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家庭可以称得上“好家庭”？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是“理想的家庭教育”？这是摆在父母面前的一道现实考题。

有的家长花费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报名“家庭教育培训班”，有的家长千方百计“寻医问药”，希望家庭和谐、孩子学业有成。

实际上，家庭教育不仅是“家事”，更是“国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总则中，牵起“家庭教育”这根线的主体除了家庭，还包括学校、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妇女联合会以及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多个部门。

“家庭教育促进法”既是一部庄严的国家大法，也是一本形象的教科书。该法明确了一个重要原则，即父母要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云晓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表示，家庭教育促进法从法律上强化了家庭教育的重要地位，并且将家庭教育确定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

在他看来，针对家庭教育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明确了导向、要求、方法，当前关键在于将相关规定落到实处。

2024年11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提出要以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为目标、以学校为圆心、以区域为主体、以资源为纽带，促进家校社有效协同。

孙云晓认为，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父母的教育素养，包括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能力。要通过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在立德树人的总目标下，实现学科教育、生活教育、实践教育三者相辅相成。

他研究发现，目前一些家庭教育目标单一，在一些家庭中，孩子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而不参与、不关心家务劳动，也没有在家庭中承担一定责任。

孙云晓说，生活与教育应当成为相互促进、互为动力的关系，“好的生活就是好的教育”。

“家庭教育的本质是生活教育。”他强调，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要相信规律和常识，不要被一些新鲜名词或概念所迷惑，要让教育回归到真实生活中。

孙云晓在给家长和教师讲课时，常引用苏州市于2021年开展的一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庭教育调查项目。该项目对50826名八年级学生家长开展问卷调查发现，家庭早餐情况、学习空间等是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因素。例如，每天都吃家长做的早餐的学生学业平均成绩为513分，而每天都吃不到家人做的早餐的学生学业平均成绩为450分，两者相差63分；在安静的独立空间中学习的学生学业平均成绩为508分，而在有干扰的开放空间中学习的学生，学业平均成绩为479分，两者相差29分。

调查发现，家长的教养方式、陪伴程度和榜样行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学习品质有显著影响。父母共育、情感陪伴程度较高的学生心理状态和学习品质更好。家长合理期望、减少攀比，有助于缓解孩子学习倦怠和提升幸福感。家校合作的积极效果对强化家长教育责任感、提升效能感和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孙云晓说，在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之下，家庭教育是生活教育，学校教育是学科教育，社会教育是实践教育，三方面教育要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孙云晓提到，父母教育好孩子要靠教育素养即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育能力。家庭教育指导的根本任务在于提高父母的教育素养。他认为，从家庭教育理念来看，要让家庭教育回归家庭、回归生活，在实践中对孩子开展道德教育。从教育方法来看，要以生活为基础，选择适当的方法与孩子沟通交流。从教育能力来看，家长要起到榜样作用，具备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能力。

青年报·中青网记者 尹希宁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今年跟公公婆婆、大哥嫂在一块儿过年，家人团聚的氛围，温暖的感觉，和乐融融！

       我和丈夫一起给婆婆办年货，婆婆不想我们花钱，但是我们一心去做，二位老人可高兴了。三十多年了，公公婆婆和两个儿子、儿媳妇一起过年，相处都很融洽。婆婆处事特别圆融，会说话，我今天认真观察，发现婆婆做事和说话都不漏空，这是我应该学习的地方。         婆婆干活，每一步都很严谨，比如拌凉菜要放粉丝，婆婆先把粉丝放进笊篱控水，然后再放入菜盆里，这样拌出的凉菜就没有多余的水。而我经常是图省事，粉丝焯好了，就直接捞在凉菜上。今年学生就在这些小事情上用心，用的是学习的心。今天拌凉菜放粉丝，我就没图省事，而是照着婆婆的方法步骤去做，凉菜拌好了，感觉味道也不一样了，心里甜甜的！

学习《了凡四训》，老师教育学生通过干家务活，锻炼自己的用心；做事要有先后顺序，分清轻重缓急，抓住重点，接人待物也是这样。我看到婆婆干活就是这样做的，处事也像干活一样有头脑。在两个儿媳妇面前说话总是说别人的好，遇到不好的事，婆婆也不说，所以我们全家三十多年来一起过年，都非常和睦，其乐融融。

       说来很惭愧，婆婆的长处我怎么就没学会呢？因为以前没有这颗向老人家学习的谦卑、恭敬之心。

       婆婆家厨房不大，过年做一桌子菜，厨房也不乱。备料、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几点做饭，每一步都恰到好处。我以前总是看婆婆的短处，今年开始用心看婆婆的优点，发现婆婆身上值得学生学习的地方真的很多。         家庭和睦，身体健康，才能幸福。婆婆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们家，学生要认真的反省自己，努力改过向善，回头从根上找回丢失已久的孝心。

以上是学生春节期间心念的转变，感恩老师的谆谆教诲！

子贡和子路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都在孔门十哲之列。《吕氏春秋•察微篇》记载了他们俩的故事。

关于子贡的故事，大意是这样的：春秋时期的鲁国有一条法令，如果鲁国人在其他诸侯国发现同胞沦为奴隶的，有人能把他们赎回来，则可以到鲁国的国库中报销赎金。子贡从其他诸侯国赎回了做奴隶的鲁国人，但他没有接受官府的赎金。

孔子批评他此举失当，认为圣人所做之事，重在改变风俗习惯，影响老百姓的行为，而并非只适合自己的个人行为。现在，鲁国富人少穷人多，子贡赎回奴隶后根据法令拿应得的酬金，这并没有损害行为本身的价值，但如果不拿应得的酬金，那么从此以后，鲁国就少有人再愿意为同胞赎身了。

子路的故事则是这样的：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落水者为了表达感谢，送了他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听后很高兴，说从此以后鲁国人一定会有更多人勇救落水者。

孔子作为大思想家，的确见微知著，洞悉人性。按照我们普通人的想法，一定会认为，子贡道德高尚，高风亮节，做好事不求回报；而子路则差了些意思，因为他虽然做了好事，但也接受了酬谢。

孔子曾有言，“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法令的本意，便是让人们把落难同胞从外地赎回来，事后得到国家的补偿和奖励，这样一来，行善举的人既不受损失，还会得到人们的称赞，长此以往，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做善事。

而子贡的做法，固然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但同时也拔高了人们对“义”的标准，无形中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了，长此以往，那些赎人之后再去向官府要钱的人，可能就得不到人们的赞扬，反而会被嘲笑，甚至责难。

做善事的人出力出钱还惹麻烦，那再遇到该施救的情况可能就会装着看不见。本来是正常善事却变成了道德绑架，鲁国的这项善政也就无法施行下去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子贡的做法的确不是一件善举。

违反常情、悖逆人性的“义”并不是儒家文化中真正意义上的“义”。曲高往往会和寡，要求过高会让普通人望而却步，感到高处不胜寒，再至诚至善的事情也会无人响应。

反观子路，表面上看起来不拘小节，但他没有去刻意地提升“义”的标准，行善后毫不介意接受回报，普通人就会愿意效仿学习他的行为，能够以他为榜样。有这种“义”“利”平衡的社会行为导向推动，良好社会风气也就不难实现了。二人做事情，尤其是影响力大的人做事情，往往带有示范效应，因此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更看重事情所产生的溢出影响。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入世思想就是希望人们积极地面对人生，热忱地投入社会，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后来，子贡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不断成长，成为了儒商的开山鼻祖。人们常说的“端木遗风”，就是指子贡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的也是子贡。

儒商是儒家思想在商业经济活动中的具体实践者，经济行为带有浓重的儒家文化特色，“商”是本质，“儒”是特点，其价值观的核心就是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左传》中这样记载孔子认为的义、利关系：“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用礼法维护道义，用道义产生利益，用利益来使老百姓太平，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

经济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经济，追求利益是社会前进的动力。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任何人都不可能不面对义与利的选择问题。

儒商是把“商”的职业和“儒”的道德规范、伦理品质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所强调的价值观念是义利并举、义以生利、先义后利。这也是儒商有别于其他商人的重要标志。

义与利的平衡协调，也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两者不可偏颇、“过犹不及”，过分强调哪一方面都会带来祸害，社会的天平就会倾斜。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一个企业只注重“义”，不注重“利”，只有付出，没有回报，企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或许一时高歌猛进，但不会长久，很快就要虚脱。在商言商，谋“利”是商人的本分。可若只注重“利”，企业也无法长久。因为企业是经济主体，是要与其他人、与其他经济体打交道的，也要在互利互惠中实现价值交换。如果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眼睛只盯着自己的“利”，不顾及其他人和公共的“利”，甚至把个人的“私利”凌驾于大众的“公利”之上，那么必然会众人防之若贼，路子越走越窄，到头来只能被市场抛弃。让别人无利可图，注定自己也会无路可走。三义与利并非天生对立，有时候，义就是利，是公利，是整体的、公共的、长远的利。儒商强调的义就是把公共的利益放在个人的私利之前，私利不应该损害公利。而“利”的终极目的也是服务于“义”，葆有救世济民的忧患意识，并承担起达则兼善天下的社会责任。

义与利的背后是文化与经济，它们的关系也就是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儒商精神对于经济行为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用“义”规范引导约束“利”，则经济健康发展，公共秩序有序循环，社会风气向上向善。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传承儒家文化，弘扬儒商精神，目的就在于让更多的企业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践行现代企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取向。

在经济加速转型的当今时代，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商业道德问题，弘扬儒商精神，让义利并举的价值观深入人心，有助于推动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秩序良性循环。

众多儒商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企业具有长远眼光、大局观念，以义为先、义利并举，积极履行责任，勇于承担义务，能够为其经济行为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和品牌形象。对于企业而言，这是最大的“利好”。

新时代儒商精神所追求的义利并举，就是中国传统商业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相融合的精神产物，是儒家文化的重义原则与市场经济的重利法则的对立统一。其实践的最优结果是既躬行了“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准则，又创造了灿烂的商业文明。两者的有效整合，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金钥匙”。 来源：山东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