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延安，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至1945年抗战胜利奉命迁往东北。在延安共七年半的时间中，鲁艺的成长、发展一直受到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创作了众多广受喜爱的文艺作品，培养了贺敬之、王昆、于蓝等众多抗战文艺工作者，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直接影响了鲁艺文艺创作的方向。　　创立鲁艺，为其定名。1938年，延安的根据地建设日趋成熟，教育事业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气象，然而唯独缺少一所培养大批抗战艺术工作干部为主要目标的学校。这年初，为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延安文艺界联合公演了话剧《血祭上海》，获得很大的成功。毛泽东称赞戏演得好，并建议以这些文艺工作者为基础，创立艺术学院。2月，由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文中说明了创立鲁艺的原因：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已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创立鲁迅艺术学院。在那段时间，大批负有盛名的文艺家们，如文学家田间、何其芳、萧军、艾青，艺术家吕骥、蔡若虹、冼星海等纷纷慕名来到延安，他们的到来为鲁艺的创立提供了雄厚的师资力量。而众多爱国青年和文艺工作者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怀抱对革命的向往之情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为鲁艺提供了新鲜血液。外部环境与内部准备俱已成熟，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正式成立。　　学校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与毛泽东对鲁迅的肯定和推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推崇鲁迅的高贵品格，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把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总结为“鲁迅精神”。他肯定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以鲁迅之名命名鲁艺，代表了毛泽东对鲁艺的深切期望，也代表了他对抗战文艺发展的期望，他希望将鲁艺作为“鲁迅精神”的延续，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发挥文艺急先锋的作用，为抗日民族斗争多作贡献。　　指导鲁艺实现创作风气的改变。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后，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当时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主要来自上海、北平等大城市，身上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特性，与无产阶级的工农兵大众在思想上存在着差距。当时鲁艺提出正规化、专门化的办学方针，试图在延安复制正统学院派风格。鲁艺的艺术家们沉醉于追求高雅艺术的倾向，把曹禺、夏衍、莫里哀、契诃夫等中外作家的名作竞相搬上舞台。小资产阶级的出身也使得相当一部分作家只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缺乏对工农兵的接近、了解、研究，描写的人物穿着劳动人民的衣服，却顶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孔。这种“关门提高”的方式，使鲁艺的创作极其缺乏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当时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师生几乎不与农民往来，根本不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和农民的喜好，更别提创作真正的抗日文艺作品。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为了改变延安文艺界的纷繁乱象，破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使它朝着无产阶级抗日文艺的方向发展，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讲话》中，毛泽东首先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强调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他认为文艺的创作只有实现大众化，才能赢得群众的喜爱、达到广泛的传播。5月30日，毛泽东到鲁艺看望师生并发表讲话，勉励他们：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由此彻底扭转了鲁艺的创作风气，为鲁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使鲁艺师生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作品中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对于如何实现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毛泽东从抗日斗争和现实需要出发，对文艺工作者们提出明确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与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　　1938年4月28日，鲁艺刚刚创立不久，毛泽东即应鲁艺师生的邀请，来到鲁艺作了一堂生动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形象地把艺术作品比作饭菜，既要有营养，还要有好味道，既要有内容，还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在当时就是要适应抗战的需要，贴近百姓的实际生活。鼓励青年艺术工作者到广阔的实际生活的大千世界里，真正走入群众去学习、汲取养料，积累写作经验、掌握艺术技巧。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再次鼓励鲁艺师生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把民间的文艺形式加以提高，变成文艺的参天大树。《讲话》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包括鲁艺在内的延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文艺家们掀起了下乡、进厂、上前线的热潮。在探索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鲁艺率先发动，吸取多种民间文艺样式，加以改造、发展，创作出了一些既不脱离民俗原貌、又增添了文学艺术性的新的文艺样式，创作出了一大批深入生活、面向群众、鼓舞斗志、深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大型新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民歌《东方红》，还有木刻版画等都是这一时期鲁艺的代表作品。　　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在鲁艺贴近群众生活的创作中得到了具体实践，根据地的文艺更加丰满壮大，达到了文艺为鼓动抗日、激励人心服务的目的，也成就了一代鲁艺人，使他们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艺术家。（作者：林晓清）来源：学习时报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中国共产党创立者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卓越的工人运动领袖。他创作的大量诗歌，既平实质朴，又炽热深沉，启蒙了工人思想，鼓舞了战友为革命而斗争。 　　“拿起铁锤”：唤醒工人去斗争　　邓中夏幼读诗书，学养深厚志向远大；他渴求新知，不断求索救国之道。1917年，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迅速成长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爆发后，组织者之一的邓中夏走在队伍的最前方。他用新诗的诗体，抒情的诗笔，记录下心灵的体验和理想的召唤：“觉悟的门前，便是刀山剑树，兄弟姊妹们啊，我们开门呢？不开门呢？刀山剑树的那头，便是我们朝夕希冀的地带——光明和愉悦的地带。兄弟姊妹们啊！我们去呢？不去呢？”虽是疑问，却语词坚定，呼唤觉悟催人奋进，跳动着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激情。　　1921年1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邓中夏深入到工人们中间，宣传革命思想，建立工人组织。他为人谦和，善于用平实的话语讲述革命道理，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拥护。他不用深奥的语言，而是深入浅出地启发大家，正如他这时创作的诗歌，浅显易懂又朗朗上口：“北方吹来了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　　一天，邓中夏夜宿工人宿舍，和几个工友畅谈，不知不觉已到天明，为此，他写下90余行的长诗。诗中，这位青年革命者如实记录下自己的见闻与感想，反映了“劳动学校有这样可喜的成绩”，期盼着工人运动像十月革命那样奔腾澎湃起来。诗末写道：“丁昌润，赵盛宗，吴敏珂，张淳和我，坐灯光底下，作扪虱之谈。‘人生’，‘社会’，‘阶级斗争’、‘世界共产’，都是我们的话料。奈勤勤恳恳的邻鸡，一声声催我们睡去。”文字简单而希望殷切，以热烈交谈的场景作结，溢出诗外的，是对工人成长为革命力量的期待。 　　一声“棒喝”：做革命的诗歌　　邓中夏爱好文学，喜欢写诗。新文化运动以后，他开始创作新诗，不仅常在诗歌中抒发革命者的情怀，更以新诗为战斗的阵地，以纸笔为斗争的武器，开展革命宣传。　　革命的文学家，须有改造社会的责任感，因此，邓中夏提倡“做革命的诗歌”，做“社会改造的文学”。他提出，“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在邓中夏看来，如果一个诗人不亲历革命，不参与战斗，那他的诗歌就只剩下想象和虚构，更何况，“一个空嚷革命而不去实行的人”，他的作品也必定不会令人感动，所以文学创作者，更应当参与到实际的革命运动中。在《新诗人的棒喝》一文中，邓中夏以诗的语言呼唤着：“青年们！醒来哟！谁在你们的四围虎视鹰瞵的，磨牙吮血的？你们是处在一种什么环境？你们是负了一种什么责任？春花般的青年们哟！朝暾般的青年们哟！烈火般的青年们哟！新中国的改造只仗你们了，却不是仗你们几首新诗。青年们醒来哟！”　　所以，新诗人的当务之急，是要正视残酷的现实，唤醒青年，唤醒大众，勇敢地担起“新中国的改造”。邓中夏明确指出：新诗人能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的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他进而建议新诗人关于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要特别多做，儆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　　为了体现诗歌对于传播革命思想的作用，邓中夏贴近创作实际，提出“文体务求壮伟，气势务求磅礴，造意务求深刻，遣词务求警动”。他的很多诗作，成为其创作理念的绝佳注脚，如《胜利》：“那有斩不除的荆棘？那有打不死的豺虎？那有推不翻的山岳？你只须奋斗着，猛勇的奋斗着；持续着，永远的持续着。胜利就是你的了！胜利就是你的了！”气势高歌奋进，遣辞热烈生动，只要我们革命者坚守信仰，持久奋斗，胜利必会到来。 　　虽死犹生：“红花遍地”励后人　　青年革命者独有的情怀，是那样的清晰，又是那样的豪迈，正如邓中夏吟唱的：“丈夫意气尚坚决，创造乾坤有何难？登高自卑终达巅，毋急毋慌毋盘桓。神州茫茫多荆棘，仍须消灭极加餐。”鼓励友人勇于战胜“茫茫荆棘”，召唤同志意气风发“创造乾坤”。　　坚定的信仰在心中，革命的情谊永远年轻。1924年10月，邓中夏和刘少奇等一起前往上海陆军监狱，迎接李启汉出狱，他在《启汉同志出狱》一诗中写道：“你出来了，你我的责任更重大了。你看——猛虎一样的军阀呀！巨蟒一样的帝国主义呀！蛇蝎一样的资本家呀！他们联合着，而且紧密的联合着，长蛇般的向我们进攻了，铁桶般的向我们重围了，磐石般的向我们压榨了。哦哦！我们的战士！准备着迎战！准备着厮杀！”这是斗志昂扬的号角，更是无惧无畏的激励。　　1932年，白色恐怖日甚一日。在全国赤色互济总会坚持工作的邓中夏，面对随时到来的危险，早有心理准备，他和妻子约定好：“如果有一天我没能回家，你就立刻搬家，只要我活着，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不幸在法租界被捕。在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反动派软硬兼施，手段用尽，但高官厚禄和严刑拷打都没能撬开邓中夏的嘴。在狱中，即使是不断遭受酷刑，邓中夏仍然坚持给难友们讲革命思想，讲工人运动，讲中国的前途。讲着讲着，鲜血就从伤口里流了出来。他用钢铁的意志告诉世人，什么是革命者的气节，什么是共产党员的信仰。知道时日无多的邓中夏，拖着虚弱的身子，在墙上写下——“但看十年后，红花遍地开”，用他的乐观和信心，慰勉着狱中的每一个人。　　1933年9月21日早晨，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年仅39岁。临刑前，他给党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今天读来，字字都有千钧的力量：“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邓中夏是诗人，更是革命家，他用生命的诗歌播撒革命的火种，书写了共产主义者的崇高事业。（作者：方新）来源：学习时报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936年8月2日凌晨，随着一声汽笛的嘶鸣，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赵一曼，被关东军和伪满军警由哈尔滨押往珠河执行死刑。死亡迫近，赵一曼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神态。生命即将走到终点，她最为牵念的是几年未见面的儿子。她向看守人员要来纸和笔，写下了这封遗书。薄薄的纸片，怎能承得住这纸短情长、字字千钧？赵一曼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真情流露，让人肝肠寸断。 　　甘将热血沃中华　　关于东北抗联英雄赵一曼的电影有两部，一部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剧情片《赵一曼》，1950年上映，沙蒙执导，石联星饰演赵一曼；一部是福建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我的母亲赵一曼》，2005年上映，孙铁执导，张晗饰演赵一曼。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赵一曼烈士诞辰100周年，7月20日《我的母亲赵一曼》在北京和福建两地同时首映。两部影片从不同的视角讲述了赵一曼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参加革命到壮烈牺牲的光辉历程。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炮轰东北军驻地，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当局奉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兵长驱直入攻占沈阳。　　9月19日，大批的日本兵涌入中国，长春、锦州、四平、哈尔滨等城市相继失守。6个月后，所谓的“满洲国”成立，整个东北沦陷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　　赵一曼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1950年电影《赵一曼》的开篇是赵一曼与她的“丈夫”老曹，受命在日军占领下的哈尔滨市电车工人中开展工作，组织工人罢工。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全国。狡诈的国民党政府为了迷惑人民，表面上佯装让步，暗地里却加紧镇压革命群众。赵一曼得知这一情况，迅速组织参加罢工的革命群众的转移工作。然而就在此时老曹不幸被捕，被敌人残忍地杀害。赵一曼饱含热泪送别同志，将革命阵地转移到农村，在田间地头宣传党的声音，宣传抗日主张，组织广大农民建立抗日队伍。　　1935年隆冬时节，赵一曼和同志们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开心地为此庆祝，不巧营地却被敌人发现，敌人蜂拥而来，将整座山团团围住。赵一曼当机立断，让部队突围，她带着一个排留下掩护。可是，终因寡不敌众负伤而被俘。在监狱里，她受尽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却始终坚贞不屈。在医院里，赵一曼的坚定和坚贞打动了护士和看守，他们提出将赵一曼救出监狱，与她一起逃走，投奔抗日队伍。然而，他们三人在逃跑的路上被敌人抓回狱中。赵一曼英勇就义。 　　白山黑水除敌寇　　在2005年电影《我的母亲赵一曼》中，赵一曼的故事则是从1931年9月18日这个黑暗的夜晚开始的。与其他关于赵一曼的文艺作品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的叙事用儿子的视角展开：“关于母亲，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叙述。但在这里，我所要讲述的，是属于一个儿子的母亲。它可能不是母亲历史的全部，却是母亲历史中最冰天雪地的段落，是母亲留给一个儿子的心灵史。”　　就在东北的白山黑水深深地打上日本耻辱的烙印时，赵一曼将两岁儿子寄托在上海，只身一人来到了哈尔滨。在这里，她看到了太多中国人饱受日本侵略者的欺凌，坚定了同日本侵略者战斗的信念——没有身临其境的耻辱，就没有义无反顾的决心。她跟东北省委地下党取得联系，开始参与组织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罢工工人相继倒在了敌人的枪下，赵一曼向省委申请，到抗日联军根据地去打击敌人。　　游击队政委赵一曼，令日本关东军闻风丧胆，被称为“红衣白马女匪首”。赵一曼在珠河县境内遭遇大批敌人围攻，她亲率一个班掩护队员撤退。几天后，赵一曼与几名抗联战士被包围，她的大腿被子弹贯穿，昏迷后不幸被俘。她被日本军队抓获并交给了大野太郎。狡诈的大野太郎从赵一曼的慷慨言辞和凛然大义中，看出了这个人绝非普通农村妇女，便将其带到哈尔滨市立医院，企图将她的腿伤治好，再借其将赵尚志部队一网打尽。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　　两部影片用大量的篇幅描写赵一曼在日本关东军手中如何饱受酷刑。日寇和国民党警察一次次将她打昏过去，又一次次用凉水将她浇醒，他们还将马鞭直直戳入赵一曼的枪伤洞口，甚至用沾了盐水的马鞭对其不断抽打。她却始终坚贞不屈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长时间的刑罚让她身心俱疲，差点死掉，为了从赵一曼的口中套出情报，日寇又把她医活，使出了他们最新发明的电刑，在长时间高强度的电刑下，赵一曼疼得肢体麻木，浑身抽搐，一次次死去又被救活。然而，日寇却没打算放过她，一面继续电刑，一面在她的伤口上撒盐。　　尽管用尽了刑罚，赵一曼仍然宁死不屈。连敌人都震惊了，一个中国女人为何会有毅力？日寇对坚韧顽强的赵一曼无计可施，决定将她押往珠河枪决。正是奔赴刑场的途中，赵一曼写下了给儿子的绝笔信，这是赵一曼留给儿子的唯一信物。为表达赵一曼作为母亲的温婉和作为战士的坚强，电影别出心裁地让儿子与母亲进行跨越时空的交谈。“什么是牺牲？就是在今天以前，你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从今天以后，妈妈却只能留在你的记忆里了。”这是临刑前的赵一曼想到年幼的儿子，潸然泪下，肝肠寸断。“许多年以后，包括当年行刑的日本人都在说，我的母亲赵一曼在整个受刑过程当中始终没哼一声。作为儿子，我知道母亲的疼痛，我多么希望妈妈能够撕心裂肺地喊出来，喊一嗓子……”这是成年后的儿子看到母亲的资料，懂得了母亲的选择。　　当赵一曼决定离开哈尔滨到东北的深山里打游击时，她就意识到她选择的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她把一直珍藏在身边的合影放进信封里寄走。当她来到邮筒前正要投递时，她犹豫了一下，似乎不舍得把照片寄走，但最后还是把照片投进去了。她是个温柔的母亲。可是在面对敌人时，她却是个刚强的中国人。　　什么是慨然赴死、为国请战？什么是休戚与共、团结御侮？什么是忠贞报国、前赴后继？《赵一曼》《我的母亲赵一曼》两部电影，用一个柔情满怀的母亲、一个年轻美丽的中国女性在民族危难时刻的选择，在承受各种惨绝人寰的折磨时的坚强，对那些支撑我们民族脊梁的词条做出了生动而撼人心魄的解释。 　　笑看旌旗红似花　　1950年电影《赵一曼》拍摄时，组织上还不完全了解赵一曼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东北抗联的女英雄。1950年电影公映，引起全国人民极大反响。在四川，影院工作人员发现，只要电影放映，一位女子每场不落，而且每次都泪流满面、恸哭不已。工作人员详细询问，这位女子说自己姓李，叫李坤杰，妹妹李坤泰在上学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起初在武汉军校学习，后来被派往苏联留学，渐渐与家人失去联系。然而，此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李坤泰就是赵一曼。　　其实在李坤杰和陈掖贤寻找家人的时候，组织上在寻找赵一曼烈士的家人。一次偶然机会，李坤杰了解到任弼时夫人的哥哥名叫陈达邦，他的妻子名叫李坤泰，他们一家人也在寻找家人李坤泰的下落。几方面认真核实，终于证实李坤泰就是赵一曼。　　李坤泰，四川宜宾人，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赵一曼，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队伍中的一名代表。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英雄部队，有着一串串光辉的名字：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童长荣、魏拯民、王德泰、夏云杰、陈荣久、张甲洲……正是这长长的名单，以及更多的无名英雄，让我们重整破碎山河，让我们的事业日渐壮大。东北抗联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蔡元培曾经说过：爱国之心，实为一国之命脉。今天，重读赵一曼的故事，有着格外的省思和觉悟。赵一曼在狱中度过了她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可是她却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光明，她用柔弱的身躯、坚定的信念，证明了中国人的勇毅和坚韧。　　生以长歌，悲欢相合。　　今天，赵一曼离开我们已经整整86年了。　　岁月倥偬，时光远逝，但是每每想到她的名字，我们就感到无比的坚定和自豪。(作者：李舫)来源：学习时报  

核心阅读　　孙犁熟悉农村、农民，并且能以历史的眼光发现变化，进而将这种变化与时代变迁结合起来，这是作家的过人之处。　　语言风格和审美特色，不仅成就了孙犁作品的有嚼头、耐读耐琢磨，也使孙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把目光投向人民生活的深处，写出更多像白洋淀一样的大地故事，展现时代新人的美与风采，传承和创新中国文学的文脉，这是我们对前辈作家最好的纪念。　　　　作家孙犁的作品深受几代读者喜爱。他的《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一系列白洋淀纪事，书写了冀中人民英勇抗日的故事；他提倡“为人生进步、幸福、健康、美好的文学艺术”，展现人情人性的光彩；他的语言别有特色，清新诗化，仿佛荷花香一般沁人心脾。今年是孙犁逝世20周年。昔日孙犁笔下的白洋淀，如今正见证着一座未来之城的拔节生长。千年大计、只争朝夕的雄安新区建设，正期待着当代作家的记录与书写。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念孙犁，继承发扬其文学创作的有益经验，具有现实意义。 　　到人民中去，书写普通人身上闪耀的善与美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找到源头，才能解决“写什么”的问题。青年孙犁的经历，就是对创作之源的探寻。1937年，卢沟桥事变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日决心，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抵御外侮。此前一直苦苦求索个人道路的孙犁，也投入到抗战中来，如他后来的回忆：“带着一支笔去抗日。没有朱砂，红土为贵。穷乡僻壤，没有知名的作家，我们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驰骋起来。”抗战时期，孙犁先后做过编辑、教员等工作，围绕抗战文艺宣传，在冀中平原和太行山区“挂着墨水瓶到处打游击”，“油印也好，石印也好，破本草纸也好，黑板土墙也好，都是我们发表作品的场所”。　　参与编选《冀中一日》，对孙犁文学观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1941年，冀中抗日根据地发起了一场名为“冀中一日”的大规模群众写作活动，鼓励大家用日记的方式讲述同一天的故事。大约十万军民参加了征文活动，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普及面之广，前所未有。征文委员会将各地送来的稿件装在麻袋里、摞在大车上，一路拉着打游击。孙犁作为编辑，参与了稿件遴选和结集出版工作。这一过程让他深受触动。从踊跃来稿中，他看到了人民“对一切进步现象寄托无限的热爱和拥护”，明白了真正的写作就是要写人民的生活和感情。这次征文对文学工作者是一个“大刺激、大推动、大教育”，“在《冀中一日》照射之下，许多人感到自己的文章空洞无物，与人民之生活、人民之感情距离之远”。　　抗战时期的经历，密切了孙犁与人民的联系，也坚定了他为人民写作的立场。他与人民一同生活、一同战斗，冀中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参战的英勇深深打动了他。孙犁说：“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限，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在战争的极端环境下，英勇的农民身上闪耀着善与美，迸发出朴素的崇高和伟大。孙犁饱含敬意，把军民的抗战故事写到《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中，用文字记录人们的生活与斗争，讴歌其无畏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心。这些作品凭借对战争的独特书写立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之林。 　　从一朵花、一个人的形象，扩大到一个时代、社会的形象　　书写“新人”是作家的课题，但是怎么发现和如何书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孙犁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经验。1942年，他在《新人物·感情·气氛》一文中，敏锐地提出时代新人的问题：“新的生活和不断的战斗产生了新的人，这些人不同于父亲的一代，甚至哥哥的一代，具备了新的感触、愿望和生活习惯。他们对现实生活负起了新的责任。”孙犁熟悉农村、农民，并且能以历史的眼光发现变化，进而将这种变化与时代变迁结合起来，这是作家的过人之处。　　这些新人和他们的祖祖辈辈一样，是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普通农民，但在抗战背景下，他们的所思所想和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民族意识和战斗热情迸发出来——他们斗志昂扬地加入斗争队列，扛起不同于父辈的崭新责任。　　孙犁捕捉并书写了这个变化，尤其是抗战后农村女性发生的变化。“她们并没有多少学问，但她们都能直觉地认识到斗争的实质，她们总是那么奋发、乐观、勇敢。”《荷花淀》中，一群青年女性起初并不完全了解丈夫的抗日举动，但是经历了离别时的不舍、前去探望、归途遇险、亲眼看到战斗场景等一系列事件，她们成长了起来。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床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这些英姿飒爽、开朗明快、勇敢独立的女性形象，成为抗战文学中的一抹亮色，也成为现代文学人物画廊里不可或缺的身影。　　在孙犁看来，时代前进的步伐，就在这些平凡人的脚下。只有写出人物的时代差异，才能通过文学看到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风尚。“文学是反映生活的艺术，如果各个生活角落，各个平凡的、勤劳的、继承了民族固有美德的人，都得到了艺术上的反映，我们的小说创作，不是就可以称得起很丰富，我们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不是也就随之坚强地树立起来了吗？”他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文学要做的，是从创造一朵花的形象到一个人的形象，再扩大起来，要创造一个时代的、社会的形象。 　　修辞立其诚，文学必先从诚意做起　　语言是文学的载体。孙犁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也要在写作中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中国语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他做了许多富于启示性的工作，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　　“一切从事写作的人，在语言上要做到这三面功夫：重视人民生活的语言，以它为源泉，为文学语言的主体。吸收中国旧白话文学上的和今天生活不隔绝的语言。从好的翻译学习一些人民能接受的外国进步的语法、新字。”这是孙犁式的融会贯通、雅俗兼顾。所以，一方面，婉约蕴藉、诗化语言是孙犁作品的重要特征，如研究者指出的：“《白洋淀纪事》里的故事是诗的小说，小说的诗”；另一方面，口语和诗意并存、生活气息和抒情性并存，他的作品没有因为诗情画意而脱离笔下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虽然研究孙犁作品的人，都视语言为重要问题，但孙犁却说，语言问题并不是顶重要的，诚意才是。他在《谈修辞》中说：“通常一谈到修辞，就是合乎语法，语言简洁，漂亮，多变化等等，其实不得要领。修辞的目的，是为了立诚，立诚然后辞修。这是语言文字的辩证法。”在孙犁看来，不讲“立诚”就讲语言，是偏废。文学就像明镜和清泉，不能矫饰，“从事文学工作，欲求语言文字感人，必先从诚意做起”。孙犁作品能够立得住，首先在于他的写作是诚恳的、无藻饰的，灌注着创作者的真情实感。　　风格从来不是单纯形式的问题，它和作家的思想、作家的生活实践密切相连。孙犁语言风格从青年时期的“清荷”走到晚年时期的“淡菊”，这和他的人生经历分不开。晚年孙犁对人生的通达，化作文字上的老辣，亦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语言风格和审美特色，不仅成就了孙犁作品的有嚼头、耐读耐琢磨，也使孙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上世纪50年代，刘绍棠、韩映山、从维熙、房树民等人学习孙犁，专写农村人物，注重优美抒情，让“荷花淀派”声誉鹊起，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流派。上世纪80年代初期，铁凝、莫言、贾平凹等写作者初涉文坛，也都受到孙犁的影响。正如铁凝在《怀念孙犁先生》中所说：“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的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　　孙犁在文学上寄托了自己的真诚追求：“小说是美育的一种”“文学必须取信于当时，方能传信于后世”。他是这样思索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光阴流转，社会变迁，孙犁的作品价值和文学魅力长久地吸引人们去回味发掘。把目光投向人民生活的深处，写出更多像白洋淀一样的大地故事，展现时代新人的美与风采，传承和创新中国文学的文脉，这是我们对前辈作家最好的纪念。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刘谦初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优秀的革命理论宣传家。毛泽东称赞他“是一个好同志”，周恩来也曾说过，“谦初是党的好干部”。　　1897年，刘谦初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田庄镇刘家庄村一个农民家庭，原名刘德元，字乾初，后改为“谦初”。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刘谦初根据党的指示，先到上海工作，后去福建，担任福建省委书记。1929年初，党中央派他到山东工作，担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刘谦初等革命者遭受酷刑，但坚贞不屈。1931年4月5日，在济南纬八路刑场，刘谦初英勇就义，年仅34岁。与他一起牺牲的还有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等21名共产党员。　　刘谦初才华横溢，自小爱读诗词，也喜欢写诗词，留下了数十首饱含浓郁家国情怀、昂扬斗争精神、忠贞不渝之魂的诗词作品，至今读来，仍觉正气充盈，感人肺腑。 　　四亿黎民有愁怨　　1915年，18岁的刘谦初在知务中学读书，那年秋天，学校组织游览豹竹涧。豹竹涧，位于平度城北3公里的梨沟村北，山清水秀，茂林修竹，远视如一猛豹藏于竹林之中，因此得名，是平度古八景之一。刘谦初与几名同学登山远眺，美丽风光尽收眼底。但在这山清水秀的美丽平静背后，却是山河动荡，内忧外患。就在此前不久，日本占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租借地，之后又递交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面对此情此景，刘谦初心潮起伏，激情澎湃，挥毫泼墨赋诗三首。其中第三首寓意深刻，感情激昂，气势如虹，表达欲解民于水火的凌云壮志：　　东方齐鲁有深涧，涧底蓄水便成渊。　　万丈深渊无底洞，四亿黎民有愁怨。喊父叫母双亲死，上天入地两茫然。安得裁山为三截，填平东国豹竹涧。刘谦初运用暗喻、象征手法，将当时的中国形容为“万丈深渊无底洞”，亿万同胞愁苦困顿，家破人亡，叫天不应，入地无门，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作者悲愤难抑，恨不能揭竿而起，手执利剑，打碎旧世界，填平苦难深重的旧中国深渊。其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跃然纸上。刘谦初年纪轻轻即有如此气魄、才情与胆识，让人敬佩。　　这一年的冬季到1916年春，袁世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演出一场恢复帝制的丑剧，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与讨伐。消息传至知务中学，在莘莘学子中激起强烈反响。刘谦初义愤填膺，仿岳飞《满江红》格调，填词一首：　　心潮起伏，莽原上，玉龙翻飞。举目望，放喉高歌，情怀激越。千年帝制已归去，四亿神州向共和。须警觉，有人开倒车，蹈覆辙。袁世凯，复帝制，新青年，举干戈，跨骏马直捣袁氏巢穴。壮志饥餐国贼肉，笑谈渴饮袁凶血，待到国体重光日，奏凯歌。　　整首词大气磅礴，慷慨激昂，风格豪放，一气呵成。上阕旗帜鲜明，表达反对帝制、追求共和的鲜明立场，提醒国人警觉，有人开历史倒车，必是死路一条；下阕直接点出，就是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青年人要认清形势，勇立潮头，团结起来，敢于战斗，清除国贼，重回共和。这首词契合历史场景，抒发时代心声，感情充沛，正气淋漓，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鼓动性。 　　从来华夏不可侮　　1918年至1920年，刘谦初在齐鲁大学预科班学习。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则进行分赃。中国北洋政府派往“巴黎和会”代表交涉失败的消息不断传回国内，广大爱国志士，怨声鼎沸，群情激昂，纷纷为北洋政府丧权辱国、帝国主义强权掠夺而感到不平，最终爆发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刘谦初与他的同学们时刻关注着这一切，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仇恨和对北洋政府无能的愤慨。这年清明节，借学校放假之际，刘谦初与同学观览黄河。面对滔滔不息的母亲河，刘谦初思绪万千，忧愤难平，挥笔写下《颂歌黄河》诗七首。诗中，他把黄河比作巨人，这个巨人既孕育了中华民族，也孕育了“中华好儿男”。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排山倒海，一泻千里，无可阻遏。黄河的气概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面对不平与劫掠，中华儿女怒发冲冠，奋起抗争，势不可当，无坚不摧。他呼吁大家众志成城，像黄河那般奔腾呼啸，滚滚东流，掀起万丈狂澜，共同奏响胜利的凯歌。　　其四躯体百折布战阵，铁臂万条挥金剑。须知黄河是巨人，雄壮威严不可犯。　　其五两岸土石好筑垒，万里波涛可行船。从来华夏不可侮，滔滔黄河胜雄关。这几首诗气势宏大，铿锵有力，激情澎湃，讴歌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顽强抗争的英雄气概，表现了中华儿女尊严不容践踏的意志和力量，也展示出刘谦初誓死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坚定保家卫国的决心和信念，有一种撼人心魄、催人奋进的力量。 　　应把真理细探求　　1922年，才华横溢的刘谦初被保送进入燕京大学学习。在这个充满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他如饥似渴地探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真理，参与主编《燕大周刊》，其思想与才情深受同学们追捧。燕大毕业后，他先后去了江苏镇江润州中学、广州岭南大学附中教书，并且在武汉参加了北伐军。与此同时，他笔耕不辍，撰写进步文章，创办刊物，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刘谦初已经从一位孜孜矻矻的勤勉学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29年，刘谦初临危受命来到山东，组建新的山东省委，任书记兼宣传部长。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刘谦初恢复和发展了山东党组织，先后领导博山、潍县、青岛等地工人举行了反帝同盟大罢工。他经常日夜兼程，奔波于胶济铁路沿线，了解情况，听取汇报，与各地党组织一起分析形势，制定工作计划和应敌策略。由于叛徒出卖，刘谦初不幸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刘谦初忠贞不渝，把监狱当成了对敌斗争的另一个特殊战场。他写诗鼓励妻子：　　无事不必苦忧愁，应把真理细探求。只要武器握在手，可把细水变洪流。诗中没有一个字的哀伤愁怨，而是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勉励妻子不要停下追求真理与正义的脚步，只要相信我们从事的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奋斗的正义事业，真理永远握在手，革命事业就会从涓涓细水汇聚成滚滚洪流，从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中国革命必将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　　1931年4月5日，刘谦初戴着沉重的镣铐，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大义凛然走向刑场，英勇就义。就义前夕，刘谦初在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　　我现在临死之时，谨向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们告别：　　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望你不要为我悲伤，希你紧记住我的话。　　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好好爱护母亲！　　孝敬母亲！　　听母亲的话！　　他把党组织比作母亲，将并肩战斗的同志们比作情同手足的兄弟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党和同志们告别，向一生为之奋斗奉献的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告别，表现出对党的深深眷恋和对革命理想的无比忠诚。同时他也安慰妻子，勉励她坚持革命斗争，永远爱党敬党信党，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刘谦初从小胸怀救国救民的大志，一生为之忠诚不渝、坚定不移，用生命书写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赤胆忠心。刘谦初烈士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为正义事业不懈奋斗，勇往直前。（作者：张文珍 ）来源：学习时报  

　8月18日，湖南省2022年“最美医生”评选揭晓，常德市汉寿县崔家桥镇三和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刘艳军光荣上榜。　　正在长沙领奖的她，电话响个不停。　　“刘医生，你去哪儿了？我气管炎又犯了，等你回来帮我看看。”　　……　　43岁的刘艳军在乡镇从医23年，拥有一批“铁杆粉丝”。他们有的一路“追随”，她在哪家卫生院上班，就去哪家看病，走几十里路、转两趟车也在所不惜；有的全家“锁定”，男女老少的三病两痛都只找她、只认她。　　是什么让她如此受病人喜欢？ 　　因为，她对基层卫生事业，对乡亲们，爱得深沉。 　　“能当好基层医生，这辈子就值了！”　　1999年在原常德卫校毕业后，刘艳军成了一名村医。　　她每天打着手电筒，背着医药箱，蹚着泥泞的乡村小路，去给病人看病、送药。“那时候条件还是很苦的，有时候看到病人家的房子破旧不堪，会发自内心地心疼，自己路途辛劳也就不在乎了。”　　从那时候起，刘艳军便明白，作为一名基层医生，不能等着病人上门，有很多病人需要主动上门去关爱和照顾，去做他们最信任的人。　　2021年7月，刘艳军出任汉寿县崔家桥镇三和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她第一个要求便是让医生下乡，去做上门服务的“家庭医生”。　　“镇上17个村，我们3个住院医生，每个人分五六个村，精准服务，让乡亲们知道，家庭医生不怕麻烦，也可以随时打扰。”她坚信，只有跟老百姓面对面，才能心贴心。　　乡亲们的需求，是刘艳军不断前行的动力。她在工作中发现，面对病人多元的需求，全科医生在基层更适用。于是，妇幼专科出身的她，通过学习、进修，从眼耳鼻喉到大内科、甚至外科，不断充实自己，增添经验与底气。　　2016年5月的一个晚上，几名村民抬来一名神志不清、呼吸困难的50岁男子。已在家休息的刘艳军接到当班医生电话后，马上赶到卫生院。经过询问得知，该男子因前晚服用头孢后饮酒，出现恶心、呕吐、心悸等症状，但未引起重视，以致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时间就是生命，刘艳军立即组织团队予以输氧、注射激素、抗休克、纳洛酮等对症支持治疗。经过近一夜的抢救，患者转危为安。　　“农村的危急病人必须依靠基层医生的准确救治，才能有更多的生还机会。”多年来，她成功抢救危急病人100多例，挽救了上百个家庭，“小舞台有大光亮。能当好基层医生，这辈子就值了！”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2017年6月，刘艳军二宝出生。从她坐月子开始，就有病人给她不停地打电话，甚至有些病人找到她家，希望她快点回医院上班。生完孩子两个月，身体稍微恢复，她便回到医院穿上白大褂。　　每天慕名而来的病人络绎不绝，顾不过来的刘艳军只好给二宝断了母乳。虽有不舍和愧疚，但她仍然调侃道：“牛奶也是奶，乡亲们的疾病不能拖。”　　刘艳军和病人之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亲到什么程度？刘艳军为他们开处方的时候，提笔就能写下对方的姓名和年龄。“熟悉得很，都记在我心里。包括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我都认识，他们身上有些什么毛病我也都知道。”　　2014年，刘艳军在军山铺卫生院工作时，当地敬老院的五保老人徐保初因患心脏病，经常在卫生院住院治疗。由于老人无儿无女，无人照顾，刘艳军作为主治医生，除了给他看病之外，平时还会给老人端茶送饭，经常给老人买好吃的，隔两三个小时就会去看他一眼。老人痊愈出院时，热泪盈眶地说：“在军山铺卫生院住院，是我一辈子过得最舒服的日子。谢谢刘医生！”　　如今，刘艳军已是院长，但仍每天坐诊半天。病人无需挂号，径直走到她面前寒暄一阵，便是最好的看诊方式。　　她说，自己给病人看病总从聊天开始，聊着聊着，就能把病的前因后果找出来。“其实，病人看的是病，需要安慰的是心。”因此，她常常去安慰、总是去帮助那些需要疏导的病人，激发他们内在的积极情绪。　　卫生院门诊和住院病人加起来，刘艳军每天要面对80余人，一年下来，接诊的病人达3万余人次，但她始终笑意盈盈。　　“基层医院是守护老百姓身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一定要找准定位，让乡亲们感到舒服、感到放心，就对了。”刘艳军表示。（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阳乐 通讯员 刘柏豪）

“学员从课堂上学到的本领，回去是要用来指挥部队打仗的，教员对待课堂就要像走向战场一样。”国防大学教授平志伟经常对身边的年轻同事说，“我们要对三尺讲台怀有敬畏之心，认真对待每一堂课。”　　2020年国庆节刚过，正在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就读的联合岗位资格培训班学员就发现，平志伟已经将“纳卡冲突”中无人机作战的鲜活案例融入教学里。他们说：“没想到前几天刚刚发生的战例，今天就进入了课堂。”　　当时，“纳卡冲突”正激烈，平志伟敏锐捕捉到其中无人作战对未来战争可能带来的影响，国庆节连续在办公室加班4天，重新优化调整了授课内容，将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第一时间带进课堂。　　作为一名军事理论工作者，平志伟目光敏锐。今天，在军事理论界，“信息化战争”“一体化联合作战”已是耳熟能详。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关于信息化战争的研究刚刚起步，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平志伟就把研究选题确定为这一方向。　　“那时，海湾战争给大家带来的冲击还在持续，未来战争形态将如何演变？”为了搞清这些问题，他联合4名博士生同学牵头举办系列学术沙龙，围绕信息技术发展对军事领域带来的影响展开前瞻性研究。　　“他当时就提出了‘一体化联合作战是信息化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观点堪称超前。”一位他当年的同学回忆。　　平志伟曾为学员讲授过3年高等数学、军事运筹学，这段经历帮助他提出了陆军“精确战斗”理论，这一概念强调作战中的理性思维和量化分析，被学员们带回去运用于部队的训练改革。　　凭借强烈的创新意识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平志伟34岁被破格评为副教授，36岁再次被破格评为教授，成为学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搞研究不能闭门造车、自说自话……抗强必先知强。”平志伟非常关注外军军事理论变革，2019年10月，他接到解读某外军最新作战条令的任务，要求立足我军逻辑解读外军思维，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平志伟带领团队成员加班加点数月，透彻分析了外军相关作战的重难点问题，提报了对策方略，受到国防大学首长的充分肯定。　　有一年，平志伟到某旅代职副参谋长，那时他在作战理论研究方面已名声在外，于是被集团军领导“点将”到作训处协助工作。平志伟代职的部队，常年处在高强度的战备状态。代职的一年时间里，他和同事战斗在一起，忙得像“陀螺”一样停不下来。以平志伟为主牵头，组织集团军机关和所属师旅部队展开某使命任务作战理论研究，形成了囊括战场环境分析、兵力部署应用、作战行动战法等十几个专题的课题成果，为集团军研究制定作战方案、指导部队开展针对训练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撑。在年终总结时，集团军首长提出为平志伟记三等功，这也是他们首次为代职干部记功。　　“这是对我服务部队备战的认可。”平志伟说，在自己荣立的6个个人三等功里，这个荣誉显得格外有分量、有意义。　　平志伟经常叮嘱学生，“要围绕备战打仗主题深钻细研，文不贵多而贵精，哪怕一年只写出一篇高质量的学术文章也是值得的”。　　系里的年轻教员韩光松对平志伟的“高标准、严要求”深有体会。2018年，他从基层部队选调到平志伟所在的教研室，面临着由一名基层军官向专业教员转变的挑战。　　“那时我刚从火箭军来到国防大学，感觉自己是火箭军方面的行家里手，对某新型导弹的原理和作战运用也小有心得。”韩光松笑着回忆起第一次试讲《军事高技术及其运用》这门课时的场景，“没想到，平志伟教授全程听完试讲后告诉我，这堂课需要大改！”　　平志伟用了1个多小时，从课程定位、学情分析和教学目的入手，一点点把这堂课从头到尾重新梳理了一遍，甚至连课件中图片的选择等细节，都一一指了出来。韩光松也由不理解、不服气，慢慢转变为心生敬意。　　“一开始以为自己讲得很好了，听完平志伟教授一席话，才知道是自己的标准太低了。”韩光松感慨地说，正是在平志伟教授的严格把关督促下，这门课不断修改完善，最终夺得了新调入教员授课比武一等奖。　　“历史上精彩的战役，大多不是战前就筹划好的，而是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被指挥控制出来的。”正是意识到未来联合作战中指挥控制的重要性，2017年国防大学调整组建联合作战学院，平志伟选择“跨界”，从战术学科转到指挥学科，向指挥控制与作战评估这两个难题发起冲锋。　　教研室刚组建，战区机关就提出了人才培养需求。平志伟带领教学团队赴战区部队走访调研，查阅军内外相关资料，很快拿出了一整套高水准的课程理论教材。5年来，已有上千名联合参谋军官从这里走出，在战区联合指挥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教35年来，平志伟的学生有的成为军队科研院所的骨干力量，有的在任务部队旅团岗位担任主官，有的在各战区师局级领导岗位任职，更有优秀者已跨入战役军团指挥员的行列。　　“我极尽所能培养出的学生，就是在为备战打仗输送更多的‘子弹’。”密切关注着世界安全发展局势，平志伟总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世界并不太平，我们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也面临着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和挑战，为战育人的脚步一刻也不能停下。”

让生效判决不是司法“白条”，而是当事人手中实实在在的权益，这考验的不仅是执行法官敢于亮剑的胆识，更是善用法律的智慧。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基层法院的执行法官，他就是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的赵鑫。赵鑫法官坚守执行一线12年，累计执结案件上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达20亿元。　　这个正在对被执行公司财务人员进行询问的，就是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赵鑫。这是一起租赁纠纷案，申请人从被执行人手里租了房之后，因为被执行人涉嫌改变房屋及土地使用性质，导致合同无效解除，法院判决被执行人应将提前收取的20余万元租金返还给申请人。　　法官查询发现，被执行公司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在后续调查中，赵鑫发现，被执行公司负责人不但对执行工作不搭不理，对法院提出的和申请人一起商议履行判决事宜拒不见面，还隐瞒了公司每月都有租金收入这一情况。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法官 赵鑫：后来，我们针对这些租金收入，也要求他来履行案件，但是被执行人他并没有将这些租金收入用于支付我们的案款，而是没有经法院同意将这些租金收入支付了他公司其他的一些经营开支。　　被执行公司的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法院判决，最后，法官依法对被执行公司和公司负责人，分别开出了20万元和10万元的罚款。　　实际工作中，被执行人像这样隐匿财产、逃避执行的情况并不少见。守护好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对挑战法律底线的行为敢于亮剑，是执行法官赵鑫应有的担当。　　 　　2021年年底，大兴法院执行事务大厅来了一名怀孕9个多月的孕妇。赵鑫接待后，发现她丈夫有一起合同纠纷案正在执行中，但被执行人名下并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赵鑫将执行情况向这名孕妇进行了解释，并将后续加大执行力度的计划也告诉了她，大家还给她凑了3000块钱路费，但这名孕妇就是不走，在执行事务大厅滞留了三天三夜。这期间为了保证营养，食堂专门给她送饭，还特意给她煮了20个鸡蛋。但随着事态发展，赵鑫发现这个孕妇并没那么简单，最终调查发现，她丈夫就住在法院附近的酒店幕后指挥，想利用她孕妇的身份要挟法院出钱把执行款给她。最终，法院依法对这名孕妇和她的丈夫分别开出了5万元的罚单。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法官 赵鑫：你合理的诉求，合理的困难，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无论你是申请人还是被执行人。但如果你是要来挑战法律权威，那么我们一定要敢于亮剑，维护公平正义，让这些挑战法律权威的人一定要付出代价。　　敢于亮剑之外，很多案件更考验法官的司法智慧。在一起执行案件中，申请执行人向法官反映，被执行公司在执行初期就已经将财产全部转移，但公司背后的股东却很有经济实力，希望法院能执行这些股东。但依照法律规定，法律义务主体是公司，就不能直接去执行相关个人。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赵鑫对被执行公司的工商登记、财务情况进行了详细查阅，发现成立这家公司时几个股东存在虚假出资的问题。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法官 赵鑫：根据我们目前的法律规定，对于虚假出资的可以依法通过执行追加程序，将这些虚假出资的股东追加成被执行人。　　善用法律，法官在依法将公司的几名大股东追加为被执行人后，迫于司法压力，几名股东很快主动将600多万的执行款交还给了申请人。　　坚守执行一线12年，赵鑫法官目前已累计执结案件上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达20亿元。2016年北京法院全面推行司法体制改革后，赵鑫还在北京大兴法院率先组建了以他为中心，由3名法官助理、3名书记员、1名法警组成的执行团队，重点处理拆迁腾退、涉众及重大标的类疑难复杂案件的执行工作，按照模块化、流程化思路，有效提升了执行效率，案件执结数量提高近30%，执结周期缩短近60天。2018年，赵鑫团队获评为北京法院首届模范审判团队，赵鑫个人也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模范法官等荣誉。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法官 赵鑫：作为一名年轻的执行法官，我觉得就是要办好手中的每一起案件，能够懂得换位思考，与当事人能够共情。在遇到一些困难案件的时候，能够做到不放弃、不退缩，敢于亮剑，善用法律，守护好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