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手”何时住手　　据统计，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34亿。随着网络短视频爆发式增长，“拿来主义”盛行，一些“剪刀手”“搬运工”未经许可，擅自搬运、剪辑、传播，短视频侵权行为频发。　　加强以案释法　　“剪刀手”“搬运工”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人的著作权意识不高有关。因此，公布指导案例，标明侵权的行为细节，在达到法治宣传的效果同时，也能教育警示一批人。有关部门要筛选有代表性的侵权案例，以案释法，既要在网络平台醒目位置展示，同时也要向社会公开公布。　　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 曹吉锋　　专项版权保护　　由于短视频领域对于侵权行为的界定模糊、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等，容易造成盗窃、剽窃滋生。应将短视频创作纳入版权保护范畴，联合公安、市场监管、文化执法等部门专门挂牌成立版权保护工作站，加大网络版权执法监管力度，开展专项版权保护，严厉打击短视频、网络直播等领域的侵权盗版行为。　　江西省崇仁县人民法院 吴凰行　　多措并举整治　　对于明目张胆的剽窃行为，必须出重拳、动实招，多措并举，从严整治。网络平台要认真把关，发现此类行为要坚决停播，并建立举报和黑名单制度，对存在严重侵权行为者，取消其自媒体从业资格，确保网络视频健康有序发展。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 冯毅　　加强监管力度　　短视频平台要担起责任，加强对播出内容审核和监测，及时对侵权短视频采取删除、屏蔽等措施，并对相关账号进行禁用或者封号。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升级监管手段，加大对短视频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　　蚌埠铁路公安处明光站派出所 吴尧尧　　借鉴相关机制　　视频平台需要加强对“剪辑后视频”的发布监管，可借鉴论文查重机制，研发相关审核软件，铲除侵权行为，保护原视频作者的知识产权。　　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检察院 胡健华来源：法治日报  

多省份已完成地方增补药品“消化”工作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发布上半年全国消防接处警与火灾情况

海外流失文物，如何“落叶归根”——透视“章公祖师”坐佛追索一案　　光明日报记者 靳昊　　判令返还！7月19日，备受关注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追索一案画上终止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宣判，维持一审关于被告奥斯卡应返还“章公祖师”肉身佛像的判决。　　福建高院认为，“章公祖师”坐佛属于非法出口的被盗文物，兼具人类遗骸、历史文物、供奉信物等多重属性，反映中国闽南地区传统习俗和历史印记，是当地村民长期供奉崇拜的信物，与当地村民存在特殊情感，于法于理于情均应返还。　　该案的宣判，引发舆论一片赞扬之声。“村民们都很兴奋，期待着‘章公祖师’佛像能够早日回归。”此案原告之一的阳春村村民代表在参加宣判后向媒体表示。该案有哪些标志性意义？“章公祖师”坐佛能否顺利返还？我国海外流失文物回家之路还面临哪些阻碍？记者进行了采访。　　千年坐佛被盗，引发跨国追索　　章公祖师，相传为北宋时期得道高僧，法号普照，圆寂后被镀金塑成佛像。千年来，“章公祖师”肉身坐佛一直被供奉在福建三明市大田县吴山乡，承载着当地信众的精神寄托。　　时间回到27年前。1995年12月的一天，在吴山乡阳春村和东埔村共有的普照堂内，村民发现“章公祖师”坐佛不翼而飞，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但佛像此后再难觅踪迹。直到2015年3月，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在对展出的一尊佛像进行扫描时，发现佛像内竟藏有一名高僧的遗骸。此事引起了三明当地信众的关注。福建省文物部门迅速做出反应，后确认这正是20年前被盗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　　2015年11月，阳春村和东埔村村民委员会代表全体村民，授权律师团队在中国、荷兰两地向佛像收藏者荷兰人奥斯卡进行平行诉讼。2016年5月底，律师团向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提交起诉状，要求法院判决奥斯卡归还“章公祖师”坐佛。让人遗憾的是，2018年12月，该法院以荷兰法上不存在“村民委员会”这一概念、村民委员会不是适格原告为由，驳回了诉讼请求。　　2018年7月26日，三明中院公开开庭审理了“章公祖师”肉身坐佛追索案。2020年12月4日，三明中院公开宣判此案，判令被告奥斯卡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阳春村民委员会、东埔村民委员会返还案涉“章公祖师”肉身坐佛。此后，败诉的奥斯卡一方向福建高院提起二审。　　开创性判决为文物回归创造有利条件　　“本案是中国法院作为文物流出国司法机关，对海外流失文物追索诉讼行使管辖权并作出判决的第一案，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长期关注该案进程的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观察员霍政欣如此评价。　　我国民事诉讼实行二审终审制。上述福建高院作出的二审判决，意味着阳春村和东埔村村民委员会获得了我国法院的生效判决，在法律上重新获得“章公祖师”坐佛的所有权。但是，霍政欣指出，由于本案被告是荷兰人，“章公祖师”坐佛也位于荷兰，佛像能否真正回归故里，还取决于该判决能否在荷兰得到承认并执行。　　法院判决的跨国间承认和执行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依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一国司法机关作出的判决仅在其境内有效，而无域外效力，除非相关国家之间有相互承认与执行民事判决的国际条约或存在互惠关系。霍政欣坦言，就本案而言，由于中荷两国之间没有相互承认和执行判决的条约，加之荷兰法院曾驳回过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不主动履行中国法院的判决，‘章公祖师’坐佛是否能回到故里，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福建高院的判决等于向全世界宣示了这尊肉身坐佛的法律归属，在这种情况下，荷兰藏家即便不立即履行该判决，但如他想再转手，则会比较困难。因为对所有权存在争议的文物，特别是已被一国法院对所有权归属作出明确判决的文物，潜在买家通常会非常慎重，不会轻易购买。”霍政欣指出，“这将为实现“章公祖师”坐佛的最终回归创造有利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建高院的判决即便无法立即得到履行，也有其重要意义。”　　以法治方式破解文物追索困局　　中国是世界上文物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超过1000万件文物流失海外，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新中国成立以来，曾有300余批次、15万余件国宝重回祖国怀抱。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构建包括文物保护与返还在内的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流失文物追索工作发生格局性和历史性变化，圆明园青铜器“虎鎣”、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等流失国宝相继回归。　　据了解，当前海外流失文物回归的途径主要有国际执法合作、国际民事诉讼、谈判与协商、捐赠、回购等。在我国已成功追回的海外流失文物案例中，这些途径均有所涉及。不过，文物追索作为一项世界性难题，我国在此方面还面临一系列挑战。霍政欣指出，现有有关国际公约只对缔约国有效，而西方文物流入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大多不加入文物返还公约，导致公约的实际约束力大打折扣。且这些公约均制定于20世纪后期，无法律溯及力，无法适用于其生效前被劫或被盗文物。同时，文物追索受制于西方文物市场国的法院及其国内法，在这些国家提起诉讼对文物原属国明显不公不利。　　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文物追索能力？霍政欣认为，应从以下方面重点推进：第一，改革完善文物法治体系，构建完善的文物追索法律制度。文物保护法应制定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条款，明确追索主体和主责机构。第二，稳妥推进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适用于香港及澳门地区。第三，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动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国际合作。第四，积极推进文物追索返还领域国际法制度与规则的改革进程，为国际法朝向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破解文物追索的困局，我国人民法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霍政欣强调，法院在解决敏感度较高的跨国文物归属争议方面具有相对独立性与温和性的优势。随着我国已从单纯的文物流出国变为文物市场大国与文物资源大国，我国法院应积极行使国际民事审判权，确立中国司法在文物返还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近日，青岛大学发布《关于四起冒用“青岛大学”名义进行非学历教育培训招生虚假宣传的声明》。青岛大学表示：对于未经学校授权，冒用青岛大学或青岛大学二级学院名义进行虚假宣传的机构或个人，学校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记者搜索发现，半个月内，就有多所高校发布打假声明，其中涉及本科、研究生等招生信息。　　每到志愿填报季，各类虚假招生、“野鸡大学”的消息就开始多起来。比如，就在最近，一所完全“虚构”的“河南传媒大学”就在网上招生。目前，这所“虚假学校”已被揭穿真面目，网站也已被下线。相比起来，包括青岛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发布的打假声明背后，所指向的冒用高校名义违规招生现象，则更具隐蔽性，也更显防不胜防。　　一方面，这些冒用正规高校名义进行的虚假宣传，除了涉及本科、研究生招生这类非常严肃的行为，更多的是指向中外合作、校企合作办学甚至学历培训等本身，就鱼龙混杂的领域，一不留心就可能上当受骗；另一方面，近年来为了打击“野鸡大学”，相关部门往往会定期公布“野鸡大学”名单。但一些个人和机构冒用正规大学名义招生，却无法通过查询“野鸡大学”名单来甄别，受众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更高。这也是相关现象年年讨论、年年治，但却始终禁而不绝的重要原因所在。　　对此情况，高校主动“打假”，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次多所高校站出来发布声明澄清，就是直接撕下了一些冒用者的伪装。同时，考虑到类似的冒用行为几乎成了“打不死的小强”，也提醒各高校应把防止被冒用当作一项常态化的工作来对待。比如，加强日常的信息监测，开通专门的举报渠道，并及时向社会予以澄清。　　除此之外，对于冒用高校名义进行虚假宣传、违规招生等行为，还应该着力提升惩处力度。如果没有学校的主动追责，这些“李鬼”就完全可以全身而退，可以说违规的成本非常低。这一现实状况，显然无助于强化对冒用行为的震慑力度。因此，在学校发布澄清声明之后，对那些涉嫌冒用其他高校违规招生的个人和机构，相关部门也应该顺藤摸瓜积极介入调查，构成违法的就应该依法追究其责任，真正实现露头就打。　　此外，随着各类社交媒体的普及，冒用正规高校违规招生也获得了更多的传播渠道，如其中不少就是通过短视频等互联网平台“招摇撞骗”。据此，多所高校都专门澄清，自己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只有一个，提醒家长和学生注意甄别。这一点也同时启示平台，应该强化对于招生类信息的把关力度，把非大学官方账号发布的招生类信息纳入重点排查，最大程度挤压“李鬼”在网络上的生存空间。　　当然，防止被一些冒用正规大学名义的虚假宣传所骗，家长和学生自身也需要多一些审慎。尤其是在志愿填报、选择学校时，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同时，也要遏制“走捷径”的心态。要知道，以为多花点钱就可以上一个“更好的大学”，这往往会成为掉入“陷阱”的开始。因此，考生和家长在收到“要钱招生”的短信或电话时，应第一时间与学校、教育部门核实，多一些防骗意识，同样非常重要。　　朱昌俊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上善若水，语出《老子》，意思是至高的品性像水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　　法官当如水。滕启刚就曾向姐姐滕淑彬“保证”过，“姐，你放心，弟弟是党培养了多年的党员法官，没有半点私心，我一定能清正廉洁、秉公执法。”　　1月18日，在新任员额法官宣誓仪式上，滕启刚代表老法官向三位新任员额法官寄语：“从今天起，你们将要接受人民的重托，在法治建设的大潮中，在司法改革的全面深化中，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奋斗!”　　审理案件时的滕启刚(右二)一丝不苟　　如水平 维护法律一丝不苟　　在滕启刚的办公桌上，有一把8倍放大镜，蒙尘却显眼。“这是老滕为了办案特意买的。”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侯俊道出8倍放大镜背后的故事。　　2020年3月，滕启刚受理了原告不服公安机关对第三人不予治安行政处罚的决定一案，原告与第三人有无肢体冲突是案件争议焦点。为了还原真相，老花眼的滕启刚买来一把8倍放大镜，用3个多小时一帧一帧地反复查看监控录像，终于找到了事实认定的关键证据，作出公正判决，各方当事人对他的敬业精神赞叹不已。　　2018年，滕启刚受理了一起不服公安机关行政赔偿决定案件。原告刘某吸毒并患有艾滋病，于行政拘留期间死亡，其母亲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时没有第三方机构能够鉴定死者的直接死亡原因，但滕启刚没有简单驳回原告诉求、一判了之，而是在卷宗中查找到了七种可能导致死者死亡的原因，最终确认死者与其中一种死亡原因具备关联关系，部分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了死者及家属的合法权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敬业精神和专业底气来源于他30年不间断的积累。在滕启刚的电脑里，留下他撰写的总结、论文、心得等50余万字，每年的自查报告中都记载着当年案件被发回重审的原因和改进办法。　　如水清：法律分析精准透彻　　滕启刚曾经的助理——如今已是行政审判庭员额法官的傅兴始终牢记滕启刚说过的一句话，“法官的一件案子，也许就是当事人的一生，在守护司法公正的这条生命线上，容不得半点马虎。”　　201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对民营企业家赵明利诈骗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改判赵明利无罪，敲响了东北地区“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第一槌。而20年前，一审作出无罪判决的法官，正是滕启刚。作为案件一审的主审法官，滕启刚经过两次庭审，并对案件证据做了仔细梳理后，认为赵明利没有诈骗故意和诈骗行为，应属于经济纠纷，诈骗罪证据不足，一审判决无罪，后案件经二审法院改判有罪。赵明利死后，妻子马英杰向最高院提出申诉。终于在20年后，案件又回到了原点，而最高院改判理由与滕启刚的观点基本一致。　　在千山区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上，“老滕你先说说”是院长金峰的口头禅，“老滕在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审判部门都工作过，经验丰富，能准确找到应适用的法律，直言不讳地指出汇报中的问题和瑕疵，大家对他的观点也都很信服。”金峰说。　　每次开会，尽管年轻法官都提前做足功课，但还是战战兢兢，生怕被滕启刚挑出“毛病”，对他是又敬又怕。刑事审判庭一名年轻法官在审委会上曾被滕启刚问得尴尬在当场，事后滕启刚找到他，“孩子，是不是觉得我会上有些过分?对你来讲，这仅仅是一个案子，可对当事人来说，这可涉及他的人身自由啊。你得考虑你判决之后的事情，不管经历多少年，你的判决应该像钢铁一样经得住考验。”这名法官说，时至今日，滕启刚语重心长的话语仍犹在耳。　　如水柔：滋润司法为民土壤　　每个已审结的案件，在滕启刚这儿都不算“完成任务”，他说，“不能只看年结案多少，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行政审判去实践司法为民的宗旨，把它当作是一块阵地，把它当作是一块蕴育司法为民的土壤。”　　滕启刚留下的办公资料中有一个登记本，封皮上写着“史上最牛的一年收结案”，这一年是2009年，滕启刚时任千山法庭庭长。当年全庭共审理案件1075件，他本人主审了219件，其中有210件是以调解和撤诉的方式结案。　　千山法庭地处城乡接合处，下辖两镇一风景区，共计18个村和社区，案件更多的是家长里短、邻里纠纷，滕启刚出生在农村，凭借自己熟悉乡土人情，人熟为宝的优势，常年深入田间地头调解纠纷，力求案结事了。　　在法官职业生涯中，滕启刚主审过各类案件共计1958件，其中，民事案件886件，调解撤诉率近70%。他总结了一套“滕式”调解法：家事纠纷运用“亲情融化法”，关系复杂的运用借助亲友、邻居、村镇组织的“外力协助法”，利益分割困难的运用“换位思考法”，矛盾激烈的运用“背靠背法”……多年来，他用这些方法帮助老百姓化解了一个又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法庭虽小，却在滕启刚的带领下成为法院参与社会基层治理、服务乡村振兴的“桥头堡”。来源：辽宁法制报、辽宁高院  

　最近，一首《孤勇者》火了。这首原本定位为流行歌曲的曲子，却因小学生们的传唱，生生变成了儿歌。　　来自北京的家长杨静（化名）还是在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口中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经过仔细盘问，她才知道，女儿大概是在“姥姥手机的抖音”“课外班的网络电视”等地方，通过自己并不掌握的网络渠道学会的这首歌。　　“我这才意识到，我和孩子可能不在同一个网络世界。”杨静说。“后来，我和朋友聊起来这首歌的走红，一位中学生的妈妈告诉我，这首歌在中学生当中‘被鄙视’了，因为‘这是小学生听的’。”　　“原来，不仅我和孩子的网络世界不同，不同年龄阶段孩子们的网络世界也不一样。”杨静无奈地说。　　根据2021年发布的《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2020年，我国未成年人网民达到1.8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94.9%，比2019年提升1.8个百分点，高于全国互联网普及率70.4%的水平。小学生在学龄前首次使用互联网的比例达到33.7%，而且逐年呈上升趋势。　　可见，青少年如何正确地使用网络，家长、学校、社会如何管理、引导青少年上网，都应成为社会各界需要重视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青少年正在“占领”网络　　不久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地方的中小学线下转线上教学。每当一座城市发布与学校相关的通知时，都会引起网友们对于“返不返校”的吐槽和讨论。　　当所在城市通知线下复课时，张晴（化名）忍不住在网上有感而发：“太好了，终于等到返校这一天了。”张晴的孩子上小学一年级，前段时间孩子在家，让张晴这个双职工家庭“增添了不少压力”，如今终于可以送回学校了。　　发送完这条网络动态，张晴跟网络上一些“志同道合”的网友们聊了许久。突然，网络平台推送给她的消息渐渐变成了“求反转”“有没有可能不返校”“不想返校”……　　“我觉得挺奇怪，哪有家长不想返校呢？”点进去一看，张晴才明白，这些不愿返校的帖子全是小学生、中学生自己发的。一听到返校消息，习惯了居家生活、担心学习和考试压力的他们纷纷在网络上抱团、吐槽。　　“以前，我理所应当地认为网络上大家都是成年人，结果那天一看，原来网络中的‘朋友’‘姐妹’还有这么多是孩子。”张晴说。　　另据《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0）》，我国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达99.2%，远远高于我国总体的互联网普及率64.5%，未成年人首次触网年龄不断降低，10岁及以下开始接触互联网的人数比例达到78%。互联网在娱乐、学习、社交等方面对未成年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这一代青少年是网络原住民，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但是，如何面对、引导、管理、保护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成了不少教育界、法律界、互联网领域专家、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　　7月9日-1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首届青少年互联网大会上，作为一个6岁孩子的父亲，腾讯微信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斌感慨，每当他看到孩子熟练地摆弄着手机或平板电脑，找他们想要看的线上内容时候，或是拿着父母的手机打开App，熟练地跟家人打视频电话的时候，自己都深刻感受到什么叫数字原住民。　　“这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现如今孩子的生活已经跟数字化工具密不可分了，我相信以目前的科技发展速度，他们未来的数字化程度应该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张斌说。　　教育部原副部长、教育部关工委主任李卫红在会上表示，对于数字化时代的“原住民”青少年来说，他们在享受数字化时代所带来的各种利好的同时，资源丰富、快速变化的数字世界也给青少年提出了诸多的挑战。“顺应数字时代发展要求，加强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尤其是科技创新教育，在今天显得尤为迫切，尤为重要。”　　青少年网络素养现状：认知行为能力高，印象管理能力低　　作为当下网民群体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的网络素养如何？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网络素养调查报告显示，青少年网络素养总体平均得分为3.56分（满分5分），略高于及格线，有待进一步提高。网络价值认知和行为能力维度得分最高（3.93分），网络印象管理能力维度得分最低（3.03分）。　　具体来看，女生在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网络价值认知和行为能力几个维度的表现相对较好。男生在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方面表现相对较好。随着年级升高，初中生和高中生网络素养水平分别升高，但高一学生最低。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网络价值认知和行为能力素养随年级升高而降低，网络印象管理能力素养随年级升高而升高。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显示，每天平均上网1-3小时的青少年网络素养水平最高。随着每天上网时长的增加，青少年网络素养水平逐渐下降，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网络价值认知和行为能力素养随年级升高而降低，网络印象管理能力素养随年级升高而升高。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方增泉指出，“赋权、赋能、赋义是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的核心理念。赋权，是要积极主动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开展网络保护；赋能，网络素养教育是一种能力构建教育，让网络真正为青少年所用；赋义，则是要在更深层次的价值和意义上进行网络素养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地落细落实。”　　当网络已经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网络素养呢？　　“当我们还在说Z时代时，现在的孩子们已经是2010年后出生的、‘α时代’的人了，在这个智能时代，孩子们一出生就在探索网络世界。”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董艳说。　　董艳认为，小学生应当从三年级起具备4个网络素养。“一是要有敏感的、敏锐的、正确的信息意识；二是计算思维，遇到问题不要先慌乱；三是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能力；四是要有信息社会的责任。”　　“面对未来，每一个青少年会面临3个世界：一个世界是真实的、客观的外在环境；第二个是不断丰富的互联网世界，是虚拟符号的世界，但我希望它更代表每一个孩子通过用互联网互动构建的内在知识体系，构建的内在信念体系，构建的内在你跟别人的关系体系；第三个世界是孩子的心智世界，这是更需要大家去呵护的。因此，我们要让孩子成长得更健康、更有力、更有鉴别力、更温暖，才能让他们在未来社会里发一分光，发一分热。” 董艳说。　　青少年网络行为管理，不仅是“收手机”这么简单　　如今，有一个场景已经十分常见：两三岁的小朋友就已经会对着手机、平板电脑点点拨拨找到自己想看的动画片，而孩子的爷爷奶奶却捧着智能用品无从下手。让这些天然浸润在网络世界的“原住民”学会运用网络、正确认识网络，在网络中保护自己，对于老一辈的网络“移民”来说，并非易事。　　中国网络安全协会副秘书长赵宏志表示，随着数字时代发展，首次触网的青少年年龄越来越小，网络空间是现实的延伸，现实中针对青少年合法权益侵害的不良行为，大量地向虚拟网络世界转移，以城市青少年人群为目标的网络不法行为，乃至犯罪行为正显示出比现实暴力更大的危害性。　　“近年来，青少年遭受电信诈骗、不良信息影响、个人隐私泄漏、网络沉迷成瘾等事件时有发生。从层出不穷的典型事件来看，青少年权益被侵害已经扩大到网络空间，影响深远。”赵宏志认为，虽然我国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不断提升，但在青少年网络保护方面仍存在很多的空白，监管对象多针对互联网行业，对家庭、学校及社会及其他主体责任、规范不明确，互联网行业自律还处于探索阶段，多是迫于媒体和公众的压力采取的危机公关行动，未能形成统一有效和长期持续的行业标准和规范。　　近年来，无论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还是各大网络平台开展的青少年网络账号管理、青少年模式等规范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保护了青少年的网络行为和网络安全。　　然而，规范青少年的网络行为，防止青少年健康成长受到侵害，不仅仅是靠“收手机”“卡时间”等技术限制那么简单。除了保护和规范，青少年还需要通过引导和教育树立全面的网络素养。对于家长、学校来说，更重要的是在纷繁的网络世界中教会孩子辨别“香花”和“毒草”。　　“如何引导和教育青少年，可能比保护更重要。不良作风的根源是意识，解决意识问题一定要靠教育。” 中国工程院院士、计算机专家李国杰说。　　李国杰表示，很多国家都在研究内容过滤技术，包括中科院计算所等机构也在研究内容过滤技术，现在越做越先进。但是内容的过滤技术再先进，也替代不了青少年区分“香花”和“毒草”的能力培养。　　“质疑和批判是科学精神的本质，所以要注意培养和提高未成年人获取分析、判断、选择应用信息的能力，让他们逐步地养成判断信息真伪和良莠的能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预防未成年人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侵害。”李国杰说。（记者 叶雨婷）来源：中国青年报  

领导干部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主要是通过各级领导干部的具体行动和工作来体现、来实现。”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要坚持不懈抓牢抓紧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有力举措确保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和本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不断取得新成效。　　抓“关键少数”体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法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追求法治、探索法治、建设法治、推进法治、厉行法治进行艰辛奋斗，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是否具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直接决定着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成效，也直接决定着法治能否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把依法办事理念根植于头脑中，自觉用法律厘清权力边界，用法律约束权力行使，用法治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确保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不断推进各项治国理政活动制度化、法律化。　　抓“关键少数”体现推进法治建设的客观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信念、决心、行动，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领导干部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目标和任务的关键所在，采取一系列举措聚焦“关键少数”，推动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显著增强、法治素养持续提高。例如，建立法律顾问制度、设立公职律师，完善党政部门依法决策机制，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等等。新形势下，加快推进法治建设，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强化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观念，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不断提升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　　抓“关键少数”能更好发挥领导干部的重要作用。当前，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普遍增强，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各级领导干部应主动适应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要求，更好发挥“关键少数”对全党全社会的风向标作用，带动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这就需要领导干部做到守法律、重程序，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保护人民合法权益，自觉接受监督。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压紧压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依照《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有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予以问责，确保各级领导干部把责任担起来、把职责履行好。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