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伟大祖国，泱泱五千年文明史，这是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家风、家训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而且是对中华民族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曾讲：“希望大家注重家风，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高度重视家风。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何为家风，我认为，这是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在思想、意识、为人、处事等诸方面所形成的、无论是成文或不成文行为准则或规范、规矩，不同的家庭或家族有着不同的家风。我的家乡在冀中农村，我们的家族虽然没有成文的家风，但是有着一代又一代传承的家风，那就是耕读传家。我的曾祖酷爱读书，除了农田劳作外，就是读书自学，要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经多年的努力终于在清末考取了秀才，实现了做文化人的梦想。我的祖父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师范学校毕业的教书先生，成为了当地少有的知识分子。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被祖父带到他的课堂，为的是边看管边教学，自此父亲从小受到文化的熏陶。他们那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做有文化的人报效国家。但是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空有想法，报国无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重了国家和人民的苦难。知识分子总是最先觉醒的，八路军来到冀中，在党的教育下，我的祖父在1938年1月加入了共产党，担任了村里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并利用教师的职业担当起党的地下交通员。在祖父的影响下，我的父亲在1939年5月加入了党组织，年龄还不到十五周岁。他们都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抗日斗争活动，向学生们灌输抗日救国思想。父亲因工作出色，在1941年初被党组织选派到华北联合大学深造（华北联合大学也即抗大五分校）。一年毕业后被派回家乡，开展敌后抗日斗争，这期间正遭遇日寇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当年抗日斗争之艰苦可想而知。抗战期间，我的奶奶不但支持家人干革命，她老人家还亲自为八路军做军鞋、救护伤员，奶奶家成为了地下联络站和保垒户。抗战胜利后，除了担负地方工作，我父亲还作为晋察冀日报的编辑、记者，专题报道冀中军民在解放战争中的英雄事迹，期间我父亲还参加了解放石家庄、太原等战役。在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父亲的几个弟妹自解放战争起先后加入了党组织，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工作中也都学有所成。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作为外交官，曾长年被派驻在国外，但是，他仍然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与进步。在多年的通信中始终在念念不忘地督促我们，要努力学习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如在四十多年前，我刚刚大学毕业，回到工厂上班，父亲在来信中教育我；“工人推荐你上大学，也学到了一定的知识，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很好运用这些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实际工作中提高，把书本上的东西用于实践。今后与工人师傅的关系更当注意。刚去学徒时如关系不好，无非说干部子弟不好惹。现在加了大学生头衔，弄不好会说骄、娇二气，所以，关系一定要搞好，而关键还在于虚心二字”。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兄妹四人全部完成了大学学业，其中三个弟妹还都在教育岗位上，做着教书育人的崇高事业，也算是继承和弘扬了家风吧。现如今，我已是退休多年的古稀之人，但是家风的影响早已融化在血液中，离岗不离党，退休了依然可以尽自己所能、力所能及的为党工作。退休后，我参加了区老干局组织的老干部理论学习中心组，为的就是能不断地加强学习，使自己的思想能紧跟党中央，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做到与时俱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理论组不但坚持学理论，还要写作，在十年间，我在《北京市老干部》《海淀老干部》杂志及有关报刊发表了文章60余篇，约十几万字，主要是汇报学习的心得、体会，从思想上保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对家风的论述，指出了家风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良好的家风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良好的家风、家训必须要与社会时代潮流相契合，才是好家风。在我们党百年奋斗历史上，很多革命先烈和我们党的领袖们所展现出的良好家风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榜样的力量必将激发我们更加奋勇向前。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我国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擘画了宏伟蓝图，我们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拼搏。在这奋进新征程的关键节点，党中央做出了全党学党史的重要决策。通过学党史，悟思想，做到红色基因永传承。奋进新征程，就要求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必须要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弘扬优良家风、家训就正是“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大力弘扬优良家风，为新征程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新的贡献。来源：廉洁海淀

想必许多人都听过《杨家将》的故事。为了抵御外来侵略，佘太君亲自送自己的丈夫和七个孩子上战场的故事让我们传颂至今，“七子去，六子回”这种不畏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让人可歌可泣。但是，也许有人不知道在抗日战争中，也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被誉为“当代佘太君”。我的老家位于北京市密云区，这里流传着一位英雄母亲的故事。这位伟大的母亲叫邓玉芬，1891年出生于北京市密云县水泉峪村，后嫁到张家坟村，丈夫名叫任宗武，一生育有七个孩子。1933年，古北口长城抗战失败后，密云长城以外的地区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划入伪满洲国，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日伪军加紧了对老百姓的盘剥。任宗武和邓玉芬商量，由自己带着三个儿子，外出帮别人扛货，以此补贴家用。邓玉芬则带着几个小儿子搬到密云县张家坟村东南的猪头岭山上开荒度日。一九四零年六月的一天，八路军来到猪头岭进行抗日宣讲，邓玉芬第一次见到八路军，聆听他们宣讲抗日道理，觉得句句都说在自己心坎上，越听心里越豁亮。于是邓玉芬便和丈夫商量：带儿子们一同参加抗日！七月，滦密第一支游击队——白河游击队在猪头岭成立。大儿子任永全、二儿子任永水成为了这支游击队的战士。九月，三儿子任永兴也参加了白河游击队。3个儿子不久都随着游击队升编为主力部队到外地作战。3个儿子在外抗战，邓玉芬在家也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开荒种地，为八路军运军粮、背子弹、跑交通，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救治八路军和县区干部，烧水做饭，缝补衣服，照顾伤员。1942年春天，噩耗传来，丈夫任宗武与四儿子任永合、五儿子任永安在种地时遭到日军偷袭，丈夫和五儿子任永安同时遇害，四儿子任永合也被抓走了！邓玉芬闻讯几次晕厥过去。然而，邓玉芬没有屈服。她苏醒过来后，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她只有一个念头，把丈夫和儿子的活儿都干出来，支援部队多消灭敌人。然而噩耗接连传来：1942年秋，大儿子任永全在保卫冀东盘山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1943年夏，被抓走的四儿子任永合惨死在鞍山监狱中；1943年秋，二儿子任永水在战斗中负伤，因伤情恶化无药医治在家中去世。邓玉芬对抗日工作更积极了，凡是对抗日有益的事样样干在头里，从早到晚一时不闲。她盼望着六儿、七儿快些长大，继承父兄遗愿，早日把敌人赶出中国。1944年春，敌人再次进行疯狂“扫荡”，百姓纷纷躲进深山。她带着六儿子和不满7岁的小七躲进山洞里，一藏就是好几天。山洞里又阴又冷，加上几天几夜没有东西吃，小七病了，哭闹着要回家、要吃饭。正赶上敌人又来搜山，一旦被听见，不但母子二人会落入魔爪，还会给旁边山洞里的乡亲带来杀身之祸。邓玉芬心急如焚，眼见敌人越来越近，情急之中她从破棉袄里撕下一团棉絮，一狠心塞进小七嘴里。过了许久，敌人走远了，邓玉芬忙把棉絮扯出来，孩子已经脸色青紫，呼吸微弱。当天晚上，连个大名都没有的小七连病带饿死在妈妈怀里。抗日战争胜利后，邓玉芬带着身边唯一的六儿子，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开始新的生活。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邓玉芬毅然将六儿子任永恩送到县支队参加解放战争。1948年，六儿子任永恩于密云县城解放前夕，在攻打黄坨子据点的战斗中壮烈牺牲。1970年2月5日，邓玉芬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79岁。为了缅怀邓玉芬的英雄事迹，2012年12月，密云县专门在石城镇张家坟村修建了英雄母亲邓玉芬雕塑。为了保卫家国，邓玉芬献出了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至爱，这是抗战时期最普通的百姓代表，他们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妇女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看到了伟大的母爱情怀。2014年，以邓玉芬为原型的话剧《母亲》在中国评剧大剧院进行了演出，得到了各方称赞，被誉为是一出折射中国民族抗战血泪史、凝聚民族精神、感人肺腑的优秀剧目。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男女老少齐动员。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无数像邓玉芬一样的英雄母亲为国家，舍小家，无私奉献。2022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1周年，作为当代青年，应当肩负起历史责任、政治责任、文化责任，牢记“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与初心，牢记先辈们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认真、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思想，把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弘扬传统文化，从上下五千多年的文化精髓中吸取力量，激励当代青年坚定自信与奋发有为的精神与决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图片素材来源自网络）

用法律的方式打开成语——狼狈为奸

 古人还有七不责之教，很值得借鉴，即使只是责备学生，都必须避开这七种情况。这让我们感觉心地柔软。老师的心，我们前面跟大家有提到，《村学究语》内容里面提到，要有母亲的慈爱、父亲的严正。父亲满有威严，母亲很慈爱，老师要同时具备严跟慈，这个柔软就表现在时时能体恤学生的状况。　　　 对众不责，在大庭广众之下不要责备孩子，要在众人面前给孩子以尊严，孩子都感受得到的。我的母亲要打我把我带回家，那个过程都能感觉到母亲的心境，就是你在走的那个过程都觉得很惭愧。但是我们都看邻居当爸爸的、当妈妈的，就当众打到那个扫把都坏掉，孩子都被打成破罐子破摔了，这都是情绪发泄，甚至很好面子还打给别人看，不妥当。来源：弟子规公益网

  我有一个晚辈，两岁多就开始学英文，她的阿姨教她念英文。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的外婆把她带到我们家里来，然后就开始表演。“对尊长，勿见能”，而这孩子从小就在很多长辈面前表现得不可一世，好像很有能力，她从小就增长傲慢，而傲慢是求学问最大的敌人之一，慢心一长就会目中无人。    所以，她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她的外婆就开始跟她说：“来，我们念英文给长辈听。”一开始问：“苹果怎么讲？”孩子说：“apple。”“雨伞怎么讲？”“umbrella。”讲了好多都没有偏差，厉不厉害？可能大家一听，“哇！好棒！”还在给她鼓掌。突然这个小孩对外婆问了一句话：“外婆，书本怎么讲？”她的外婆一听说：“我怎么会知道？”小女孩说：“外婆，你怎么这样白痴！”有了知识，有了技能，而不懂得对待长辈的态度，会导致知识愈高愈傲慢，所以学习的次序绝对不能颠倒。    所以，我们先把《弟子规》学好，就是把小学的根基扎好。假如小学的根基没扎好，直接读四书五经，孩子读得愈多就愈会跟生活脱节。有些孩子经读得很多，但是他会拿着《论语》里面的经句跟父母辩论。有个孩子六岁时，有一次妈妈在批评他，他就跟妈妈说：“有孔夫子的温良恭俭让吗？假如做不到， 也没有资格说我。”他妈妈心里一震，现在都已经用经典的言语在跟我反驳，那再读下去会如何？  来源：弟子规网

一本抗战题材小说，在日本竟然连续再版11次，被上百个大学收藏　　《引力》的诞生及现实际遇　　中国现代作家李广田以诗歌与散文创作名世，《引力》是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书写抗战时期人物命运及日常生活的小说，创作始于1941年7月，其后长期中断。据李广田之女李岫回忆，直至1945年8月11日，作者才“在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写完最后一句话”。作为一部用力颇多的心血之作，《引力》与巴金的《寒夜》和钱锺书的《围城》一起，连载于郑振铎、李健吾主持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复兴》上，并于1947年6月由晨光出版公司结集出版。《引力》讲述了身居沦陷区的中学教员黄梦华，不甘心做“亡国奴”，在丈夫雷孟坚的召唤下，毅然带孩子设法离开沦陷区，去寻找光明的故事。当她历尽艰险到达丈夫居所时，丈夫却已离开，只留下一封信，告诉她自己正向更光明的地方进发。在丈夫行动的感召下，黄梦华也终于放下个人得失，告别旧我，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较之大名鼎鼎的《围城》与《寒夜》，《引力》在国内所受关注十分有限。小说连载期间，除李长之的《评李广田创作〈引力〉》之外，罕有评论文章。1983年小说再版后，仍未得到研究界足够重视。在笔者看来，《引力》在国内研究界的持续“遇冷”，除文本风格方面的原因外，也受到时代语境的制约。不同于以故事、情节取胜的抗战题材作品，《引力》内容琐碎，行文中密集的心理描写与风景刻画削减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此同时，这部小说缺乏对宏大叙事和史诗化品格的追求，对沦陷区生活的原生态书写，与当时抗战文学的主流写法有较大不同，故在出版后长期游离于读者及文学研究界视线之外。但正是这样一部别样的抗战题材作品，在日本却引发了相当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可谓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一个独特案例。　　《引力》被日本接受与研究　　《引力》在中国发表后没几年，就被译介到日本。“日本的中国研究所最早出版了冈崎俊夫的节译本，接着，高田浩的另一节译本登载于1950年12月的《中国语杂志》上。1952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冈崎俊夫的全译本。”（陈嘉冠：《〈引力〉在日本》）除1952年版外，小说还有1959年版，期间连续再版了11次。　　这部小说不仅吸引了不少普通读者，也备受专业研究者推崇。据笔者调查，日本国内现有114个大学藏有《引力》1952年版，11个大学藏有《引力》1959年版。除该书译者冈崎俊夫外，学者吉田浩、立间详介、奥野信太郎、佐藤普美子等均为其撰写过书评或研究文章。另外，该书还入选了多种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专著，如日本著名学者小野忍在其编写的《现代中国文学》（每日新闻社1958年版）一书第六章“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将《引力》与老舍的《四世同堂》并列为沦陷区书写的代表性作品，并以《祖国中的异国（其二）——李广田的〈引力〉》为题，对小说进行了详尽评介。国分一太郎、小田切秀雄、山下肇编写的《文学中的教师形象》（明治图书出版1957年版），以《占领下的教师苦恼与行动——李广田的〈引力〉》为题，对小说进行了分析。　　日本研究者对《引力》的研究主要有3个角度，其一是对小说“抵抗文学”特质的揭示与阐发。立间详介在《读小说〈引力〉有感——反抗的起点》一文中指出：“读罢《引力》，我冲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反抗’。”在他看来，正是反抗的意志召唤了梦华的顽强行动，最终使她走向崭新的生命状态。小野忍则指出，正是“抵抗”的意志，使梦华突破了普通人对家庭的耽溺情绪，进而“从个人转向团体，由团体走向了大众”，最终收获了可贵的国民意识。而佐藤普美子在《让“衰颓之物”言说吧——试论：李广田文学的定点》中，更直接指出，《引力》正是“作为抵抗文学获得了广泛的共鸣”，并进一步指出《引力》也体现了李广田一贯的将目光投向“平凡的生活者”的创作倾向。在她看来，这种“去概念化”书写取向及其“质朴、恬淡”的笔调，无疑是小说能够引发日本读者广泛共鸣的重要原因。其二是对小说“自叙传”风格的发现。譬如译者冈崎俊夫就发现了小说强烈的自传性质，他在译后记指出：“作者去年（1950年）发表了《西行记》，这是记叙抗日战争时期迁移至内地时沿途观感的记行文学……这正好跟《引力》中孟坚的行踪相同。”李岫回忆说，她1992年即将离开京都外国语大学之际，将自己所携带的书籍及父亲李广田的文集捐赠给校方，在交接仪式上，知晓她身份的到场学者们纷纷以《引力》中的“小昂昂”（黄梦华之子）之名称呼她。丸山昇等日本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在和她的对谈中，也多次谈及他们对《引力》所传递的“和平理想”的喜爱，这从侧面印证了小说的巨大影响。其三是对小说艺术风格的分析，小野忍认为《引力》庄严与柔美兼备，梦华在离开沦陷区前的最后一课，“使人想起被选入中国语文教科书的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而李广田在描绘梦华精神蜕变历程中所展现出的“非凡的纤细柔绵的笔触……差一点被日本读者误认为作家是一位女性”。　　《引力》的“引力”何在？　　一部抗战题材小说，缘何在日本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以至于《引力》成为日本读者和学界认识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窗口？在笔者看来，理解《引力》在日本的传播热，不仅要考虑小说本身的美学风格与日本读者审美接受之间的契合，更要将这一文化传播现象放置于广阔的历史时空中进行考量。　　在阐释自己的美学主张时，李广田曾借一位西班牙作家之口，强调自己“反对过分人为的艺术结构，而要表现那最高的真实”（《两种小说》）。这种美学追求使得《引力》在呈现沦陷区生活时立足个体亲身经验，坚持秉笔直书，保留了抗战时期个人生存体验的生动细节。与此同时，这种写作倾向也使得小说摆脱了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未对侵略者作漫画式处理，而是倾向于写出其复杂的一面。这种“以真为尚”的美学风格，无疑强化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而其中所寄寓的，正是作者批判侵略暴行，展现战争残酷性，呼唤中日两国走向和平、世代友好的美好愿望。这种对和平的向往，显然契合了战后日本人民的心理。　　此外，《引力》是典型的诗化小说，文中俯拾皆是的古典诗意想象与东方情韵以及小说家对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细密呈现，都与日本大正年间兴起的“私小说”传统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松散、琐碎、富于流动性的写作风格，与日本人重视情绪刻画，偏重内心省思的文学传统多有契合，因而也易为日本读者所欣赏。　　《引力》的接受热潮更与上世纪50年代日本的特殊历史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战后日本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僵化的社会体制，导致了左翼运动的广泛兴起，社会主义中国成为众多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的理想寄托。而李广田的民主战士身份以及小说中对解放区的反复隐喻，自然会激发当时日本读者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二战后美军对日本的占领，使日本民众体会到了无法左右自身命运的滋味。正如奥野信太郎在《读〈引力〉》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深信美国的占领政策会使日本民主化，后来却显出了使日本军事基地化、殖民化意图。一旦施予的自由逐渐减少，日本人就有了被压迫国民的感情，于是同小说发生了共鸣。”　　《引力》在日本广泛传播，受到日本学界重视的现象，可谓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也充分说明，作为一部揭露战争给人民造成创伤与灾难的反战小说，《引力》写出了人类的共同心声，具有超越时空与国别的价值。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我不是个童话里的人物，/可连我都莫名其妙：/我这个人忽然可以很大，/忽然又会变得很小。”  在一首诗里，任溶溶说自己“可大可小”。为什么呢？“我翻译创作了太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不知不觉中被‘童化’了。”  头发白白，爱说爱笑，乐天单纯，自在洒脱，生活中的任溶溶童心未泯，像是个孩子。  5月19日，这位被“童化”的老人100岁了。  百岁少年，笔耕一生。  在他的译笔下，中国小朋友结识了瑞典的小飞人卡尔松和长袜子皮皮，意大利的匹诺曹和洋葱头，英国的沙仙、女巫和彼得·潘；他还是大名鼎鼎的“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爸爸”……经典的童话角色，陪伴几代孩子们快乐长大。  日前，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代表中国作协，向任溶溶百岁华诞致贺信。信中写道，任老学贯中西，童心永驻，八十载笔耕不辍，在儿童文学翻译、创作和出版领域成就斐然，为儿童文学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译者应该像个演员，作品要让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  “100岁、80年，任老把自己活成了‘时间的传奇’！”儿童文学作家陆梅有如此感受。  她认为，有一类伟大的作家，他们以丰沛的创造力赢得了时间，时间在他那里不只是一个线性的长度，更是精神的向度。因为他们，我们得以重新认识自己、了解这个时代，而任老就是其中一位。  “任老的口语化儿童诗、忆旧散文、热闹派童话，似乎从哪一道随意门进入，都是灯塔般存在，足够打开和唤醒那些沉睡的童年童心。”陆梅说。  任溶溶的创作始于翻译。  20世纪40年代，任溶溶开始翻译苏联儿童文学。由他翻译的《古丽雅的道路》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雅和舒拉的故事》等苏联文学作品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作家丁玲读了他翻译的苏联作家施瓦尔茨的《一年级小学生》，撰文称赞是“一本极有趣味的书”，觉得“整个都被吸引住了，沉醉在里面了”。  有人统计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中，全国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译作有426种，而任溶溶一人独当30多种，有不少译作都成为凝结数代人共同记忆的文学经典。  20世纪70年代末，任溶溶从世界性的儿童文学大奖中寻找优秀作品。他率先发现了瑞典作家林格伦，一气译出了《小飞人》三部曲、《长袜子皮皮》三部曲等8种作品。  此后，经他发现和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世界著名作家就有：普希金、马尔夏克、马雅可夫斯基、盖达尔、科洛迪、罗大里、特拉弗斯、达尔、杨松、格雷厄姆、内斯比特、怀特……  他直接从意大利文译出的《木偶奇遇记》，迄今仍是流传最广的中文版本；他晚年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更是由丹麦首相亲自授权，成为唯一的官方中文版本。  任溶溶觉得译者应该像个演员，经常要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原作者的书既然是写给不同年龄的孩子看的，自然要让他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我们译者也就应该做到这一点，让我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  2003年，任溶溶荣获第六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同年，荣获首次设立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2012年，他还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诗人赵丽宏说：“任溶溶翻译儿童文学口语化、通俗易懂，又带着特别的优美。他翻译儿童诗，声韵、节奏符合儿童需求，又不失诗的韵味。他纯粹、坚持，一辈子为孩子们写作、翻译；他专注、追求自己的风格，那就是用化繁为简的方式让文字抵达读者。”每一首诗都能给孩子们一些快乐，一点意想不到的东西  “我为什么搞儿童文学？因为儿童文学就好像在跟小孩子聊天、讲故事，我喜欢随便聊天，我用的文字也是大白话。”任溶溶的创作信条是，“生活中有意思有趣的可写东西多的是”。  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就是聊出来的。  20世纪50年代，任溶溶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经常去少年宫给小朋友们讲故事。“我自己就是那个‘没头脑’，常常糊里糊涂的。跟小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故事竟然自己就跑出来了。”  “没头脑”记什么都打折扣，糊里糊涂地造了三百层的少年宫，却把电梯给忘了；“不高兴”任自己性子来，上台演《武松打虎》里的老虎，他不高兴了，武松怎么也“打不死”老虎。  这两个角色，在小朋友中流传极广，让几代读者笑破了肚皮。1962年，还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美术片，成为亿万中国人美好的童年回忆。  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魏育青至今印象深刻：“我记得我是小学一年级，就看刚刚拍好的同名美术片《没头脑和不高兴》，到今天看还是很有意思的。”  任溶溶尤爱写儿童诗，到了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他希望每一首诗都能给孩子们一些快乐，一点意想不到的东西。他用大白话来写诗，把日常的甚至有些琐碎的生活写成了诗，也因此把诗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活。  “我所有的诗，全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我可以一首一首告诉你们，生活中是怎么回事。写文章只是聊天而已。只要活着就聊啊聊，写啊写，不会有无话可说，无文可写的时候。”他说。  2013年9月，儿童诗集《我成了个隐身人》荣获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他也以90多岁高龄成为有史以来获得此奖项年龄最大的作家。  颁奖词这样写道：“这是一部将奇异的童心发挥到极致的诗集，它以老者大清澈、大纯粹的生命状态为视角和切入点，将儿童的积极游戏精神和世纪老人的智性通透深度融会贯通。童话式的幽默，童谣式的天真，口语式的朴拙，是对中国本土儿童文学诗意文本在语言、方法和美学探索上的一个具有突破性的拓展。”  有人说，人生是绕了一个大圈，到了老年，又变得和孩子一样了，而任溶溶却不大赞成“返老还童”的说法，“我跟小朋友从来没有离开过”。  他始终认为：“我的工作是给小朋友写书，这个工作太有意思了，万一我返老还童，再活一次，我还是想做这个工作。”  在任老百岁华诞之际，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任溶溶文集”八卷本，共240余万字，收录文章1100余篇，全面展示任溶溶在童话、小说、故事、诗歌、散文等不同体裁的创作成就，记录和映照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发展进程。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邵若愚表示，任溶溶的作品是我们社原创儿童文学的品牌标志，全社一直精心打造，全力维护，在翻译和原创两方面做了百余个品种。前几年还成立了“任溶溶儿童文学译创出版中心”。今年正值百岁华诞，以八册精装文集祝贺任老百岁生日，实在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泉根表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正是由任溶溶那样一代代为中国孩子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而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儿童文学工作者所谱写的，老一辈的这种精神，需要代际相传，发扬广大，为新时代儿童文学的新发展、新作为不断努力再努力。  “发白红心在，豪情似旧时，愿穷毕生力，学写儿童诗。”这是半个多世纪之前，任溶溶写给自己的一首小诗。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孙建江说：“在他那里，为儿童写作既是一种使命，更是心理上的需求。也正因为如此，他童心永驻，并不因年龄的增长与儿童疏远。”作家梅子涵说：“他一生最成功的作品，便是写成了他自己的百岁童话。他真像安徒生笔下的老月亮，看他一眼，心里便明亮！”  向着五彩斑斓的文学世界，向着儿童质朴天真的内心，任溶溶仍在憧憬着、跋涉着，热情未减，脚步未歇。来源：光明日报  

第一届“汪浙成阅读之星”评选活动申报工作正在进行中。86岁的老作家汪浙成很好奇，“不知道最终评出来的这5位同道到底有什么样的阅读故事”。  汪浙成是宁波奉化人，曾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土壤》《酷夏》斩获两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女儿，爸爸要救你》入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办的“2012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  一辈子读书、写书，汪浙成对图书馆感情深厚。1952年夏天，他跟着时任奉化文化馆馆长周士非绘制爱国卫生宣传画，晚上睡在文化馆的图书室里，拿起书就读，越读越明事理。第二年，他考入北大，“得益于这段阅读经历打下的基础”。  读大学期间，在“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感召下，汪浙成矢志学本领，课余时间一头扎进图书馆，往往直到要熄灯了才肯起身。有次深夜回宿舍的路上，他望了望天空，一个句子蹦了出来，“知识的繁星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把你们数尽”。他将之写入一首名叫《夜出图书馆》的小诗，并正式发表，成为他的处女作。  后来他还得知，自己祖父和其他6位乡贤，捐款在奉化建了一座图书馆。汪浙成跟图书馆的情感更亲近了，“我要做点什么”的想法开始萌芽、不断生长。2021年4月底，他将上万册藏书捐赠给家乡，并在奉化图书馆复刻了一间“汪浙成书房”，希望照亮过自己人生的这些图书，能照亮更多的人。  “书房”关键是要用起来，聚人气、办活动、畅交流，营造阅读氛围，“为全民阅读添一块砖，加一片瓦”。不过，经费从哪里来？自己手头不宽裕。一筹莫展之际，他盯上了在杭州的家，“我住进养老公寓，这房子一直空着，虽然有点不舍，但还是咬牙卖了，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图书馆、奉化区委宣传部等单位获悉，纷纷给予支持。他捐出卖房款中的300万元，从今年开始，面向浙江省各级公共图书馆读者，开展一年一度的“阅读之星”评选，每年度选出5人，每人颁发5000元奖金，为乐于埋头苦读的人送上一声问候。  奉化85后青年作家陈伟军申报参评。他发现，评选标准有一条要求申报者在公共图书馆无逾期未还等不良借阅记录，“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提醒，读书人要讲诚信”。  陈伟军说，老先生有大境界，履行着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段时间我在想，我也要做点什么”。  在奉化图书馆，“汪浙成书房”占地180平方米左右。这个物理空间正在不断延展，成为一个辽阔的文化空间与丰盈的精神空间。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