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将于8月1日起正式实施

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成员国大会第63届系列会议以实体加线上的混合模式在瑞士日内瓦召开。7月19日，首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揭晓，中国2家企业脱颖而出斩获奖项，成为首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获奖企业最多的国家。　　这份荣誉充分显示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良好态势，展现了我国企业的创新活力。　　我国企业保持强劲创新活力　　会上，率团出席会议并以视频方式作一般性发言的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介绍了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最新进展。　　2021年9月，中国发布《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对未来15年的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作出重大顶层设计。2022年2月5日，中国加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和版权方面的《马拉喀什条约》。“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主义、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立场，以及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的坚定决心。”申长雨说。　　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底，我国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32.5万家，同比增长20.3%；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为210.7万件，同比增长22.0%，高于全国平均增速4.5个百分点。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5万家，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33.4万件，同比增长23.4%，以占国内企业47.8%的数量产生了国内企业63.3%的有效发明专利量，保持着强劲的创新活力。　　与此同时，我国新兴技术领域专利储备也得到进一步加强。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胡文辉介绍，截至2022年6月底，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排前三位的技术领域分别是计算机技术、测量和数字通信，分别占总量的9.4%、7.6%和6.8%；增速前三位为信息技术管理方法、计算机技术和医学技术，分别同比增长78.5%、32.3%和27.1%。新兴技术领域专利储备的增强，支撑了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也增进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福祉。　　就WIPO框架下的相关事务，申长雨呼吁WIPO成员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展现更多团结合作的精神，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妥善处理共同关心的问题；各国继续努力，共同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继续完善WIPO全球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将中文等联合国相关官方语言纳入马德里体系和海牙体系；进一步完善WIPO的监督、审计体系等。　　新兴领域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和储备正不断增加　　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兴数字产业。　　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葛树介绍，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等新兴技术领域蓬勃发展，相关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和储备正在不断增加。　　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整体情况来看，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达到97.7万件，是2016年的2.8倍，占国内有效发明专利的比重达到35.2%。从区域分布来看，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呈现出“三强鼎立”的态势，三区域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占国内的72.4%；成渝地区发展潜力大、增速最快，近五年平均增速达到27.9%。从创新主体来看，企业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占国内的73.1%，成为带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同时，我国在数字经济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以人工智能为例，2021年，我国在中美欧日韩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获得授权的人工智能发明专利达到5.7万件，是2016年的5.1倍，年均增长38.5%。近日，德国专利商标局发布的报告也显示，2021年，在与数字化相关的数字通信等技术领域，中国在德国的专利申请公开量较上年明显增加，优势地位不断巩固。　　葛树表示，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数字化发展进一步加快步伐，这也对数字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深入开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业态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和实践探索，推进实施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工程，增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动能，助力打造我国数字经济新优势”。　　知识产权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指出，当前，知识产权对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秩序、扩大对外开放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知识产权工作还面临不少问题和短板，例如：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成效有待提高，知识产权服务供给不够充分，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能力不足，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发挥等。《规划》也将“海外发明专利授权量”纳入了主要发展目标。　　“知识产权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也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葛树说，当前，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知识产权跨境保护已成为创新型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一门必修课，“总的来看，我国海外发明专利授权呈现积极发展态势，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申请人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经实质审查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达4.6万件，同比增长14.1%，是2016年的2.4倍，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同时，2021年中国申请人提交并公开的PCT国际专利申请中，数量居前三位的技术领域是计算机技术、数字通信和音像技术，分别占总量的15.5%、15.3%和6.9%。增速居前三位的技术领域是生物材料分析、生物技术和有机精细化学，分别同比增长49.2%、39%和35.5%。欧洲专利局发布的数据也显示，2021年收到来自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达到1.7万件，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华为位居企业首位，OPPO、中兴、百度、小米和腾讯位列前50名，中国专利申请呈现极具活力的发展态势。　　“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市场主体正积极运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重点围绕数字化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不断加大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我们也希望这些申请能够在国外获得及时审查和授权，并得到有效的保护。”葛树说。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上海市虹桥街道办事处基层立法联系点（以下简称“虹桥联系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2015年在全国设立的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的重要论述。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虹桥联系点坚持“重在参与、形式多元、质量第一”的立法意见征询原则，根据不同法律内容，积极探索立法意见征询新形式，丰富民主立法新实践，形成了“民意广覆盖，流程全链条，信息全方位，联动聚合力，征询促法治，宣传接地气”的虹桥经验。基于这些经验，创造了一些工作方法，概括为“虹桥六法”。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古北市民中心内的漫画墙和照片墙。摄影/新华社 耿馨宁　　民意广覆盖，真心诚意采心声　　这一做法的核心是有针对性地向尽可能多的群体就相关法律草案内容征询意见。　　以近期征询意见的法律草案为例，鉴于电信网络诈骗运作模式专业化、犯罪工具高科技化和作案手段智能化等特点，在征询对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的意见过程中，虹桥联系点除了向社区居民、专家学者、辖区派出所民警、受害者等人群征询立法意见外，还拓展了意见征询群体的范围。通过青浦监狱的工作协助，首次向在押的电信网络诈骗犯进行意见征询。请诈骗犯现身说法，讲述其规避法律的做法，通过运用逆向思维，教育公众免于受骗，并对法律条文提出意见建议。与此同时，这些以身试法者在参与立法意见征询的过程中，也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深刻感受法律权威，深化对法律的敬畏，达到尊法效果。　　此外，立法意见征询工作还重点关注独居老人、高龄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在征询体育法修订草案意见时，虹桥联系点积极倾听弱势群体声音，关注弱势群体权益，首次与长宁区残联合作召开了面向听障人士的意见征询座谈会。这场座谈会也首次引入手语老师，保证立法意见征询的普遍性。　　这些立法意见征询工作的创新，进一步提升了立法意见征询成效，让不同群体都感受到了法治和民主的温度。　　流程全链条，精心谋划定方案　　虹桥联系点在工作程序上，按照立法前中后的顺序，确保公民能够参与到法律草案的立项、起草、调研、审议、评估、宣传、实施等全过程、各环节。　　一是在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划草案征询意见阶段，虹桥联系点抓好立法民意征询的“前道工序”，组织征求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年度立法工作计划草案的意见建议，有序高效开展立法项目意见征询。二是在立法意见征询前。一方面，精心设计意见征询方案，着重关注征询对象的广泛性、征询内容的针对性、征询形式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注重法律草案解读，坚持当好“解说员”，讲明白说清楚法律草案对群众的影响、和群众的关系，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热情，使意见征询工作能谈出成效。三是立法意见征询中。一方面，关注意见来源的多元化。注重发挥联系点平台作用，发挥信息采集点功能，关注专家顾问专业建议，关注行业代表意见建议，广泛征集基层群众和单位意见建议。另一方面，关注意见内容的典型性，请参与人群结合本地区本行业，把法律草案中的问题说深谈透，充分反映地区特点和基层特色。在此基础上，汇总形成意见建议，坚持做好“传声筒”，把收集到的意见建议报送到立法机关。四是在立法意见征询后。一方面，推动“立法回头看”，积极展开立法后评估，及时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总结立法经验和立法意见征询工作经验，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升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另一方面，关注普法环节，加强对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的学习，做好法律在居民区和相关单位的宣传工作，积极拓展基层立法联系点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　　图为反垄断法修正草案意见征询会现场。（虹桥联系点供图）　　信息全方位，不拘一格开言路　　为更大程度拓宽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意见征询，虹桥联系点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在居委会、合作单位等处设立信息采集点，协助收集基层人民群众对立法及相关工作的意见建议。信息采集点工作主要是应邀参加联系点组织的相关调研，协助联系点组织征求对法律草案、决定决议草案的意见建议，做好法律在居民区和单位的宣传。　　虹桥联系点将隶属上海市妇联的上海市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委员会列为信息采集点（因疫情防控，挂牌时间延期了）之一。该采集点将性别评估工作作为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重要工作安排，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注的议题，开展调研论证、意见收集、分析评价，运用重点评估、过程评估、效果评估、自主评估等方式，对列入立法计划的、正在制定及正在实施的法律及规范性文件，进行调研论证、分析评估，确保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现性别平等，为上海乃至全国推进性别平等贡献智慧和力量。　　联动聚合力，延伸触角出实招　　基层立法联系点开展联动，有利于统筹用好所在区域内的法律资源和社会资源，提高立法意见征询工作的针对性、广泛性和有效性。　　为有效探索基层立法联系点开展工作新形式和业务联动新机制，虹桥联系点积极“走出去、沉下去”，延伸触角、广泛联系，统筹整合区域资源，促进优势互补，对于意见征询工作在“拓展广度、挖掘深度、提升高度、夯实厚度”方面作出了深度探索。2021年12月，虹桥联系点与上海全市唯一一个设立在工业园区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嘉定工业区基层立法联系点合作，共同开展反垄断法修正草案意见征询工作。这次联动，通过该联系点的协助，收集到了位于工业园区的20家工业、商贸业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高质量意见建议，扩大了意见征询范围。2022年1月，在公司法修订草案法律意见征询过程中，虹桥联系点走进海通证券基层立法联系点，邀请外资、内资、台资、港资一同参与民主立法、体验开门立法，实现“四商”互动，听取了企业群体和公司法专家很多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实践表明，联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优化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工作方式，形成了意见征询合力，能够进一步推进立法工作向基层延伸。联动成效先后被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焦点访谈、央视中国新闻等多家媒体和栏目报道。　　图为2021年国家宪法日前夕，虹桥联系点举办“群诵宪法序言”快闪活动。（虹桥联系点供图）　　征询促法治，一体推进求实效　　充分发挥立法意见征询的功能增量，以立法意见征询作为抓手，致力尊法、学法、守法、普法、用法一体化推进。如走近青少年，以立法意见征询推动学法；走进社区、楼宇，以立法意见征询促进守法；走近特殊群体，以立法意见征询倡导尊法；关注弱势群体，以立法意见征询推动用法等。　　借助互联网直播平台，克服疫情影响及线下空间的局限，尝试立法意见征询直播新形式。一是向委托征询相关法律草案意见的立法机关进行直播，便于立法机关真切了解基层最关注的焦点，听到最真实的声音，以直播促进立法。二是向与该法保护利益密切相关的群体进行直播，以直播促进普法。三是以直播促进学法。在体育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过程中，向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的部分学生，直播了有法学专家、实务部门工作人员和奥运冠、亚军等参加的意见征询座谈会。这次直播活动通过让学生学习专业人士对法律条文提出修改意见的视角及方式、聆听奥运冠军和亚军讲述和法律条文有关的故事，从而更深入地了解立法工作、理解法律精神。这次征询座谈会，将立法意见征询打造为学生参与法治实践的有益活动，让学生由被动的普法对象转化为主动的立法参与者，引导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学习由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获取，为青少年学生呈现了一堂精彩、生动的立法实践课程。收看直播的学生们表示，法律意见征询座谈会是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参会专家的意见建议给自己带来了新的启发，提升了自己的法治素养。　　又如，关注弱势群体，以立法意见征询推动用法。在征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意见建议时，基层立法联系点在居民区召开座谈会，邀请诈骗案件的受害人现身说法，并通过立法意见征询，强化法律意识，当他们权益受损时，引导及时运用法律来维护合法权益。　　宣传接地气，讲述民主好故事　　基层立法联系点已成为宣传展示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重要话题，是宣传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新的增长点和重要窗口。社区居民、国外友好人士、青年学生等群体，通过参与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获得的切身体验，自发地成为讲述中国民主故事的主角。他们用朴素的语言、生动的故事、真实的感受，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特色民主的感染力。　　虹桥联系点联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部门，就“如何对外讲好中国民主故事、中国人大故事、中国立法故事”召开座谈会。（虹桥联系点供图）　　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公布后，有位参与立法意见征询座谈会的居民，很快截图发来了一条信息，讲述他们在微信群里正在讨论当时提出的法律意见。有人根据正式公布的法律文本作了比对，发现有一条文字修改的建议被采纳。紧随其后，群里有人表示，这是“重视民意”。居民积极参与立法的热情，印证了基层立法联系点作为国家立法“直通车”，架起了连接人民群众与立法机关的“连心桥”。邀请群众积极参与立法，倾听群众内心最真实的声音，这也是基层民主实践的初心所在。　　在中国发展的丹麦人李曦萌，是上海特雷通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1993年他初来上海，恰逢公司法颁布。近30年来，作为一名在中国创业的外国人，他见证了公司法的不断修改和完善，见证了中国不断通过加强法治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如今，能亲身参与公司法修订草案法律意见征询，他感到非常激动，认为这是中国民主全过程、全覆盖的一种表现：“我在上海生活了近30年，能请一些外国人来参与全过程的民主立法，我觉得非常好，非常有意义。”可见，基层立法联系点能够增强外籍人士对民主实践的体验感，使他们愿意讲述中国民主故事，让中国民主在国际上更加有说服力。　　在公司法修订草案法律意见征询过程中，参加座谈会的外资、内资、台资、港资企业代表通过参与重大立法意见征询活动，以直播形式和立法机关交流，感受到了自己意见的重要性，深刻体验到了我们的民主广泛、真实、管用，认为这种民主讨论形式非常好，非常有利于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作为立法“直通车”，基层立法联系点保障了立法能够直接反映和体现民情、民意、民智、民心，把握各方诉求，兼顾各方利益，关注各方关切，形成社情民意“最大公约数”，形成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向心力”。　　实践证明，基层立法联系点已经发展成为了联系群众的桥梁、民主协商的平台、宣传法治的阵地、立法工作的窗口、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的实践载体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舞台。随着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的不断深入，将不断推动基层民主实践发展，积极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贡献力量。　　（转载应当完整、准确，并注明来源和作者信息）　　作者：陈宇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　　编校：王　岭　　责编：张钰钗来源：全国人大  

“剪刀手”何时住手　　据统计，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34亿。随着网络短视频爆发式增长，“拿来主义”盛行，一些“剪刀手”“搬运工”未经许可，擅自搬运、剪辑、传播，短视频侵权行为频发。　　加强以案释法　　“剪刀手”“搬运工”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人的著作权意识不高有关。因此，公布指导案例，标明侵权的行为细节，在达到法治宣传的效果同时，也能教育警示一批人。有关部门要筛选有代表性的侵权案例，以案释法，既要在网络平台醒目位置展示，同时也要向社会公开公布。　　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 曹吉锋　　专项版权保护　　由于短视频领域对于侵权行为的界定模糊、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等，容易造成盗窃、剽窃滋生。应将短视频创作纳入版权保护范畴，联合公安、市场监管、文化执法等部门专门挂牌成立版权保护工作站，加大网络版权执法监管力度，开展专项版权保护，严厉打击短视频、网络直播等领域的侵权盗版行为。　　江西省崇仁县人民法院 吴凰行　　多措并举整治　　对于明目张胆的剽窃行为，必须出重拳、动实招，多措并举，从严整治。网络平台要认真把关，发现此类行为要坚决停播，并建立举报和黑名单制度，对存在严重侵权行为者，取消其自媒体从业资格，确保网络视频健康有序发展。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 冯毅　　加强监管力度　　短视频平台要担起责任，加强对播出内容审核和监测，及时对侵权短视频采取删除、屏蔽等措施，并对相关账号进行禁用或者封号。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升级监管手段，加大对短视频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　　蚌埠铁路公安处明光站派出所 吴尧尧　　借鉴相关机制　　视频平台需要加强对“剪辑后视频”的发布监管，可借鉴论文查重机制，研发相关审核软件，铲除侵权行为，保护原视频作者的知识产权。　　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检察院 胡健华来源：法治日报  

多省份已完成地方增补药品“消化”工作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发布上半年全国消防接处警与火灾情况

海外流失文物，如何“落叶归根”——透视“章公祖师”坐佛追索一案　　光明日报记者 靳昊　　判令返还！7月19日，备受关注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追索一案画上终止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宣判，维持一审关于被告奥斯卡应返还“章公祖师”肉身佛像的判决。　　福建高院认为，“章公祖师”坐佛属于非法出口的被盗文物，兼具人类遗骸、历史文物、供奉信物等多重属性，反映中国闽南地区传统习俗和历史印记，是当地村民长期供奉崇拜的信物，与当地村民存在特殊情感，于法于理于情均应返还。　　该案的宣判，引发舆论一片赞扬之声。“村民们都很兴奋，期待着‘章公祖师’佛像能够早日回归。”此案原告之一的阳春村村民代表在参加宣判后向媒体表示。该案有哪些标志性意义？“章公祖师”坐佛能否顺利返还？我国海外流失文物回家之路还面临哪些阻碍？记者进行了采访。　　千年坐佛被盗，引发跨国追索　　章公祖师，相传为北宋时期得道高僧，法号普照，圆寂后被镀金塑成佛像。千年来，“章公祖师”肉身坐佛一直被供奉在福建三明市大田县吴山乡，承载着当地信众的精神寄托。　　时间回到27年前。1995年12月的一天，在吴山乡阳春村和东埔村共有的普照堂内，村民发现“章公祖师”坐佛不翼而飞，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但佛像此后再难觅踪迹。直到2015年3月，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在对展出的一尊佛像进行扫描时，发现佛像内竟藏有一名高僧的遗骸。此事引起了三明当地信众的关注。福建省文物部门迅速做出反应，后确认这正是20年前被盗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　　2015年11月，阳春村和东埔村村民委员会代表全体村民，授权律师团队在中国、荷兰两地向佛像收藏者荷兰人奥斯卡进行平行诉讼。2016年5月底，律师团向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提交起诉状，要求法院判决奥斯卡归还“章公祖师”坐佛。让人遗憾的是，2018年12月，该法院以荷兰法上不存在“村民委员会”这一概念、村民委员会不是适格原告为由，驳回了诉讼请求。　　2018年7月26日，三明中院公开开庭审理了“章公祖师”肉身坐佛追索案。2020年12月4日，三明中院公开宣判此案，判令被告奥斯卡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阳春村民委员会、东埔村民委员会返还案涉“章公祖师”肉身坐佛。此后，败诉的奥斯卡一方向福建高院提起二审。　　开创性判决为文物回归创造有利条件　　“本案是中国法院作为文物流出国司法机关，对海外流失文物追索诉讼行使管辖权并作出判决的第一案，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长期关注该案进程的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观察员霍政欣如此评价。　　我国民事诉讼实行二审终审制。上述福建高院作出的二审判决，意味着阳春村和东埔村村民委员会获得了我国法院的生效判决，在法律上重新获得“章公祖师”坐佛的所有权。但是，霍政欣指出，由于本案被告是荷兰人，“章公祖师”坐佛也位于荷兰，佛像能否真正回归故里，还取决于该判决能否在荷兰得到承认并执行。　　法院判决的跨国间承认和执行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依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一国司法机关作出的判决仅在其境内有效，而无域外效力，除非相关国家之间有相互承认与执行民事判决的国际条约或存在互惠关系。霍政欣坦言，就本案而言，由于中荷两国之间没有相互承认和执行判决的条约，加之荷兰法院曾驳回过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不主动履行中国法院的判决，‘章公祖师’坐佛是否能回到故里，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福建高院的判决等于向全世界宣示了这尊肉身坐佛的法律归属，在这种情况下，荷兰藏家即便不立即履行该判决，但如他想再转手，则会比较困难。因为对所有权存在争议的文物，特别是已被一国法院对所有权归属作出明确判决的文物，潜在买家通常会非常慎重，不会轻易购买。”霍政欣指出，“这将为实现“章公祖师”坐佛的最终回归创造有利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建高院的判决即便无法立即得到履行，也有其重要意义。”　　以法治方式破解文物追索困局　　中国是世界上文物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超过1000万件文物流失海外，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新中国成立以来，曾有300余批次、15万余件国宝重回祖国怀抱。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构建包括文物保护与返还在内的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流失文物追索工作发生格局性和历史性变化，圆明园青铜器“虎鎣”、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等流失国宝相继回归。　　据了解，当前海外流失文物回归的途径主要有国际执法合作、国际民事诉讼、谈判与协商、捐赠、回购等。在我国已成功追回的海外流失文物案例中，这些途径均有所涉及。不过，文物追索作为一项世界性难题，我国在此方面还面临一系列挑战。霍政欣指出，现有有关国际公约只对缔约国有效，而西方文物流入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大多不加入文物返还公约，导致公约的实际约束力大打折扣。且这些公约均制定于20世纪后期，无法律溯及力，无法适用于其生效前被劫或被盗文物。同时，文物追索受制于西方文物市场国的法院及其国内法，在这些国家提起诉讼对文物原属国明显不公不利。　　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文物追索能力？霍政欣认为，应从以下方面重点推进：第一，改革完善文物法治体系，构建完善的文物追索法律制度。文物保护法应制定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条款，明确追索主体和主责机构。第二，稳妥推进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适用于香港及澳门地区。第三，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动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国际合作。第四，积极推进文物追索返还领域国际法制度与规则的改革进程，为国际法朝向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破解文物追索的困局，我国人民法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霍政欣强调，法院在解决敏感度较高的跨国文物归属争议方面具有相对独立性与温和性的优势。随着我国已从单纯的文物流出国变为文物市场大国与文物资源大国，我国法院应积极行使国际民事审判权，确立中国司法在文物返还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近日，青岛大学发布《关于四起冒用“青岛大学”名义进行非学历教育培训招生虚假宣传的声明》。青岛大学表示：对于未经学校授权，冒用青岛大学或青岛大学二级学院名义进行虚假宣传的机构或个人，学校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记者搜索发现，半个月内，就有多所高校发布打假声明，其中涉及本科、研究生等招生信息。　　每到志愿填报季，各类虚假招生、“野鸡大学”的消息就开始多起来。比如，就在最近，一所完全“虚构”的“河南传媒大学”就在网上招生。目前，这所“虚假学校”已被揭穿真面目，网站也已被下线。相比起来，包括青岛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发布的打假声明背后，所指向的冒用高校名义违规招生现象，则更具隐蔽性，也更显防不胜防。　　一方面，这些冒用正规高校名义进行的虚假宣传，除了涉及本科、研究生招生这类非常严肃的行为，更多的是指向中外合作、校企合作办学甚至学历培训等本身，就鱼龙混杂的领域，一不留心就可能上当受骗；另一方面，近年来为了打击“野鸡大学”，相关部门往往会定期公布“野鸡大学”名单。但一些个人和机构冒用正规大学名义招生，却无法通过查询“野鸡大学”名单来甄别，受众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更高。这也是相关现象年年讨论、年年治，但却始终禁而不绝的重要原因所在。　　对此情况，高校主动“打假”，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次多所高校站出来发布声明澄清，就是直接撕下了一些冒用者的伪装。同时，考虑到类似的冒用行为几乎成了“打不死的小强”，也提醒各高校应把防止被冒用当作一项常态化的工作来对待。比如，加强日常的信息监测，开通专门的举报渠道，并及时向社会予以澄清。　　除此之外，对于冒用高校名义进行虚假宣传、违规招生等行为，还应该着力提升惩处力度。如果没有学校的主动追责，这些“李鬼”就完全可以全身而退，可以说违规的成本非常低。这一现实状况，显然无助于强化对冒用行为的震慑力度。因此，在学校发布澄清声明之后，对那些涉嫌冒用其他高校违规招生的个人和机构，相关部门也应该顺藤摸瓜积极介入调查，构成违法的就应该依法追究其责任，真正实现露头就打。　　此外，随着各类社交媒体的普及，冒用正规高校违规招生也获得了更多的传播渠道，如其中不少就是通过短视频等互联网平台“招摇撞骗”。据此，多所高校都专门澄清，自己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只有一个，提醒家长和学生注意甄别。这一点也同时启示平台，应该强化对于招生类信息的把关力度，把非大学官方账号发布的招生类信息纳入重点排查，最大程度挤压“李鬼”在网络上的生存空间。　　当然，防止被一些冒用正规大学名义的虚假宣传所骗，家长和学生自身也需要多一些审慎。尤其是在志愿填报、选择学校时，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同时，也要遏制“走捷径”的心态。要知道，以为多花点钱就可以上一个“更好的大学”，这往往会成为掉入“陷阱”的开始。因此，考生和家长在收到“要钱招生”的短信或电话时，应第一时间与学校、教育部门核实，多一些防骗意识，同样非常重要。　　朱昌俊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