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欢迎您！第六场“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全国公益巡讲活动

我们想求得富贵，我们想得到富贵，一定要从“家和”入手。如何“家和”不是要求对方跟我和，比方说夫妇、父子、兄弟，这是家和。在一个国家里，上下级朋友，小家大家那么要想得到富贵，一定得要从和入手，和不是要求对方跟我和，我要主动与对方和。如何和？绝对不要争，不争就能和，争就不和。不争怎么做呢？奉献付出，不求回报，毫无怨言的付出和奉献就会有和的结果，就会产生和的现象，那么富贵也就随之而有了，富贵是这么来的。富，各种物质不缺，富有。那么贵呢？刚才我讲了就是有地位，受人尊重，尊贵。我们常说“家和万事兴”“和谐”“和睦”，一个小家，一个大家乃至国家，一个团体都要和，“和”太重要了！这幅画富贵牡丹，我们谁看了谁都很喜欢。牡丹花代表富贵。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传统观念，那么我们用这个图来提醒人们，追求富贵，一定要从与人相处和睦开始，要无私的奉献，敦伦尽分才能富贵平安。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习近平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的回信李培生、胡晓春同志：　　你们好！来信收到了，你们长年在山崖间清洁环境，日复一日呵护着千年迎客松，用心用情守护美丽的黄山，充分体现了敬业奉献精神。　　“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希望你们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来源：新华社

范仲淹曾作一首《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其中边声、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这些异于家乡的风物时刻鲜明地提醒着诗人：你不在家乡，你是异乡人。产生了什么结果呢？按李白的话，叫作：“何人不起故园情”，用王维的话，则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异乡、异客、异景……几个“异”字，伤感之情不由从纸上喷涌而出。　　“异”字为象形字，甲骨文字形像正面站立的一个人，双手上举而护住头部。金文字形更像人护头之状。《说文解字》中有：“异（異），分也。”不过，“分”并非“異”字的本义。“異”字本义是“护翼”，如《盂鼎》中“天異临子”，即以“異”为“翼”。后来，“异”字最常被使用的义项为“不同”，如《韩非子·五蠹》中说：“世异则事异”，其大意是，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与社会情况也就不一样。由“不同”又可引申为“奇特”，如柳宗元《捕蛇者说》中“永州之野产异蛇”，这里的“异蛇”，即指奇特的毒蛇。　　差异性是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孟子曾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个世界绝不会因为到处雷同而精彩，只会因为差异互补而丰富。例如，从音乐上看，中国最古老的弹弦类乐器琴与瑟，琴的音色清丽，有“泠泠七弦上”之幽古，瑟的音色华美，有“一弦一柱思华年”之丰富；“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当琴与瑟齐鸣，琴之飘逸与瑟之华美相得益彰，才有了后人“琴瑟和鸣”之语。从文学史看，以唐诗为例，正是因为有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大气磅礴、瑰丽奔放，又同时有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沉郁顿挫、悲怆忧思，才更立体地咏叹出大唐气象，真正以文传情、以文化人、文以载道。从学术思想史看，春秋战国时期经历过百家争鸣，其中最主要的两家学术思想——儒家与道家，在很多地方刚好是形成反差的：儒家强调入世，道家主张出世；儒家要在积极有为里体现担当意识，道家是在清静无为中实现超脱精神；儒家如大地上的行者，脚踏实地、忧国忧民，道家如天空中的翱翔者，放眼宇宙、顺应自然。而正是儒道二者的阴阳互动、平衡既济，才有了学术文化的繁荣，才完整了中国人的心灵构建。　　如何正确认识、应对万事万物的差异性？传统文化同样早已给出了答案：求同存异、包容并蓄、和而不同。《中庸》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山河日月、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是“并育而不相害”，各样的思想与道理是“并行而不相悖”。这里“不相害”“不相悖”是“和”的范畴，而“万物并育”“道并行”则是“异”的范畴。“道并行而不相悖”，鲜明地昭示了中华文化的敦厚与宽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也是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而不断的重要原因。中华文明不排斥异国文明，中国将丝绸、瓷器、漆器、铁器传到西方，也带回了胡椒、亚麻、香料、葡萄、石榴；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冶铁、水利技术远播异域，而西方的天文、历法、医药、艺术也传入中国。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虽然也有过诸如佛老相争、中西相争等分歧，但每次相争都是一种百家争鸣，每次结果都是不同思想之间的相互融合，最终促成了中华文明的兼收并蓄、博大精深。　　在世界日益融合发展的今天，人类生活关联的紧密程度前所未有，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全球挑战，唯有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才能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华文化的涵养下，中国共产党具备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魄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这是基于中国智慧对世界各类文明的理解，也是一个重新崛起的大国对新型全球合作关系的理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郝思斯）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众号

张 洁　　不知为什么今夏的雨水这么多，天雷滚滚，老是让我想起天堂里的张洁，她重新开启的新生活，各方面都好极了吧？转眼间她已离去半年多了，但我仍纠结在2月7日一大早，惊悉她已在美国病逝的那一瞬间，当时只觉得眼前一黑，周围电闪雷鸣，泪飞顿作倾盆雨！就在那一周前的春节前夕，我还给她发了电邮，却一直未收到回复。我心中隐隐有所不安，因为以前每次发电邮过去，都是很快就能收到她的回信。上次通电邮是在2021年的“十一”，我发去节日问候，她马上就回了一封短信，全文如下：　　小蕙，接到你的信真高兴，已经很久没有你的消息。接到你的信后，知道你一切都好，放心了。　　我还好，就是太老了，走路都摇摇晃晃了。　　不过女儿已经把我接到他们家来了，全家对我都很关爱。女婿还经常给我做饭吃，孙子、孙女也都照顾我，可惜他们都工作了，不经常回来。想想上帝还是公平的，我一辈子受苦受难，却给了我这样一个安逸的晚年。　　你要多多保重，世界变得如此麻烦啊！　　想念！　　张洁　　唉，我非常后悔没重视其中的一句话——“我还好，就是太老了，走路都摇摇晃晃了。”当时我不以为意，还对她说：“你哪里老了，人家马识途马老107岁了，还在写书，你比他年轻太多啦！”现在我才明白，张洁当时已经是重病在身了，但一辈子生性要强的她，绝口不跟人提起自己生病。张洁就是这样的人，她看似外表柔弱，其实内心刚强无比，承受力堪比钢铁！　　我跟张洁认识于1986年，那是她以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不久，我任职的单位光明日报社派我采访她，从而有了36年的亲密交往史。在她的病房里、家里，在画展上、会场上……点点滴滴，一幕一幕，全都浮现眼前，我亲爱的老师——生前，张洁不允许我这样称呼她，她也不喜欢腻腻歪歪的“姐姐妹妹”之类，只让我直呼她的名字——竟然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像一个美丽的精灵，回到了她的森林深处！　　最让我的心刀剜一样痛楚的是她的去国。曾经，在北京和平门市文联的红顶楼，张洁把她的家布置得多么温馨且有艺术气息，钢琴上摆满了她获得的各种最重要的奖牌。张洁从不炫耀她的成就，以至于只有很少人知道早在1989年，她就获得了意大利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这个奖一年只授予一位作家，博尔赫斯、索尔·贝娄等都是其得主。后来张洁又获得了意大利骑士勋章，以及德国、奥地利、荷兰等多国文学奖。1992年张洁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这是至高的荣誉，因为这院士全世界只有75人，不增加名额，去世一人才增补一人，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只有她和巴金。张洁是我国第一位获得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三项国家奖的作家，也是唯一一位两度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真正的巾帼强过须眉呵。　　张洁当然很珍惜这些荣誉，但她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作品。我亲眼看见她用写诗歌和散文的方式写长篇小说，也就是说，一句话、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地“炼”，再三再四地修改。《沉重的翅膀》大改了4次，以至于累得因心脏病住了院；《无字》写了12年，12个春花秋月夏暑寒冬！两度获茅奖以后，她也未放下笔，为了又一个长篇，她竟不顾年事已高，浑身病痛，只身去了远隔千山万水的秘鲁，到古老部落里寻觅人类文明的源头与真相，这是冒了生命危险的，行前她非常清楚，自己也许回不来了，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上了路……　　张洁实在是太优秀了，白纸黑字，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文学珍宝，够我们的孩子、孙子、子子孙孙阅读与研读。她是中华民族走到当代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女作家，其灼灼的艺术光芒永不会熄灭——每念及此，我心痛，喘不上气来，我坚信她的骨灰终有一天会回到故里，不然老天爷也会看不下去的。　　前面说过，张洁就是不许我们喊她“老师”，只准直呼“张洁”，并结结实实地砌了一堵墙，挡住我们的任何“反抗”。这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我造成了相当的不适应，你说，北京人是多么讲究长幼尊卑礼节的群体，从小在这种氛围里长大的我，怎么也做不到直呼“张洁”呀。但在她的本真、不装、不自我感觉良好、不毫无理由地傲视别人的一派纯粹面前，我，还有几位女作家闺蜜，都被这堵墙撞得头破血流。我们只好从命，大家一起互相努着劲儿，喊出她的名字。以后，随着情感的递进，最后竟也渐渐变得行云流水般自然和顺畅了。　　张洁的文学水平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处于最前端，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她的作品也受到广大读者的高度评价，至今，《无字》《方舟》《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拣麦穗》等作品，依然活在读者心中。张洁在文学的标准上对自己的要求是极高的，我曾感叹她用写散文的态度写长篇小说，她写给我们《光明日报》副刊的稿子也是这样，每篇来稿都是经典，几乎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用改。她对文学真是呕心沥血，给所有作家和文学写作者立起了一个标杆，更是我自己终生学习的榜样！　　还有一点，我个人最推崇和要学习张洁的，是她对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张洁始终是站在新时期文学潮头的作家，这一代作家对这片土地爱得无比深沉，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大破坏之后，内心都明镜高悬，希望用自己的笔把国家变得更好。所以，他们都有着非常强烈的文学执念，他们的作品不沉溺于风花雪月，不汲汲于个人名利场，而是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文明力量的生长。张洁虽然是女性作家，但可堪称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怀念，也是不能忘记的。张洁，魂兮归来！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中国有句老话叫“家和万事兴”，表达了人们对和谐美满生活的向往。当然，人们盼望的不止是“家和”，中国的建筑名称里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中国的琴道讲究中正平和，中国的茶艺推崇和静怡真，中国的医学要求五脏调和、七情调和、气血调和，就连进行博弈对决的中国围棋都在寻求中和平衡之道——一个“和”字，渗透着中国人几千年来待人接物的原则与智慧。 “和”字演绎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古字形看，它的甲骨文、金文和篆书分别写作“龢”，右边“禾”表音，左边“龠”指的是一种笙或排箫之类的乐器。从“龠”的组字符号“人、一、口、口、口、册”来看，“人”是乐手，三“口”表示三孔或多孔的笙，也可表示多种管乐，而“册”便是乐谱，“一”代表一个人按照乐谱吹三孔的小笙或代表多个人按着乐谱演奏统一的乐曲。《说文解字》中说：“和，相应也。”“相应”的意思就是相互呼应、应和，无论是一个人吹三孔的笙，还是由多人分别演奏多种乐器，只有乐音“相应”，才能形成美妙的旋律。 　不过，现在提到“和”字，相信很多人很难在第一时间想起它作为音乐的本义，这是因为“和”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理念，成为中国人从古至今源远流长的文化心理、政治信条、艺术准则。无论是《尚书》的“协和万邦”、《国语》的“和实生物”，还是有子的“和为贵”、子思的“致中和”，都十分重视天地万物的整体统一、和谐共生。“和”是天地的法则，也是做人的道理，是浸润在中华文明历史洪流中、承前启后一脉传承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和的第一层面，是个人层面，意味着人与自我的和谐。而要实现这种身心的和谐，往往要通过对内修心和对外修行。修心，是内在心性的修炼，正心诚意、戒性和情；修行，是外在行为的修炼，言行有度、举止有礼。《中庸》告诉我们，一个自我修养好的人，应该做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也就是说，喜怒哀乐种种内在的情绪，外化发散出来的时候，如果能是合理合度、恰当其分的，那就达到了“和”的标准。 一个人自我修炼达标了，就要去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这就是“和”的第二个层面，人与社会的和谐。在社会中，我们会遇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也会遇到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调和、对比与映衬、碰撞与交流，才交相辉映地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无限张力与无穷活力。那么如何使思想性格截然不同的人，彼此安和相处、甚至互相欣赏促进呢？中国文化给出的答案是：“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周而不比”——既承认个体的可贵精神，而又尊重他人的差异，怀揣和善之心、生发和睦之情、维持和谐交往、促进和美之态。除了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和”在国家层面上更能代表中国文化面对世界的理念精神。中国文化是中和涵容的文化，而不是进攻称霸的文化。所谓“致中和”，表达的正是一种不扩张、不过分的原则。因此，古代中国，曾经多次达到过同时期世界辉煌的顶端，然而即使国力鼎盛、兵马精良、粮草充足，我们都始终牢记“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古训，从未有过侵略、掠夺、霸占、干预他国的想法。2015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进一步透彻地阐述了中国“和”文化的精髓。他强调，中华民族注重“和”的理念，主张和平、和谐、和而不同。联合国193个会员国要相互尊重、团结和睦、同舟共济，携手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一种具有当代世界眼光的积极、温厚、大气的思维，这表明，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始终相信并践行和衷共济、四海一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千百年来，和的文化理念教导中国人，对于自我修养，要养性和情；对于存异之人，要和而不同；对于社会秩序，要和睦和谐；对于国家治理，要中和涵容；对于国际相处，要和衷共济：一言以蔽之，守中致和，以和为贵。（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郝思斯） 来源：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众号  

作者：高艳慧（河北美术学院副教授）　　庄子曾用“解衣般礴”来描述一位画师的精神气质。一位国君召集画师们前来作画，大部分画师都神色庄重地润笔调墨，生怕怠慢了国君。唯有一位画师接到作画任务后，不慌不忙地返回住处，脱掉上衣盘腿而坐，国君要求作画的事情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国君却认为这位“解衣般礴”的才是真正的画家。　　在这个故事中，庄子用国君的口吻，道出了中国绘画乃至中国艺术的内在气质。在庄子看来，包括绘画在内的艺术创作，应该是精神力量的抒发，画家和艺术家的使命并不是按照他人的要求命题作画，而是通过笔墨丹青的形式，使自己对生命与自然的理解跃然纸上。中国绘画艺术对生命与自然的诠释，往往意味着画家需要将自己的主观意识进行发挥。中国绘画在“形似”与“神似”之间，往往更青睐后者。　　“神似”之神，便是主观精神的豁达贯通，也是画家主观意念的抒发，这使得写意成为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写意讲究超越现象之后对道的体悟。就人生哲学而言，写意意味着对生命个体有限性的超越，而就绘画艺术而言，写意则要求通过悟道的过程，达成返璞归真的艺术境界。　　面对生命等哲学问题，中国文化喜爱用“悟道”一词进行诠释。“道”是对万物存在具体形式的超越，而“悟”则不同于机械理解与生硬复刻，它是对自然万物发自心灵深处的理解与体悟。“悟道”的精神，也表现在庄子哲学与中国绘画艺术的创作之中。画家的精神境界是其内在涵养与人格魅力的表现，而画家的作品则是在此基础上的灵感聚集。　　无论是张彦远论画以自然为妙，还是郑板桥论画以造化为师，他们都是以庄子哲学中自然之道作为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和艺术评论的基本标准。对庄子来说，人生境界的顶点仿佛就是庄周梦蝶时的物化境界。这是一个充满审美意味的哲学命题，因为这种境界意味着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合而为一。对中国绘画而言，无论绘画题材和创作技法有何种变化，其内在都有着万变不离其宗的追求。这种追求和庄子对自由境界的追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高明玄妙，浸染着中国绘画的每一件传世佳作。所谓“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也是中国写意绘画的高明之处。它时刻提醒着画家要超越客观条件的限制束缚，要让内心有着解衣般礴式的轻松自如，让笔端描绘出精神境界的高雅恢宏。　　庄子说：“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心斋便是生命精神应当有的境界，也是写意绘画最为基本的气质要求。对写意绘画而言，心斋的命题引发了后世一系列绘画理论，而“澄怀味象”更是其中最为经典的描述。　　所谓“澄怀味象”，是刘宋画家宗炳的一则故事，大致是说宗炳对山水的喜爱已近乎狂热，他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后来因为身体不适，才不得不退返江陵。此时的宗炳发出感慨：“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这是对审美体验的极度重视，更是其对生命自由境界的无限追求。宗炳在艺术领域的“畅神说”也应发端于此，“比德”“致用”皆是束缚，心灵要与自然融为一体，而写意之作更是要从超越具象出发，实现具象与抽象的完美统一，进而直指艺术意境本身。　　对庄子而言，写意便是对整个世界动态而审美化的把握，是将个体生命与整个宇宙联通为一体，也就是庄子所说的“道通为一”。中国写意绘画的精神也追求着此种通达为一的气度，它要求画家做到“意在笔先”，在落笔成画之前已然胸有成竹，将整个世界了然于胸，从而使每一次运墨落笔都能够抵达生命本真之意，直抵具象世界背后的意境深处。　　庄子曾感慨道：筌虽然是捕鱼的器具，但得到了鱼就可以忘掉筌；蹄虽然是抓兔子的器具，但得到了兔子就可以忘掉蹄；与之类似，语言虽然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但体会到思想本身就可以忘掉语言。对写意绘画而言，只要能够做到形象的传神，具体的方法可以因人而异，更应该极具个性，写意精神的精髓便在于形似之外的气韵生动。　　张彦远“形似之外求其画”就是此种精神的发挥，苏轼则以“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调侃道出了中国艺术突破形似的追求。齐白石则延续着如此思路，将中国绘画的妙处定义为“似与不似之间”。如此一来，中国写意画家总是追求着气韵生动的境界，在这样的语境下，笔墨丹青是气韵流淌的载体，而气韵意境则成为绘画的深刻内涵。古往今来的中国写意绘画创作者们，或用干笔飞白、或用湿笔墨渍、或以墨线丰满、或以留白配色，其实早已超越了绘画描绘对象具体形态的限制，而以更加纯粹的审美体验作为艺术创作的终极追求。这或许便是写意艺术得以千载传承最为内在的动力，同时也是中国写意艺术独特魅力的体现。　　在绘画创作中，与具象对应的概念应该是抽象，而写意中的意象所对应的则是具象和抽象二者的集合。这就意味着写意不同于具象的描绘与抽象的解构，而是超越具象与抽象的分别，最终达成艺术对精神世界的终极追求。庄子将世界视为生命的运动过程，世界之中固然有着生成与毁灭的运转，但其运转过程的每一阶段都有其独立而内在的意义。这样的意义不由外物赋予，而是不断地彰显着自身的无言大美。中国写意绘画的创作也是类似的过程，每一件写意作品都有其具体而生动的创作背景，有作者极富个性且难以复制的创作心态，也有着诸多偶然因素的汇合遭遇，但正是这些自然而非人为的因素汇聚一起，才使得写意绘画有了独具个性的魅力。我们常常将人与天地合一视作艺术的高深境界，而真正的高深悠远是无法复制的。也就是说，中国写意绘画的创作其实也正是生命自然而然的发生过程，它并不拒绝偶然性的发生，也不为必然性的出现对自身设定太多的限制。就这样，生命过程与创作过程合二为一，庄子精神的追求也与写意绘画的创作规律殊途同归。　　较之西方绘画创作过程中对“画”的钟爱，通过毛笔进行创作的中国写意绘画有着更多“写”的意味。“写”意味着绘画与书法，乃至整个中国艺术有着内在相通的性格，也意味着中国绘画有着更多即兴与偶然的成分。以画竹为例，赵孟頫曾言：“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王世贞曾言：“画竹之法，干如篆，枝如草，叶如真，节如隶。”这些都是在说中国书法与绘画的内在相通性。从中国艺术发展的过程来看，以书入画的特点其实便是写意艺术发展的集中写照。无论是徐渭那般的气势磅礴，还是八大山人那般的冷僻孤傲，都使得书画同源的概念越发深入人心，使得追求意蕴生动的写意绘画能够在运笔与境界间达成和谐统一。　　简而言之，写意绘画的“写”更强调创作过程的精彩，而不是创作目的的完成。中国文化也常说字如其人，而“写”意便是对绘画创作与人生经历的双重体验，能更加深刻地直指庄子所珍视生命的本真。从这个意义上看，写意之意，即是道家哲学中的自然，即是庄子精神中的“解衣般礴”。　　“解衣般礴”是对生命自由状态的向往，也是对艺术境界从无到有，再由有入无的一种隐喻。对艺术而言，写意就是艺术家对世界状态的理解，也是艺术家自身在世界中对自我意识的描绘。从中国绘画史的角度来看，虽然唐代的王维可能是中国写意绘画的开创者之一，但早在唐代之前，写意的气质就已然在美术乃至艺术的创作中有所流露。从早期的岩画到魏晋时代浪漫主义气质的流行，无一不在创作中表达着写意的风格。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对中国艺术而言，无论写实还是写心，其实都是创作者心境的流露，而在此种流露中达成具备普遍意义的表达，同时又极具个性，才能达到中国传统艺术的大成之境。也唯有如此，才能在艺术创作领域实现真正的文化自信。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李青松（生态文学作家，著有《开国林垦部长》《万物笔记》《北京的山》等）　　2022年4月22日，我关上屋门独自一个人流泪。一粒一粒，一颗一颗，为一个人的离世而流泪。那是一个悲伤的上午。　　他叫雅克·贝汉。　　他的作品曾经深刻地影响了我——让我明白了两个词：节制与情感。　　之前，我已经很少看电影了，却因雅克·贝汉的名字，我于2004年的某一天，走进了电影院。看完《迁徙的鸟》的那一刻，影片巨大的震撼力几乎令我目瞪口呆。我全然不知自己是怎么走出影院的。插图：郭红松　　《迁徙的鸟》是雅克·贝汉执导的一部自然纪录片，描写了各种候鸟为生存而艰难迁徙的历程。从寒冷的北极到炎热的沙漠，从深邃的低谷到万米高空，候鸟在迁徙中，面对各种危险和人类的贪婪，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胆略、智慧和情感。全片没有大开大阖的戏剧情节、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有的只是鸟的遭遇、欢乐和不幸。鸟类的飞翔是一种奇迹，羽翼在风中闪动，我们似乎能够触摸到风的颗粒。然而，看得越清楚，内心便越是凄凉。　　这部96分钟的纪录片，旁白和解说据说竟然不超过五百字。　　雅克·贝汉为何要拍这样一部纪录片？　　童年时期，雅克·贝汉是个顽皮的孩子。他喜欢爬树，喜欢掏鸟蛋。“孩童时代的面孔，连同内心深处的情感对每个人来说是如此的珍贵。在日后的人生道路上，幼年的记忆无法磨灭。”一个秋日的黄昏，当雅克·贝汉注视着一群叫不出名字的候鸟扇动着翅膀从容飞过巴黎上空的时候，他忽然想飞。他说：“在人类的梦想里，总有一个自由的梦想——像鸟一样自由飞翔的梦想。”　　雅克·贝汉说：“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东西就是情感。”是呀，人的一生，会经历无数的事情，但我们能记住几件呢？然而，我们倾注了情感的事情，会永远记住。比如，初恋；比如，高考；比如，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也许，雅克·贝汉拍摄《迁徙的鸟》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就是情感使然。　　由此，我想到了生态文学创作问题——我们在谈论“地球”“人类”“使命”“责任”等大词的时候，是否忽略了一些最本质的东西呢？　　同文学一样，生态文学与公文、新闻等文体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它是有情感的。人，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人，一旦接触了外物，必然产生某种感受。情感，是人的内在心理活动。情感是复杂的，也是多变的。它是随着人的立场、观点和生活经历的不同而流动和变化的。　　置身自然，作家产生什么样的情感，创作的作品就会涌动什么样的情感。可以说，情感激发是生态文学创作的动因。面对一棵树时，你看见树里的水了吗？没有。但树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水在树体里流动。谁说水是无形的？树长什么样水就长什么样。情感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将语言浸润在作品中，通过作品的品质来表现的。毋庸置疑，所有生态文学作品都饱含着作家的情感经历。情景理于一体，是生态文学追求的境界。　　我之所以创作《北京的山》，是因为我在北京的山上有过一段时间的生活经历，那段生活经历有我的记忆，有我的情感。我在《北京的山》的后记中，专门讲到我与北京西山的故事。或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决定走生态文学创作之路，33年来，义无反顾，从未放弃。　　1989年5月，我被派到林业部绿化基地参加造林劳动（那时中央国家机关各单位在北京西山均有造林绿化基地，承担一定的造林绿化或幼林抚育任务，新毕业的大学生分批参加这样的劳动锻炼）。每天猫腰撅腚，挖坑打穴，植树造林，幼林抚育，劳动强度之大，只有手上磨起的血泡和茧痕知道。绿化基地角落里，三块大石头支起一口大黑锅，木柴烧得旺旺，锅里炖腔骨飘出的肉香，令饥肠辘辘的我们馋涎横流的情景，我印象清晰。　　晚饭后，我常常一个人爬上山顶，坐在一块青石上，遥望喧嚣笼罩的北京城，然后瞥一眼西山夜幕降临时那些森林的轮廓。西山与北京城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西山的森林与北京生态系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试图理清头绪，然而，终究是茫茫然没有答案。　　从生态学角度看，从来没有一座孤立的山，它连着一切呢。地球生态正在发生着改变，不仅仅局限于气候。它的许多方面可能变得更糟。在所有影响地球未来的各种因素中，最关键的因素还是人类。我们的思维和观念，我们的行为和习惯，我们的生活方式无不对地球产生重要的影响。地球的事情并不广大而遥远——山的事情就是地球的事情。　　山有自己的黑夜和黎明。地球从不倒转，但地球也有性格，也有脾气。当黎明咬断了黑夜，当时间撕破了空间，地球上便有了蜿蜒起伏的山。　　可是，我要说，山与山的差别不是高度，而是情感。　　庐山，高耸与广阔兼具，险峻与秀丽相融。人置身于山中，从现世烦恼里解脱出来，一个超越世俗的生命就产生了——仙。我没有见到过庐山的仙，但庐山的仙人洞还在。陶渊明不是仙，陶渊明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庐山人。他辞官后，又回到庐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就是庐山。他卧云餐雾，躬耕田垄，他的心是属于庐山的。　　李白，一生爱山——“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五次登临庐山，七次登临敬亭山。李白写过上千首诗，我最喜欢的，一首曰《望庐山瀑布》，一首曰《独坐敬亭山》。前者，写出了庐山瀑布的美和气势；后者，写出了人在落魄和孤独的境遇中，山的不弃和慰藉。敬亭山在安徽宣城，高不过三百余米，如今却是江南最具盛名的“诗山”。李白为何七次游敬亭山？因为他的精神偶像谢朓，曾做过宣城太守，在任期间经常游敬亭山，写下大量诗文，对李白产生过重大影响。李白去世后葬在安徽当涂青山脚下，那里也曾是谢朓筑屋幽居之地，故山名又称谢公山。李白佩服的人不多，但他“一生低首谢宣城”，如此归宿，也算是如愿了。　　徐霞客活了54岁，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写下《徐霞客游记》。流传下来的60多万字中，写山的篇目占了大部分。若论对黄山的情感，没有人能胜过徐霞客。“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他用最具情感的否定句式来赞美黄山。徐霞客登黄山的日子是个大雪天，雪深盈尺。随他登山的只有一个樵夫。积雪渐深，石级愈加险峻。樵夫问他：“先生，此漫天大雪，行路艰难，你上山是要找什么东西吗？”经过千辛万苦，终于登上光明顶。光明顶上有一块巨石，石上长着一棵怪异的老松，虬枝横斜，盘根错节。徐霞客爬上巨石，依松而坐。只见天都峰与莲花峰并肩而立，四周一片冰雪世界。向下看去，陡峻悬崖山岭，一览无余。良久，樵夫走到徐霞客身边，问道：“先生，看这漫天大雪，你不在家烧火取暖，围炉煮酒，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却不惜舍身，冒死登顶，图啥？”徐霞客沉思不语。过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是痴人。”何谓痴？情感的极致谓之痴。是呀，在寻常人眼里，徐霞客一定是一个痴人。徐霞客的游历始于天台山，终于鸡足山。他写作《天台山游记》的那一天（1613年5月19日），若干年前，被国家定为“中国旅游日”。这是山的荣耀，也是文学的荣耀。　　当然，还不能说陶渊明、李白和徐霞客就是他们所处那个时代的生态文学作家，然而，对山的那份真情，今天的我们又有几人能与他们比肩呢？　　如果说，文学就是人学，那么是否可以说，生态文学则是人在认识自然过程中的情感产物呢？是的，一个人只有对山有了情感，山才能置于他的心中。情感有厚薄，情感有温度，情感无须证明。情感能播撒种子，情感能生长万物，情感能创造艺术，情感也能涵养爱与美。　　生命只有一次。人，仅有一次人生。　　人一生做一件事情，需要目标和信念。但是，支撑一个人持续做下去的一定是情感。有了情感，创作就不觉得累；有了情感，所有的付出就不计较回报；有了情感，即便在苦寒或者落魄的境遇中，人生也能闪耀出别样的光彩。我想，无论是陶渊明、李白和徐霞客，还是雅克·贝汉，皆是如此吧。生态文学创作，亦然。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