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减肥这件大事，据说现在有一种流行方式叫“正念减肥”。简而言之，就是“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通过冥想来控制饮食的冲动，调动所有感官去感受眼下所吃的每一口食物，不再以贪心来饮食，而以满足身体所需为目的。想着想着，吃着吃着，就瘦了，听上去是不是很美好？　　当下，市面上满目都是打着“正念”旗号的训练课程，称正念不仅可以减肥，还能延缓衰老、调节失眠、减轻职业倦怠……简直“包治”都市年轻人的各种焦虑。但正念真的有那么神吗？正念究竟是什么？为此，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曾祥龙，他致力于正念与冥想的研究。　　曾祥龙介绍，正念冥想是一种特殊的冥想。很多传统都有各种冥想，比如佛教的禅定、道家的打坐、儒家的静坐等，都算是冥想。各种冥想的共性，可能也是唯一的共性，就是它们都会集中精力进行某种心理操作；而不同冥想的特性，就是具体心理操作的差别。冥想有很多种类，彼此差异较大，有的会觉察呼吸、有的想象某些对象……　　而正念的心理操作，就是如实“觉察”——它不创造和改变对象，而是强调如实地观察事情本来的样子。比如，“身体扫描”作为正念冥想的基本形式，强调对身体感受的如实“觉察”。正念包含了几个主要元素：有意识的“觉察”、专注于当下、非评判。意思就是，在这样的心理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去觉察当下发生了什么，并且对感受到的感觉不加以评判。　　“正念冥想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觉察自己内心的状态，并且学会接纳这些情绪、思维，从而达到情绪调节。”曾祥龙说。　　那么，正念真的可以减肥吗？曾祥龙说，更客观的描述是，“正念可以让人们对进食的过程有更好的觉察，这有利于意识到进食量等；再者，正念能够让人接纳自身的进食冲动，也可能帮助人们远离甜食等的诱惑。也就是说，正念冥想确实能培养一些习惯与能力，帮助人们改善进食，过上更健康的生活；但也不是直接通过冥想就减肥，或者像一些宣传所说‘想一想，吃一吃，就能减肥’”。　　类似的原理，也可以用来描述正念对职业倦怠的作用，比如正念通过降低压力（倦怠的重要前因）、提升自我控制（让人们更好地应对问题），从而降低职业倦怠。　　曾祥龙介绍，心理学界对正念的研究和应用，从上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卡巴金（Kabat-Zinn）对正念冥想的应用，到上世纪90年代-2000年前后，出现了一批经典的正念疗法，后来运用到各种日常领域；2015年开始出现了第二代正念干预。　　第一代正念干预，集中于处理消极心理，甚至是针对某些特定精神疾病；而第二代正念干预，则在正念冥想之外融入了更多其他练习，也更明确地强调这是一种精神生活方式，而不只是情绪调节或治疗疾病的技术。　　有人质疑，正念是否太强调“主观”的力量？对此，曾祥龙说，这不只是正念的问题，而是所有心理学干预的问题。“心理学是重要的，也是次要的；是次要的，也是重要的。”曾祥龙说，“正念和其他基于个人的心理干预，确实能够带来很多帮助，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心理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因素。”　　在这满目美食的炎炎夏日，也有一些非正式的正念练习，比如带着正念吃葡萄干。曾祥龙也曾在互联网上发布过正念进食的科普视频。总之呢，正念减肥有效果，但不会像魔法那样速效瘦身。无论如何，管住嘴、迈开腿，健康生活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记者 蒋肖斌）来源：中国青年报  

　LED灯是超市和农贸市场里常见的照明光源，但有细心的消费者发现，有些超市和市场使用的LED灯似乎成了果蔬和肉类等生鲜食材的“美颜神器”，在灯光下看着光鲜的肉食、水灵的蔬菜，买回家后往往却看着不那么新鲜“养眼”了。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吴晓蒙在接受《中国消费者报》记者采访时提醒消费者，购买果蔬肉类等食材时，最好到自然光源或日光灯下辨别新鲜程度，不要被有“美颜”作用的“生鲜灯”晃了眼。　　消费者吐槽：食材“美颜”全靠打灯　　记者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廊坊市等地部分超市走访发现，超市里的采光光源大致分两种，一种是荧光灯，主要用在商品陈列区之间的通行区域，而在商品陈列区，则普遍使用了一种圆柱状黑色灯罩的LED灯。　　8月2日，记者在石家庄市育才街一家超市看到，生肉类商品货柜附近的LED灯排列紧密，约5米长的货柜上方至少布置了12盏灯。强烈的灯光照射下，玻璃货柜中的生肉显得十分红润。　　记者留心观察LED灯，发现围绕中间的发光管，黑色灯罩内布满了白色的小灯珠。尽管光线看起来都是耀眼的白色，但在不同商品区域营造的视觉效果却不同。在水果和糕点区域，灯光照射的区域呈暖黄色，在生肉和肉制品区域呈艳红色，而在水产品区域光线明显偏冷偏蓝。　　在位于廊坊市广阳区爱民东道附近的李桑园农贸市场内，记者注意到不少生肉摊上都悬挂着一种圆形灯罩LED灯，小灯珠更密集，灯光照射下肉质显得很新鲜。　　采访中，正在石家庄东风路一家超市购物的消费者李老先生告诉记者，他很早就留意到这个问题，“有些看起来很新鲜的肉，拿回家就变了个颜色，虽然不是肉坏了，但看起来就是没有买的时候那么好看。”他说。　　“简直就是‘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区别。”廊坊消费者沈女士吐槽说，不仅是肉类，一些价格较高的有机蔬菜、刚上市的水果，在灯光下看着也都十分诱人，但拿回家后就仿佛“卸了妆”。　　“灯照耀下很难分辨菜和肉是不是新鲜，这是不是也是在欺骗消费者？”采访中，不少消费者都提出了类似的疑问。　　记者调查：“生鲜灯”使用有待规范　　记者登录多家电商平台，发现这种专用于超市照明的LED灯，有的叫作工程灯，有的叫超市轨道灯，但更多的则标称为超市“生鲜灯”，其功能主要是采光照明和“美化”商品。　　这些“生鲜灯”的价格大多在百元以内，有些售灯商家不仅宣称“好卖相，才会有好生意”，还提供了产品使用前后鲜明的效果对比图以及具体的用灯指导。如淡红光源用于鲜肉类，暖黄光源用于熟食、糕点和水果，绿光源用于蔬菜，蓝光源用于海鲜，这些颜色的光主要用于“提色”，而“白光”等中性光源则多用于干货区，主要用于“提亮”。　　记者注意到，对“生鲜灯”给出好评的也大都是菜市场生鲜摊位的摊主。买家“嘚嘚了哥德哥”评价说：“这种灯的确能‘遮丑’，用和不用效果确实不一样。”　　“生鲜灯”成本低、使用方便，某种程度上又能“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因此很受经营生鲜食材的商家欢迎。　　廊坊市李桑园菜市场肉类产品摊主付女士说：“现在大家都喜欢买好看的东西，大家都用的话，如果我不用就可能没人气、很吃亏。毕竟我卖的肉也都是经过检验检疫的，不存在变质之类的问题。”　　而石家庄某大型超市一位不愿具名的门店负责人则告诉记者，综合考虑经营成本等问题，很多超市的选址都是地下或半地下，照明采光十分重要，而光照效果好、使用寿命长、用电量相对较低、照明热量相对较少的LED灯自然成了首选。　　记者从河北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了解到，目前行业内对“生鲜灯”缺乏对应的标准和设计规范，不同厂家在照度、亮度、色温、显色指数等指标上没有统一规范。但从技术层面来说，经过选用合格材料，调整不同光色灯珠的配比，是可以得到相对自然真实的光照效果的。　　消费提醒：避免光源误导　　使用“生鲜灯”可能误导消费者，是否会带来食品安全风险呢？　　吴晓蒙向《中国消费者报》记者介绍说，在食品陈列柜中使用LED灯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目前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已较为普遍。特别是肉类、水果、蔬菜等生鲜产品，本身具有保质期短、易腐烂等特点，如短时间内卖不出去，质量与“品相”就会打折扣，而这类光源可以使生鲜产品呈现出较好的视觉效果。　　“生鲜灯”本身是一种冷光源照明灯具，散发热量较小，对于食物腐败速率的影响也比较小。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生鲜灯”不会造成食品安全风险，现行法律法规也没有相关规定禁止使用这类光源对生鲜食品进行照明。不过仍有些不法商家利用“生鲜灯”营造“虚假”的美观，让消费者对已经不新鲜的商品产生“新鲜”的错觉。　　如何避开“生鲜灯”对不新鲜食品的“美颜”误导，吴晓蒙提醒消费者，应将商品拿到自然光源或日光灯下辨别，同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生鲜肉类产品在“生鲜灯”照射下，会增亮增红。新鲜的肉类拿到自然光或日光灯下查看时，猪肉的肌肉应呈红色或淡红色并有较鲜艳的光泽，脂肪洁白；牛羊肉肌肉呈鲜红色，脂肪为淡黄色。如果肌肉颜色变深、无光泽，或是变成灰色或灰绿色，甚至出现白色或黑色斑点时，说明新鲜度较差。　　在确保触摸前后手部都有办法清洁的前提下，可以用手指轻轻触摸肉质，如果表面粘手甚至拉丝，手指压后的凹陷恢复慢或不能完全恢复、弹性差，就说明不新鲜。同时，肉类的蛋白质被微生物分解后会产生氨类物质，如果闻到有氨味等腐臭异味时，无论灯光下颜色有多鲜亮，都不要购买。　　二是果蔬类产品，同样也需要从“生鲜灯”下拿到其他光源下查看。如果发现叶菜颜色发黄打蔫儿、果菜干瘪无光泽，就说明不够新鲜。来源：中国消费者报  

家庭教育与青少年身心健康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

“限游令”之下不少孩子钻漏洞玩网游　　暑期未成年人沉迷网游问题调查　　跳伞、降落、伏击、正面交锋……7月30日，暑期一个寻常的下午，李阳阳（化名）紧盯手机屏幕，双手操作，口中念念有词，在网络游戏中带领队友冲锋陷阵，最终又拿下一局。而按照相关规定，这个时间段，本不该是这个开学即将升初中二年级的北京男孩的网游时间。　　去年8月30日，暑期结束之际，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　　“限游令”后的首个暑假，《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采访发现，网游平台防沉迷系统审核趋严，很多电商平台加大了对游戏账号买卖租赁的管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同时，仍有一些未成年人通过社交平台租号、买号等方式突破防沉迷系统或人脸验证，一头扎进网游的世界，无法自拔。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认为，虽然主管部门不断出台政策对未成年人使用游戏的时长进行限制，但由于家长、学校、社会等对于防沉迷干预机制的运用仍存在不足，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网络黑灰产看中了这部分需求，提供相关服务，以谋求经济利益，亟待进行整治。　　电商平台交易管制　　租号买号不再容易　　2020年至2021年，记者曾多次报道未成年人沉迷网游问题，发现一些电商平台出售、出租游戏账号，甚至出售身份证号码，成为未成年人躲避网游防沉迷系统的重要方式之一。今年暑期，记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出售、出租游戏账号的情况仍大量存在，但由于平台加强了监管，未成年人想以此“突破”防沉迷系统受到了限制。　　记者尝试在某拼单电商平台上租赁游戏账号，但在该平台上下单这类商品需要先填写实名认证信息，符合“18岁以上用户”。在另一电商平台，如果直接搜索“租号”，页面上方会跳出“守护未成年绿网计划”，规定对于经实名认证≤18岁的用户，禁止购买网络游戏账号。　　进入电商平台的多个相关店铺，记者发现，店铺的“宝贝详情”页面均有平台自动生成的“消费提醒”：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平台规则，购买网游类商品需年满18周岁。　　多个相关店铺显示，租号流程如下：玩家依据手机系统和运营商选择不同价位、不同起租时长的账号；玩家下载“上号器”即“游戏盒子”软件，用客服给的密码“解锁账号”后开始游戏。　　但上述流程对未成年人进行了“拦截”——使用“上号器”必须通过一次独立的姓名与身份证号码实名认证。当记者向客服咨询如何跳过实名认证时，平台均自动弹出“禁止未成年人购买”的提醒，有客服明确表示：不向未成年人出售此类服务。　　哪怕通过成年人身份认证使用“上号器”跳转进入游戏，记者在玩游戏过程中发现，网游平台也会跳出防沉迷系统进行拦截，要求人脸识别认证。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以往绑定“隔夜身份证”、“盗用”身份证号码来“突破”防沉迷系统的办法似乎也不再奏效。　　在网络贴吧中，某工作室发文号称“能够破解人脸认证”。记者联系后得知，对方给出的破解方案为：做一个隔夜成年的信息覆盖。即把用户在游戏中用的身份信息改为隔夜成年的身份证信息，“改的话是150元”。　　记者支付150元后，对方以网游平台审核严格，虚假身份证未能通过认证，需要使用真人身份证、对方认为价格太低等各种理由要钱。记者要求退款，对方直接将记者拉黑。　　有业内人士称，所谓“破解”，实际上是改用成年人的身份证信息，而非直接破解游戏系统本身，“说能破解系统的，可能是诈骗”。　　而所谓“盗用”身份证，是一些网站平台提供大量身份证号码，或称可生成虚拟的身份证号码，用于游戏使用。不过，记者挑选了3个网站提供的多个身份证号码，在网游中输入后均无法通过实名认证。　　社交平台暗藏玄机　　以代练为名玩游戏　　尽管当下在一些大型电商平台购买游戏账号之路被逐渐封死，但未成年人想要拥有一个成年人的游戏账号也并非难事。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台上，许多时兴的网游都有专供玩家们自行交易的渠道，用户不需身份认证就可以租号、买号，甚至有人在里面“求助”破解防沉迷系统或人脸验证。　　相较于电商平台购买、租赁需要通过重重“考验”，这种“1V1”的沟通方式让双方交易更“直接”。一位用户在某游戏超话中发帖称有两个账号可以出租，记者添加其联系方式后，对方称可以按小时、一天和一周租用，收费标准是每小时6元、包天20元、包周66元，直接转账和“走中介”两种形式均可。　　对于记者担忧的实名认证问题，对方表示不需租号方进行任何认证：租号方只要在登录界面点击左下角的“扫码登录”，选择社交账号授权登录，将弹出的二维码截图发送给号主登录即可进入游戏。　　记者租用了两小时，在登录和使用过程中未受到任何限制。　　采访中，多位家长和未成年人告诉记者，有未成年人为他人提供有偿代练服务，花大量时间精力用于网游人物升级，有的未成年人觉得这既玩了游戏还能赚钱，一举两得，为此洋洋得意。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上找到一位未成年代练，个人信息栏显示其今年17岁。这位代练称，平时在校，只能晚上接单，放假期间可全天接单。收费要视“老板”的需求而定，一个段位从20元至40元不等，可以“走平台”，即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完成交易。　　据业内人士透露，代练、陪玩目前已有较成熟的运转体系，即“俱乐部”——一个由多位具有自身特色和良好服务态度、玩相同的几款游戏的人聚集在一起，并由相应管理人员组成的社交群，管理员被称为“董事”，购买代练或陪玩服务的玩家被称为“老板”。“董事”会在提供游戏陪玩的交友平台上找需要代练、陪玩的玩家，抽取一定提成后将订单派给代练者。　　记者下载了两个提供游戏陪玩的交友软件，发现注册这两个软件时并没有年龄限制。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其所在的“俱乐部”一般仅允许成年人代练、陪玩，且明确要求不接未成年玩家的订单，否则将被踢出“俱乐部”，“不过确实有不少‘俱乐部’并没有这样的规定”。　　一些家长蒙在鼓里　　沉迷危害显而易见　　李阳阳告诉记者，他和同学玩游戏不受限制各有“妙招”，他的方式简单直接——使用父亲的身份证注册游戏，玩的时候让父亲看一眼（人脸识别）就通过了，“我爸估计也不知道为啥老要他看一眼”。　　北京市民刘敏（化名）的儿子开学上六年级，今年暑期也沉迷于网游。“他爷爷之前淘汰的手机被他拿过去，下载了好几个网游，还和同学一起联机玩。”让刘敏不解的是，孩子连身份证都没有，是如何避开防沉迷新规的，“不是都要实名认证吗？难道这些游戏平台有漏洞？”　　仔细观察后，刘敏找到了答案——找爷爷，方式和李阳阳如出一辙。　　记者采访发现，使用家长的身份证注册游戏是未成年玩家最常用、最方便也是成本最低的方法。其中，一些家长对此放任不管，一些则并不知情，被蒙在鼓里。　　有家长说，暑期孩子难得放松一下，多玩会游戏也未尝不可。有的孩子由老人照料，只管吃饱穿暖，不管上网问题。有的家长则喊“冤枉”称，孩子以学习需要为由，让刷脸认证，没想到是玩游戏。还有家长说并不知道青少年防沉迷的规定。　　2021年11月5日发布的《中国游戏产业未成年人保护进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通知》落地后，85.8%的未成年人在玩游戏过程中曾被防沉迷限制。其中，有42.8%未成年人直接向家长索要过身份证，甚至有11.3%的家长并不了解未成年人索要身份证的目的。　　此前有媒体报道，家住浙江杭州的虞先生称自己卡里少了7.5万元，查了消费记录才发现有200多笔游戏充值支出，一经盘问原来是自己年仅13岁儿子消费充值的。之前，每次儿子让他扫脸都会配合。　　沉迷网游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郗培植曾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原因进行过深入调研。他告诉记者，一些游戏商家在开发网络游戏时会将上瘾机制设置在游戏中，比如设计好看的游戏皮肤和互动机制，让玩家团队作战，增强黏性；朋辈效应也让未成年人对网络游戏欲罢不能，他们每天交流游戏内容，不参与游戏就无法融入集体。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不但会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对他们的心智、情绪也会产生巨大影响。比如，未成年人会模仿游戏中的暴力、血腥行为。”郗培植向记者介绍了他曾经接触过的一个案例，一个17岁的孩子，在网吧中连续玩了3天CS(反恐精英)游戏，出门吃饭时和别人起了冲突，他拿起身边的凳子砸向对方的头部，并反复殴打对方。事后，他说自己当时误以为还处于游戏中。　　对此，刘敏感同身受，儿子迷上网络游戏后，不仅学习成绩急转直下，而且视力急速下降，反应能力和理解能力也直线下降，“每天只想玩游戏，平时带他出去玩，也表现得非常自闭，不愿意与他人交流”。李阳阳的姐姐发现，“李阳阳的暑期生活好像只有打游戏，根本不看时间，人变得越来越内向”。　　治理网络黑灰产链　　家校联动加强监管　　如何解决未成年人沉迷网游问题？　　根据《报告》统计，54.8%的家长希望能通过直接监测未成年人游戏时长或开发手机管理软件，了解并控制孩子的游戏状态。实际上，目前已有多家游戏企业建立了家长监护平台，但相关数据显示，仅有约两成家长加入监护平台，大量家长没有加入或者没听说过这一类平台，家长监护平台未能完全发挥作用。　　郑宁提出，应对游戏账号租赁、买卖等网络黑灰产加强整治。“不论是电商平台上的游戏账号租赁、买卖等服务，还是社交平台上个人之间的账号租赁或出售业务，实际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　　他分析说，网络安全法规定，我国实行网络实名制，网络运营者为用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册等服务，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确认提供服务时，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同时，规避实名认证和防沉迷系统违反了网络安全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可能衍生出个人信息泄露、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除了政策指导、法律规制外，要想真正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还需要家长和学校的共同重视和努力，家长要尽到监护职责，控制未成年人上网时间和权限，可以和孩子共同制定家庭上网公约，并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有效陪伴。”郑宁说，学校和家长也要联动，同时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教育，引导青少年合理分配时间；政府、学校、社会公益组织要加大投入力度，提供优质公共资源，让孩子拥抱大自然，提升审美，开阔眼界。　　“家庭是网络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孩子自由使用网络的时间主要是在家里。未成年人的保护，是个社会治理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我们只着眼于技术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技术是基础，但是教育才是关键。”郗培植说。　　除了必要的监督之外，有专家提醒，一部分孩子从过去每天接触网游的状态中抽身出来，过渡阶段可能会产生心理和行为上的不适，需要家长做好相应的开导与预防。　　值得注意的是，从之前发布的《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来看，城市和农村的未成年人在使用网络的内容选择和时长上有一些差异。城镇未成年网民更多使用搜索引擎、社交网站、新闻、购物等应用，而农村未成年网民使用短视频、动画或漫画等休闲娱乐的比例则高于城镇。　　对此，郗培植建议，应加强对农村未成年人及其家长的教育引导，农村地区的学校也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记者 赵丽 实习生 赵婧宜）来源：法治日报  

“假离婚”并非法律术语，意指婚姻当事人双方为了共同的或各自的目的，约定暂时离婚，待既定目的达到后再复婚的行为。现实生活中，夫妻双方为了取得购房资格、规避夫妻债务或者追求其他利益等，采取通谋离婚的形式来达到目的。然而很多情况下，夫妻双方的通谋离婚很可能演变为因一方拒绝复婚导致最终彻底分手。那么，如何评价“假离婚”时在民政部门达成的离婚协议书的效力，以及应否按照该协议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此有无相关规定呢？案情回顾王某与林某于1985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一子，现均已成年。王某、林某于2016年签署《说明》，内容如下：王某、林某去办理离婚手续是为了方便海淀某小区201号房子的出售，二人名下的其他财产不做分割，是共同财产。次日，双方签订《协议书》，内容如下：北京海淀区某小区201号为王某、林某共同财产。新购朝阳区某小区506号房屋也为王某、林某共同所有。签订该《协议书》当日，双方登记离婚。离婚后，男方王某不同意复婚，并提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林某坚决要求复婚，多次协商未果后，王某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之诉，主张此前在民政局的离婚协议是假，要求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王某、林某在民政局协议离婚时登记备案的《离婚协议书》约定：位于海淀区某小区201号楼房一处归女方林某所有，归男方王某所有的共同财产为“无”；债权债务为“无”。王某主张双方离婚是为了出售海淀区房屋时规避税费，实际上并未分割共同财产，出售海淀区房屋的款项和新购买的朝阳区房屋均是夫妻共同财产。林某认为，《离婚协议书》的形成时间晚于《说明》，其效力也高于《说明》，因此海淀区房屋应为林某离婚后的个人财产，不应重新进行分割。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双方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登记，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但就共同财产而言，在双方办理离婚登记的当日，又签订《协议书》明确约定海淀区房屋、朝阳区房屋均是二人共同财产。且在离婚前一日二人曾签订《说明》，解释双方办理离婚手续是为了方便出售海淀区房屋，二人名下的其他财产不做分割。结合海淀区房屋出售、朝阳区房屋购买的时间，可以认定二人离婚的真实意图系为了获得离婚带来的经济利益，规避国家的管控政策。故法院最终认定海淀区房屋是二人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以该房屋售房款购得的朝阳区房屋以及盈余房款均属于双方共同财产，应予分割，具体分割比例结合双方在婚姻期间的贡献及过错程度等因素酌予确定。案例评析一、婚姻关系是否解除的效力评价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八十条新增加了关于解除婚姻关系生效时间的规定：“完成离婚登记，或者离婚判决书、调解书生效，即解除婚姻关系。”即明确了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的同等效力，一旦离婚登记完成，婚姻关系即宣告解除。该规定符合离婚行为的特殊性。离婚行为作为涉及离婚当事人切身利益的一种重要民事法律活动，是导致婚姻家庭关系发生重大变更的身份法律行为，包含了民政机关的形式审查、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等因素，具有既定力，一旦离婚，身份关系不可逆转。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相关规定，协议离婚应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当事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二是夫妻双方均有同意离婚的明确意思表示，三是夫妻双方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及债务处理等问题达成一致形成书面离婚协议。其中第三点，是民法典关于离婚协议的内容和要求新调整的内容，强调要有明确的书面协议，且书面离婚协议必须载明的主要内容，以此进一步规范离婚登记手续以及协议离婚的审查标准。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讲，只要当事人在离婚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自愿签订了离婚协议，并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无论其真实目的为何，都具有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效力，当事人不享有请求撤销的权利。本案中，林某与王某共同办理离婚登记，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认定双方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且双方离婚的真实意图系为了获得离婚带来的经济利益，规避国家的管控政策，事实上二人对离婚的法律效果是明知且积极追求的，因为只有离婚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因此在解除双方婚姻关系这一点上，应认定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王某所称“假”离婚已经引发二人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后果。二、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部分的履行问题登记离婚的重要形式和载体是离婚协议。从本质上看，离婚协议是针对离婚而衍生出的多种身份与财产内容所产生的复合型协议。虽然婚姻关系的实质是身份关系，但这种特定的身份关系伴随着法定的财产关系，而这种法定财产关系是允许夫妻双方通过约定加以改变的，这种约定即是关于财产权属问题的合同。因此，涉及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部分的协议内容，不仅受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调整，在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亦应将“合同编”的原则作为适用法律的依据。“假离婚”案件中，有的夫妻一方在诉讼中主张“假离婚”并非是为了恢复原来的夫妻关系，而是因为双方在实施“假离婚”的过程中，财产的分割并不是慎重考虑的结果，或者为了规避管控政策，财产分割并不反映自己的真实意思，甚至增加了己方负担，故而要求法院对财产重新进行分配。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一般原则上是将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区分进行处理，尽管肯定了当事人协议离婚对身份关系处理的效力，但仍需对离婚协议中财产处分的真实意愿进行审查。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的协议效力应当满足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如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如果有证据确实能够证明该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并非双方真实意愿，违背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则应当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重新进行分配。本案中，林某与王某在离婚前一天签订《说明》，在离婚当日又签订《协议书》，内容均明确表达了双方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备案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分割部分的约定是虚假的，结合海淀区房屋的买卖合同、朝阳区房屋的买卖合同签订时间均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与上述《说明》、《协议书》的内容一致，因此可以认定《说明》、《协议书》更能体现出二人当时的真实意思，故法院最终采信王某之陈述，认定海淀区房屋是二人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以该房屋售房款购得的朝阳区房屋以及盈余房款均属于双方共同财产，应予分割。当然，在具体分割时，仍应结合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是否存在过错、对婚姻的贡献等情况酌予确定分割的比例和数额。来源：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本报通讯员 汪勇在湖北省宜都市,有个“夫妻警务站”——高坝洲镇青林寺村警务站,民警余忠明和辅警余文玉是夫妻,两人携手扎根基层、服务群众。青林寺村警务站组建两年来,余忠明、余文玉夫妇化解矛盾纠纷116起,协助破获刑事案件7起,协助抓获逃犯3人,协助兄弟单位抓获犯罪嫌疑人4人,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站点、大事不出村镇、矛盾不上交”。夫妻安心到基层青林寺村是典型的城乡接合型社区,辖4个自然村27个村民小组,共2630户8752人。2020年,已是宜昌市公安局高坝洲派出所教导员的余忠明放弃到宜都市公安局机关工作的机会,主动请缨,下沉到青林寺村警务站驻守。考虑到站里工作繁杂,组织上就将之前在基层派出所从事户政内勤的余文玉一并派去,成立了宜昌市第一家“夫妻警务站”。“能和丈夫一起驻守警务站,其实也是组织上对我们家庭的关心和照顾,我们要安心扎根警务站,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和村民之家来守护。”余文玉说。走进警务站,接警台、服务台、调解室收拾得井井有条,后面的生活区简陋而温馨,充满着“人间烟火气”。余忠明夫妇参与治安宣传、救助群众、治安巡逻、入户走访、调解纠纷、信息核查工作,积极构建社区一刻钟、农村半小时“服务圈”,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服务。夫妻俩驻守青林寺中心警务站,在工作和生活上,时间和节奏高度同频共振,是亲密的伙伴和战友。夫妻同在警务站工作,上级如何监督?宜都市公安局主动实施实时评查与终结评查、流程检查与节点检查、专项评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法,科学设置合理的监督考核指标、考评细则和积分规则,制定出台“红黑榜”,让夫妻俩既能安心工作,又能在青林寺落地生根,切实为群众服务。夫妻齐心护平安“这次村里扩宽道路,涉及几十户居民,有户居民担心修路会影响到自家住房,始终不同意田地被征收。”青林寺村党总支书记、主任廖丰说。得知情况后,余忠明夫妻主动上门做工作,一次不见就去两次,两次不见就去三次,最终被请进了家门。“我不是不配合,是担心修路会影响到房子。”居民刘某说。对刘某的担心,余忠明晓之于理,动之以情,悬了5年的拆迁难题最终得以解决。近年来,随着古镇开发、征地拆迁等建设项目的增加,青林寺村人员密集,矛盾纠纷及各类隐患显现。“社区里的麻烦事、困难事,只要他们上门去说一说,基本上都能得到解决。”高坝洲派出所所长邓绍华说,夫妻俩通过“有事上门促促和、无事串门聊聊天”的形式,打牢了社会治理民心基础。围绕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宜都市公安局始终把派出所“强基工程”作为系统研究制定警务站布局建设工作规划,实现警务工作重心下移到一线,实现基层治理由量变向质变升级,构建起多元共治、条块协同、上下联动的基层治理体系。在余忠明看来,“夫妻警务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宜昌的具体实践。“调解纠纷时,我主要讲法律、讲政策,会对当事人有种紧迫感,加之我的性格较为急躁,一旦发现情况不对,她会立即上前缓和气氛,从小处入手,摆事实、讲道理。”余忠明说,他从法律上来处理问题,而余文玉则从女性的角度,以柔情感化人。去年,青林寺村警务站辖区里一对离异夫妻因争夺儿子的抚养权,闹得不可开交。余忠明多次调解,但效果不明显。就在他觉得棘手时,余文玉带着儿子去了对方开的商店,以给孩子买玩具的名义,解开了这位母亲的心结,成功化解了矛盾纠纷。夫妻携手共进步余忠明在入户走访中得知,78岁的熊大爷卧病在床,因身份证遗失,就医时无法报销新农合医保。余文玉随即带着相机上门,帮熊大爷及时补办了身份证。“走访中了解到村民需要帮忙的,只要是警务站能及时办理的,都会立即办理;超出受理范围的事,会记录下来协助办理。”余文玉说,今年警务站主动为村民办理各类小事305件。村级治理工作千头万绪,小小警务室,工作琐碎繁杂。余忠明夫妇从点滴小事做起,尽心尽力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交代,村民遇到问题,24小时都可求助警务站。余忠明夫妻俩在护学执勤中发现,经常有孩子因家长无法及时来接而滞留。每次执完勤,夫妻俩又多了一项任务——无偿开展“代理妈妈”爱心活动,把校门口“留下”的孩子接回警务站,陪他们吃饭、做作业、玩游戏,直到家长陆续赶来将孩子安全接走。近年来,青林寺村以“近邻党建”为抓手,以“夫妻警务站”为载体,主动联系驻乡镇的公、检、法、司、交等政法部门,组建“田头普法宣讲队”,在田间地头、村民家中,入户走访“点对点”精准宣传、“屋场会”中“点对面”“泡泡茶”“做做客”等形式入户普法,提高法治宣传教育实效。青林寺村是著名的“湖北民间谜语村”。去年国庆长假,青林谜镇的大片粉黛子草成了网红打卡地,每天有数千名游客涌进。余忠明夫妇和派出所同事一起,贴心为游客做好服务。“我们是夫妻,也是同事,遇到事情好沟通。在处理事情时她用眼神提醒我,我就会调整好状态。晚上回来,她会帮我分析:今天调解时,你哪句话说得好,哪句话说得不合适。这样一来,我下次调解就会更注意,工作效果更好。”余忠明说。来源：法治日报--法治网  

□ 本报记者 王莹卖一张银行卡就能获利数百元,这样的“好事”怎能轻易错过。可正是这张小小的银行卡,却能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2020年4月,朱某(另案处理)找到朋友陈某帮忙,说有人收购银行卡用于网络赌博刷流水,让陈某也卖几张银行卡给他。陈某正愁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便出售一张银行卡给朱某,获利500元。该银行卡被收购后,仅仅两个月就为电信诈骗提供转移资金达220余万元。经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陈某被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是2015年11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的新增罪名,主要指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犯罪行为,是电信网络犯罪的重要帮凶。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的一组办案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帮信犯罪6.4万人,帮信罪已成为各类刑事犯罪中起诉人数排名第三的罪名,仅排在危险驾驶罪和盗窃罪之后。那么,如此高发的帮信罪有哪些显著特征?这类犯罪背后隐藏着哪些社会治理问题?怎样才能有力促进电信网络犯罪源头打击治理呢?犯罪嫌疑人“双低”问题突出“生活中,帮信罪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帮助犯罪团伙非法买卖手机卡、银行卡(以下简称“两卡”),然后提供转账、提取现金等服务,此举无疑是帮助互联网犯罪团伙获取违法收益,逃避法律责任。”北京汇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子菲告诉《法治日报》记者。2019年11月,最高检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出台《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帮信罪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司法认定问题。“帮信罪所帮助的上游电信网络犯罪主要集中在两类犯罪中,一类是网络诈骗,另一类是网络赌博犯罪。”刘子菲分析说。除了非法买卖“两卡”,帮信罪实施的行为方式还包括提供专业技术支持、软件工具,如GOIP设备、批量注册软件等,提高犯罪效率、降低犯罪成本。此外,还有开发专门用于犯罪的黑产软件工具,如秒拨IP等,逃避监管或规避调查。2022年上半年,检察机关以帮信罪起诉的人员涉及全国各个省份,特别是在电信网络诈骗高发重点地区,帮信罪起诉人数也相对较多。数据显示,帮信罪犯罪嫌疑人低龄化现象突出,30岁以下的占64.8%,18至22岁的占23.7%;低学历、低收入群体占多数,初中以下学历占66.3%、无固定职业的占52.4%,。记者了解到,帮信罪多以犯罪团伙形式实施,如“卡农—卡商—卡头”的组织模式,分工相对明确,便于持续性、规模化为上游犯罪提供支持帮助。与传统犯罪团伙不同,帮信犯罪团伙内部不同层级、成员之间往往不曾谋面,平时主要通过网络以代号、暗语等方式联系,看似联系松散实则协作紧密,而且不同层级、不同成员往往同时为多个上游犯罪集团提供帮助,危害更大。网络陷阱盯上在校学生某大学学生涂某长期在校园内外收购他人银行卡,提供给不法分子使用,同时唆使同为在校生的女友万某向同学收购8套银行卡后出售。这些银行卡被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21名被害人向银行卡内转入被骗资金207万余元。随着帮信罪案件激增,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其背后折射出的社会治理特别是网络治理问题较为突出,其中就包括在校学生涉案问题。一些在校学生受老乡和校园周边不法分子蛊惑,出售、出租“两卡”,沦为“工具人”。也有学生在校园里招揽同学收购“两卡”,发展为“卡商”。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还发现,与在校生联系紧密的招聘、实习、兼职领域涉案问题也较为突出。一些网络招聘平台对招聘企业资质、发布招工信息等缺乏严格审查和管理,导致应聘者陷入不法分子设计的陷阱,最终触犯帮信罪。有的学校对学生就业指导不到位,对实习单位审核不严,导致部分在校学生在实习兼职过程中受骗参与电信网络违法犯罪活动。此外,“业内人士”涉案问题也比较突出。一类是科技公司从业人员,他们抱着“赚快钱”的想法,以“技术中立”为挡箭牌,实则沦为犯罪的“技术助攻”;另一类是通信、金融等行业内部人员。他们违反“实名制”规定大量办理“两卡”并非法出售、提供,成为电信网络犯罪主要的工具输送渠道。如某通信公司驻某大学校园网点代理商,利用申请手机卡的学生信息,私自办理校园宽带账号500余个,并以每个账号2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上游买家,其中部分账号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惩治帮信犯罪需打防结合针对帮信罪的特点以及带来的社会治理、网络监管问题,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委员、第四检察部主任陈颖认为,要坚持惩防治相结合,在依法全链条惩治帮信犯罪的同时,强化类案监督、推动诉源治理、深化以案释法,筑牢帮信犯罪社会防线。首先,要突出打击重点,坚决遏制帮信犯罪滋生蔓延。重点打击帮信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分子、涉案公司主要负责人和行业“内鬼”,建议对行业内部人员依法宣告职业禁止。同时,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涉案人员众多的案件,注重区分地位作用分类分层处理,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确保办案良好效果。其次,要统一司法尺度,提高帮信案件办理质效。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福建省检察院会同省公安厅、省法院进一步明确帮信罪法律适用、政策把握等问题,统一司法办案尺度,形成协同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工作合力。同时,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沟通和信息通报制度,对于办案中发现的疑难复杂问题,加强共同研究,充分凝聚共识,确保案件办理“三个效果”的统一。第三,要强化类案监督,协同推动网络诉源治理。坚持依法能动履职,推动个案监督到类案监督转变,对于涉“两卡”类案件,围绕新开账户审核、存量账户排查、高风险账户风控等方面,提出“检察预警”,推动实现全流程监管。此外,法治意识淡薄是多数人触犯帮信罪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坚持预防为先,聚焦案件高发群体、重点行业和问题突出区域,加强以案释法,强化警示教育,防止普通群众沦为犯罪“工具人”;会同教育部门持续深入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提升在校学生法治意识;会同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加大对电信、金融、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员的法治教育力度,提升其职业素养和法治意识。来源：法治日报--法治网  

□ 关爱未成年·暑期防沉迷□ 本报记者 赵丽□ 本报实习生 贾靖枭“大家都玩,一定是因为好玩!”今年9月即将升入小学三年级的北京男孩恺恺,自从3年前接触奥特曼卡片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是暑假,家长管得没那么严,恺恺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买卡片和玩卡片上。恺恺最早接触奥特曼卡片是在幼儿园,上一年级的时候开始迷上了玩卡片,经常央求爸爸妈妈给他买卡片,被拒绝后就找爷爷奶奶买。让恺恺妈妈担忧的是,今年暑假,恺恺几乎没有其他兴趣爱好,在家、出门甚至睡觉都抱着卡册,一边翻还一边念叨各个奥特曼的名字,“背课文记不住,记奥特曼的名字倒是门清”。一张小小的卡片,缘何有如此大的魅力?《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校园附近的小卖店和文具店里,奥特曼卡片成了当之无愧的“顶流”,摆放在显位;在电商平台,月销量数万的店铺也不少见,销量好的光评论就达50万+。不少家长抱怨,孩子沉迷于此,花费了大量精力、金钱,奥特曼卡片已经成为影响孩子健康成长的“毒瘤”。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有必要在制度层面对形形色色的“盲盒”“卡包”等立规矩、画红线,禁止销售带有博彩性质、容易引发购买成瘾的商品和游戏。家长要及时发现、合理引导,监管部门应对生产和售卖“盲盒”卡片的商店予以处罚,学校应明令禁止玩耍“盲盒”类卡片。形成卡片置换文化为融入圈子而购买北京男孩豆丁今年8岁,买第一包卡片是为了融入“圈子”。“班上至少有一半男生都在玩,下了课就一起讨论抽到了哪张牌。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们,这个好玩在哪,有个同学直接扒拉我说‘不懂别在这站着’。”豆丁说,为了能“站在圈子里”,他就让接送自己放学的姥姥每天给他买一两包卡片。上小学五年级的北京男孩轩轩也有相似的遭遇。“班上有个同学花了1万多元购买卡片,拥有的卡片填满了好几本卡册。有时候同学们都围着看、一起讨论,我也想凑上去,但人家根本不搭理我。”这也是不少小朋友最初购买奥特曼卡片的原因。当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开始玩卡游,并相互交换收藏、展开交流时,卡片置换的文化就会在班上流行起来,吸引更多小朋友加入。记者走访了北京30多名玩卡片的儿童后了解到,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同学介绍才开始了解卡片的。压岁钱和零花钱是购买卡片的主要资金来源,压岁钱的金额也决定了拥有卡片数量的多少。其中,不乏单次购买金额较大的。11岁的子航在班级里是公认的卡片“收藏家”,而要得到这样的“地位”,他每周购买卡片的费用都在百元以上。“我有个朋友,他妈每次给的零花钱最少有100元,都用来买卡片了,我估计他有一万张卡。”子航说,不过卡的数量并不是最令人羡慕的,卡的等级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拥有更多稀有卡的小朋友,往往能收获更多好朋友。对此,在北京某小学教授心理健康课程的杨老师认为,大家都玩的时候你不玩,你可能就没法融入这个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买卡集卡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有的未成年人通过积攒、交换、赠予等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寻找新的友谊。杨老师告诉记者,他曾追踪过几个沉迷奥特曼卡片的男孩子,发现与正常社交属性的不同之处在于,游戏卡片有一个沉迷机制,即商家持续不断推出新卡、所谓稀有卡片,吸引孩子不停地追着买,“一开始花少量的钱就可能获得一些稀有卡片,形成吸引力,然后买着买着就上瘾了”。购买卡片像拆盲盒具有初级博彩性质采访中,不少小朋友说起奥特曼卡片时如数家珍。“奥特曼卡片分为不同的稀有度等级,从 R、SR、SSR到SGR、UR、MR等,稀有度越高的卡片攻击力通常也越高。”子航说,要想在同学间炫耀一下,必须得有一张高稀有度的卡,而为了获得这种卡就需要不断地购买,且新发售的卡一定比以前发售的卡攻击力更高、更炫酷。据介绍,卡片的主要玩法是集换式游戏,不仅可以用来对战,还会不断推出新的系列、款式和套装。因此,抽到稀有卡成了无数未成年消费者的梦想,但用“过来人”的话说,就是“玩家永远在收集的路上,却又永远无法拥有全部稀有卡片”。豆丁很喜欢这种开盲盒的感觉,据他的经验,一次性买3包一定会有稀有卡。一名受访小朋友告诉记者,因为资金有限,他一般只买含有8张卡片的5元卡包,能否抽到稀有卡就完全得看运气了,“有一次,我在5元包里抽出了梦比优斯的签名卡,让其他小伙伴羡慕不已”。8月2日下午,当记者在北京西城一家卡游线下店选购了两盒限量款奥特曼卡片时,几个小朋友立即围了过来,说想要帮忙拆卡包。一名小朋友说,自己并不想要卡,只是单纯地喜欢拆卡包的快感。拆完以后,丢下一句“没什么好卡”就跑开了。在北京西城一家售卖奥特曼卡片的店铺工作的李女士告诉记者,卡游门槛级的消费在一年两三百元,但也有一年花几万元的,“一些家庭优越的孩子,可以为了一张想要的卡购买大量卡包,一边拆一边往垃圾桶里扔不想要的卡”。“商家根据动漫形象开发卡片,将卡片作为商品对外出售,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商家将所谓的稀有卡片,随机与普通卡片放在一个包里销售,便具有博彩的属性了。”杨老师说,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游戏行为,而是流行于未成年人群体之间的一种初级博彩行为。“那段时间,只要手里有钱就去买,并且想尽办法搞钱买卡。”一名曾沉迷卡片的北京初中学生告诉记者,每次拆开卡包前,总有心跳加速的感觉,好像在开宝箱,一旦抽到稀有卡就会瞬间兴奋地跳起来,连续抽不到好卡片就会很失落。“有一次,我花20元就抽到了HR卡片,那种感觉就像买彩票中了500万元大奖一样。”卡片聚会享受赞叹卡片对战疯狂买卡“放学回到家,小区里的小朋友们就会带着卡册一起出来玩,展示卡片,或换卡、送卡。如果有人拿出一张绝版SP卡,大家瞬间就兴奋起来,一堆人围着他交流,这就是卡片聚会。”今年8岁的小涛是一个卡片“发烧友”,相比别的小朋友,家里开超市的他站在了卡片“食物链”的顶端。用小涛的话来说,他轻易不出手,只有遇到了与自己旗鼓相当的“收藏家”才会和他们换卡。在这种聚会上,别人有的稀有卡小涛通常都有,“我就是享受来自其他人的赞叹,比如‘你咋有这张卡了,这张只能在一弹荣耀里才能抽到’,这种懂行人的夸赞听起来最爽”。此外,互相送卡还是低龄卡友们社交的一种方式。“有一次,好朋友送了我一张假卡,我发现后就决定以后再也不把他当做好朋友了。”豆丁说,如果有人送了自己真卡,并且还是稀有卡,那这个人以后就是自己的“铁哥们”了。除了换卡、送卡,卡片对战也是受访卡友们的兴趣所在。恺恺说,对战的规则非常简单,一般大家会先判断卡片的真假,之后根据各个卡片上标注的防御和进攻数值一较高下。为了避免一直输,大家新增了石头剪刀布的玩法,根据输赢定对战输赢,输方需要将自己对战所用的卡片送给赢家。“如果可以通过对战赢得一张自己没有的稀有卡,那简直是幸福感爆棚。”恺恺说,对战是他买卡片的主要目的,有时候对战输了,自己就疯狂买卡,恨不得立刻把所有的卡片都赢回来。豆丁正在利用这个暑期研究对战战术,目前的“研究成果”是:R卡等级最低,可以先出等级比较高的卡,赢别人的卡;如果只剩R卡,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赶紧撤离,等自己抽到高级卡再与别人对战。谈起卡片眉飞色舞学习成绩一落千丈采访中,多位家长都表示无法理解为何小孩子会如此喜欢奥特曼卡片。“我不觉得这些卡有啥价值,不懂这些卡片的魔力在哪,但孩子一有空就摆弄,谈起卡片眉飞色舞。”一位北京家长忧心忡忡地说道,“夏令营说太热不想去,网课说太累也不上,每天就窝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琢磨卡片,感觉这孩子要‘废’了”。“我们班有几名同学,以前还是班干部,后来渐渐迷上了卡片,学习成绩退步;他们还总抢其他同学的稀有卡,被老师发现后严厉批评了。”轩轩说。因为沉迷卡片而导致学习成绩一落千丈的案例,在受访同学口中比比皆是。对此,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儿童教育专家宗春山认为,青少年以游戏为目的,希望购买奥特曼卡片的本质是娱乐和社交。爱玩是儿童的天性,但这种盲盒式卡片、盲盒式文具等带来的刺激感,远胜于传统游戏。与成年人购买盲盒不同,未成年人对这样的刺激抵御能力更低。而面对盲盒这种新鲜事物,我国尚没有对盲盒类产品销售制定全国性法规,让未成年人过早接触此类商品是否合适,值得商榷。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应该积极参与,多给孩子一点陪伴。来源：法治日报--法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