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通常是用右手敲响法槌、定分止争，而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泰州中院”）民三庭庭长王小莉是用左手落槌。　　从2012年担任法官以来，出生于1982年的王小莉共参与审理2000多件案件，涉及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知识产权等，无一起错案、违纪违法案件以及超审限案件。她用法槌敲出了公平正义，敲出了奋斗者的闪光青春。 　　要以法明辨是非曲直，为老百姓断案 　　年幼时，一起医疗事故导致王小莉右手残疾。而让父母欣慰的是，王小莉生性开朗乐观，从小就乐于助人、喜欢打抱不平。小时候，影视剧中包青天升堂断案、为百姓解忧的画面深深刻在她的脑海里，也在她的心里埋下一个“法官梦”。高考时，她以优异的成绩被苏州大学法学专业录取。　　2002年五四青年节，大三的王小莉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从那天开始，她的理想逐渐清晰起来。“命运也许对我有些不公，这也让我对公平与正义更加渴望。”成为一名法官，让更多老百姓通过法律的裁量感受到公平与正义，是王小莉的初心与使命。　　2006年6月，王小莉参加外省的公务员考试，以笔试和面试第一的成绩进入体检，但因体检不合格，与梦想失之交臂。同年8月，她再次以笔试第一的成绩通过江苏省公务员考试。　　这一次，在江苏省、泰州市两级残联和泰州中院的帮助下，她成为江苏省法院系统正式招录的第一位残疾人公务员。　　法官要从书记员做起，王小莉只能用左手单手打字。无数个清晨与夜晚，泰州中院的楼道里都回响着“哒、哒、哒”的声音，那是王小莉单手敲击键盘练习不辍的声音。　　在同事眼中，王小莉的左手几乎是万能的，写字打字、编辫子、打毛衣……什么都难不倒她。但王小莉心中最渴望的还是用左手落槌，完成一次庭审。　　2012年，王小莉如愿穿上了法袍，用左手敲响了法槌，审理了法官生涯中的第一案。 　　“秉公办案是人民法官的铮铮底气” 　　很快，一些棘手案件接踵而来。泰州一家外资企业因部分员工不服从调岗安排，以未能通过内部考核为由辞退员工，员工不服劳动仲裁部门的结果和一审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　　王小莉深知此案不仅涉及当地知名外资企业，更事关数百名企业员工的切身利益，一旦处理不好，会影响地方营商环境，还会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与外资企业负责人交流中，王小莉流利的英语让负责人刮目相看。在王小莉有礼有节、依法依规的主持沟通下，这名负责人与员工达成离职补偿协议，历时1年多的涉外企群体性劳动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2016年年底，王小莉调任新组建的少年家事审判庭。一次，一名案件当事人因请托说情无果，竟日夜跟踪王小莉。还有一次，一名被告因不满判决结果竟然对她进行威胁。“说不怕是假的，我尤其担心家人的安危。”那段时间，每天回到家，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我甚至提不起精神给女儿讲一个完整的睡前故事”。　　让王小莉欣慰的是，对于她的工作，家人给予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如今谈起这些往事，王小莉幽默地说：“当法官后，其中一个收获就是练了练胆量。”　　无惧险阻，一如既往。王小莉希望让当事人从每一起案件的审理中看到，公正司法、秉公办案是人民法官的铮铮底气。 　　审判“宝典”是不断地学习、积累 　　2018年年底，王小莉调至民三庭，主要负责知识产权和涉外商事案件的审判工作，这个全新领域对她而言是个新挑战。　　“审判工作中接触的每个案例，对我而言，都是学习、升华的过程。”工作之余，王小莉将这些案例的特点和从中总结的经验都记录在笔记本上。如今，她的“宝典”已积攒了厚厚的几本。　　2017年2月，泰州从事光伏领域的企业家范伟（化名）与山东济宁一家公司（以下简称“济宁公司”）合作承接了当地一些光伏电站的设计、建设以及全程技术服务。由于范伟的公司经营困难，后期投资和配套设施无法跟进，光伏电站建设因此停工。　　2021年5月，济宁公司与范伟多次协商无果后，向泰州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范伟的公司给付合同约定的剩余技术服务费。王小莉负责承办这起案件。　　3月14日晚上9点多，泰州中院王小莉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她疲惫地敲下最后一个按键，长达数十页的判决书初步完成。　　但王小莉的心还是没有放下：“当事人的公司已无力支付多达百万元的赔偿，这样的判决也解决不了问题。济宁公司看似赢了官司，但项目无法推进，实际上双方都输了。”思考再三，王小莉决定再试一试。　　随后3天里，她与双方当事人通过“云平台”进行多轮视频协商，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双方初步达成由济宁公司接手电站项目、范伟以公司部分资产抵扣技术服务费的和解方案。　　这起历时5年多的纠纷最终得以解决，陷入僵局的“半拉子”光伏电站项目有望起死回生。　　因工作业绩突出，王小莉先后荣获“全国模范法官”“江苏最美法官”等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个人二等功两次、个人三等功3次。　　王小莉每年经手的案件有200多件。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她的脸上仍总是洋溢着微笑。不少当事人称王小莉为“阳光法官”，她更愿意把自己比作新时代的“追光者”，“看似一次普通的庭审、调解，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老百姓对人民法院的印象”。　　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她还在泰州市残联微信公众号上开通“小莉维权热线”，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100多次。　　“不仅要让老百姓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也要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温度。”王小莉说。（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超）来源：中国青年报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惊亚、李凡　　作为扫雷英雄、“八一勋章”获得者杜富国的妹妹，“90后”杜富佳经常被称作“英雄妹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她学习哥哥的“你退后，让我来”精神，主动请缨奔向武汉抗疫战场；如今，她又奔赴乡村振兴第一线，成为驻村第一书记。 　　大山里的“带货书记” 　　“咱们直播间又添新品了，来，看过来……”　　“昨天我们带领35名（遵义）医科大学同学去工厂参观了茶叶制作工艺，今天来到基地，体验一下我们茶农采摘的辛苦……”　　一大早，贵州遵义市湄潭县抄乐镇沙塘村第一书记杜富佳已来到抖音直播间，忙着直播带货。　　从一名护士“变身”为“乡村推荐官”的杜富佳，面对镜头侃侃而谈、毫不怯场，颇有应对经验。　　2021年5月，湄潭县人民医院选派青年党员到抄乐镇沙塘村担任第一书记，征求杜富佳的意愿。“我是农村出来的，想为农村发展出份力。”杜富佳欣然接受了任务。　　沙塘村是湄潭县的偏远山村，地少、山多，村民分散而居。杜富佳给自己定了个任务：每天走访几户村民，查看村民产业发展，了解他们近况。　　一个月下来，杜富佳走完了6个村民组。　　“在村里工作，处处是门道。”杜富佳说，“比如开群众会，怎么说，通过什么方式群众能接受；调解矛盾，要看这家和谁走得近，谁说话管用；还要注意方式，不摆架子。”　　湄潭是产茶大县，“湄潭翠芽”“遵义红”等品牌享誉全国。沙塘村村民也有种植茶叶的传统，大小茶园面积达5000亩。　　但沙塘村茶产业发展也面临尴尬：由于位置偏远，一些茶叶收购商经常趁机压价，百姓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好茶难以卖上好价。　　“怎样发挥沙塘村优势，提升技术，帮助老百姓把茶叶卖个好价钱？”杜富佳一直琢磨着。　　2021年下半年，她偶然得知几位返乡创业青年想要投身茶产业发展。经过多次见面商谈，她最终说服他们同沙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共同成立公司，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共同打造千亩高标准生态茶叶基地，发展茶叶加工厂，并注册了商标，发展品牌茶叶，帮助村里茶产品实现市场溢价。　　杜富佳从2018年开始接触抖音，驻村后，她将自己的账号名称改为“杜富佳（驻村第一书记）”，个人简介是“记录驻村日常，分享家乡美景，宣传湄潭‘四有好茶’”。“一开始我就想好了直播带货，把好产品卖出大山。”杜富佳说。　　一张桌子、两台电脑、几个灯、一个KT板，还有一名主播搭档……今年3月，杜富佳和她的团队开始在简易的直播间出镜带货。　　为了搞好直播带货，杜富佳做了不少功课：她多次去县里的茶叶博物馆向专家学习茶叶知识、泡茶技巧；为了让出镜形象更好，她学会了化淡妆；普通话说不好，她就反复练习……　　从生疏胆怯，到坦然自信，杜富佳已出镜直播带货70余次。“白天要忙村里的事，下班后赶到县城直播间，有时需要直播三个多小时，结束后还要盘点，忙完已经深夜。”　　“最多一场带了2万元的货。”让杜富佳高兴的是，努力没有白费。“我们一边线上带货，一边线下推广，到今年7月，村里茶叶实现了近100万元的销售收入。” 　　“武汉就是我的前线”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武汉医疗资源告急。1月底，贵州湄潭县人民医院发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倡议，杜富佳主动请缨，先后两次递交“请战书”恳请上“前线”。　　她说：“雷场是哥哥的战场，武汉就是我的前线。”医院领导同意了她的请求。同年2月21日，杜富佳作为贵州省第八批援鄂医疗队队员，随队来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的第八病区，开始了她的抗疫之路。　　那段时间，杜富佳每天早上6点起床，坐1个小时班车，7点半以前到医院，在进入隔离病房前，要换上3层防护服。病房里有44张床位，最多时她需要同时照顾30多名患者，其中包括部分重症患者。杜富佳每天给患者抽血、采集咽拭子标本、打针、送药，帮助患者进行康复锻炼。　　那年4月8日，杜富佳和同事们从武汉回程，酒店、社区、机场，人们一路欢送。最让她感动的是，一些患者出院后还经常打电话给她。2020年9月8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杜富佳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哥哥的毅力和坚韧一直鼓励着我们” 　　记者采访杜富佳时，杜富国正好给妹妹打来电话。“去年我在镇上给哥哥买了5斤桃子，让妈妈捎到了重庆。哥哥说桃子特别好吃，问我今年还能不能买到，他想送给帮助过自己的战友们。”杜富佳说。　　走路、跑步、穿衣、吃饭，这些正常人习以为常的生活，对于在爆炸中失去双手和双眼的杜富国却难于上青天。经过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三年多的治疗，在许多人关心帮助下，杜富国以顽强毅力在逆境中“重生”，近日顺利康复出院，重返战位。　　让杜富佳感到宽慰的是，哥哥不仅身体状况慢慢恢复，还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价值和方向：今年7月，杜富国从贵州大学成人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专业毕业，领取了毕业证书。他爱好播音，计划返回部队后继续学习。　　杜富佳说：“当时哥哥受伤，我感觉天塌了。现在他不仅身体逐渐恢复了，还实现了大学梦，他的毅力和坚韧一直鼓励着我们。”　　杜富国四兄妹从小生长的湄潭县是红色沃土，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西迁湄潭办学7年。杜富国家门口是红军长征中走过的路，他就读的皂角小学，曾经是收养革命烈士子女和遗孤的保育院。　　父亲杜俊从小就对孩子们讲“军人光荣”，3个儿子长大后都报名参军。杜俊为4个孩子取名“富国、富佳、富民、富强”，希望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虽然家境贫寒，但一家人体谅忍让、和和睦睦，兄弟姐妹从没红过脸。　　杜俊和妻子一直认为：“孩子们的人生自己做主，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只要他们的选择是对的，就应该支持。”　　杜富佳的弟弟杜富民是湄潭县家礼医院ICU的医生。2020年疫情暴发后，当年25岁的杜富民也写下“请战书”，要求奔赴湖北一线。但考虑到他工作才一年多，实战经验不够，院领导“驳回”了他的申请。“虽然没能到抗疫一线，我也要以哥哥为榜样，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到守土有责，照顾好病人。”杜富民接受采访时说。　　而远在海拔5000多米西藏边防线上的小弟弟杜富强，已经驻守边疆7个年头。在常年寒风呼啸、白雪皑皑的边疆，杜富强和战友们一次巡逻最多要走上5天4夜，而且每次都要背着70斤的背包。在杜富佳眼里，这个从小在自己背上的弟弟，不经意间长大了。　　“在雷场上，哥哥面对危险对战友喊‘你退后，让我来’。”杜富佳觉得，这句话自己会记一辈子。　　在驻村工作中，杜富佳同样遭遇困难和挫折。直播带货时，最少的一场只卖了几百元，她会郁闷；到了茶叶采收季节，天气遇冷，老百姓种的茶叶迟迟不出芽，她更会发愁……　　这些时候，杜富佳会常常不自觉地找哥哥倾诉。电话那边，杜富国总是耐心鼓励：“不要着急，再坚持坚持，相信自己。”　　从一名普通护士，到抗疫一线，再到驻村干部，成长历练中，杜富佳从一名稚嫩的青年逐渐成熟。“除了生死，一切都是小事。用平和的心态面对困难和挑战，并想办法克服。”　　杜富佳说：“作为一名驻村干部，我希望家乡的父老乡亲通过产业发展过上好日子，我更希望在有限的年华中，去踏实、勇敢地奉献自己的青春。”

7月20日，全国第四届国医大师名单出炉，在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位中医翘楚中，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陈绍宏名列其中。他是我省第四位获此殊荣的中医大师，也是全省首位中医急诊界国医大师。　　说起中医，人们常会想到治慢病、治未病，但中医在治疗危急重症上的作用，却少有人知晓。从医55年的陈绍宏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了中医应对危急重症治疗的传承与创新上。他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中医急诊管理新模式，在他的传承创新下，运用中医药救治的危急重症患者数以万计，他创新研发的中风醒脑液，大幅度降低急性脑卒中患者（包括脑出血、脑梗塞）的病死率和致残率，为中医药治疗危急重症取得重大突破。当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时，作为四川省新型冠状病毒防控专家组首席中医专家，指导制定出了共9版四川中医药防疫指南，为疫情防控贡献出一份中医力量。　　“中医药博大精深，我在其中只是做了一些工作，中医药治疗危急重症路还很长，我会将自己的经验传承下去，也希望今后能有更大发展，造福患者。”这是陈绍宏的心愿和努力方向。 　　A 选择　　中学毕业，四个志愿都选择了成都中医学院　　与中医结下终身之缘，将一辈子奉献给中医药，始于陈绍宏少年时的家庭变故。在他10多岁时，母亲因肝癌病逝。他便立志学医，以弥补母亲过早离世的遗憾。　　1960年，成绩优异的陈绍宏即将中学毕业，一心想着学中医的陈绍宏，在5个志愿中把前4个都填上了成都中医学院。也正是这份对医学纯粹的热爱与赤诚，这股认准了就不回头的精神，使他后来在漫漫医路上脚步坚定而扎实。　　入学后的陈绍宏一头扎进中医药学习里。“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学期中间到射洪县医院临床实习时的经历。”陈绍宏在射洪县实习时，师从知名的中医专家谢湘泉。看着老师每天对患者开出的几十个方子，都有很好的临床疗效，也几乎都是他在课堂上没学过的，这让自认为学习成绩不错的陈绍宏深感震撼，也感受到中医药的博大精深。自己原来所学的知识极其有限，必须进一步脚踏实地充实自己的中医基本功。从此，他每天清晨坚持背诵中医经典理论和古代名方，在那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就背诵了《伤寒论》《温病条辨》等经典著作和500多个经典名方。“这些实习经历让我终生受益匪浅。”陈绍宏说，“学到的不仅有谢老师运用经典名方治疗疑难重症的宝贵经验，更有老师对患者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医者仁心的职业操守。”　　6年的学校生活结束了，陈绍宏与同学们都面临着毕业分配。陈绍宏主动选择了前往甘孜州，被分配到了稻城县人民医院从事临床工作，而这一待就是10年。在雪域高原工作了10年，他也与爱人两地分居了10年。高原生活虽然十分单调，但他始终没有放松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并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为少数民族同胞服务，并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段艰苦的经历中，他进一步系统地总结了中医经典的内涵，并从实践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B 学科　　带头建立中医急诊管理体系　　在中医界，儿科、骨科、妇科等通常比较“热”，而在急诊尤其是对危急重症的治疗上却有些“冷”。陈绍宏偏偏与这个“冷”较上了劲。　　“过去，几乎所有中医医院的急诊都像是一个‘摆设’，白天没人来，晚上就关上门。”陈绍宏说，那个年代的成都中医附院也是一样。　　转变始自1984年，医院按照国家要求，决定成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医急诊科，这时已调回成都、在成都中医附院内科工作多年的陈绍宏受命担任新成立的中医急诊科首任主任。对他来说，在机制上中医急诊管理没有先例可借鉴，在业务上中医急诊治疗也没有规范的体系，在人员上院内医护人员都不愿来，陈绍宏面临巨大挑战。　　凭借着在中医药方面深厚的基础和多年中西医结合临床的经验，陈绍宏向医院作出承诺，三年内打开医院中医急诊的局面，建立起一支中医急诊队伍，争取用纯中药方法治疗一到两个急症病种。自此，他着手制定出中医急诊科的管理规范，对急诊内科医护人员定编定员，外科医生半年轮换，急诊观察采用病房管理制……这些管理制度有些至今仍被延用。　　“在急诊领域，西医有其独特的优势，但中医并非无所作为。”陈绍宏认为，如果合理有效运用中西医各自优势，中医药在危急重症的治疗上必定大有可为。　　作为全省中医医院首个急诊科，自成立后迅速进入了规范化运行中，陈绍宏一边完善着中医急诊制度，一边运用自己的所学不断创新着中医在危急重症的治疗方案和处方。　　至今陈绍宏还清晰记得，1985年5月的一天，从一家大医院转来一位复合型溃疡所致上消化道大出血的患者，因内科保守治疗无效，而病人又坚持不做手术，自动出院来我院急诊科求治，当时在未用升压药的情况下，血压都测不出来了。病情十分危急，在万般无奈下，陈绍宏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后，用纯中医进行治疗，他根据“有形之血不可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理论，开出了甘草人参汤（甘草60克、人参30克），每剂熬制500ml频服，仅2个多小时后患者血压即开始回升，连续频服3天后，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病人开始进食流质饮食，逐步恢复健康。随着急诊科运用中医药治疗危急重症的成效显著，前来就诊的患者越来越多。　　不久前，34岁的赵刚（化名）专程来到医院看望陈绍宏，“没有陈老就没有我的新生命。”赵刚说。时间退回到1988年，一位已有4个月身孕的37岁女士因支气管扩张引起大咯血，患者和家人询问过多家大医院，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如果手术治疗，孩子就保不住，如果不手术，大人就有生命危险。全家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了陈绍宏。患者送来时的血色素仅4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面对没有先例这一难题，陈绍宏凭借扎实的中医基本功和敢为人先的过人胆识，根据患者的发病机理，开出一个经典名方，当天即控制了大咯血，仅过了两天，患者止住了咯血，1周痊愈出院，5个月后生下了8斤重的宝宝，这就是赵刚。 　　C 创新　　开拓脑中风中医药治疗新方法　　十年磨一剑。陈绍宏首创的“中风醒脑液”从雏形到成药也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　　在急诊患者中心，脑血管疾病是最为常见的，而脑中风又是死亡率和致残率极高的病种。对于陈绍宏来说，中医药有没有办法治疗脑中风，自然成为他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由于自发性脑出血多发生于中老年，陈绍宏根据《黄帝内经》相关经典理论，提出了脑中风的基本病机为“元气亏虚为本，气虚生瘀、血瘀生痰、痰郁化火、火极生风”，并制定了“复元醒脑、逐瘀化痰、泄热熄风”的治法。陈绍宏认为，脑血管意外发生后，包括急性脑出血和脑梗塞，治疗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保护脑细胞的生物活性，才能减少患者致死和致残的可能性。　　早在1986年，医院急诊科接诊一位昏迷的急性脑出血患者，陈绍宏运用自己创新的中风理论，开出中药处方，经过一个月的治疗，患者奇迹般恢复了健康，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这个成功的病案让陈绍宏萌生了啃下急性脑出血这块“硬骨头”的念头。　　在2000年，陈绍宏制定了中风醒脑液处方，其疗效在20多年的临床验证中得到了肯定，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单纯应用中风醒脑口服液，治疗中、重型急性脑出血患者125例，总有效率为82.40%。其出血性中风诊疗方案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在全国33家单位验证，结果显示能明显降低脑出血患者的病死率和致残率，为中医药治疗急危重症开拓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更难能可贵的是，陈绍宏集55年临床经验，总结制定了治疗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血管神经性头痛、带状疱疹等60多个专病专方，疗效显著，上述处方不仅在成都中医附院中医经典门诊普遍使用，还在全国各地推广应用，深受广大病患欢迎。 　　D 传授　　年过八旬仍坚持每周4个半天门诊　　平时，陈绍宏几乎每天上午7点半就会准时来到医院的门诊部看门诊。尽管已经年过八旬，但每周4个半天的门诊是他必不可少的安排。此外，他还有半天要给学生讲课，传授自己的经验，解答学生的疑问。“我的身体还好，应该把所学的东西服务患者，把经验传给后辈。”陈绍宏告诉记者。　　在生活中，陈绍宏是个非常低调的人，更多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和与弟子们的交流上。从医55年，陈绍宏弟子遍及全国各地，不少弟子都已成为各地中医院的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　　中医讲究师带徒，陈绍宏对弟子要求很严厉。“凡事从大局出发，从长远考虑，这是陈老的口头禅。”陈绍宏的弟子，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卢云告诉记者，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陈绍宏让他反复修改了19次，才让通过。在需要手写病历的那些年，作为住院医师，卢云在管床期间，常常因为一句话、一个字，都要反复书写10多遍，直到陈老满意为止。这种从严治学，从严带教，让卢云迅速成长为省内新一代中医急诊的领军人物。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金伟也是陈老的弟子之一，“能跟师陈老是我从医的荣幸，在陈老身上不仅学到了治疗的技术，更学到了做人的道理。”金伟还记得，2020年4月，他作为中国援埃塞俄比亚抗疫医疗专家组的成员之一参与到海外抗疫援助工作中。刚到埃塞俄比亚的当天晚上，他便接到了陈老的微信语音通话，陈老对当地的疫情形势给出自己的意见。后来才了解到，为了与他通话，年过八旬的陈老特地学会了使用微信语音。此后陈老经常通过微信通话远程指导他的抗疫工作，这让他时刻都能感到有坚强的后盾。　　“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而我只是其中的一员，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和热爱中医。”陈绍宏告诉记者，医学无止境，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医药也是一样，只要坚持守正创新，中医药一定能发挥更大作用。　　主角名片　　陈绍宏，男，1942年4月生，山东潍坊人，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博士后指导老师，第四、六、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6年被省人民政府评为“四川省首届十大名中医”，2017年被人社部、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局评为首届“全国名中医”，2022年7月，被评为全国第四届国医大师。（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石小宏）来源：四川日报  

　新华社拉萨8月11日电  题：在极高海拔诠释生命的厚度——追记援藏干部王军强 　　新华社记者张京品、卞婷、格桑边觉　　藏北的雪山不会忘记，有这么一位援藏干部，从遥远的海滨大连而来，却长眠在此。　　羌塘的河流不会忘记，有这么一位援藏干部，协调设计那曲牧区第一台牵引式牧居车、在藏北率先开展县长直播带货……帮助牧民群众解决实实在在的困难。　　这位援藏干部叫王军强。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王军强，中央单位第九批援藏干部。2022年5月8日，即将结束三年援藏工作的王军强，在下乡调研途中突遇交通事故，因公牺牲，长眠在申扎这片他深爱的热土，生命定格在了48岁。　　2019年，正值中央单位选派第九批援藏干部，时任中信银行大连分行电子银行总经理的王军强，主动请缨来到西藏那曲市申扎县，任那曲市政府副秘书长、申扎县常务副县长。　　得知儿子要去援藏，80岁的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叮嘱：“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了就多做点事！”　　申扎县位于那曲市西部。平均海拔4700米以上，年均气温0.2摄氏度，氧气含量不到平原地区的一半。“风吹石头跑、氧气吸不饱、四季穿棉袄”是申扎干部群众工作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初到申扎县，巨大的海拔落差给王军强的身体带来强烈不适，常常头晕、恶心、无力、腹泻，但他并没有因为环境艰苦而降低工作标准。白天下乡调研，晚上与大家讨论发现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我们劝他悠着点儿，他却说，自己在藏工作时间有限，要争分夺秒为牧民群众多办些实事。”申扎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旭典回忆说。 　　满脑子都是把援藏工作做好 　　“他满脑子都想着如何做好援藏工作，也创造了多个援藏第一。”申扎县委副书记李志刚说。　　申扎县是纯牧业县，多为高寒牧场。一次下乡途中，王军强发现牧民放牧时居住的帐篷容易漏风漏雨。于是，借着回大连休假的机会，他专门走访多家汽车厂，设计定做了符合那曲市牧民放牧时居住的牵引式牧居车，并为2个乡镇解决了10辆牧居车，改善了牧民放牧时的居住条件。　　       记者在放牧点看到，牧居车车顶有风机、太阳板，可以发电；车内有盥洗台、床铺、牛粪炉，转场时可挂在拖拉机后面。“王县长手把手教我们如何使用，这不仅是牧居车，更是我们牧民的家，敞亮、温馨、安全。”雄梅镇江雄村村民多吉家牧居车的炉子上，热气腾腾的酥油茶散发着阵阵香味。　　2020年，为推介申扎县的特色产品，王军强开始尝试直播带货。没有相关经验的他，整整花了6天时间做准备，自学了视频剪辑、直播连线的所有流程，最忙的时候连续奋战6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　　直播当天，他一边吸氧一边推介申扎县的特色产品，感动了众多网友。不到2个小时的直播，网络点击量超过5万人次，线上销售额近300万元。　　王军强的妻子何清回忆说：“每次提到这些援藏项目和成效，他都非常开心。他说这些项目之前在申扎县甚至西藏都没有，但他做成了，真正帮当地干部群众解决了问题，特别自豪。” 　　用真情援藏诠释生命的厚度 　　一次下乡调研途中，王军强的肩膀不小心受伤，很长时间里连筷子都拿不稳。2021年休假期间，他的左臂仍无法动弹，被诊断为肩袖受损。原本需要进行三次手术才能完全康复，但王军强做完一次手术后，便赶回申扎县。　　医生告知他，受寒、颠簸会加重病情，建议他不要频繁下乡。然而，即便援藏临近结束，王军强奔波的步伐也未放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下乡的路上……　　   　在王军强的微信里，还保留着和同学讨论的信息，他想用申扎县的风景图做冰箱贴，想了解牛粪发电技术，想把能够用到的资源尽力投入援藏工作中。　　塔尔玛乡多琼村长期缺电，蓄电量有限的太阳能板是牧民们用电的唯一依靠。电视不敢看，打茶机不敢用，缺电问题困扰着村民的生产生活。　　得知这一消息后，王军强多次实地调研，并通过个人关系联系多家辽宁企业，募捐400万元，建设风电场。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了选址、生态评估等诸多困难，有人劝他别做了，但王军强没有放弃。　　终于，2021年9月，极高海拔的风电示范项目在多琼村投入使用。　　如今，王军强虽然离开了，但他留下的援藏项目依然造福藏北人民。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厚度。王军强用真情援藏诠释生命的厚度，留下了一曲新时代援藏干部的赞歌。来源：新华网  

百灵庙是乌兰察布草原上的重镇，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连接内蒙古和外蒙古、连接内蒙古东西部地区的重要枢纽。1934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在百灵庙成立蒙政会。时任蒙政会秘书长的德王逐渐掌握实权后，组建了一支1000多人的蒙政会保安队，作为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则希望这支武装成为民族解放的力量。中共西蒙工委在蒙政会保安队中做了很多工作，并在德王公开投降日寇的关键时刻举行了暴动，使其加入了抗日行列，给日伪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周密策划，酝酿暴动。在蒙政会保安队成立的时候，中共西蒙工委就密切关注这支队伍。西蒙工作委员会书记乌兰夫为了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动员和推荐进步青年加入这支队伍中，从而达到影响和控制这支武装力量的目的。1934年春，利用蒙政会保安队招兵的机会，西蒙工委派遣共产党人云清、赵诚及一些进步青年加入蒙政会保安队。另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的云继先进入保安队担任军事教官兼二科科长，共产党员朱实夫担任三科科长，进步青年云蔚担任新兵教官。　　乌兰夫曾经两赴百灵庙了解情况并且做德王与保安队官兵的工作。1934年秋，乌兰夫等人到百灵庙实地考察保安队的情况，向广大官兵宣传抗日救国思想，阐述各民族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够共求解放的道理。1935年春，针对德王同意日军在其辖地建立间谍机构“邻善协会”支部、与日寇勾结越来越深的情况，乌兰夫赴百灵庙去做德王的工作，但是德王顽固不化，投日决心已定。随后乌兰夫和云继先等人讨论，明确了只要德王公开投靠日本人，保安队就在抗日的旗帜下举行暴动。　　1935年秋，李森来到百灵庙，带来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广大官兵欢欣鼓舞。共产党员赵诚、云清等人与纪寿山、云蔚等开始商讨相关暴动事宜。1935年11月底，德王应邀前往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即长春）访问，并且接受了日寇武器和金钱的援助。1936年初，德王纠集一些蒙古族上层人物，以蒙政会名义成立伪察哈尔盟公署。2月10日，德王公开投靠日本人，成立了伪蒙古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5月成立伪蒙古政府，任总裁兼总司令，改元易帜，德王叛国降日的行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保安队的爱国官兵按照乌兰夫的指示，决定举行暴动。　　情况反常，暴动提前。就在云继先、朱实夫、云蔚等人酝酿暴动的时候，百灵庙的事态急转直下。德王决定把蒙政会保安队调到嘉仆寺去，编入伪蒙古军的建制，这样可以乘机下了云继先、朱实夫等人的兵权，还可以瓦解这支抗日力量。　　1936年2月18日，云继先和朱实夫回到百灵庙。此时，德王已经把蒙政会的骨干陈绍武、扎拉嘎木吉等人调往苏尼特右旗，参加筹备伪蒙古军司令部的工作。百灵庙蒙政会只留下稽查处处长李凤诚等主持工作。这给暴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按照计划，暴动将在1936年2月22日23点半开始。但是，就在约定举行暴动的第三天，即20日上午，人们发现有两个蒙政会的职员突然离开百灵庙向归绥方向去了。大雪封山，路上的行人多是在归绥（今呼和浩特）过完年回百灵庙的，这两个职员急匆匆地连汽车都等不迭，慌慌张张出了南卡朝归绥方向走去。　　2月21日上午，又有一件事引起了云蔚的注意，那就是军事教导员云跃岗不到两小时去了云蔚的住处三趟。原定是让云跃岗监视金大骆驼的，现在他却惊慌失措，加上本来就口吃，紧张得话都说不清楚了。　　还有两个以前没有过的现象让云蔚更加警惕。2月21日上午，李凤诚背着手枪，在云蔚的住处祯德昌商号前面的商业区大街上，来来回回地巡视了好几遍。另外，这天中午，日本人的两辆军车，载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开进了百灵庙，这两辆军车从云蔚的住处祯德昌门前疾驰而过，到蒙政会门前停了下来，不知道车上的人进蒙政会干了些什么，后来朝着达尔罕王府方向开去了。　　时间就是生命，现在形势已经很危急了，再拖延时间就等于死亡。云继先、朱实夫与云蔚等人商议，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决定把暴动时间提前一天。　　分头行动，实施暴动。1936年2月21日晚10时整，暴动开始了。官兵分为六路开始行动：一路去警戒德王的袍子队，一路去南营盘，一路去攻打稽查处和看守所，一路去夺取德王设在大庙的军械库，一路去捣毁蒙政会的电台，一路去蒙政会机关说服文职人员支持和参与暴动。按照计划，云继先和朱实夫带领人马去南营盘解决新兵大队，他们包围了新兵大队队部，把队长云秉璋捆了起来，新兵大队的所有官兵早就做好了工作，云继先一声令下，没有几分钟队伍就在操场集合起来，按照预定计划拉到了河滩，待打开了军械库后去领武器，所有的伙夫都留下，为暴动队伍准备明晨早饭。　　云蔚率部到稽查处，打死了德王的亲信李凤诚，释放了被关押的士兵，并且还协助另一路队伍打开了军械库，夺取了枪支弹药，武装了暴动队伍。其他几路人马有的砸毁了电台，切断了蒙政会与德王府的联系；有的劝说蒙政会文职人员参加暴动。暴动成功后，各路人马在南营盘与云继先、朱实夫会合，把这支近千人的暴动队伍拉出了百灵庙。1936年2月25日，暴动队伍由云继先领衔发表通电，宣布脱离德王阵营，加入抗日救国行列。　　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高举爱国抗日的义旗，打响了内蒙古西部地区人民武装抗日反对分裂的第一枪，打乱了日寇“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部署，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兰继华）来源：学习时报  

梅兴无 　　志愿军战士在构筑坑道 　　1951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山地防御作战中，装备处于劣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创造出坑道战法，构筑其一道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此举不仅有效地削弱了敌人空炮火力的杀伤效果，大大增加了志愿军防御的稳定性，也为此后志愿军在战场赢得主动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坑道“是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汗水发明创造的”　　1951年下半年，“联合国军”依靠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为提高生存能力，志愿军战士们在战斗实践中不断改进阵地工事。在反击夏季攻势中，志愿军第四十七军一四〇师的战士在阵地堑壕壁上挖了一个洞，俗称“猫耳洞”，炸弹爆炸时，只要不在洞口，即能避过杀伤。但炸弹达到一定密度，藏在洞里仍难以幸免。于是大家就把洞往里面挖，但重磅炸弹产生的冲击波仍然能够伤人，于是再拐九十度弯往深里挖，这样炸弹就很难直接杀伤人了。某班的两个洞一个左拐，一个右拐，恰好对接连通，形成了U形小坑道。敌人轰炸时，战士们就进去隐蔽；敌人步兵进攻表面阵地时，战士们冲出去杀伤敌人。这样一来，具有作战功能的坑道初具雏形。　　坑道工事对防御稳定性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对此极为重视，亲自钻进坑道视察，认为这是劣势装备的志愿军同优势装备的美军作战的一种好形式，称赞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创造”。苏联顾问团总顾问还亲自向一四〇师师长黎原询问坑道是谁发明的，“应当给这个人以很大奖励”。黎原回答：“这个人叫‘群众’，是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汗水发明创造的。”　　“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被粉碎后，战场相对平静。彭德怀下令全军抓住这一时机开展大规模的坑道构筑作业，在战略防御地带构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故此，志愿军又把构筑坑道称作“筑城”。　　志愿军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钎，一边战斗、一边筑城。“联合国军”在上面打炮，志愿军战士在下面放炮（坑道爆破），日日夜夜滚动着隆隆的爆炸声。时值朝鲜最寒冷的时节，气温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冻土层厚达1米左右，广大指战员不怕天寒地冻，不怕流血流汗，昼夜突击施工。缺乏工具，就自建铁匠炉，收集战场上的炮弹皮和装备残骸打造铁锤、钢钎等工具，仅十二军就设铁匠炉42盘，打制工具1.06万件。没有炸药，就冒着生命危险，从拆卸敌人未爆炸的炮（炸）弹掏出炸药，用于坑道爆破，保证了“筑城”工程的顺利进行。　　　　“构筑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1952年4月7日，彭德怀从朝鲜前线返回北京治病。他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朝鲜战局，认为双方在战役相持阶段，志愿军应该依托坑道战同美国人对抗。毛、周都同意志愿军打坑道战。　　1952年4月26日，刚刚代理彭德怀在朝鲜职务的陈赓，在志愿军总部主持召开各兵团、各军参谋长筑城会议，他强调：“坑道作业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今后我们的坑道作业，要向既能藏又能打的战术坑道方向发展。坑道必须与野战工事相结合，必须与防御兵力相适应，必须有作战与生活的设备，有统一的规格标准。像彭总说的那样，构筑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经过几天的讨论，大家统一对筑城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确立了科学筑城的技术标准和战术要求。必须达到“七防”的标准：即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防寒；坑道工事必须与野战工事相结合，成为“四能”的完整体系：能打（消灭敌人）、能防（保存自己）、能机动、能生活。　　会后，志愿军各部队在紧张的战备期间，抽出大量人力开展筑城，有的部队达99%，少的也在50%左右。他们按照志愿军总部提出的技术标准和战术要求，重新作出规划并加紧施工，改进了坑道顶部过薄、出口过少、不够隐蔽、不便运动和缺少生活设备等薄弱环节。坑道内部结构一般呈U形、Y形、H形、F形等，坑道内既有战斗设施，也有生活设施，如厕所、厨房、水池等，以适应战术与长期作战的要求。　　1952年4月，志愿军十五军接防了二十六军的五圣山阵地。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发现该阵地野战工事很强，但筑城滞后，就立即向陈赓汇报。陈赓急调十二军、六十军的坑道作业部队协助十五军筑城。十五军迅速成立了军、师、团筑城指挥部，提出“破开山腹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的豪迈口号。在十二军、六十军大力协助下，十五军一边抗击敌人进攻，一边紧锣密鼓地筑城，经过3个月的艰苦施工，阵地上共修筑坑道9000余米，新挖掘堑壕、交通壕5万余米，五圣山地区的阵地上建成了一套完整的能打、能藏、能生活、能机动的坑道防御体系。　　6月，志愿军总部又决定在中和、沙里院、伊川、淮阳一线构筑第二防御地带，加强防御纵深，抽调4个军的兵力参加筑城。到10月份，在横贯朝鲜半岛中部250公里长的整个战线上，形成了具有20至30公里纵深、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阵地防御体系，构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截至朝鲜停战，志愿军构筑的大小坑道总长1250多公里，挖堑壕和交通壕6240公里，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长，共开挖土石方6000万立方米，如以一立方米排列，能绕地球一周半，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中国军队已在朝鲜山头阵地之下挖掘了实际的地下城市”　　志愿军坑道按照抗强烈度轰击要求构筑，战斗坑道能抗500磅级炸弹轰炸，大屯兵坑道能抗2000磅级的炸弹轰炸，明显地削弱了“联合国军”联军的火力优势和效果。在依托坑道防御后，志愿军防御作战的稳定性大为提升，“联合国军”在极猛烈的炮火支援下，以小部队攻击志愿军阵地273次，后来不得不承认：“仅成功11次”；而后期“小部队攻击90次，无1次成功”。　　1952年10月14日，“联合国军”发动“金化攻势”。志愿军第十五军在金化以北的上甘岭依托坑道工事进行了极其顽强的防御作战，经受住了世界战争史上烈度空前的炮火打击，创造了抗美援朝坑道战的典型战例。　　上甘岭的主要战场是537.7高地和597.9高地，只有3.7平方公里，属于五圣山的前沿阵地。597.9高地共有3条大坑道，8条小坑道和30多个简易防炮洞。　　“联合国军”在强大的空炮火力的支援下，轮番向两个高地发起猛烈进攻。“联合国军”白天刚进占表面阵地，志愿军就在夜间发起反击，夺回阵地。战斗中，志愿军部队依托坑道一面呼叫纵深炮火，反击美军对坑道口的破坏；一面派出战斗小组夜间出击，于午夜到拂晓前乘敌疲惫、警戒疏忽时秘密接近敌工事，投入爆破器材后迅速撤回坑道，搅得敌人昼夜不得安宁。从10月21日到29日，志愿军坑道部队发动夜袭158次，歼敌4700余人，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联合国军”遭到沉重打击后，对坑道部队与后方的交通线实行严密炮火封锁。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英勇无畏的志愿军指战员们顽强地坚守在坑道里，使占据表面阵地的美韩军队，如同待在火山口一般，终日惶恐不安。志愿军火线运输队则采取“匍匐运输”“接力运输”等方法，千方百计把物资送进坑道。　　在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坚守阵地的志愿军指战员，依托横纵贯通的坑道工事，用血肉之躯在上甘岭筑造一个被对手称之为“攻不破的东方堡垒”，使战线始终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总司令范佛里特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已在朝鲜山头阵地之下挖掘了实际的地下城市，构筑了四通八达的地下堡垒。”来源：人民政协报  

王厚明       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叶飞骁勇善战、战功卓著，是我军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高级将领，同时也是一位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敢于担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坚定“忠”的信仰，坚守“真”的品格，坚持“闯”的精神，坚强“实”的作风，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因势而变敢负责 　　1940年5月，新四军挺进纵队为东进北上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完成与八路军会师的战略目标，在胜利反击日伪军进攻后，转移到江苏扬州郭村休整。陈毅为团结郭村所在辖区的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抗日，曾交代挺进纵队军政委员会书记、副司令员叶飞，要尽可能争取二李，韩德勤（时任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如果派二李出兵干涉，只能说服，切不可动武。　　韩德勤得知新四军挺进纵队进驻郭村后，命令李明扬、李长江率领13个团组织进攻。叶飞派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赴泰州谈判，二李拒绝谈判。陈毅也先后数次来电指示，切不可在郭村孤军御敌。叶飞与纵队其他指挥员一直讨论到半夜，分析权衡利弊再三，认为这一仗关系到新四军在苏北能否立足和发展，如果不打，新四军就无法打开挺进苏北的缺口，打就必须打赢。他在作战会上说：“我们前线指挥员了解情况，要敢于实事求是，独立负责，这才是真正对陈司令员负责！”会上，叶飞作出了独立作战、还击敌人的决定。他指挥一个多团不足2000兵力开展郭村保卫战，历时7天7夜粉碎了敌多次进攻，共歼敌3个团、击溃10个团，成为我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范例，也揭开了新四军开辟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序幕。　　郭村保卫战充分彰显了叶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关键时刻敢于负责的精神。叶飞也由此更加受官兵敬重和信任，并被誉为“敢于负责的首长”。 　　解放思想敢破冰 　　叶飞不仅是一名骁勇善战的战将，也是一位思想开明的领导。1980年初，叶飞出任海军司令员。时值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还未摆脱旧的思想观念束缚，仍然存在僵化守旧的思维模式和社会心理。　　当时，随着邓丽君等流行音乐歌手在大陆走俏，也带来国内文化艺术风格上的悄然转变。1980年秋天，海政文工团青年歌唱演员苏小明，在一次“新星音乐会”上，以一曲《军港之夜》一举成名。然而，虽然《军港之夜》风靡军内外，广受欢迎，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革命歌曲多以进行曲占据主导，苏小明“柔中有甜、甜中有情”的演唱风格，也招来了一些非议，有人认为苏小明的歌没有革命歌曲的豪迈感，是一种“靡靡之音”，会腐蚀官兵的精神意志，影响部队的战斗力。一位音乐权威也质疑《军港之夜》格调不高：当兵就要提高警惕，怎么能唱海军战士睡觉呢？　　叶飞闻知此事，并没有轻易表态，而是邀请部分懂行的老同志一起观看有苏小明参加的海政歌舞团的演出，广泛听取意见。之后，他明确表态：《军港之夜》反映了海军部队的生活，有海味、有兵味，不错。他进一步解释：海里有大风大浪，也有轻轻摇的海浪。革命歌曲也不一定非得都是进行曲，都是硬邦邦的口号，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叶飞还鼓励苏小明：只要战士喜欢、部队喜欢、广大群众喜欢，就可以大胆地演、大胆地唱！叶飞的话可谓一锤定音，也让《军港之夜》风波平息下来。时光荏苒，星移斗转，当初批评过苏小明唱《军港之夜》的人，恐怕绝不会想到，《军港之夜》已成为中国军旅歌曲的海军经典代表曲目。 　　实事求是敢担当 　　1985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编纂《红军长征》《八路军》《新四军》三部丛书。《新四军》丛书指定原新四军高级将领叶飞与张震等人主持编纂。叶飞对新四军有着特殊的感情，曾率部东进北上、转战苏皖，扩大了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敌后民众中的影响，为新四军的建设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正因为如此，叶飞对《新四军》丛书历次编审委员会会议和审稿会议，他都坚持亲自主持讨论，为历时10年的丛书编纂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当时，文献编辑组提出，新四军的文献很多，即使按照精选的原则，也需要编成五册。但也有人认为，《八路军》丛书计划只编四册，他们是老大哥，《新四军》不应该超过四册。叶飞听到争论后，明确地说：新四军的书不能多于八路军的书，这是形而上学。文献编几册，要从新四军的历史出发，要看内容。只要有内容，我看需要几册就编几册。新四军有自己的特殊性，有下山改编，还有皖南事变。文献的收集很不容易。研究历史，最有价值还是这一部分。他的意见最终得到落实，也为后来研究新四军军史提供了丰富的、详实的依据。　　在编纂《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过程中，叶飞主张，对于历史上的曲折和失误，应当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秉笔直书。他认为：真实地记录史实，反映出它的“曲折”和“风险”，以及克服这些“曲折”的智慧和大无畏精神，才能以利后人。比如关于红军游击队下山过程中，对于一些地区发生过的失误，他说：“讲这件事情不是抹黑。这没有涉及我们的什么家丑。这是说明南方游击队在与中央失掉联系的情况下，那个转变是很艰苦的。”来源：学习时报  

庄广雷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苏中军区海防团成立。 　　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组建的海防部队，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保卫苏中根据地近海海域的艰巨任务，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更为人民海军的建设培养出一批具有海上作战经验的宝贵人才。 　　逆境中崛起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统一整编新四军部队，以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活动于苏中地区，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委。4月，苏中军区在三仓河以南如东县木并茶镇成立，粟裕任司令员，刘炎任政委，新四军第一师指挥机关兼苏中军区指挥机关。　　新四军一师开进东台沿海一带后，日、伪军即尾随而来，在北面大丰，西面东台的安丰，南面海安的角斜、李堡等集镇摆下了重兵。同年7月，日军还出动了两个师团和伪军共五六万人，对新四军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并设立多处据点，企图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许多小块。一师三面受敌，形势非常危急，军需运输十分困难，东边的弶港镇便成了海上对外通联的唯一大门。　　为开辟海上生命线，夺取近海斗争的主动权，从而确保苏中根据地基本区的相对稳定，1941年初，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决定组建专门的海防力量，负责在海上开辟广阔的回旋余地，以便配合陆地上的反“扫荡”斗争。1941年秋，为了应对日伪军对苏中根据地的全面“扫荡”，粟裕率领一师的部分直属单位，分乘11余艘木帆船，由弶港出发，进行持续3天的海上试航和演习，研究海上活动及作战可能遇到的问题，为开展近海海域的斗争探索经验。此后，粟裕又多次率领机关人员到海上和沿海地区调查，研究沿海滩涂港汊的情况和气象、潮汐活动规律，探索海上作战中的船只编队、火力组织、战术手段、通信联络等方面的规律性。　　1942年初，根据1941年海上活动的实际情况，粟裕将直属师供给部、卫生部、印刷厂、山炮连和师直属分队编成海防大队，对外称渔民自卫队。为了加强海上部队的领导，组成了由罗湘涛为部长，王昭杰为政委，并配以军事干部及参谋等的后方勤务部，统一调度、领导海上工作。粟裕非常关心海防大队将士的生活，特批准海防团常年吃大米，增加部队使用的淡水；冬天，每个干部战士发一套棉衣，另加发棉背心、棉大衣；还将潮汛规律编成简单易懂的口诀，让部队学习。新四军部队经常把缴获的汽车拆下两个车轮内胎送给海防大队做救生圈，如在战斗中夺取敌人的长筒雨靴等物品也迅速交给海防大队。海防大队组建伊始，很多战士不熟悉水性，但大家凭借旺盛的士气和斗志通过刻苦训练克服了重重困难，很快习惯了海上生活。海防大队在滨海各港口逐步展开工作，以港口作为基地，逐步向外海延伸开。　　1942年11月初，部队正式成立了以陶勇为团长的新四军海防团。鉴于船只短缺，海防团指战员开动脑筋，想出了两种方法增加船只数量：一是自己造木船，或是由渔会派船、向船主租用。在建立海防团的初期，为了解决运输船只的问题，海防团指战员深入弶港维护渔民利益，开展统战工作。粟裕更是亲自拜访船主，寻求支持。在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多名船主主动地借出自家的帆船作为兵船使用。二是收编海匪和敌军的船只。海防团在抽调主力部队歼灭作恶多端的海霸王王平仲部队的同时，抓捕了出身贫苦的海匪头目之一孙二虎。陶勇亲自对孙二虎进行教育，通过谈话使他明白了为匪可耻，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道理，随后将其释放。孙二虎对新四军心怀感激，表示愿意弃暗投明，决心跟随新四军抗日。不久，孙二虎改名孙仲明，交出枪支和所有船只，率部接受新四军收编。 　　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海防团成立后，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持斗争，不仅保卫了根据地近海海域的海上交通，维护了渔、盐民的切身利益，更多次挫败了敌人来自海上的进攻。　　在海防团成立之初，粟裕便指示加强苏中军区海防团的力量，开辟根据地至上海的海上运输线。海防团用船只将苏中根据地的粮食、棉花、鱼虾运送到上海出售，并带回在上海秘密采购的枪支、弹药、无缝钢管、印钞机等稀缺品。在正确方针的引导下，海防团在敌人严密封锁下建立了一条海上运输线，并保障了苏中、苏北至浙江、山东等地区间的联络与运输。　　海上斗争是海防团的一个重要任务。每当黄海的黄渔汛来临前，海防团就做好军事、物质和组织等各方面的准备，汛期到来时便全团出动进行护渔行动。海防团与海匪进行了多次激烈战斗，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抗战期间，弶港的渔民还与海防团战士们一起抵抗海匪，涌现出了许多民间英雄，他们利用“腰门计”“撒豆计”等策略抗击海匪。　　护送干部往来，掩护和转移后方机关、医院及工厂等也是海防团的一项重要任务。凡是从根据地派往江南的干部，从江南转往延安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出席苏中区委党委会议的往来人员，从上海聘请来的印刷技工，投奔解放区的知识青年，大多数由海防团派船只护送。在海防团保护下的一师后方机关、江淮银行等，在敌人历次“扫荡”中没有受到损失。当时，很多苏中军区后勤机关如军工厂等单位，也随海防团一起行动。当情况比较安定一些时，这些工厂就上岸开工，一遇情况紧张则下海在船上进行生产，由海防团派部队负责掩护。 　　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海防团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4年已扩充到8个连队了。随着海上斗争形势逐渐好转，1944年春，为进一步加强海上工作，海防团按上级指示扩编为苏中军区海防纵队，陶勇任司令员，吉洛兼政委，路州舫任副司令员，孙仲明任副参谋长。纵队下辖3个团，由苏中军区海防团及海防二团、海防三团合编而成。　　当年黄花鱼汛到来之际，海防纵队派部队出海执行护渔任务。为了确保护渔任务的胜利进行，部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日伪闻讯后，派六条铁船前来抢夺，海防纵队不畏强敌，和敌人交火。战斗中，海防纵队实行近战，用手榴弹、八二炮弹猛攻敌船，将敌船一条打沉，重伤两条，残余敌船见势不妙，仓皇向长江口方向逃遁。日伪报纸后来惊呼说：“华东沿海从连云港到上海一带，有游弋不定的新四军水兵。” 　　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　　随着抗日战争走向全面胜利，新四军部队整编，苏中军区海防纵队一部整编为华中军区海防纵队，辖第一、第二、第三大队，归华中军区建制。　　解放战争中，华中军区海防纵队屡建功勋。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华中军区为迎接渡江战役，部署海防纵队在江苏靖江八圩港，由“海纵”司令部副参谋长赵荣森和大队长张大鹏负责，组织专人将缴获的100多辆大卡车的引擎装配在木船上，共造船70多艘，加上一些江轮和渡轮，组成一支颇为壮观的汽艇大队。华中军区还从“海纵”抽调了以登陆艇艇长韩忠为首的108人组成训练大队，将人员分到其他部队，协助组织船只，训练船员。　　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在南京以东长江下游一线，汽艇大队担任突击队。部队凭借多年海上作战的经验，驾驶船只迅速冲破国民党军的江上防线，为整个渡江战役的胜利贡献了力量。与此同时，“海纵”训练大队指战员也投入战斗，指挥驾船往返于长江两岸十余次，运送了数千名陆军指战员渡江。　　渡江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前委根据中央指示，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了华东军区海军，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4月26日，“海纵”1463名官兵编入华东军区海军第一纵队，成为华东军区海军成立后的第一支水上作战部队。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中市委党校)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