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田勘　　据媒体报道，2022年7-8月，四川省面临历史同期最高极端温度、最少降水量、最高电力负荷——“三最”叠加的局面。　　为了应对夏季用电高峰的严峻形势，近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联合下发文件《关于扩大工业企业让电于民实施范围的紧急通知》。对四川电网有序用电方案中所有工业电力用户（含白名单重点保障企业）实施生产全停（保安负荷除外），放高温假，让电于民，时间从2022年8月15日00:00至20日24:00。　　除了工业生产让电于民之外，四川全省还倡导节约用电、有序用电，并开启“省电”模式。四川是能源大省和发电大省，2021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全国各省区的当年发电量中，四川位列第6，发电量为4329.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5%，但用电量仅为全国第9位。据此推断，四川不应当是缺电的地区，但为何又用电紧张呢？　　从7月到8月，全国经历高温天气，四川也不例外，居民用电量大增。四川省电力公司数据显示，四川7月售电量达290.8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79%，刷新了单月售电量最高纪录。　　同时，本来是丰水期的夏季却在今年进入干旱少水期，导致水电发电量低于预期。四川的丰水期为6至10月，平水期为5月、11月，枯水期为12月至次年4月，正常情况下，夏季丰水期因来水多，水电可以“大发”；冬季枯水期来水少，水电则减发或者不发。但是，今年四川的主要装机流域水库水位大幅低于往年，全省平均降水量135.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48%，位列历史同期第一少位；全省大部地区降水减少2-6成，伴随极端高温天气的持续，短期来水依然不会有好转。　　此外，由于地理原因，四川水电站绝大部分都是径流式，不具备储水功能。按河流的径流量实时发电的水电站，如果上游水量偏枯，或来水较小，发电量就会减小，供电也会随之降低。根据对岷江和嘉陵江两个水电站的调查，由于水量小，现在的发电量只是去年同一时期的25%-51%。　　四川的缺电还有另一个因素，四川是西电东送的重要输出大省。截至2021年底，四川水电外送电量连续5年超过1300亿千瓦时，占自身水力发电量的约1/3。在外输电量不减的情况下，也会造成本省用电紧张。　　采用水力发电是缓减气候变暖的重要举措，但是，如果把绝大部分的能源都放在水电上，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靠天用电”的后果，不仅让本省的用电紧张，也会影响对外输电计划。　　现在，四川的工业用电让电于民，以及居民节约用电只是权宜之计，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开源。只有多发电，才能保证人们的正常生活，也能扩大生产。因此，有必要对能源结构进行调整，也就是在依靠水电的同时，还要发展利用其他能源形式。除了水电外，太阳能、风力、地热、核能发电都属于清洁能源，也能提供大量电力。　　四川已经注意到了自身水力发电的优势和不足，正在调整能源结构。四川省2022年前7月能源项目累计完成投资493亿元，同比增长4%。其中，前7月煤炭类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7亿元，同比增长42.6%；电网建设类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05亿元，同比增长13.8%；油气类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59亿元，同比增长8.9%。　　事实上，四川还根据自身资源特点，创造性地开发清洁能源。2022年1月，四川华电内江白马2×475兆瓦燃气轮机创新发展示范项目1号机组开工建设，未来，来自内江威远的页岩气将在内江白马转化为电能，为四川和内江电网运行提供新的电力保障。（张田勘）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改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的建制，把抗大分散到敌后办学，以便冲破日、伪、顽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培养大批干部就近带领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1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以抗大第7大队和第1大队第1支队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以下简称“抗大第二分校”），东进晋察冀根据地办学。　　12月13日，抗大第二分校正式宣布成立，原抗大总校训练部长陈伯钧任校长兼政治委员（1940年7月，孙毅接替陈伯钧任校长）。1938年12月至1939年2月，抗大第二分校2500余人，分3批东渡黄河，穿越同蒲铁路，进驻河北省灵寿县陈庄地区办学。在极端艰苦和危险的条件下，抗大第二分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依靠根据地群众，视战场为课堂，通过参加战斗学习战争，坚持敌后办学5年，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　　量身定制课程，确保贴近实战。抗大第二分校的办学地——陈庄，距石家庄和平汉、正太铁路敌占区域不足百里，被敌袭击可能性大，且个别地区还有潜藏的特务汉奸，斗争形势十分尖锐。为确保在动荡不安的敌后环境中办好学，抗大第二分校领导提出“教育计划等于作战计划”，并根据“学生将来主要在八路军工作”的培训目标，坚持教学与实战相结合。在课程设置上，抗大第二分校从第一期教学开始，确定适应敌后条件的教学课目。军事课有战术、技术、兵器。战术课包括步兵战术、游击战术和日伪战术研究。技术课包括射击、刺杀、投弹和土工作业。兵器课以兵器知识条例条令为内容。政治课有马列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哲学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从第三期开始，针对学员的基本特点，抗大第二分校将政治课调整为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的建设、党的基本政策、政治工作等。此外，还设有语文、算术、自然常识等文化课，以提高学员科学文化水平。　　学校明确了校机关、大队、学员队在教学中的职责。学员队负责实施教学计划，大队负责督促、检查与研讨实施方法，训练部负责确定教学方针方法及检查督促教学计划的贯彻执行。为解决教员匮乏问题，学员队的行政和政工干部如有任教能力均需兼任主任教员或教员。专业性强的课目由专职教员任课。学校多次派出教员、学员到战斗部队见学，及时整理新战例，动态充实完善教材。1939年5月，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抢占上下细腰涧有利地形，迅速歼灭日军，抗大第二分校领导率学员紧急赴山西省五台地区见学；同年冬，学校又派教员赴河北省易县，学习大龙华歼灭战的经验做法。　　理论联系实践，教学结合实战。抗大第二分校始终牢记毛泽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诲，利用陈庄地区被日军疯狂“扫荡”的特殊环境，把学习作战理论与战场实际相结合，边战边训、训战结合，促进学员在战火中迅速成长。　　1939年9月，石家庄及周边日伪军企图偷袭陈庄。抗大第二分校得知敌情后，派出第一大队学员连夜向陈庄东南一带预定地区活动，依托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为陈庄军民的安全转移和八路军第120师主力西调赢得宝贵时间。9月28日，日军开始撤退，在坡门口遭到八路军第120师主力部队伏击。抗大第二分校学员配合主力部队，向日军发起攻击。战至29日晨，基本消灭偷袭陈庄之敌。这也成为抗大第二分校以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范例。　　百团大战后，日寇对华北战场高度重视，从正面战场抽调主力，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其中，“消灭”抗大第二分校被日寇视为“扫荡”目标之一。抗大第二分校教员学员不畏强敌，英勇投入反“扫荡”斗争。1941年8月至10月，日寇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大“扫荡”。针对敌“分散配置、分进合击”的特点，抗大第二分校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第一团跨过平汉路封锁线，到冀中平原与第三团会合后，继续进行平原游击战术训练。校机关带部分学员，赴冀西配合山区部队进行反“扫荡”斗争。在1个多月的紧张斗争中，他们翻山越岭、连续行军，先后紧急突围7次、大小转移42次，行程600余千米，有效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日寇对山区的“扫荡”。反“扫荡”胜利结束后，学校又将学员化零为整集中进行训练，而后将500余名学员分配到部队，走上战斗岗位。　　团结爱护群众，军民患难与共。抗大第二分校在灵寿县陈庄办学5年，经常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劳动，为各村兴办农民夜校普及文化知识，为群众解燃眉之急。　　1939年7月，学校所处的磁河流域发生水灾，粮食减产，与敌争夺秋粮斗争日益尖锐。8月20日，学校第二大队第7队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灵寿县慈峪东南游击区，掩护农民抢收秋粮，并协助抗日政府和地方武装在青廉周边征集公粮40余万斤。9月9日，日伪军300余人向青廉窜扰，该武装工作队一个区队对敌连续游动袭击，牵敌至青廉以北，掩护农民将公粮全部运出。　　同年秋，陈庄地区持续暴雨，30余个村子受灾。抗大第二分校全体人员把一日三餐改为两餐，用节省下的粮食救济驻地灾民。从学校领导到勤务人员，每人捐出1至2个月的津贴，全校共募捐边币4000余元，资助地方政府发放救灾款。此外，学校还帮助群众修缮房屋、修筑道路、修补堤埝、排涝抢种。　　抗大第二分校向根据地倾注真挚的爱，根据地人民也回馈以真心拥护。1941年8月，敌冀中“扫荡”，抗大第二分校附属中学二队120名学生被敌包围，人员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安国县崔章村的干部将这些学生分散安置在群众家中，掩护他们直到反“扫荡”结束。第三团机关女同志孙树棠在深县护驾池村一位老大娘家中隐蔽时，遇敌搜寻，老大娘急中生智，示意女儿将怀抱中的婴儿塞到孙树棠怀里，掩护她脱离危险。第三团政治教员卫民身负重伤，一位开饭馆的老大爷把他带回家，每天给他吃鸡蛋白面，精心照顾至伤愈归队。　　“帮助群众生产，春种、夏收、夏种、秋收；平时挑水扫院，困难时期，帮助群众抗灾、救灾，担水点种，上山开荒，节约口粮救济群众。群众也热爱军队……敌人‘扫荡’时，抓住村民严刑拷打审问‘八路军去向’‘抗大二分校去向’，群众宁死不屈，坚决不作回答！”校长孙毅在回忆录中写道，抗大第二分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能坚持下来，并完成培养干部的使命，离不开鱼水相依的军民关系。　　抗大第二分校在敌后且战且训，克服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困难，共培养出2万余名军政干部，补充到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为巩固发展晋察冀根据地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1944年春，抗大第二分校建制撤销，返回陕北归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建制。（钱 锋 张晓龙 徐贵宝）来源：中国国防报

  姚喆（1906—1979年），原名姚秩章，1906年生，湖南邵阳人，1928年参加红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杰出贡献，为绥远和山西的抗日联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被誉为大青山第一功臣，毛泽东对乌兰夫说：“讲内蒙古革命史，不能不提到我的‘小老乡’！”　　挺进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大青山位于阴山山脉中段，东西延绵350余公里，是通往我国大西北的交通咽喉，也是抗日大后方陕甘宁边区的北门户，还是日本侵略者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桥头堡。大青山地区的安全不仅关系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安全，而且关系到整个晋绥抗日战争的发展，具有极端重要的战略意义。1938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八路军第120师决定由第358旅第715团和师直骑兵营一个连组成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支队（简称大青山支队）。由于战斗经验丰富军事素质过硬，姚喆成为大青山支队参谋长的第一人选。　　1938年7月29日，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第4支队和总动委会干部队总计2300余人，踏上了挺进大青山的征程。从晋西北五寨到大青山仅有400多公里，但是大青山支队的北上之路却异常艰难。日军、伪军调集5000余人，企图把大青山支队消灭在长城脚下。为策应大青山支队顺利挺进，姚喆带领一营队伍在蛮汗山打游击战，以此牵制敌人。姚喆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成功拖住了敌人，为主力部队北上争取了时间。在大青山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并非易事，敌我力量悬殊，八路军后方给养困难，抗战无望的悲观情绪在群众中蔓延，如何打开抗日局面成为姚喆等人面临的首要难题。1938年9月，李井泉、姚喆率领的大青山支队在取得夜袭陶林、攻克乌兰花战斗的胜利后，为遏制日军增兵绥中、加强控制的企图，决定在蜈蚣坝进行伏击战。蜈蚣坝伏击战仅用了25分钟就歼敌80余人，八路军抗日的威名传遍了大青山南北，激发了群众抗日的斗志，为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奠定了群众基础。　　发展巩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大青山地域广袤，多是丘陵、草原和平原地带，村庄分布稀疏，刚组建的大青山支队多为步兵，部队机动性受到地势的制约。在大雪漫天的寒冷冬季，指战员在一膝多深的雪地中行军作战时常冻伤，造成大量非战斗性减员。然而，大青山的日伪军却多是骑兵和机械化部队，在机动性上占有优势。李井泉、姚喆深知大青山地区骑兵作战的重要性，决定将步兵改建为骑兵。　　组建骑兵的困难很多，首先就是马匹问题。大青山地区土匪活动猖獗，且与日军、伪军来往密切。他们手持武器却不抗日，反而以欺压和掠夺百姓为业。共产党人干革命就是为了老百姓，姚喆指示部队不要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要向敌人要马匹。大青山支队1大队在寒风大雪之夜奔袭40多公里，一举剿除肖顺义的匪巢，共缴获战马一百余匹，枪支七十余杆，创造了步兵一夜变骑兵的神话。　　骑兵不仅要有马匹，更重要的是形成战斗力。为学莫重于尊师，姚喆虚心向善于骑射的群众求教，学习驯养方法和乘骑技术。他将群众乘骑和饲养马匹的宝贵经验转化为朗朗上口、便于识记的歌诀在军中传唱。姚喆还提出“一边打仗一边建，一边行军一边练”的口号，坚持训练骑兵、建设队伍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大青山支队骑兵机动性与作战能力迅速提升。大青山骑兵在姚喆的指挥下，采取多种战术与敌周旋，伺机消灭敌人，动辄扰袭敌人，成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军民抵御顽敌的利刃。　　在“扫荡”中坚持根据地斗争　　1942年7月，日军调集重兵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梳篦式扫荡”，所到之处推行灭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在日军、伪军的“扫荡”过后，绥远地区的斗争形势进一步恶化，隐蔽斗争成为这一时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敌斗争的主要形式。为了保存主力，8月，大青山地区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奉命转移到山西西北一带。同时，塞北军分区成立，姚喆担任分区司令员，留守大青山坚持斗争。面对敌人疯狂的“扫荡”，姚喆与敌人激战多次后部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粉碎了敌人消灭大青山抗日力量的阴谋。贺龙和关向应考虑到安全问题，数次致电姚喆让他暂回晋西北，但姚喆坚定表示：“我要和同志们在一起战胜敌人，渡过难关。”　　1943年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常常无米下锅，食不果腹。因为缺乏营养，许多战士的脸、手、脚上都带有浮肿，有的甚至得了夜盲症。战士们受了伤只能用盐水清洗，得了病只能用土办法医治。可是，即便在那最艰难的岁月里，守住大青山、守好老百姓是姚喆心中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的信念。他常常带着一个骑兵班穿梭于大青山各处，始终坚持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在冷风刺骨的数九寒天，他同大家一起搭窝棚挖窑洞，烧火取暖化雪止渴，靠莜麦糊、冻土豆和灰菜籽充饥。他身穿羊皮袄头戴羊皮帽，宛如大青山人一样。有人不认识姚喆就向战士打听，战士笑着说：“他是我们的老伙夫班长。”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姚喆始终同根据地军民保持着血肉联系。姚喆率领的大青山抗日队伍执行隐蔽斗争的方针，保存了有生力量，并且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斗争，推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1945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绥蒙军区，姚喆任军区司令员。他率骑兵旅、晋绥27团等部奔赴绥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连战连捷气势如虹。在绥远战役中，姚喆积极配合晋绥军区主力收复大青山南北广大地区，实现绥西、绥南、绥中、绥东根据地接连成片，最终取得了大青山抗战的胜利。　　朝鲜战争爆发后，姚喆任志愿军第23兵团副司令员，率部开赴抗美援朝前线，自此离开了出生入死十余载的大青山。一寸山河一寸血，姚喆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在大青山地区带领内蒙古各族人民同强敌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用生命和热血践行了初心与使命，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1979年5月27日，姚喆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结束后返回武汉的途中突然休克，后抢救无效而溘然长逝，终年73      姚喆（1906—1979年），原名姚秩章，1906年生，湖南邵阳人，1928年参加红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杰出贡献，为绥远和山西的抗日联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被誉为大青山第一功臣，毛泽东对乌兰夫说：“讲内蒙古革命史，不能不提到我的‘小老乡’！”　　挺进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大青山位于阴山山脉中段，东西延绵350余公里，是通往我国大西北的交通咽喉，也是抗日大后方陕甘宁边区的北门户，还是日本侵略者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桥头堡。大青山地区的安全不仅关系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安全，而且关系到整个晋绥抗日战争的发展，具有极端重要的战略意义。1938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八路军第120师决定由第358旅第715团和师直骑兵营一个连组成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支队（简称大青山支队）。由于战斗经验丰富军事素质过硬，姚喆成为大青山支队参谋长的第一人选。　　1938年7月29日，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第4支队和总动委会干部队总计2300余人，踏上了挺进大青山的征程。从晋西北五寨到大青山仅有400多公里，但是大青山支队的北上之路却异常艰难。日军、伪军调集5000余人，企图把大青山支队消灭在长城脚下。为策应大青山支队顺利挺进，姚喆带领一营队伍在蛮汗山打游击战，以此牵制敌人。姚喆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成功拖住了敌人，为主力部队北上争取了时间。在大青山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并非易事，敌我力量悬殊，八路军后方给养困难，抗战无望的悲观情绪在群众中蔓延，如何打开抗日局面成为姚喆等人面临的首要难题。1938年9月，李井泉、姚喆率领的大青山支队在取得夜袭陶林、攻克乌兰花战斗的胜利后，为遏制日军增兵绥中、加强控制的企图，决定在蜈蚣坝进行伏击战。蜈蚣坝伏击战仅用了25分钟就歼敌80余人，八路军抗日的威名传遍了大青山南北，激发了群众抗日的斗志，为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奠定了群众基础。　　发展巩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大青山地域广袤，多是丘陵、草原和平原地带，村庄分布稀疏，刚组建的大青山支队多为步兵，部队机动性受到地势的制约。在大雪漫天的寒冷冬季，指战员在一膝多深的雪地中行军作战时常冻伤，造成大量非战斗性减员。然而，大青山的日伪军却多是骑兵和机械化部队，在机动性上占有优势。李井泉、姚喆深知大青山地区骑兵作战的重要性，决定将步兵改建为骑兵。　　组建骑兵的困难很多，首先就是马匹问题。大青山地区土匪活动猖獗，且与日军、伪军来往密切。他们手持武器却不抗日，反而以欺压和掠夺百姓为业。共产党人干革命就是为了老百姓，姚喆指示部队不要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要向敌人要马匹。大青山支队1大队在寒风大雪之夜奔袭40多公里，一举剿除肖顺义的匪巢，共缴获战马一百余匹，枪支七十余杆，创造了步兵一夜变骑兵的神话。　　骑兵不仅要有马匹，更重要的是形成战斗力。为学莫重于尊师，姚喆虚心向善于骑射的群众求教，学习驯养方法和乘骑技术。他将群众乘骑和饲养马匹的宝贵经验转化为朗朗上口、便于识记的歌诀在军中传唱。姚喆还提出“一边打仗一边建，一边行军一边练”的口号，坚持训练骑兵、建设队伍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大青山支队骑兵机动性与作战能力迅速提升。大青山骑兵在姚喆的指挥下，采取多种战术与敌周旋，伺机消灭敌人，动辄扰袭敌人，成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军民抵御顽敌的利刃。　　在“扫荡”中坚持根据地斗争　　1942年7月，日军调集重兵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梳篦式扫荡”，所到之处推行灭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在日军、伪军的“扫荡”过后，绥远地区的斗争形势进一步恶化，隐蔽斗争成为这一时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敌斗争的主要形式。为了保存主力，8月，大青山地区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奉命转移到山西西北一带。同时，塞北军分区成立，姚喆担任分区司令员，留守大青山坚持斗争。面对敌人疯狂的“扫荡”，姚喆与敌人激战多次后部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粉碎了敌人消灭大青山抗日力量的阴谋。贺龙和关向应考虑到安全问题，数次致电姚喆让他暂回晋西北，但姚喆坚定表示：“我要和同志们在一起战胜敌人，渡过难关。”　　1943年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常常无米下锅，食不果腹。因为缺乏营养，许多战士的脸、手、脚上都带有浮肿，有的甚至得了夜盲症。战士们受了伤只能用盐水清洗，得了病只能用土办法医治。可是，即便在那最艰难的岁月里，守住大青山、守好老百姓是姚喆心中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的信念。他常常带着一个骑兵班穿梭于大青山各处，始终坚持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在冷风刺骨的数九寒天，他同大家一起搭窝棚挖窑洞，烧火取暖化雪止渴，靠莜麦糊、冻土豆和灰菜籽充饥。他身穿羊皮袄头戴羊皮帽，宛如大青山人一样。有人不认识姚喆就向战士打听，战士笑着说：“他是我们的老伙夫班长。”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姚喆始终同根据地军民保持着血肉联系。姚喆率领的大青山抗日队伍执行隐蔽斗争的方针，保存了有生力量，并且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斗争，推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1945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绥蒙军区，姚喆任军区司令员。他率骑兵旅、晋绥27团等部奔赴绥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连战连捷气势如虹。在绥远战役中，姚喆积极配合晋绥军区主力收复大青山南北广大地区，实现绥西、绥南、绥中、绥东根据地接连成片，最终取得了大青山抗战的胜利。　　朝鲜战争爆发后，姚喆任志愿军第23兵团副司令员，率部开赴抗美援朝前线，自此离开了出生入死十余载的大青山。一寸山河一寸血，姚喆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在大青山地区带领内蒙古各族人民同强敌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用生命和热血践行了初心与使命，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1979年5月27日，姚喆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结束后返回武汉的途中突然休克，后抢救无效而溘然长逝，终年73岁。来源：学习时报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延安，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至1945年抗战胜利奉命迁往东北。在延安共七年半的时间中，鲁艺的成长、发展一直受到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创作了众多广受喜爱的文艺作品，培养了贺敬之、王昆、于蓝等众多抗战文艺工作者，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直接影响了鲁艺文艺创作的方向。　　创立鲁艺，为其定名。1938年，延安的根据地建设日趋成熟，教育事业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气象，然而唯独缺少一所培养大批抗战艺术工作干部为主要目标的学校。这年初，为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延安文艺界联合公演了话剧《血祭上海》，获得很大的成功。毛泽东称赞戏演得好，并建议以这些文艺工作者为基础，创立艺术学院。2月，由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文中说明了创立鲁艺的原因：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已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创立鲁迅艺术学院。在那段时间，大批负有盛名的文艺家们，如文学家田间、何其芳、萧军、艾青，艺术家吕骥、蔡若虹、冼星海等纷纷慕名来到延安，他们的到来为鲁艺的创立提供了雄厚的师资力量。而众多爱国青年和文艺工作者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怀抱对革命的向往之情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为鲁艺提供了新鲜血液。外部环境与内部准备俱已成熟，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正式成立。　　学校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与毛泽东对鲁迅的肯定和推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推崇鲁迅的高贵品格，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把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总结为“鲁迅精神”。他肯定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以鲁迅之名命名鲁艺，代表了毛泽东对鲁艺的深切期望，也代表了他对抗战文艺发展的期望，他希望将鲁艺作为“鲁迅精神”的延续，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发挥文艺急先锋的作用，为抗日民族斗争多作贡献。　　指导鲁艺实现创作风气的改变。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后，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当时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主要来自上海、北平等大城市，身上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特性，与无产阶级的工农兵大众在思想上存在着差距。当时鲁艺提出正规化、专门化的办学方针，试图在延安复制正统学院派风格。鲁艺的艺术家们沉醉于追求高雅艺术的倾向，把曹禺、夏衍、莫里哀、契诃夫等中外作家的名作竞相搬上舞台。小资产阶级的出身也使得相当一部分作家只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缺乏对工农兵的接近、了解、研究，描写的人物穿着劳动人民的衣服，却顶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孔。这种“关门提高”的方式，使鲁艺的创作极其缺乏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当时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师生几乎不与农民往来，根本不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和农民的喜好，更别提创作真正的抗日文艺作品。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为了改变延安文艺界的纷繁乱象，破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使它朝着无产阶级抗日文艺的方向发展，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讲话》中，毛泽东首先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强调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他认为文艺的创作只有实现大众化，才能赢得群众的喜爱、达到广泛的传播。5月30日，毛泽东到鲁艺看望师生并发表讲话，勉励他们：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由此彻底扭转了鲁艺的创作风气，为鲁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使鲁艺师生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作品中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对于如何实现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毛泽东从抗日斗争和现实需要出发，对文艺工作者们提出明确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与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　　1938年4月28日，鲁艺刚刚创立不久，毛泽东即应鲁艺师生的邀请，来到鲁艺作了一堂生动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形象地把艺术作品比作饭菜，既要有营养，还要有好味道，既要有内容，还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在当时就是要适应抗战的需要，贴近百姓的实际生活。鼓励青年艺术工作者到广阔的实际生活的大千世界里，真正走入群众去学习、汲取养料，积累写作经验、掌握艺术技巧。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再次鼓励鲁艺师生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把民间的文艺形式加以提高，变成文艺的参天大树。《讲话》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包括鲁艺在内的延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文艺家们掀起了下乡、进厂、上前线的热潮。在探索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鲁艺率先发动，吸取多种民间文艺样式，加以改造、发展，创作出了一些既不脱离民俗原貌、又增添了文学艺术性的新的文艺样式，创作出了一大批深入生活、面向群众、鼓舞斗志、深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大型新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民歌《东方红》，还有木刻版画等都是这一时期鲁艺的代表作品。　　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在鲁艺贴近群众生活的创作中得到了具体实践，根据地的文艺更加丰满壮大，达到了文艺为鼓动抗日、激励人心服务的目的，也成就了一代鲁艺人，使他们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艺术家。（作者：林晓清）来源：学习时报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中国共产党创立者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卓越的工人运动领袖。他创作的大量诗歌，既平实质朴，又炽热深沉，启蒙了工人思想，鼓舞了战友为革命而斗争。 　　“拿起铁锤”：唤醒工人去斗争　　邓中夏幼读诗书，学养深厚志向远大；他渴求新知，不断求索救国之道。1917年，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迅速成长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爆发后，组织者之一的邓中夏走在队伍的最前方。他用新诗的诗体，抒情的诗笔，记录下心灵的体验和理想的召唤：“觉悟的门前，便是刀山剑树，兄弟姊妹们啊，我们开门呢？不开门呢？刀山剑树的那头，便是我们朝夕希冀的地带——光明和愉悦的地带。兄弟姊妹们啊！我们去呢？不去呢？”虽是疑问，却语词坚定，呼唤觉悟催人奋进，跳动着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激情。　　1921年1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邓中夏深入到工人们中间，宣传革命思想，建立工人组织。他为人谦和，善于用平实的话语讲述革命道理，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拥护。他不用深奥的语言，而是深入浅出地启发大家，正如他这时创作的诗歌，浅显易懂又朗朗上口：“北方吹来了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　　一天，邓中夏夜宿工人宿舍，和几个工友畅谈，不知不觉已到天明，为此，他写下90余行的长诗。诗中，这位青年革命者如实记录下自己的见闻与感想，反映了“劳动学校有这样可喜的成绩”，期盼着工人运动像十月革命那样奔腾澎湃起来。诗末写道：“丁昌润，赵盛宗，吴敏珂，张淳和我，坐灯光底下，作扪虱之谈。‘人生’，‘社会’，‘阶级斗争’、‘世界共产’，都是我们的话料。奈勤勤恳恳的邻鸡，一声声催我们睡去。”文字简单而希望殷切，以热烈交谈的场景作结，溢出诗外的，是对工人成长为革命力量的期待。 　　一声“棒喝”：做革命的诗歌　　邓中夏爱好文学，喜欢写诗。新文化运动以后，他开始创作新诗，不仅常在诗歌中抒发革命者的情怀，更以新诗为战斗的阵地，以纸笔为斗争的武器，开展革命宣传。　　革命的文学家，须有改造社会的责任感，因此，邓中夏提倡“做革命的诗歌”，做“社会改造的文学”。他提出，“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在邓中夏看来，如果一个诗人不亲历革命，不参与战斗，那他的诗歌就只剩下想象和虚构，更何况，“一个空嚷革命而不去实行的人”，他的作品也必定不会令人感动，所以文学创作者，更应当参与到实际的革命运动中。在《新诗人的棒喝》一文中，邓中夏以诗的语言呼唤着：“青年们！醒来哟！谁在你们的四围虎视鹰瞵的，磨牙吮血的？你们是处在一种什么环境？你们是负了一种什么责任？春花般的青年们哟！朝暾般的青年们哟！烈火般的青年们哟！新中国的改造只仗你们了，却不是仗你们几首新诗。青年们醒来哟！”　　所以，新诗人的当务之急，是要正视残酷的现实，唤醒青年，唤醒大众，勇敢地担起“新中国的改造”。邓中夏明确指出：新诗人能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的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他进而建议新诗人关于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要特别多做，儆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　　为了体现诗歌对于传播革命思想的作用，邓中夏贴近创作实际，提出“文体务求壮伟，气势务求磅礴，造意务求深刻，遣词务求警动”。他的很多诗作，成为其创作理念的绝佳注脚，如《胜利》：“那有斩不除的荆棘？那有打不死的豺虎？那有推不翻的山岳？你只须奋斗着，猛勇的奋斗着；持续着，永远的持续着。胜利就是你的了！胜利就是你的了！”气势高歌奋进，遣辞热烈生动，只要我们革命者坚守信仰，持久奋斗，胜利必会到来。 　　虽死犹生：“红花遍地”励后人　　青年革命者独有的情怀，是那样的清晰，又是那样的豪迈，正如邓中夏吟唱的：“丈夫意气尚坚决，创造乾坤有何难？登高自卑终达巅，毋急毋慌毋盘桓。神州茫茫多荆棘，仍须消灭极加餐。”鼓励友人勇于战胜“茫茫荆棘”，召唤同志意气风发“创造乾坤”。　　坚定的信仰在心中，革命的情谊永远年轻。1924年10月，邓中夏和刘少奇等一起前往上海陆军监狱，迎接李启汉出狱，他在《启汉同志出狱》一诗中写道：“你出来了，你我的责任更重大了。你看——猛虎一样的军阀呀！巨蟒一样的帝国主义呀！蛇蝎一样的资本家呀！他们联合着，而且紧密的联合着，长蛇般的向我们进攻了，铁桶般的向我们重围了，磐石般的向我们压榨了。哦哦！我们的战士！准备着迎战！准备着厮杀！”这是斗志昂扬的号角，更是无惧无畏的激励。　　1932年，白色恐怖日甚一日。在全国赤色互济总会坚持工作的邓中夏，面对随时到来的危险，早有心理准备，他和妻子约定好：“如果有一天我没能回家，你就立刻搬家，只要我活着，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不幸在法租界被捕。在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反动派软硬兼施，手段用尽，但高官厚禄和严刑拷打都没能撬开邓中夏的嘴。在狱中，即使是不断遭受酷刑，邓中夏仍然坚持给难友们讲革命思想，讲工人运动，讲中国的前途。讲着讲着，鲜血就从伤口里流了出来。他用钢铁的意志告诉世人，什么是革命者的气节，什么是共产党员的信仰。知道时日无多的邓中夏，拖着虚弱的身子，在墙上写下——“但看十年后，红花遍地开”，用他的乐观和信心，慰勉着狱中的每一个人。　　1933年9月21日早晨，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年仅39岁。临刑前，他给党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今天读来，字字都有千钧的力量：“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邓中夏是诗人，更是革命家，他用生命的诗歌播撒革命的火种，书写了共产主义者的崇高事业。（作者：方新）来源：学习时报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936年8月2日凌晨，随着一声汽笛的嘶鸣，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赵一曼，被关东军和伪满军警由哈尔滨押往珠河执行死刑。死亡迫近，赵一曼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神态。生命即将走到终点，她最为牵念的是几年未见面的儿子。她向看守人员要来纸和笔，写下了这封遗书。薄薄的纸片，怎能承得住这纸短情长、字字千钧？赵一曼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真情流露，让人肝肠寸断。 　　甘将热血沃中华　　关于东北抗联英雄赵一曼的电影有两部，一部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剧情片《赵一曼》，1950年上映，沙蒙执导，石联星饰演赵一曼；一部是福建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我的母亲赵一曼》，2005年上映，孙铁执导，张晗饰演赵一曼。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赵一曼烈士诞辰100周年，7月20日《我的母亲赵一曼》在北京和福建两地同时首映。两部影片从不同的视角讲述了赵一曼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参加革命到壮烈牺牲的光辉历程。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炮轰东北军驻地，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当局奉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兵长驱直入攻占沈阳。　　9月19日，大批的日本兵涌入中国，长春、锦州、四平、哈尔滨等城市相继失守。6个月后，所谓的“满洲国”成立，整个东北沦陷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　　赵一曼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1950年电影《赵一曼》的开篇是赵一曼与她的“丈夫”老曹，受命在日军占领下的哈尔滨市电车工人中开展工作，组织工人罢工。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全国。狡诈的国民党政府为了迷惑人民，表面上佯装让步，暗地里却加紧镇压革命群众。赵一曼得知这一情况，迅速组织参加罢工的革命群众的转移工作。然而就在此时老曹不幸被捕，被敌人残忍地杀害。赵一曼饱含热泪送别同志，将革命阵地转移到农村，在田间地头宣传党的声音，宣传抗日主张，组织广大农民建立抗日队伍。　　1935年隆冬时节，赵一曼和同志们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开心地为此庆祝，不巧营地却被敌人发现，敌人蜂拥而来，将整座山团团围住。赵一曼当机立断，让部队突围，她带着一个排留下掩护。可是，终因寡不敌众负伤而被俘。在监狱里，她受尽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却始终坚贞不屈。在医院里，赵一曼的坚定和坚贞打动了护士和看守，他们提出将赵一曼救出监狱，与她一起逃走，投奔抗日队伍。然而，他们三人在逃跑的路上被敌人抓回狱中。赵一曼英勇就义。 　　白山黑水除敌寇　　在2005年电影《我的母亲赵一曼》中，赵一曼的故事则是从1931年9月18日这个黑暗的夜晚开始的。与其他关于赵一曼的文艺作品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的叙事用儿子的视角展开：“关于母亲，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叙述。但在这里，我所要讲述的，是属于一个儿子的母亲。它可能不是母亲历史的全部，却是母亲历史中最冰天雪地的段落，是母亲留给一个儿子的心灵史。”　　就在东北的白山黑水深深地打上日本耻辱的烙印时，赵一曼将两岁儿子寄托在上海，只身一人来到了哈尔滨。在这里，她看到了太多中国人饱受日本侵略者的欺凌，坚定了同日本侵略者战斗的信念——没有身临其境的耻辱，就没有义无反顾的决心。她跟东北省委地下党取得联系，开始参与组织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罢工工人相继倒在了敌人的枪下，赵一曼向省委申请，到抗日联军根据地去打击敌人。　　游击队政委赵一曼，令日本关东军闻风丧胆，被称为“红衣白马女匪首”。赵一曼在珠河县境内遭遇大批敌人围攻，她亲率一个班掩护队员撤退。几天后，赵一曼与几名抗联战士被包围，她的大腿被子弹贯穿，昏迷后不幸被俘。她被日本军队抓获并交给了大野太郎。狡诈的大野太郎从赵一曼的慷慨言辞和凛然大义中，看出了这个人绝非普通农村妇女，便将其带到哈尔滨市立医院，企图将她的腿伤治好，再借其将赵尚志部队一网打尽。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　　两部影片用大量的篇幅描写赵一曼在日本关东军手中如何饱受酷刑。日寇和国民党警察一次次将她打昏过去，又一次次用凉水将她浇醒，他们还将马鞭直直戳入赵一曼的枪伤洞口，甚至用沾了盐水的马鞭对其不断抽打。她却始终坚贞不屈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长时间的刑罚让她身心俱疲，差点死掉，为了从赵一曼的口中套出情报，日寇又把她医活，使出了他们最新发明的电刑，在长时间高强度的电刑下，赵一曼疼得肢体麻木，浑身抽搐，一次次死去又被救活。然而，日寇却没打算放过她，一面继续电刑，一面在她的伤口上撒盐。　　尽管用尽了刑罚，赵一曼仍然宁死不屈。连敌人都震惊了，一个中国女人为何会有毅力？日寇对坚韧顽强的赵一曼无计可施，决定将她押往珠河枪决。正是奔赴刑场的途中，赵一曼写下了给儿子的绝笔信，这是赵一曼留给儿子的唯一信物。为表达赵一曼作为母亲的温婉和作为战士的坚强，电影别出心裁地让儿子与母亲进行跨越时空的交谈。“什么是牺牲？就是在今天以前，你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从今天以后，妈妈却只能留在你的记忆里了。”这是临刑前的赵一曼想到年幼的儿子，潸然泪下，肝肠寸断。“许多年以后，包括当年行刑的日本人都在说，我的母亲赵一曼在整个受刑过程当中始终没哼一声。作为儿子，我知道母亲的疼痛，我多么希望妈妈能够撕心裂肺地喊出来，喊一嗓子……”这是成年后的儿子看到母亲的资料，懂得了母亲的选择。　　当赵一曼决定离开哈尔滨到东北的深山里打游击时，她就意识到她选择的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她把一直珍藏在身边的合影放进信封里寄走。当她来到邮筒前正要投递时，她犹豫了一下，似乎不舍得把照片寄走，但最后还是把照片投进去了。她是个温柔的母亲。可是在面对敌人时，她却是个刚强的中国人。　　什么是慨然赴死、为国请战？什么是休戚与共、团结御侮？什么是忠贞报国、前赴后继？《赵一曼》《我的母亲赵一曼》两部电影，用一个柔情满怀的母亲、一个年轻美丽的中国女性在民族危难时刻的选择，在承受各种惨绝人寰的折磨时的坚强，对那些支撑我们民族脊梁的词条做出了生动而撼人心魄的解释。 　　笑看旌旗红似花　　1950年电影《赵一曼》拍摄时，组织上还不完全了解赵一曼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东北抗联的女英雄。1950年电影公映，引起全国人民极大反响。在四川，影院工作人员发现，只要电影放映，一位女子每场不落，而且每次都泪流满面、恸哭不已。工作人员详细询问，这位女子说自己姓李，叫李坤杰，妹妹李坤泰在上学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起初在武汉军校学习，后来被派往苏联留学，渐渐与家人失去联系。然而，此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李坤泰就是赵一曼。　　其实在李坤杰和陈掖贤寻找家人的时候，组织上在寻找赵一曼烈士的家人。一次偶然机会，李坤杰了解到任弼时夫人的哥哥名叫陈达邦，他的妻子名叫李坤泰，他们一家人也在寻找家人李坤泰的下落。几方面认真核实，终于证实李坤泰就是赵一曼。　　李坤泰，四川宜宾人，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赵一曼，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队伍中的一名代表。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英雄部队，有着一串串光辉的名字：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童长荣、魏拯民、王德泰、夏云杰、陈荣久、张甲洲……正是这长长的名单，以及更多的无名英雄，让我们重整破碎山河，让我们的事业日渐壮大。东北抗联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蔡元培曾经说过：爱国之心，实为一国之命脉。今天，重读赵一曼的故事，有着格外的省思和觉悟。赵一曼在狱中度过了她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可是她却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光明，她用柔弱的身躯、坚定的信念，证明了中国人的勇毅和坚韧。　　生以长歌，悲欢相合。　　今天，赵一曼离开我们已经整整86年了。　　岁月倥偬，时光远逝，但是每每想到她的名字，我们就感到无比的坚定和自豪。(作者：李舫)来源：学习时报  

核心阅读　　孙犁熟悉农村、农民，并且能以历史的眼光发现变化，进而将这种变化与时代变迁结合起来，这是作家的过人之处。　　语言风格和审美特色，不仅成就了孙犁作品的有嚼头、耐读耐琢磨，也使孙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把目光投向人民生活的深处，写出更多像白洋淀一样的大地故事，展现时代新人的美与风采，传承和创新中国文学的文脉，这是我们对前辈作家最好的纪念。　　　　作家孙犁的作品深受几代读者喜爱。他的《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一系列白洋淀纪事，书写了冀中人民英勇抗日的故事；他提倡“为人生进步、幸福、健康、美好的文学艺术”，展现人情人性的光彩；他的语言别有特色，清新诗化，仿佛荷花香一般沁人心脾。今年是孙犁逝世20周年。昔日孙犁笔下的白洋淀，如今正见证着一座未来之城的拔节生长。千年大计、只争朝夕的雄安新区建设，正期待着当代作家的记录与书写。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念孙犁，继承发扬其文学创作的有益经验，具有现实意义。 　　到人民中去，书写普通人身上闪耀的善与美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找到源头，才能解决“写什么”的问题。青年孙犁的经历，就是对创作之源的探寻。1937年，卢沟桥事变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日决心，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抵御外侮。此前一直苦苦求索个人道路的孙犁，也投入到抗战中来，如他后来的回忆：“带着一支笔去抗日。没有朱砂，红土为贵。穷乡僻壤，没有知名的作家，我们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驰骋起来。”抗战时期，孙犁先后做过编辑、教员等工作，围绕抗战文艺宣传，在冀中平原和太行山区“挂着墨水瓶到处打游击”，“油印也好，石印也好，破本草纸也好，黑板土墙也好，都是我们发表作品的场所”。　　参与编选《冀中一日》，对孙犁文学观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1941年，冀中抗日根据地发起了一场名为“冀中一日”的大规模群众写作活动，鼓励大家用日记的方式讲述同一天的故事。大约十万军民参加了征文活动，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普及面之广，前所未有。征文委员会将各地送来的稿件装在麻袋里、摞在大车上，一路拉着打游击。孙犁作为编辑，参与了稿件遴选和结集出版工作。这一过程让他深受触动。从踊跃来稿中，他看到了人民“对一切进步现象寄托无限的热爱和拥护”，明白了真正的写作就是要写人民的生活和感情。这次征文对文学工作者是一个“大刺激、大推动、大教育”，“在《冀中一日》照射之下，许多人感到自己的文章空洞无物，与人民之生活、人民之感情距离之远”。　　抗战时期的经历，密切了孙犁与人民的联系，也坚定了他为人民写作的立场。他与人民一同生活、一同战斗，冀中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参战的英勇深深打动了他。孙犁说：“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限，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在战争的极端环境下，英勇的农民身上闪耀着善与美，迸发出朴素的崇高和伟大。孙犁饱含敬意，把军民的抗战故事写到《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中，用文字记录人们的生活与斗争，讴歌其无畏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心。这些作品凭借对战争的独特书写立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之林。 　　从一朵花、一个人的形象，扩大到一个时代、社会的形象　　书写“新人”是作家的课题，但是怎么发现和如何书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孙犁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经验。1942年，他在《新人物·感情·气氛》一文中，敏锐地提出时代新人的问题：“新的生活和不断的战斗产生了新的人，这些人不同于父亲的一代，甚至哥哥的一代，具备了新的感触、愿望和生活习惯。他们对现实生活负起了新的责任。”孙犁熟悉农村、农民，并且能以历史的眼光发现变化，进而将这种变化与时代变迁结合起来，这是作家的过人之处。　　这些新人和他们的祖祖辈辈一样，是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普通农民，但在抗战背景下，他们的所思所想和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民族意识和战斗热情迸发出来——他们斗志昂扬地加入斗争队列，扛起不同于父辈的崭新责任。　　孙犁捕捉并书写了这个变化，尤其是抗战后农村女性发生的变化。“她们并没有多少学问，但她们都能直觉地认识到斗争的实质，她们总是那么奋发、乐观、勇敢。”《荷花淀》中，一群青年女性起初并不完全了解丈夫的抗日举动，但是经历了离别时的不舍、前去探望、归途遇险、亲眼看到战斗场景等一系列事件，她们成长了起来。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床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这些英姿飒爽、开朗明快、勇敢独立的女性形象，成为抗战文学中的一抹亮色，也成为现代文学人物画廊里不可或缺的身影。　　在孙犁看来，时代前进的步伐，就在这些平凡人的脚下。只有写出人物的时代差异，才能通过文学看到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风尚。“文学是反映生活的艺术，如果各个生活角落，各个平凡的、勤劳的、继承了民族固有美德的人，都得到了艺术上的反映，我们的小说创作，不是就可以称得起很丰富，我们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不是也就随之坚强地树立起来了吗？”他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文学要做的，是从创造一朵花的形象到一个人的形象，再扩大起来，要创造一个时代的、社会的形象。 　　修辞立其诚，文学必先从诚意做起　　语言是文学的载体。孙犁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也要在写作中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中国语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他做了许多富于启示性的工作，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　　“一切从事写作的人，在语言上要做到这三面功夫：重视人民生活的语言，以它为源泉，为文学语言的主体。吸收中国旧白话文学上的和今天生活不隔绝的语言。从好的翻译学习一些人民能接受的外国进步的语法、新字。”这是孙犁式的融会贯通、雅俗兼顾。所以，一方面，婉约蕴藉、诗化语言是孙犁作品的重要特征，如研究者指出的：“《白洋淀纪事》里的故事是诗的小说，小说的诗”；另一方面，口语和诗意并存、生活气息和抒情性并存，他的作品没有因为诗情画意而脱离笔下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虽然研究孙犁作品的人，都视语言为重要问题，但孙犁却说，语言问题并不是顶重要的，诚意才是。他在《谈修辞》中说：“通常一谈到修辞，就是合乎语法，语言简洁，漂亮，多变化等等，其实不得要领。修辞的目的，是为了立诚，立诚然后辞修。这是语言文字的辩证法。”在孙犁看来，不讲“立诚”就讲语言，是偏废。文学就像明镜和清泉，不能矫饰，“从事文学工作，欲求语言文字感人，必先从诚意做起”。孙犁作品能够立得住，首先在于他的写作是诚恳的、无藻饰的，灌注着创作者的真情实感。　　风格从来不是单纯形式的问题，它和作家的思想、作家的生活实践密切相连。孙犁语言风格从青年时期的“清荷”走到晚年时期的“淡菊”，这和他的人生经历分不开。晚年孙犁对人生的通达，化作文字上的老辣，亦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语言风格和审美特色，不仅成就了孙犁作品的有嚼头、耐读耐琢磨，也使孙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上世纪50年代，刘绍棠、韩映山、从维熙、房树民等人学习孙犁，专写农村人物，注重优美抒情，让“荷花淀派”声誉鹊起，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流派。上世纪80年代初期，铁凝、莫言、贾平凹等写作者初涉文坛，也都受到孙犁的影响。正如铁凝在《怀念孙犁先生》中所说：“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的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　　孙犁在文学上寄托了自己的真诚追求：“小说是美育的一种”“文学必须取信于当时，方能传信于后世”。他是这样思索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光阴流转，社会变迁，孙犁的作品价值和文学魅力长久地吸引人们去回味发掘。把目光投向人民生活的深处，写出更多像白洋淀一样的大地故事，展现时代新人的美与风采，传承和创新中国文学的文脉，这是我们对前辈作家最好的纪念。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刘谦初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优秀的革命理论宣传家。毛泽东称赞他“是一个好同志”，周恩来也曾说过，“谦初是党的好干部”。　　1897年，刘谦初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田庄镇刘家庄村一个农民家庭，原名刘德元，字乾初，后改为“谦初”。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刘谦初根据党的指示，先到上海工作，后去福建，担任福建省委书记。1929年初，党中央派他到山东工作，担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刘谦初等革命者遭受酷刑，但坚贞不屈。1931年4月5日，在济南纬八路刑场，刘谦初英勇就义，年仅34岁。与他一起牺牲的还有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等21名共产党员。　　刘谦初才华横溢，自小爱读诗词，也喜欢写诗词，留下了数十首饱含浓郁家国情怀、昂扬斗争精神、忠贞不渝之魂的诗词作品，至今读来，仍觉正气充盈，感人肺腑。 　　四亿黎民有愁怨　　1915年，18岁的刘谦初在知务中学读书，那年秋天，学校组织游览豹竹涧。豹竹涧，位于平度城北3公里的梨沟村北，山清水秀，茂林修竹，远视如一猛豹藏于竹林之中，因此得名，是平度古八景之一。刘谦初与几名同学登山远眺，美丽风光尽收眼底。但在这山清水秀的美丽平静背后，却是山河动荡，内忧外患。就在此前不久，日本占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租借地，之后又递交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面对此情此景，刘谦初心潮起伏，激情澎湃，挥毫泼墨赋诗三首。其中第三首寓意深刻，感情激昂，气势如虹，表达欲解民于水火的凌云壮志：　　东方齐鲁有深涧，涧底蓄水便成渊。　　万丈深渊无底洞，四亿黎民有愁怨。喊父叫母双亲死，上天入地两茫然。安得裁山为三截，填平东国豹竹涧。刘谦初运用暗喻、象征手法，将当时的中国形容为“万丈深渊无底洞”，亿万同胞愁苦困顿，家破人亡，叫天不应，入地无门，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作者悲愤难抑，恨不能揭竿而起，手执利剑，打碎旧世界，填平苦难深重的旧中国深渊。其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跃然纸上。刘谦初年纪轻轻即有如此气魄、才情与胆识，让人敬佩。　　这一年的冬季到1916年春，袁世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演出一场恢复帝制的丑剧，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与讨伐。消息传至知务中学，在莘莘学子中激起强烈反响。刘谦初义愤填膺，仿岳飞《满江红》格调，填词一首：　　心潮起伏，莽原上，玉龙翻飞。举目望，放喉高歌，情怀激越。千年帝制已归去，四亿神州向共和。须警觉，有人开倒车，蹈覆辙。袁世凯，复帝制，新青年，举干戈，跨骏马直捣袁氏巢穴。壮志饥餐国贼肉，笑谈渴饮袁凶血，待到国体重光日，奏凯歌。　　整首词大气磅礴，慷慨激昂，风格豪放，一气呵成。上阕旗帜鲜明，表达反对帝制、追求共和的鲜明立场，提醒国人警觉，有人开历史倒车，必是死路一条；下阕直接点出，就是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青年人要认清形势，勇立潮头，团结起来，敢于战斗，清除国贼，重回共和。这首词契合历史场景，抒发时代心声，感情充沛，正气淋漓，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鼓动性。 　　从来华夏不可侮　　1918年至1920年，刘谦初在齐鲁大学预科班学习。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则进行分赃。中国北洋政府派往“巴黎和会”代表交涉失败的消息不断传回国内，广大爱国志士，怨声鼎沸，群情激昂，纷纷为北洋政府丧权辱国、帝国主义强权掠夺而感到不平，最终爆发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刘谦初与他的同学们时刻关注着这一切，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仇恨和对北洋政府无能的愤慨。这年清明节，借学校放假之际，刘谦初与同学观览黄河。面对滔滔不息的母亲河，刘谦初思绪万千，忧愤难平，挥笔写下《颂歌黄河》诗七首。诗中，他把黄河比作巨人，这个巨人既孕育了中华民族，也孕育了“中华好儿男”。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排山倒海，一泻千里，无可阻遏。黄河的气概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面对不平与劫掠，中华儿女怒发冲冠，奋起抗争，势不可当，无坚不摧。他呼吁大家众志成城，像黄河那般奔腾呼啸，滚滚东流，掀起万丈狂澜，共同奏响胜利的凯歌。　　其四躯体百折布战阵，铁臂万条挥金剑。须知黄河是巨人，雄壮威严不可犯。　　其五两岸土石好筑垒，万里波涛可行船。从来华夏不可侮，滔滔黄河胜雄关。这几首诗气势宏大，铿锵有力，激情澎湃，讴歌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顽强抗争的英雄气概，表现了中华儿女尊严不容践踏的意志和力量，也展示出刘谦初誓死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坚定保家卫国的决心和信念，有一种撼人心魄、催人奋进的力量。 　　应把真理细探求　　1922年，才华横溢的刘谦初被保送进入燕京大学学习。在这个充满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他如饥似渴地探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真理，参与主编《燕大周刊》，其思想与才情深受同学们追捧。燕大毕业后，他先后去了江苏镇江润州中学、广州岭南大学附中教书，并且在武汉参加了北伐军。与此同时，他笔耕不辍，撰写进步文章，创办刊物，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刘谦初已经从一位孜孜矻矻的勤勉学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29年，刘谦初临危受命来到山东，组建新的山东省委，任书记兼宣传部长。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刘谦初恢复和发展了山东党组织，先后领导博山、潍县、青岛等地工人举行了反帝同盟大罢工。他经常日夜兼程，奔波于胶济铁路沿线，了解情况，听取汇报，与各地党组织一起分析形势，制定工作计划和应敌策略。由于叛徒出卖，刘谦初不幸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刘谦初忠贞不渝，把监狱当成了对敌斗争的另一个特殊战场。他写诗鼓励妻子：　　无事不必苦忧愁，应把真理细探求。只要武器握在手，可把细水变洪流。诗中没有一个字的哀伤愁怨，而是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勉励妻子不要停下追求真理与正义的脚步，只要相信我们从事的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奋斗的正义事业，真理永远握在手，革命事业就会从涓涓细水汇聚成滚滚洪流，从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中国革命必将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　　1931年4月5日，刘谦初戴着沉重的镣铐，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大义凛然走向刑场，英勇就义。就义前夕，刘谦初在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　　我现在临死之时，谨向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们告别：　　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望你不要为我悲伤，希你紧记住我的话。　　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好好爱护母亲！　　孝敬母亲！　　听母亲的话！　　他把党组织比作母亲，将并肩战斗的同志们比作情同手足的兄弟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党和同志们告别，向一生为之奋斗奉献的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告别，表现出对党的深深眷恋和对革命理想的无比忠诚。同时他也安慰妻子，勉励她坚持革命斗争，永远爱党敬党信党，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刘谦初从小胸怀救国救民的大志，一生为之忠诚不渝、坚定不移，用生命书写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赤胆忠心。刘谦初烈士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为正义事业不懈奋斗，勇往直前。（作者：张文珍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