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临黄河，浪涛汹涌日夜奔流不息；西依嵩山，天地之中见惯斗转星移。这座城市静卧在中华民族的腹心重地里，华夏文明在此萌芽。李家沟、裴李岗、双槐树、大河村……都曾是中华先祖走过的足迹。他们一步步擎起照亮黑暗的文明之火，掬起承载生命的陶器之土，孕育了黄河文化璀璨明珠。从史前文明走到轩辕黄帝，夏商以降，五次为都、八代为州，终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近百年以来，革命者用热血与生命为这座城市注入了红色基因，现代的英雄之城与历史的文明之城融为一体，这座城市正以崭新面貌屹立在神州大地上——这里，就是郑州。热土里孕育文明追脉溯源，可先从人文始祖黄帝说起。《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一般认为即距离郑州南边不远、古溱水与古洧水交汇处的新郑市区一带。“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黄帝为后世留下的，不仅有统一华夏部落，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等丰功伟绩，还有润泽无穷的廉政思想。《吕氏春秋·去私》记黄帝之言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重”是过分的意思，黄帝对百官作出节俭朴素、反对奢靡的要求，告知了廉则兴、贪则衰，俭则兴、奢则衰的道理，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简政善政的底色。历史的河流漫长而曲折。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而成就夏，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无道而亡，成汤任人唯贤伐夏而建商，商纣王却“以酒为池，悬肉为林”致使民不聊生，最终被崇尚礼仪德治的周取而代之。如今，在郑州的商代都城城垣遗址公园内，距今有着3600年历史的夯土城垣静静伫立，诉说着王朝变迁的不尽沧桑。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纷争，新郑成为郑州地区的政治中心，作为郑、韩国都长达500多年。春秋时期，子产在郑国任相执政26年，廉洁到去世后无积蓄办丧事。百姓闻讯，纷纷拿出金银首饰赠送，而子产的儿子却坚辞不受，百姓便将金银投到他封地的“管水”中。一时间，“管水”泛起了金色斑斓，从此得名“金水河”。原来，金水河流淌的是廉洁之水、是民心所向啊。战国末期，新郑走出了一位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子。韩非子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理论，意为治国先治吏，后逐渐演绎为中国古代一直奉行的严治官、宽养民的政治逻辑。韩非子还首次明确“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影响。“讳疾忌医”“滥竽充数”……韩非子还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最终他把故事与思想都融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中。以诗言志，以歌抒怀。郑州不单在《诗经》中以《郑风》独领风骚，而且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等诗人都有着“中原标签”，吟诵过不少廉洁诗篇。杜甫出生于巩义笔架山下一孔窑洞内，他一生漂泊困顿，却不改志向。有一次，一位姓张的太子舍人送了他一条锦褥，杜甫不愿收下，便写诗婉言拒绝，“领客珍重意，顾我非公卿。留之惧不祥，施之混柴荆”，锦褥太过贵重，与我身份不符，留之恐为祸患啊，诗的结尾，杜甫写道：“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振我粗席尘，愧客茹藜羹”，心平神安从何处来？不受而已。新郑人白居易从杭州卸任时，因带了两块天竺山石作纪念而深为自责，发出“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的悔意，可见自律之严。“家本荥上”又葬在荥阳的刘禹锡，一篇《陋室铭》谈笑风生，“何陋之有？”君子居处，即光明所在。出生于郑州荥阳的李商隐，以一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敲响黄钟大吕，警醒历朝为政者。千年弹指过，智慧永流传。在河洛古国旁边，有一个康百万庄园。康家廉洁治家十三代，以德兴商四百年，其传家宝为“留余匾”：“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留余，是自然之道，是中庸之思，更是修齐治平之法。烈火中淬炼精神岁月的时针拨到20世纪，1904年，第一声汽笛在郑县响起，惊醒了沉睡的古都。因地处九州通衢，郑州拥有了“中国铁路心脏”的美誉。一条条铁龙穿梭而过，为郑州这座城市带来了人口，带来了机遇，更带来了红色的基因。苦难不会自行消解，黑暗也不会自行退却。面对压迫，必须要奋力抗争。20世纪初，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先锋队。工人集中的京汉、陇海两大铁路，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场所。郑州，由此登上了革命历史舞台。李大钊同志曾两次来到郑州，在工人中传播科学真理。一次讲课中，李大钊写下“工”字，随后又添上一个“人”字。他告诉工人，“工”和“人”加起来是一个“天”字，工人的力量加起来比“天”都要大。有了先进理论指导，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发展起来。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为争取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权利，举行了轰轰烈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大罢工的目的非常明确：“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口号。大罢工的斗争目标十分清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它的斗争目标让反动派惊惧不已。2月7日，为阻挠工人运动，敌人荷枪实弹进行残酷镇压，竟杀害30多人、打伤2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虽失败了，但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的规模空前和异常激烈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工人们用生命与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充分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彻底革命精神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牺牲仍在继续，斗争永不停歇。1926年10月15日，汪胜友、司文德两位郑州工人领导人被杀害于长春桥西门外，残忍的敌人将二人的头颅割下，用铁丝串在一起，悬挂在电线杆上达7天之久。新中国成立后，烈士就义处成为了二七广场，党和政府修建了联体双塔结构的二七纪念塔，供后人瞻仰。“二七精神”历久弥新，不断汇入新的历史内涵，已成为郑州这座城市的灵魂。工运为了革命，拿笔亦可报国。在大罢工发生地不远处的郑州老城东大街中段路北魏家胡同，1920年3月6日，魏巍降生于此。这个缺吃少穿的男孩，迎着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汽笛声顽强长大，17岁便参加了八路军。1951年，他发表了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教育、鼓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同样忘不了的，还有戏比天大的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大罢工那年9月她出生于郑州巩义，以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不断把豫剧推向新高峰，以推陈出新的文艺作品歌唱新中国新社会。抗美援朝时，她通过义演捐献一架飞机，而对自己却十分“小气”，衣服有补丁也舍不得换。临终前，她立下遗嘱：丧事从简，存款捐给家乡……光阴似箭，已近百年，曾经的血雨腥风之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改天换地。而今，每逢整点，高高矗立的二七纪念塔就会响起报时钟声和《东方红》乐曲。烈士不朽，浩气长存！他们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留给世间一座丰碑。这一块精神高地，庇护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每天的安宁生活，见证着他们牺牲的意义与奋斗的梦想。洪水前砥砺斗志回望历史，在屡次灾难面前，中原地区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在战胜灾难的过程中逆势而上。这得益于千百年来，生长在广袤腹地的儿女，淬炼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一往无前、务实进取的黄河精神。2021年7月20日，郑州遭遇了千年一遇的极端暴雨洪涝灾害。沧海倒悬、洪魔肆虐，整个城市一片汪洋……面对灾难，郑州再次坚强，因为这里有英雄的守护者。“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要救人。”在洪灾第一时刻，党员干部用肩膀扛、用手举、用怀抱，争分夺秒投入到抗洪抢险救灾中。隧道口、塌方处，越是危险越是冲在最前面。“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一支支先锋队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为最大限度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而奋勇搏击。城市的每个角落里，到处都有忙碌着的军人绿、警察蓝、消防橙、医务白、志愿红，一场场不分昼夜的舍生忘死紧急救援，让无数个身陷困境的人民群众得救平安……雨过天晴日，党旗分外红。截至7月22日，郑州已有7名党员和公职人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担当书写了绝对忠诚。面对灾难，郑州再次坚强，因为这里有英雄的人民。在疾风骤雨、滚滚洪流中，陌生人手拉起了手，平凡人挺身逆行。有人被水冲走了，救援的人从四面八方扑上去。自发集结的众人齐心合力，利用绳索、水桶这些简易工具实现了超级英雄般的激流营救。带着两个孩子的妈妈坠入深水坑，一名路人冒着生命危险伸出援手把母子3人先后拉出。降生于暴雨停电手术室的“千斤宝贝”，那仅剩的一束光为她照射……微光汇聚，星河万顷。虽然不知姓名，却曾波涛相迎，救一人，便是一生。一座城的大爱，来自一句“赶快走，不要留恋，保命要紧”的催促，来自一句“包子不卖，谁饿了就拿”的热诚，来自一句“让妇女、儿童、老人先走”的号召，来自高铁站里唱响的《我和我的祖国》歌声。扶危济困、守望相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共克时艰、众志成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源泉。在天地之中的郑州人，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中”字。“中”，不仅仅是允诺，是赞同，也是坚守，是宣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郑州人的样子就是河南人的样子，就是中国人的样子。在中国人面前，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以文明之源，持清操正气，行大爱无疆。与古人相视，与今人并肩，郑州在磨难中成长、在斗争中奋起、在团结中辉煌。（蔡相龙 易先红）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洒扫涓洁第三父兄长上坐起处，文字纸札（zhá）之属，或有散乱，当加意整齐，不可辄（zhé）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bù）抄录主名，及时取还。窗壁、几案、文字间，不可书字。前辈云：“坏笔污墨，瘝（guān）子弟职。书几书砚，自黥（qíng）其面。”此为最不雅洁”，切宜深戒。【译文】父兄师长起居处，书本纸张之类，如果有散乱，应当留心整理好，不可擅自取用。凡是借的别人的书卷、资料，都用簿子抄录下主人的名字，及时归还。窗子、墙壁、案桌、案卷之上，不可写字。前辈说，弄坏笔，使墨污，是弟子废弛职分。书桌砚台，在上面刺刻涂抹，这是最不雅的，一定要戒除。

读书写文字第四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熟读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皱折。济阳江禄，书读未完，虽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齐，然后起。此最为可法。凡写文字，须高执墨锭（dìng），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高执笔，双钩端楷书字，不得令手揩（kāi）著毫。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凡写文字，须要仔细看本，不可差讹（é）。【译文】凡读书时，必须先整理几案，将其擦拭干净，摆放端正；将书册整齐放好，端正身体，正对书册详观，字要看分明。读书时，定要字字读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勉强背诵，只要一遍遍地多读，自然能熟练，长久不忘。古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意思是书读得熟了，无须老师讲解，就知道它的意思了。我曾经说过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如不到，眼就会看不仔细。心、眼都不专一，却在那里高一声低一声地随意诵读，绝对不会记住，就算记住了也不会记得长久。三到之中，心到最重要，心既然到了，眼、口岂有不到之理？凡是书册，都须爱护，不可损污皱折。济阳人江禄书未读完时，即使有紧急的事情，也定要待将书掩盖整齐后再起身，这是很值得效法的。凡是写字，必须拿着墨锭（dìng）的上端，端端正正地研墨，勿使墨汁沾到手；手执笔的上端，呈双钩状写楷书，手指不得接触笔毫。凡是写字，不管写得是否漂亮，必须一笔一画地写，做到字体端正，笔画分明，不可潦草。凡是抄写文章，必须要仔细对照原本，不可出现误差。

读书写文字第四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熟读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皱折。济阳江禄，书读未完，虽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齐，然后起。此最为可法。凡写文字，须高执墨锭（dìng），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高执笔，双钩端楷书字，不得令手揩（kāi）著毫。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凡写文字，须要仔细看本，不可差讹（é）。【译文】读书时，定要字字读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勉强背诵，只要一遍遍地多读，自然能熟练，长久不忘。古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意思是书读得熟了，无须老师讲解，就知道它的意思了。我曾经说过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如不到，眼就会看不仔细。心、眼都不专一，却在那里高一声低一声地随意诵读，绝对不会记住，就算记住了也不会记得长久。三到之中，心到最重要，心既然到了，眼、口岂有不到之理？凡是书册，都须爱护，不可损污皱折。济阳人江禄书未读完时，即使有紧急的事情，也定要待将书掩盖整齐后再起身，这是很值得效法的。凡是写字，必须拿着墨锭（dìng）的上端，端端正正地研墨，勿使墨汁沾到手；手执笔的上端，呈双钩状写楷书，手指不得接触笔毫。凡是写字，不管写得是否漂亮，必须一笔一画地写，做到字体端正，笔画分明，不可潦草。凡是抄写文章，必须要仔细对照原本，不可出现误差。

读书写文字第四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皱折。济阳江禄，书读未完，虽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齐，然后起。此最为可法。凡写文字，须高执墨锭（dìng），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高执笔，双钩端楷书字，不得令手揩（kāi）著毫。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凡写文字，须要仔细看本，不可差讹（é）。 【译文】凡是书册，都须爱护，不可损污皱折。济阳人江禄书未读完时，即使有紧急的事情，也定要待将书掩盖整齐后再起身，这是很值得效法的。凡是写字，必须拿着墨锭（dìng）的上端，端端正正地研墨，勿使墨汁沾到手；手执笔的上端，呈双钩状写楷书，手指不得接触笔毫。凡是写字，不管写得是否漂亮，必须一笔一画地写，做到字体端正，笔画分明，不可潦草。凡是抄写文章，必须要仔细对照原本，不可出现误差。

楹联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江西省浮梁县的县衙是目前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座古县衙，其中保存的大量楹联所折射出的廉政观与法制观，堪称是中国古代衙门廉政文化和法制文化的精粹。浮梁县自唐宋以来，一直具有比较重要的经济地位，特别是以茶叶和瓷器而闻名于世。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无疑是浮梁茶最有名的“软广告”；而浮梁县下属的昌南镇出产的瓷器更是畅销海外，据说中国的英文名（China）便是由“昌南”（Changnan）的音译而来，可见其影响之大；也因昌南镇出产的瓷器太过出名，故而被宋真宗赐予了景德年号，成为唯一一个因年号而得名的历史名镇——景德镇，以至于到了今天，浮梁反倒成为景德镇市下属的县。繁荣的经济，加上白居易、范仲淹、苏轼等历史名人都在浮梁留下了足迹，也打造了一方山水人文，被汤显祖誉为“人喜儒而化鄙，吏好学而明臧”。浮梁县衙规模宏大，被誉为“江南第一县衙”。在我国古代，县级衙门是最低一级的地方衙门，但它承担了大量行政和司法事务，是国家统治和治理的基础，因而知县也被称为亲民之官，老百姓则管他们叫“父母官”（知府被称为“老公祖”，显然又隔了一层）。据《清通典》记载：知县的职责为“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可谓是无所不管。既为民之父母，就应当关心、爱护百姓，为民服务、替民作主。这就要求知县在公堂之上，要做到清正廉洁，秉公办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此，浮梁县衙楹联的内容，大多数都与此有关。其一，为官之道，在于爱民、亲民、惠民、济民、利民，这也是浮梁县衙楹联所反映出的廉政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浮梁县署大门上第一道对联写道：治浮梁，一柱擎天头势重；爱邑民，十年踏地脚跟牢。说的就是知县上受皇命重托，下系百姓身家性命，如擎天之柱，责任重大，因此，必须爱民如子，脚踏实地，恪尽职守，造福一方。这种“爱民”情怀，可以说是浮梁县衙楹联的核心思想。县丞衙署大门的楹联写道：宽一分，民多受一分赐；取一文，官不值半文钱。典史厅中柱的楹联写道：不嫌案牍劳神，一心为国；专替地方办事，两袖清风。其二，勤政爱民的具体体现，就是为官清正廉洁。县衙大堂“明镜高悬”的牌匾下，就有着这样一副对联：职在地方，敢以热心问世事；民呼父母，仅将清节传儿孙。为官一任，不仅要尽心尽职，更要不负百姓期望，勤政廉洁，为自己、为后人留下清廉的好名声。大堂内上方的对联，也道出了这种情怀：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怕叨念功；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其三，做到清正廉洁的关键，在于严格自律、克己奉公，加强个人自身的修养。浮梁县衙从大堂到三堂的楹联中，都有这方面的内容，既是对县衙官吏的要求，也是时刻敲打的警钟。大堂是知县日常办公、审理案件之处。作为一个地方长官，能否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全在大堂上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之间。因此，在大堂之上“亲民堂”牌匾下的楹联，就提出了这方面的基本要求：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二堂是知县预审案件与调处纠纷之处，在“正大光明”的牌匾之下，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民心即在吾心，信不易孚，敬尔公，先慎尔独；国事常如家事，力所能勉，持其平，还酌其通。三堂是知县办公、读书和接待朋友之处。公堂之上，能否做到克己奉公，与平日的修身养性是分不开的。因此，作为一个称职的地方官，首先应该以平和的心态，抛开个人的荣辱得失，真心实意地替民作主：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在县衙所有的事务中，与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大概就是司法办案了。司法的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百姓的身家性命。因此，浮梁县衙的楹联中，对此提出了特别要求：首先，审理案件固然要两袖清风，但更要一身正气，既要有菩萨心肠，也要有霹雳手段，阎罗气象，这是秉公断案的基本要求。县衙大堂前大金柱上的楹联写道：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悲无量，依然菩萨心肠。其次，办理案件既要依法办事，也要合乎天理人情。县衙大堂后大金柱上的楹联写道：法合理与情，倘能三字兼收广无冤狱；清须勤且慎，莫谓一钱不要便是好官。……浮梁县衙楹联所反映的廉政观与法制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堪称是父母官的座右铭。而县衙的“名宦祠”和“贤侯祠”所奉祀的历任知县的事迹，也正是对县衙楹联所反映的廉政观与法制观的身体力行，为浮梁县衙楹联所体现的廉政观与法制观留下了现实生动的注解。责任编辑：刘策来源：法治日报  

在我国古代，很早就设立了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的机构。当初，舜接受尧的禅让，登上帝位，在组阁的时候，任命伯益为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部长，官名叫“虞”。古人的环保意识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付诸行动的，用现在的话说叫“低碳经济，坐言立行”，而且行动非常坚决。鲁宣公的时候，他在河里的鱼繁殖的时候撒网捕鱼，结果手下的一位大臣叫里革的，撸起裤管，蹚水过去把网割破了，还振振有词地教训了鲁宣公一通，说：“鸟兽孕育，鱼鳖长成的时候，管理鸟兽的官员就禁止张网捕捉鸟兽，只能下河去插鱼，做成夏天吃的鱼干，这是保护鸟兽；鸟兽长成，鱼鳖孕育的时候，就禁止撒网捕鱼，只能布置陷阱捕捉野兽，这样做都是为了积蓄自然资源。到山林里不能砍伐新枝，到草泽里不能割嫩草，打鱼的时候不能捕小鱼，打猎的时候不能抓小鹿，捕鸟的时候要保护雏鸟和鸟卵，抓虫子的时候不能伤害幼虫。这些都是往圣先贤们的教导。”周代在管理农林牧副渔业的司徒下面设立了山虞、泽虞、川衡、林衡等官职，具体负责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林衡是山虞的属官；川衡是泽虞的属官。秦汉的时候，改称少府，下面设有管苑囿的苑官、管森林的林官、管湖泽的湖官等。唐代以后，设立了虞衡司，不仅负责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还要管能源供应（薪炭）、城市绿化（京城街巷种植）等事项。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法制建设方面，古代也有很多建树。早在大禹当政的时候，就颁布了春天封山、夏天休渔的禁令。3000年前，周文王攻打一个叫崇国的诸侯国，在出征的时候下令：作战的时候，不得砍伐树木、填埋水井。这是以军令的形式保护资源和环境。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秦国崇尚法治，环保方面的法律规范非常详细，例如春天，不得砍伐林木，堵塞河道，不得烧草做肥料，不得采伐刚刚萌芽的植物，不得捕猎幼兽、毒杀鱼鳖、设置陷阱和网络捕捉鸟兽。当然，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如果有意外死亡的人，需要制作棺木的，允许砍伐树木。秦国的法治残酷，违反以上禁令的处罚后果相当严重。但是，其他诸侯国对于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同样是严刑峻法，绝不宽纵。《管子》中有这样的记载：破坏封山的人，一律处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违反禁令，闯入禁区的，迈左脚砍左脚，迈右脚砍右脚。现在，如果谁不自觉，把自己家的炉灰、垃圾倒在街道上，最多是被城管或者戴红袖箍的大妈说两句，打扫了就完了。可是，翻开《韩非子》看看，准保你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干了，“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后代对于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行为虽然不再动辄砍手、砍脚，但处罚较之现代仍然比较严厉。在汉代的时候，汉宣帝曾专门下旨，首都周边地区禁止在春夏时捅鸟巢、掏鸟蛋、用弹弓打鸟。皇帝专门操心这种琐事，可见对生态资源保护的重视。根据唐代的法律，滥伐林木的，以盗窃论；不该烧荒的时候烧荒的，抽50鞭子；在墙上打洞，将屎尿排到街道上的，打60板子。如今在讨论雾霾的时候，有人归咎于一些农村地区的烧荒行为。烧荒破坏植被、污染空气，的确有一定的危害，还容易酿成火灾。所以，在古代就严格限定了烧荒的时间，南北朝的时候，北齐的高洋规定只能在阴历十一月烧荒，其他时间严格禁止，以免损伤昆虫草木；宋代规定，在阴历二月初一至十月三十日禁止烧荒。现在，绿色环保组织、动物保护主义者非常活跃，成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急先锋。其实，在我国古代，几百年前就有这样的先驱。明代有个叫李苏的动物学家，写过一本专著，叫《见物》。在书中，他为动物的生命和尊严大声疾呼：“猛兽吃人的时候，人们非常痛恨；可是人常年猎食猛兽，猛兽又作何感想？如果它们有灵性的话，恐怕也要把人视为禽兽吧！圣人说：‘看到禽兽鲜活的样子，就不忍看它们死时的惨状；听到它们的声音，就不忍吃它们的肉。’君子在享用万物的时候，都要存一份感恩之心。猫啊，狗啊，要养就养它一辈子；耕牛啊，战马啊，更不能轻易屠杀。”清代的郑板桥曾经写过一篇非常有诗意的文章，呼吁尊重动物的自由和幸福。他说，想养鸟的话，不如多多地种树，在房子周围种上几百棵，形成一片茂密的树林，让它成为鸟的国度、鸟的家园。天要亮的时候，刚刚从睡梦中醒来，还在被窝里辗转反侧，就听到一片清脆的鸟鸣，如同奏响了《云门》《咸池》之曲。披上衣服起床，洗脸、漱口、喝茶，只见百鸟五彩缤纷的羽毛，振翅翱翔，穿梭往来，目不暇给，这绝不是一笼一鸟的乐趣可以比拟的。人生的乐趣，就是以天地为苑囿养育飞禽走兽，以江汉为池塘观赏游鱼，顺应自然，这才是至乐的境界。（文章节选自刘峰、周海燕《回到古代打官司：中国人的法律智慧》，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刘策来源：法治日报--法治网  

古代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是实打实的，对于见义勇为者是可以直接授予官职的。而如今在路上看到老人跌倒在地，该不该上前扶一把都成了进退两难的问题。那么，在古代，对见义勇为者，法律又是如何保护的呢？见义不为会不会受到惩罚呢？有强盗当街杀人，可是过往的人见死不救，该如何处罚呢？秦代法律的规定非常明确，如果路人距离现场一百步之内的话，见死不救要接受两副铠甲的处罚。要么说秦代是法治社会呢，法律的规定巨细无遗，连“距现场一百步”这样的细节问题都考虑周全了。汉承秦制，对于见义勇为的问题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按照汉代的法律，有人打架闹出了人命，如果邻居能够制止而没有制止，冷眼旁观，那么这个明哲保身的邻居是要被抓起来治罪的；还有，如果无故闯入他人的房子里，登上他人的车船，想要劫持人质，当场击杀这样的劫持犯是没有罪的。唐代对于举报和捉拿盗贼的人也给予奖励。这种奖励是从没收的犯罪嫌疑人财产中提取的；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财产可以没收，就从赃物里提取，比例是40%；如果赃物都挥霍一空了，就由政府按照20%的比例给予奖励。对于盗贼、强奸犯、殴打他人（打掉了牙、打断了手指或者造成更严重后果）的犯罪嫌疑人，虽然不是受害人的家庭成员或者亲属，只要是案发现场附近的人，都可以将犯罪嫌疑人捕送到衙门。如果犯罪嫌疑人持械拒捕或者逃跑，格杀勿论。对于犯罪嫌疑人，打死不犯法，还有赏钱可拿，相信见义勇为的人一定不会少，甚至会出现职业的“赏金猎人”，以抓捕犯罪嫌疑人来发家致富。见义不为、见死不救在唐代又是如何处罚的呢？遇到强盗抢劫和杀人的，如果受害人向邻居求助，邻居见死不救，要“杖一百”；如果邻居听到了动静，没有伸出援手，即便受害人没有直接向他求助，也要罪减一等处罚；如果是力所不能及，就要以最快的速度向附近的官府报信，不报信的也要受到处罚。当差的在追捕犯罪嫌疑人时，如果力量不够，无法制服犯罪嫌疑人，向路过的人求助，路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要“杖八十”；如果路人迫于形势无法救助，可以免罪。这里所说的“迫于形势”，指的是被险情阻隔无法救助或者邮差有紧急公文要传送，正快马加鞭赶路的情况。如果发现火灾，要告诉在场的人和附近的人一起救火，不发出警报，也不救火的，按照失火罪减两等处罚，也就是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到了宋代，在唐代法律的基础上，有了一些新的举措。例如，宋真宗为了开展针对强盗的严打行动，对于强盗团伙、抢劫杀人者，犯罪嫌疑人超过10人的，举报人可以得到十万两赏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样的激励措施还是很有效的。明代对于见义勇为的人不但赏钱，还赏官。根据明代的法律，老百姓（负责抓捕盗贼的公职人员除外）抓到一个抢劫犯或两个盗窃犯的，赏银二十两；抓获5个抢劫犯或10个盗窃犯的，给一个官职。如果达不到这个数目，折算成赏银。见义不为的同样受罚，如同伴当中有人打算谋害他人，当事人不加以阻拦、对受害人不救助的，当事人遇害后不向官府告发的，要“杖一百”。在清代，见义勇为者在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受伤的，享受军伤待遇：一级伤残赏银五十两；二级四十两；三级三十两；四级二十两；五级十两。受害人及其家人、邻居或者路人等抓获强盗的，按照人头赏银，一个二十两。但是，如果遇到强盗，邻居知情而不帮助抓捕的，要“杖八十”。由此可见，古代社会对见义勇为或者见义不为的赏罚力度要比今天大得多的。现在是文明社会，见义勇为者能得到一部分物质上的补偿，或者精神上的鼓励；见义不为者也只能在道义上谴责一下，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不知道这是道德法纪的退步还是社会的文明进步。（文章节选自刘峰、周海燕《回到古代打官司：中国人的法律智慧》，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刘策来源：法治日报--法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