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拉萨8月11日电  题：在极高海拔诠释生命的厚度——追记援藏干部王军强 　　新华社记者张京品、卞婷、格桑边觉　　藏北的雪山不会忘记，有这么一位援藏干部，从遥远的海滨大连而来，却长眠在此。　　羌塘的河流不会忘记，有这么一位援藏干部，协调设计那曲牧区第一台牵引式牧居车、在藏北率先开展县长直播带货……帮助牧民群众解决实实在在的困难。　　这位援藏干部叫王军强。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王军强，中央单位第九批援藏干部。2022年5月8日，即将结束三年援藏工作的王军强，在下乡调研途中突遇交通事故，因公牺牲，长眠在申扎这片他深爱的热土，生命定格在了48岁。　　2019年，正值中央单位选派第九批援藏干部，时任中信银行大连分行电子银行总经理的王军强，主动请缨来到西藏那曲市申扎县，任那曲市政府副秘书长、申扎县常务副县长。　　得知儿子要去援藏，80岁的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叮嘱：“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了就多做点事！”　　申扎县位于那曲市西部。平均海拔4700米以上，年均气温0.2摄氏度，氧气含量不到平原地区的一半。“风吹石头跑、氧气吸不饱、四季穿棉袄”是申扎干部群众工作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初到申扎县，巨大的海拔落差给王军强的身体带来强烈不适，常常头晕、恶心、无力、腹泻，但他并没有因为环境艰苦而降低工作标准。白天下乡调研，晚上与大家讨论发现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我们劝他悠着点儿，他却说，自己在藏工作时间有限，要争分夺秒为牧民群众多办些实事。”申扎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旭典回忆说。 　　满脑子都是把援藏工作做好 　　“他满脑子都想着如何做好援藏工作，也创造了多个援藏第一。”申扎县委副书记李志刚说。　　申扎县是纯牧业县，多为高寒牧场。一次下乡途中，王军强发现牧民放牧时居住的帐篷容易漏风漏雨。于是，借着回大连休假的机会，他专门走访多家汽车厂，设计定做了符合那曲市牧民放牧时居住的牵引式牧居车，并为2个乡镇解决了10辆牧居车，改善了牧民放牧时的居住条件。　　       记者在放牧点看到，牧居车车顶有风机、太阳板，可以发电；车内有盥洗台、床铺、牛粪炉，转场时可挂在拖拉机后面。“王县长手把手教我们如何使用，这不仅是牧居车，更是我们牧民的家，敞亮、温馨、安全。”雄梅镇江雄村村民多吉家牧居车的炉子上，热气腾腾的酥油茶散发着阵阵香味。　　2020年，为推介申扎县的特色产品，王军强开始尝试直播带货。没有相关经验的他，整整花了6天时间做准备，自学了视频剪辑、直播连线的所有流程，最忙的时候连续奋战6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　　直播当天，他一边吸氧一边推介申扎县的特色产品，感动了众多网友。不到2个小时的直播，网络点击量超过5万人次，线上销售额近300万元。　　王军强的妻子何清回忆说：“每次提到这些援藏项目和成效，他都非常开心。他说这些项目之前在申扎县甚至西藏都没有，但他做成了，真正帮当地干部群众解决了问题，特别自豪。” 　　用真情援藏诠释生命的厚度 　　一次下乡调研途中，王军强的肩膀不小心受伤，很长时间里连筷子都拿不稳。2021年休假期间，他的左臂仍无法动弹，被诊断为肩袖受损。原本需要进行三次手术才能完全康复，但王军强做完一次手术后，便赶回申扎县。　　医生告知他，受寒、颠簸会加重病情，建议他不要频繁下乡。然而，即便援藏临近结束，王军强奔波的步伐也未放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下乡的路上……　　   　在王军强的微信里，还保留着和同学讨论的信息，他想用申扎县的风景图做冰箱贴，想了解牛粪发电技术，想把能够用到的资源尽力投入援藏工作中。　　塔尔玛乡多琼村长期缺电，蓄电量有限的太阳能板是牧民们用电的唯一依靠。电视不敢看，打茶机不敢用，缺电问题困扰着村民的生产生活。　　得知这一消息后，王军强多次实地调研，并通过个人关系联系多家辽宁企业，募捐400万元，建设风电场。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了选址、生态评估等诸多困难，有人劝他别做了，但王军强没有放弃。　　终于，2021年9月，极高海拔的风电示范项目在多琼村投入使用。　　如今，王军强虽然离开了，但他留下的援藏项目依然造福藏北人民。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厚度。王军强用真情援藏诠释生命的厚度，留下了一曲新时代援藏干部的赞歌。来源：新华网  

百灵庙是乌兰察布草原上的重镇，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连接内蒙古和外蒙古、连接内蒙古东西部地区的重要枢纽。1934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在百灵庙成立蒙政会。时任蒙政会秘书长的德王逐渐掌握实权后，组建了一支1000多人的蒙政会保安队，作为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则希望这支武装成为民族解放的力量。中共西蒙工委在蒙政会保安队中做了很多工作，并在德王公开投降日寇的关键时刻举行了暴动，使其加入了抗日行列，给日伪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周密策划，酝酿暴动。在蒙政会保安队成立的时候，中共西蒙工委就密切关注这支队伍。西蒙工作委员会书记乌兰夫为了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动员和推荐进步青年加入这支队伍中，从而达到影响和控制这支武装力量的目的。1934年春，利用蒙政会保安队招兵的机会，西蒙工委派遣共产党人云清、赵诚及一些进步青年加入蒙政会保安队。另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的云继先进入保安队担任军事教官兼二科科长，共产党员朱实夫担任三科科长，进步青年云蔚担任新兵教官。　　乌兰夫曾经两赴百灵庙了解情况并且做德王与保安队官兵的工作。1934年秋，乌兰夫等人到百灵庙实地考察保安队的情况，向广大官兵宣传抗日救国思想，阐述各民族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够共求解放的道理。1935年春，针对德王同意日军在其辖地建立间谍机构“邻善协会”支部、与日寇勾结越来越深的情况，乌兰夫赴百灵庙去做德王的工作，但是德王顽固不化，投日决心已定。随后乌兰夫和云继先等人讨论，明确了只要德王公开投靠日本人，保安队就在抗日的旗帜下举行暴动。　　1935年秋，李森来到百灵庙，带来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广大官兵欢欣鼓舞。共产党员赵诚、云清等人与纪寿山、云蔚等开始商讨相关暴动事宜。1935年11月底，德王应邀前往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即长春）访问，并且接受了日寇武器和金钱的援助。1936年初，德王纠集一些蒙古族上层人物，以蒙政会名义成立伪察哈尔盟公署。2月10日，德王公开投靠日本人，成立了伪蒙古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5月成立伪蒙古政府，任总裁兼总司令，改元易帜，德王叛国降日的行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保安队的爱国官兵按照乌兰夫的指示，决定举行暴动。　　情况反常，暴动提前。就在云继先、朱实夫、云蔚等人酝酿暴动的时候，百灵庙的事态急转直下。德王决定把蒙政会保安队调到嘉仆寺去，编入伪蒙古军的建制，这样可以乘机下了云继先、朱实夫等人的兵权，还可以瓦解这支抗日力量。　　1936年2月18日，云继先和朱实夫回到百灵庙。此时，德王已经把蒙政会的骨干陈绍武、扎拉嘎木吉等人调往苏尼特右旗，参加筹备伪蒙古军司令部的工作。百灵庙蒙政会只留下稽查处处长李凤诚等主持工作。这给暴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按照计划，暴动将在1936年2月22日23点半开始。但是，就在约定举行暴动的第三天，即20日上午，人们发现有两个蒙政会的职员突然离开百灵庙向归绥方向去了。大雪封山，路上的行人多是在归绥（今呼和浩特）过完年回百灵庙的，这两个职员急匆匆地连汽车都等不迭，慌慌张张出了南卡朝归绥方向走去。　　2月21日上午，又有一件事引起了云蔚的注意，那就是军事教导员云跃岗不到两小时去了云蔚的住处三趟。原定是让云跃岗监视金大骆驼的，现在他却惊慌失措，加上本来就口吃，紧张得话都说不清楚了。　　还有两个以前没有过的现象让云蔚更加警惕。2月21日上午，李凤诚背着手枪，在云蔚的住处祯德昌商号前面的商业区大街上，来来回回地巡视了好几遍。另外，这天中午，日本人的两辆军车，载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开进了百灵庙，这两辆军车从云蔚的住处祯德昌门前疾驰而过，到蒙政会门前停了下来，不知道车上的人进蒙政会干了些什么，后来朝着达尔罕王府方向开去了。　　时间就是生命，现在形势已经很危急了，再拖延时间就等于死亡。云继先、朱实夫与云蔚等人商议，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决定把暴动时间提前一天。　　分头行动，实施暴动。1936年2月21日晚10时整，暴动开始了。官兵分为六路开始行动：一路去警戒德王的袍子队，一路去南营盘，一路去攻打稽查处和看守所，一路去夺取德王设在大庙的军械库，一路去捣毁蒙政会的电台，一路去蒙政会机关说服文职人员支持和参与暴动。按照计划，云继先和朱实夫带领人马去南营盘解决新兵大队，他们包围了新兵大队队部，把队长云秉璋捆了起来，新兵大队的所有官兵早就做好了工作，云继先一声令下，没有几分钟队伍就在操场集合起来，按照预定计划拉到了河滩，待打开了军械库后去领武器，所有的伙夫都留下，为暴动队伍准备明晨早饭。　　云蔚率部到稽查处，打死了德王的亲信李凤诚，释放了被关押的士兵，并且还协助另一路队伍打开了军械库，夺取了枪支弹药，武装了暴动队伍。其他几路人马有的砸毁了电台，切断了蒙政会与德王府的联系；有的劝说蒙政会文职人员参加暴动。暴动成功后，各路人马在南营盘与云继先、朱实夫会合，把这支近千人的暴动队伍拉出了百灵庙。1936年2月25日，暴动队伍由云继先领衔发表通电，宣布脱离德王阵营，加入抗日救国行列。　　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高举爱国抗日的义旗，打响了内蒙古西部地区人民武装抗日反对分裂的第一枪，打乱了日寇“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部署，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兰继华）来源：学习时报  

梅兴无 　　志愿军战士在构筑坑道 　　1951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山地防御作战中，装备处于劣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创造出坑道战法，构筑其一道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此举不仅有效地削弱了敌人空炮火力的杀伤效果，大大增加了志愿军防御的稳定性，也为此后志愿军在战场赢得主动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坑道“是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汗水发明创造的”　　1951年下半年，“联合国军”依靠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为提高生存能力，志愿军战士们在战斗实践中不断改进阵地工事。在反击夏季攻势中，志愿军第四十七军一四〇师的战士在阵地堑壕壁上挖了一个洞，俗称“猫耳洞”，炸弹爆炸时，只要不在洞口，即能避过杀伤。但炸弹达到一定密度，藏在洞里仍难以幸免。于是大家就把洞往里面挖，但重磅炸弹产生的冲击波仍然能够伤人，于是再拐九十度弯往深里挖，这样炸弹就很难直接杀伤人了。某班的两个洞一个左拐，一个右拐，恰好对接连通，形成了U形小坑道。敌人轰炸时，战士们就进去隐蔽；敌人步兵进攻表面阵地时，战士们冲出去杀伤敌人。这样一来，具有作战功能的坑道初具雏形。　　坑道工事对防御稳定性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对此极为重视，亲自钻进坑道视察，认为这是劣势装备的志愿军同优势装备的美军作战的一种好形式，称赞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创造”。苏联顾问团总顾问还亲自向一四〇师师长黎原询问坑道是谁发明的，“应当给这个人以很大奖励”。黎原回答：“这个人叫‘群众’，是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汗水发明创造的。”　　“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被粉碎后，战场相对平静。彭德怀下令全军抓住这一时机开展大规模的坑道构筑作业，在战略防御地带构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故此，志愿军又把构筑坑道称作“筑城”。　　志愿军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钎，一边战斗、一边筑城。“联合国军”在上面打炮，志愿军战士在下面放炮（坑道爆破），日日夜夜滚动着隆隆的爆炸声。时值朝鲜最寒冷的时节，气温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冻土层厚达1米左右，广大指战员不怕天寒地冻，不怕流血流汗，昼夜突击施工。缺乏工具，就自建铁匠炉，收集战场上的炮弹皮和装备残骸打造铁锤、钢钎等工具，仅十二军就设铁匠炉42盘，打制工具1.06万件。没有炸药，就冒着生命危险，从拆卸敌人未爆炸的炮（炸）弹掏出炸药，用于坑道爆破，保证了“筑城”工程的顺利进行。　　　　“构筑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1952年4月7日，彭德怀从朝鲜前线返回北京治病。他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朝鲜战局，认为双方在战役相持阶段，志愿军应该依托坑道战同美国人对抗。毛、周都同意志愿军打坑道战。　　1952年4月26日，刚刚代理彭德怀在朝鲜职务的陈赓，在志愿军总部主持召开各兵团、各军参谋长筑城会议，他强调：“坑道作业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今后我们的坑道作业，要向既能藏又能打的战术坑道方向发展。坑道必须与野战工事相结合，必须与防御兵力相适应，必须有作战与生活的设备，有统一的规格标准。像彭总说的那样，构筑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经过几天的讨论，大家统一对筑城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确立了科学筑城的技术标准和战术要求。必须达到“七防”的标准：即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防寒；坑道工事必须与野战工事相结合，成为“四能”的完整体系：能打（消灭敌人）、能防（保存自己）、能机动、能生活。　　会后，志愿军各部队在紧张的战备期间，抽出大量人力开展筑城，有的部队达99%，少的也在50%左右。他们按照志愿军总部提出的技术标准和战术要求，重新作出规划并加紧施工，改进了坑道顶部过薄、出口过少、不够隐蔽、不便运动和缺少生活设备等薄弱环节。坑道内部结构一般呈U形、Y形、H形、F形等，坑道内既有战斗设施，也有生活设施，如厕所、厨房、水池等，以适应战术与长期作战的要求。　　1952年4月，志愿军十五军接防了二十六军的五圣山阵地。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发现该阵地野战工事很强，但筑城滞后，就立即向陈赓汇报。陈赓急调十二军、六十军的坑道作业部队协助十五军筑城。十五军迅速成立了军、师、团筑城指挥部，提出“破开山腹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的豪迈口号。在十二军、六十军大力协助下，十五军一边抗击敌人进攻，一边紧锣密鼓地筑城，经过3个月的艰苦施工，阵地上共修筑坑道9000余米，新挖掘堑壕、交通壕5万余米，五圣山地区的阵地上建成了一套完整的能打、能藏、能生活、能机动的坑道防御体系。　　6月，志愿军总部又决定在中和、沙里院、伊川、淮阳一线构筑第二防御地带，加强防御纵深，抽调4个军的兵力参加筑城。到10月份，在横贯朝鲜半岛中部250公里长的整个战线上，形成了具有20至30公里纵深、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阵地防御体系，构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截至朝鲜停战，志愿军构筑的大小坑道总长1250多公里，挖堑壕和交通壕6240公里，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长，共开挖土石方6000万立方米，如以一立方米排列，能绕地球一周半，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中国军队已在朝鲜山头阵地之下挖掘了实际的地下城市”　　志愿军坑道按照抗强烈度轰击要求构筑，战斗坑道能抗500磅级炸弹轰炸，大屯兵坑道能抗2000磅级的炸弹轰炸，明显地削弱了“联合国军”联军的火力优势和效果。在依托坑道防御后，志愿军防御作战的稳定性大为提升，“联合国军”在极猛烈的炮火支援下，以小部队攻击志愿军阵地273次，后来不得不承认：“仅成功11次”；而后期“小部队攻击90次，无1次成功”。　　1952年10月14日，“联合国军”发动“金化攻势”。志愿军第十五军在金化以北的上甘岭依托坑道工事进行了极其顽强的防御作战，经受住了世界战争史上烈度空前的炮火打击，创造了抗美援朝坑道战的典型战例。　　上甘岭的主要战场是537.7高地和597.9高地，只有3.7平方公里，属于五圣山的前沿阵地。597.9高地共有3条大坑道，8条小坑道和30多个简易防炮洞。　　“联合国军”在强大的空炮火力的支援下，轮番向两个高地发起猛烈进攻。“联合国军”白天刚进占表面阵地，志愿军就在夜间发起反击，夺回阵地。战斗中，志愿军部队依托坑道一面呼叫纵深炮火，反击美军对坑道口的破坏；一面派出战斗小组夜间出击，于午夜到拂晓前乘敌疲惫、警戒疏忽时秘密接近敌工事，投入爆破器材后迅速撤回坑道，搅得敌人昼夜不得安宁。从10月21日到29日，志愿军坑道部队发动夜袭158次，歼敌4700余人，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联合国军”遭到沉重打击后，对坑道部队与后方的交通线实行严密炮火封锁。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英勇无畏的志愿军指战员们顽强地坚守在坑道里，使占据表面阵地的美韩军队，如同待在火山口一般，终日惶恐不安。志愿军火线运输队则采取“匍匐运输”“接力运输”等方法，千方百计把物资送进坑道。　　在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坚守阵地的志愿军指战员，依托横纵贯通的坑道工事，用血肉之躯在上甘岭筑造一个被对手称之为“攻不破的东方堡垒”，使战线始终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总司令范佛里特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已在朝鲜山头阵地之下挖掘了实际的地下城市，构筑了四通八达的地下堡垒。”来源：人民政协报  

王厚明       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叶飞骁勇善战、战功卓著，是我军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高级将领，同时也是一位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敢于担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坚定“忠”的信仰，坚守“真”的品格，坚持“闯”的精神，坚强“实”的作风，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因势而变敢负责 　　1940年5月，新四军挺进纵队为东进北上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完成与八路军会师的战略目标，在胜利反击日伪军进攻后，转移到江苏扬州郭村休整。陈毅为团结郭村所在辖区的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抗日，曾交代挺进纵队军政委员会书记、副司令员叶飞，要尽可能争取二李，韩德勤（时任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如果派二李出兵干涉，只能说服，切不可动武。　　韩德勤得知新四军挺进纵队进驻郭村后，命令李明扬、李长江率领13个团组织进攻。叶飞派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赴泰州谈判，二李拒绝谈判。陈毅也先后数次来电指示，切不可在郭村孤军御敌。叶飞与纵队其他指挥员一直讨论到半夜，分析权衡利弊再三，认为这一仗关系到新四军在苏北能否立足和发展，如果不打，新四军就无法打开挺进苏北的缺口，打就必须打赢。他在作战会上说：“我们前线指挥员了解情况，要敢于实事求是，独立负责，这才是真正对陈司令员负责！”会上，叶飞作出了独立作战、还击敌人的决定。他指挥一个多团不足2000兵力开展郭村保卫战，历时7天7夜粉碎了敌多次进攻，共歼敌3个团、击溃10个团，成为我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范例，也揭开了新四军开辟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序幕。　　郭村保卫战充分彰显了叶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关键时刻敢于负责的精神。叶飞也由此更加受官兵敬重和信任，并被誉为“敢于负责的首长”。 　　解放思想敢破冰 　　叶飞不仅是一名骁勇善战的战将，也是一位思想开明的领导。1980年初，叶飞出任海军司令员。时值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还未摆脱旧的思想观念束缚，仍然存在僵化守旧的思维模式和社会心理。　　当时，随着邓丽君等流行音乐歌手在大陆走俏，也带来国内文化艺术风格上的悄然转变。1980年秋天，海政文工团青年歌唱演员苏小明，在一次“新星音乐会”上，以一曲《军港之夜》一举成名。然而，虽然《军港之夜》风靡军内外，广受欢迎，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革命歌曲多以进行曲占据主导，苏小明“柔中有甜、甜中有情”的演唱风格，也招来了一些非议，有人认为苏小明的歌没有革命歌曲的豪迈感，是一种“靡靡之音”，会腐蚀官兵的精神意志，影响部队的战斗力。一位音乐权威也质疑《军港之夜》格调不高：当兵就要提高警惕，怎么能唱海军战士睡觉呢？　　叶飞闻知此事，并没有轻易表态，而是邀请部分懂行的老同志一起观看有苏小明参加的海政歌舞团的演出，广泛听取意见。之后，他明确表态：《军港之夜》反映了海军部队的生活，有海味、有兵味，不错。他进一步解释：海里有大风大浪，也有轻轻摇的海浪。革命歌曲也不一定非得都是进行曲，都是硬邦邦的口号，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叶飞还鼓励苏小明：只要战士喜欢、部队喜欢、广大群众喜欢，就可以大胆地演、大胆地唱！叶飞的话可谓一锤定音，也让《军港之夜》风波平息下来。时光荏苒，星移斗转，当初批评过苏小明唱《军港之夜》的人，恐怕绝不会想到，《军港之夜》已成为中国军旅歌曲的海军经典代表曲目。 　　实事求是敢担当 　　1985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编纂《红军长征》《八路军》《新四军》三部丛书。《新四军》丛书指定原新四军高级将领叶飞与张震等人主持编纂。叶飞对新四军有着特殊的感情，曾率部东进北上、转战苏皖，扩大了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敌后民众中的影响，为新四军的建设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正因为如此，叶飞对《新四军》丛书历次编审委员会会议和审稿会议，他都坚持亲自主持讨论，为历时10年的丛书编纂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当时，文献编辑组提出，新四军的文献很多，即使按照精选的原则，也需要编成五册。但也有人认为，《八路军》丛书计划只编四册，他们是老大哥，《新四军》不应该超过四册。叶飞听到争论后，明确地说：新四军的书不能多于八路军的书，这是形而上学。文献编几册，要从新四军的历史出发，要看内容。只要有内容，我看需要几册就编几册。新四军有自己的特殊性，有下山改编，还有皖南事变。文献的收集很不容易。研究历史，最有价值还是这一部分。他的意见最终得到落实，也为后来研究新四军军史提供了丰富的、详实的依据。　　在编纂《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过程中，叶飞主张，对于历史上的曲折和失误，应当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秉笔直书。他认为：真实地记录史实，反映出它的“曲折”和“风险”，以及克服这些“曲折”的智慧和大无畏精神，才能以利后人。比如关于红军游击队下山过程中，对于一些地区发生过的失误，他说：“讲这件事情不是抹黑。这没有涉及我们的什么家丑。这是说明南方游击队在与中央失掉联系的情况下，那个转变是很艰苦的。”来源：学习时报  

庄广雷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苏中军区海防团成立。 　　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组建的海防部队，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保卫苏中根据地近海海域的艰巨任务，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更为人民海军的建设培养出一批具有海上作战经验的宝贵人才。 　　逆境中崛起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统一整编新四军部队，以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活动于苏中地区，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委。4月，苏中军区在三仓河以南如东县木并茶镇成立，粟裕任司令员，刘炎任政委，新四军第一师指挥机关兼苏中军区指挥机关。　　新四军一师开进东台沿海一带后，日、伪军即尾随而来，在北面大丰，西面东台的安丰，南面海安的角斜、李堡等集镇摆下了重兵。同年7月，日军还出动了两个师团和伪军共五六万人，对新四军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并设立多处据点，企图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许多小块。一师三面受敌，形势非常危急，军需运输十分困难，东边的弶港镇便成了海上对外通联的唯一大门。　　为开辟海上生命线，夺取近海斗争的主动权，从而确保苏中根据地基本区的相对稳定，1941年初，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决定组建专门的海防力量，负责在海上开辟广阔的回旋余地，以便配合陆地上的反“扫荡”斗争。1941年秋，为了应对日伪军对苏中根据地的全面“扫荡”，粟裕率领一师的部分直属单位，分乘11余艘木帆船，由弶港出发，进行持续3天的海上试航和演习，研究海上活动及作战可能遇到的问题，为开展近海海域的斗争探索经验。此后，粟裕又多次率领机关人员到海上和沿海地区调查，研究沿海滩涂港汊的情况和气象、潮汐活动规律，探索海上作战中的船只编队、火力组织、战术手段、通信联络等方面的规律性。　　1942年初，根据1941年海上活动的实际情况，粟裕将直属师供给部、卫生部、印刷厂、山炮连和师直属分队编成海防大队，对外称渔民自卫队。为了加强海上部队的领导，组成了由罗湘涛为部长，王昭杰为政委，并配以军事干部及参谋等的后方勤务部，统一调度、领导海上工作。粟裕非常关心海防大队将士的生活，特批准海防团常年吃大米，增加部队使用的淡水；冬天，每个干部战士发一套棉衣，另加发棉背心、棉大衣；还将潮汛规律编成简单易懂的口诀，让部队学习。新四军部队经常把缴获的汽车拆下两个车轮内胎送给海防大队做救生圈，如在战斗中夺取敌人的长筒雨靴等物品也迅速交给海防大队。海防大队组建伊始，很多战士不熟悉水性，但大家凭借旺盛的士气和斗志通过刻苦训练克服了重重困难，很快习惯了海上生活。海防大队在滨海各港口逐步展开工作，以港口作为基地，逐步向外海延伸开。　　1942年11月初，部队正式成立了以陶勇为团长的新四军海防团。鉴于船只短缺，海防团指战员开动脑筋，想出了两种方法增加船只数量：一是自己造木船，或是由渔会派船、向船主租用。在建立海防团的初期，为了解决运输船只的问题，海防团指战员深入弶港维护渔民利益，开展统战工作。粟裕更是亲自拜访船主，寻求支持。在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多名船主主动地借出自家的帆船作为兵船使用。二是收编海匪和敌军的船只。海防团在抽调主力部队歼灭作恶多端的海霸王王平仲部队的同时，抓捕了出身贫苦的海匪头目之一孙二虎。陶勇亲自对孙二虎进行教育，通过谈话使他明白了为匪可耻，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道理，随后将其释放。孙二虎对新四军心怀感激，表示愿意弃暗投明，决心跟随新四军抗日。不久，孙二虎改名孙仲明，交出枪支和所有船只，率部接受新四军收编。 　　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海防团成立后，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持斗争，不仅保卫了根据地近海海域的海上交通，维护了渔、盐民的切身利益，更多次挫败了敌人来自海上的进攻。　　在海防团成立之初，粟裕便指示加强苏中军区海防团的力量，开辟根据地至上海的海上运输线。海防团用船只将苏中根据地的粮食、棉花、鱼虾运送到上海出售，并带回在上海秘密采购的枪支、弹药、无缝钢管、印钞机等稀缺品。在正确方针的引导下，海防团在敌人严密封锁下建立了一条海上运输线，并保障了苏中、苏北至浙江、山东等地区间的联络与运输。　　海上斗争是海防团的一个重要任务。每当黄海的黄渔汛来临前，海防团就做好军事、物质和组织等各方面的准备，汛期到来时便全团出动进行护渔行动。海防团与海匪进行了多次激烈战斗，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抗战期间，弶港的渔民还与海防团战士们一起抵抗海匪，涌现出了许多民间英雄，他们利用“腰门计”“撒豆计”等策略抗击海匪。　　护送干部往来，掩护和转移后方机关、医院及工厂等也是海防团的一项重要任务。凡是从根据地派往江南的干部，从江南转往延安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出席苏中区委党委会议的往来人员，从上海聘请来的印刷技工，投奔解放区的知识青年，大多数由海防团派船只护送。在海防团保护下的一师后方机关、江淮银行等，在敌人历次“扫荡”中没有受到损失。当时，很多苏中军区后勤机关如军工厂等单位，也随海防团一起行动。当情况比较安定一些时，这些工厂就上岸开工，一遇情况紧张则下海在船上进行生产，由海防团派部队负责掩护。 　　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海防团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4年已扩充到8个连队了。随着海上斗争形势逐渐好转，1944年春，为进一步加强海上工作，海防团按上级指示扩编为苏中军区海防纵队，陶勇任司令员，吉洛兼政委，路州舫任副司令员，孙仲明任副参谋长。纵队下辖3个团，由苏中军区海防团及海防二团、海防三团合编而成。　　当年黄花鱼汛到来之际，海防纵队派部队出海执行护渔任务。为了确保护渔任务的胜利进行，部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日伪闻讯后，派六条铁船前来抢夺，海防纵队不畏强敌，和敌人交火。战斗中，海防纵队实行近战，用手榴弹、八二炮弹猛攻敌船，将敌船一条打沉，重伤两条，残余敌船见势不妙，仓皇向长江口方向逃遁。日伪报纸后来惊呼说：“华东沿海从连云港到上海一带，有游弋不定的新四军水兵。” 　　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　　随着抗日战争走向全面胜利，新四军部队整编，苏中军区海防纵队一部整编为华中军区海防纵队，辖第一、第二、第三大队，归华中军区建制。　　解放战争中，华中军区海防纵队屡建功勋。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华中军区为迎接渡江战役，部署海防纵队在江苏靖江八圩港，由“海纵”司令部副参谋长赵荣森和大队长张大鹏负责，组织专人将缴获的100多辆大卡车的引擎装配在木船上，共造船70多艘，加上一些江轮和渡轮，组成一支颇为壮观的汽艇大队。华中军区还从“海纵”抽调了以登陆艇艇长韩忠为首的108人组成训练大队，将人员分到其他部队，协助组织船只，训练船员。　　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在南京以东长江下游一线，汽艇大队担任突击队。部队凭借多年海上作战的经验，驾驶船只迅速冲破国民党军的江上防线，为整个渡江战役的胜利贡献了力量。与此同时，“海纵”训练大队指战员也投入战斗，指挥驾船往返于长江两岸十余次，运送了数千名陆军指战员渡江。　　渡江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前委根据中央指示，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了华东军区海军，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4月26日，“海纵”1463名官兵编入华东军区海军第一纵队，成为华东军区海军成立后的第一支水上作战部队。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中市委党校)来源：人民政协报  

陈宗尧（中）和战友在南泥湾 　　　　1938年6月，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奉上级指示从山西省繁峙县出发，挺进华北敌占区。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该团在团长陈宗尧的带领下，一路高歌猛进，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运动战，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并协同中共地方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开辟和巩固了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平原游击战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旗开得胜　　1938年6月，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从山西省繁峙县境内出发，沿途一路打击日、伪、匪，摧毁伪组织。6月9日，七一八团刚刚进到浑源县西南的晋家庄，当地抗日干部就赶来报告说，驻山西省浑源县城的日军似有向晋家庄攻击的迹象。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当即决定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他命令一营和团直驻守晋家庄，二营和三营分别驻防东尾毛村和长条村；同时，部署了一个连，警戒李峪村、荆家庄和郭家庄方向，防止敌人绕到主力侧后偷袭。　　第二天上午，日军300余人分东、西两路向晋家庄进犯。七一八团各部早已进入阵地，做好了战斗准备。东路之敌很快遭到了八路军的猛烈阻击。敌人组织几次冲锋均被八路军打退，只好退到李峪村，坐待西面战斗的变化。　　此时，西路之敌在山炮的掩护下，向七一八团阵地疯狂进攻。二营战士坚守阵地，打退敌人的数次冲锋。三营战士则迅速迂回到敌人侧背，对敌形成夹击之势。敌人前后遭袭，伤亡惨重，急忙从八路军的阵地上挣脱出来，企图原路退回浑源县城。对此陈宗尧早有防范。他已命令三营派1个连迂回到郭家庄和荆家庄之间。堵住了敌人退路。随着七一八团发起冲锋，西面之敌全部被压缩在一个狭小区域，不久即被全歼。退守在李裕村的东路之敌见状，不敢救援，仓皇逃回浑源县城。　　这次战斗，七一八团毙伤敌100余人，俘敌22人，缴获枪支30余支，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当地老百姓备受鼓舞，纷纷杀鸡宰羊赶来慰问。 　　分兵破敌　　晋家庄战斗胜利的当晚，陈宗尧召开了七一八团营以上干部会议，在总结战斗后，会议决定立即贯彻落实旅首长指示，分兵游击，发动群众，打击日、伪、土、顽，建设根据地；同时，决定由副团长徐国贤带领三营，向浑源县西北部前进，一路游击，伺机消灭敌人，并相机进驻桑干河以北地区，袭扰平绥路，扩大八路军的影响。　　6月12日，徐国贤奉命率三营行军进至友宰堡附近时，发现前方有一股日伪军正在烧杀抢掠。徐国贤当即指挥部队对敌发起突然袭击。战士们冲进村里，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不一时战斗结束，三营毙伤敌30余人，俘虏伪军12人，把受困的群众解救了出来。两天后，徐国贤得知距友宰堡30多里远的后子口村住着一支伪军，有300人左右，便果断命令三营准备战斗，歼灭该敌。16日夜，三营长刘三元率部一路急行军，赶到后子口村发起突袭，将伪军消灭。此战，三营毙敌30余人，俘敌200余人，吓得周边伪军连夜逃走。随后，徐国贤率部继续前行，渡过桑干河，进至大同下深井村一带活动。 　　下社攻坚　　陈宗尧将三营派出去活动后，亲自率领一营和二营进到应县，准备配合七一九团攻打伪军乔日成部。6月17日，陈宗尧奉命率七一八团主力连夜进发，配合七一九团打响了下社镇战斗。当晚，月光明亮，敌人听说八路军迅速推进的消息后，在各个路口都增加了岗哨。所以八路军刚刚抵近下社，就被敌人发现。八路军发起进攻后，乔日成自以为有坚固的碉堡和强大的火力防御网，可以挡住八路军的进攻，于是他一面率领手下负隅顽抗，一面呼叫应县日军赶来增援。陈宗尧指挥七一八团自北向南一阵猛攻，与七一九团对敌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直打得伪军鬼哭狼嚎，溃不成军。八路军则步步紧逼，很快将敌人据守的几个大碉堡牢牢围住，并逐个击破。乔日成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不敢再战，慌忙带着身边的残兵败将拼死冲出北门，向应县县城逃窜。八路军立即对敌人展开追击，最后在北门截住敌人的后卫部队，将其全部歼灭。　　这次战斗，八路军共歼敌300多人，缴获长、短枪支200多支、战马200多匹，虽然没有全部歼灭乔日成部伪军，但对伪军、土匪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自此以后，这一带的伪军、土匪根本不敢向八路军“挑战”了。 　　连续破击　　战后，陈宗尧率七一八团进到桑干河以北，按照三五九旅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计划，把主力分散组成若干分队，挺进到平绥铁路的张家口至大同段，袭击敌人的交通运输线和守备薄弱的据点。随后，七一八团再转回桑干河南岸的浑源、广灵地区，肃清该地区的土匪和汉奸武装，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6月20日，副团长徐国贤率三营首先夜袭了平绥路聚乐堡车站。他们以两个步兵连附重机枪连两个排攻击车站；以一个步兵连进至车站与聚乐堡之间构筑工事，阻击镇上的伪军增援；以另一步兵连附一个机枪排为预备队，一起向敌发起猛攻。在给敌以沉重打击后，徐国贤指挥部队抢在驻阳高日军大举增援之前，胜利撤出了战斗。　　6月25日，陈宗尧率七一八团主力进驻天镇县米薪关，与三营会合。经研究，陈宗尧决定对敌人据守的罗文皂火车站发动袭击。27日，陈宗尧指挥一营连夜奔袭至罗文皂镇，命令四连占据罗文皂镇与车站之间的有利地形，阻击镇上伪军增援，掩护营主力攻击车站之敌。　　战斗打响后，驻扎在火车站外围据点的伪军被七一八团歼灭大部，残敌退向火车站。把守火车站的日军见状，向伪军开枪，喝令他们“进行反击”。陈宗尧得报后，立即派政工人员向伪军喊话说：“日本人根本没把你们当人看，强迫你们为他们卖命送死，快过来吧!八路军优待俘虏，欢迎你们投诚反正。”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一名伪军军官一枪击毙督战的日军指挥官，带着30余名伪军投降。陈宗尧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命令一营长刘克明率部迅速冲进火车站，对守敌发起猛攻。经过激烈交火，敌人不支，纷纷逃离，七一八团胜利攻取火车站。 　　纪念“礼物”　　此后，陈宗尧率部挺进至天镇以东的积儿岭。陈宗尧考虑到连日暴雨，不利于行动，便组织指战员学习政治和军事。随着7月7日临近，战士们纷纷向陈宗尧汇报说：“部队抗战已经一年了。我们应拿出一份‘礼物’作为纪念。”陈宗尧见战士们情绪高涨，求战心切，当即决定组织一场战斗。他派侦察员对天镇和怀安之间的永嘉堡火车站进行侦察，查清了车站里敌人的兵力部署——日军90余人，车站外围据点有伪军100余人。随后，陈宗尧立即召开作战会议，决定由三营负责这次夜袭任务，消灭永嘉堡火车站的守敌。　　7月4日晚，三营冒雨出发，一路向永嘉堡疾进，于5日拂晓进到火车站附近埋伏。三营长刘三元考虑到天降大雨，地面湿滑难行，强攻比较困难，于是命令部队原地待命，自己带着几名战士，潜入车站外围进行侦察，寻找好的进攻路线。不多时，刘三元发现，一列火车正好横在车站，挡住了站内敌人的视线。于是，刘三元指挥部队贴着火车，迅速摸到车站门口，向守敌发起了突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三营攻入站内，将守敌歼灭。战斗中，三营十二连连长在刚刚俘虏的伪军中队长的指引下，冲进车站的调度室，用炸药包炸毁全部设施，使敌人的铁路交通一度全线中断。　　此战胜利后，陈宗尧继续率部沿平绥铁路出击。七一八团在当地抗日群众的配合下，拆铁轨、砍电杆、割电线，并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围歼日伪小股部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不久，陈宗尧奉命率七一八团主力渡过桑干河，胜利转进西团堡、南徐一带，在天镇、阳高、大同等地区继续打击敌人。　　（作者：尹承文 作者单位：湖南省茶陵县文史研究会）来源：人民政协报  

北京夏日的一个深夜，手机铃声急促地响起……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主任周飞虎从床上跳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奔向他的阵地——“速尿20毫克，西地兰0.4毫克。”这又是一场惊心动魄、命悬一线的抢救。　　“生命相托，永不言弃。”在离死亡最近的ICU战场，周飞虎一次次地将生命垂危的重症患者从死神手里拉回来。　　“我们敢与死神‘掰手腕’，病人才有生的希望。”凭着这种精神，周飞虎多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救治各种危重患者，在“创伤性多脏器功能不全”“血液净化”“劳力型热射病”等重症救治方面取得了良好疗效。　　“每天都像在打仗。”自2003年从事重症医学以来，周飞虎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哪里有危重症患者，哪里就是周飞虎冲锋的“战场”。这些年，周飞虎先后参加了汶川抗震救灾、援非抗击埃博拉病毒、马里维和遇袭伤员救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国内外救援任务。　　重症医学科，被称为“横跨”内、外、妇、儿等科的危重症病人救治集中地。“ICU更多的是承载希望和见证生命坚韧的地方。”周飞虎每天早上6点半，准时出现在重症医学科，他每次查房了解患者治疗恢复情况，同时，还特别留意患者的身心状态。　　“我们除了随时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和治疗状况外，还要给病人营造出一种家的氛围。”周飞虎要求医护人员，用自己的爱去救病人。“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病房里经常会传来一阵阵温馨的生日祝福声。“重症监护室里见证的不仅是医学奇迹，还有人心的温暖。”周飞虎说。　　作为国防科技创新某重点项目的主要成员，周飞虎始终恪守“姓军为兵、姓军为战”的军医本色，克服高原缺氧等困难，三上西藏阿里高原，参加野战医院智慧化监护病房建设，为高原官兵做好医疗卫勤保障。同时，针对战士训练可能产生的致死性很高的劳力型热射病，进行系列科学研究，极大提高了这类危重病救治的成功率。　　为了对患者进行及时、科学的救治，周飞虎大力推进“智慧ICU”建设。如今，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病房，智能信息采集车随时提取上传患者病情变化数据，一旦患者指标评分到达风险临界值，系统便会自动生成红线预警，提示医护人员及时施救。下一步，周飞虎计划将研究成果“移植”到机器人身上，在病情分析、交互问诊、病人服务等方面实现更高水平的自动化。　　周飞虎还利用自己多次援外救治伤病员及多年临床积累的经验，针对野战医疗救治机构（野战医院或野战医疗所）收容的患者“伤情复杂”“潜在危重患者”等特点，提出了“移动ICU”及“数字化ICU”等救治理念。来源：光明日报 

湖北省崇阳县大市村曾是省级重点贫困村。2014年，90后姑娘程桔被该村村干部多次做工作，决定从广州回到家乡，竞选村党支部书记。8年间，她犹如一盏灯，带领乡亲们摆脱贫困，点亮了乡村振兴之路。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农村，来发展建设家乡，这是个比较好的趋势。”程桔对大市村的未来充满期待。　　2014年，1990年出生的程桔在广州一家大企业工作，当时大市村的老村干汪晚龙多次找她谈话，“汪伯伯对我说，‘村里面没有年轻人，你是大学生，现在家乡需要你’”。程桔发现，当年生龙活虎的父辈对这个有300多户村民的村子已“力不从心”。怀着对家乡的情怀，她决定回村竞选村支书。　　刚开始，村民对这个年轻丫头的态度基本上是不信任、不支持、不配合。程桔还记得，“当时很多村民的脸上就好像写了几个大字‘我不找你，你也别找我’”。　　怎么和村民友好沟通，是摆在程桔面前的首要问题。竞选村支书时，程桔向村民作出了3个承诺——新建党群服务中心、完善基础设施、发展乡村旅游。　　村里修路，程桔遇到了阻力：个别违规占用集体土地的村民不肯腾让，开着挖掘机挡在路中间。发生矛盾时，程桔感到心酸，在后来的工作推进中，她还被村民拍桌子、指着鼻子骂……　　刚开始，程桔感到气愤，也会跟村民争执。村里的老干部开导程桔，村民的气话不能当真计较，因为“村民大多数时候可能并不是对你有意见，只是之前的矛盾就存在，刚好在谈话解决的时候将情绪爆发出来”。程桔开始慢慢摆正自己的态度，学会分辨一些事情或村民说的话到底是针对自己，还是对村里发展不满或是有其他积怨和矛盾，“这样想通了之后就好一些了”。　　这条心路成长过程中的“艺术性”，可不比当年在广州做设计项目简单，和村民打交道也是一项“艺术活”。程桔领会了家乡的一句老话“当个干部，头上要能扛三把草，要能忍”，“就是要能忍受老百姓对你的一些不理解、不支持和误解。”程桔表示。　　程桔相信，用真心一定能换回真心，也一定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只要是真真切切为村民做事，就算刚开始他们不理解，以后都会慢慢理解的。”程桔回忆，那时有各种矛盾，不过在慢慢和村民的沟通和接触过程中，她获得了村民的信任，“事实上，这种信任是花费了七八年的时间获得的”。　　刚回村时，“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更谈不上发展什么产业。”程桔说。　　程桔和村两委决定发展村里的第一个产业——茶叶基地。很快，程桔意识到，茶叶基地建起容易，后期管护和技术方面存在门槛，村里几名干部都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最后不得不调整产业发展方向。　　如何快速增长村集体经济的体量？程桔和驻村工作队商量后，决定将目光聚焦在光伏产业。程桔说：“虽然湖北的光照资源不如西北一些省份充足，但胜在收入稳定，且是一次性投入，建成后便可以保证15-20年的发电量。”　　发展光伏产业的第一步，大市村就“卡壳”了。建光伏没有钱，需要去银行贷款，但村委会无法作为主体去银行贷款，程桔不假思索地以个人名义去银行贷了30万元，作为启动光伏工程的项目资金。一年多后，项目验收成功后拨付项目资金，程桔才将贷款还清。　　事实上，从前期选址、后期管护、收益处理，程桔和村两委付出了许多心血去协调，才一点点将村里的产业做起来。　　为给村里跑项目，程桔一家家部门单位去对接，撰写申报材料。现在乡镇的一些干部聊起对程桔的第一印象，觉得她是一位“愣头青”小姑娘，“看见人就问，领导你叫什么名字，是分管哪一块的？”　　程桔还帮村里引进了中药材基地，每年会提供一些基地锄草、施肥等简单的工作岗位，那些农闲时喜欢聚在一起打牌的村民变得更勤快了。此外，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程桔也会优先考虑村里的砖瓦匠、石匠和木匠师傅，以及小康车间里的妇女，村民有了家门口赚钱的工作机会。　　如今大市村的面貌已焕然一新，稻虾共养基地、特色水果基地、柑橘基地和中药材基地等各项产业齐头并进，发展得有声有色。　　转眼回村8年了，程桔说自己也不断在成长。从之前经常“受委屈闹脾气”，变成会去开导和安慰同事的人。每当在工作开展中遇到群众的不理解、不支持的情况，程桔会用“建房子”的比喻给村干部做思想工作。　　“如果现在建1-2米的地脚梁，上面的房子只能建3-4层，但如果把基础打得更牢靠一点，上面就可以建起百层大厦。”程桔认为，这几年的埋头苦干，是为了大市村未来的发展能够更长远。　　每年在外务工人员回村时总感叹说，“村子变化很大”。这几年，程桔发现村里年轻的面孔变多了，“之前我是村两委干部里面最年轻的，去年换届以后80后、90后成了村两委的主力，最年轻的同事是1994年出生的”。　　刚回村时，程桔的想法很简单，希望村民可以在家门口开农家乐，游客可以过来旅游吃农家饭，小朋友可以在家门口上学，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就像我在云南丽江旅游时看见的那样，让绿水青山成为村里的发展资源，让小朋友在父母身边健康快乐地长大，老百姓都过得富裕、开心”。　　后来，程桔的想法更简单，“再坚持一下”。村里新修的路和其他乡镇连接，还打通了两条主干道中的旅游路线，村子打造出了3个网红打卡点，村里的土地长出了中药材、猕猴桃。面对无数困难，程桔总是想着“再坚持一下”。　　程桔这盏灯，照亮了大市村的发展之路，助力绘就了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围围 左橙）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