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自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

               家书背后的故事

抗战时期，在山西流传着这样一支民谣，唱的是：忻口开火数月整，娘子关再顶住，南怀化死个够。这支悲壮民谣描述的是1937年“忻口会战”的惨烈场面。在这次会战中，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军军长郝梦龄壮烈殉国。毛泽东曾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郝梦龄等抗日殉国的将领“给了全中国人们以崇高伟大的模范”。郝梦龄的遗体及遗物被运回汉口后，家人在他随身带的小箱子里，发现了一封他牺牲前写给家人的遗书。

　　郝梦龄（1898年2月-1937年10月），河北藁城人，牺牲于忻口会战。在忻口战役中与日军激战6昼夜，牺牲时距离日军阵地只有200米，倒下后，郝梦龄仍高喊杀敌报国，其留下的战衣上布满了鲜血和枪洞。

　　“余自（武）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这是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将军1937年10月在忻口会战的前线，写给妻子的家书。此前，在率部奔赴战场，途径武汉的时候，他已经给孩子们悄悄写下了一封遗书。直到今天，郝梦龄将军的长女、已经94岁的郝慧英老人，回忆起那一刻仍然记忆犹新。

　　因为母亲不识字，家里的信，一直是15岁的郝慧英来读。她记得很清楚，父亲悄悄写的这封信，跟以往的都不一样。“我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倘余牺牲后，望汝好好孝顺老母，教养子女，对于兄弟姊妹也要照顾，故余牺牲也有光荣。”

　　当时，郝梦龄原本正率领第九军修筑川黔、川滇公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先后三次上书请缨，要求上战场。郝慧英老人讲，父亲率部从武汉出征的那天，她悄悄地跑到汉口火车站，望着父亲的背影远去，没想到，那一眼，竟成永诀。

　　1937年10月4日，郝梦龄率部抵达忻口。10月10日，与日军短兵相接，展开激战。当时，驰援忻口的大部队还没有赶到，作为军长，郝梦龄亲临前线坐镇指挥，率部每天击退日军十几次进攻，歼敌上万人，自己的部队也伤亡惨重。死守阵地的部下曾打报告请求增援，郝梦龄只批了八个字：站在那里，死在那里。

　　在下达了无情的命令之后，当天的战场日记里，他是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连日昼夜，炮战甚烈。五日来，已伤团长一员，营长五员，连长二十员，士兵数百名。往日见伤员多爱惜，此次专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

　　走到生死关头的郝梦龄将军，提笔给家人写了一封绝笔家书。“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为军人者，为国际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在与敌激战6昼夜后，10月16日，身处最前沿阵地的郝梦龄将军，不幸被日军机枪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9岁。他也兑现当时告别家人、奔赴战场时，立下的誓言。

　　在湖北省博物馆，这一页页泛黄的，是78年前的报纸，记载了郝梦龄将军为国捐躯的事迹。当时，武汉各界为他举行公祭，并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武昌。为纪念郝梦龄的抗日功绩，武汉汉口的小北路也改名为“郝梦龄路”。

　　郝慧英大半辈子在武汉渡过，对她来说，从15岁的1937年的那年，在武汉火车站诀别的那一刻开始，对父亲的思念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清明节的时候，因为自己行动不便，老人只好托付了她的学生和家人代她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在郝梦龄烈士陵园，人们把女儿对父亲的思念，和后人对前辈英烈的敬仰，带到了将军的墓前。  

家书原文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1936年8月2日

家书背后的故事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10月生于四川省宜宾县。1926年夏，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大革命失败后，赵一曼按照党组织安排，转移到上海。后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后，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进行党的秘密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她在一首诗里抒发了自己为抗日不惜牺牲一切的坚定决心：“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1935年秋，赵一曼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治委员。同年11月，她和团长带领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在一座山里。她沉着地协助团长指挥部队与日伪军激战，连续打退敌人6次进攻，由于敌我兵力悬殊，无法打破敌人包围。突围中，赵一曼身负重伤。在珠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养伤时，被搜捕的日军发现，战斗中她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军对她施以酷刑，用马鞭抽打，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投降招供，她宁死不屈。日军问她为什么要抗日，她严词痛斥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为得到口供，日军将她送进医院监护治疗。在医院监护治疗的几个月里，她教育争取中国籍看护人员。1936年6月28日，赵一曼在看护人员帮助下逃出医院。6月30日晨，被日本军警追捕再度被俘。敌人对她施以更加残酷的刑讯，仍毫无所得，遂决定把她押回她曾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示众。1936年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给心爱的儿子写下这封遗书。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红了旗帜……”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时年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