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可凡倾听

      刘魁立，祖籍河北静海，1934年9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小镇昂昂溪。1961年从莫斯科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得俄罗斯语言文学副博士学位，1997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证书。1960年代以及1980年代至今，在中国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多次进行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的考察活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民间文艺学、民族文学和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尤其着力于民间叙事的理论研究和欧洲民俗学史的研究。近年来则把部分精力放在推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把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假日体系的论证等工作。刘魁立先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AFNS，中日韩)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浙江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俄罗斯科学院民间文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顾问等职。施爱东：做民间文化研究，许多人都把自己弄得很“田野”，但我注意到你却非常注重仪表和礼节。只要是开会或上课，您总是西装革履出现在公共场合，这样严谨地生活累不累?您参加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会的那一天，因为来不及回家换衣服，居然临时跑到商店买了一件正式的衣服换上了，那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刘魁立：这大概是在莫斯科留学期间养成的习惯，这么多年下来，我一直都这样要求自己，我认为穿戴整齐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当然，要是没这习惯，可能会觉得很累，我已经习惯了，所以并不觉得累。施爱东：我对您在前苏联的学习生活有点好奇，相信民间文化研究界其他许多朋友也和我一样好奇，能不能简单说一说?刘魁立：我1953年在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毕业并留校， 1955年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学校派我去苏联学习时，本来也是让我读语言教学法的，衣服也是按研究生的标准发下来的，比发给大学生的少。可是我考虑到自己才21岁，年岁还轻，基础也不够扎实，就主动申请转为本科生，得到了国家批准。可是这样一来，留学时间就变长了，出国前公家发给的衣服不够穿，只好自己又去买了一身。刚进莫斯科大学，我就喜欢上两门课，一门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另一门就是俄罗斯民间文学。我二年级时的学年论文写的就是有关民间故事的。两年后，由于看到许多课程是我自学过的，所以又获得批准转回来做研究生，当时我选择了民俗学作为我研究的主攻方向。从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开始，我就利用假期随同民俗考察队多次下到苏联农村和边远地区进行民间文学的田野作业。以前没有外国学生参加过他们的考察团，因此在出差办手续的时候还遇到了不少麻烦。我跑过很多地方：沃罗涅什州、伊万诺沃州、弗拉基米尔州、临近边境的卡累利亚-芬兰自治共和国的好多地方。在专业方面获益很多，对社会现实有了深一层的了解，在语言方面更是得到极好的训练。施爱东：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刘魁立：年轻人嘛，自然少不了乐趣，每次考察回来除了正式的调查报告之外，还要在某个同学家里举办一回请有关师生共同参加的晚会，把我们在考察期间所出现的种种有趣的场面表演一回，其中也不乏恶作剧的成分。当然，也有惊险的事，有一次，我们在寒假期间下乡调查，连续下了几天大雪，雪齐腰深，载人的公共汽车停运，我们和一大批农村妇女一道，乘坐轱辘上加了铁链子、上面加帆布棚子的载重汽车，赶往乡下，车道两旁全是深深的积雪，车子走在小山坡上，车轮空转，原地打滑。我和后来做了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助理的巴希洛夫同学下来推车，车子突然向前走了，我们两个都摔倒在地，这时两个人尽量爬到道旁的积雪上，我们穿着棉大衣，很笨重，他在拽我的当口脱了手，我又摔倒在车道上，可谁知这时汽车竟突然向后倒起来，我来不及站起来，只好尽量把身子紧紧地贴在轮子旁侧，车上的妇女尖声喊叫，车子才停下来，我才没遇险。施爱东：您现在还关注俄罗斯的学术新动向吗?刘魁立：很关注!我平均每三几年会去一趟俄罗斯，去了就花几天在列宁图书馆看书，也去几家书店买新书，平时有什么好的新书，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朋友也会寄给我。我1999年到2000年担任*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合作教授，从事的也是俄罗斯民间文化研究。我在这方面有不少积累，但发表的东西极少。另外，我总是对自己不满意，觉得自己的许多思考都还应该而且都还能够再深入，但又总是很难抽出完整的时间把这些思考好好的整理出来，这是我极感歉疚的。有人以为我谦虚，他们不理解我的心情。我不是谦虚，是心虚，自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施爱东：您对自己要求高，这在民间文化研究界是众所周知的。没有成熟的独特见解，您就述而不作，宁可用自己的思想去启发别人，也不轻易成文。我非常赞赏您的这种治学态度。民俗学界多的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但真正能经得起考验的论文有几篇呢?多数都是过往云烟。文章贵精不贵多。负责任的学者应该更重视论文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多思考，少出货。我看了您的许多论文，取材和论述的边界都非常清晰，这在中国学者的论文中是非常难得的，《刘魁立民俗学论集》的“内容提要”中介绍您“学风严谨、长于思辨”，这与您在莫斯科大学的科学训练关系大吗?刘魁立：这可能不仅仅是科学训练的问题，大概是学术传统不一样。中国的学术传统长于考据，欧洲的学术传统长于思辨。中国的学术讲究学以致用，俄罗斯学者不怎么讲这些，他们没有将学术世俗化，在他们看来，学术研究必然是在一定的理论准备下进行的合乎逻辑的独创性活动，他们认为从材料中升华出思想才可称之为学问，而我们往往把材料的归纳和叙述、常识普及等等也叫学问。他们的学问注重学理思考，而我们有时却以博闻强志作为有学问的标志。今天，资料和信息的数量极大，增量的速度极快，同时，由于电子时代的来临，资讯检索变得越来越便利，获得资料和信息变得相当容易，所以对资料和信息的学理思考和“深度加工”就更显得特别可贵。施爱东：前苏联的学者们也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互相切磋吗?刘魁立：其他领域的情况我不了解，以民间文学而论，五十年代莫斯科有三个重要的研究中心，一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一是莫斯科大学，一是苏联作家协会民间组，几乎每月这三个机构都会轮流举办一次学术活动，这是一个不怎么涉及时政的领域，所以思想很活跃。我作为研究生每次都参加，几乎场场不落。我很庆幸，听过当时非常多的权威学者的学术报告。我认为自己的学术训练是在这一时期打下基础的，在听讲演和听讨论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渐渐地学会了从别人零散的语言中迅速抓住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学会了广阔地联想和生发出自己的感悟。施爱东：我知道1980年代以来您在故事学领域建树良多，我个人最推崇您的《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一文，这篇文章成功地利用共识研究法，从形态学的角度探讨了特定故事类型的内部结构与结构关系，并由此生产了一系列的结构概念和理论命题。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写作初衷或过程?刘魁立：说到初衷，似乎有些荒唐，我是为了参加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根据会议主题的要求而作这篇文章的，当然在确定会议主题时，我也是决策者之一。中日韩三国学者要选择共同都有的故事材料――狗耕田故事，召开起会议来才会有共同语言，有交锋。规定了文本材料，但并没有限制各个人的研究思路和前进方向。我以为做研究最重要的是找准要解答的问题，这个问题越明确、越具体越好。阿尔奈和汤普森以及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同类学者，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现有的浩如烟海的民间故事文本按某种标志加以清理、归纳和分类。这个问题尽管还有疑义，但大家似乎都不得已地使用着AT分类法或者艾伯华分类法，二者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就是把所有的故事都按照类型排列开来，以便于检索和研究。而我所关注的则是在某一个具体的类型里各种不同异文的相互关系。我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力无旁骛，只穷追不舍地探寻着一个问题的规律性的答案――在某一特定类型中所有不同文本共有的核心成分是什么，彼此间又以什么样的逻辑方式呈现出多采多姿的形态。类型对于具体故事文本来说，只是一个莫须有的公约数。我认为具体地找出同一类型的诸多故事文本的相互关系的规律才是进入科学研究、学理分析的层次。根据这一工作任务的需要，我就必须使自己的出发点和工作准则简单化和封闭化，选定一个单一而具体的标准。一个简单的故事，它由哪些材料所构成?它又靠什么因素来组织材料?在这些材料中间，哪一个是重要的?哪一个是次要的?所选择的比较容易操作的研究个案应该是既能满足情节相对比较单纯的要求，又能满足异文比较丰富的要求。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材料是多多益善，最好是一网打尽，但故事异文是无法一网打尽的，为了避免对异文数量的漫无边际的无限追求，我严格划定了对象范围的界限，从材料来源上把研究对象限定为：仅仅考察这一类型在一个具体省区(浙江)里的所有流传文本的形态结构。这一限定不仅达到了抽样的目的，而且有效地把异文背景限定在了相对同质的民俗文化区域之内，这样可以使研究成果更具逻辑合理性。施爱东：我记得您这篇文章写成之后，有一些学者提出批评，认为您没有把故事研究放在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加以讨论，致使您的论文缺乏文化学的意义。刘魁立：这种批评是站在历史研究或文化研究的视角来说的。站在历史研究的角度，就无法理解共识研究的工作方法和意义。为了研究故事形态的内在关系、抽绎出决定故事类型的主要矛盾，我必须把构成形态关系的各种因素置于同一个共时的平面上进行考察，为此，我就必须保证不使历时性的思考介入研究过程。关于故事文化历史内涵的研究，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但这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我有意回避了这些问题。我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告诫自己，要暂时放弃对故事生成和发展脉络的探讨，以及关于这一故事类型演化过程的推断，也不讨论和分析故事的意义和价值。这些应该是其他论文的追求。我在写作中始终有意地保持着这种戒心。施爱东：我同意您的观点，这也是索绪尔以来学界的基本共识，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就是共识研究结出的一大硕果。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是无法相容的两种研究方法，坚持共时性，恰恰必须暂时排斥历时研究。但在中国这种以考据源流为主旋律的学术传统中，要坚守这一点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像您这样功成名就的学者当然可以这么做，可是如果我们这些小人物也依此而行，恐怕文章既没人看，也发表不了。刘魁立：学术传统是一种积累的过程，如果谁都是只顺应潮流，不做开拓的努力，恐怕永远也无法让我们的学术传统得到发展进步。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并没有高下之分，他们的目的应该都是指向对于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和阐解。施爱东：好吧。我们换一个话题。回到您的具体工作上来。您曾经担任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您认为您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有哪些?刘魁立：其实我不是个适合做领导的人，我更喜欢思考学术问题，对于行政管理不是很在行，我刚担任所长职务的时候，为了能适应新的岗位，曾经买了好多本管理学、领导学方面的书，但那是纸上谈兵，一旦落实到实际工作上，杂七杂八的事务性工作特别多，头疼得很。我任所长的时候，民族文学研究所还是个新成立的所，民族文学研究也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一些研究人员当时都是没有经过相关专业训练的少数民族文学爱好者，他们有热情，愿意为本民族的文学研究事业贡献力量，但有的人对如何做研究工作、应遵守哪些学术规范，都不十分了解。为了使这些同志很快适应专业研究工作，我们在培养学术风气、改进研究方法等方面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还有，我认为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开展了“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我计划编撰40个兄弟民族的文学史，当时计划分两个五年完成，每次完成20个民族的文学史写作，更远的计划则是将全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族别史、二是比较文学史、三是统一的以汉民族为主线的多民族中国文学史。这些工作在我的任上并没有全部完成，我相信它是一个需要几代人的大工程。施爱东：您是从1999年开始担任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的吧?在这个位置上有些什么感触?比如高处寒不寒什么的?刘魁立：中国民俗学会自成立以来，就是钟敬文先生的理事长。他是我们这个学会乃至我们这个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是民俗学界的泰山北斗，接他这个位置，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我多次推脱，不接这个摊子。钟敬文先生也知道我的畏难情绪，就找我的同事以及我的老领导来劝说。最后钟老说了些很重的话，我不得不接下来。那真是诚惶诚恐、如履如临啊。民俗学会那么多同志，工作都做得很好，也很有成就，却让我来领导学会，我心理压力很大，就像你说的，高处不胜寒。当然，今天看到许多年轻的学者成长起来，我很高兴。民俗学界这几年欣欣向荣，我心里的紧张情绪也稍稍缓和一些了。施爱东：我知道您这几年一直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问题而奔波，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这几年的工作。刘魁立：我看到了你对于民俗学家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批评意见。施爱东：哈哈。我对于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是有些微词。我的意思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种纯粹事务性的工作，其中没有太多学理的问题，民俗学界的人力资源是如此有限，当大家都热衷于社会工作的时候，沉浸于真正学术研究的人力资源必然大为削弱。学者一旦脱离自己专业领域的具体研究而介入公众话题，他就不再具有任何优越于普通知识分子的优势。所以我认为，民俗学家不必过多介入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刘魁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不如你说的完全没有学理问题。从理论层面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的基础，也是每个民族对人类文化的丰富和贡献。然而，这两个命题都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也没有从实践上进行深度的考察和论证，无论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景或者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多样性面貌，现在还都只是朦胧的推断。而且见仁见智、人各不同。现实地说，在继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激情中，忙于做事，疏于思考，尤其缺少宏观的和远视的思考。对策性的、操作层面的议论多于学理性的、思辨性的挖掘和阐释。例如，我们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进程中究竟应该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要在怎样的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对之进行保护;目前习惯的做法―对民间文化进行结构式的“保护”，究竟对民间文化事项的整体性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类似的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没有在广大工作人员当中引起重视和取得共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是农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所以今天对它的保护便包含着许多悖论。例如，保护和发展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传承人的态度、市场经济体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城镇化和标准化等当今社会发展趋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等诸多方面，都隐含着大量两难的理论问题，如果我们仅仅是期待文化行政部门去考虑，很容易就会失之偏颇，所以，民俗学家参与其中，可以给文化行政部门提供许多参考意见。施爱东：我对您的批评主要是想说，您有那么好的学术素养，有那么多的学术积累，您可以做许多别人做不了的研究工作，但如果您把过多的时间放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这种事务性的工作中，就大大地浪费了您的时间和精力。而这些事务性的工作，您不做，别人也会做、也能做。有些工作是非您不可的，有些工作不是非您不可的。如果是我，我宁愿选择那些更能发挥我特长的、有更强专业特质的工作。刘魁立：一方面，我并不觉得做这些工作是在浪费时间。你不知道，每当我看到各个地区、各个民族那些丰富的民间文化表现形式时，我都会异常兴奋，好几次到浙江、福建、山西、陕西等地去实地接触那些民间艺人和民间文化，有时会被他们感动得流下眼泪。好像在我面前打开了一座座收藏着无数奇珍异宝的宝库!我就觉得，那些农民兄弟，他们是我的同胞，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把世世代代流传的文化遗产搜集起来加以整理、研究，使其优秀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责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当然，民间叙事的研究我还在继续做。有时，我也去一些高等院校讲几堂课。因为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有事也经常找我，我找不到推托的理由。施爱东：您不觉得太浪费您的才华了吗?我倒是觉得这些一般性的文化整理和文化传播工作，一个有良知的新闻记者或者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就能做。刘魁立：我没有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分开来的意思，我觉得我就是这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保护民族文化，是我应尽的职责，这是一种天职，只要社会需要我，我就会去做，有时，即使别人没有要求我，只要我觉得有意义，我也很愿意做，而且我还在不断的学习和思考，努力挖掘事务性工作背后的问题和规律，尽自己之所能，努力把这件事做好。施爱东：这我能理解，从民族文化保护的角度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需要民俗学的专家出来做些具体的工作。您作为中国民俗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代表民俗学界出来对社会热点问题发言也是应该的，你们的专业话语和专业认识有助于澄清社会上，以及各级地方官员头脑中的许多模糊认识。这是民俗学家的历史使命。这些年，您，还有其他老一辈民俗学家，都在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参与理论建设、发表理论文章，为各地培训文化干部、进行专业咨询等，做了许多工作，在社会上也有很好的反响。但你有没有觉得，你们主要是在以你们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做事，而与你们的学术素养没有太大关系?刘魁立：我不是很同意你最后说的这个观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虽然不是纯粹思辨性的题目，但是为了更好地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就不能不从学理的角度挖掘它的深层内涵。只有在不断深化认识的基础上，才能使保护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更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身的实际，更有效地回应社会现实的要求。通常理解的文化遗产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仿佛是属于过去时的。但实际上所有这些事象又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它存在的痕迹，有的甚至生命力相当旺盛。这一点决定了我们在保护中存在诸多两难的问题。说到在当今社会条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想没有哪一个题目会像它这样包含着那么多的悖论，包含着那么多需要在理论上给出答案的问题。施爱东：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点?刘魁立：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1)保护意味着保持原汁原味，保持它的本来面目，保持它现今的或是昨天的形态、内涵、功能等等，但社会要前进，一切事物――包括传统在内，总在不停的发展、演变，我们不是要把被保护的对象仅仅放在博物馆展台上，而只要它在现实中发挥作用，于是保护和发展的悖论就出现了。(2)当我们谈保护的问题时，往往会连带地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保护这些遗产的生态环境。而这个生态环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历史条件，也包括人的思想、价值观，人的需求等等，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那么所谓保护遗产的生态环境，实际上就可能是一种美好的空想。这也是十分矛盾的。(3)当我们谈保护的问题时，为了保护的方便和有效，往往要把保护对象从一种完整的、庞大的体系中抽绎出来，给以特别的关注。实际上是采取一种解构的办法来对待文化遗产。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发生和构成中的混元性、现实存在的共生性、以及和民众生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对于对象的解构或所谓保护，却意味着完整性的破坏，这也是很矛盾的事情。(4)当我们谈保护的问题时，首当其冲的是要特别保护那些在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传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优秀传承人，而这些传承人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急遽变革的时代同样在不停地发展变化着。他们有对于新生活的欲求，有改善生活条件的理想，不能让他们为了保护某种遗产而牺牲自己的现实生活。我们不能强求他们以昨天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来度过今天。(5)保护一种传统文化，不让它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是不大可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来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当一种生活方式变成商品时就很难再完好保持原来的功能了，例如旅游业使非物质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在性质、功能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会产生知识产权问题，现在有的儿女把老人们口传心授的一套民间技艺保护起来，不许与别人交流，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然而为了扩大影响、扩大传承，而不去保护知识产权，那又如何防止国内、国际的文化侵权和文化剽窃呢?(6)在当今时代，标准化已成为一种社会需求和发展趋势;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中，强调的则是地方特色。比如舍弃了地方方言，任何地方的民间戏曲、故事、歌谣等等也就丧失了地方特色甚至是存在的土壤。类似的矛盾和两难还可以举出很多。施爱东：所以您认为在这些问题上民俗学家责无旁贷，知识界有责任提供智力支持，从各自的角度给出各种不同的答案?刘魁立：对。我个人认为，没有深入的研究工作就没有真正意义的、科学的、合乎历史规律的保护。然而知识界不可能包打天下。知识界的出发点和重心在于求真，在于追求真理，在于挖掘事物的真谛。而且每位学者根据自己接触对象的程度和侧面不同，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对事物做出观察，得出相应的认识，所以不可能没有局限。而追求真理和经世致用，并非在一切场合下是相通的，统一的。文化行政部门有条件听取各方面发出的呼声和信息，其中包括知识界提供的学理思考，能够审视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从民众长远利益出发，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权衡利弊，综合考量，选择最佳方案进行决策，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施爱东：我知道这几年您为民族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假日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能不能简单说一说?刘魁立：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十分重视自己的民族传统节日，并在其法定假日体系中安排重要位置，一些历史并不太长的国家甚至有意识地创造一些新的“传统节日”，以达到凝聚民心的作用。我国的传统节日体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但是近百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很好保护和传承。这几年通过我们民俗学会以及许多两会代表、社会贤达的呼吁，党和国家有关行政领导部门也很关切各个社会阶层广大民众的这种呼声。2004年，中国民俗学会受中央文明办的委托，组织了一批民俗学家进行了“弘扬民族传统节日改善国家假日体系”的课题论证。2006年底，我们又受国家行政领导部门的委托，组织了一批民俗学家完成了“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的课题论证，对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的起源与流变、内涵与功能、象征符号、节日活动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提出了关于假日体系改革的具体建议方案。我相信，我们的工作对于我们民族以及我们国家都是有意义的。  文章来源于：中国名俗学网

被控制下的孩子怎么做都是错：“不要自己倒水，小心烫手！”“不要碰那个，小心伤到！”“这不需要你操心，你好好学习就行了！”“听我的，别自己瞎弄！”“我跟你说了你为什么不听？”“都说了不让你这样干！”……发号施令的话也许父母经常脱口而出，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些话正悄悄地影响着孩子的一生。1.父母的控制会影响一生如果你认为小时候习惯性被父母控制的孩子，长大后会自己改变。那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这非常非常难！比如，即便现在的我已经结婚生子，每次我从超市回来，我妈也必定会问：“买了什么，花了多少钱？”如果我不回答，母亲大人便会翻购物袋查小票价格。查完之后，她会说：“这个那么贵，为什么要买啊？那个没什么用，真是浪费钱！”然后我也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和审美，重新评估我的人生。并最终得出：“嗯，我就是个一无是处的人”这样的想法。在我妈控制与洗脑之下，她让我相信：“我这么懒，这么蠢，婆婆又这么不待见我，我一无是处，我照顾不好我自己的孩子！”在父母控制之下长大的孩子，即便是有了自己的小孩，也是软弱无力的，就像从未长大，没有自信能够养育好他。照顾孩子的任务自然而然地又被长辈揽到身上。我的孩子小福气上幼儿园之后我想带他离开我的父母，我妈便说，“你现在翅膀硬了，用不着我了，你走了再也别回来！我老了，没用啦！”可如果继续留下，我妈又会说，“自从给你带孩子，我多辛苦！这么大年纪了，还享不到一天福。”我怎么做都是错，常常觉得很痛苦。2.过度包办即是控制如果说我是在我妈的控制之下长大，那么我弟弟就更加可怜了。妈妈41岁生下弟弟，作为家里的唯一的男丁，弟弟从小，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种种细节不再描述，且说一下弟弟的现状。弟弟现在已经25岁了，每天只做三件事，吃饭、睡觉、打游戏。每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妈，我吃什么？”他完全不工作（也不想）、不出门（除了去网吧），不社交（除了打游戏的队友）。他就像是一只被圈养在家的宠物，丧失了一切生存的基本技能。我甚至无法想象，等父母老了动不了甚至离去的那一天，我弟弟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如果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我会很客观的说一句：弟弟这辈子已经毁得差不多了。我曾经想，也许只要他活着，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安慰。父母大概觉得：我们会一直养你，可是他自己的人生呢？3.自闭，源于过于被控制我之前的公司有个叫小D的同事。我刚去公司的时候，他每天最早来开门，打扫老板办公室，接着就坐下来打游戏。开始我以为他是老板亲戚，才这么有恃无恐。可听同事八卦才知道，小D有自闭症，跟人沟通有障碍，父母离异后一直跟着妈妈生活。老板租的是小D妈妈管的房子，碍于情面把小D收进公司，表面上是给他一份工作，实则就是做点“扫地僧”的基础工作。每个月小D妈妈给老板300块，再经老板的手发给小D当“工资”。我听了之后觉得好感动，感叹这世上母爱的伟大。有次单位聚餐，我们叫了小D一起，小D一开始还很开心，有说有笑，可转身接了一个电话，回来脸色就变了。他支支吾吾地对我们说，“我不吃了，我妈让我回去，她好像没带钥匙，我得给她送钥匙去。”小D说完转身走了，大家好像都发现了什么。其实平常的小D除了跟人交流少一些，说话时不看别人眼睛、说话神情有些逃避游离之外，跟普通人并没有两样。特别聊到他感兴趣的话题（比如游戏），还会眉飞色舞。但一说起他的妈妈，他就会瞬间沉默，陷入一种自闭的状态里。也许，小D并不是真的自闭，只是他妈妈的爱让他窒息。4.控制是最坏的教育自从有了孩子，我常常会回头看自己的成长之路。像所有的父母一样，孩子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免不了地为他牵肠挂肚。担心他饿了、累了、病了、摔了，担心没有自己陪伴在身边，他是不是能被这世界温柔相待。有位心理老师说过：“过度担心自己的孩子，就等于是在咒他死”。这点并不夸张。自闭的小D，背后是一个连跟谁吃饭都要干涉的妈妈。我的弟弟，被娇生惯养，25岁不找工作、啃老、宅家，因为所有的衣食住行都已经被家人包办好了。他们就像温水里煮着的青蛙，渐渐丧失了生命机能，渐渐的被这样的生活消磨尽生命，最后慢慢的死去。5.控制欲的源头是缺乏安全感控制欲强的妈妈，大多来自没有安全感的原生家庭。她们年幼时或缺衣少食或经历骨肉分离、生活动荡。长大后她们用自己的方式努力掌控，让自己的世界不再崩塌。她们想把自己没得到的，通通都给孩子，对孩子的控制是因为她们自己强烈的没有安全感。所以宁愿孩子天天在家打游戏，荒废终生，也不愿意他们去外面的世界经历风雨。但妈妈毕竟不能代替孩子活一生。孩子，也有自己的生命和独立的意志，他们需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生命诚可贵，爱情价可高。若为自由顾，两者皆可抛。前人用生命和鲜血告诉我：自由不仅仅是信仰，更是人性的需要。如果一个孩子，连基本的自由和尊重都没有，他的一生，也只能悲惨收场。6.正确面对自己的控制欲我对自己的孩子也有控制欲。他不收玩具，我会生气。他不按时睡觉，我会生气。他不听话，我也会生气。但我宁愿他跟我争辩，给出自己的看法和合理的解释，也不要他盲目顺从。因为我知道，我不能控制他，保护他一辈子。所以一开始就不能千依百顺地宠着他。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现在将他保护的面面俱到，将来他在社会上，就会头破血流。所有他需要自己历练和经历的，他需要自己磨练才能够收到宝贵经验的，一样都不能少。其实，父母们最需要控制的不是孩子，而是自己那颗放不下来的心。  父母改进一小步，孩子成长一大步。图文来源理想父母

最近一期《少年说》的视频在抖音上火了，获得了一百一十七万的点赞。男孩叫李楚豪，是一名初三学生，十年前，他的父母离婚了，他跟着母亲生活。母亲独自带着他搬离农村老家，来到城市生活。可是学费、生活费、住宿费，一笔笔都是庞大的开支，母亲承担不起。 @font-face{ 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 @font-face{ font-family:"宋体"; } @font-face{ font-family:"Calibri"; } p.MsoNormal{ mso-style-name:正文; mso-style-parent:""; margin:0pt; margin-bottom:.0001pt; mso-pagination:none; text-align:justify; text-justify:inter-ideograph; font-family:Calibri; mso-fareast-font-family:宋体; mso-bid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font-size:10.5000pt; mso-font-kerning:1.0000pt; } span.msoIns{ mso-style-type:export-only; mso-style-name:""; text-decoration:underline; text-underline:single; color:blue; } span.msoDel{ mso-style-type:export-only; mso-style-name:""; text-decoration:line-through; color:red; } @page{mso-page-border-surround-header:no; mso-page-border-surround-footer:no;}@page Section0{ } div.Section0{page:Section0;}来源：微信公众号 ：桌子的生活观（ID：zzdshg）  为了让孩子在城市生活下去，为了多赚一点钱，她在足浴馆当过按摩师，在酒店做过服务生，实在入不敷出的时候，就放下面子四处借钱。母亲不敢多花钱，只有孩子回来的时候，她才会买点贵的菜，平时都是随便吃点，生活极其朴素。说到这些，男孩流下了眼泪，他一边哭一边喊着说：妈妈，我求求你了！多补补身子，多买几件好一点的衣服吧，我能自己做饭、买菜，能自己管理自己的学习，我不会羡慕那些有钱的同学，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特别爱我的妈妈！听到儿子这番懂事的“告白”，台下的母亲也忍不住哭出了声，她眼眶通红，用牙齿轻轻咬住手指。我原本以为接下来的对话，会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妈妈这么辛苦、这么累把你养大，所以你要懂事，要听妈妈的话，要......然而这位母亲却没有，她说了两句令人意外，又让人由衷敬佩的话：这十年里，在外人看来，都认为妈妈过得很辛苦，其实妈妈过得一点都不辛苦，因为妈妈有你。妈妈请你永远记住一句话，你是一只快乐的小鸟，你不属于我，你属于你自己，你属于蓝天，好吗？一个单亲妈妈，独自将儿子抚养长大，要尽量为他创造更好的条件，可想而知，有多么不容易，可这位母亲在儿子面前说的却是“妈妈一点都不辛苦”。她默默地咽下所有苦痛，不用悲情的姿态去绑架儿子，她做好了从儿子世界里退出的准备。因为在她眼中，孩子不是自己的附属品，他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人生。这样的教育方式，着实让人惊艳。她的孩子很懂事，他知道自己上大学后，就很难再为妈妈做一顿饭。所以他感恩地说，在未来高中三年里，他会多帮妈妈做饭，替妈妈多分担家务。妈妈不强调自己的付出，不用牺牲绑架孩子，不代表孩子就看不见。相反，他早已从母亲深沉的爱中，学会了什么叫作感恩，什么叫作担当。如果说十几年的养育，铸造了这个男孩的骨血，那么母亲潜移默化的教育，则会让男孩的精神世界，变得无比丰盈。2我相信我们80后90后这一代人，从父母口中听过最多的话就是：我每天起早贪黑辛辛苦苦，还不都是为了你，你还不争气！我现在生活得这么不好，这么不如意，还不是你造成的！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和你爸（妈）早就离婚了！总而言之，他们反复强调自己有多么不容易，为孩子牺牲了多少，好像孩子就是自己的绊脚石，拖油瓶。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听到这些话的孩子，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他会有负罪感，会有愧疚感，会觉得自己是一切不幸的源头，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很容易自轻自贱，活得压抑而痛苦。父母这样的话，就像是一座大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尤其是孩子的心灵还很幼小，根本扛不住这样的重量。桌子有个邻居哥哥，比我大一岁，从我记事开始，就总是听到他们家传来尖声的责骂。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父母在吵架，他的父母不太管他，每次吵完架之后他们总是要把怒气撒在他的身上。他的爸爸对他说，我每天上工地干活这么累，要不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我一个人不知道有多舒服。而他的妈妈也对他说，要不是为了你，我和你爸早就离婚了，然后一边哭一边抱着他说，你一定要争气，不然就对不起妈妈。那个哥哥本来很活泼，可是渐渐地，他越来越不爱说话，成绩也一落千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们去湖里面游泳，他对我说，他真的很想死在这个湖里面，这样爸爸妈妈都解脱了，他也不用背负这么沉重的压力了。后来他没有自杀，但是却患上了重度抑郁症，整个人变得呆呆的，你和他说话，感觉不到任何朝气。“既然你觉得我欠你的，那我就把这条命还给你。”还记得《哪吒》里面的割肉还母，拆骨还父吗？每一次他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总是会情绪激动，哭得泪流满面。可是，他到底有什么错？父母乱糟糟的人生，真的是由他造成的吗？如果没有他，父母就能过上理想中的生活了吗？恕我直言，那些把自己生活所有的苦，所有的不如意都推到孩子身上，说这都是因为她造成的，这样的行为就是无能的表现。大人们失败的人生，凭什么要弱小的孩子来替他们承受？还有很多父母，总是在孩子的耳边念叨，我活得这么辛苦，我工作这么累都是因为你，所以你要好好学习，将来要出人头地。这样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几个孩子能够承受地住，这样的愧疚感、这样的沉重压力，会对孩子产生极大的破坏。懂事的孩子，你不用说他都会知道父母的辛苦，而不懂得的孩子，你随便怎么说都没用，而父母天天在嘴边念叨，只会把懂事的孩子逼到另一个反面。我有个高中同学，属于寒门学子，母亲为了他上学，把家里的贵重物品都卖掉了。她对他说，都是为了你，家里付出这么多，我过得这么辛苦，你一定要努力啊。我那个同学亲口对我说，母亲这样的话就像压在心里面的石头，内心很难快乐，因为压力过大，他常常忘记了单词，忘记了数学公式。他确实很努力，但是不见任何效果，成绩一路下滑，最后没有考上大学。沉重的压力压上来，要么就把人压垮了，要么为了躲避这样的压力，孩子对父母产生严重的叛逆。还记得贵州安顺的那个快递员吗？他声泪俱下地对女儿说：从我和你妈离婚，我对你是怎样的？我一天（天）晚上上班，一点五十几还在接单，有时候甚至要跑到三点过，我的钱是熬更守夜（赚来的），现在整个公司没谁有你爹这么苦。我就想着我苦两年，让你好过点。可是，整个过程中，女儿一直呆呆地看着父亲，面无表情，一句话都没说。我想，这一定不是这位父亲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倒苦水”，诉苦已经成了他在面对女儿的习惯动作。可是这样的行为只会让孩子更加叛逆，为了逃避负罪感，女儿只能做极端的行为。于是，女儿选择离家出走，而这个父亲只能选择报警，又拜托警察把女儿找回。同样的一幕还发生在综艺节目《放学后》中。读小学4年级的女孩吴欢芮，她写作业的时候，妈妈一直在旁边絮絮叨叨：妈妈一天上班，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就为了供你，让你有出息，妈妈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就希望你能出人头地。一向乖巧的吴欢芮终于忍无可忍，颤抖着声音对妈妈发了脾气：你如果再这样逼我，也许我还真的会烦呢，我上学也很累，你以后要是再说我，你就别回来了！我们很多父母都会犯这样的错误，打着“为孩子牺牲所有”的旗号，把所有压力一股脑地倾倒到孩子身上。大人们是爽了，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孩子的压力和感受？ 长期身处这样压抑的家庭氛围中，只会让孩子窒息。3黄执中曾经在《奇葩说》中，讲过一个“妈妈吃鱼头”的故事。一个妈妈每次吃鱼的时候，都会把鱼肉留给孩子，自己只吃鱼头。她告诉孩子说：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吃鱼头，只是为了把鱼肉全给你吃，才故意这么说。黄执中说：小的时候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母爱好伟大，但是长大后，我却觉得这个儿子太难了。自我牺牲的牺牲感，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很不错，可是她会把另一个被接收的人，拽入无边的深渊。中国式父母都会很容易陷入“自我牺牲”的情结中，他们感动了自己，却不一定能感动儿女。因为，儿女从父母的自我牺牲中，感受到的不是爱，而是控制。通过自我牺牲，通过让孩子产生负罪感，从而控制孩子。每一句“我为你付出这么多”背后的潜台词，都是“你必须乖乖听我的话”。每一句“我活得这么辛苦”背后的潜台词，都是“你应该按照我期望的那样去做”。每一句“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XX”背后的潜台词，都是“你应该背负我的人生”。教育家马卡连柯说的很好：“一切都为了孩子，为了Ta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让他背负这一切，这是父母送给孩子的最可怕的礼物了。”父母在等孩子的那一句道谢，而孩子还在等他们当年的一句道歉。我幸运没有拥有这样的父母。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有时甚至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但父母总是乐呵呵的，从不在我和弟弟面前诉苦。有一天，我半夜经过父母房间门口，听到他们在小声商量，说第二天要去大伯家借钱，给我把学费交了。那一刻，我才知道，我之所以感受不到生活的艰辛，是因为父母独自消化了所有苦难，让外面的风雨不会淋到我和弟弟身上。他们经常对我说，要不要努力读书，要不要考大学，这是你为自己将来的人生负责，而不是我们生活怎么样、我们为你牺牲多少。我的父母不是知识分子，但他们知道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他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父母不把自己背负在孩子身上，这样轻松上阵的他们才能飞得更高更远。最纯粹的父母之爱，是从不在孩子面前以“牺牲者”自居，是从不用卖惨的方式，将孩子拉进阴暗的漩涡之中。孩子来到这世间，是父母的选择，孩子从不欠父母什么，没必要背负沉重的亲情债务，更何况以孩子的年龄和心智，根本也背负不起。最后用王朔在《致女儿书》中一段话结尾吧：如果说我对你怀有深情，那也不是白来的，你一生下来就开始给予，你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我过去费尽心机也不曾得到的，我跟人说过，没想到生一个孩子这么好玩。相形之下，养你所花的金钱微不足道，所以咱们俩要有账，开始就是我欠你。文章作者简介：桌子，身高1.85米，有八块腹肌的兼职男模。前南方航空公司职员。三观比五官更正，思想比套路更深。新浪微博@桌子的生活观 ，个人微信公众号：桌子的生活观(ID:zzdshg)。图文来源于桌子 @font-face{ 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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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在人类的生活里面，真实才有万钧之力 （转自柴静个人博客）上周五，《看见》的日文版出版，翻译者铃木将久教授来北京送书，问我可否可以在博客刊发书里他对我的访谈部分。 去年他联系我，翻译这本书，并想做一个采访，我说可以邮件或者电话，也可以网络视频，但他还是从东京来，采访完我，当晚再回去。当时这本书还没确定出版社，就算有，翻译在日本也是很微薄的报酬，这点酬劳不知道能不能够这次出差的费用，但他要这么做。 从他的提问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媒体的了解程度，这不是他的专业，他以往多翻译的是学术书籍，模样仿佛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布衫布裤，给我印象是微微弓着背，谦恭到有点懦缓的样子。 访谈中谈到我去中央电视台的前因后果，算是一次完整的回顾，谈到的情绪与感受，客观与主观的看法，这本来近于抽象，又隔着语言，我不知道自己说清楚没有，他说你说清楚了，不是那种逻辑式的清楚，但已经说完全了。 采访之余，我们闲聊几句，他喜欢的中国作家是萧红，茅盾。日本是芥川龙之介。这些老一点的，我问为什么，他说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是刚刚开始，还不完全成熟，更好一些。 好在什么地方？ 独特的，不是学来的。 我们也谈到川端康成和谷崎润一郎，写雪地上的银河，绯红的脸与雪白的脖颈，读的时候当然是愉悦的，类似我们读小山重叠金明灭的那种愉悦。不过就是太格调化了。铃木说，没有一种真实感了。 以他的阅读趣味，他当然知道《看见》这本书的弱点，但没有多说，只说这本书最重要的是过程，又说，这不会是你最后一本，你会写下去的。 我说您的建议是什么。 他沉吟下说：可以写得更小，更深。 临走时，他送我妻子让带来的点心和木碗。夕阳下送他打车离开的心情，象感染了刚刚谈话的气氛一样宽和。 以下是访谈全文 铃木将久：感谢您今天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日本的一般读者对中国媒体的情况很少了解，甚至可以说完全不了解。今天希望通过访谈给日本读者介绍介绍中国媒体的现状。第一个问题。根据您的大书，您某种意义上似乎偶然地加入中央电视台。能否给我们介绍您加入中央电视台的具体经过。 柴静：这个话题要从我如何进入传媒这个行业说起。关于我怎么进入这个行业，早十年不会发生，晚十年的话可能方式又会不一样。因为我是中国第一代不再由学校分配工作，而是开始实施市场化聘用制度的大学毕业生，那是1995年，我成为了一家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命运基本在大学时就被规定好了。比如说如果你要做一个记者的话，应该在大学里学的是新闻，然后被分配到相应的单位才可以。但我是在一个铁道学院，学的是财务会计专业，要想找一份传媒的工作是不可想像的，在毕业分配上也实现不了。但我正好误打误撞地碰上了第一批的就业政策改革，电台可以长期聘用我。当时我的父母非常的担心，因为本来我可以按照传统的就业方式，去一家体制内的国有企业，我的父母还不能够习惯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体制里的身份和铁饭碗。但我那时候对自己的选择并不是比较和分析的结果，只是一种直觉地对传媒工作的热爱。 这份热爱是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我出生在1976年，那个时候文化方面的养分还很少，我能看到的书、听到的音乐、接触到的电影都很有限，在我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录音机让我听广播学英文，那个录音机可以收到台湾的广播，我第一次在广播里面听到人可以这样讲话。所谓的讲话就是，他是一个人，他把我也当做一个人，用人和人的方式交流，这是特别朴素的一个传播方式，跟当时中国大陆的广播节目非常不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想有一天我也可以做这样的工作。读大学的时候我又正好在湖南。中国当代的传播领域，湖南是比较早开始改革的，她的模仿与创新比较快，率先实行了以主持人为主的机制，以及直播节目等等。 我是1994年开始做电台节目的。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电视工业也没有如今这么发达，青年人没有交流与倾诉的渠道，电台几乎成为了唯一的主流通道，靠它实现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我们所有同学都在听同样的节目，就是一个男性主持人接电话跟别人谈心，非常受欢迎。我就给这个主持人写了一封信，说我很喜欢这个节目，能不能也来参与。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冒失的行为，也不太可能实现，因为他大概每天都会收到上千封信。但是很巧地，他在节目里回复了这封信，希望我能够去面试，结果我去的时候发现整个办公室里面全部都是大学生，因为大家都听到了，哈哈哈。大家的想法都跟我一样。 后来可能领导看这也不是个办法，因为当时的体制还不允许学生当节目主持人，他们出面干预说不需要学生，大家就都回去了。我在回去的路上，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愿望大过于我的失落感，所以我去了学校的广播站，自己设计、自己配乐、自己朗诵等等，做了差不多三十分钟的一期节目。然后我又骑着自行车，回去找了那个主持人，请他听一下我做的节目。他只听了一段，不到五分钟就停下来，我以为他可能是不满意或者有什么问题，结果他跟我说：我今天晚上就在我节目里播。当时如果不是以主持人为中心的机制，这个情况又是不能发生的，因为以前国内不太有主持人的概念，只有播音员，每个员工都只是一个螺丝，你不能自作主张，做什么事情需要经过台里的批准，但是他是第一代的电台主持人，他拥有的群众影响力足以让他可以说我要为我的东西做主。他就直接让我在这个节目中出现了，在那个暑假。我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到我毕业的时候又刚好碰到用人体制松动，就正式地进入电台了。 在电台工作了三四年之后，我去北京念书，学电视编辑。这个时候湖南卫视找我，希望我做一个电视的人物采访节目。很有意思的是，当时正好赶上了湖南卫视的一个改革，这次改革比1995年那次还要更大胆。之前我和电台是长期聘用制，还是在单位里的一个人，去读书必须得辞职。但湖南卫视那时候要市场化，改革更进一步，我跟他们之间没有签任何契约，只要我答应，第二天去工作就可以了，都不需要合同。所以我是以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湖南卫视工作了两年。我那时候也就二十三岁吧，感觉那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比当下的年轻人更能够感觉到社会上的一种宽松气氛，没有单位没有固定的合同。 这也是为什么两年之后，中央电视台来找我的时候我会迟疑，我已经习惯这样一个比较自由的工作模式，突然要进入一个单位当中，而且是一个新闻单位。我从来没有做过新闻，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可能不太适合，这是我对陈虻的算是很礼貌的一个回答。但可能阴差阳错地，他恰恰喜欢像野草一样长出来的这样一种精神。他从来没问过我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学什么？你得过什么奖？你有什么背景、资历？都没有。这种选择一个人的标准在现在很少了，也可能是因为那是2000年、那个时候的新闻评论部，我又碰到了中央电视台体制变革的一个高峰期。 他们经常把新闻评论部的成立称为水浒梁山，就是一些人在精神上的小的起义，在这个地方就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样，是一块实验田，它实行一种承包制，在人权、财权、事权上进行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很大的改革。所以为什么陈虻能够有权力找一个主持人，他当年连部门主任都不是，只是个制片人，但是他可以决定我要这个主持人，第二天就来上班。这在以前也是不可想像的，必须经过人事处的集体讨论。 后来我问过他一次是怎么发现我的？我以为他是看了我主持的节目，后来我发现他一期都没看过，他也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他在见我之前都不知道我的名字，需要跟别人打听。他当时要寻找一位女性新闻主持人，是一个十六分钟的节目、每天的重点新闻，跟专家、新闻当事人连线讨论。这种节目，如果在美国或者日本，需要至少是五十岁以上，有多年经验的人来做。但是中国电视太年轻了，那个时候十年经验以上的专业电视记者都很少，就不得不从最年轻、最稚嫩的那群人中去挑选。陈虻就想找一个、符合他的要求和标准的人，他随便拿着遥控看电视，结果看到湖南卫视一个采访我的节目，也就是我在讲一些我自己的经历。他跟我说他甚至没有去听我所说的内容，他没有留意，只是注意了我的说话方式，就通过湖南台的人找了我电话。他说：我觉得你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这样的人可能不会人云亦云吧。 铃木将久：您加入中央电视台之后，首先被安排去《东方时空》。我认为《东方时空》在中国电视历史上是划时代的节目。您怎么看《东方时空》节目。实际加入《东方时空》的成员之后，有没有特别的感受。 柴静：我觉得每一个媒体都是人格化很强的，观众看你的时候他是把你当做一个有生命的机构，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你有没有诚意、有没有心灵。黄金时期的《东方时空》是一个有灵魂的机构。尽管他也有不同栏目的切割，但是这些栏目背后有一种相近的价值观。 那个时候的新闻评论部也有这样的气息，我们有专门一本非常厚的评论部员工手册，也是用这种风格写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对待你的采访对象、你的上司、你的下属，片子没播出的时候怎么洗个热水澡继续活下去。很诙谐，也挺有人情味的。 铃木将久：我回想当时看《东方时空》。感觉到的是，它虽然是新闻节目，但跟我所认识的新闻节目很不同。日本的新闻节目基本上报导新闻，但东方时空最著名的栏目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感觉很新鲜。 柴静：我觉得它在那个阶段出现也是有几个巧合。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新闻频道要求大量的资讯、随时更新、要有时效性，可能不太欢迎看来慢吞吞的、表现一个人的纪录片方式。但是在九十年代《东方时空》产生的时候，一个是因为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艺解放，迫切地需要在大众媒体上有一种小小的文艺复兴和启蒙，然后人这个字眼有他的尊严。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所谓自己的故事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成为主体，得到重视、得到尊重。所以表面看只是一个电视节目，但出现在一个国家电视台上的时候，它是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所呼吁、期待的一种价值观念，也能够引起一个大的浪潮。第二点就是，正好是因为评论部当时机制改革，吸引来的大部分是一些读书写字的人、大学里的教授、做纪录片的人。这些人本来都有人文情怀和创作愿望，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很本能地向这个方向去。如果放到现在，他们会被整个挪到十套科教、九套纪录片频道去了，不太可能进入到一个主流的新闻视野当中。 铃木将久：之后您被安排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是一个深刻追求社会问题的节目。您觉得《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的班子有差异吗。另，在中央电视台里面，《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等评论节目具有怎么样的位置。 柴静：我在东方时空还算是勤奋的，当然不适应感也很强，但我书里面也写过，如果你只是为了获得坐在主播台上的安全感，并不是很困难，但还是会觉得什么地方不太对，跟我十七八岁去做那个电台节目的动力和热忱是有很大的差别。也有可能就是离人远了，因为你坐在演播室什么都看不到，接触不到现实生活，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叶子一样慢慢枯萎了。这个失掉水分的过程是很缓慢很缓慢地发生的，你感到的是种隐隐约约的害怕，说不出来。大家都觉得不错呀，二十四五岁已经在做节目主持人了，还要怎么样呢？但我自己知道不对，我后来看那个时候自己的日记也是充满焦虑。 去新闻调查是得到一个通知，也很突然，但是好像是几方面的人都认为我应该去那儿，我正好碰到制片人张洁，很巧的是他原来就是《东方时空》的子节目《东方之子》的金牌编导。他其实是把很强的一部分《东方时空》的气质植入了《新闻调查》。在电视界，当时的制片人负责制发挥一个非常强的作用，制片人的价值观是什么，什么就是这个节目的气质。在张洁之前《新闻调查》有过很多任的制片人，几乎每一任上来之后都有自己的理念。一直到张洁上任，我刚好去了《新闻调查》，现在回头来看也是一个很巧的契合，让我们两个人的想法、追求和判断在很多点上交会了，如果早五年或者晚五年可能情况都不一样。 铃木将久：我的印象当中，新闻调查的题目有很多是新闻，比如说杀人事件、社会问题等新闻类的内容比较多。 柴静：当时不觉得，现在回头去看那几年的节目，会发现这个直觉背后有一个线索，就是当年《东方时空》的一个线索。张洁跟我的判断都在这个线索上交会了，这个交会就是对人的关注，使人在新闻当中浮出水面，使人能够被看见、被感受，而不只是一个话题的工具。以前的有些节目，会陷入一种特别宏大的东西里面，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做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45分钟我们要说清楚他们的关系如何，而普通人或者新闻中的人很少被浮现出来。我是靠着青年人的直觉，张洁是靠着东方时空的历练，我们两人不谋而合。 我一进《新闻调查》就碰到非典了，我和他都没有像我们这样坐下来谈一谈要怎么做节目。他就像一个兄长一样，我推开门进去跟他说我想做这个，他几乎从来没有迟疑，说你去做吧。他也有不同意我看法的时候，但他会看我的态度，如果我很坚持、有热情，他会说，我和你的判断可能不一样，但是也许用你的判断也能做出好的东西，你就去做吧。我想这也是生产精神产品的一个规律。你应该给具体制作的人自由，这个东西很难很难，因为张洁会承受他的压力，不管是收视率的或者外界的，他必须把这个压力承担住，把空间给我们让出来，让年轻人自己去尝试。甚至他要发展出一种主持人中心制，就是从我这代人开始，让一个出镜的记者自己来充当核心，是一个制作小组的领导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觉得张洁第一次在把电视记者当成专栏作者使用，给予你创作的自由，尊重你创作表达的独有方式，而不是轻易地加以砍削。所以，是他的理念最后决定了我们生产出来的节目的面目。 铃木将久：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新闻调查基本上有大的方向和框架，这是制片人张洁来决定的，而在这个框架内部，每个主持人有自己的空间。 柴静：对，我们有三个记者/主持人，分成了三个组，所有的编导、摄像和录音全部分组，跟记者捆绑在一起，固定合作。我跟四五个编导，再跟两个摄像、一个录音，是一个固定的团队。所谓的主持人中心制，张洁找我的时候我有点犹豫，因为我这个人从小到大连小组长都没当过，不知道他给我的权力和义务是什么，要负什么责任。他说，说白了主持人中心制就是一点，主持人可以有决定选题的能力，不管是谁报的题，如果你自己认为没有兴趣或说服不了你做，就可以把它否定。听起来简单，但这在电视台内部是从未有过的，我们的主播概念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播音员，或者是生产当中的一个环节，而不可能作为一个核心人物。很多时候制片人说了算、主编说了算，其他人就听命令。但是张洁决定释放主持人这个角色的生产力，把你当成一个专栏作家来尊重。这是一个精神上的极大尊重。当时我才二十七岁，他的意思是你先去磨一磨嘛，总会长大的。他说反正我给你配的都是比你更年轻的，也不用怕。 铃木将久：也就是说，当时没有具体的指导思想吗？ 柴静：指导思想特别重要，一个栏目的灵魂就在于这个栏目说出的那一句话，就像您记住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一样，它看上去好简单，但这是陈虻想了四天三夜才想出来的。为什么这么难？因为他必须用一句话找到栏目的灵魂。《新闻调查》的那一句灵魂就在于探寻事实真相这六个字，一旦这六个字定下来，那么我们就跟着它长了，顺着它往上走，不管你是靠直觉还是靠本能什么的，实际上你越敏感，你就跟着它走得越快、生长得越蓬勃。 在这当中我也有自己的体会，我对探寻或者调查的理解，并不是那种传统的调查性报导，一定要找到某一个级别的官员把他拉下马，或者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多大的企业的漏洞，我认为真相是无底洞的底，我的驱动是探寻，是一个动态的思想过程，我在认识一个事物的时候不断地碰到障碍，我又不断地推翻它、不断地向前行，这个过程越曲折、越需要智力，也就越有趣。对我来讲，最迷人的就是那种苦的时候。 铃木将久：我作为一个观众认为《新闻调查》最有魅力的部分就是深入调查的过程，往往结果不那么新鲜，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猜想得到，不过这个过程本身特别吸引人。 柴静：回头想，其实这也是当年陈虻在《东方时空》时期已经想明白的问题，只不过我是后来才跟他有了相似的看法，那就是结论永远是简单的，但是过程是复杂的、结构是复杂的、关系是复杂的。其实从一开头，我觉得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就不很主张新闻的功利主义。所谓的功利主义，是有一个特别具体的、目的性很强的目标，说我这个节目一定要达成一个社会改变，或者我一定要做到一个什么被大众认可的标准，这样才叫成功的新闻。那样的新闻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不认为那应该是出发点。我认为新闻是人们认识自身的一个路径，而深度的调查、报导又使这个认识本身变得让人着迷，使人们避免太简陋的思考、直达结论的那种思考。 铃木将久：你的大作比较详细地介绍你在当《新闻调查》主持人的过程当中成长的故事。你好像在很多采访中面对很多现实生活，不断地摸索采访的方法和角度，而不断地接受自己的变化。 柴静：对，这是意想不到的，之前你以为你只是一个观察者或者报导者，但是不可避免的是你就在其中。对这种角色我也有挣扎，但后来我发现这就是现实，你想认识世界你也同时得认识自我，不可能回避也没有必要回避。 铃木将久：不过，据我的理解，一般新闻报导的态度应该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来报导对象。你好像有意识地不用那样的方式，而有意识地去接受改变自己？ 柴静：我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必然的。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人是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认识局限和主观情绪，尤其是情绪。但你慢慢地查觉到情绪的危险，会提醒自己要抽离出来，要追求客观冷静、避免缺陷。再往下发展你会发现，其实当初妨碍你的并不是感受，只是情绪。这两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情绪是非常主观的，是带有自我的偏见的，而感受恰恰是把偏见放下来，进入到别人的经验当中所获得的。所以在我的定义里面，感受是一个客观概念。 铃木将久：你刚才说，感受和情绪是不一样的，这句话非常重要。但我还是想追问，因为日本的一般读者认为新闻报导者应该保持客观的标准，但你好像突破这种限制。 柴静：一个因素是我从一开头做的就是深度报导，它有点像报纸里面的特稿。如果我们做的是资讯或者纯新闻，那可能按照新闻的要素去执行就够了。但特稿从来都是要求在写作和长度上都要有充分的延展。我们看海明威或者马尔克斯，他们当年也都是新闻记者，我也会找他们当年的报导来看你看海明威哪怕做一个体育记者的时候，他的报导也很准确，而且他的报导是与众不同的，他有感受。比如说他会写，一场棒球比赛结束之后，那个失球的人很懊恼的把手套摔在橡木地板上沉重的砰的声音。可能其他的记者不会注意到，只报导了比分。所以我们说什么是客观？五比七的比分是客观还是这个砰的声音？也许都是客观。那么你的眼睛能深入看到多少，这个客观的程度就有多深。我向他们学习，这个学习是在你一开头看的时候就要看得尽可能的深、看到尽可能多的层面，这样你在写它和表现它的时候，才能更丰富更完整。 铃木将久：您说过，选题基本上是由主持人来提一个题目，但是有的时候其他人也可以提。那么最后决定的时候是开会决定吗？请简单地说明一下选题过程。 柴静：开会也决定不了。我们有一个批题的制度，选题报到制片人那里，制片人再向部门主任申报，部门主任会向新闻中心申报，新闻中心再向总编辑申报，所以我们大概有四五级的申报系统，他们批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做。 铃木将久：这个话题可能引起很多日本人的疑问，日本人认为中国编辑一定有一种检查制度。有明显的检查吗？ 柴静：这在任何新闻机构里都存在，就像CBS《六十分钟》，平常是他们的制片人唐休伊特，但是碰到重大新闻题材的时候也会通过他们的总编辑。我们也是这样，普通题材可能我们的部门主任或中心主任审，一些重大题材就需要台里的总编辑来把握。 就包括书里提到的那个袁总，是我们台的总编辑，他送我一本《金刚经》嘛。他希望我通过《金刚经》学会怎么去采访。有意思吧？他会跟你说，你现在很年轻，我从你的采访状态中看你很敏锐、很有热情，这个很好。可是你有时候不够自觉、不够克制，不能够守住，你的表情或者你的状态表现出过多的渴求，不管是对于真相或者是对别人开掘内心的渴求。我一开始是不接受的，我认为渴求是好的事情呀。所以他送我《金刚经》，让我回去看看，什么时候领悟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后来我出差什么的也带着看一看，我书里面写到《金刚经》的注解里面有一句对我后来影响还挺大的：念起即觉，觉已不随。就是说，念头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察它，当你觉察它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跟随它被它左右了。这个念是什么，在我看就是情绪。其实我为什么说从情绪向感受演变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过程，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从主观进入客观的过程。当你主观的时候你总是对这个人含有判断、期待、愿望，你才会过于热衷、才会热切，但是当你把主观的情绪拿掉，当你进入这个人的生活和内心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很平静、很开放的。这就是它说的觉已不随。我用了很久很久才意识到和做到，当然也不能完全达到，但是会比那时候好一点。陈虻审片更是这样，他们的业务意见，我认为这个对年轻记者是很有帮助的，如果你没有有经验的编辑或者总编辑来指导你的话，我觉得犯错误的概率要多得多。 铃木将久：《新闻调查》节目追求社会问题，有时候扯到比较敏感的话题。那么，有没有受到地方政府或电视台上层的压力？ 柴静：其实这个压力不是这么局限的，只要你的节目播出之后可能会损害到某一方的利益，这个某一方可能是一个企业也可能只是个人，那么对方一定会有不快，这个不快可能就是压力，不管它以什么方式表现、不管它能不能干预到你，它都会让你感觉到这种压力。坦率地讲，我从这个压力当中学习到很多。一个是掌握到对现实保持一种感知，因为我们人类社会的结构本来就是各方的欲望相互交织冲突的结果，如果你对这个没有直接身受的感知，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感应到这个结构的形成是怎么来的。所以我这十年来会有一个对我自己很有帮助的变化。如果人只有情绪的话，你碰到压力的反应是我要反弹回去或者我要躲避，这是一种很动物性的本能，但坦率地讲我认为这是低级的神经系统反应。而如果你把职业当成是认识生活的一个工具，你会意识到压力有时候恰恰是认识社会必不可少的利器。像书里面陈虻教我们的，我们常常把压力当成是一种阻碍了，碰到困难的时候回来跟他说我没法拍，我压力很大、阻力很大，或者他们已经把现实干预了、扭曲了，我不能找到真实了。他会说，那么你为什么不纪录干预本身呢？那不也是一种真实吗？你实际上是后退一步，再去观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所以这是另外一层深入了解的一个机会。 观察一切而不是愤慨，这样你可观察的东西才多。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新闻要警惕功利主义，就是这个意思。有的时候功利是以貌似正义的方式出现的，是以一个很容易鼓动情绪的方式出现的，那么你就要避免受到这个的诱惑，因为那样的话你自己很容易陷入到愤怒、沮丧里面，你就理解不了现实为什么发生了。平静的观察比一切都有意思。我觉得作为这个时期的记者，最好要具备历史研究者或者文学工作者的态度，来进行饶有兴味的观察，不光观察，还要饶有兴味。要观察压力带来的因果，这是一个社会的脉络。 铃木将久：您特别重视博客上与观众进行的交流。能否介绍开始博客的契机。您拍电视节目的时候，博客的经验会发挥怎么样的意义。 柴静：2006年开始写博客，其实是挺被动的。台里来找我，做一个报道两会的节目，希望开博客扩大影响力，不由分说地就以我的名字开了一个博客，然后通知我说你今天晚上可以写了。当然也跟我讲，你忙不过来的话我们来替你更新、发些照片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开了，我还是要严谨、负责任，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写博客。我从第一篇开始就将近每天或者每两天一次更新，因为新媒体会让你感觉到传播的巨大力量，你写了马上就有那么多人在下面看，然后给你意见、建议，你会有种兴奋感。幸好我开始得比较早，所以在新媒体传播中会碰到的各种问题我遇到得也比较早，反思也比较早。因为这部分是没有人管制的，我连个编辑都没有，也没有人说小柴你今天晚上写点啥呀？在专业上我倒没出过什么差错，但是忍不住有点卖弄文墨，得意嘛，总有人夸你。这样就会碰到问题，也会有人在留言里面提醒我，说柴静你小心点，你现在就像在大街上给大家表演胸口碎大石，拿个大石头砸在胸口上，石头碎了，说看我厉害呀！这是个很危险的诱惑。因为我发现开始对于一些并不是我报导领域的事情我也有发评论的倾向，你知道那个一发出来就会有很多人叫好，这很可怕。 我中间停了一年，最重要的是感到了对自己的不满意，我觉得自己腹中空空、才学有限却还要卖弄文辞，这个特别浅陋，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可容忍，所以停下来想一想，尤其是增加阅读。那一年相对来讲沉静一点。之前那些年我觉得自己有做传媒的直觉，但仅仅是直觉，真正的思考尤其是独立的思考少，更多的地方我觉得还是以拾人牙慧的东西为主，受别人启发、向别人模仿。但那一年当中我开始模模糊糊觉得说有一些东西尽管不成熟，不过是属于我自己的了。 后来恢复写博客之后有一个特点。以前我写得短，差不多一千字左右，写得很快。每天看到什么，恨不得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后来就写得少，但越写越长。基本上是六七千字甚至八千字、一万字都有。也有很多媒体约我写专栏，给的稿酬也不错，但是我就是要写博客，因为博客自由。写博客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纯粹是为读者和我之间的一种共享关系在写。这里面那种自由感也很好。那时候我才又发展出了工作之外的博客内容，我写一些人物、写一些书评，纯粹是一种不吐不快的欲望，我觉得有意思啦。 铃木将久：你写博客之后，一定有读者的评论。那么，这些读者反响对你有什么样的意义？ 柴静：这几年几乎每一期节目做完之后，我都贴在博客上希望大家评论、提出意见，然后我都会写一篇回应，把他们的意见摘出来、把我的回答写出来。有的时候我都很钦佩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专业的读者。他会注意我的每个提问是不是准确，表情口气有没有偏差，节目认识是否公正，有这样的观众你就不敢对工作轻慢。比如，我们做詹姆斯卡梅隆那一期节目，把一个数字写错了，仅仅在片尾闪了一下，就有观众看到了指出来，主编费了很大功夫把节目从互联网上全都抹掉，把带子从库房里面调出来再改一遍，再上传到网上。我们认为这是对观众的尊重，因为人家这样尊重你，对吧？ 铃木将久：日本的电视节目最重视收视率。那么，中国电视节目最重视的是哪些因素。 柴静：现在这阶段中国电视也同样受收视率影响非常大，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指标，不管是对中央电视台还是对于地方电视台。当然我的同行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评价和议论。我个人首先认为收视率成为一个重要指标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重视收视率无非就是受众这个群体对于媒体的决定性在发挥作用了，相比以前完全不用管收视率，肯定是一种进步。但是任何一个阻塞很久的河道突然开放的时候，水的冲劲就会特别大。可能会有另一种功利主义，它本身又还不够科学和完善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些险情，甚至会冲掉一些本应该存在的好东西。 从我做电台起，节目收听率一直很高，虽然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它，台里也没有把这个当作是发工资的一个标准。我理解的收视率，是一个一个鲜活的人构成的。你自己心里要清楚，只要我们把握好节目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活下来并不困难。我们需要的反而是克制这种功利主义的冲动。因为对于我的节目来讲，我知道什么才能提高收视率呀，你做几个明星就可以了，收视率会很高，但我们经常都拒绝。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关心，尽管它们可能不一定能创造更高的利润。这就是我认为一个节目应该有自己的一个价值判断。而且需要一个共识，不光是我一个主持人的认识，而是和我的主编、我的制片人、我的同事们一起，都需要清楚地知道说我们站在历史的哪一个位置上。当年《东方时空》的收视率就很好，它的影响力也不差，所以不要着急。我们很多事情都是没有打好基础就要看成果，所以这几年我们有那么多的娱乐节目。我们甚至没有耐心去想一想自己怎么做一个娱乐节目出来，直接从国外买一个版过来，或者直接抄袭就可以了。 铃木将久：海外人士认为中国的电视台或多或少受到官方的一定的制约。您作为主持人，这么看待这种制约。您又面对着制约进行了什么样的尝试。 柴静：其实我们大概已经谈到了这个部分。我经常会想，比如说你看《红楼梦》你会想想曹雪芹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他是在一个有皇帝、一个还有文字狱的年代，托尔斯泰也是在沙皇帝制的时期，但是都不妨碍他们的创造力，能够创作出在几百年后仍然有影响力的作品。所以我刚刚说我不是把新闻记者功利地当作一个工具来看，而是认为新闻记者应该具备研究历史或者是文学工作者的视野。这个视野是什么？就是它要非常宽广而深厚吧。我不是去挑选一个我认为完美的社会型态才去工作，而是生活在人类的任何时期，人类的生活本身都是那么让人饶有兴味。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能选择的是我要不要活一遭。所谓的活一遭就是我能不能睁着眼睛，感受我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更进一步使它能够逼真地存在于我的镜头或文字之下。而不是功利主义地加以选择，说只有在哪个时期我才创作，我觉得曹雪芹不会这么想，托尔斯泰也不会这么想。 铃木将久：现在您主持的《看见》节目，我认为日本电视界似乎没有相似的节目。请您介绍它在中国有什么样的位置？ 柴静：作这个节目之前，我是在新闻中心，后来到中央一套做这个节目。我离开了一个被界定为新闻机构的地方，去了一个非新闻机构。但回头总结，也有合理性。我对于新闻被界定为刚刚发生的资讯这一点，一直感到一种创作上的不满足。新闻节目制作的周期太快，缺乏这种时间上的准备去深入认识一件事或者一个人，在这个太快速的制作体系当中形成一种带有工具化的模式，比如说我说采访某个人，想去见见他的孩子跟他们聊聊吧，可能其他人的反应会是已经够了、不用了。但我是那种总觉得不够的人，我不觉得认识一个人是有止境的。多了解一些我会觉得更迷人。但电视是需要团队合作的，所以我必须寻找到跟我想法一致的人。我转头一看，就发现了我现在的制片人李伦那群人。他们从《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离开之后，一帮人很苦哈哈的，还是把电视当成一个手艺活着迷地干。我就给他打一个电话，他也很意外，我就跟他说我想来跟你合作。当时的《看见》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一个一周播出五天的纪录片节目。一般人会觉得你一个主持人来干嘛，我说你一周给我一天吧，我去做一些什么东西出来，或者一年五六期也可以呀。有别于以往的人物专访，我还是很喜欢生活，所以会把人物放回到生活当看他在生活当中的本来面目、去看他跟周围人的关系和结构。他的一个动作或者他跟人交往时的一个状态会很有生命力。美国或者日本可能也有很多的人物采访节目，都是以一对一的方式面对面采访，而我们会增加很多纪录片的手段和方式。 铃木将久：你选择人物的时候，虽然偶尔出现一些名人，但似乎一般拒绝选择名人。这个选题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柴静：之所以说克制，是因为名人这条路太容易形成惰性。如果我一开始就这么主张的话，我的年轻团队可能很快就滑向做名人这条路，因为明星们几乎总在找我们，但我们要做一些复杂的事情。后来我发现观众对我们的期待也是这样，他们希望了解一些他们之前会感到迷惑不解的现实问题。比如说药家鑫这样的人，不管观众最初对这个人怎么憎恨或者愤怒，他心里面始终有不解，就是一个正常的像我一样的学生为什么会拿起刀来，他这个疑惑始终是没有解开的。我们就要对这个不解试图作出解答，而且这个解答越复杂、层面越多，可能就越接近真实。这才是这个节目的立意。所以我们很大一部分选题还是社会现实，现实当中有争议的人物。 铃木将久：《看见》这个节目，观众的反应怎么样？ 柴静：收视还可以，但我们不在意有多少人在看，而在意节目在看到的人心中激起的共鸣有多深。现实本身是最迷人的，永远比概念迷人。有次做一期节目，同事觉得应该拍两个家庭，我说我认为拍一个家庭更好。有时候我们担心自己视野不够宽广，所以认为样本多了才有代表性。不是这样的，我认为看得不需要多，是更深，足够深入的话，一个人物身上带有的这个时代的全部成分，都可以表现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节目实际上是把《新闻调查》、《东方时空》当年的基因再度嫁接过来，我们这个节目工作人员本来就是一部分来自《新闻调查》、一部分来自《东方时空》，所以它很迷人，有时候做调查性报导，有时候做人物，揉合在一起。我的制片人对我也没有限制，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只是说，我能为你做的事情就是不让你去做什么。我觉得这很了不起。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时期或者一个社会，总有人在做一些事情，多多少少。 铃木将久：您对日本的印象如何？最近很多人讲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作为媒体人，您对中日关系有什么看法？ 柴静：我没去过日本，很想去看看。对日本的印象更多的还是从文字当中来，是第二手印象。我以前会比较轻易的信以为真，比如看《菊与刀》，会认为日本人就是这样，可以套用一个模式来分析。但现在我比较警惕这种观察方法。因为想要创造一个词汇来形容、概括一个群体，这是一个人类的诱惑，总有人要忍不住把一个群体纳入模式当中，我现在不太从这个角度去看任何一个人或者国家、民族。反过来说，我看向田邦子的短篇小说，倒觉得跟日本人有种亲切的感觉，那个亲切的来源不是异国情调、不是俳句、不是京都的静美，而是一个剥离掉所有这些东西的人情，这个人情才是恒久的、谁都可以理解的东西。我好像更愿意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人、和人交往。我觉得模式化会轻易地流露赞美，也可以轻易地流露贬低，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多好的事情。其实说到两个民族或国家的交往，和两个人的交往也没有任何差别。我觉得曾国?说的那个诚字很重要，所谓的诚就是，对别人能有所感受。 铃木将久：您说过将来会有机会去采访海外国家，包括日本。如果真去的话，您想采访日本的哪个方面？ 柴静：我现在还没有做详细的计划，但就像我们去年做了《静观英伦》，我们的选择也并不是说另辟蹊径，刻意求新。还是挺朴素的，我们也做贝克汉姆，也做普通的英国农民和六七岁的小女孩，每个阶层我们都做，但最重要的是方法。我觉得要突破那种简陋的模式，我们对外国人要嘛就是一种异国情调的，将之视为异类，把他身上跟我的不同表现得越多越好。要嘛就是追求一种戏剧性，越传奇、越迷人越好。这个好像跟我自己的趣味有很大的区别。我喜欢那种亲切的、天涯若比邻的感觉。像向田邦子那样的角度是我挺喜欢的。其实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日本人也都是很脸谱化的，比如上班的时候对老板毕恭毕敬呀，回到家他跟妻子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但事实上我觉得人不是那样僵化的，如果我想拍日本的政治，那我可能就拍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他的生活自然会反映出政治。其实我怎么观察中国人就会怎么观察日本人 铃木将久：很期待您去日本采访，最后，请您给日本读者致辞。 柴静：我觉得也不用跟日本的读者去特别客套。我们都在人类的生活里面，真实才有万钧之力。推荐阅读：本文来自：80后励志网

“聆听大家”系列访谈—— 嘉宾简介：陈来，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著作有《陈来学术论著集》、《东亚儒学九论》、《孔夫子与现代世界》、《仁学本体论》等。“作为从政者，不是每天想着怎么去纠正别人，而是首先想到怎么纠正自己”问：儒家文化提供了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提供了民族的凝聚力。儒家的治国思想主要有哪些？对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有哪些启示？陈来：中华传统文化十分丰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德治为本”，这种思想主要针对当时“以刑法为本”。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是理想的治国方法，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才是理想的社会。因此，从孔子开始，儒家提出了“以德为本”的治国理念。今天“以德治国”的思想根源就出自儒家。2000多年来的历史实践中，儒家强调德治为本，但也强调德法结合。汉代以来，儒家主导的治国理政基本理念是“礼法合治”，不是孤立地、单独地强调德治、礼治，而是把礼治和法治结合起来，礼法相依不可分。这样的总体思路对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结合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儒家的治国理念还有一个就是强调正身和修身。孔子说“政者，正也”。领导者要正身正己，不是每天想着怎么去纠正别人，而是首先想到怎么纠正自己。“如果全社会都能从传统文化中多学一些对人生的理解，对做人的指引和戒律，都是有利的”问：中华文化一贯重视做人的道理，不论哪种宗教和学派，都要落实到人生和做人上。这些道理给我们今天的道德建设带来怎样的启迪？陈来：做人的问题，人生的问题，不仅仅共产党员碰到，所有人都要碰到。古代文化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传统资源，儒家、道家、佛家都有很多。儒家文化重视人的德性的培养和人格的提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生死还重要。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鼓励人们追求坚定独立的人格尊严，不被任何财富所腐化，不受任何外力所威胁。佛家讲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是基本的道德戒律。道家也讲了很多，比如清净无为、知足自得，都是强调清心寡欲。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做人方面要很好地控制自己，在财富、富贵面前能够把握住自己。今天的党员干部，在学习党纪国法的同时，应该更广泛地学习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儒释道中有很多道德的训诫和要求，我们应该学习和了解，对做人都有好处。如果全社会都能从传统文化中多学一些对人生的理解，对做人的指引和戒律，都是有利的。陈来在清华学堂接受本网专访“今天的好多问题，包括干部的腐败，应该说都跟我们忽略了传统文化的作用有关系”问：您曾说，中华价值观呈现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的特色。面对全球化，怎样更好地认识并弘扬中华价值观，不断增强我们的自信心？陈来：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这三点针对的都是个人主义。如果整个基点是以个人的欲望、利益作为基础，那社会的责任怎么摆、社会的义务怎么摆、群体的地位怎么摆？总体来讲，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强调个人主义，强调个人价值不能高于社群价值，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交融、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强调社群整体利益的重要性。我国古代思想家用“家”“国”“社稷”“天下”等概念具体表达社群的意义和价值；“能群”“保家”“报国”等众多提法都明确体现社群安宁、和谐、繁荣的重要性，凸显个人对社群和社会的义务，强调社群和社会对个人的优先性和重要性。个人是私，家庭是公；家庭是私，国家是公。社群的公、国家社稷的公是更大的公，最大的公是天下的公道公平公义，故说“天下为公”，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比较好的传统。今天的好多问题，包括干部的腐败，应该说都跟我们忽略了传统文化有关系，忽略了传统文化中“对个人欲望的控制”的作用。我们传统文化讲究用理性来控制、引导、战胜个人的欲望。荀子讲“以道制欲”；宋代以后，理学讲“以理胜欲”，理性要战胜个人的欲望。今天如果讲怎么用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解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传统文化的教育是一个方面，而且这方面非加强不可。“我们执政党的执政文化要中国化，就是要更自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更自觉地传承中华文明”问：深刻领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有历史的回放和思考。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陈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注重历史的传统，很早以来历史的记述不断，而且受到珍视。历史的记述起着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不能割断历史，我们要给予历史一定的地位，要看到中国的今天是从历史上的中国发展而来。共产党人做中华文化忠实的传承者，就是要自觉地承担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发展的责任。我们作为一个执政党，对中华民族是有责任的，对中华文化是有责任的。我们要使在历史上传承了五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能够在今天放出新的光彩，让它不断随着时代有新的发展，这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同时，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的积淀，也为我们提供了今天发展的基础，珍视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文化给我们今天发展积累的历史财富，重视这些财富，使它成为我们今天面向未来的动力。问：今天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该怎样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陈来：今天我们确实需要全方位地努力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不仅在社会教化、个人修身方面，包括历史上很多的管理制度，我们都可以吸取和借鉴。发挥古代和近代以来以德治国传统，就是要强调怎么继承、传承中华优秀道德文化，涵养、接续、传承中华美德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更加注重吸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来应对碰到的各种问题。我们执政党的执政文化要中国化，就是要更自觉地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更自觉地传承中华文明。今天我们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积极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努力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中国文化当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到世界。“腐败分子触犯党纪国法，就是知而不行，屈服于自己的贪欲，忘掉了道德规范的制约和党的纪律要求”问：明代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给当时及后世带来哪些积极影响？陈来：我们研究王阳明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行。他反对宋代朱熹的知行观，朱熹有一个讲法，叫“先知后行”，他说人认识的过程应该是先知后行的过程。王阳明认为，“知行合一”，就是要破朱熹的“先知后行”。知和行要结合，知不能离开行，行也不能离开知。王阳明看到了很多人知而不行，只求知，不践行，所以他提出“知行合一”，主要是强调行，强调对道德知识的践行。王阳明当时讲的知和行的范围比较广泛，知包括了很多行的内容，行里也包括了很多知的内容。他说，知行互相渗透，行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他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从大脑活动开始的，从意心动念开始，这个行动已经开始，所以他说“知是行之始”。人的意念活动，包括贪污也好、腐败也好，从动念的一开始，这个行为已经开始了，所以人要特别谨慎自己的内心活动。“知行合一”不管在王阳明时代，还是今天，不管是对党员干部，还是一般人，践行“道德的知识”都是现实的要求。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碰到道德的选择，做好事还是坏事，善恶的选择，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怎么把知道的东西，在践行中体现出来，这是王阳明时代和我们今天共同探讨的问题。所有的腐败分子，不管多高的官，他不可能不知道不该做的东西，为什么最后违法乱纪，触犯党纪国法，就是知而不行，屈服于自己的贪欲，忘掉道德规范的制约和党的纪律要求。所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对我们今天来说仍有重要意义。陈来在清华园“公德要以私德为基础，没有私德的养成，公德也不可能养好”问：您认为，在各种道德缺失的现象中，尤以各级公职人员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对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及社会风气的败坏影响为最大。对此，您有什么建议？陈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绩。同时，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人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道德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包括很积极的变化，也出现了不少值得重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简单地加以概括，就是市场经济对道德领域的侵入造成了人们道德观念的迷失，导致人的意识的商品化与人际关系的商品化，以及自私意识的合理化。如果官员道德缺失、私欲泛滥、贪赃枉法，则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这一现象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古代社会强调官德。比如清廉、谨慎、勤政，即清、慎、勤。我觉得除了讲党纪国法以外，怎么利用传统文化中对官德的要求来行事，强调官德的修养、官德的规范，是我们今天需要好好考虑和规划的重要工作。我们要处理好公德和私德的关系，公德即公民基本道德，指向公共生活；私德即个人基本道德，关注个人道德品质。私德作为个人基本道德要求，在中华传统美德中含义非常丰富，在现代社会中仍有重要意义。比如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诚信是基本的道德，诚就是要向善去恶，就是要真诚待人。古代社会对私德有很多具体的要求。一个人的私德好，就能自然延伸到他的公共服务中，所以公德要以私德为基础，没有私德的养成，这个人的公德也不可能养好。为官要修好私德，私德不好又去为官，必然会走向违纪违法的歧途。在私德建设的问题上，我们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为核心，又要注重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和弘扬，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党员领导干部，直接面对国家利益、公和私的问题，所有的工作都和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必须要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问：《礼记·儒行》提出了包括“强学力行”、“不宝财禄”、“傲毅清廉”在内的十六条行为规范，请您谈谈这些规范对今天党员干部的教育和借鉴意义。陈来：这是很重要的。《大学》《中庸》强调修身、慎独，重在加强内心修养。《儒行》的“行”，是重在行为上，即行为的规范和德行的指引。这十六条应该说代表着儒家对一个君子德行的全面主张，中心是“义利”问题。《儒行》讲“见利不忘其义”，碰到“利”的问题，首先不能忘“义”，“义”就是代表道德规范、道德原则。我们现在很多问题就出在见利就逐利，跟着利益去追逐，忘掉了道德规范的约束。党员领导干部，直接面对国家利益、公和私的问题，所有的工作都和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必须要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儒行》讲“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这都和“义利”的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讲明“义”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国家和人民利益。傲毅清廉，毅是刚毅，廉不仅仅是廉洁，也是一种特别的倾向，就是把清廉看得非常重要。而要做到清廉，首先要解决“义利”的问题，要把“义”放在“利”的前面。孔子讲“义以为上”，就是要把“义”放在我们最为崇尚的地位。所以《儒行》非常重要，对我们今天仍有教育和借鉴意义。“要像爱自己的家一样去爱国家。家国一体，这是中国古代非常长久的传统”问：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国家”是我们民族独有的概念，国与家紧密相连、不可分离。您如何看待中华文化中的家国情怀？陈来：中国古代认为家、国、天下具有一致性，不是割裂的，是一个连续的统一的整体，适合于家的道德规范，同样也适合于国。比如《大学》里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不是认为每个阶段它有自己独特的，和前后完全不一样的一套规范、原则。所以古代讲“忠臣必出于孝子之家”，忠臣要到孝子家去找。儒家也讲“移孝作忠”的观念，都表现了强调家、国实体上的连续性，规范上的一致性。古代讲，爱国如家，也就是说人可以把国和家放在一起，放在同等的位置上考虑。提倡要像爱自己的家一样去爱国家。家国一体，这是中国古代非常长久的传统。家和国不是对立的，家是我们最切近能感受到，生活于其中的东西。儒家认为社会的管理是个同心圆，即个人—家庭—国家—世界—自然，从内向外不断拓展，不断地扩大，从家庭到宗族、到社区、到州县、到国家甚至到天下。《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提出“以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基本关系，我国古人早就把家的概念、家的关系扩大、扩充了。人们可以把家和国连结成一体，同时赋予感情、道德，这是古代的传统。                                                        陈来接受专访“传承孝文化，要求我们结合新的时代要求，使孝道、孝行适合今天的社会发展”问：孝道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当代中国如何传承孝道文化？陈来：孝是中国很重要的文明，对调节家庭的关系，解决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增加家庭的亲情等，具有很多方面的功能。而且孝文化传承久远，在中国至少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孝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观念之一。从理论上讲，孝是血缘、亲属之间的道德。而仁义礼智信已经超越了血缘、亲属，是适用于一切社会关系的基本道德。孝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并不能因为仁义礼智信的普遍性意义更强，而孝只适合于家庭、亲属、血缘关系，就减低它的意义。我们的社会治理，从各个方面来讲，还要传承孝道，要能够结合新的时代要求，使孝道、孝行适合今天这个社会。“我们传统文化里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监察体系，对权力的制约、对官员的监督，有制度性的要素”问：请您谈谈对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全社会廉洁文化建设的建议。陈来：刚才主要是从道德方面讲的。还有一方面，党风廉政建设怎么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提供一些思路，我觉得是制度。可以好好总结两三千年以来中国的监察制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很悠久，有不同的形式，很严格，特别是到了宋明清时代，其中一些值得参考。我们传统文化里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监察体系，对权力的制约、对官员的监督，有制度性的要素。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挖掘。中国历史上的官僚制度体系，在世界历史上是最为长久的，应该好好总结，看看哪些今天可以利用。全社会的廉洁文化建设，我觉得是个社会风气的问题。在影响大众的媒体里，应该有一种对于道德风气的自觉监控，对社会风气的自觉维护。比如，送礼广告，媒体应该自觉抵制而不是倡导，这关系到社会风气。良好社会风气的培养，是每一个社会个体所应负的责任。每一个公众人物，尤其应该有这样的自觉和约束，就是自律。全社会都应该从这些基本的要求做起。“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这些大案要案，老百姓和社会各界都认为非常好，应该是大快人心”问：您如何看待十八大以来的正风反腐工作？对今天治理和预防腐败有什么建议？陈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正风反腐工作非常重视，人民群众也特别关注，对于所取得的成果大家都是叫好的。我觉得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这些大案要案，老百姓和社会各界都认为非常好，应该是大快人心。但是另一方面也痛心，这么多干部出问题，党组织也是很痛心的。我觉得，一方面要反腐、抓案件，另一方面，一些制度建设要紧跟。一方面要维护党的纯洁性，另一方面从爱护干部的角度讲，也应该把制度抓好，把制度建设好，使干部少有机会犯错误，这对组织建设非常重要。其实有些干部，因为制度上的漏洞，缺少监督和提醒，结果一步一步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所以说，加强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建设，既是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也是对人民负责、对干部负责。“我希望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就是我的中国梦”问：请您说一下心中的中国梦。陈来：现在的中国梦有很多讲法，我所讲的中国梦还是在国家层面，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一个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目标，是国家的政治价值，表达了我们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整体期待。我希望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陈来题写寄语“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问：请您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题写一段寄语。陈来：“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这是孔子在《论语》里提出的，可以看作是对干部“美”的要求。“惠而不费”，为政者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成本不 高，又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戴，何乐而不为；“劳而不怨”，有些干部很辛苦，但是劳而不怨，“我付出再多是为党工作，我是国家的公务员”；“欲而不贪”，人可以有欲望，但不能有贪心、贪欲；“泰而不骄”，就是不要骄傲自满。这些在今天仍然有针对性。（采访整理 景延安 冯国刚）采访札记孜孜追求中华文化“日日新”冯友兰：《为陈来博士命字为又新说》 徐儒宗书师从哲学泰斗张岱年、冯友兰，几十年如一日，始终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他是著名哲学家陈来。初见陈来，是在今年春天，中华书局读者开放日现场。再见陈来，已过夏至，在青砖红瓦、翰墨书香的百年清华学堂，他如约接受了我们的专访。陈来的办公室里，满眼是书，就连办公桌上也仅仅留下一小块书写的“自留地”。陈来开创了“朱熹理气观”的研究先河，《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一书被赞“考据精审、治学谨严”。之后，他完成对王阳明哲学的全面研究，把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提高至世界前沿，对阳明学、理学乃至中国哲学的研究，都有普遍的示范意义。为追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根源，陈来又把夏、商、周和春秋作为重点研究的历史阶段。探索完上古和诸子时代，他又回到对宋明时期的研究……陈来秉持“好学深思，心知其义”八字真经，沉潜反复、上下求索，解读和还原中国哲学，阐述和挖掘中华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价值。正如他所言：“我在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同时，始终关注并努力回应思想文化界的反传统声浪。”在与我们的对话中，他引经据典，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经、史、子、集在他大脑里如同印刻在书本上。他以传统文化为主线，时时紧扣现实，寻找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契合点。他说，中华传统文化是道德教化的重要资源，可以透过教育，使其道德价值植根于民众心灵，不仅能培育民族精神，还有改善社会道德风气的现实意义。对传承传统文化，陈来有着深远的思考，“要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其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精髓弘扬和运用起来。”谈及正风反腐，陈来既肯定成绩，又有自己对党的忧思：“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他们出现问题，对党组织来说也是一种痛心。”陈来的中国梦，充满“爱国如家”的赤诚，他说：“希望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就是我的中国梦。”1988年，冯友兰为陈来命字曰：“‘来’一言以蔽之‘日新’。以‘来’为名者，以‘又新’为字，方足辅之。”陈来，名副其实，他心系国家，钟爱国学，始终以“又新”鞭策自己，孜孜追求着中华文化“日日新，又日新”。（冯国刚）​文章来源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每个人一生，母亲对自己的影响总是巨大的，一个母亲是否有文化，是否品行端庄，是否教子有方，直接影响孩子一生。母亲是孩子最早的启蒙老师，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影响孩子思想观念的形成。所以一个男人，若能娶一房好太太，便能“富”三代。当然，这里所说的“富”，并非一定指有钱，而是一个人的思想富，品德富，最终使自己成一个有所作为的人。纵观历史上，那些有建树、有所出息的名人，大都深受其母亲思想之熏陶，从而也成就了他们的人生。这些母亲中，最为著名莫过于中国“四大贤母”，她们分别是：孟母、陶母、欧母、岳母。就是这样四位伟大的母亲，她们的事迹被广为传颂，她们的儿子成为国家的栋梁，影响中华儿女一生，并成为学习的典范。   一、孟母       孟母是战国孟子之母，位居“四大贤母”之首。她的儿子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仅次于孔子的儒学大家，被誉为“亚圣”。孟母之所以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儿子，全在于她对子女的悉心教育。她最被广为传颂的事迹是“孟母三迁”的故事。孟母早年丧夫，却志不改嫁，一个人含辛茹苦养育孟子。刚开始她和孟子住在丈夫的陵墓附近，以便于每天可以去祭拜丈夫。只是在这种地方住久了，年幼的孟子竟学起了出殡人士的哭丧胡闹。孟母觉得这样的居住环境不利于孩子成长，便把家搬到了集市。可是把家搬到集市后，孟子却学着小贩商人们做起了吆喝买卖。孟母不希望自己儿子将来成为市井小人，所以又把家搬到了学校附近。从此后，孟子就跟着学校里的士子，学起了“好好读书，天天向上”。孟母之所以三迁，是因为她深谙 一个道理：“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孟母还有“子不学、断机杼”的故事，她教育孟子，学业若半途而废，就如织到一半的布匹，是不能为人所用的。同样，人若在年少时不好好读书，长大了便只能做些苦命的劳役，是没有出息的。从此孟子发奋读书，终成为一代旷世学儒。二、陶母       陶母是东晋陶侃之母。陶侃是一代名将，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很有建树。而当时陶母“截发筵宾”、“封坛退鲊”的教子故事也广为流传。陶侃幼为孤子，家境贫寒。陶母也是早年丧夫，她含辛茹苦，靠纺纱织麻维持生计，供养陶侃读书。在教子上，陶母一直教育儿子，交朋友一定要交比自己更有水平、更有文化之人。有一次，同郡孝廉(即举人)范逵访贤遇大雪，借宿陶侃家。时天寒地冻，马无饲料，陶母揭去自己床铺上的稻草席，剁碎喂马;由于家中贫寒，无以款客，陶母又偷偷剪下自己的长发，卖给邻人，换钱购买酒菜。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以头发是不可以轻易剪的。陶母如此举动，足见她待客之诚心。所以范逵大为感动，遂举荐陶侃由县吏拜授郎中，从此后，陶侃走上了发达的仕途。这就是“截发筵宾”的典故。陶母还有一个广为传颂的故事是“封坛退鲊”。陶侃曾在浙江海阳做县吏，监管渔业，常有下属送东西给他。有一次，一位下属送了一坛鱼鲊(腌鱼)给陶侃，孝顺的陶侃马上念及一生贫居乡间的慈母，便嘱托乡人带给母亲。谁知母亲却原封不动地将这一坛鱼鲊退了回来，并在信中写道：“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陶侃收到母亲退回的鱼鲊和回信，大为震动，更愧疚万分。他下定决心，一生遵循母亲教导：清白做人，廉洁为官。后人赞誉：“世之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则国何患无人材之用?而天下之用恶有不理哉?”三、欧母       欧母是北宋欧阳修之母。欧阳修是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但他的成就也离不开他母亲的伟大教育。欧母又是一位单亲母亲，她丈夫在儿子四岁那年便去世了，留下她孤身一人辛苦拉扯儿子。欧阳修父亲在世时，家中经济比较宽裕，可自从他去世后，家境便一落千丈，日渐贫寒。后来竟到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地步。孤儿寡母在这样的境况下生活，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欧母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她家穷志不穷，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将儿子养大，并用最原始的方式教欧阳修识字。这便是著名的“画荻教子”：欧阳修五岁时，欧母便教他读书识字、做人处事的道理。只是当时家里穷，家里没钱买笔墨纸砚，欧母只好用芦苇杆代替，然后在地上铺一些沙，把地当纸，一笔一画地教欧阳修写字。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欧阳修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特别懂事，于是奋发图强，学习成绩优异，他于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高中进士。欧阳修在当官期间，积极支持范仲淹维持新法，后因此被贬职。但欧母并没有抱怨儿子的仕途不济，而是宽慰儿子说：“你为正义被贬职，不能说不光彩。我们家过惯了贫寒的生活，你只要思想上没有负担，精神不衰，我就高兴。"有母如此，儿子焉能不伟大?四、岳母       岳母是北宋名将岳飞之母。岳飞十五六岁时，北方的金人南侵，宋朝当权者腐败无能，节节败退，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很多自私的母亲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前线，希望能在战乱年代保全子嗣血脉。但是岳母却和一般母亲不同，她大义凛然，主动励子从戎，精忠报国。她为了让儿子永远铭记大丈夫当“精忠报国”的训诫，甚至用绣花针把这四个字刺在岳飞的背上!由于岳母的积极鼓励，使得岳飞投军后，奋勇杀敌、义无反顾，他很快屡建战功被升为秉义郎。有一次宋都开封被金军围困时，岳飞随副元帅宗泽前去救援，多次打败金军，受到宗泽的赏识，称赞他是"智勇才艺，古良将不能过"。后来岳飞终成为一代有名的抗金英雄,为历代人民所敬仰。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四大贤母”，她们教子的故事，充分说明了母教的重要及伟大。古语讲：“闺阃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接受了母亲的言传身教的影响，知道如何去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与人和睦相处，形成了谦恭有礼、严谨诚信的态度，培养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品德，走上社会之后自然知道如何与领导、同事、朋友乃至与陌生人和谐交往。母教，比哪个学校都重要；中华民族需要站起来，未来的时代需要女性站出来，这不是说一定要女性来做领袖的意思，而是女性作为社会的基本力量，需要培养和建立妇女的道德，来影响男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身作则，教育好下一代，影响社会与世界。图文来源晶彩时光

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说到爱，大家很容易联系到“母爱”。然而，自古以来许多人谈到继母，都把她们看成蛇蝎的心、豺狼的性。高宗娶了后妻，而放逐孝己；献公得了骊姬而诛杀申生；闵子骞因为后母而身穿芦衣；伯奇因为后母而足履冰霜……然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用自己至诚无私的母爱，为古今的后母，洗清耻辱，为爱正名。她不论前妻的孩子如何憎恨和诋毁，也不计较他们是否会悔改，用她宽厚的母爱，终于使他們感动和悔悟，谱写出一段千古佳话。穆姜温仁 化继为亲四子改过 为爱正名汉朝时期，汉中地区有一个人叫陈文矩，为人忠厚老实，勤劳俭朴。然而，不幸妻子早逝，给他留下四个儿子。从此，陈文矩为养家糊口疲于奔命，难以安身。后来他续弦娶了李穆姜为妻，李穆姜是汉中大族李氏家闺秀，从小知书达理。陈文矩前妻的四个孩子，有了继母照看，家庭稍微安定了一些。不想，在穆姜生下第二个孩子不久，陈文矩就病故了。从此，抚养六个孩子的重任全都落在穆姜身上。一个女人带着六个孩子，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穆姜是个贤淑达观的女人，为了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平日里她做的白面饭食，主要给丈夫前妻的四个孩子吃；加糠加菜的饭食给自己生的两个孩子吃；剩下的自己吃。自己的两个孩子不乐意，她就劝慰他们说：“四个哥哥比你们大，还要干活，他们应该吃白面的。”然而即使如此，这四个孩子对穆姜这个继母也还是怀有戒心，认为继母这样做是虚情假意，为给别人看的，对她的怨恨有增无减。他们还时不时的给继母出难题，稍不满意便出口不逊。不仅当面对继母不恭敬，而且在背后说她的坏话。尽管如此，慈祥仁爱、温和宽厚的穆姜毫不在意，心疼他们没有亲娘，更加用心的抚养他们，给他们置备的衣服食物等都加倍地好于自己亲生的儿子。可四个继子还是经常故意诋毁她，邻居看到这种情况，为之不平，就对穆姜说：“你对他们已经仁至义尽，可那四个孩子如此不孝敬你，他们已经长大了，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分家单过？眼不见，心不烦，也省得跟他们生这份气！”穆姜笑笑说：“我不能这样做。他们终究还是孩子，我不能推出去不管。我还是要尽母亲的责任，用心呵护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一次，长子陈兴得了重病，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穆姜急得直落泪，心想：“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治好陈兴的病。”她到处求医寻药，请来名医高手为陈兴看病。她每天亲自抓药、熬药，还一匙一匙地喂陈兴喝。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精心照顾，陈兴的病渐渐好了起来。经过这场大病，陈兴终于醒悟过来，他非常感激继母对他的照料，想起以前对继母怀有戒心，心里很惭愧。他把三个弟弟叫来对他们说：“继母对我们的爱，出自天性。可我们兄弟不仅没有感念继母的养育之恩，而且态度言语恶劣，我们的心就如同禽兽一般。虽然母亲不计较，对我们愈加慈爱，但我们兄弟几个的罪恶实在太深了！”于是，他带着三个弟弟跪在穆姜面前哭泣着忏悔：“母亲，我们以前不尊敬您，我们错了！您虽然是我们的继母，但更是我们的慈母，恳请母亲原谅！”穆姜听罢笑着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应该照顾你们，你们成为有出息的人，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听了穆姜的话，陈兴更加羞愧不安，他又带着三个弟弟来到南郑的监狱，向监狱的官吏叙述继母的恩德，坦陈自己的罪过，请求受到官府的惩处。县府的主管官员不敢做主，禀告郡里的长官，郡里的长官又向朝廷上书称赞穆姜的盛德。后来朝廷免除了陈家的兵役和劳役，打发他们四兄弟回家，给他们重新改过自新的机会。从此以后，陈兴兄弟四人洗心革面，对待继母像亲生母亲一样。在穆姜的关爱下，六个孩子都成为守规矩、明事理的国家栋梁之才，造福桑梓。穆姜操劳一生，晚年颐养天年，八十五岁善终。汉朝当时有厚葬之风，而穆姜在临终前特意把六个儿子叫在一起说：“我的弟弟伯度，是智慧通达的人，他所倡导的薄葬，意义很深远。又有前朝一些临死前的遗令，都是圣贤的法令，你们一定要遵守，不要与流俗相同，增吾之累，一定为我薄葬。”儿子们遵从了母教，含悲薄葬。穆姜的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数百年后，范晔著《后汉书》将穆姜收入《烈女传》中，给了这位母亲高度的评价。丰子恺曾有这样的隽永妙语：“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是的，生命有尽头，爱心无终期。在爱中付出，也在爱中收获，那么我们的人生将在爱中无限的延伸……文章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