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不到20平方米，一把旧藤椅、一对沙发就是最好的摆设；他总说让孩子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  　　他们曾是刘少奇身边的警卫员、家庭保育员，在那个年代，他们与刘少奇朝夕相处。在他们的眼中，生活中的刘少奇是怎样一个人？昨日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12周年纪念日，在宁乡花明楼刘少奇纪念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杨淑梅、贾兰勋、于云德三位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聆听这三位老人讲述他们当年在少奇身边工作的故事。  　　让孩子尝尝吃不饱的滋味  　　今年已是77岁高龄的杨淑梅老人，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年，她才19岁。1951年，中央军委去山东招干，杨淑梅有幸入选，在中央军委保育院学习了8个月保育知识后，她被分配到了少奇同志家里。  　　“我做梦也没想到，刚从山东农村来到北京，就调到了中南海工作，更没想到会调到少奇同志身边，我感到十分光荣。”1952年6月的一天，杨淑梅第一次见到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第一次见到这么高职务的国家领导人，杨淑梅十分拘谨，可少奇同志第一声招呼让她感到格外亲切：“杨淑梅同志，欢迎你来我家工作。”杨淑梅激动地叫了声“首长”，刘少奇听了严肃地说：“不要称首长，要叫同志，我们都是同志，只是分工不同。”说完，少奇同志微笑着和杨淑梅告别，嘱咐她有什么困难只管说。  　　“少奇同志很清贫，生活非常简朴。”杨淑梅回忆说，刘少奇对孩子要求十分严格,他总说：“穿衣服也不能脱离群众，让孩子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平时在家里，刘少奇和王光美总是穿布衣服和布鞋子，穿得和工作人员一样。“王光美总是穿一身蓝色咔叽布衣服，洗得都褪了色。”每当工作人员穿一件新潮衣服，少奇同志都会好奇地看看，笑笑说：“啊，你的衣服比我的高级呀！”  　　“在少奇同志身边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心里只有工作。”1953年夏天，天气特别热，那时候没有空调，就连电风扇也没有，卫士们只能弄点冰块放在刘少奇的办公桌下；很多时候，少奇同志都是一忙几天门都没有出。  　　说起“难忘的春耦斋舞会”，杨淑梅对这段记忆印象深刻。上世纪50年代，中央办公厅经常在星期六晚上在中南海的春耦斋举办舞会、放电影，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有时会去那里跳舞。杨淑梅开始只敢站在舞场外看热闹，后来敢与男同志跳舞，最后杨淑梅还萌发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请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和少奇同志跳舞！杨淑梅的第一个舞伴是朱老总，看到几位国家领导人都十分和蔼可亲，杨淑梅还大胆地邀请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少奇同志跳舞。

这一走，罗亦农再也没能回家！置身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要尽快实现自己的理想。五卅运动、北伐、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虽然回国后他也曾离家很近，工作地点与家乡仅一江之隔，但他总是安慰自己：下次吧，等下次……然而，投身于革命斗争中的罗亦农没有等到下次机会。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罗亦农于1921年底转入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同时介绍刘少奇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3月，在莫斯科学习四年的罗亦农按党组织要求回国，任中共广东临时委员会成员，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参与组织和领导省港大罢工。同年10月，调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党校校长，12月起调任中共上海区(即江浙区)执委会书记，后兼任上海区执委会军事特别委员会书记和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　　1926至1927年，罗亦农与赵世炎等人两次领导上海工人举行起义，虽未成功，但他们没有气馁。当记者问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举步维艰，罗亦农为何还能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时，龙正才说：“这与他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有关。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他能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与作用。”　　　罗亦农从不消沉的意志一直鼓舞着他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3月21日，罗亦农与陈独秀、周恩来、赵世炎等一道，成功指挥发动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3月21日，上海80万工人开始罢工，学生开始罢课，商人开始罢市。总罢工实现后便马上转入武装起义。武装起义以工人纠察队为先锋，按照预定计划攻打各警署和兵营。起义工人攻下市电话局、电报局，占领警察局和兵营。法商电车公司的5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只有5支手枪和40把斧头，他们攻下南市第二警察署并打开南市衙门，释放了被关押的政治犯。许多政治犯来不及砸断脚镣和手铐，立即带领工人纠察队去武器库取出枪支弹药，得到武器的起义工人，又冲击敌人的堡垒。在战斗中，市民奋勇助战，为起义工人修筑工事；大小饭店的店员赶制食品，供应前线；在工人武装的强大攻势下，敌人挂起白旗缴械投降。武装起义的成功给国民党反动派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同时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此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中国革命的形势十分危急。　　在这样密集的血腥屠杀面前，罗亦农在泥城桥旅馆召集八十多人的大会，他说‘你们看，国民党那么狠，但他们没有把我们杀光嘛。他杀得光我们吗？共产党人越杀越多，就像割韭菜一样，越割越多。’他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所以他从不灰心，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此后，罗亦农奉命调离上海，到武汉参加党的五大，并当选中央委员。1927年5月至9月，他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在党的八七会议上，罗亦农和大多数同志一起，坚决反对党内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右倾错误政策，主张用革命的、武装的手段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不久，又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代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等职，负责领导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等省的工农革命与党的工作，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底离开武汉前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为筹备召开党的六大，罗亦农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冒着极大危险，到湖南、湖北等地了解情况，在上海听取各地同志汇报情况，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党制定全国革命斗争方针作准备。他还与瞿秋白一起拟写提交六大的《党纲草案》。正当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即将赴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之际，1928年4月15日，因叛徒出卖，刚刚约见完邓小平的罗亦农，在上海英租界被捕。　　由于罗亦农在中共中央的地位和影响，蒋介石命令陈立夫从南京赶到上海处理罗亦农一案。面对敌人的审讯，罗亦农除了告诉他们自己公开的姓名和身份外，一句话也未多讲。气得陈立夫破口大骂：“这就是共匪的领袖！比茅厕里的砖还要臭，还要硬！”就在周恩来、陈赓和顾顺章等中央特科的同志积极准备营救时，蒋介石从北伐前线——山东曲阜发给陈立夫“就地枪决！”的指示。　　罗亦农在狱中写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的绝命诗，于4月21日，在上海龙华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26岁。　　闻此噩耗，周恩来悲痛不已。为了不惊动左邻右舍，他把脸浸入有水的脸盆里，边哭边洗，边洗边哭……　　1928年5月30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20期上，中共中央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悼罗亦农同志》的专文，写道：“亦农同志被害了，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他的死是莫大的损失！”(中国青年网记者　李盈盈)　　记者手记：　　湘潭市红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龙正才告诉记者：“2012年5月18日，罗亦农的家乡湖南湘潭县举行了‘纪念罗亦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大家深切缅怀罗亦农的丰功伟绩与革命精神。80多岁的老同志、湖南省政协原主席刘夫生感慨地说：‘罗亦农同志只活了26年，可我们80多年也没有做他那么多事，没有作过那么大的贡献。他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谨以一名老党员、老同志的身份，向他表示永久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来源：红色故事网

“你们长年在山崖间清洁环境，日复一日呵护着千年迎客松，用心用情守护美丽的黄山，充分体现了敬业奉献精神。”　　8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勉励他们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黄山之巅，迎客松畔。双手接过总书记的回信，“中国好人”李培生和胡晓春热泪盈眶。　　李培生是黄山景区的一名环卫放绳工。这份工作需要在悬崖峭壁上拣拾随风落向山谷的塑料袋、游客掉下的物品。　　△李培生在进行环卫作业。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放绳既陌生又恐惧，悬崖垂直落差大的有十几层楼高，头一次下去身体直打哆嗦。”回忆起第一次“飞檐走壁”，李培生至今难忘。　　经过专业训练和实地操作之后，李培生对这份工作已是驾轻就熟，凭借一根绳索，在峭壁上行走自如。在旅游旺季，他每天要放绳七八次，上下一趟需要一个小时左右，这对体力和耐力都有着极大的考验。　　20多年来，李培生累计放绳高度达1800公里，相当于200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每隔两个小时，胡晓春就要对迎客松进行巡查检测。　　一个人守护一棵松，一守就是12年。这是“中国好人”胡晓春的故事。　　为更好保护迎客松，黄山风景区派专人对迎客松进行24小时的特级“护理”。迄今，在所有“守松人”当中，胡晓春虽然最年轻，但守松年限却是第二长。　　除了观察树皮、梢头、枝丫、冠顶之外，胡晓春每天的巡检细到连松针都不放过。　　李培生和胡晓春相识多年，敬业奉献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近日，他们一起参加生态文明培训班。两人在学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时，萌发了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念头。写给总书记的信中，李培生和胡晓春表达了为守护美丽黄山、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的决心。　　“真没有想到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这份巨大的鼓舞不仅是给我们俩，也是给黄山的，更是给所有‘中国好人’的。”接到书信的李培生和胡晓春，前行的动力十足。　　一纸书信，关怀万千。　　总书记在信中提到的“中国好人”， 是一位位拥有大志的凡人英雄。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中央文明办主办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已经开展了10多年。李培生和胡晓春，2012年和2021年先后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　　至今，“中国好人榜”已发布150期，共有16228人（组）入选。他们是成千上万普通人良德善行的缩影。　　海南94岁退休教师符国仲，举家捐款1000多万元，奉献家乡教育事业；重庆花甲老人何明全、段萍友，奋不顾身，在汹涌洪水中挽救生命；安徽“暖心书记”李俊，扎根基层因公殉职、自愿捐献器官……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好人榜”，151人（组）光荣上榜。他们舍小我、顾大家，以初心坚守岗位，用担当奉献情怀。　　“中国好人”用平常心做不平常事，用小爱凝聚人间大爱，为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文明典范、精神榜样和行动指引。　　网友评价：“他们是身边的英雄，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在给李培生、胡晓春的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写道。　　榜样的力量正在转化为亿万群众的生动实践。　　这两天，“沙漠遇车祸一家三口飞奔救人，9岁娃还帮人遮阳”的新闻登上热搜。“车辆翻进了沙漠里，是车祸！快去救人！”在新疆旅行的一行游客在高速路上碰见车祸，他们迅速下车帮忙，一名9岁男孩主动拿出车上的毯子，为伤者遮阳。最终，事故中的4人成功获救。网友们纷纷点赞，并送上祝福。　　近期，浙江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创下历史新高。持续高温给户外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考验。在宁波舟山港，一群检车员，穿着长衣长裤，扎紧袖口，关键时段还要戴上两副手套，防止被车皮烫伤。他们顶着烈日，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班列安全平稳运行。　　40多年如一日照顾患病的大伯哥、无微不至守护病重的养父母……一个个用行动诠释“孝老爱亲”的故事广为流传。　　崇德向善的徐徐清风，吹拂着中华大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追光文学巨匠·纪念沈从文诞辰120周年】　　作者：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今年是沈从文诞辰120周年。对他这个人和他的文学、文化实践的基本理解，需要从孤立的、稳固的、规定性比较强的观念中摆脱出来，在更广阔的时空里，特别是在他与置身其中的20世纪中国的持续性动态关系中，展开讨论。事实上，沈从文的自我、文学、后半生践行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也正是和时代不间断的对话过程及其结果。沈从文（1902—1988） 资料图片　　通过对以往所有生命经验的积累、扩大和化合来确立“自我”　　沈从文的墓碑是一块大石头，正面刻着他这样两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那么，“照我思索”的“我”是怎么回事？　　在20世纪的中国，有一种典型的——因为普遍而显得典型——关于自我的叙述，就是在生命经验的过程中，猝然遭遇到某种转折性的震惊时刻，因而“觉醒”。这种“觉醒”是“现代”的“觉醒”，因为造成“觉醒”的力量，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觉醒”以前糊里糊涂，蒙昧混沌不成形，“觉醒”之后恍然大悟，焕然新生。这种类型的叙述很多，已经成为一种经典模式，不单单是一种文学模式，同时是更为广阔的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一种叙述模式。　　这没有什么奇怪。个人的震惊性经验是和古老中国的“觉醒”共振而生的，社会的现代转型和个人的现代塑形互为因果，互相呼应。从单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现代的“我”似乎主要是由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所促生和塑造的，它的根源不在生命本身，而是外来的力量。　　但是，这种断裂式的“觉醒”没有发生在沈从文身上。他的“我”，不是抛弃“旧我”后新生的“新我”，而是以往所有的生命经验一点儿一点儿积累、扩大、化合而来的，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确立起来。这样确立起来的自我，有根源，有历史。从这个意义上看《从文自传》，就会发现这本书不仅好玩、有趣，而且或显或隐地包含了理解沈从文这个人和他全部作品的基本信息。　　“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是怎么来的？生命的来路历历在目。自传写到21岁离开湘西闯进北京即戛然而止，自我的形象已经清晰地确立起来了。可以说，正是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确认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明朗起来。过往的经验和历程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要叙述和值得叙述，就是因为要靠这个过程才能把自我确立起来。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不同，断裂式“觉醒”的“新我”是靠否定自己的历史而确立的，而沈从文的自我是通过肯定自己的历史而确立的。1984年第8期《大众电影》封面刊发电影《边城》剧照 资料图片　　之所以要确立这样一个自我，对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来说，是为已经可以触摸到的将来而准备的。此后，最能代表这个自我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　　对于更加漫长的人生来说，自我确立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这个确立的自我，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和挑战，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和艰难的重生，而且要在生命的终结处，获得圆满。　　不是说沈从文确立了自我，这个自我就固定住了，因为实感经验在时时增加，生命的来路在刻刻延长，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也会激发出对自我的新的询问和新的发现。　　每到大的关口，沈从文会习惯性地勘探自我的来路，以此帮助辨认现在的位置，确定将来的走向。《从文自传》写在创作的巅峰状态即将出现的前夕，仿佛是对沈从文最好作品的召唤；《从现实学习》于纷纷扰扰的争斗中强调个人在时代里切身的痛感，对自己的文学未来及早作出预言；在孤立无援的时候，他又写过两篇自传，一篇叫《一个人的自白》，另一篇叫《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有心的读者通过这种特殊的写作，能够对沈从文其人其作产生更为深切的感受和贴近的理解。　　带着实感经验的历史和累积的感情来看人看世界　　新文学对“人”的重新“发现”，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物，农民、士兵、水手，如果放进一个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里，大多应该处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他们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沈从文对这些人“有情”，他能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生命的努力和生存的庄严，体会到对人生的忠实与对命运的承担。　　沈从文是一个把根扎在自己实感经验中的人，并且带着实感经验的历史和累积的感情来看人、看世界。他的一句话，经当年的学生汪曾祺转述后，成了常被引用的写作名言：“要贴到人物来写。”看起来是说写作方法，其实牵扯更重要的问题：怎么才能“贴到人物”？没有切身的感情，不能从心底里自然而然地生出亲近感、亲切感，是贴不上的。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方法的事，而是心的事，能不能贴到人物，取决于有没有一颗对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普通人贴近的、“有情”的心。　　沈从文的文学过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有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单从他作品里的人物来说，是他没有把这些人物放到框子里，没有用这种或那种理论的彩笔去给他们涂颜色，没有自以为可以给他们定性，没有把他们变成符号。他们有生机，是生命自身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生机。而且，沈从文并不因为自己对这些人物非常熟悉就自负能够“把握”他们，他给张兆和的信里说：他来写他们，“一定写得很好。但我总还嫌力量不及，因为本来这些人就太大了”。“太大了”，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感受——他坚信生活中的人都是饱满的存在。有不少作家自以为可以“把握”他笔下的人物，就是因为他没有生命“太大了”的感受，他把他们限制、规范在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感受能力之内，当然就“把握”得住了。晚年的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 资料图片　　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止是人的世界，而且要比人的世界大。简单地说，沈从文的文学里面有天地，人活在天地之间。现代以来的大部分文学，只有人世，人活在人和人之间，活在社会关系的总和里面。　　“天地”这个概念，和自然相通，但不是自然；和人事相关，却高于人事。读沈从文的文学，如果感受不到“天地”，会读不明白。譬如说《边城》这篇传播广泛的作品，里面有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没有这种感受，就无法透彻理解作者意图。这个世界有悲哀，可我们读这部作品，还是会强烈地感受到明朗、刚健的力量和生生不息的气象。“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化生的力量永无止息。　　在这里顺便说几句沈从文的景物描写。沈从文作品中的景物，通的是自然，自然又通天地，一层一层往上，所以有无限生机。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景物，是图像化了的东西，是我们的眼睛或者相机截取了的片段；即使我们能够通过片段的景物联想到自然，那也是近代以来我们所理解的自然，是被我们对象化的东西，我们把人当成主体，把自然当成主体的对象。我们虽然欣赏和赞叹沈从文的景物描写之美，却不容易领会他的自然观中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相连的天地大美，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相连的天地大德，当然也就更不容易理解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相连的天地不仁。天道、地道、人道。人道仅居其间，我们只承认人道，只在人道中看问题，只从人道看自然，自然也就被割裂和缩小为人的对象了。但其实，天地运行不息，山河浩浩荡荡，沈从文的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自然在他的作品中，岂止是这样那样的景物描写？　　我还想借这个话题说一个词：人性。很多人谈论沈从文作品，喜欢用这个词。沈从文自己也用这个词。我想提醒的是，沈从文是在一个比人大的世界里说人性的，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论的人性不同，和我们通常在人的世界里说人性不同。他感受里的人性，包含着与人居其间的天地运行相通的信息。　　《光明日报》上的沈从文足迹　　● 1954年10月3日，刊发沈从文的文章《略谈考证工作必须文献与实物相结合》，文章写道，新的文史研究，如不更广泛一些和有关问题联系，只孤立用文字证文字，是路走不通的。几首古诗的注，还牵涉许多现实问题，何况写文学史，写文化史？朋友传说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新中国成立后已超过五百万卷，这是我们可以自豪的一面。可是试从图书中看看，搞中古雕刻美术问题的著作，他国人越俎代庖的，云冈部分就已出书到二十大本，我们自己却几个像样的小册子也还没有，这实在格外值得深深警惕！这五百万卷书若没有人善于用它和地下挖出来的，或始终在地面保存的百十万种不同的东西结合起来，真的历史科学是建立不起来的！　　● 1962年5月26日，刊发沈从文的文章《题〈寄庑图〉后》，文章写道，（个石）先生虽久绾县事，却无丝毫官气，还是一切依旧，言行敦实如老农，心境则旷达明朗，除读书养志，日常惟循湖作诗。积德聚学，益臻纯粹。每一接谈，总能给人一种亲切感印，深一层体会到古代学人所谓“反璞存真”意思。三十年来时移世易，家乡亲故无论老成少壮，秋风黄叶，凋落垂尽。惟先生年近古稀，体力思想均尚健全，仁者必寿，百岁可期。　　● 1980年11月7日，刊发报道《坚实地站在中华大地上——访著名老作家沈从文》，其中写道，沈老前年得了脑血栓病，住过两次医院，今年春节前才出院，现在还不能多讲话。沈夫人张兆和老人只好谨遵医嘱，在门口贴了张用毛笔工工整整写的字条“沈老有病，谢绝会客”。沈夫人笑着说：这个谢贴，对老朋友都不适用。今年春天，巴金从上海到北京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巴老身体不好，一般活动都不参加，就要来看沈老。八十多岁的人了，让女儿扶着，爬上五楼，在楼梯上还摔了一跤。沈老十分过意不去，巴老却说：“这是我心甘情愿的，摔了一跤也乐意。”　　● 1988年5月17日，刊发简讯《一代名作家沈从文逝世》，报道指出，中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沈从文先生，因病于5月10日晚8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 1988年5月29日，刊发沈从文的遗作《自我评述》，其中写道，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 1993年11月16日，刊发报道《〈沈从文全集〉出版签约》，报道指出，全书共20余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系首次发表，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皇皇巨著，亦将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　　● 2014年8月29日，刊发张新颖的文章《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记沈从文最后的岁月》，文章写道，自从1983年病倒之后，沈从文行动不能自如，说话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流泪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为自己伤感，对他人同情，被艺术感动，还有更为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感情，都有可能令他不能自已。外人看来突然的反应，在他自己却是自然；家里人也在逐渐变化的过程中理解。　　● 2018年5月14日，刊发徐兆寿的文章《从沈从文身上找寻诗意的世界》，文章写道，沈从文平静如水，温润如玉，但又坚韧不拔。他是藏在深山里的竹子，自有气象。他仿佛是宁静的湖泊，幸福的炊烟，虽有因为人生的种种不得已而生出的淡淡的哀伤，但也理解天地世情，不破那东方的气韵，以此向他的读者展示一个从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意中国。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记者 颜维琦　　前不久，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学习困难”门诊登上了热搜，很多网友对此感兴趣并表示相见恨晚——“效果好吗”“快来帮我看看”“要是我小时候也有就好了”……　　开了两年多的门诊突然被关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理科主任朱大倩坦言“没想到”。她告诉记者，门诊“火”了之后，带来的最直接变化就是来加号的人多了。有些程度较轻、还称不上“困难”的孩子，也跟着家长来了。“如果关注的热度，能带动更多家庭科学认识学习困难，改善亲子关系，也是好事。”　　什么是学习困难，哪些因素会造成学习困难？学习困难到底能不能治？到学习困难门诊就诊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探访。　　在浙江省嘉兴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总站，学生们在体验“脑波球”。新华社发　　学习困难，能“治”吗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早在1998年就开设了心理科。2020年9月，医院开设学习困难门诊，主要是看到心理门诊里亲子冲突与学习有关的非常多，但到底是孩子不愿意学，还是确实没能力学，其中原因还应细分。　　朱大倩介绍，学习困难门诊在全国很多医院都有开设。但由于家长对此认识不同，很多时候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走投无路”了才来医院就诊。这几年情况明显在变化。“从我自己接诊的经历看，以前是智力障碍、多动症患者多，约占七成，而近五年，情绪障碍的病例多了起来。”　　“搞清楚原因，其实很多情况家长不必特别担心。”采访当天下午，朱大倩接诊了一个孩子。“这个初中生其实算不上学习困难。和他交谈后，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主要问题是注意力不集中。我们分析认为，这和较长时间的网课有关。于是我和孩子约定，到9月开学后一个月再见面。聊完之后，孩子放松了，家长也很开心。”　　朱大倩认为，有必要对“学习困难”有科学全面的认知。“学习困难是一个在很多因素的作用下，造成孩子学习状态不好、成绩不良的结果。国内外研究报道学习困难的发生率为20％左右，男生比女生的数量更多一些。”朱大倩介绍，“造成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家庭教育的原因外，学习困难可能由各种神经发育问题、情绪和精神心理障碍、文化和环境不利因素等所造成。”　　神经发育问题造成的“学习困难”孩子中，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门诊最常见的情况，这些孩子因为神经发育不完善，难以集中注意力，造成学习时易分心、发呆、畏难，影响了学习成绩。另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孩子虽然智力正常，但在某项特定的学习能力方面存在发育落后，进而影响到相应的学科成绩。这两类孩子，往往被误解成“小学渣”或者不爱学习的“小懒虫”，实际上，经过正规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行为治疗、专业的康复训练等，这些孩子的情况是可以大大改善的，甚至可以从“学渣”逆袭成“学霸”。　　朱大倩特别提醒，在学习困难门诊就诊的孩子中，大约三分之一存在一些情绪和精神心理障碍，比如“学校适应障碍”“焦虑抑郁”等。尤其在中学阶段来就诊的孩子中，情绪问题的比例很高。　　“很多孩子的学习兴趣丧失、和大人对抗行为，被家长、老师误解为‘青春期叛逆’。”朱大倩说，对这类孩子，我们会动员孩子的家庭、学校给予孩子心理上的支持，配合专业的药物和心理治疗，也能获得良好的改善效果。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童保健中心学习困难门诊室，医生在和孩子、家长沟通。耿玉和摄/光明图片　　到门诊就诊，是一种什么体验　　每周四下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学习困难”门诊开诊，限号20人。这些天，门诊一直是满号状态。　　“学习困难”门诊接诊患儿后，医生会详细地和家庭进行访谈，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孩子本人的情绪、发育状态等，充分收集信息，找出可能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访谈结果，开出一些标准化的评估和检查来鉴别孩子的困难所在，获得一些量化指标。　　完成检查后，医生会帮助家长解读检查结果，分清孩子是“不能学习好”还是“不愿意好好学”，帮助家长去理解问题所在，和家长一起选择适合的治疗方法。治疗开始后，通过定期复诊随访，医生还会不断调整治疗方案，确保孩子达到较好的学习效果。　　朱大倩说，来就诊的家庭通常都能有所获益，因为通过一系列的访谈和检查，家长能够分清孩子是“不能学习好”还是“不愿意好好学”，他们通常如释重负，对将来的教育方向有了明确的目标。　　在门诊，有些被认为“学习困难”的孩子，实际上自身没有太大的困难，而是在家长不恰当的教育方式或不合适的学习环境影响下，没有达到理想的学习状态。比如，有的家庭给孩子安排的学习负担太重，没有运动和玩耍时间。有的家庭学习环境比较嘈杂，孩子很难安静地投入学习。朱大倩说，这种情况下，会耐心指导家长调整教育方式，帮助孩子发挥出学习潜能。　　安徽省含山县铜闸学校组织学生开展“体验趣味游戏 关爱心理健康”活动。欧宗涛摄/光明图片　　“学习困难”需要科学认识　　“近两年来，‘学习困难’门诊已接诊和帮助1500多名学习困难的孩子，有很多成功的治疗案例。”朱大倩告诉记者。　　“我们曾经遇到一个同时有阅读障碍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语文考试只能考十几分，数学成绩挣扎在及格边缘，一写作业就发脾气，厌学情绪很强烈。经过评估后确定了困难所在，我们帮助家长制订了一个逐步改善的计划。”朱大倩介绍，因为孩子有重度注意力缺陷，首先用药物治疗改善孩子的注意力。同时配合行为治疗，指导家长调整教育方法，做一些注意力的训练。我们也鼓励家长用讲解配合阅读的方式帮助孩子学习重要的知识点，弥补孩子自己阅读的缺陷。同时和康复科的医生合作，对孩子的阅读障碍进行康复训练。在这样的计划下，家长首先认识到孩子带着这样的困难学习已经非常辛苦了，所以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就从以前的批评打骂，变成了理解和帮助。和学校老师沟通后，老师也能够理解孩子的困难。这样就为孩子创造了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他对学习就没有那么害怕和厌恶了。几个月后，孩子明显能更专注地学习，虽然阅读速度还是比较慢，但是能积极地尝试，努力完成学习任务，在数学上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进步到八九十分，语文成绩也接近及格了。　　朱大倩对一个前来就诊的刚上初三的孩子印象深刻。家长反馈孩子沉迷游戏，上课睡觉、不听讲，作业晚上拖着不做。原本学习主动、成绩优异的孩子，就像换了个人。和孩子访谈后，她发现这个孩子最近一年一直被严重的抑郁情绪困扰，对学习、运动都丧失了兴趣，每天都感到情绪低落、没有精力，甚至出现了消极的念头。加上孩子的父母关系不太和睦，在学校里孩子和朋友也有些矛盾，这些因素都加重了抑郁的情绪。　　“发现这些问题后，我们和家庭进行了沟通，让父母愿意放下对学习的担忧，首先帮助孩子调整情绪，当孩子情绪调整好了，他原本拥有的学习能力自然而然就能发挥出来。”朱大倩说。一年后，孩子顺利恢复了学业，成绩也稳定进步，考上了自己心仪的高中。　　朱大倩介绍，也有一些孩子在评估后发现其存在广泛的神经发育问题，比如精神发育迟缓，在智力发育上可能无法发生很大改变。这些孩子往往在普通班级中很难跟上正常的学习进度，家长投入了大量精力也收效甚微。这时我们会指导家长调整教育方向，降低对学习成绩的过高追求，转而关注孩子其他能力的发展，帮助孩子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总的来说，学习困难是一件值得重视并且需要科学认识的事。”朱大倩说，学习固然重要，但家长不能只盯着学习。当孩子遇到学习困难，应当更多地帮助他们查找原因，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找到困难所在，才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和支持。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知足者富”，到什么程度才算有钱？恐怕世界上的人定不出一个标准。有了一千万，心想再多五百万多好，这就是不知足。我经常发现，也许是穷人的发现，任何人所住的房子，永远是少了一间，穿衣服永远觉得少一件，虽然衣橱里有很多高贵的衣服，要穿的时候，总觉得少一套非常满意的；严格地说起来，真正的财富，是“知足者富”。如果一个人三天没有饭吃，捡到一个馒头，一半还发了霉，啃一口没有发霉的一边，喝一口水咽下去，那个比什么财富都好。人到了那个时候，才懂得人生，才懂得知足才是真正的财富。不知足就是永远跟着欲望跑，而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所以人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从哲学的观点看，有时候觉得人生非常可笑，很多非常虚假的东西。像名叫张三或李四的，只是一个代号，可是他名叫张三以后，你要骂一声“张三混蛋”，那他非要与你打架不可。事实上，那个虚名，与他本身毫不相干，连人的身体也是不相干的，人最后死的时候，身体也不会跟着走啊！利也同样是假的，不过一般人不了解，只想到没有钱如何吃饭！拿这个理由来孜孜为利。古人有两句名诗：“名利本为浮世重，世间能有几人抛。”名利在世界上是最严重的，世界上能有几个人抛去不顾呢？“名与身孰亲”，他要我们了解名就是假的，比起身体来，当然爱自己的身体。如果有人对你说，你最好不要出名，你出名我杀了你；那你宁可不出名，因为还是身体重要。“身与货孰多”，身体与物品比较，你手里拿了五百万钞票，遇到强盗，用刀逼着你说：“把你的钱放下给我，不给我就杀了你。”这时你一定放下那五百万元，因为身体重要。人对于生命当然看得更重要。说到人的生命，一个当帝王的，天下都属于自己的，但是与自己生命相比的话，没有了生命，有天下又有何用？如果现在有人说，现在的天下还是属于汉高祖的，那汉高祖做鬼也会打你两个耳光，说，不要骗我了，与我根本不相干了嘛！可是活在人世间的人看不开，偏偏看重连城之璧玉。蔺相如见秦昭王拼命护璧，因为那块璧的价值，可以买到现在法国、德国连起来那么大的土地。“天下由来轻两臂”，这是庄子用老子的重点加以发挥。天下固然重，权位固然重，如果没有生命的话，权位有什么用？天下有什么用？可是，就实际情形看来，还是天下重要，所谓“世间何故重连城”，人世间为了财富，为了虚名，忙碌一生，连命都拼进去，这又何苦来哉？！老子更进一步告诉我们，懂了这个道理——生命的重要，那么，“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你对一样东西爱得发疯了，最后你所爱的丢得更多，就是“爱别离苦”，这是佛说的“八苦”之一。“多藏必厚亡”，你藏的东西不管多么多，最后都是为别人所藏。报纸上曾有两则新闻，说宜兰有一个人，一辈子讨饭，死了以后，在床下找出五六十万元来，这正是“多藏必厚亡”。同样的，美国有一个人也是如此，平常讨饭过日子，死的时候遗留了一百多万。这样的人生，不知道他是否也算看得很透；也许上帝的意旨要他这么做，真是不可思议啊！因此老子教我们了解一个人生的道理，人生什么才是福气。“知足不辱”，真正的福气没有标准，福气只有一个自我的标准，自我的满足。今天天气很热，一杯冰淇淋下肚，凉面半碗，然后坐在树荫底下，把上身衣服脱光了，一把扇子摇两下，好舒服！那个时候比冷气、电风扇什么的都痛快。那是人生知足的享受，所以要把握现实。现实的享受就是真享受，如果坐在这里，脑子什么都不想，人很清醒，既无欢喜也无痛苦，就是定境最舒服的享受。不知足，是说人的欲望永远没有停止，不会满足，所以永远在烦恼痛苦中。老子所讲的“辱”，与佛家讲的“烦恼”是同一个意义。“知止不殆”，人生在恰到好处时，要晓得刹车止步，如果不刹车止步，车子滚下坡，整个完了。人生的历程就是这样，要在恰到好处时知止。所以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这句话意味无穷，所以知止才不会有危险。这是告诉我们知止、知足的重要，也不要被虚名所骗，更不要被情感得失蒙骗自己，这样才可以长久。当文化衰弱了，社会就变乱，思想的错误造成了战争。人类永远在战争中，历史上很少有二三十年的太平，不是东边冒火，就是西边冒烟。人类整个的历史，都常在战乱中。“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人类最大的罪恶就是想占有，英雄要占有天下，也就是占有权力；男人想占有女人，女人想占有男人；人想占有钱，钱反正不说话，随你们办，这就是“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要人类社会真正和平，必须人人反省，人人都能够知足。虽然老子写了五千言，孔子和释迦牟尼佛，以及几千年来的圣人，还有黄帝等几个上古的圣人，都在教化人应该知足，可是人就是不知足。——《老子他说（初续合集）》东方出版社来源：南怀瑾东方讲堂

人们常说，细微之处见格局。优秀的人往往具备下面这三个品质，让他们在纷繁的人生路上，张弛有度、不骄不躁，稳步地朝着目标前行。内心坚强      有人说：“其实人跟树一样，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坚实的地底。”内心坚强的人，不会惧怕黑暗，因为他本身就能发光，也有为自己掌灯的勇气。　　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许多人都是在一路的披荆斩棘中，摸索属于自己的那一条路。　　所谓坚强，不过是敢于直面自身的不足，并勇往直前，创造出柳暗花明的一片天。也许我们不会成为多么伟大的人，但我们都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品行干净      一个人不管多么优秀，一旦言行品德有了瑕疵，就像在冰箱里放了很久的蛋糕，看起来好吃，但细品会发现味道不对。　　品行干净，是一个人最硬的底牌。无论何种境遇，都不应该丢弃人品，因为只有光明磊落，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可。人品是底子，行为是面子，只有底子好，面子来映衬，人生才有更多的可能。　　很多时候，能力决定你能走多快，人品决定你能走多远。古人云：厚德载物。一个人只有踏实做事、本分做人、无愧于心，才能在人生路上稳步畅行。内心善良       人为什么要善良？有人这样说：“我们活在世上，人人都有对爱和善意的需要。今天你出门，不必有奇遇，只要一路遇到的都是友好的微笑，你就会觉得这一天十分美好。”　　内心善良的人懂得推己及人，照顾他人的感受，保全他人的体面。你给人温暖，人才会予你阳光；你给人真心，人才会予你和善。无论何时，内心的善良都是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　　善良就像植根于人间的种子，凡是存在的地方，都能够驱散寒冷、横扫阴霾。请坚持善良，毕竟，世界正在偷偷奖励善良的人。

　如何成为一个好演员？　　有人给出这样两个答案——　　一个是“无论如何，演戏基本上需要的是感情……一个人十分聪明，但如果毫无感情，他就可以表现为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一个人情感丰富，但如果没有智力，他结果就是一个与人无害的白痴。但是，如果智力与感情获得理想的调和，那样就产生了最好的演员。”　　另一个是“你单是热爱戏剧还不够，你还需要热爱和相信你自己。”　　《卓别林自传》[英] 查理·卓别林 著 叶冬心 译译林出版社　　这两个答案足够“权威”，因为它们出自卓别林笔下。这个以破礼帽、小胡子、肥裤腿、大头鞋，外加一根拐杖为搭配的男人，是当之无愧的电影巨匠。　　卓别林在自传中写道：“要使群众受到感动，获得快乐；要让他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要描绘那种对失去了爱的恐惧；要同情那些无端受害的人；要满怀希望，本着和平与友爱的精神，去弥补那受到损坏的部分。”　　读叶冬心翻译的《卓别林自传》是多年前的事情，学校图书馆里提供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译本。今年，译林出版社再版此译本。　　叶冬心在翻译此书时曾自述：“本书据英国博利·黑德出版公司一九六四年版本译出。从内容看来，自传是作者一九五三年移居瑞士韦维后所写，完稿不早于一九五七年。其后作者虽曾于一九五七年拍摄《一个国王在纽约》，一九六六年拍摄《香港女伯爵》，但是，在一九七七年去世前，他一生的艺术活动主要已概述于这本自传中。”　　卓别林生于1889年，去世于1977年。撰写自传时，他已60多岁，回顾自己的人生，剖白从影心境，展示自己全部的魅力、勇气、追求和信念，记录自己在伦敦南区贫苦的童年、初次登台的经历、为争取拍摄自主权而付出的努力、失败的婚姻、从好莱坞的逃离等。也正是在这部回忆录中，重现了电影和戏剧史上的许多细节与轨迹。　　卓别林出生于伦敦的一个演员家庭，父母均是英国马戏团中的知名喜剧演员，但因为年老而被迫离开舞台。二人早早离异，父亲在年仅37岁时就因酗酒过量而去世，母亲则长期遭受精神疾病折磨。卓别林5岁那年离家出走，跟随马戏团去巡游,表演木屐舞。只不过，等待他的不是想吃的蛋挞和每周3.6英镑的酬劳，而是饥肠辘辘和动辄打到身上的木头棍子。几个月后，他偷偷逃走，靠搬运蔬菜谋生，睡在驴子脚下，以生萝卜和烂苹果为食。　　后来，卓别林参与了卡诺剧团《福尔摩斯》一剧的巡回演出，并成为舞台明星。随剧团去美国巡回演出期间，被基思顿电影公司雇佣。在第二部电影短剧《威尼斯儿童赛车》中，他创造了极负盛名、深受喜爱的“流浪汉”形象。　　很快，他开始自导自演。1919年，他与道格拉斯·范朋克、玛丽·碧克馥、D.W.格里菲斯，一同创立联美电影公司，发行大师级作品《巴黎一妇人》《淘金记》《马戏团》《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等。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卓别林的事业陷入低谷，他本人一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1952年，他迁居至欧洲，直至1977年去世。　　卓别林的人生当然是传奇，这个身材矮小、出身底层的年轻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迈着标志性的鸭子步，从英国的小剧场走向美国好莱坞。悲惨童年并未让他屈服，他始终坚守精神的高贵。　　值得一提的是卓别林的母亲。尽管生活困顿，但她仍然对卓别林严格要求，不允许他沾染市井恶习，注重礼仪。在精神状态好时会为卓别林读《新约》，给孩子的幼小心灵带来光明——那些后来打动世人的光明。　　卓别林的流浪汉形象，困顿却有梦想，正是他童年经历的写照。因为梦想，卓别林始终坚持。他对电影有自己的独特观点，拒绝守旧，不惜为此一次次与电影公司交涉，最终实现目的。　　再伟大的人物，也需要面对时代的变局。作为默片时代的大神，卓别林演艺生涯的最后阶段，适逢有声电影时代的到来。　　1926年，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电影《剑侠唐璜》在美国上映，默片开始走入历史。卓别林对有声电影报以强烈不满，他认为：“拍摄现场有几个人戴着耳机坐在那儿，打扮得像是来自火星的战士；在演员的上方悬挂着几只话筒，犹如钓鱼的鱼钩一般。这种景象是如此的复杂而又令人沮丧。在这堆垃圾的包围中，谁还能有创造力？”尽管他此后拍摄的《马戏团》《城市之光》等默片仍然好评如潮，却也被新世代们诟病。　　当然，卓别林并没有故步自封，1940年，他放弃了对默片的坚持，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大独裁者》。1952年，卓别林的第三部有声电影《舞台春秋》在英国上映。尽管此后他还拍过两部电影，但人们仍将《舞台春秋》视为他最后的致意和舞台生涯的谢幕作。在这部自传体电影中，卓别林饰演一个小丑演员，展示自己早年的风光与晚年的狼狈。　　影片中，小丑突然心脏病发作，但拒绝了工作人员的就医要求，让人将他抬到舞台上，进行舞台与人生的最后谢幕。他被卡在大鼓里，笑着对观众说：“我还想继续演下去，但是……我卡住了。”观众哄堂大笑，而他就此离去，只留下那句话：“让观众笑，是很开心的事。”　　对卓别林来说，这正是一生的写照。曾经辉煌，直至“过气”。他面临着人生的低谷，还有政治上的打压，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让观众笑的努力。与此同时，他还说过：“我一直喜欢在雨中行走，那样没人能看到我的眼泪。”　　正如书中所写：“说实在话，盛名不能是凭盗窃据有的；只有为人类造福而享有的盛名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是历久不衰的。您的演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您演出时潇洒自如，率真随性，不受教条束缚，但又非全凭机灵，这是由于您自己从前有过那些苦难、快乐、希望与失望；许多人都理解这一切，因为他们也曾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需要获得同情，经常希望得到安慰，在笑中暂时忘了痛苦，而这种笑也并非是要治愈人的创伤，它只是要给人一些慰藉。”（叶克飞）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