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锋 沈思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出发前夕，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中革军委决定将1933年10月17日由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分编出的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红军特科学校再次合并，组成干部团，并恢复工农红军学校建制。干部团由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其成员都是从部队选调、具有战斗经验的班排长以上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干部团辖3个步兵营、1个特科营、1个上级干部队，共1400余人。　　长征开始后，干部团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任务，随时参加战斗。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干部团多是精兵强将且装备优良，每人配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和缴获的钢盔。行军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经常出现在干部团的队伍里。　　遇河架桥，争当开路先锋。长征出发伊始，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就受领在于都河上架设两座浮桥的任务。他们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使红军4路纵队稳步从桥上通过。11月27日，特科营接到干部团急令：在湘江界首渡口架设一座浮桥。特科营工兵连一路急行军，越过崇山峻岭，克服千难万苦抵达界首，苦战一夜，最终按时完成任务。这座浮桥经受住敌机轮番轰炸，保障红军西进，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　　12月下旬，中央红军进至贵州省黄平、余庆、瓮安地区，被乌江挡住去路。1935年元旦，在对岸有敌军防守、后有敌军紧追不舍的紧迫形势下，中革军委向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下达架设乌江桥的任务。团长陈赓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清接领任务后，立即率领工兵连赶到江界河渡口。工兵连官兵将由木排搭架的门桥送入江里。由于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大而光滑，桥桩难以固定，立刻就被狂涛骇浪卷走，几次架桥都失败了。陈赓紧急召开“诸葛亮会”，发动大家开动脑筋，但几次现场模拟还是不可行。一筹莫展之际，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军事教员何涤宙想出一个办法：在竹篓周围捆上几根用火烤过削尖的竹竿，竹篓内装入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江底，以此代锚，固定浮桥。经过36个小时的艰苦奋斗，工兵连终于将浮桥架到江对岸，确保军委纵队和各军团渡过乌江，直下遵义。　　英勇作战，立下赫赫战功。在遵义会议上恢复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 随即指挥四渡赤水。其间，干部团配合主力部队参与两场战斗，一是一渡赤水前攻打土城，二是二渡赤水后再克遵义。　　1935年1月28日，中央红军进抵贵州西北部的赤水一带，在土城枫村坝、青杠坡突遇敌军，红三、红五军团率先投入战斗。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 红军陷入困境, 毛泽东急令干部团前往支援。陈赓率干部团英勇反击, 有力打击了敌人。土城战斗后的第二天，干部团又配合主力部队投入一渡赤水的战斗并重创了敌人。　　2月中下旬，红军二渡赤水，准备拿下娄山关，再占遵义。彭德怀在前线指挥作战，令干部团急行军一天走120余里，由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接替兄弟部队扼守娄山关，其余赶赴遵义城外夺取老鸦山。老鸦山是俯瞰遵义城的主要制高点，谁能控制它，就掌控了战场主动权。经过苦战，干部团配合红三军团第10团胜利攻占老鸦山，使红军再夺遵义城。此役，红军共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俘虏敌人3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计划，极大振奋了全军士气。　　四渡赤水后，红军进军云南，准备抢渡金沙江入川。5月2日，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赶在4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桥。皎平渡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处，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干部团以第三营为先遣营，以两个步兵营、特科营和上级干部队为后梯队。为出其不意，杀敌军一个措手不及，先遣营一律去掉帽徽等红军标记，伪装成国民党部队，翻山越岭，一昼夜急行160余里，迅速占领皎平渡南岸，悄悄渡过江抢占北岸制高点，俘敌1个排和江防大队一部，并控制渡口。而后，干部团乘胜攻占通安州，掩护中央红军大部队以7只小木船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为此，中革军委通令嘉奖了干部团。　　边战边学，提高战术水平。长征中的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所培训红军干部的流动学校，始终坚持且走且教、边战边学。干部团一日行军百里，跋山涉水，不忘教学本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利用宿营、休息、站岗及战斗间隙，采取集体教学、个别辅导、三五成群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学习战术技术、研究战例、总结战斗经验，先后组织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破袭等战法的研究训练。教员会结合行军或战斗中遇到的问题，组织学员进行讨论。学员在热烈的讨论中交流了思想, 增长了知识，同时活跃了行军气氛，驱散了行军的疲劳。　　1935年9月中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革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干部团与红一军教导营合并为陕甘支队随营学校。11月，陕甘支队随营学校随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北瓦窑堡后，与西北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会合，成立西北工农红军学校。至此，干部团的历史使命结束。作为中央红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它留下的赫赫战绩，永远是长征这一宏大叙事史诗中的精彩篇章。来源：中国国防报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澳门周边地区沦陷，经济遭受打击、难民大量涌入、社会发展困顿等问题接踵而至，逐步沦为“孤岛”。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旗帜，领导澳门民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投身支援祖国抗战的磅礴洪流，谱写了一段隽永灿烂、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篇章。 　　风云激荡 星火不灭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澳门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即使后来党组织屡遭破坏，但党员独立进行的革命活动从未间断。　　九一八事变后，身处澳门的共产党员敏锐把握形势变化，坚持抗日宣传，开展统战工作，为澳门的抗日救亡运动积蓄力量。共产党员柯麟以医师身份为掩护，与旅居澳门的叶挺加强联络，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为党在澳门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原中共日本横滨支部宣传委员包华、原中共中山县委委员黄健、马来西亚共产党员陈少陵（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陆续抵达澳门，通过出版刊物、开设书店、创办学校等方式传播进步思想，启发爱国自觉。包华创建的濠江中学，大量招收有志青年，凝聚了一批爱国进步师生，并在校内组织各种读书会、剧社，以演讲、戏剧、座谈等方式积极宣传爱国主义，培养学生骨干，引导青年学子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的爆发，激起澳门同胞空前高涨的救国热情。为加强对澳门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促进澳门爱国事业的发展，党着手复建澳门党组织。1937年11月，中共澳门支部正式建立，1938年1月改为中共澳门特支，5月划归中共香港市委领导。同年8月，成立澳门工委，划归粤东南特委领导，后于1939年11月改由中共广东省委直辖。　　新成立的澳门党组织十分重视培养和发展新党员。至1938年10月，澳门地区的中共党员已达50人，分属学生支部、妇女互助社支部、拱北海关支部、岐关车路公司支部、纱厂女工支部等多个党组织。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使澳门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主心骨、定盘星。 　　奔走呼号 孤岛同心　　早在1936年，廖锦涛、陈少陵等党员就在澳门成立了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理事会等社团组织，并加入了一批进步文艺团体，积极推动抗战文化宣传。他们以这些文艺社团为载体，以高昂的救国热忱，鼓舞感召澳门民众不畏艰险、同仇敌忾，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其中，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是“大众救亡歌咏团”和“前锋剧社”。　　“大众救亡歌咏团”的主体成员是爱好歌咏的澳门进步青年，团长由共产党员廖锦涛担任。歌咏团每周集中组织选唱《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宣讲歌词中的抗日救亡道理。1936年冬，歌咏团在澳门清平戏院举行公演，雄壮激昂的歌声令许多青年热血沸腾，奋起投身抗日救亡行列。歌咏团还经常深入周边乡村进行抗日宣讲，在街头讲述东北同胞被日本侵略者奴役、压迫的惨状，现场经常是群情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不绝于耳。　　“前锋剧社”由共产党员余美庆等创办，以戏剧、话剧、街头剧等多种形式在澳门及周边村镇巡回演出，进行抗日宣传，足迹遍布石岐、小榄等地。剧社演出的《烙痕》《重逢》等剧目，鲜活生动地讲明了抗日救国的道理，有效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在共产党员及抗日文艺社团坚持不懈、广泛深入地宣传鼓动下，澳门爱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 　　凝聚力量 共赴国难　　由于澳门当局对日态度暧昧，多方限制抗日活动，澳门同胞大多以“救灾”等名义组建抗日团体，开展救亡运动。党在澳门的组织始终高度重视加强对抗日团体的影响与引领。　　1937年8月，为统一和加强各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廖锦涛、陈少陵等党员倡议召开澳门救亡工作联席会议。同月，“澳门学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简称“澳门四界救灾会”）成立，来自澳门中小学校、报社、音乐社、戏剧社、体育会等50多个团体的100余位代表出席成立大会。由于群众基础广泛，“澳门四界救灾会”成为抗战时期澳门开展活动最多、影响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廖锦涛以“前锋剧社”代表身份当选理事，并在该会建立了党组织。　　“澳门四界救灾会”以筹款赈灾、共拯我受难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宗旨，主要通过募集资金的方式助力抗战，包括举办义演义赛售卖门票，发起献金捐输，组织商家进行义售义卖等。其在1938年9月4日至10月13日组织的义卖运动，共筹得义款10万余元，是当年澳门筹募救亡活动中前所未见的。　　除募集资金外，“澳门四界救灾会”还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如1938年8月发起征集慰劳信运动，组织工作队分赴各学校、团体、单位进行征集。民众纷纷响应，参与者既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刚满9岁的幼童，至月底，共征集信件1000余封，送往武汉抗日前线。 　　回乡抗敌 热血尽忠　　抗战时期，澳门党组织创立和带动了一批澳门青年团体奔赴抗敌前沿开展战地服务，有的还直接参与战斗。其中，规模及影响较大的是“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和“澳门四界救灾会回乡服务团”（以下分别简称“旅澳团”和“四界团”）。　　1937年8月开始筹建的“旅澳团”，是中共澳门党组织创立并直接领导的青年抗战团体，其主要任务是在各地党组织的支持配合下，深入澳门周边县区村镇发动群众，在军民中开展宣传，帮助建立儿童团、妇女会、抗日自卫队等组织。“旅澳团”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民众及驻防官兵的热烈欢迎，有力促进了当地抗战局面的发展与转变。　　由澳门工委发起，“澳门四界救灾会”通过召开全澳青年爱国团体联席会议成立的“四界团”，得到各方积极响应，男女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四界团”由中共党员廖锦涛担任团长，至1940年6月先后组织11个工作队共167名队员赴广东西江、东江、北江及珠江三角洲抗战前沿开展动员群众、战地救护和慰劳抗日军队等工作，有时还与日军进行正面交锋。为加强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根据广东省委指示，“四界团”有百余人加入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深入连排加强士兵思想教育，强化抗战信念。他们还建立了军民合作站，开展抗日保家和军民合作宣传，有效推动了抗战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感召下，很多澳门青年主动要求入党，党组织不断扩大。“旅澳团”和“四界团”成员的报国献身精神尤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期间牺牲的就有14人，包括廖锦涛、陈少陵等骨干党员。中国共产党与澳门同胞休戚与共、携手抗战的光辉历史已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珍贵记忆。（尚伟 周云）来源：学习时报  

近读军史，几则关于毛毯的故事，让人感动。　　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冷风刺骨，率部举行宁都起义、投身中国工农红军的董振堂同志见朱德同志的铺盖非常单薄，便把他的苏联毛毯送给了朱德同志。延安时期，朱德同志又将这条毛毯转送给了经常工作到深夜的周恩来同志。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同志带着这条毛毯为即将开赴前线的朱德同志送行时说：“朱老总，你要到前线去了，我把这条毛毯送还给你。振堂同志的毛毯可是宝贝啊，平常可以保暖，危险时候还能防身……”　　一条毛毯，三易主人。如今，这条有多处缝补的毛毯，静静地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向人们讲述着“共产党人心里装着同志的战友情”。　　红军过草地时，成仿吾同志关心地对一名掉队的小战士说：“把你的枪给我，我帮你背。”“不，我自己背，战士绝不能离开自己的枪。”随后，小战士看到成仿吾同志背上薄薄的毛毯，灵机一动说：“我的毛毯太厚，背着太重，我们换一下，过完草地再换回来，好不好？”看着小战士瘦弱的身体，成仿吾同志答应了。过草地后，成仿吾同志找那名小战士换回毛毯时，得知他后来因受风寒已经牺牲了。那一刻，成仿吾同志突然明白了当时小战士跟他换毛毯的用心。　　这条毛毯，成仿吾同志后来捐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无名小战士用这个‘欺骗’，告诉我们长征胜利的一个秘密：官兵友爱。”听了这条毛毯背后的故事，一名参观者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这样写道。　　毛毯，毛茸茸，软和和，古代是“草皮编之，贵以裘而御寒”。对当年条件艰苦的革命军人来说，毛毯是稀缺品。谈起战争年代的毛毯，萧克将军曾这样感慨：“可能因为毛毯是温暖和珍贵的，因而大家都很珍惜，大家在心里都愿意把它比作一份情。”　　当年，方志敏同志在送红十军到中央苏区时，把一条随身多年的毛毯送给了随队出征的邵式平同志。方志敏同志牺牲后，邵式平同志又将这条毛毯还给了方志敏的家人。这条毛毯后来成为方家的传家宝。邵式平同志后来回忆当年方志敏给他送毛毯的情景时说：“送的是毛毯，也是战友情，还有对革命成功的希望。”　　开国中将王必成被称为“冷面将军”，可一条伴随他49年、打满补丁的米黄色毛毯，却让人们感受到了将军内心的温暖。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二纵九团团长徐绪奎生前长期与王必成同志并肩作战。1940年徐绪奎同志在战斗中牺牲，王必成同志把徐绪奎同志常用的一条旧毛毯留在了身边，日日不离，夜夜相伴，直到病逝。　　一条毛毯一面镜，生死相依战友情。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边境自卫作战中，有条毛毯再次演绎了上甘岭战役中“一个苹果”的故事。　　某部炮一连指挥排紧急进驻阵地时，除了武器和干粮，没带任何东西。当晚，气温骤降，大家只好和衣挤蹲在猫耳洞休息。同在这个阵地执行任务的步兵一连排长郭保庭得知后，赶紧把他的一条毛毯送给了指挥排长李瑞仁，自己盖着雨衣睡。李瑞仁想到侦察班长李金土夜里值班，不能冻着，便把毛毯给了他。李金土拿着毛毯，心里暖暖的，当他看到新战士文少全穿得单薄，又把毛毯盖到了小文的身上。小文想到排长李瑞仁这几天都没休息好，又把毛毯给了李瑞仁。见小文睡着了，李瑞仁又轻轻将毛毯盖在他身上……　　类似的故事，还发生在一个初冬的坑道里。一次，杨业功同志带机关到坑道组织演习时，天突然下起大雪。夜间巡查时，杨业功同志见通信班的战士冻得反复搓手，便跑回作业室，把自备的毛毯送给他们。第二天清晨，当杨业功醒来时，发现毛毯又盖在了自己身上。　　毛毯的故事发生在昨天，启示着今天。现在，我们已经不再缺衣少被，但那些关于毛毯的故事，我们不应忘却。因为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千难万难，官兵患难与共就不难；千苦万苦，官兵同甘共苦就不苦。新时代，我们“要深入开展尊干爱兵、兵兵友爱活动，培养官兵甘苦与共、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不断凝聚起比毛毯更温暖的战友情谊。（边靖泽）来源：解放军报  

我军加快形成红色谱系展陈教育大格局 军史场馆体系逐步实现整体重塑 　　解放军报讯 记者张磊峰、赖文湧报道：“八一”前夕，野外驻训的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通过“数字史馆”，重温习主席视察的光荣时刻，引导大家牢记统帅嘱托、勇担强军重任，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练兵备战之中。　　2014年7月30日，习主席走进该旅“强军精武红四连”，参观荣誉室并勉励大家“发扬光荣传统、当好红色传人”。这些年来，连队官兵持续从统帅嘱托中汲取精神动力、从红色历史中吸收精神养分，一批强军精武标兵脱颖而出。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军史场馆是我军传承红色基因、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阵地。构建新时代军史场馆体系，对于教育激励官兵铭记历史、不忘初心、赓续血脉，奋力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每到一支部队，都要走进军史馆、荣誉室，反复叮嘱官兵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在某集团军军史馆，听到当年红军战士宁肯忍饥挨饿也要将半截皮带留下来，带着它“去延安见毛主席”的故事，习主席深有感触地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在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师史馆，习主席语重心长地对部队领导说，你们开展的“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建设，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这个做法很好。要发扬光荣传统，永葆老红军政治本色。　　铁心向党，就是忠诚，就是信仰，就是力量。　　十年来，从印发《传承红色基因实施纲要》《新时代军史场馆体系建设规划》到下发《关于积极稳妥推进军史场馆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从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营开放办法》《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到下发《打造红色教育大课堂——新时代部队军史场馆体系建设规范》……全军军史场馆建设理念更加清晰、标准更加规范、导向更加鲜明、使用效益进一步提升。　　激活“沉睡的历史”——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打造数字史馆，数字文物、3D动画、全景漫游，身临其境的红色之旅让官兵深受启发；空降兵某部活用军史场馆资源，组织人员拍摄制作的相关军史微视频和主题MV，不仅成为各级政治干部施教的“掌中宝”，也在“我们的天空”融媒体矩阵上广泛传播。　　筑起“精神的高地”——2018年9月，中央军委批准增加“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林俊德、“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超为全军挂像英模，人民军队的光辉史册里，新添两座不朽的丰碑。这些年，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繁华都市，上海警备区会同驻地政府机关重点建设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研究、红色文化活动“三大高地”，有力推动党史军史场馆保护利用工作走深走实。　　焕发“荣誉的力量”——去年以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陆续为全军获得重大荣誉的497个英模班排制作配发荣誉柜。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41医院荣誉柜发放仪式上，“高原爱民模范医疗队”队长张江接过锦旗郑重宣誓：“接过荣誉锦旗，就接过了传承荣誉的责任……”仪式结束后，医疗队员们迅即行动，奔赴定点帮扶的革命老区展开巡诊。　　放眼全军，一座座红色场馆散发时代魅力。　　2021年6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在山东青岛正式开馆；两天后，“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人民军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展；紧接着，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在昂船洲军营正式建成开放，成为香江之畔新的红色地标……一座座军史场馆，为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提供了丰富教材，让广大官兵从中汲取矢志强军的前行力量，让人民群众从中获取历史滋养、培育家国情怀。　　放眼全军，一段段革命历史融入官兵血脉。　　如今，舰艇官兵“海上为家、岸上做客”已成常态，海军某基地在部队营院内建设军史长廊的同时，还在每艘舰艇走廊通道的显要位置建成荣誉墙，让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伴随官兵勇闯大洋；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湖北省军区组织力量赴驻地党史军史场馆进行实地拍摄和史料整理，搭建起贯通百年、情景交融的“网络+”平台……一部部“红色家谱”走出史馆、走近官兵，成为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的丰厚养料。　　回望非凡十年，军史场馆体系正逐步实现整体重塑，覆盖全军、辐射社会、功能互补、体系完备的红色谱系展陈教育大格局初步形成，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源源不绝的政治滋养和强大动力。　　回首峥嵘岁月，我们一次次追问，人民军队为了什么出发，又将去往何处？答案写在了铁心向党的浴血荣光里，也写在了浪奔浪涌的强军实践中。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新华社济南8月11日电 题：陈亚鹏：甘当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的守护者 　　新华社记者徐速绘　　“他是一个胆大的人”“他是一个心细的人”“他非常能创新”，在山东省菏泽市应急管理局，同事们说起陈亚鹏，都能讲出许多故事。　　陈亚鹏是菏泽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巡查督查科科长，2014年参加工作以来，每每遇到突发安全事件，他总是义无反顾冲上一线，用自己的忠诚担当，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去年1月的一天晚上，寒风凛凛。菏泽市胡集镇一路段突然发生一起两车碰撞事故，导致一辆甲醛运输槽车车体破裂，甲醛开始泄漏。甲醛具有很强的挥发性和毒性，泄露后如果不及时正确处置，后果不堪设想。　　接到险情报告后，陈亚鹏立即赶赴现场，迅速调动附近应急救援力量处置险情，对泄漏槽罐进行紧急封堵。同时，他还调集2辆甲醛罐车前往指定地点，对剩余甲醛进行紧急处理，大家一直忙到次日凌晨3点多，甲醛泄漏险情才处理完毕，未发生人员伤亡和次生灾害。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制定科学处置方案，紧急调动救援力量……工作以来，陈亚鹏已成功处置10余起安全生产应急事件，这些事件现场往往涉及有毒性、易燃易爆物质。　　“在应急管理系统工作的这8年时间，无论节假日还是上班时，几乎没有关过手机，往往一个电话，就要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应急处置。”陈亚鹏说。　　陈亚鹏在应急事件处置时冲锋在前“胆子大”，在安全生产执法工作时却“心很细”。　　全市9个化工园区、110家危险化学品企业、258个重大危险源、1082个各类易燃易爆和有毒危险化学品储罐，对这些数据陈亚鹏都了然于心。　　“安全生产执法工作不能有丝毫马虎大意，因为这关系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知道这个责任有多重，必须细之又细。”谈到自己的工作，陈亚鹏这样说。　　陈亚鹏有一个随身携带的“法宝”——一个大储存容量的移动硬盘。他说：“我把与业务有关的数据都备份在这个移动硬盘里，这个移动硬盘既能用笔记本电脑读取也能用手机读取，这样即使不在办公室，也能随时调取数据，进行现场办公。”　　       作为年轻人，陈亚鹏在工作中除了认真负责还勇于创新，提出了“岗位安全工作法”。　　陈亚鹏介绍说，他通过省内外大量的安全事故案例分析，发现70%以上的事故是由于员工违反操作规定、违反劳动纪律和违反安全作业规程导致的，因此防范和遏制事故发生，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要管控员工在工作岗位上的这些不安全行为，所以他提出了“岗位安全工作法”。　　“岗位安全工作法”以岗位作为安全的基本单位，将各岗位安全要点制作成明白纸、卡片，利用岗前“十分钟”时间对上岗员工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提升员工岗位风险管控、安全操作、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四个能力，以点带面提升企业整体安全管理水平。　　该工作法自推行以来，菏泽危险化学品领域已连续6年未发生亡人事故。　　2021年11月，陈亚鹏作为先进代表参加了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模范和消防忠诚卫士表彰大会并接受表彰。　　“应急管理工作需要处置各类突发事件，面对的是各类复杂的险情，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肩负着不一样的责任，我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当好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守护人！”陈亚鹏说。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法官通常是用右手敲响法槌、定分止争，而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泰州中院”）民三庭庭长王小莉是用左手落槌。　　从2012年担任法官以来，出生于1982年的王小莉共参与审理2000多件案件，涉及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知识产权等，无一起错案、违纪违法案件以及超审限案件。她用法槌敲出了公平正义，敲出了奋斗者的闪光青春。 　　要以法明辨是非曲直，为老百姓断案 　　年幼时，一起医疗事故导致王小莉右手残疾。而让父母欣慰的是，王小莉生性开朗乐观，从小就乐于助人、喜欢打抱不平。小时候，影视剧中包青天升堂断案、为百姓解忧的画面深深刻在她的脑海里，也在她的心里埋下一个“法官梦”。高考时，她以优异的成绩被苏州大学法学专业录取。　　2002年五四青年节，大三的王小莉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从那天开始，她的理想逐渐清晰起来。“命运也许对我有些不公，这也让我对公平与正义更加渴望。”成为一名法官，让更多老百姓通过法律的裁量感受到公平与正义，是王小莉的初心与使命。　　2006年6月，王小莉参加外省的公务员考试，以笔试和面试第一的成绩进入体检，但因体检不合格，与梦想失之交臂。同年8月，她再次以笔试第一的成绩通过江苏省公务员考试。　　这一次，在江苏省、泰州市两级残联和泰州中院的帮助下，她成为江苏省法院系统正式招录的第一位残疾人公务员。　　法官要从书记员做起，王小莉只能用左手单手打字。无数个清晨与夜晚，泰州中院的楼道里都回响着“哒、哒、哒”的声音，那是王小莉单手敲击键盘练习不辍的声音。　　在同事眼中，王小莉的左手几乎是万能的，写字打字、编辫子、打毛衣……什么都难不倒她。但王小莉心中最渴望的还是用左手落槌，完成一次庭审。　　2012年，王小莉如愿穿上了法袍，用左手敲响了法槌，审理了法官生涯中的第一案。 　　“秉公办案是人民法官的铮铮底气” 　　很快，一些棘手案件接踵而来。泰州一家外资企业因部分员工不服从调岗安排，以未能通过内部考核为由辞退员工，员工不服劳动仲裁部门的结果和一审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　　王小莉深知此案不仅涉及当地知名外资企业，更事关数百名企业员工的切身利益，一旦处理不好，会影响地方营商环境，还会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与外资企业负责人交流中，王小莉流利的英语让负责人刮目相看。在王小莉有礼有节、依法依规的主持沟通下，这名负责人与员工达成离职补偿协议，历时1年多的涉外企群体性劳动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2016年年底，王小莉调任新组建的少年家事审判庭。一次，一名案件当事人因请托说情无果，竟日夜跟踪王小莉。还有一次，一名被告因不满判决结果竟然对她进行威胁。“说不怕是假的，我尤其担心家人的安危。”那段时间，每天回到家，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我甚至提不起精神给女儿讲一个完整的睡前故事”。　　让王小莉欣慰的是，对于她的工作，家人给予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如今谈起这些往事，王小莉幽默地说：“当法官后，其中一个收获就是练了练胆量。”　　无惧险阻，一如既往。王小莉希望让当事人从每一起案件的审理中看到，公正司法、秉公办案是人民法官的铮铮底气。 　　审判“宝典”是不断地学习、积累 　　2018年年底，王小莉调至民三庭，主要负责知识产权和涉外商事案件的审判工作，这个全新领域对她而言是个新挑战。　　“审判工作中接触的每个案例，对我而言，都是学习、升华的过程。”工作之余，王小莉将这些案例的特点和从中总结的经验都记录在笔记本上。如今，她的“宝典”已积攒了厚厚的几本。　　2017年2月，泰州从事光伏领域的企业家范伟（化名）与山东济宁一家公司（以下简称“济宁公司”）合作承接了当地一些光伏电站的设计、建设以及全程技术服务。由于范伟的公司经营困难，后期投资和配套设施无法跟进，光伏电站建设因此停工。　　2021年5月，济宁公司与范伟多次协商无果后，向泰州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范伟的公司给付合同约定的剩余技术服务费。王小莉负责承办这起案件。　　3月14日晚上9点多，泰州中院王小莉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她疲惫地敲下最后一个按键，长达数十页的判决书初步完成。　　但王小莉的心还是没有放下：“当事人的公司已无力支付多达百万元的赔偿，这样的判决也解决不了问题。济宁公司看似赢了官司，但项目无法推进，实际上双方都输了。”思考再三，王小莉决定再试一试。　　随后3天里，她与双方当事人通过“云平台”进行多轮视频协商，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双方初步达成由济宁公司接手电站项目、范伟以公司部分资产抵扣技术服务费的和解方案。　　这起历时5年多的纠纷最终得以解决，陷入僵局的“半拉子”光伏电站项目有望起死回生。　　因工作业绩突出，王小莉先后荣获“全国模范法官”“江苏最美法官”等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个人二等功两次、个人三等功3次。　　王小莉每年经手的案件有200多件。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她的脸上仍总是洋溢着微笑。不少当事人称王小莉为“阳光法官”，她更愿意把自己比作新时代的“追光者”，“看似一次普通的庭审、调解，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老百姓对人民法院的印象”。　　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她还在泰州市残联微信公众号上开通“小莉维权热线”，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100多次。　　“不仅要让老百姓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也要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温度。”王小莉说。（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超）来源：中国青年报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惊亚、李凡　　作为扫雷英雄、“八一勋章”获得者杜富国的妹妹，“90后”杜富佳经常被称作“英雄妹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她学习哥哥的“你退后，让我来”精神，主动请缨奔向武汉抗疫战场；如今，她又奔赴乡村振兴第一线，成为驻村第一书记。 　　大山里的“带货书记” 　　“咱们直播间又添新品了，来，看过来……”　　“昨天我们带领35名（遵义）医科大学同学去工厂参观了茶叶制作工艺，今天来到基地，体验一下我们茶农采摘的辛苦……”　　一大早，贵州遵义市湄潭县抄乐镇沙塘村第一书记杜富佳已来到抖音直播间，忙着直播带货。　　从一名护士“变身”为“乡村推荐官”的杜富佳，面对镜头侃侃而谈、毫不怯场，颇有应对经验。　　2021年5月，湄潭县人民医院选派青年党员到抄乐镇沙塘村担任第一书记，征求杜富佳的意愿。“我是农村出来的，想为农村发展出份力。”杜富佳欣然接受了任务。　　沙塘村是湄潭县的偏远山村，地少、山多，村民分散而居。杜富佳给自己定了个任务：每天走访几户村民，查看村民产业发展，了解他们近况。　　一个月下来，杜富佳走完了6个村民组。　　“在村里工作，处处是门道。”杜富佳说，“比如开群众会，怎么说，通过什么方式群众能接受；调解矛盾，要看这家和谁走得近，谁说话管用；还要注意方式，不摆架子。”　　湄潭是产茶大县，“湄潭翠芽”“遵义红”等品牌享誉全国。沙塘村村民也有种植茶叶的传统，大小茶园面积达5000亩。　　但沙塘村茶产业发展也面临尴尬：由于位置偏远，一些茶叶收购商经常趁机压价，百姓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好茶难以卖上好价。　　“怎样发挥沙塘村优势，提升技术，帮助老百姓把茶叶卖个好价钱？”杜富佳一直琢磨着。　　2021年下半年，她偶然得知几位返乡创业青年想要投身茶产业发展。经过多次见面商谈，她最终说服他们同沙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共同成立公司，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共同打造千亩高标准生态茶叶基地，发展茶叶加工厂，并注册了商标，发展品牌茶叶，帮助村里茶产品实现市场溢价。　　杜富佳从2018年开始接触抖音，驻村后，她将自己的账号名称改为“杜富佳（驻村第一书记）”，个人简介是“记录驻村日常，分享家乡美景，宣传湄潭‘四有好茶’”。“一开始我就想好了直播带货，把好产品卖出大山。”杜富佳说。　　一张桌子、两台电脑、几个灯、一个KT板，还有一名主播搭档……今年3月，杜富佳和她的团队开始在简易的直播间出镜带货。　　为了搞好直播带货，杜富佳做了不少功课：她多次去县里的茶叶博物馆向专家学习茶叶知识、泡茶技巧；为了让出镜形象更好，她学会了化淡妆；普通话说不好，她就反复练习……　　从生疏胆怯，到坦然自信，杜富佳已出镜直播带货70余次。“白天要忙村里的事，下班后赶到县城直播间，有时需要直播三个多小时，结束后还要盘点，忙完已经深夜。”　　“最多一场带了2万元的货。”让杜富佳高兴的是，努力没有白费。“我们一边线上带货，一边线下推广，到今年7月，村里茶叶实现了近100万元的销售收入。” 　　“武汉就是我的前线”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武汉医疗资源告急。1月底，贵州湄潭县人民医院发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倡议，杜富佳主动请缨，先后两次递交“请战书”恳请上“前线”。　　她说：“雷场是哥哥的战场，武汉就是我的前线。”医院领导同意了她的请求。同年2月21日，杜富佳作为贵州省第八批援鄂医疗队队员，随队来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的第八病区，开始了她的抗疫之路。　　那段时间，杜富佳每天早上6点起床，坐1个小时班车，7点半以前到医院，在进入隔离病房前，要换上3层防护服。病房里有44张床位，最多时她需要同时照顾30多名患者，其中包括部分重症患者。杜富佳每天给患者抽血、采集咽拭子标本、打针、送药，帮助患者进行康复锻炼。　　那年4月8日，杜富佳和同事们从武汉回程，酒店、社区、机场，人们一路欢送。最让她感动的是，一些患者出院后还经常打电话给她。2020年9月8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杜富佳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哥哥的毅力和坚韧一直鼓励着我们” 　　记者采访杜富佳时，杜富国正好给妹妹打来电话。“去年我在镇上给哥哥买了5斤桃子，让妈妈捎到了重庆。哥哥说桃子特别好吃，问我今年还能不能买到，他想送给帮助过自己的战友们。”杜富佳说。　　走路、跑步、穿衣、吃饭，这些正常人习以为常的生活，对于在爆炸中失去双手和双眼的杜富国却难于上青天。经过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三年多的治疗，在许多人关心帮助下，杜富国以顽强毅力在逆境中“重生”，近日顺利康复出院，重返战位。　　让杜富佳感到宽慰的是，哥哥不仅身体状况慢慢恢复，还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价值和方向：今年7月，杜富国从贵州大学成人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专业毕业，领取了毕业证书。他爱好播音，计划返回部队后继续学习。　　杜富佳说：“当时哥哥受伤，我感觉天塌了。现在他不仅身体逐渐恢复了，还实现了大学梦，他的毅力和坚韧一直鼓励着我们。”　　杜富国四兄妹从小生长的湄潭县是红色沃土，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西迁湄潭办学7年。杜富国家门口是红军长征中走过的路，他就读的皂角小学，曾经是收养革命烈士子女和遗孤的保育院。　　父亲杜俊从小就对孩子们讲“军人光荣”，3个儿子长大后都报名参军。杜俊为4个孩子取名“富国、富佳、富民、富强”，希望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虽然家境贫寒，但一家人体谅忍让、和和睦睦，兄弟姐妹从没红过脸。　　杜俊和妻子一直认为：“孩子们的人生自己做主，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只要他们的选择是对的，就应该支持。”　　杜富佳的弟弟杜富民是湄潭县家礼医院ICU的医生。2020年疫情暴发后，当年25岁的杜富民也写下“请战书”，要求奔赴湖北一线。但考虑到他工作才一年多，实战经验不够，院领导“驳回”了他的申请。“虽然没能到抗疫一线，我也要以哥哥为榜样，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到守土有责，照顾好病人。”杜富民接受采访时说。　　而远在海拔5000多米西藏边防线上的小弟弟杜富强，已经驻守边疆7个年头。在常年寒风呼啸、白雪皑皑的边疆，杜富强和战友们一次巡逻最多要走上5天4夜，而且每次都要背着70斤的背包。在杜富佳眼里，这个从小在自己背上的弟弟，不经意间长大了。　　“在雷场上，哥哥面对危险对战友喊‘你退后，让我来’。”杜富佳觉得，这句话自己会记一辈子。　　在驻村工作中，杜富佳同样遭遇困难和挫折。直播带货时，最少的一场只卖了几百元，她会郁闷；到了茶叶采收季节，天气遇冷，老百姓种的茶叶迟迟不出芽，她更会发愁……　　这些时候，杜富佳会常常不自觉地找哥哥倾诉。电话那边，杜富国总是耐心鼓励：“不要着急，再坚持坚持，相信自己。”　　从一名普通护士，到抗疫一线，再到驻村干部，成长历练中，杜富佳从一名稚嫩的青年逐渐成熟。“除了生死，一切都是小事。用平和的心态面对困难和挑战，并想办法克服。”　　杜富佳说：“作为一名驻村干部，我希望家乡的父老乡亲通过产业发展过上好日子，我更希望在有限的年华中，去踏实、勇敢地奉献自己的青春。”

7月20日，全国第四届国医大师名单出炉，在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位中医翘楚中，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陈绍宏名列其中。他是我省第四位获此殊荣的中医大师，也是全省首位中医急诊界国医大师。　　说起中医，人们常会想到治慢病、治未病，但中医在治疗危急重症上的作用，却少有人知晓。从医55年的陈绍宏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了中医应对危急重症治疗的传承与创新上。他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中医急诊管理新模式，在他的传承创新下，运用中医药救治的危急重症患者数以万计，他创新研发的中风醒脑液，大幅度降低急性脑卒中患者（包括脑出血、脑梗塞）的病死率和致残率，为中医药治疗危急重症取得重大突破。当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时，作为四川省新型冠状病毒防控专家组首席中医专家，指导制定出了共9版四川中医药防疫指南，为疫情防控贡献出一份中医力量。　　“中医药博大精深，我在其中只是做了一些工作，中医药治疗危急重症路还很长，我会将自己的经验传承下去，也希望今后能有更大发展，造福患者。”这是陈绍宏的心愿和努力方向。 　　A 选择　　中学毕业，四个志愿都选择了成都中医学院　　与中医结下终身之缘，将一辈子奉献给中医药，始于陈绍宏少年时的家庭变故。在他10多岁时，母亲因肝癌病逝。他便立志学医，以弥补母亲过早离世的遗憾。　　1960年，成绩优异的陈绍宏即将中学毕业，一心想着学中医的陈绍宏，在5个志愿中把前4个都填上了成都中医学院。也正是这份对医学纯粹的热爱与赤诚，这股认准了就不回头的精神，使他后来在漫漫医路上脚步坚定而扎实。　　入学后的陈绍宏一头扎进中医药学习里。“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学期中间到射洪县医院临床实习时的经历。”陈绍宏在射洪县实习时，师从知名的中医专家谢湘泉。看着老师每天对患者开出的几十个方子，都有很好的临床疗效，也几乎都是他在课堂上没学过的，这让自认为学习成绩不错的陈绍宏深感震撼，也感受到中医药的博大精深。自己原来所学的知识极其有限，必须进一步脚踏实地充实自己的中医基本功。从此，他每天清晨坚持背诵中医经典理论和古代名方，在那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就背诵了《伤寒论》《温病条辨》等经典著作和500多个经典名方。“这些实习经历让我终生受益匪浅。”陈绍宏说，“学到的不仅有谢老师运用经典名方治疗疑难重症的宝贵经验，更有老师对患者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医者仁心的职业操守。”　　6年的学校生活结束了，陈绍宏与同学们都面临着毕业分配。陈绍宏主动选择了前往甘孜州，被分配到了稻城县人民医院从事临床工作，而这一待就是10年。在雪域高原工作了10年，他也与爱人两地分居了10年。高原生活虽然十分单调，但他始终没有放松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并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为少数民族同胞服务，并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段艰苦的经历中，他进一步系统地总结了中医经典的内涵，并从实践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B 学科　　带头建立中医急诊管理体系　　在中医界，儿科、骨科、妇科等通常比较“热”，而在急诊尤其是对危急重症的治疗上却有些“冷”。陈绍宏偏偏与这个“冷”较上了劲。　　“过去，几乎所有中医医院的急诊都像是一个‘摆设’，白天没人来，晚上就关上门。”陈绍宏说，那个年代的成都中医附院也是一样。　　转变始自1984年，医院按照国家要求，决定成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医急诊科，这时已调回成都、在成都中医附院内科工作多年的陈绍宏受命担任新成立的中医急诊科首任主任。对他来说，在机制上中医急诊管理没有先例可借鉴，在业务上中医急诊治疗也没有规范的体系，在人员上院内医护人员都不愿来，陈绍宏面临巨大挑战。　　凭借着在中医药方面深厚的基础和多年中西医结合临床的经验，陈绍宏向医院作出承诺，三年内打开医院中医急诊的局面，建立起一支中医急诊队伍，争取用纯中药方法治疗一到两个急症病种。自此，他着手制定出中医急诊科的管理规范，对急诊内科医护人员定编定员，外科医生半年轮换，急诊观察采用病房管理制……这些管理制度有些至今仍被延用。　　“在急诊领域，西医有其独特的优势，但中医并非无所作为。”陈绍宏认为，如果合理有效运用中西医各自优势，中医药在危急重症的治疗上必定大有可为。　　作为全省中医医院首个急诊科，自成立后迅速进入了规范化运行中，陈绍宏一边完善着中医急诊制度，一边运用自己的所学不断创新着中医在危急重症的治疗方案和处方。　　至今陈绍宏还清晰记得，1985年5月的一天，从一家大医院转来一位复合型溃疡所致上消化道大出血的患者，因内科保守治疗无效，而病人又坚持不做手术，自动出院来我院急诊科求治，当时在未用升压药的情况下，血压都测不出来了。病情十分危急，在万般无奈下，陈绍宏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后，用纯中医进行治疗，他根据“有形之血不可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理论，开出了甘草人参汤（甘草60克、人参30克），每剂熬制500ml频服，仅2个多小时后患者血压即开始回升，连续频服3天后，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病人开始进食流质饮食，逐步恢复健康。随着急诊科运用中医药治疗危急重症的成效显著，前来就诊的患者越来越多。　　不久前，34岁的赵刚（化名）专程来到医院看望陈绍宏，“没有陈老就没有我的新生命。”赵刚说。时间退回到1988年，一位已有4个月身孕的37岁女士因支气管扩张引起大咯血，患者和家人询问过多家大医院，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如果手术治疗，孩子就保不住，如果不手术，大人就有生命危险。全家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了陈绍宏。患者送来时的血色素仅4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面对没有先例这一难题，陈绍宏凭借扎实的中医基本功和敢为人先的过人胆识，根据患者的发病机理，开出一个经典名方，当天即控制了大咯血，仅过了两天，患者止住了咯血，1周痊愈出院，5个月后生下了8斤重的宝宝，这就是赵刚。 　　C 创新　　开拓脑中风中医药治疗新方法　　十年磨一剑。陈绍宏首创的“中风醒脑液”从雏形到成药也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　　在急诊患者中心，脑血管疾病是最为常见的，而脑中风又是死亡率和致残率极高的病种。对于陈绍宏来说，中医药有没有办法治疗脑中风，自然成为他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由于自发性脑出血多发生于中老年，陈绍宏根据《黄帝内经》相关经典理论，提出了脑中风的基本病机为“元气亏虚为本，气虚生瘀、血瘀生痰、痰郁化火、火极生风”，并制定了“复元醒脑、逐瘀化痰、泄热熄风”的治法。陈绍宏认为，脑血管意外发生后，包括急性脑出血和脑梗塞，治疗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保护脑细胞的生物活性，才能减少患者致死和致残的可能性。　　早在1986年，医院急诊科接诊一位昏迷的急性脑出血患者，陈绍宏运用自己创新的中风理论，开出中药处方，经过一个月的治疗，患者奇迹般恢复了健康，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这个成功的病案让陈绍宏萌生了啃下急性脑出血这块“硬骨头”的念头。　　在2000年，陈绍宏制定了中风醒脑液处方，其疗效在20多年的临床验证中得到了肯定，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单纯应用中风醒脑口服液，治疗中、重型急性脑出血患者125例，总有效率为82.40%。其出血性中风诊疗方案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在全国33家单位验证，结果显示能明显降低脑出血患者的病死率和致残率，为中医药治疗急危重症开拓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更难能可贵的是，陈绍宏集55年临床经验，总结制定了治疗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血管神经性头痛、带状疱疹等60多个专病专方，疗效显著，上述处方不仅在成都中医附院中医经典门诊普遍使用，还在全国各地推广应用，深受广大病患欢迎。 　　D 传授　　年过八旬仍坚持每周4个半天门诊　　平时，陈绍宏几乎每天上午7点半就会准时来到医院的门诊部看门诊。尽管已经年过八旬，但每周4个半天的门诊是他必不可少的安排。此外，他还有半天要给学生讲课，传授自己的经验，解答学生的疑问。“我的身体还好，应该把所学的东西服务患者，把经验传给后辈。”陈绍宏告诉记者。　　在生活中，陈绍宏是个非常低调的人，更多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和与弟子们的交流上。从医55年，陈绍宏弟子遍及全国各地，不少弟子都已成为各地中医院的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　　中医讲究师带徒，陈绍宏对弟子要求很严厉。“凡事从大局出发，从长远考虑，这是陈老的口头禅。”陈绍宏的弟子，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卢云告诉记者，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陈绍宏让他反复修改了19次，才让通过。在需要手写病历的那些年，作为住院医师，卢云在管床期间，常常因为一句话、一个字，都要反复书写10多遍，直到陈老满意为止。这种从严治学，从严带教，让卢云迅速成长为省内新一代中医急诊的领军人物。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金伟也是陈老的弟子之一，“能跟师陈老是我从医的荣幸，在陈老身上不仅学到了治疗的技术，更学到了做人的道理。”金伟还记得，2020年4月，他作为中国援埃塞俄比亚抗疫医疗专家组的成员之一参与到海外抗疫援助工作中。刚到埃塞俄比亚的当天晚上，他便接到了陈老的微信语音通话，陈老对当地的疫情形势给出自己的意见。后来才了解到，为了与他通话，年过八旬的陈老特地学会了使用微信语音。此后陈老经常通过微信通话远程指导他的抗疫工作，这让他时刻都能感到有坚强的后盾。　　“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而我只是其中的一员，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和热爱中医。”陈绍宏告诉记者，医学无止境，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医药也是一样，只要坚持守正创新，中医药一定能发挥更大作用。　　主角名片　　陈绍宏，男，1942年4月生，山东潍坊人，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博士后指导老师，第四、六、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6年被省人民政府评为“四川省首届十大名中医”，2017年被人社部、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局评为首届“全国名中医”，2022年7月，被评为全国第四届国医大师。（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石小宏）来源：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