在这里已经延续了几十年。院子里的几棵杨梅树，正是被帮扶的学子们接力种下的。它们在这里茁壮生长，郁郁葱葱，见证了中队官兵捐资助学的善举。“我们愿做一束烛光，尽可能地散发光芒，去照亮一些人、温暖一些人。”王泽华说。（记者任彤彤 邢晨 文信中参与采写）责任编辑：张燕云

张纯如纪念馆墙上展示的张纯如和《南京大屠杀》登上各大新闻媒体。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摄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人在以自己的方式记着张纯如。在美国圣何塞市，有一座以张纯如名字命名的公园。在中国江苏淮安，这座她祖辈生活过的苏北小城，为她设立了纪念馆。很多人因为《南京大屠杀》知道她。1997年，29岁的她用英文揭露二战期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这本书被翻译成17种语言全球发行。2004年，36岁那年，张纯如因抑郁症离世。刘卉是张纯如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从2017年开馆就在这里工作。她坦言，开馆的前几年，每天来参观的人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2025年夏天，纪念馆经历了一段罕见的流量冲击——暑假期间，平均每天涌进3000多人。对这个只有两个人员编制的区县级纪念馆来说，意味着每一平方米挤着3个人。刘卉猜测，这可能与电影《南京照相馆》有关。该片导演申奥在长春电影节上致谢，“我想特别感谢一个人，就是书写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张纯如女士，我们的很多灵感，很多素材都基于你一笔一画的描绘。”热度散去，纪念馆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附近热门酒店的前台、城市里跑网约车的司机，知道张纯如纪念馆的人依然寥寥。时间终于慢了下来，纪念馆里一张巨幅的彩色照片中，她穿着黑色衬衫、红色碎花半身裙，黑色的长发垂下来，紫色的花瓣在空中飘落。那个在历史迷雾与生存压力间心急如焚的写作者，那个与时间赛跑的女性，再不用那么着急了。三代人的“南京”记忆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新泽西，与南京隔着一整个太平洋。她的父亲张绍进出生在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那一年；母亲张盈盈出生在1940年的重庆。20世纪60年代，张纯如的父母从台湾赴美国深造，在哈佛大学读了博士，后来移民美国。她的父母并非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对南京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张纯如外祖父的转述。他们亲身踏上南京土地的时间，甚至比女儿张纯如还要晚上几年。但关于“南京”的讲述，在这个家庭从未断裂——它像一条隐秘的河流，从上代人外祖父侥幸逃过南京大屠杀的逃难记忆出发。“在我们成长岁月里，我父母把从南京逃难的故事重复讲述了无数遍，所以我们也反复对孩子讲起这个故事。”张盈盈回忆。张纯如在美国的学校、市区的公共图书馆寻找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可什么都没找到。她的世界历史教材里，也没有。她的老师们对这件事也一无所知。因为找不到任何佐证，她一度无法确定：父母口中那场发生在南京的暴行，究竟是确凿的历史，还是遥远的传说？成为职业作家的第二年，张纯如和母亲聊天时提到，自己有朝一日想写出一部像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一样的作品，以历史战争为背景。张盈盈建议她，既然拥有双语能力和两种文化背景，或许可以以中国为题材，用英语描写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故事。后来，母女俩又谈起了南京大屠杀。她在写作上野心勃勃。张纯如始终备有一份新书选题的详细构想清单。到2004年离世前，她的构想已达400个。南京大屠杀再次闯入她的生活，是1994年12月。在美国加州库比蒂诺，硅谷心脏地带圣何塞的郊区，一场纪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会议正在召开。下午5点左右，一位穿着白衬衫和黑裤子，“看起来像是高中生的女孩”张纯如出现了。会议大厅，那些海报大小的南京大屠杀照片，让她猝不及防，“被砍掉的头颅，或被开膛破肚，赤裸的女人被强奸者强迫摆出各种色情姿势，她们的脸扭曲变形，痛苦羞愤之情令人刻骨难忘”。《圣何塞水晶报》拍摄的一张现场特写照片里：26岁的张纯如嘴唇紧闭，头靠在照片展板上，紧挨着南京大屠杀经历者痛苦的面庞。在后来的书中，张纯如这样写道：“尽管孩提时代我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但却从未做好准备看到这些照片。在这个极度痛苦的时刻，我醒悟到，不仅生命是脆弱的，人类的经验本身也是脆弱的。”那些故事和照片，确凿的口述历史，与她童年从父母那儿听到的碎片渐渐重合。“与日本遭受原子弹袭击和犹太人在欧洲所遭受的大屠杀不同，亚洲以外的人几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恐怖。美国出版的大部分历史文献都忽略了这一历史事件。”她决定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下一本书的题目。这种勇气，早已深植于她的性格之中。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录取时，张纯如选择了鲜有女生问津的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双学位。她用3年时间修完了课程。然而，这个连续两个学期被系里嘉奖的优等生最终发现，自己真正的热情在于写作。新闻系的教授建议她转专业前三思，告诉她计算机系的学生在找工作时更抢手。这无疑是一种“冒险”。上大学时，张纯如写过一个关于癞蛤蟆的寓言故事：抓到后是放生还是关进玻璃缸？最终，故事的主人公选择放生，因为哪怕“危险而短暂”，也远胜于缸中“安全而漫长”却永远接触不到真实世界的一生。“她是一个倾听自己内心、追随激情、努力创造某种具有永恒价值之物的人。”母亲张盈盈后来写道。1994年冬天，穿越三代人的“南京”记忆，在蓄积了30年的能量后，将从《南京大屠杀》这本具有勇气的“河口”奔涌而出。“我不关心能不能赚到钱，让全世界知道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那些事对我来说很重要”1995年，张纯如手上同时有好几件事要忙。她愁钱和时间。张纯如拿到6万美元的预付稿费。尽管这是她第一本书的两倍，但仍难以支撑她接下来两年时间的日常生活和写书的各种开销。丈夫布雷特必须补贴她的费用。布雷特多次向张纯如的父母表达对她财务状况的担忧，认为她的写作是“赔本生意”。他催促张纯如找一份朝九晚五的正常工作。她不得不工作得格外努力以证明自己。没钱雇人帮忙整理录音，张纯如练就了打字飞快的本领。她“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兼职工作”——期刊的兼职编辑，制作教育录像、速记员、基金申请写手、邮购目录写手、技术文件写手。有段时间，她送过外卖披萨，每晚做4个小时电话推销员。她四处查阅写作南京大屠杀所需的一手资料。美国的传教士、记者和军官都曾以日记、电影和照片的形式记录下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军方资料区，她填写所需的各类报纸的存档案索引卡片垒成厚厚一叠，几十个大箱子放在小推车上推到她面前。她在上千份档案中翻拣。等到翻完，她才发现，自己的手上全是被纸张边缘割破的小口，指尖也被墨水染黑。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腐烂陈旧的纸张的味道让她头痛，她有时不得不戴上口罩工作。张纯如的勤奋十分“显眼”。有一天她生病了，档案馆的雇员注意到，张纯如没有出现在办公楼旁边的公交车站，开始担心起来，最后把电话打到她暂时寄居的朋友家里。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图书馆约翰·莫特里厅，她常坐在两堵墙之间的一张书桌前，被在一大堆敞开的档案盒和复印文件包围，一坐就是一天。她将上万页材料一页页复印、打包，邮寄回家。除了魏特琳、牧师约翰·马吉、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等人的故事，在收集整理资料过程中，张纯如敏锐地捕捉到另一个名字——约翰·拉贝。于是，她拽着这根微弱的线索，像一名顶级的调查记者一样，多方打听。最终，联系到拉贝的一位外孙女莱因哈特。在沟通中，莱因哈特向张纯如透露，她的外祖父拉贝不仅曾写过一份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给希特勒，还留下了一本详细记录其在南京所见所闻的私人日记。寻找拉贝的过程被列成单章，写进《南京大屠杀》。张纯如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在美联社、《芝加哥论坛报》等媒体实习。相比于常规的跑城市新闻、参加各种会议，她更喜欢深度地挖掘和叙述。在面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寻证时，她短暂的记者生涯成了历史书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张纯如来说，最困难的事是阅读一桩又一桩的日军暴行记录。1937-1938年，日本军人在南京对许多无辜的男女老幼残忍地加以奸淫、折磨和杀害。她读了太多这样的案例，几乎要窒息，有时必须起身远离那些文件，深吸一口气。“我是在非常愤怒的状态下写出《南京大屠杀》的。我不关心能不能赚到钱，让全世界知道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那些事对我来说很重要。”张纯如生前接受采访时说。1988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友返校节活动，入选“返校节公主”的张纯如（中）与父母。张纯如纪念馆供图在1995年的南京寻找“1937”在张纯如笔下，1937年，南京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变革时期。有着沥青马路、霓虹灯、城市自来水、公共汽车和小轿车的南京城恢复了烟火气，面馆里的店员、沿街行走的锡匠、捏着铜钱的小孩、推着嘎吱作响的独轮车的男人们都“活”了过来。那是未曾经历大屠杀的南京，是普通人在历史巨变前夜的日常生活与尊严。那些细节来自她在南京的实地采访。1995年夏天，为写作《南京大屠杀》搜集资料的张纯如只身一人来到南京，看遍南京郊区的大小刑场和丛葬地。她从小学习汉语拼音和繁体字，能听懂中文普通话，但仍需要翻译随行。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普德寺、燕子矶……每到一地，张纯如都用摄像机拍下纪念碑的碑文和周围的环境。她想尽量让自己置身于1937年的环境中。采访幸存者时，张纯如的问题很细，有的具体到几点起床、早餐吃什么、穿什么样的鞋、道路的模样以及当时的天气情况等。见到张纯如时，幸存者潘开明已经82岁。他在1937年是拉人力车的车夫，对地名记得比较牢，他讲述如何死里逃生以及如何从长江边返回的经历。张纯如就按照这些地名，在1937年的南京市地图上一一核对，并标出了他的返回线路，确认没有任何自相矛盾的地方。她从美国带来的照片全部有编号，在给翻译和幸存者们看过这些照片后立刻按照编号归档。每天采访结束，他们将白天拍摄的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重播，同行的翻译杨夏鸣口译成英文，张纯如录入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中。为了忠实原文，他们常常就一个词反复推敲。“她的笔头很勤，几乎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有文字记录。她拍摄的大量照片全按时间顺序排列，一丝不苟。”张纯如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杨夏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南京采访中，张纯如对细节的苛求与对证据链条的严谨态度，并非凭空而来。大学毕业后，她曾在《芝加哥论坛报》实习。一次，编辑要求她给一个刚刚不幸失去一位亲人的家庭打电话。张纯如告诉编辑，自己已经试了几次，但对方拒绝采访。编辑让她再试。于是，她当着其他同事的面，拨通电话后把电话递给那位编辑说，你跟他们讲吧。在张纯如看来，那个家庭有权不公开自己的伤痛，这要比获取一两句报道中可以引用的话重要得多。她希望获取真实、完整且富有尊严的真相，而非任何形式的片面材料。张纯如告诉杨夏鸣，幸存者的证词同马吉、威尔逊等传教士与50多年前在他们各自日记里所描述的完全吻合，相互印证。这说明他们的日记和幸存者的证言是真实、可信的。每个见到她的幸存者，都想在离世前讲述南京大屠杀的事。每个采访，都要花上几个小时，全程录像。每次采访结束时，她都给幸存者一些钱。“当她发现这些幸存者都住得很差的时候，纯如的心碎了。”张盈盈回忆，女儿深为这些受害者鸣不平，觉得写这本书既重要又急迫。张纯如告诉母亲，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律师，帮这些贫苦的受害者在国际法庭上讨公道。“特立独行”的写作者从南京采访回到美国，张纯如曾在给母亲的邮件里表达自己关于写作《南京大屠杀》的一些安全顾虑。张纯如知道，对于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日本右翼极端分子会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身边的朋友曾劝她取消中国之行，“根本就不该写这本书”。她对安全不无顾虑。在和丈夫搬家时，她找私家侦探，寻求办法让自己的新家“不容易被一些日本狂热分子找到”。这些困难都不能阻碍她。她要继续“特立独行”，去对抗偏见、威胁与遗忘。这种特质在她读中学时已经显现。那时，班上的一个女孩被同学冠以“怪物”的绰号，经常成为全班嘲弄的对象。张纯如为此愤愤不平。她告诉母亲，与绝大多数跟从潮流时尚或保持“政治正确”的人不同，她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永远都不要做随大流的人。有段时间，张纯如为加入一个高手云集的计算机俱乐部而努力学习并通过考试，却发现俱乐部改了规则，她不得不通过更多的考试才能有资格加入。后来，她发现原来这个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都是男性，当听说有一个女孩想加入时，他们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不想接纳女生，因此改了规则。张纯如对这个俱乐部再也没有兴趣了，通知他们“这事儿算了”。实习时，她也不喜欢“办公室政治”。她不会在人背后说闲话，觉得这样的事既无聊又浪费时间。她看上去有种格格不入的冷漠。可事实上，和她交往过的人都觉得她有“亲如邻家女孩的本性”。她喜欢讲笑话，每次听到一个笑话，她总比其他人笑得更大声。她常觉得自己时间不够，连“买婚礼的礼服时都想速战速决”。可面对陌生读者的信件，她总是耐心回复。她大约花了两年时间，才回复完《南京大屠杀》读者的来信——她关心每一个具体的人，无法对历史上的集体苦难保持沉默。在《南京大屠杀》漫长而艰难的写作过程中，张纯如感到困惑和悲哀的是，“日本人自始至终顽固地拒绝承认这段历史”。在德国人不断向大屠杀遇难者道歉的同时，日本人则将本国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有位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国受害者认为，该行径的政治含义就好比“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一座供奉希特勒的教堂”。张纯如纪念馆一角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摄“最好的导师、知己和朋友”《南京大屠杀》的写作并不顺利。她告诉母亲，自己总是睡不着，经常做噩梦。洗澡的时候，头发一掉就是一大团。“我现在所承受的这些与大屠杀遇害者的遭遇完全无法比拟”，张纯如告诉母亲，自己要将这些受害者从遗忘中拯救出来，替那些喑哑无言者呼号。张纯如和丈夫居住的两居室公寓几乎每面墙都摆着书架，塞满了书。写作《南京大屠杀》时，她总是夜里工作，中午起床，下午先做些家务才坐下来写作，直到丈夫回家。晚饭后，他们一起外出散步，等丈夫睡觉后，她继续写作到早晨四五点。丈夫的工作非常忙，“也听烦了一个又一个关于暴行的恐怖故事”。张纯如就在睡觉前，给有两个小时时差的父母打电话，讲述自己新的发现。她发现父母更能理解她的痛苦。“我们一直期待纯如的来电，愿意听她说话，不管是几点，”张盈盈写道，“或许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发生的悲剧与我们息息相关。”在张纯如心中，父母始终是她写作生涯里“最好的导师、知己和朋友”。1996年年底，《南京大屠杀》的初稿完成后，连续几周，这对科学家夫妻把晚上和周末的时间用于阅读女儿寄来的140页初稿，比该书的编辑更早地阅读完。他们坦率地表达失望之情，“故事讲得缺乏激情”“一些地方写得巨细靡遗，另一些地方则过于简单。”他们一面给她鼓劲儿，一面在稿页上写下问题和评论。两个月后，赶上张绍进过60岁生日，夫妻俩到张纯如家，和女儿一起翻译、研读南京大屠杀的资料。见到父母，张纯如一点儿都不想浪费时间，马上把她想要父母帮忙翻译的中文资料拿给他们。她从台北收集到的资料中，有蒋介石和负责保卫南京的司令长官唐生智之间的电文，她迫切想知道这些电报的内容。这对她理解“为什么南京会在1937年12月13日这么快落入日军之手”至关重要。那时候的电文中，一些文字被用以代表特定含义。幸运的是，张绍进小学时学过这种电报规则。夫妻俩坐在公寓的蒲团上，对张纯如口述译文。稿件每修改一次，张纯如都会寄给父母一份征求意见。在最终定稿前，她寄出了四五个不同的修改版本。张纯如在写给母亲的邮件中写道，对自己而言，“文字是保存灵魂精华的唯一方式”。张盈盈和丈夫把发现的错误列出一张表发给女儿。同时，面对张纯如的经济状况，他们建议她，或许可以找一份教职，业余的时间继续自己感兴趣的写作项目。夫妻俩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要赚钱养家糊口，但对社会的贡献并不能完全都以金钱衡量。尽管张纯如的写作生涯迄今为止还没赚到钱，但她所做的一切对社会来说非常重要。他们由衷地为她自豪。“我想起你和爸爸在过去30年里对我的栽培，在城里每个人似乎都在取笑我的时候，你们两个依然爱我，相信我。”《南京大屠杀》的一次宣发演讲后，她寄给父母的明信片里写道。“因为张纯如的书，第二次南京大屠杀将不会发生”《南京大屠杀》一出版就受到了巨大的关注。时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柯比教授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称“自1945年以来，从未有任何一个作者用英语向广大读者如此清晰有力地讲述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并将这本书用于哈佛大学的教学中。在弗吉尼亚，她的书在几分钟内就销售一空；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图书巡回签售中，书一直断货，很多人只能拿着藏书签排队等她签名……张纯如成为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最年轻的华裔作家，而且一上榜就是3个月。她的照片和受访报道登上各大报纸、电视台。哈佛、斯坦福、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也留下了她演讲的身影。每到一个城市，被人群围住已成家常便饭。在机场、餐馆甚至警察局，张纯如都被人认出来过。她的邮件地址被公之于众，很快邮箱便会爆满。从美国和世界各地寄给她的来信装满了几个大箱子。在《南京大屠杀》的签售过程中，很多亚洲老人都找到张纯如，把自己在二战时的痛苦遭遇倾诉给她，流着泪感谢她写了这样一本书。也有人当场站起来说，“你认为日本人会不会悬赏要你的命？”她收到的递过来的纸条上写着，“我担心你的生命安全。”这些评论困扰过她。张纯如收到过一封装有两颗子弹的信。在《南京大屠杀》中，她基于翔实的史料调查，明确提出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在“26万到35万之间”，远高于日本方面“修正主义”数字的结论，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想尽一切办法诋毁她。日本学界和日本保守派持续不断批评张纯如的书。直到她去世，那些诋毁她的声音仍未停止。1998年4月，《南京大屠杀》出版半年后，时任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批评她的书“包含众多极其不准确的描述和一面之辞”。如今，在张纯如纪念馆墙上的小电子屏上，播放着1998年，张纯如和齐藤邦彦在电视台公开连线对话的片段。主持人问张纯如，“你听到道歉了吗？”“我不知道。你听到道歉了吗？”张纯如反问道。“我没有听到‘道歉’这个词。我认为，如果他真诚地说了‘我个人对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所做的事表示道歉’，我会认为那是一个道歉的，我会认为那是向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说过，对大屠杀的遗忘等于第二次杀戮。因为张纯如的书，第二次南京大屠杀将不会发生。”美国专栏作家乔治·威尔在书评里写道。“有些人的一生便是专门为别人而度过的”因为《南京大屠杀》成为畅销书作家后，张纯如为自己的下一本书争取到了巨额的预付稿酬。这意味着，她可以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里，安心写作，不必再为生计而奔波。然而，一切即将戛然而止。那个“看上去非常年轻、充满活力，像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的张纯如，在一条孤独的路的尽头消失了。在《南京大屠杀》出版后，张纯如又花了4年时间，完成了《美国华人》的写作。两本书之间，她成了母亲，努力保持之前的工作效率的同时，更多地陪伴儿子。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作家张纯如”忙着《美国华人》的巡回宣传和签售。最长一次行程，从3月31日持续到5月6日，35场签售让她在美国来来回回穿行了4次。同时，她也在为第三本书，关于菲律宾战俘的选题作准备。这似乎是《南京大屠杀》留给她的使命的延续——关注二战亚洲战场上被西方主流叙事遮蔽与遗忘的受害者。她要记录那些“恐怖得无可言喻，连她雇佣的打字员在整理采访录音时都忍不住落泪”却即将随幸存者一起消失的证言。家人曾建议她，不要再写这类残酷的题材。“她说她无法拒绝那些老兵，无法容忍他们的故事被人遗忘。”那次漫长的签售旅途中，她遭遇了近距离的威胁。“这对她的精神产生极大的刺激。”布雷特回忆道。与此同时，“母亲张纯如”观察到孩子可能患有孤独症。“我认为纯如长久以来对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恐惧和忧虑、频繁的通宵工作以及紧张的图书巡回签售等因素，最终导致了2004年8月她在路易斯维尔的精神崩溃。”布雷特说。2004年8月，张纯如在采访菲律宾战俘的出差中精神崩溃，被送到当地医院精神科病房。此后的3个月，她看过心理医生，接受过药物治疗，都没有见效。她感到“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加困难，就好像即将溺毙于汪洋大海之中”。张盈盈不停地回忆女儿在生命最后几个月的种种细节。这位生物学家查阅大量的医学文献后认为，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是治疗张纯如抑郁症的药物可能产生使人有自杀倾向的致幻副作用，且剂量的标准不适用亚裔人群，但医生临床使用时并未说明。由于社会上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他们尊重张纯如的意见，曾将她患上抑郁症的事严格保密。女儿去世后，她和丈夫决定接受美国亚裔心理健康网络的邀请，代表精神疾病患者公开发表演讲。“对精神疾患问题的公开讨论，以及来自亲友和社会的支持，对于精神疾病的恢复至关重要，”张盈盈写道，“这是我们的教训。”2004年11月9日，被抑郁症困扰数月后，张纯如在自己的白色轿车内开枪自杀。世界失去了张纯如。世界上有数不清的方式在缅怀着她。她去世后第三年，在腰封上标注着“完全翻译”的《南京大屠杀》日文版出版。第八年，英国作家莫·海德写了《南京的恶魔》，扉页写着，“献给张纯如，她的勇敢与学术研究成果第一次令南京的名字为世人所知。”第十年，中国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的12月13日，凌厉的警报声响彻南京上空，张纯如的雕像在纪念馆前静静立着。第二十一年，一家企业向张纯如纪念馆捐赠了90台导览器。他们原本希望捐赠180台，但由于纪念馆空间有限，无法全部容纳。这家企业没有提出任何宣传要求。2025年，张绍进去世，墓碑紧挨着女儿的那块。这里总有一两束鲜花。在张盈盈看来，她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一句话可以代表张纯如的精神：“有些人的一生便是专门为别人而度过的。”责任编辑：徐睿明

在江苏省常熟市尚湖镇东桥村，提起任巷组组长陈钰萍，村民们总会笑着说：“钰萍是个闲不住的热心人，村里大小事都少不了她，有她在，心里就踏实。”61岁的陈钰萍，担任组长多年，志愿服务的脚步走遍村组角落，用爱帮扶乡邻亲友，在平凡岗位上书写助人为乐的动人故事。为了改善村里的人居环境，陈钰萍家宅前屋后保持干净整洁有序，无私搭乱建、乱垦乱种、乱拉乱挂、乱圈养等行为，化身“环境整治带头人”，清理村道旁的垃圾、沟渠里的淤泥，自掏腰包购买花苗、树苗，发动村民在房前屋后打造“微花园”“小菜园”。在忙碌的环境整治巡查工作中，不忘入户宣传，挨家挨户分发垃圾分类和文明城市宣传材料，向村民们细致讲解垃圾分类常识。遇到村民乱扔垃圾、乱堆杂物的情况，她从不指责，而是笑着上前帮忙搬运，耐心讲解环境整治的重要性。在她的带动下，村民们纷纷加入志愿服务队，主动参与村容村貌提升。如今的东桥村，道路整洁通畅，庭院绿意盎然，潺潺溪水穿村而过，成了名副其实的美丽宜居村。陈钰萍与村民为小花园栽种树苗村里的文化活动，也离不开陈钰萍的身影。为了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她牵头组建广场舞队、腰鼓队，自费购买音响设备和服装道具，每天傍晚组织村民在文化广场排练。每逢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她还会策划组织文艺汇演、趣味运动会等，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村里的留守老人和困难家庭，是陈钰萍最惦记的人。子女常年在外，行动不便又无人照料的那些老人，陈钰萍都主动承担起照料责任，每周定期上门看望。多年如一日，陈钰萍用点滴善举温暖着整个村庄。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平凡的日常中，用女性的温柔与坚韧，诠释着志愿服务的真谛，传递着助人为乐的美德。正如村支书所说：“钰萍组长是村民的‘贴心人’，她的精神就像一束光，可以照亮乡村的角落。”作者单位：常熟市尚湖镇人民政府责任编辑：周锋 闵添 蒋新华 张添诚总平台审核编辑：刘思远

呵气成冰的清晨，寒风掠过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的雪原，天地苍茫间，“海东青”骑警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陈巴尔虎旗公安局“海东青”骑警队是呼伦贝尔市第一支公安骑警队伍，于2015年开始组建，主要负责辖区内治安巡逻、重大草原活动的安保、草原生态保护以及服务牧民群众。这支队伍任务繁重，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夏天，紫外线特别强烈，队员们经常被晒到皮肤过敏；冬天，室外最低温度可达-40℃，他们迎风冒雪坚守岗位。在冬季极寒环境下，“海东青”骑警队还要开展冬季抗寒、雪地追踪等专项训练，以保持良好的状态应对各种挑战。除了日常巡逻和训练，“海东青”骑警队还参与当地小学的护学岗执勤。队员们细致地疏导交通，护送孩子们穿过积雪的街道。“海东青”骑警队的足迹深深烙在这片土地上。成立以来，“海东青”骑警队累计巡防里程超过14万公里，圆满完成700余次大型活动安保，处理警情上万次，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从草原到城镇，这支坚守在祖国北疆的骑警队，用忠诚与热血守护平安。12月2日，“海东青”骑警队骑警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的雪原上巡逻（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马金瑞 摄12月2日，“海东青”骑警队骑警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的雪原上巡逻（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马金瑞 摄12月2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海东青”骑警队骑警在进行冬日雪地追踪训练。新华社记者 达日罕 摄12月2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海东青”骑警队骑警在为马擦拭脸上的霜。新华社记者 马金瑞 摄12月2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海东青”骑警队骑警在马圈中喂马。新华社记者 马金瑞 摄12月2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海东青”骑警队骑警在小学门口的护学岗执勤。新华社记者 马金瑞 摄12月2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海东青”骑警队骑警在进行训练。新华社记者 马金瑞 摄12月2日，“海东青”骑警队骑警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的雪原上巡逻。新华社记者 达日罕 摄责任编辑：刘思远

范立洋为学生讲述红色故事。大田县融媒体中心供图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均溪镇玉田村位于大田县城中心，村里已建起不少现代楼房，但在幢幢楼房围绕的中心地带，还有28栋木结构土墙平屋。“这里就是大田‘第二集美学村’旧址。”抚摸着“抗日战争时期玉田‘第二集美学村’旧址”的红色保护牌，范立洋的思绪又回到了1999年，“当年，我跟着曾亲历抗战的几位老人，一座座辨认校舍旧址，安上了这些保护牌。”今年74岁的范立洋是大田一中的退休教师，自1999年起，他致力于守护大田“第二集美学村”旧址，抢救“第二集美学村”在抗战烽火中的历史记忆。1938年，福建厦门沦陷后，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创办的学村时常遭到日军炮击和飞机的袭扰，陈嘉庚决定将学村各校迁走。集美水产航海、农林、商业三所高级职业学校约600名师生辗转迁移至大田县城，几个月后又遭日军战机轰炸。玉田村村民腾出宗祠、民居等，接纳了流离失所的师生，直至抗战胜利后学校回迁。“趁我们这些人还健在，应该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1999年，范立洋结识了集美职业学校第一任学生会主席、曾任学校地下党总支部书记的林志群，自此接下了记录、保护的工作。于是，范立洋找到玉田村的老党员和当年提供校舍的老房东，辨认出留存的28栋校舍，并安装上保护牌。随后，范立洋开始寻访老校友。他发动自己在各地的学生一起参与，“我了解到山东泰安有老校友，就写信给在山东大学读书的学生，请他帮忙去做访谈记录。”最终，在范立洋和志愿者团队的努力下，老校友们的宝贵记忆变成了220多万字的珍贵史料。收集史料，有时是持续10多年的关注和探访。2009年，范立洋听老校友讲了一个故事：大田办学期间，一对教师夫妻将新婚时同事们随礼的钱款捐给学校“救亡剧社”购买下乡义演的幕布，学生们得知后，主动要求节约伙食费，并组织义卖募捐，将节省和募捐而来的钱款捐给抗战前线。这对夫妻是谁？他们长什么样子？范立洋一直把这些问题记在心里，直到2013年在一次探访中了解到，这对夫妇是邱方坤和陈碧蕉。2023年，范立洋又通过在香港的校友，辗转联系到这对夫妇的孙辈。“前后用了14年，就是想努力把历史故事的史料补充完整。”范立洋说。多年来，范立洋也获得了许多帮助：下乡走访时，有时误了班车，当地村民用摩托车、私家车载他返程；去档案馆查阅抗战时期报刊，档案馆负责人帮他查找资料；有的老校友慷慨解囊，修缮校舍、立碑纪事……2012年，范立洋组建“第二集美学村”旧址志愿服务宣讲队，目前团队成员已有100多人，每年接待观众数万人次，开展专题宣讲数十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更多人了解了“第二集美学村”的故事。2017年，大田县成立相关机构，专门负责学村旧址的保护与开发工作。2020年9月，大田“第二集美学村”旧址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再过不久，大田“第二集美学村”的故事将进入福州市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展馆，这些天，范立洋忙着带团队编写文字、整理图片。早上7点多到办公室，晚上7点多离开，范立洋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第二集美学村”上，“年纪大了，但我想更拼一点，不敢懈怠，为记录历史再多做一些事。”（记者 施钰）责任编辑：张青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