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陈尔真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急诊重症科医生，在此轮疫情防控中任上海市集中隔离点医疗救治组组长。作为负责方舱医院卫生系统建设的应急处置专家，他带领团队参与方案设计，严格把关护理、院感、保障等工作流程，确保方舱医院符合防控规范并有序安全运行，在7座方舱医院、总计近11万张床位的建设和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尔真老师，在我们眼里就是英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负责院感防控的张祎博和几位瑞金医院年轻医生，说起陈尔真这位年近花甲的医者，异口同声。　　“尔真，真好！每次危急时刻都挺身而出，不辱使命。专业强，处理危机及时快速，是难得的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宁光说。　　在上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记者5次在不同方舱医院见到陈尔真，每次都觉得他有新的白发冒出来，但根根直立，板寸平头棱角分明。说话简短、直接、缜密，嘴唇常常紧抿，眼里布满血丝……直到5月31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关舱，他才露出一丝笑意。　　作为急诊重症科医生、瑞金医院副院长，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陈尔真，在此轮疫情防控中任上海市集中隔离点医疗救治组组长，带领团队临危受命、冲锋陷阵，在7座方舱医院、总计近11万张床位的建设、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医者陈尔真，人称“尖刀连连长”“方舱拓荒队长”。 　　参与建设7家方舱医院—— 　　“既要争分夺秒，又要考虑周全” 　　6月8日一早，瑞金医院门诊大厅，患者络绎不绝。戴口罩、着便装的陈尔真，7点不到就来了，跟着就诊人群的行动轨迹走了几遍，计算病患人数，留意患者诉求，琢磨就诊区域、通道、设施优化等问题。　　从方舱返岗后，陈尔真立即投入了新工作。　　相伴30年，闭眼都不会走错，坐在医院指挥平台，他也能实时看到各个角落，但是，“走近患者，从他们的视角感受环境，才能发现真问题。”　　有患者一眼认出他：“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过你！”　　2020年率队驰援武汉抗疫，不善言辞的陈尔真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这一次，参与建设7家方舱医院，让不少上海市民记住了他。　　上午9点，离开门诊大厅，他匆匆赶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这座容纳近5万张床位、有1万多名医护和保障人员的方舱医院，累计收治逾17万名感染者。　　方舱医院环境需要严格杀毒，诸多琐碎事务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物资需要分配，“无论什么物资，都绝不能浪费。”陈尔真工作一丝不苟，从不含糊。　　少言寡语的他，疫情期间“吵”过不少架。“嗓门不大不成”，协调医疗服务队、场地提供方、施工建设方、保障服务和卫生后勤服务团队，陈尔真不眠不休，沟通、说服、争吵。　　3月中旬，为快速阻断疫情传播，有效扩充救治床位，上海启动建造市、区两级方舱医院，隔离收治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3月19日晚，刚刚处置完一起医疗紧急情况的陈尔真，再次被“点将”：去嘉定区牵头建设集中隔离救治点。　　“上海的方舱建设，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瑞金医院党委书记瞿介明说，陈尔真的组织管理和决策能力都很强，“每次打硬仗，组织上总会想到他，他也绝无二话。”　　3月20日一早，带着几名骨干，陈尔真直奔嘉定体育馆，勘查现场环境，严格落实医疗规范和防疫要求。他们迅速完成图纸设计，然后请施工队进场，36小时后，方舱医院即投入使用。这里成为上海最早收治无症状感染者的区级方舱之一。此时，陈尔真和他的团队已迅速转战嘉荷新苑，接受一项新的挑战——为几幢高层公寓快速、科学地设计、分隔出规范的“三区两通道”（清洁区、污染区和半污染区以及医务人员通道和病人通道）。　　3月19日到4月8日，上海疫情形势非常严峻。瑞金医院这支从5人发展到20余人的小团队，连续转战了7家方舱医院，改建的公共建筑规模越来越大：7500张病床的世博展览馆、1.5万张病床的新国际博览中心、近5万张病床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改造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从4月4日接受任务到4月9日开始交付使用，用时仅为5天。　　“把一个大型会展中心改建成方舱是个复杂而浩大的工程，既要争分夺秒，又要考虑周全。”陈尔真说。　　作为负责方舱医院卫生系统建设的应急处置专家，陈尔真带领团队参与方案设计，严格把关护理、院感、保障等工作流程，确保方舱医院符合防控规范并有序安全运行。　　“打硬仗，需要硬骨头。”瑞金医院党委副书记俞郁萍说，“陈尔真就是这样的硬骨头。” 　　医者仁心德为先—— 　　“我是医生，请相信我，一定能帮助大家” 　　他敢和领导吵架，也曾向120救护车司机深深鞠躬。　　世博中心方舱医院刚开，感染者就被抢运而来。个别车辆改线挡道，部分转运大巴受阻，现场秩序有些乱。陈尔真冲进焦急的人群，抓起喇叭大声喊道：“我是医生，请相信我，一定能帮助大家！”　　他拦下一辆准备返回的救护车，希望临时当作摆渡车。急着赶任务的驾驶员在他的再三恳求下，终于点了头。隔着车窗，陈尔真深鞠一躬——这一幕恰巧被一位记者拍下，被报道后让很多人动容。　　瑞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杨之涛，是“尖刀连”成员之一。他印象最深的是陈尔真的“脚力”和“眼力”。　　“在每个场馆，他都带我们走五六遍，一遍遍查找问题，列出清单，反馈给建设单位，并要求整改不过夜。为的是让病患更便利、更安全，也为医护人员尽量消除感染风险。”杨之涛说。　　新建的一排临时厕所，干净整洁，陈尔真走进去却直摇头，“台阶太高，有跌落危险，必须加装扶手。”　　大型方舱的建设和运行，涉及水、电、消防、食品、医疗安全等，考虑充分才能降低风险，“关键在细节。门的宽度、窗台高低是否合适，医护人员工作间位置对于查看病人是否方便，紫外线灯和照明灯的开关是否分明……”面对方舱改建，陈尔真巨细靡遗。　　“他的专业是急诊重症医学，以前也没建过方舱，但他学习能力强，能快速整合相关专业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瑞金医院团队临时党支部书记、瑞金医院副院长毕宇芳非常佩服陈尔真的能力，“这种能力源于他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精神。” 　　闻鼙鼓而思良将—— 　　“没问题，我去” 　　“尔真，你去！”　　“没问题，我去！”　　闻鼙鼓而思良将，陈尔真当仁不让，这样的对话不断重复。　　非典疫情、汶川特大地震、昆山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新冠肺炎疫情……陈尔真参加过20余次重大救援任务。　　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瑞金医院首次发现感染者，必须立即转往定点医院。晚上10点，时任急诊科副主任的陈尔真接到医院电话，马上应道：“好，我去！”　　救护车车厢里，只有他和患者。他沉着冷静，一边观察病人，一边不间断地捏着简易呼吸器皮球进行人工输氧。半个多小时车程，手已累到僵硬。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担任瑞金医院医疗队队长的陈尔真是最早抵达救援现场的上海医生之一。在华西医学中心急救中心，他参与抢救了一名15岁的女孩。10年后重逢，女孩喊他“上海爸爸”，泣不成声。陈尔真勉励她说：“你是坚强的女孩，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2020年1月，陈尔真率领由上海40家医院148名医护人员组成的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前往武汉。机场送别时，他向送行的同志郑重承诺：“这支队伍，一定会一起去一起回来！”　　面对后勤保障困难，陈尔真鼓劲大家：“我们是来打仗的，遇到困难在所难免。”　　接手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两个重症病房和一个ICU病区，陈尔真发现重症病人急需的氧气不足，他奔走协调，以最快的速度让医疗救治走上了正轨。　　这支医疗队坚守武汉55天，累计收治患者332人，其中危重症237人。陈尔真还最早开设心理治疗室，通过心理干预，让患者重树信心，帮助治愈者融入社会。　　支援湖北归来后，陈尔真有其他工作选择，但他又回到急诊重症和瑞金医院医疗调度岗位，“我愿意在公卫应急处置方面多做点工作，这里需要我。” 　　医者白与党旗红—— 　　“选择入党，就是选择奉献” 　　每到一座方舱，陈尔真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工作间墙上挂起鲜红的党旗。　　穿红彤彤的瑞金医疗队队服，戴一枚党徽徽章；穿“大白”防护服，粘一枚党徽贴纸——医者白与党旗红，是他生命中最鲜明的色彩。　　“在瑞金医院，碰到病人情况危急，我们都会习惯性地喊‘快叫尔真’。有他在，我们心里踏实。”瑞金医院副院长、嘉荷新苑临时隔离点救治医疗队领队邱力萍说。　　“绝不放弃任何一名患者！”直面生死，陈尔真越是危急越冷静。　　冷静的他很少动感情，除了那两次。　　几年前，母亲患了胆管细胞癌，陈尔真说服家人，用缓和治疗方法减轻老人痛苦。他放下工作，陪母亲去想去的地方……说起这些事，他眼里有泪，却仍努力微笑。　　从武汉抗疫归来，走下大巴后，陈尔真从人群中冲出来，与焦急等待的妻女忘情相拥，泪光闪烁。　　2003年，非典疫情过后，陈尔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说：“选择入党，就是选择奉献！”　　在武汉，陈尔真带领“混编”队伍出征，抵达当天就召开党员大会，先上一堂“战地”党课，他说：“这能迅速凝心聚力。”　　在上海，陈尔真被任命为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集中隔离点临时党委书记，他对党员们说：“这面党旗，让我们有力量。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6月3日，陈尔真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瑞金临床教学基地上了一堂思政课，他对学生们说：“作为医生，我自豪；作为共产党员，我感受到了身上的责任。”　　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学生李想说：“陈老师那句‘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生’震撼了我——默默付出的前辈，最骄傲的身份是医生。”　　医学硕博项目学生陈子龙留言：“今天你们出征，明天我们接棒！”（本报记者  李泓冰  姜泓冰）来源：人民网

进入河南省禹州市检察院成为一名“检察新兵”后，我在工作中遇到不少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一位“难缠”的同事——办公室档案员李晓红，大家都叫她晓红姐。说她“难缠”，主要因为她的工作态度严谨到凡事必较真、永远“一根筋”的程度。　　“这个不行，秘密件标注错误，拿回去改一下。”“这个不行，少了一份原件。”我整理的百余份文件，被晓红姐一个个查验、一遍遍打回修改。一天下来，从她嘴里说出来的“不行”估计得有上百句。错了就是错了，我只能老实改过，却难免在心里暗叫几声“不至于吧”。　　当然，晓红姐的“不行”对事不对人，全院被她惠赠“不行”的也不止我一个。有一次，一个同事急于借阅档案，想不经登记直接办理业务，对晓红姐一番软磨硬泡，结果可想而知。“不行，档案出库必须履行借阅手续，程序不对的不给办，手续不全的不能办！”　　其实，大家说晓红姐“难缠”“一根筋”，语气中不乏钦佩之意。晓红姐从2013年进入检察机关便担任档案员，近十年档案工作经历是她几乎全部从检生涯。“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有一次检察长着急带卷宗到政法委汇报工作，我翻了1000多本卷宗都没找到，真是又羞又愧。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这样的事只允许有这一次。我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对全院所有门类的档案进行核对、扫描、分类、装订、归档，累了就在桌上趴一会儿。虽然落下腰疼的毛病，但每份档案都成了我的‘熟面孔’，值！”晓红姐这番话让我肃然起敬，从此再不腹黑，虚心学习。　　2021年，晓红姐一个人完成了3000余件案件诉讼档案的接收整理，提供借阅利用80余次，归档率100%，实现了应归尽归、应交尽交。在同事眼里，她就是我院“第二套检索工具”。“有卷宗系统里检索不到？去找晓红姐。”一些年代久远、没有录入电子系统的老卷宗，找起来犹如大海捞针，而晓红姐的大脑就是“精准导航”。几年前，刑检部门办理一起经济犯罪案件，需要查阅相关线索，在档案系统里没有检索到。晓红姐根据对方提供的信息，只花15分钟就把卷宗送到承办人面前。　　除了“一根筋”，晓红姐更会“动脑筋”。档案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查阅利用，怎样才能为利用者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服务？一方面，她联系技术人员，对案卷检索项目进行校对勘误，同时结合自己的观察与经验，加设检察官专属类目，以分时间、分人员、分案件类别“三分法”归档，让检察官可以轻松找到自己承办的所有案件，大幅节约了检索时间，得到许昌市检察院肯定并推广。　　档案工作枯燥细碎，体会不到公诉人在法庭上斗智斗勇的酣畅，也体会不到检察官扶危救困的愉悦，只能任青春在一本本案卷、一份份文件中悄然流逝。然而，晓红姐却一直身在其职、乐在其中，安心扎根档案工作岗位。“检察档案可以是检察官精准指控犯罪的依据，也可以是辅助领导决策的重要参考。”一说起档案，她眼中就闪光。“档案工作看起来平凡琐碎，我却常常觉得像在走地雷阵，战战兢兢的，生怕出一点纰漏，这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看着晓红姐从一排排档案柜前经过，宛若走入时光隧道，我越来越懂得，档案承载着检察人的心血与智慧，见证着检察事业的艰辛与辉煌。而晓红姐十年如一日，在平凡岗位上闪耀的，是照亮我前进的光。（检察日报通讯员蔡艺婷）来源：检察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家训家教家风历史文化资源的赓续弘扬，对此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6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考察时再次强调:“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在迈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要进一步赓续传承中华优秀家训家教家风，塑造新时代文明新风。 　　一、家训家教家风是家庭世代相传的价值观 　　我国古代家庭十分重视家风养成，重视庭训家教，主张国法家规理念，并以之规训和教育后人。家训家教家风彰显一家一族的道德、涵养、格调、气质。家训家教家风所透露出的风貌、品质、素质、气节无不彰显家族文化风格。历史上记载的家训、家规、家书等，大都是由家庭、家族中有影响、有文化见识和作为的长辈倡导并不断完善形成的，或印刷于书籍，或雕刻于石木，或撰写于楹联，其文字和话语大都简练易记，在一辈辈的口耳相传中，得以保存和传承。　　中国历史上有过众多声名远扬的家庭，深受世代相传的家训家教家风影响，他们不仅家族兴旺，而且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大文豪苏轼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位列“唐宋八大家”，书写了“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文化传奇。苏东坡虽屡遭贬谪,但一生报国爱民，持节不屈、崇德向善，矢志不渝。毋庸置疑，苏轼的这些优秀品质，与他的家训家教家风有着密切关系。苏轼的家训家教家风源于其曾祖父苏杲、祖父苏序的“扶危济困”，继承了父亲苏洵的“诗书传家”。苏洵在修编的《苏氏族谱》中告诫子孙：“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于爱，与朋友笃于信。”正如此，《苏洵家训》被作为古今二十四篇名门家训中的第八篇收入了《名门家训》一书，足见其经典可贵。 　　二、家训家教家风是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家训家教家风既是一个家庭家族治家经验的总结，又是承载着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一种独特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家训家书有：孔子的《庭训》、诸葛亮的《诫子书》、《颜氏家训》、《苏洵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等，它们都浸润着从德向善、修身养性，勤俭持家、耕读传家，忠孝廉悌、爱国敬业等方面的中华传统美德与核心价值观。　　崇德向善、修身养性。历来的家训家书都教导后辈崇德向善、修身养性。《周易》中有这样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颜氏家训·省事篇》也告诫后人：“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诸葛亮在 《诫子书》中也希望子孙：“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清人王永彬在《围炉夜话》中赞誉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可知积善以遗子孙，其谋甚远也”。由此可见，中国古人深谙用家训来规训人、用家教来管教人、用家风来陶冶人的道理。　　勤俭持家、耕读传家。勤俭节约一直是中华传统美德。孔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朱子治家格言》就有“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之训诫。耕读传家是历代先贤的理想，他们对子孙后代的教育格外重视，把读书写入了家训家规、形成了读书明理的家教家风。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三字经》中有云：“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受其影响，苏轼在年轻时就写下了“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的青春豪言。苏轼父子兄弟在用勤俭持家、耕读传家的家训家教家风教导后辈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了乡里乡亲，在当时的眉州形成了十户人家九读书的良好学习氛围。　　忠孝廉悌、爱国敬业。尊老爱幼，仁者爱人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之精华。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恪守忠孝廉悌、做官先做人的家训家教家风，成就卓然。苏轼与弟弟苏辙从小一起读书生活，成人后并肩携手、患难与共的手足亲情，几乎贯穿他们的一生，颇受后世敬仰。忠君爱国、为官清廉也是中华家训家教家风的重要内容之一。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中认为“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他认为：功业毁废于贪婪，德行养成于廉洁，为官从政以廉为先，为官之道以廉为首。《朱子治家格言》也告诫子孙：“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古人家训家教家风大多彰显了忠孝廉悌、为政以德之中华传统美德和为官之道。 　　三、以“双创”激活中华传统家训家教家风的生命力 　　我们要从传统家训家教家风中汲取精华，就需要结合新的社会实践和时代要求，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此激活中华传统家训家教家风的生命力，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丰富滋养。　　大力挖掘整理中华传统家训、家规、家书等文献。家风的建设，离不开对家训、家规、家书等文本资料的挖掘整理，并进行科学的梳理与甄别，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挖掘与整理过程中，需要把那些蕴含着封建迷信思想和落后文化观念的糟粕予以摒弃。　　对中华传统家训家教家风进行创造性转化。古代家训家教家风一般涵盖“折射礼乐教化”的内容，涉及“生活之道，待人之道，交友之道，读书之道”，具有“修齐治平”的特点。伴随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现代家庭结构日益原子化，人们工作生活由过去的熟人社会进入生人社会。因此，我们在传承中华传统家训家教家风时，要对其中有关重农抑商、亲熟远生、封闭保守、轻视法治等内容进行创造性转化，以适应现代人生产生活方式和开放社会的需要。　　对中华传统家训家教家风给予创新性发展。对于中华传统家训家教家风的赓续与传承，亟待结合网络时代与开放社会的现实需要，进行创新性发展。从内容上，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主导和引领其传承与创新，把民主、平等、公平、法治等现代价值观念融入其中，以实现其创新性发展。在形式上，要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采用青年一代喜闻乐见方式，推进其创新性发展，以增强传播效果。 　　四、传承中华优秀家训家教家风 树立新时代文明新风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们赓续中华家训家教家风，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训家教家风的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引，通过塑造家庭文明新风、涵养党风政风、培育民风社风，推动树立新时代文明新风。　　传承中华优秀家训家教家风，塑造新时代家庭文明新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的好坏，会影响人的一生。家训家教中蕴含着崇德向善、修身养性，勤俭持家、耕读传家，忠孝廉悌、爱国敬业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讲到北宋杨家的家风：“北宋杨家兴隆三代，将帅满门，人人忠肝义胆、战功卓著。究其缘由，不由让人感叹‘杨家儿孙，无论将宦，必以精血肝胆报国’之家风的分量。”要从传统家训家规家教中汲取精华，塑造新时代家庭文明新风。　　传承中华优秀家训家教家风，涵养新时代党风政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家风问题，他深刻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苏轼名句告诫领导干部，要做到“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他说：“我们着眼于以优良党风带动民风社风、发挥优秀党员、干部、道德模范的作用，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弘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推动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传承中华优秀家训家教家风，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为全党全社会培育良好家风作出表率，以良好的家风带动新时代党风政风的根本好转。　　传承中华优秀家训家教家风，培育新时代民风社风。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民风和社风在家庭的映射，反过来也影响着民风和社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优良家训家教家风的赓续传承，不仅对一个家庭家族产生积极的影响，还会带动整个社会风气崇德向善。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社风清，社风清则社稷安。当今中国拥有 4 亿多个家庭，要让每个家庭发扬良好的家风，传承并弘扬家训家教中的优良传统，教育自己的后代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大事。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积极培育向善向上的民风社风。　　（作者：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红旗文稿  

“葛士田两次荣立一等功，因受战伤被评为六级伤残军人。1954年，他退役返乡后，积极投身家乡生产建设，对战功一直缄口不提……”近日，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的96岁老兵葛士田“深藏功与名，居功不自傲”的感人事迹，被搬上山东莘县中小学思政课堂，成为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的生动教材。　　去年以来，山东省启动革命老兵“红色记忆”工程，对参战老兵事迹进行抢救性挖掘整理，一批像葛士田这样功勋卓著的老兵进入公众视野，让一段段尘封的历史呈现在世人眼前。       近年来，山东省全面开展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整理出的一组数据给人警醒：全省健在的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和抗美援朝作战老兵从2019年35867人、平均年龄87岁，到2022年25900人、平均年龄90岁，3年时间减少近万人。　　“老兵等不起，我们要与时间赛跑，留下他们的烽火记忆。”一场抢救性挖掘整理工作随即展开。从去年开始，山东省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2.8万余名健在革命老兵逐人建立档案、拍摄口述视频，录制《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和抗美援朝作战老兵向党致敬》专题片，开展“红色基因在传承——听老兵讲述英雄故事”活动1800余场次，制作省、市和136个县（市、区）荣誉画册164本，整理高清视频资料2万小时。　　记录过程既有速度，更显温度。他们对身体较好的老兵全面收集整理资料和实物，应采尽采、不留遗憾；对因身体或其他原因不方便采访拍摄的，充分挖掘利用现有资料整理成册；对战斗经历丰富、荣誉较多的老兵，组织专业力量深入挖掘。滨州市老兵薛贵生已93岁高龄，听力衰减严重，而且记忆力不好，时常边聊边忘。工作人员耐心、用心开展工作，连续12次入户完成采集。　　整理、保护红色记忆，是为了更好传承。该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教育部门和党校、党史、档案、图书等相关单位，共建共享24个退役军人思想政治教育基地、105家红色退役军人服务站。他们共同推动红色文化纳入国民教育，面向广大青少年群体，深入开展“倾听红色故事，照亮成长之路”主题活动，加强“红色文化特色示范课堂”建设，每年遴选推荐500节优秀课例在全省展评，推动革命老兵事迹和精神转化为优质红色教育资源。　　据悉，该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还推动各级结合“老兵永远跟党走——老兵宣讲”实践活动，累计建立老兵宣讲队伍366支，共1.8万人参与，进校园宣讲3000余场次。在山东各地开展的“开学第一课”中，一位位耄耋老兵走进学校讲故事、话传统，一段段生动感人的口述历史视频在思政课堂上播放，学英雄、争先进在青少年中蔚然成风。来源：中国军网-中国国防报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对事关中国革命存亡的一系列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六大以后的两年，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发展。　　（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严重白色恐怖的黑暗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大批党的优秀干部，为了党的事业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党的组织全部转入地下，党员人数从大革命高潮时近6万人，下降到1万余人。中国共产党经受了自成立以来的最严峻的考验。　　1927年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陈独秀离开中央最高领导岗位，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中央临时常委会随即作出三项重要决定：将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此诞生，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建立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之路。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付出血的代价后得出的正确结论。从此，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　　八七会议后，各地党组织相继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其中重要的有这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同年12月11日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以及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起义，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湘鄂西起义，中共黄麻特委领导的黄安、麻城起义，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张鼎丞、邓子恢领导的闽西起义，陕西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渭（南）华（县）起义，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等。　　经过八七会议，党内一度存在的右倾错误得到了纠正，但由于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脱离实际的估计，没有认识到革命正处于两个高潮间的低潮时期，主观地认为革命潮流处在“一直高涨”之中，又没有看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懂得适当的退却、保存自己是必要的，反而一味地强调进攻，甚至在一些敌人控制严密的地方发动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起义。因而八七会议后不久，党内出现一股以盲动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急性病，结果欲速则不达，使革命遭受了本可避免的损失。　　至1928年春，党内一度发生的“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停止了。但是，对于一些事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当时的政治形势、革命任务和斗争策略等，都还没有统一认识。因此，亟须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大会，解决上述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统一全党思想，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就这样，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提到了议事日程。　　（二）　　最早提议召开六大的是八七会议。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党“应在六个月之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讨论了召开六大的问题，并通过了《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半之间召开六大，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　　1928年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有关事宜。会议通过讨论，确定出席大会人数为50人左右，具体办法由中央组织局决定；大会召开地点待定。之所以不能确定六大地点，是因为当时全国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党的组织处于极端秘密状态，国内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来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瞿秋白提出可在澳门开，但多数人认为在香港开更合适。这个问题最后没有定下来，决定以后再议。　　当时，白色恐怖太严重了，中国之大，竟找不到一处适当的开会场所，而党又需要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和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对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研究部署今后工作。正好此时，共产国际决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届时中共都将派代表团出席大会，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代表团参加，请斯大林或布哈林出席大会，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中共中央的请求。1928年4月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　　4月下旬和5月上旬，赴莫斯科参加六大的各地代表从上海陆续起程，大部分经大连、哈尔滨，偷渡满洲里边界，进入苏联境内，也有乘苏联轮船直接到海参崴的。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会址设在莫斯科近郊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这是一栋三层的楼房，底层是餐厅、厨房和其他一些房间，大会的秘书处就设在这些房间里。二楼有一个约能容纳七八十人的客厅，作为六大的会堂。客厅旁边还有一些房间，部分代表和工作人员住在这里。三楼则全部作为代表的宿舍。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这时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此外，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出席了开幕式。　　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大会正式开始。大会主持人宣布：向中国革命中死难的烈士默哀三分钟。接着，大会通过了主席团、正副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然后，由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共产国际、少共国际、意大利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及共青团中央代表关向应、全国总工会代表苏兆征等分别向大会致贺词，瞿秋白代表大会主席团致答谢词。　　大会第二天，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随后，会议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讨论十分激烈，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上。6月30日和7月3日，周恩来分别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大会期间，蔡和森、王若飞、张国焘等作了长篇发言。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等十几个决议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四次修正案。　　六大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产生第六届中央委员会。7月10日上午，大会正式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7月19日，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由于当时共产国际过于强调党中央领导层中的工人成分，7月20日，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武汉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三）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大革命已经失败，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刚刚兴起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它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于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而党内又存在争议的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　　一是正确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大会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未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国家政权依然为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所掌握；地主阶级的土地剥削制度并没有废除，封建余孽也未肃清。因此，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此，中国革命现时的中心任务，一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的真正统一；二是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三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最好的方式。　　二是正确地指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指出：“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底势力还超过工农”。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这就是现时形势的特征。大会又指出，新的广大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并没有能力彻底地消灭中国革命，革命力量不仅保存下来，而且继续发展。同时，引起革命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加紧，这些矛盾继续加深、日益尖锐，必将促进革命的发展。根据这样的政治形势，六大确定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党的六大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村豪绅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大会纠正了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土地革命中应“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指出应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并且要保护工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对于富农，则要根据其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在富农继续同军阀地主豪绅斗争时，要争取它。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乃在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　　三是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大会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党的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在大革命后期，就是在统一战线中不能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不能对于革命同盟者实行阶级的批评，不去动员革命力量，准备群众力量，以求战胜自己暂时的同盟者之反动的企图，有时候，反而去阻止群众运动的发展，如此等等，实际上是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一度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有些地方的党组织在组织武装起义时，采取烧杀政策，甚至提出“让有产者变无产，然后强迫其革命”的口号，严重地脱离群众。组织上又采取惩办主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和毛泽东，都被指责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分别予以政治纪律处分。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指出，盲动主义从理论上讲，就是以少数人去进攻显然占着绝对优势的敌人，而不断地实行武装斗争，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其方法上是不去教育说服群众，而是指挥、强迫群众的命令主义。因此，必须切实纠正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是党的工作方针的一个重大转变。　　（四）　　六大在作出一系列正确判断的同时也有其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缺乏准确的分析，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认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虽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一部分人追随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了革命，但并不意味着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成了革命的敌人，相反，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变，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打压，他们仍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诉求，是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争取的力量和团结的对象。　　二是没有认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党的六大一方面强调要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另一方面还没有认识到农村斗争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仍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是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性条件。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当时，具体负责指导六大的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同时，六大虽然承认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现在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但认为革命的高潮很快就能到来，到时就可以发动武装起义，夺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以至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统治，这一定程度上导致后来党内出现严重的“左”倾冒险错误。　　三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的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党的六大一方面强调：现在，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丧而减低了战斗力，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这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六大又过于强调继续引进工人同志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六大代表和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都存在片面“工人化”的问题，在有选举权的84名代表中，工人占了41人；在六大选举产生的3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占了21名。　　党的六大虽然存在一些不足和缺点，但总体来说，它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了近10万人。1929年6月，全国党员已增加到近7万人，到1930年9月，发展到12万余人。遭受重挫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也有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来源：学习时报  

为进一步完善多元解纷机制，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社会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近日，宁江区人民法院组织法官前往前进街道开展“诉源治理普法课堂（第二期）”普法活动。本次普法课堂为民间借贷专题，法官结合具体案例，重点讲解了夫妻共同债务、利息、担保、利随本清和债务加入等五个法律实践中的热点问题；详细介绍了借条的规范写法及需要注意的细节问题，降低纠纷隐患，提高维权意识。普法课堂结束后，根据街道整理的“诉源治理台账”，法官与居民面对面沟通，对居民提出的12个法律问题逐一进行耐心细致的解答，并提出针对性法律解决建议，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本次普法课堂通过抖音平台进行同步直播，累计在线观看人数218人次，现场参与60余人。开展“七走进”普法宣传活动是深化诉源治理的重要环节，是将潜在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的重要手段。下一步，宁江法院将继续加强与街道社区的沟通联系，将“法官进社区”与“无讼社区”创建有机融合，健全完善诉源治理工作机制，聚焦群众司法需求，以按需选题、精准输出的方式积极开展普法活动，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努力从源头上形成化解矛盾纠纷合力，最大限度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法治对营商环境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6月27日，乾安县人民法院联合县司法所与县工商联等部门开展“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助力民营企业发展”主题宣传活动，增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责任意识，为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加码”。活动中，法官强调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性、紧迫性，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知识进行讲解，引导在场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了解优化营商环境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结合自身岗位实际，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扩大对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法规的知晓率，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为进一步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宣讲过程中，法官耐心解答工作人员对于在日常管理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助力其更好地服务和保障企业健康发展。乾安法院将继续坚持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的职能作用，开展“送法进企业”、“送法进机关”等活动，主动加强与企业的联系沟通，为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县域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6月28日，宁江区人民法院召开审判委员会会议，邀请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周永福列席本次会议。会上，承办法官就讨论案件从案件事实、证据认定、合议庭意见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汇报，审委会委员对案件进行了充分讨论。周永福及主诉检察官杨天旭围绕案件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定罪量刑等方面发表了公诉意见，审委会委员对检察意见进行了充分讨论，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全部指控和量刑建议。宁江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赵景坤指出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委会，既是对审判工作的监督，也是对法院工作的支持，为疑难案件的公正处理提供有力参考，希望法检两院继续凝聚司法合力，共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周永福表示，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要根据法律事实依法定罪量刑，对于在当地影响重大的、破坏国家安全的案件要依法打击，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下一步，宁江法院将进一步加强与检察院的沟通协作，探索完善常态化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机制，提升办案质量，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监督，促进审判职能发挥和监察职能履行同频共振，推进公正司法，共同携手为建设法治宁江、平安宁江、和谐宁江贡献司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