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问天舱踏上“问天”之旅。问天发射对接全过程是怎样的？问天对接后要干什么……这些知识，讲给孩子听↓↓先通过一个3D动画演示来看问天发射对接全过程问天舱长啥样？具备哪些神奇功能？将主要承担什么工作？一组大图了解↓↓“问天”对接后要干什么？继续来看↓↓对接并转位后的首要任务，是开启生命维持系统，航天员入驻实验舱。组装各个科学实验柜，开启先期的多个学科既定实验，确保实验舱整体工作状态达到预期。它配置了能进行生命生态、生物技术和变重力科学研究的实验柜，可支持开展多种类植物、动物、微生物等在空间条件下的生长、发育、遗传、衰老等响应机理研究，有力推动我国在生命生态、生物技术和变重力科学等重大前沿科技突破。在神舟十四号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也将从这里进行2-3次出舱行走，完成舱外作业。新版的天宫课堂，也将在崭新的“问天”实验舱内进行。同时，它还要为即将到来的神舟十五号任务，提供天宫的第二间“卧室”。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薛百成　　不期而然地，古籍保护这样一件文化意蕴颇重的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关联。关于这件事的意义，两个月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如是界定：“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而“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样的庄重表述，也出现在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19年，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发布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第一版收录了作为专有名词的古籍保护，其定义为：“为使古籍免遭自然和人为的损毁，延长古籍保存期限和使用寿命，尽可能保持其原来形态的技术和措施。”　　中国学术和中华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和先辈们不计得失的保护传承古籍密切相关。大量人士之所以耗尽心血保护传承古籍，从文明史的角度考量，是因为在他们心中的古籍象征着民族血脉的传承，这极易令人联想起孔子当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勇毅担当。当时，孔子是以天下之文这一极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传承人自居的，自觉此事乃使命所在，当义无反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从未缺失这样的担当，最决绝而掷地有声者当属宋人张载之“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今日欲做这件事，有必要以先贤往圣之作为为榜样，意志坚定，百折不挠。这是古籍保护这样一件通俗的事在上升至理性高度之后的意义之所在。　　而关于此事的具体意义，相关学者、专家论说既多，毋庸赘述。经典之所以为经典，自有其恒常之缘由。在这件事上，如果我们过分看重经典与日常之差异，夸大艰涩与通俗之间的既有矛盾，而质疑此事与我们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略显幼稚。须知，今日中国人的日常道德规范以及精神风貌，无一不与曾经艰涩的中华经典之传承有着重大关联。经典传承过程中，雅与俗固有其辩证之道。作为经典的“四书”在持续普及的过程中，其相对简易是学子每每倒背如流的原因之一，也是于通俗之中隐喻微言大义亦其持久之理由。　　所需注意者，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确实存在着就文化的普及与提高这一视角而言，说书人的三国故事及话本传奇类的《三国演义》在接受度方面每胜于正史《三国志》的问题。这也是众多学者、专家以及相关志愿者在古籍保护这一文化工程的前期工作中发现诸多“保护不到位”现象的原因之一。对一件事的重视程度当然与此事的普及程度有关系，但是这些具体问题只是我们正在进行的这项工程中的细节问题，需要我们逐步予以解决，而并不应该亦无可能干扰大方向问题。此间大与小之辩证，弥足深思。　　至此，在古籍保护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放下身段，直面具体问题，诸如文言文、繁体字之类本就附着于我们的学识或教养之左右的微小细节，当于无意识之间，内化为常识。这样，整理、修缮、保存、传播、学习，直至学以致用，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浸染下，养成并积蓄我们的文化力量，构建并巩固我们的精神风范，才会有可能。来源：辽宁日报  

我的成长日记——感受到了爱

她一生热心公益捐赠近40万元在生命的最后她选择捐赠遗体成为浙江年龄最大的遗体捐献者这位老人名叫方爱兰享年103岁1当了半辈子的英文老师足迹遍布全国方爱兰出生于1919年5月28日原籍东阳，一生未婚早年毕业于原东吴大学当了半辈子的英文老师为了支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爱兰到大西北的铁路系统工作单位在全国各地新建铁路她就在各地的铁路学校教英语去过包头、秦皇岛、长沙、岳阳方爱兰年轻时的照片。退休后，方爱兰来到厦门在集美中学担任英语教师5年后来到舟山商业学校直到68岁离开教学岗位方爱兰才到杭州生活1950年代，方爱兰（右二）和家人合影。2她对自己非常吝啬帮助他人时却很大方方爱兰很有爱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资助他人上世纪80年代起方爱兰曾资助湖州一对兄弟他们患了“肌萎缩侧索硬化症”长期卧床、不能动弹方爱兰每个月给他们寄10元生活费直到90年代两兄弟去世为止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她马上通过新闻机构捐赠了3万元2016年5月方爱兰通过学生兼监护人金方云资助了6位宏志生每人每月500元一直到高中毕业2019年老人又一次资助了6名学生2017年教师节，被资助学生看望方爱兰。今年三月份方爱兰进行了最后一次资助她将108000元捐给了岳阳市第十二中学6名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希望帮助他们完成初中学业当时离老人去世只有四个月的时间金方云感叹“她是在用生命最后的力气帮助别人”方爱兰与监护人金方云（后）一家人的合影。从1973至今老人捐资助人已近40万元资助了18名学子方爱兰老人常说“我一个孤老太太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还不如多做点有意义的事”3一生行善103岁老人最后捐出“自己”早在10多年前方爱兰老人就有了这个念头她多次对金方云表示身后要捐献器官、遗体方爱兰一直坚持学习，坚持读书读报。2020年7月16日老人在“遗体捐献志愿书”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2022年7月24日方爱兰与世长辞完成了最后一次崇高的捐赠2009年正月初一，方爱兰在老年公寓室内照片。一生为师、一生行善向方奶奶致敬！

暑假，如何让“神兽们”放下手机、远离游戏，养成好习惯、回归生活？这可能是令家长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家校社共育指导工作委员会在大理举办的夏令营，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帮助孩子养成自控、自律的能力，纠正孩子的不良习惯。经典中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我们每天带孩子一起读诵经典，就是与圣贤亲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让孩子们入圣贤知见，将原有的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转换为古圣先贤的观念，也是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涵养孩子们的德行。在读诵的过程中，摒弃所有的浮躁与杂念，让心底的清净出现，智慧也就现前了。孩子都是家里长辈的心头肉，很少有父母舍得让孩子放下学业来整理家里内务。而“洒扫”是孩子从小应该培养的，这不仅提升孩子的动手能力，也让孩子有身为家里主人翁的责任意识，知道自己所得的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而是父母长辈给予的。▲虽然动作不是很熟练，但也擦的很认真环境的干净整洁也是人应该有的样子，自己动手整理房间，也会让孩子变得勤劳，而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我们不仅教孩子打扫家里的卫生，还手把手教孩子洗衣服，虽然洗衣机的使用让人们的生活极为便利，但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是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的，在洗衣服的过程中，也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并且让孩子懂得做事要仔细，要不然衣服是洗不干净的。▲老师教孩子们洗衣服▲洗的很认真中国自古就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美誉，而鞠躬礼是我国传统的一种礼节，表达“弯身行礼，以示恭敬”的意思。我们带孩子学鞠躬礼，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们懂得低头，学会谦虚，能够见贤思齐，不忘圣贤教育，能够知恩报恩，谨记孝亲尊师，能够端身正意，常怀善行善念。我们每天还会安排孩子们进行分享，分享不仅能够锻炼孩子的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最重要的还是让孩子能够将老师在课堂上所讲道理进行消化吸收，并学会自我反省，从而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写给父母的信这个暑假，孩子们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远离了快节奏都市漫天的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在蓝天白云的大理，度过了最有意义、最充实的夏天！北京•好习惯养成夏令营第二期开始报名啦一、培训时间：8月3日—8月17日（营期：15天）二、培训地点：北京大兴三、主办单位: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家校社共育指导工作委员会四、课程特色：启发孩子的善心、孝心，所谓百善孝为先，孝心开启，万福皆来，一个孝顺的孩子将来的一切都会顺利。五、教学方式01习劳知感恩通过习劳让孩子切身体会到父母为家庭操劳的不容易，“人之初，性本善”，每一个孩子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单纯的，只要用心加以引导，孩子的善心、孝心很容易启发出来；02养成好习惯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包括：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等，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孩子有能力把家务做得井井有条，他就有能力把学习、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03读经和抄经读经千遍，其义自见，圣贤的经典可以使孩子的心安定，孩子本有的智慧和善良就会显露。六课程安排06:00一06:30 起床洗漱06:30一06:50 晨练（八段锦/跑步）07:00一07:40 早餐时间07:40一09:00 生活课09:00—09:20 课间休息间食09:20一11:30 读经、抄经11:30一12:10 午餐时间12:40一13:40 中午休息13:40—14:00 起床吃间食14:00一15:30 感恩课15:30一17:20 劳动体验17:30一18:00 晚餐时间19:00一20:30 成长日记七、报名须知01招生对象（1）年龄6—15周岁，自愿参加，具备生活自理能力；（2）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传染病、精神障碍等），隐瞒病情者后果自行承担；（3）建议父母一方陪同；（4）每期限招20人。02注意事项（1）需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原件；（2）报到时间：8月2日下午3：00；（3）疫情防控要求：低风险地区，行程码绿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4）开课之前，需统一购买意外伤害险；（5）学习期间为保证学习效果，孩子的手机、现金等贵重物品须交由父母管理，不得携带危险物品及电子产品（游学拍照及给家人打电话时除外）。「报名咨询电话」里老师：15101063667（同微信）宋老师：15210015229（同微信）欢迎广泛转发！家庭教育人人需要，刻不容缓！别忘了分享给更多亲朋好友和有需要的家长！

　直播开始，主播董宇辉用近一分钟的时间介绍了某科普丛书的内容，随后设想了一个亲子游的场景，将话锋转向“好奇心”这个主题。当天，该丛书以单价148元的价格卖出3万余本，很快成为一本“话题书”。　　过去一段时间，新东方旗下直播间“东方甄选”火了，粉丝量从不到100万飙升至近2000万。“好口才+好书品+好故事”造就好销量，其单日过万册的图书销售量立刻引发业界广泛关注，连网友也表示，希望董宇辉专职卖书。　　当传统图书行业与新型销售业态碰撞，直播间里书香四溢，将带来怎样的行业嬗变？一个激动人心的转折点已然出现。　　克服本领恐慌　　实际上，直播卖书或线上活动对图书出版业来说并不新鲜。在网购平台竞争和新冠肺炎疫情倒逼之下，出版社、书店都在试水直播，踊跃上线，尝试切换赛道，吸引非传统渠道购书者来打卡线上消费。　　例如2020年6月12日，“北京书市·书店之夜”系列直播活动中，北京有近100场书店直播同时开启。今年6月以来，从上海、浙江、重庆等多地图书馆举办主题阅读线上活动，到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老牌出版机构纷纷直播推介经典读本、举办文学讲座，作家、编辑齐上阵，图书销售形式越来越多元化。　　不过，总体而言，直播卖书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近年来，除规模大、品牌硬的少量头部出版社，绝大部分出版社囿于产品单一、规模不大的限制，几乎是以一种被裹挟的状态参与直播带货，甚至在“赔钱赚吆喝”。有从业者坦言，从幕后伏案到屏前开讲，工作模式不是那么容易转换，存在互动放不开、表达较为枯燥等状况，要做好直播带货，还需要强化练习。　　这次，“东方甄选”的异军突起如同一支火把，点燃了行业信心。据不完全统计，近两个月间，图书文娱已成为“东方甄选”直播间排名第二的商品品类。10天内售出图书146.32万单，总销售额达8149.73万元。　　图书销售排行榜上，销量排名前三的图书分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刻意练习》，以及中南博集天卷的《苏东坡传》。排名前30名的书单中，不乏《活着》《平凡的世界》《月亮与六便士》《小王子》等经典作品。　　与时下流行的直播卖书模式不同，“东方甄选”不打价格牌，直播间里没有声嘶力竭的推介，也没有“手慢无”的催促，有的是丰富的情感体验、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图书本身的品质，有的是知识点和“双语”带货的优势。难怪广大网友冠之以“清流”之名，表示边学习边购物的体验更新了对直播带货的认识。众多图书出版从业者更是纷纷表示“重拾希望”“看到方向”，克服迷茫和本领恐慌，一场新的行业转型之旅正在开启。　　拥抱下个风口　　“直播卖书虽然薄利，有时甚至低于成本价出售，但不带货更难卖。”中国旅游出版社童书编辑室负责人王欣艳认为，与其旁观，不如主动拥抱新渠道，努力找到自身与现状的平衡点，在下一个风口来临时能尽早跟上。　　近年来，中国旅游出版社主打中国元素和文旅特色，推出首套原创童书“揭秘系列翻翻书”，并积极开展直播带货营销。该出版社的中旅童书将传统销售渠道与新媒体销售渠道紧密结合，打出两大卖点：其一是图书从图片到内容均为中国原创，突出中国元素，培养科技自信。如在《揭秘太空》《揭秘机器人》等分册中，小读者可以了解我国在该领域的先进技术及科技现状，并从中学习内部结构和知识。其二是文旅特色，独创城市系列，展示文化自信。如《揭秘北京》《揭秘成都》等分册全面介绍城市的人文地理知识，让小读者饱览一地建筑、历史文化、景点、美食等，踏上研学之旅，加深对祖国美丽河山的感情。　　据王欣艳介绍，近期该出版社正积极联系图书头部主播，推广一批新产品，希望收获更多粉丝和读者。　　“‘东方甄选’只收佣金不收坑位费的合作模式打开了卖书一举多赢的局面，而且赢得很漂亮。这是出版行业最想看到的理性、健康的产业发展态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副编审王玉荣认为，以董宇辉为代表的主播将图书内容结合自身经历，转化为独一无二的阅读体验娓娓道来，用满满诚意打动直播间的潜在读者，使之产生不以价格为决定因素的购买行为。受此启发，在传统线下和线上销售渠道均受影响的情况下，大部分出版社都会重新定位和开辟直播营销新渠道。　　在王玉荣看来，许多出版社并不指望依靠直播直接提高销量，更多是在不占用太多现有资源、人员和成本的情况下，进行以新书或活动宣传展示为目的的直播试水，再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调整直播相关策略和方法。　　让懂书的人讲书　　直播带货在图书销售中的作用不断被放大，对于激发出版业主动迭代、开拓和建设新渠道、扩大市场份额、提升图书品牌知名度有一定积极影响。但与此同时，利润空间压缩、选品类型受限、容易陷入低效竞争的不利影响仍存在。如何用好直播带货，发挥更大效力，值得业界深思。　　“董宇辉把自己定位为文化传播者，其图书分享让大众体会到中国文化在惯常短平快的直播间里也同样出彩。就此而言，除了技术手段和方式方法，主播的用心用情、文化积累和责任意识至关重要。”起源地文化传播中心信息中心副主任、“中国起源地文化志系列丛书”总编委会委员唐磊认为，主播以及行业都应以真心激发大众对阅读的渴望，以大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不断深耕自己的品牌产品，在新赛道上有所成就。　　尽管受到“东方甄选”直播业绩的鼓舞，但具体到不同的出版机构，引入直播这种形态还需谨慎对待、谋而后动。　　据业界对我国50家出版社直播带货效果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上半年，各出版机构的直播带货运作方式各不相同，效果差异也较大。其中，出版社与专职主播合作直播产生的效益，明显好于单纯靠出版社原班人马开展直播。同时，由于主打个性化特色，主播的介入更容易形成气质独特且不可复制的直播样本。　　“要找到合适主播，让懂书的人讲书，让懂读者的人卖书。同时，我们还需制定适合直播带货的定价体系和产品类型，用引流产品获取流量和信任，用畅销产品解决用户需求、承接流量，用利润产品获取利润，用特色产品增加用户黏性提高复购率。”王欣艳认为，传统出版业在应对疫情影响和数字化转型压力时，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能力，要充分认识直播带货带来的广告效应，接受新的传播方式，积极寻找契合点，也要有所坚守。在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图书内容、观念更具核心价值，需要从业者进一步优化选题质量，做出特色、做强品质，形成引领性优势。　　王玉荣分析，对于大多数中小型专业类出版社，考虑到自建团队、配置设备和场所的经济成本，未来开展直播业务应该与出版社数字平台建设推广的过程类似，逐步由自建转为与第三方合作共享，这样既可以满足对少量图书低频次的直播需求，又能避免低使用率直播系统重复建设的问题。王 彬来源：中国文化报  

 这个骄阳似火的7月，一部聚焦良渚古城古往今来的新作，或许能令读者略感平静。它试图通过考古随笔的形式，找回千年前失落的文明。  也许是机遇，或许是巧合，7月对作者来说是个特别的月份。三年前的2019年7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在阿塞拜疆巴库见证了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5年前的2007年7月，这位主持和参加过多项重大遗址发掘的考古人，发现了良渚古城。  也是在三年前，由他主要执笔和组织撰写的《良渚古城遗址综合研究报告》，获得了2019年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评选的钱学森金奖。而《良渚古城遗址综合研究报告》因其阐述了良渚古城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成为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学术支撑。  作为《良渚古城遗址综合研究报告》的姊妹篇，《寻找失落的文明》在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作者刘斌用自己的考古经历，向读者讲述了良渚古城从遗址到遗产的历程与心路。在娓娓道来的叙事中，作者深入浅出地讲述了良渚考古遗产的价值，让读者清楚地认识到，考古遗产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无可替代作用。  可以说，《寻找失落的文明》这本书的构思设计很巧妙。在序言和目录之间插进一个“楔子”——我的良渚考古之路。其中，作者回顾了从1981年开始学考古到2019年良渚申遗成功所经历的40年。其间，以2002年成立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和编制《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为界，分为前后两个20年。作者正是有了前面20年的考古经历与思考，有了对良渚这片神奇土地的熟悉与热爱，从良渚人的生活居址到良渚人的墓地，从反山良渚王陵到良渚古城，一步步地走进良渚人的世界，走进5000年的良渚王国。他深情地说道：“回望5000年，这是我与良渚的缘分，也是使命。”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的那天晚上，激动的心情让他无法入眠，于是《今夜我在巴库》从键盘下流淌出来，今夜因为你/而注定永恒/良渚/阿塞拜疆。  2020年，刘斌成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实现了考古者向文化遗产传播者的转化——这是“我的良渚考古之路”后续的发端。  这本书设计了十个篇章，讲述1936—2021年几代考古学家发现、研究、保护良渚古城遗址的经过。作者采用复线叙述方式，一条线叙述考古发现与思考，一条线叙述考古研究与认识，一条线叙述考古者的思想与情怀，三条线交织在一起，叙事与认识环环相扣，层层深入，读者被作者的情感变化带到考古的情境之中，从而加深了对考古学的正确认识。  上个世纪20年代，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不久，中国学者便提出与起源有关的三个问题：中国人类的起源、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100年来，中国考古学发现和阐释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距今5300年的良渚文明，为连续性与多元性的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一个最古老的源头。  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在《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一文中指出，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奴隶占有制并非进入文明时代的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社会分为权贵和基本居民，前者是社会主宰并从后者聚敛财富，然而后者并不是前者的奴隶；第二，军（王）权与神权并重；第三，良渚文化中被不同权贵集团统管、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或暂可称之为方国。张先生主要从社会分层与权力地位体系方面论述了良渚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借用“方国”一词指称并非“奴隶占有制”的地域性（方）国家（国），为正确认识良渚社会性质指明了方向。  按照张忠培先生的这种认识，我发现良渚古城及其外围的遗址群组成了早期国家，它有三个基本特征：按地域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复杂的社会分层、权力等级系统。王权轮换制与官员职官制构成这个权力等级系统（即官僚体制）的主要内容。良渚早期国家以古城为核心，古城内的“井”字形道路网，中心位置的宫殿与墓地二元对立，城、郭与郊、野的功能划分，具备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雏形。大型水利工程、水稻生产、玉石器生产，代表了良渚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赋税、徭役、礼制，构成了良渚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原始宗教和造型艺术，反映出巫觋形象与等级社会价值观、分层宇宙观，这些是良渚社会存在的反映。刘斌在这本书里采纳了我在《解读良渚文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特征及其研究路径》中的说法。  严格意义上说，考古学是讲究实证的学科。刘斌在“洪水来袭”中写道，在良渚古城发现后的十几年考古中，我们逐渐认识到，距今4200年左右杭州余杭所在的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洪水滔天，浊浪翻滚，以至于在这片土地上普遍留下一米多厚的洪泛层。洪水之后，这里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良渚这片神奇的土地，在洪荒之中一直沉睡了2000多年，却留下了大禹治水的传说。如果把余杭距今4200年的洪水理解为大禹时代的洪水，那么5000年前良渚人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便可以理解为鲧时代的治水。  历史文献将禹之前的城市建设与水利工程集中在鲧一个人的身上，说明了两个工程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文献记载的鲧障洪水和禹导洪水，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设计理念的水利工程，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史记》等文献记载鲧与禹的父子关系，实际代表了历史上两个接续的时期。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位于古城之北，其主要作用是拦住从大遮山流下来的洪水，保障古城的安全，属于塞障类型水利工程，比疏导类型水利工程早出现了将近1000年。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出现总是离不开水利工程，在以鲧为代表的水利工程中，出现了良渚早期文明；在以禹为代表的水利工程中，出现了夏文明。  1990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九届全体大会在瑞士洛桑通过《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旨在体现通过考古手段获得的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这个文件提出，考古遗产是根据考古方法提供主要资料实物遗产部分，包括人类生存的各种遗存，由与人类活动各种表现有关的地点、被遗弃的结构、各种各样的遗迹(包括地下和水下的遗址)以及与上述有关的各种可移动的文化资料所组成。这份文件还提出，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一般民众的积极参与必须构成考古遗产保护政策的组成部分；考古遗产的保护应被看作是全人类的道德义务，它是民众的一项集体责任。《寻找失落的文明》用通俗生动的文字、插图与二维码动画，向读者解读了良渚古城的遗产价值，这本书在科普考古知识、培养公众正确认识考古遗产方面，作出了创新性的贡献。  刘斌在最后一章的开篇说，在良渚之后的几千年里，虽然文化的面貌与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良渚人的文化与精神渗透在了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  张忠培先生在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五届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将中国玉器与玉文化置于中国文化整体中考察。基于此，刘斌用“爱玉的中华”作为这本书的结尾。他从良渚文化最具特征的玉器入手，引出9000多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先秦时期玉器，直至秦汉、隋唐、宋明时期玉器。可以认为，玉器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和特质，从其产生之初便与人们的审美意识以及精神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玉器中凝结了更多的人文与精神内涵。他认为，玉器9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为我们了解中华文化脉络，提供了一条美丽的线索。  20世纪30年代以来，几代考古学家为了寻找与守望古老的良渚文明付出了太多的艰辛。徜徉在《寻找失落的文明》理性和诗情兼具的文字里，我仿佛站在赤色瑶山上，遥望辽阔星空，感到5000年并不遥远。  （作者：陈雍，系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顾问） 来源：光明日报  

作为中华民族的元典之一，《尚书》不仅在建构中华民族精神层面有重要价值，其在东亚文化圈的重要作用亦不容忽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尚书》流入西方世界，成为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管道。《尚书》东传与东亚文化圈的建构  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的《四书》《五经》形塑着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也塑造着一个民族的影响力。蕴含着丰富治国理政思想的《尚书》及由其阐释史建构起来的理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文化、教育等，其早期传播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尚书》东传由百济入日本，汉籍传入朝鲜半岛约在汉代，而由半岛传入日本约在公元6世纪初。秦代南传入南越，作为其文化载体的典籍与内地相同。  韩国成均馆大学编纂的《韩国经学资料集成》是了解中国经典对朝鲜半岛文化影响的重要史料，该丛书汇集了14世纪至19世纪中期朝鲜半岛的经学文献，《尚书》文献有22册，与中国同期《尚书》学同调异趣，朝鲜半岛《尚书》学思想上宗蔡沈《书集传》，承宋明理学理路，讨论天理人欲之辨、心性论、道统等问题。方法上，承宋以来辨伪路径，重视《尚书》辨伪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内容上，多《洪范》著述、科举用《尚书》义拟题著作及《尧典》“期三百”的天算著作，这与箕子入朝的古史、科举取士及西方天算知识传入相关。近现代以来，以经典为核心的儒家文化遭受质疑否定，半岛专门研究《尚书》的学者很少。  《尚书》在日本的传播，文本上最早是郑玄注本，由百济传入，今已不存。平安时代以来，日本以习伪孔安国《尚书传》为主，亦有很多唐隶古定写本，对《尚书》文字研究有重要价值。14世纪，清原良贤引入蔡沈《书集传》。研究方法上，日本早期接受《尚书》的方式主要是传抄、训点、授读，至平安至室町时期逐渐形成中原氏家、藤原氏家、清原氏家等传经世家，各有秘说，主汉学训诂章句路径。十四世纪，《书集传》引入，开汉宋兼采新风。十七世纪，伊藤仁斋、荻生徂徕渐重汉唐经学，考辨之学兴起，山井鼎《尚书古文考》考订了《尚书》误字误句，伊藤仁斋有《古文尚书》疑辨之伪等。19世纪，西学涌入，日本《尚书》经学性质渐渐淡化，而成为了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文史考辨、文献书志等人文学科研究的史料，林泰辅《周公及其年代》开启《尚书》为史料的先河，平岗武夫《经书的成立》阐述了《尚书》作为中国文化枢纽的地位，松本雅明《春秋战国时期〈尚书〉之展开》讨论了《尚书》学变迁，加藤虎之亮《皇道所见之书经》、中江丑吉《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等借《尚书》寻绎中国古代思想。但对《尚书》经文的注解和译读仍是日本学界研究重点。在传播上，《尚书》在日本有由宫廷、寺院垄断走向民间的历程。  儒家典籍公元前3世纪传入南越，赵佗“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东汉末年，交趾太守士燮通《尚书》大义。六朝时，南下交州避难士人许慈、程秉皆通《尚书》。仿唐宋科举，李朝于1075年开科取士，其后陈朝取士大略与宋元经义取士同。黎朝于1467年设五经博士，国子监生“专治《诗》《书》者多”。阮朝时，《四书》《五经》成为了士人的基本读物。今存有黎贵惇著《书经衍义》，摘《尚书》各篇关键处略加解说。以《尚书》为代表的《五经》在东南亚的传播及影响尚待深入研究。  东亚文化圈王朝时代，《尚书》是国家教育的核心内容，人才选拔的依托，主流意识的重要构成，其学术流变与作为东亚核心的中国基本一致。在阐释路径上，由汉学、宋学到考据之学，经典的阐释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建构、价值塑造的资源，由此形成共同文化认同。西方学术方法融入的近代，作为经学文献的《尚书》成了中国历史、文化、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研究的史料，传播方式上由国家教育转为个人研究爱好，影响力急剧下降。《尚书》西传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经典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文化的交流需要借助其传译和阐释。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开启了中国文化西传的历史，作为承载中国文化精神的《五经》开始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流。  法国传教士在《尚书》西传中用功颇多，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刊于杭州，成为中国最早刊印的西文译本。康熙朝，传教士马若瑟著《经传议论》，其中选译有《尚书》。1770年法国汉学家宋君荣据满文《尚书正义》翻译成法文，又著《〈书经〉中的天文学》，开启《尚书》专题研究。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译《尚书》为拉丁文，传教士顾赛芬译《书经》为拉丁语和法语。  英语世界，1840年，以美国传教士文惠廉选译《尚书》为开端，1846年，英国学者梅赫斯特翻译《书经》，提出了殷商遗民东逃美洲建立了墨西哥的观点。1846年麦都思以汉英混排、直译加注方式完成了第一个全译本《书经》，1849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又英译《尚书》，最有影响的是1865年王韬帮助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完成的《书经》译作，中英学者的合作使传译质量有了很好保障。理雅各英译了儒道重要典籍，为将中国文化系统传递到西方作出重要贡献。1904年英国汉学家欧德有《尚书》译本，1950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有《书经译注》。  俄罗斯汉学家西韦洛夫分别于1822年和1841年推出了《尚书》俄语译本。2014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推出《尚书》俄文全译本，吸收了不少《尚书》研究的当代成果。  《尚书》在西方传播由文本译介到思想文化研究，经书成为西方了解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管道。中国文化在西方的接纳有一个变化过程，17、18世纪的欧洲对刚传入的中国文化充满热爱，卷起过一场中国热。但在应对西方工业文明失败的19世纪，中国文化价值在西方受到批判，二战之后西方又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价值。汉籍在西方的传译，内容上由经、子转向史、集，并向现当代作品拓展；思想上由基督教经院哲学阐释的误解到对中国文化的真切理解；传译队伍上，由以传教士、外交官为主体逐渐转向汉学家、海外华人、职业翻译家。  《尚书》作为中国上古史和治道之书，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东亚文化。在东学西传过程中，是西方了解研究中国的重要文献。今天，这些民族元典有效的传播和对其价值的深度发掘，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构大国气象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方式，推进以文化价值多元化为根柢的世界多极化建构。有意识地选择构成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经典系统、组织专家学者加以传译，应当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手段。翻译界与经典研究专家、经典研究专家与汉学家应当很好合作，推介高质量成果，在世界格局中建构中国文化话语。  （作者：陈良中，系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