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进军西南之前，邓小平就提前着手在南京、上海等地抽调老区干部、招募学员组建西南服务团，跟随主力部队一起解放西南、建设西南。但即使未雨绸缪，与西南繁重的任务和广阔地域相比，这些人员还是远远不够。邓小平指出：“这次去西南，主观力量从上到下都不够强。”　　加强现有干部的训练和团结。邓小平始终把进军西南的六十万部队作为治理西南的主要力量，提出干部的主要来源靠部队。因此，在大规模对敌作战结束以后，“一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大量干部必须立即下乡”，为农村的土地改革做准备。当时提出正规军实行彻底分散的方针，采用包干制，规定“一个师负责一个专区地方工作”，指出如此才能解决干部问题，并可集中全力剿匪，发动群众。西南以部队干部为主体的干部队伍大都是经过革命战争洗礼，具有较高的革命觉悟和组织纪律性，但也存在一些缺点需要加以克服，才能更好地实现从战斗队到工作队的转变，完成农村繁重的治理任务。为了整顿干部作风、提高现有干部能力，邓小平提出“提高‘六十万’，即是提高我们现有的六十万部队的质量”的任务，整训的方法是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专门的工作检讨会议和举办训练班。西南干部还面临内部团结的问题，这是由西南干部构成的复杂性造成的。邓小平在进军西南以前就预估到这一问题产生的可能性，并提前给干部们打了一剂预防针，称之为干部“会师”。他指出：“去西南工作的干部有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分，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分，而外来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带来了全国各大解放区的不同经验与作风。”根据这种情况，他要求每个同志都应自觉注意团结问题，否则力量本来就不够，如果内部不团结，力量就会进一步削弱。　　有计划地从当地培养选拔农民干部。邓小平指出：“西南人民的彻底解放，只有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相对于军队干部、外来干部和城市下派干部，培养大批本土农民干部是着眼农村长远治理、巩固农村政权的治本之策，也是在农村干部急缺情况下的务实办法。在农民干部培养选拔上，邓小平注重通过农会去发现、锻炼农民积极分子，要求西南各地在屯粮和剿匪反霸的斗争中组织强有力的农民协会。由农会开办大量训练班培养农民干部，挑选其中最好的当农会组织员，派他们下乡去负责乡村农会的组织工作。但是，从农民中培养、选拔干部毕竟需要时间，在农村工作急需用人的情况下，邓小平主张可以使用农村中原有的进步力量，如小学教员、贫困知识分子、开明士绅等。他指出，要大胆利用保甲和知识分子，“把工作表现积极、与群众有联系的提拔起来，不好的洗刷下去，不行的调去训练”。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新闻网  

　太原战役，自1948年10月5日起至1949年4月24日结束，历时6个月20天，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城市攻坚战。此役，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和地方保安团13.5万余人，结束阎锡山对山西38年的统治，为我军进军大西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权时制宜，控制外围要点。太原城位于晋中平原北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国民党为维持其在山西的统治，在太原城修建大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并在防线上修建5600余个碉堡。蒋介石还空运4个团1.1万余兵力和大量物资支援阎锡山。中央军委决定由徐向前、周士第指挥以华北军区第1兵团为主的18个旅11.5万余人，于10月18日发起对太原的进攻。　　正当我军逼近太原城郊、进行战役准备时，太原守军为抢粮和破坏我军战役准备，于10月1日以7个师分三路南进。第1兵团前委权时制宜，决定抓住敌脱离坚固工事的有利战机，提前发起太原战役，充分发挥运动战优势，求得在运动战中歼敌。经过11天的作战，我军迫近且部分地突破太原的第一道防线，歼灭敌军1.2万余人，攻克90余个据点，占领了武宿机场，并用炮火控制城北新城机场，断绝阎锡山获取外援的空中通道，达到孤立太原的目的。兵团前委原计划以城东南为主要突击方向，乘胜突破敌人外围防线。随着战役推进，发现城东南虽然地势开阔，利于部队机动，但守敌工事坚固，且重兵把守，即便攻下后也难以形成对太原的致命威胁。兵团前委果断改变计划，选择居高临下、俯瞰全城的东山作为主要突击方向。东山是太原城主要屏障，防线上有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和山头四大要点。10月16日，我军对东山发起进攻，激战至11月12日，控制了东山四大要点，歼敌2.2万余人。　　围而不打，开展政治攻势。太原作为山西省省会，不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还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因此，太原战役既要歼灭敌人，又要保护文物古迹和工业设施。在解放太原的过程中，我军在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开展政治争取工作，从思想意志上瓦解敌人军心士气，取得良好成效。　　11月16日，中央军委出于战略考量，电示第1兵团“缓攻太原、围而不打”。第1兵团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以部分兵力坚守前沿阵地，监视敌军，主力转入休整。同时，广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第1兵团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各师成立政治攻势委员会，团营设政治攻势中心领导小组，连设政治攻势小组。具体任务是了解敌情，分析形势，研究敌军心理，及时提出对策；培训骨干，总结推广经验，提高斗争水平；改进斗争方式，妥善安置投诚起义人员；实施会议汇报制度，及时掌握工作动态。二是强调针对性。政策能不能奏效，加强宣传的针对性非常重要。阎锡山虽盘踞山西多年，根基相对牢固，但是下层官兵多为受愚弄、受控制、受奴役的对象。针对敌军复杂的心理状态，第1兵团对敌斗争委员会强调宣传内容着重揭露敌人的谣言和欺骗宣传，讲形势、讲政策、讲出路。针对不同情况、不同对象，先后印发宣传品40余种50余万份。阎锡山部非常注重老乡关系，我军阵前喊话时，先听对方口音，再派出与其同县、同乡的战士、民工宣传政策，收到很好的成效。三是军事行动与政治瓦解相结合。战场上的瓦解工作，不能孤立进行，必须以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与军事行动相辅相成。为断敌空中援助，我军以一部兵力控制敌新修的机场。同时以小股部队袭扰敌军，杀敌士气。这场攻心战一直持续到攻城前夕，促使1.2万余敌军起义投诚。相当数量的敌军受影响，在攻打太原主城的战斗打响后，放弃抵抗，大大减少我军攻城部队的伤亡。　　多路围歼，全线解放太原。平津战役结束后，阎锡山见大势已去，乘飞机逃往南京。此时，太原守军仍有6个军17个师共7.2万余人。在前期开展卓有成效的政治攻势基础上，为形成绝对兵力优势，1949年3月，由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改建的解放军第19、第20兵团和2个炮兵师开赴太原，会同由第1兵团改建的第18兵团等部总攻太原，使太原前线解放军兵力达到32万余人。此时，太原守军粮弹殆尽，士气低落，而我军经过休整、补充，士气高涨，战斗力强。4月20日凌晨2时，我军集中全部兵力分10路向守军发起攻击，首先分割围歼外围守军，而后会攻太原城。至22日，我军摧毁守军在城外的所有据点，全歼其太原外围5个防区的14个师，占领攻击城垣的出发阵地。　　为减少太原市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我军前线司令部向守军发出劝降最后通牒。在劝降无果的情况下，24日5时30分，攻城部队发起炮火准备，以1300余门火炮对城垣发起总攻。第20兵团首先由小北门东侧突破城垣，第18、第19兵团也相继由南面、东面攻入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国民党军在防御太原主城过程中，将主城划分为数十个防区，守军主力被限制在各自防御区域内，区域与区域之间缺少联系，彼此孤立，机动兵力少，不利于相互配合和支援。我军以小群多路、穿插迂回的战术，很快将敌人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突击部队与敌人不纠缠、不恋战、猛打穿插，遇到顽强抵抗，以小型爆破手段，迅速开辟前进道路，向守军指挥中心快速穿插。在强大军事压力下，守军纷纷缴械投降，至10时，太原全部攻克，守军无一漏网。至此，太原战役胜利结束。（陈琪 戚苏源）来源：中国国防报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着手在东北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根据党中央部署，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八路军总政文工团、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新华广播电台、延安电影团等机构和团体及600多位名人告别延安，一路艰辛跋涉奔赴东北，辗转来到佳木斯。延安的革命文化在佳木斯这块沉睡千年的黑土地呈现出爆发式的繁荣和活力，佳木斯由此成为东北革命文化的摇篮，被赞誉为“东北小延安”。 　　革命文化力量汇聚佳木斯 　　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初，考虑到前方军事斗争的需要，东北局决定将从延安过来的各文化机构和团体转移到合江省。1946年初，东北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所属工厂、学校等相关单位都云集于佳木斯。在北满分局工作并兼任合江省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遵循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北满根据地的方针，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迅速改变了合江地区的面貌，把一个政治混乱、经济凋敝、土匪猖獗、民不聊生的合江省，建设成为东北地区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为佳木斯的文化走向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1946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到合江省检查工作。在这里，陈云感慨于佳木斯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文化氛围，接触了很多从延安过来的文化和教育团体，并且见到了很多从延安过来的各方面的文化名人，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颇有感触的说道：“佳木斯成了东北的延安了”。从此，“东北小延安”的美誉就在东北解放区广泛的传播开来。 　　文化战线的独特风景线 　　众多知名的军事院校、高等院校、文艺院团和新闻出版机构，陆续迁到了佳木斯，在这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赞颂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使这里的文化氛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党创办的众多高等院校迁到佳木斯办学。1946年6月，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迁至佳木斯。在此办学的两年中，共培养出1500余名各类人才。吴伯箫、公木、寄明等文化学者都在这里工作过。同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分批迁到佳木斯，划归东北大学并恢复办学，且在当地演出了秧歌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的文艺节目，吸引了大批青年加入东北鲁艺。中国医科大学迁到兴山后，与先期到达并完成合并的东北医大合并组成新的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医大附属医院先后设置了四个医疗所，医大学员边学习边救治伤员，并培养了近2000名医务工作者。　　东北革命文艺院团以佳木斯为基地开展文艺活动。1946年冬，为了配合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需要，东北局在佳木斯陆续组建了东北鲁艺文工团一、二、三、四团和音工团。这些以延安艺术者为骨干的文艺院团深入革命斗争的最前沿，深入东北百姓的实际生活，认真参加土改，积极启发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并在实践中汲取艺术的智慧与力量。陈戈、兰马、李蒙、刘炽等100多位文艺工作者，先后公演《雾》《自卫》《狼牙山五壮士》等话剧，他们还以佳木斯为基地，组织宣传队活跃在桦川、鹤岗、桦南、依兰等地，配合地方政权建设，宣传解放战争胜利形势，为佳木斯军民带来了丰富的文化艺术生活。　　一大批有影响的影视作品在佳木斯策划和制作。1946年6月，东北电影公司来到兴山。8月，由吴印咸带领的延安电影团一行40多人也来到这里。10月，东北电影公司易名东北电影制片厂，袁牧之为第一任厂长。东影厂建成了新中国的电影摇篮，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演职人员。在简陋的条件下，东影厂拍摄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影片，长达17辑的大型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成为了经典巨制。　　党的新闻出版业在佳木斯空前繁荣。1946年6月，东北书店迁到佳木斯，陆续出版发行了很多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文艺作品，同时充分利用《东北文艺》《东北文化》等期刊进行文化教育。这期间，东北书店印刷了数十种领袖著作和革命文学作品，如：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及修改后的歌剧剧本《白毛女》、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人民音乐》在此创刊，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理事会在此召开会议，《十二月翻身》《打胡子》《活捉谢文东》等一大批文艺作品诞生，记录着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与革命精神。佳木斯是东北解放区的印刷中心，《东北日报》等报刊在此建立起后方基地。 　　“光芒的来处却是佳木斯” 　　众多知名文艺院团和高等院校在此办公和办学，灿若星河的革命知识分子也以此为基地在思考和创作，延安精神在此传承，新中国文艺曙光在此酝酿。对于这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著名散文学家刘白羽认为：“如果说自由文化的光芒在那些地方，光芒的来处却是佳木斯。”　　吕骥、张庚、塞克、舒群、何士德、罗烽、白朗、马可、周立波、公木、刘白羽、马加、华君武、萧军、张仃、曲波、陈强、徐肖冰、侯波、田方、于蓝、袁牧之、陈波儿等知名文艺工作者，以佳木斯为基地，深入田间地头，深入民众中间，开展文艺创作和演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艺路线，支援东北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这些文化名家的传承，延安革命文化在黑土地上扎下根来，继续守护着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音乐家马可在佳木斯创作了《咱们工人有力量》。1947年，马可到佳木斯发电所体验生活，被这里工人们挥动铁锤、高喊口号、废寝忘食的工作场景所感动，萌发出创作一首写工人阶级歌曲的意愿。此后，马可多次带领文工团员们到铁路修理厂、德祥东面粉厂、东北银行造币厂、沈阳机车车辆厂搜集素材，最终创作出《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在白山黑水之间传唱，作为解放区和新中国的第一首工人歌曲被载入中国革命音乐的史册。　　作家周立波在佳木斯出版了《暴风骤雨》。1946年10月，周立波来到尚志县元宝镇参加土改工作，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故事发生地元茂屯就在此地。小说较为完整地表现了东北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情形，生动地描写了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封建地主阶级进行了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书稿上卷完成后，东北书店佳木斯印刷厂抢时间排印，1948年4月在东北解放区发行。《暴风骤雨》的发行量和影响力都很大，甚至被当作土改实际工作的参考书，是一部革命文学的经典作品。来源：学习时报  

平津战役经过图平津战役是我军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役，也是关键一役。时至1948年11月，我军在解放战争各个方向上都取得了辉煌战果。特别是在辽沈战役胜利后，我军总兵力已达300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已超过对手。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正式打响。在64天的时间里，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个“剿总”司令部、3个兵团部、1个警备司令部、13个军部、51个师（旅）共52万余人。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形成了对国民党军的压倒性优势，人民军队解放全国的步伐势不可挡。 　　乘胜入关，割裂敌之体系 　　在华北地区，我军自1947年起不断歼灭敌人、扩大解放区。蒋介石、傅作义曾计划于1948年10月下旬偷袭我中共中央所在地。我华北第2兵团、东北先遣兵团迅速行动，新华通讯社及时揭露这一阴谋，迫使傅作义放弃计划，并将兵力进行收缩，为我决战平津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11月18日，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提早入关。23日起，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快速向冀东地区开进。与此同时，为贯彻中央军委指示，吸引敌目光至平绥线，我华北第3兵团所属3个纵队连续攻占了柴沟堡、怀安、沙岭子等地，围困张家口，借以吸引北平守敌前来救援。傅作义则正中我下怀，判断我东北野战军暂时不能入关，遂派遣嫡系部队第35军等部增援张家口，并对部分力量部署加以调整，在平绥线上集中了十几个师的兵力。　　面对这一态势，中央军委判断这是“抓住傅系、拖住蒋系”的重要战机，遂令东北先遣兵团、华北第2兵团、华北第3兵团各部向位于平绥线的敌军发动攻势，力求打断敌之声势、切断敌之联系、阻断敌之退路，全歼平绥线之敌。　　由于我东北先遣兵团于12月5日攻克密云，歼敌6000余人。敌判断我东北野战军一部已经入关，极有可能与华北各兵团协同向北平发起攻势，急令各部队向北平地区收缩。特别是傅系主力第35军连夜计划从张家口向北平后撤，却不料被我华北第2兵团一部及冀热察军区部队阻滞于新保安地区。华北第2兵团主力战胜诸多不利因素赶到新保安附近地区，挫败了敌第35军由西向东的突围行动，并同时遏制了敌第104军由东向西的进攻行动，迫敌两支部队始终无法会合，第35军只能困守于新保安；华北第3兵团则于6日收复沙岭子、7日解放宣化，将张家口和宣化之间的联系一刀切断，并于8日将张家口彻底包围起来。至此，敌傅系主力陷入我华北第2兵团、第3兵团的天罗地网中。而我东北先遣兵团则是猛打猛追，又先后歼敌近2万人。至此，我各兵团行动打乱了敌之部署，割裂了敌之防御体系，形成了歼灭困守之敌的有利态势。 　　各个击破，围歼困守之敌 　　在我军形成对平、津、张一线各要点之敌的合围态势后，按照中央军委指示的“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等原则，对被围之敌实施各个击破。　　其中，困守新保安的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构筑了坚固工事、设置了多层火力，妄图固守待援，但我华北第2兵团所属9个旅于12月22日从西、东、北三面向守敌发起猛烈攻势，不到一天时间便全歼新保安守敌，赢得作战胜利。　　就在敌第35军被歼灭后，张家口守敌7个师（旅）妄图尽快逃离，但始终未能突破我军的铜墙铁壁，并被我2个纵队兵力乘隙突入城内，守敌几乎全被歼灭。　　天津守敌共10个师约13万人，统归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由于天津地位重要，这里工事众多、防御严密、物资充足。我东北野战军向中央军委建议，“以五个纵队兵力包围天津”“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敌未突围则发动总攻”，获得中央军委的同意。随即我军逐步扫清其外围据点，并利用夜暗构设大量交通壕和观察所，做好攻城准备。与此同时，我向天津守军发出放下武器的劝告，争取实现和平解放，却遭敌拒绝。1949年1月14日上午，我军向天津城发起总攻，各突击集团在炮火掩护下快速突入城市，在29个小时的作战时间里，我军俘获陈长捷等敌将级军官28人，击毙、击伤、俘虏敌13万人，缴获大量武器物资。 　　慑谈并举，和平解放北平 　　当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塘沽等要点被我军陆续解放后，据守北平之敌惶惶不可终日。尽管我军占据胜势，但为争取北平免受战火波及，中央军委指示总前委，加紧与傅作义谈判，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　　1948年12月19日，我军代表刘亚楼与傅作义的代表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然而，在谈判中，傅方并无和平诚意，执意要求保留军队。这与中央军委指示的绝不允许保存反动武装力量相违，谈判未能成功。　　就在我军不断分割包围守敌，切断平张、平津、津塘间联系之际，1949年1月6日，傅作义的代表再次出城谈判。但到了答复的最后期限时，傅作义仍然有拖延的企图，我军遂组织实施天津战役。13日，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曾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与我军举行第三次谈判。我军强调谈判不再涉及天津，并要求北平国民党守军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　　14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反动军队指出了应走的道路。16日，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傅作义集团的最后通牒，迫使傅作义放弃“和平谈判”，接受我军的“和平改编”。31日，我军进入北平接管防务。至此，平津战役结束。　　平津战役的胜利，使华北绝大多数地区获得解放，并和其他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建立强大后方、进军全国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战役中，我军不仅充分发挥军事优势，快速分割围歼对手，更发挥了政治优势，用和平方式解放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古都。这为我军在进军全国时解决残存之敌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更为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石。（冯斌 刘奎 郭书菊）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在福州市区南郊的闽侯县祥谦镇，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背倚青山、面朝碧水。苍松翠柏环绕间，陵园大门处矗立着一座花岗岩雕像：一位青年工人站得笔直，泰然自若，双手抱于胸前，目光坚毅地望着前方。　　他，就是工人运动的先驱林祥谦烈士。95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最高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林祥谦血洒大地，英勇就义。　　1892年，林祥谦出生在闽侯的一个贫农家庭。1912年，林祥谦进入京汉铁路江岸机车车辆厂当钳工，1913年转到工务修配厂当铁路工人。当时，京汉铁路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铁路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工人中进行广泛而通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在这段时间里，林祥谦逐步接触到进步思想，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不久，他担任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干部，并于1922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推选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领导铁路工人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坚决斗争。　　1923年1月，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当天，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反动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并决定自2月4日起举行全路总罢工。　　2月4日，京汉铁路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的铁路顿时瘫痪，总工会对外发表宣言，并提出了维护工人权益的五项条件。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吴佩孚调集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残酷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2月7日，林祥谦不幸被反动军阀、湖北省督军府参谋长张厚生逮捕，捆绑在江岸车站的电线杆上。军阀用刀砍向林祥谦，逼他下令复工。在屠刀面前，林祥谦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断然拒绝复工，献出了年仅31岁的生命。　　1928年，党组织派人帮助林祥谦烈士的妻子陈桂贞运送烈士棺木回到家乡，葬在闽侯县枕峰山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林祥谦烈士的丰功伟绩，党和政府决定在烈士的家乡枕峰山西麓建造陵园。1963年初，陵园完工并对外开放。　　站在覆鼎形的烈士墓前，花岗石砌筑的照壁式墓碑上镌刻着郭沫若手书“二七烈士林祥谦之墓”。清明节已过，依然不时有群众前来祭扫。　　“有信仰，扬正气；有纪律，克随性；有爱心，乐助人。”林祥谦烈士的后人将他的精神浓缩成这样一则家训，并一代代传下去，教育子女，影响他人。　　“在我眼里，爷爷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需要革命先行者为之抛头颅、洒热血，所以爷爷视死如归。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更要弘扬正气、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让烈士的鲜血不白流，让烈士的精神永远传递下去。”林祥谦的长孙林耀武说。来源：学习时报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定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从此，“八一”这个响亮的字眼具有了特殊意义，这个日子被确定为人民军队的建军节。回顾历史，“八一”建军节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番周折。　　一　　作为首举武装旗帜的南昌起义，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刚开始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对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同志予以警告处分。相比之下，广州起义的纪念日最先被固定了下来。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作出《决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认为“广州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阶段的开始”，号召全党和千百万的劳动群众于每年12月11日纪念广州暴动。　　随着全国各地武装起义的风起云涌和红军重要性的凸显，南昌起义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意义被中共中央逐步认识，相关纪念活动陆续出现。　　1929年6月，为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首次提出：“今年的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工农及劳苦民众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保护中国革命的总示威日子，同时又是南昌暴动的日子，希望你们在当地号召广大群众组织这一示威。”7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指出“今年八月一日，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都要在共产国际口号之下动员起来”，并号召组织开展反帝示威活动。　　此时，将南昌起义与“八一国际赤色日”相提并论，说明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的评价已发生重要变化。红军部队中开始出现纪念南昌起义周年活动。1930年8月1日，红1军团到达南昌近郊西山，在万寿宫设会场组织南昌起义纪念活动。红12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到达南昌对岸，攻击赣江西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3周年。　　二　　1932年6月8日，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决议》，提出各地党部要成立真正有群众基础的“八一”反帝战争的筹备委员会与“八一”行动委员会，加紧准备与组织“八一”的罢工与示威及各种宣传活动。7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政治部发布《纪念“八一”告全军团红色战士书》，宣称：“‘八一’到了！‘八一’是国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日，‘八一’又是南昌暴动的纪念日……全中国的工农群众，为着实现上述的任务，更为着继续南昌暴动的英勇，也在这一天一致的动员。”　　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劳苦民众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政府，“反对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在苏维埃的旗帜下以革命的战争去推翻国民党反动的统治，争取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从“八一国际赤色日”到“八一反帝战争日”，尽管称谓发生变化，但二者本质是相同的，都是当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此时，“八一”虽然没有单独作为建军节来纪念，但其意义日渐为广大红军将士所熟知。这为“八一”确立为红军成立纪念日奠定了基础。　　三　　1933年6月23日，中共临时中央再一次作出《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八一”为红军成立纪念日。随后，苏区中央局宣传部专门拟定了《“八一”纪念宣传大纲》，指明了“八一”纪念日的意义。2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要求各地党部与红军的政治机关应根据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宣传大纲，进行最广泛地宣传鼓动。　　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指出：“1927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当年“八一”前夕，根据中共临时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的指示，中央苏区军民广泛开展了纪念“八一”的活动。红军各部队普遍加强了军政训练，以多消灭国民党军、多缴枪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八一”。中革军委特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誓词》，为“八一”纪念日及新成立红军部队举行宣誓之用。　　8月1日，按照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隆重举行了“八一”建军日纪念活动。自此，人民军队有了一个统一、固定的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周 芸）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1928年5月1日，湖北武汉汉口余记里，向警予一路走、一路高唱《国际歌》。尽管她嘴里满是鲜血，尽管她即将奔赴的是刑场，她的面部却毫无畏惧之色，她的声音依然慷慨激昂。　　1895年9月，向警予出生于溆浦县一个商人家庭。8岁时，向警予在思想开明的父亲支持下入校读书，成为当时整个溆浦县第一个读书的女孩子。她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崇拜花木兰式的女英雄。1914年秋，向警予就读周南女校，并把名字从向俊贤改为向警予。“警予” 就是要时刻敲响警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求学救国。　　1916年6月，向警予回到家乡，担任县立女校校长，实行男女合校，引进新教材，提倡新风尚。向警予告诫学生“要做个新国民”，还亲自为女学生解开裹脚布……自此，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1919年12月，向警予同蔡和森、蔡畅等30多人赴法勤工俭学。两年时间，向警予从一名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初，向警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她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在向警予的领导下，中国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1927年，向警予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成回国，前往武汉从事宣传工作。由于斗争的需要，受湖北省委派遣，向警予担任了党的秘密刊物《长江》的主编。白天，她的身份是小学教师；晚上，她在小楼昏暗的灯光下，奋笔疾书。《长江》在当时影响极大，有力地指导了武汉地下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　　这一年，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公然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疯狂地举起屠刀。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人心惶惶。向警予却拒绝撤离，“武汉三镇是我党重要的据点，许多重要负责同志牺牲了，我一离开，就是说我党在武汉失败了，这是对敌人的示弱，我决不能离开！”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不幸被捕。一个多月后，她壮烈牺牲，年仅33岁。　　不做“大小姐”，要做“革命人”。出身名门望族的向警予本该过着大家闺秀的生活，然而为了自由和民主，她积极投身革命，为妇女和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一切，奋斗了一生。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回答了何为共产党人的初心。（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佳俊 朱加宁）来源：湖南日报  

还是我刚刚提升为干部的时候，父亲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附着一张照片。他说，“你已经是一名党的干部了。记住，共产党的干部要靠自己的行动带领群众，寄去的照片是告诉你，这是党对每一名干部的要求。咱们家里的人必须先做好”。　　照片拍摄的是一张奖状。奖状原件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奖状，是用延安生产的白布做的，长43厘米，宽30.5厘米。在印染着红色麦穗齿轮图案中间，赫然写着“以身作则”笔力遒劲的四个大字，上面是“赠罗章同志”，下面签名“毛泽东”。　　奖状是表彰父亲罗章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中功绩的。父亲把奖状作为我们家的传家宝，也作为对我们进行党性教育和家风传承的教材。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安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高度赞扬了在南泥湾开荒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八路军359旅全体同志，并亲笔题词表彰了22名生产英雄。父亲时任359旅供给部政委，是这22名英雄之一。这些奖状连同英雄们的事迹曾在1943年2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刊载，对父亲的评语是“为人极刻苦，党性强。”1944年4月18日，《解放日报》又以《供给部政治委员罗章同志是劳动者的典范》为题对父亲做了专题报道，称赞他“是劳动者的典型，幼年过了十几年的雇工生活，在艰苦的斗争中，从头到脚布满了枪伤和刀伤，是一个意志如钢的革命战士。”　　父亲常常给我们回忆那时的情景。　　1938年起，父亲首任政委的359旅718团和其他部队一起接连打了好几个像岢岚县城攻坚战、上下细腰涧歼灭战这样的大胜仗，他们团被称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从此，“人民子弟兵”这个称号就成了我们人民军队的专属称谓。　　当武汉、广州相继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359旅奉命从恒山大小五台山桑干河回防，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为了打破军事包围与进攻，打破经济封锁，克服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发动解放区党、政、军、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359旅就在南泥湾屯垦戍边，把满目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为粉碎敌人对延安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359旅在长期的作战和“大生产”中，能够取得卓越的成绩，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作出表率是一个重要因素。起初，干部战士心里很难接受从前线撤回来进行开荒生产的任务，因为他们多数是河北、山西和河南省籍的，家乡的亲人被日本侵略者杀害、财产被日本侵略者掠夺，都想上战场。　　“战士想不通，怎么做工作呢？”父亲对我说，“那就要我们这些干部带头去干，做出样子来。一个好的政策，你当领导的都不去执行，谁还能相信你的政策好？谁还会跟着你一起干呢？”　　为了进行生产，作为首任“平山团”359旅718团政治委员的父亲被调任359旅供给（后勤）部政治委员。供给部的三名领导进行了分工，部长何维忠负责工业生产和工具准备，政委负责组织开荒和农业生产工作，副部长兼财务科长甘祖昌负责商业和财务工作。负责开荒和农业生产工作的父亲随身带着一个大镢头，走遍了全旅26万亩土地的各个生产点。指战员们都知道父亲年龄比王震旅长还大一岁，看到他挥汗如雨地带头开荒，深受感动，一个个干劲十足。　　父亲告诉我们，我的祖父是雇农，父亲从小放牛，跟着祖父在农田里干活。当父亲看到南泥湾的水源比较丰富，就把在家乡江西种水稻的经验搬到陕北，并获得丰收。当诗人看到南泥湾水稻成片，就写了“陕北好江南”的诗句。那时，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没有种过水稻，父亲就到南泥湾的各个生产点上教他们种稻。一次，他由于过度劳累，跌进了深沟，受了重伤，无法行动。他心爱的战马独自跑回部队，供给部的同志看到战马后就告诉了母亲。母亲马上去寻找父亲，以为他在供给部机关开会，结果扑了空。于是找到王震旅长。王震感到事态比较严重，马上派人寻找。因为当时的南泥湾一带不安全，有狼和豹子出没，还有日本特务和土匪。　　饲养员同志说，“把马解开，这马是回来报信叫人的”。于是，母亲、饲养员和四个担架队员跟着马连夜走了三四十里地，终于，找到了父亲。清晨，大家用担架把他抬回驻地。父亲坚持到王震那里汇报开荒工作情况。王震感动地说，“这个罗章，无论打仗还是生产，什么事情干起来都是个不要命的硬汉子”。　　359旅在大生产中，各级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使战士们备受鼓舞，也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他亲笔为我父亲颁发了“以身作则”的奖状，他的事迹和奖状也一并刊载于当时的《解放日报》上。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指出，“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以身作则成为我们党对每一名干部的要求。“你是党的干部，就必须做到以身作则！”父亲的话，我永不忘记。　　（作者：罗海曦，系原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