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家校社共育指导工作委员会理事长康金胜带领3名工作人员，从北京专程前往南阳，拜访聂振弢老教授。聂振弢1948年出生于河南省西峡县，国学大儒、大国良师，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南阳师范学院教授。他致力于传统文化教育，在国内外义务讲学3000多场，呼吁并组织了多场弘扬国学、汉学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理论研讨活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2004年，聂振弢被聘为韩国京畿大学客座教授，赴韩讲学一年。回国时，有200多名韩国学生追随他到南阳留学。2015年，聂振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多元文化融合论坛”作题为《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与当代价值》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同年，赴伦敦作了6场讲座，掀起一股“汉学热”。2017年由光明日报举办 “寻找大国良师”活动中，荣获“大国良师荣誉称号”。聂振弢受聘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校社共育指导工作委员会，授予高级学术顾问。聂老谦虚地说：有什么事情，康理事长您敬请吩咐。聂老的热情与真诚，康理事长一直心存感激，但由于疫情原因，一直没有机会当面致谢。北京疫情刚刚稳定，康理事长就亲往聂老家乡，感谢老人家对家校社指导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支持与帮助，并向聂老请教了教育、学术上的问题。经过3个多小时车程，康理事长一行抵达南阳。聂老委派专人亲自接站。在赶往宾馆的路上，聂老打了四次电话询问康理事长到哪里了。康理事长一行到达宾馆已是中午，聂老早已在宾馆门前等候。聂老教授和康理事长一见如故。中午简餐时，康理事长表达了对聂老教授多年义务讲学的敬佩，真诚感谢对家校社共育指导工作委员会的支持与帮助。聂老教授对康理事长长年公益办学，其团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传统家庭教育表示尊敬和高度赞叹。他说，团队有任何需要，虽已近耄耋之年，但弘扬传统文化一定竭尽全力。当日下午，康理事长就当下国内青少年自杀率居高不下、患抑郁症者不断增加，及违法犯罪现象严重的问题，与聂老教授进行了探讨。康理事长说：看见我中华少年如此状态，作为中国人我很痛心。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聂老说：缺少目标。古之君子都读圣贤书，孝悌忠信是他们所向往的。我从小受外祖母的影响。外祖母是进士之女，小时候就背诵中华经典三百千千、四书五经，心里装的都是孝悌忠义之事。我一哭，外祖母就给我讲这些忠孝故事，所以长大后我也励志去做忠孝之人，报效国家。古之君子都有这样的志向，他们从小在父母的教育下读古圣先贤经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人心中都有如此志向，怎么能去自杀呢？接着，康理事长又对传统家庭教育中应注意的问题向聂老请教。聂老说：孩子越小扎牢传统教育的根越好，童子功。孩子出生后的两个1000天扎根教育尤为重要。“根基在哪儿？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学，经史子集诗词曲赋。”聂振弢说，“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的是人文教育，即如何做人第一。”次日上午，康理事长就《礼记•内则》上的一些学术问题再次请教聂老。聂老认真查阅资料、引经据典解答得清楚明了。在交流中，康理事长一行了解到聂老年轻时刻苦求学，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看书、抄书。直至今天，聂老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最大的爱好就是研究国学。聂老说他接下来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整理一些经典注解，因为有的经典的注解是错误的，这样会影响后人的学习。比如，春秋·孔子《论语·第七章·述而篇》：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翻译：教给学生一个方面的东西，他却不能由此而推知其他三个方面的东西，那就不再教他了。聂老说，这句话的真实意义为教给学生一个方面的东西，他却不能由此而推知其他三个方面的东西，这个教学方法就不能再用了。聂老治学严谨的态度，非常值得后辈学习！聂老不仅学问高深，其修身也是后辈的典范。1988年，聂老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北师大欲聘聂老为教授。聂老想到，是家乡人民培育了自己，自己学有所成要回报家乡。聂老教授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多年来一直坚持义务讲学。据聂老夫人介绍，遇到讲课忙的时候，聂老有时只吃一个馒头充饥。聂老夫人说，他一辈子为公，不想自己，很多人认为这种行为很“傻”。聂老胸怀天下，一心想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他怀着培养面向大、中、小学校以及社会化、国际化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人才，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扎根的殷切期望，办一所以国学为根基的大学的“中国梦”。2011年，在南阳市政府的支持下，聂老主持筹建的千亩大学园区、两万平方米校舍，按当时《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已达到了办学标准。然而，2012年上报审批时，办学“门槛”提高了，聂振弢的“大学梦”一时未竟。如今，年近耄耋的聂老仍以“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奔走在办学的路上。聂老说，作为一名教师，首要是先教育而忧。我们的教育亟须改革，一个普通教师，该怎么办？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教育的盛衰，每个教师都与有责焉，不可推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死不已——这就是教师精神。聂老说，现在有机缘在家校社共育指导工作委员会为传统家庭教育贡献力量，这也是我的人生理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个人的责任！临别时，聂老为家校社共育指导工作委员会题诗一首以勉之。文稿提供：张洪丽、柴红玲图片提供：江善博

今年的三伏天共持续40天初伏：7月16日—7月25日中伏：7月26日—8月14日末伏：8月15日—8月24日初伏由来Endless Summer我国传统的推算方法规定，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第四个庚日分别为初伏（头伏）和中伏（二伏）的开始日期，立秋以后的第一个庚日为末伏（三伏）的第一天。因第三个庚日、第四个庚日即为初伏和中伏的第一天，所以，初伏的时间为10天，末伏规定也是10天。中伏时间有长有短，可能10天，也可能20天。“伏”是五行学家对季节的说法，本来四季春、夏、秋、冬为木、火、金、水。木生火而火克金。有火相克，秋天就不敢出来。就要潜伏。五行学家就把这段时间称为“伏”，也叫“长夏”，五行中为“土”。加入长夏后一年就是五季。这样木、火、土、金、水，都是相生关系。因为秋天属“庚辛金”所以从“庚日算起。作为每年最热的日子，三伏天从什么时候开始并没有固定时间，而是在每年的小暑和大暑之间，前人在根据我国阴历阳历气候规律对三伏天的到来有了大致的算法，以干支纪日法“确定：”夏至后第三个庚日开始为头伏（初伏），第四个庚日为中伏（二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为末伏（三伏），每伏十天共三十天。“有的年份”中伏“为二十天，则共有四十天。“三伏天”的气候特点是气温高、气压低、湿度大、风速小，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这是因为，夏季的白天比黑夜长，白天时间长，阳光照射的时间也长，地表吸收的热量远大于支出，这就使地面一天天聚集的热量增加，温度持续增高，在盛夏，也就是在三伏天期间地表热量的积累达到高峰。夏季雨水多，空气湿度大，水的热容量比干空气要大得多，这也是天气闷热的重要原因之一。初伏，意味着正式进入酷暑，四季中阳气鼎盛之际，在热浪的袭击下，人体产热增加，散热减少，一些体温调节功能较差的人，在高温环境中很容易中暑。此时要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注意不要在烈日下曝晒或在高温环境中久留，烈日当顶时不宜出门，外出应带上遮阳伞、帽，勿做剧烈的运动，中午要保证午睡。今天是三伏中的初伏。古人常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这段时间，人体内阳气达到高峰，体表毛孔大开，身体内的寒气是最容易被赶出来的时候。伏天除了要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睡眠、多喝水外，更要格外注意饮食调理，应注意以下几点。初伏养生三则：1、补钾：一到天热，出汗多，这个时候要补钾，可以多吃点香蕉。也需要及时正确地补水，平时最好手边常备一瓶水，随时补充，遵循少量、多次、慢饮的原则。2、少怒：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燥热的夏天，特别爱发火。这种情绪的不稳定很危险，可能引起疾病突发。所以夏日养生很关键的两个字就是少怒。3、护心：中医认为，一年之中，夏天是心最累的季节。夏天养心，最关键的是要护好心脏。首先避免过热和过凉，顶着烈日在街上行走，整夜开空调，冷热环境的交替，很容易在短时间里加速血液流量，增加心脏和血管的负担，也很容易引起心脏的不适。三伏天别贪凉，小心得“空调病”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身体调节能力容易失调，出现多种不适。因此，最好少开空调，小孩、孕妇及患有关节炎、风湿病、呼吸道疾病的老人就更要注意。即使开空调，温度以26℃为宜，保证室内外温差别超过7℃;让空调风往上吹，避免直吹身体，还要护好颈、背、腹、腰、腿等部位。三伏天饮食，一定要注意开胃一进三伏天，很多人就会受到“苦夏”的困扰，口淡乏味，食欲不振。因此，“开胃”是夏季养生的重点。饮食要平衡，不偏食，不忌食，荤素搭配，粗细搭配，食物品种多多益善。宜1.以清淡饮食为主2.多吃点苦味食物，解热祛暑，如：苦瓜，苦菜、苦荞麦都能解热祛暑、健脾开胃。3.吃凉性肉制品，如鸡鸭肉、瘦猪肉4.食用益气养阴食物，山药、大枣、蜂蜜、木耳、莲藕5.补充维生素，宜选用红、黄、绿等深色的蔬菜和水果。6、多补充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7、多选用低脂肪的动物白肉类，如:鸡、鱼，以及含植物蛋白丰富的豆类食品。多选用低脂肪的动物白肉类，如:鸡、鱼，以及含植物蛋白丰富的豆类食品。忌1.避免油腻高脂、高辛辣食物2.少食冷饮、冰冻西瓜等冰冷食物3.少吃腌酱菜、糖类甜品4.远离不干净食物5.禁止把冰啤酒当水喝，空腹不能喝浓茶古人诗词里的初伏夏日盩厔郊居寄姚少府唐-李频古木有清阴，寒泉有下深。蝉从初伏噪，客向晚凉吟。白日欺玄鬓，沧江负素心。甚思中夜话，何路许相寻。伏日宋-张镃未晓雨先骤，过朝风更鲜。谁知初伏日，全是早秋天。洗盏尝新酒，临池摘嫩莲。平生丘壑意，不受暑寒迁。淳熙丁未初伏奉亲避暑中岩宋-杨轩禅榻阴森五月秋，井泉甘洌近林齿。助翁燕坐清凉境，茶具随行试一瓯。丁未初伏宋-杨光山下芙蕖云锦裳，宝瓶净供坐生凉。南薰真是社中友，清润时飘衣袂香。尝瓜宋-杨万里病骨那禁暑，衰年更作愁。有风依旧热，初伏几时秋。瓜果谁新饷，馋涎小忍休。金盆井花水，且看玉双浮。初伏避暑宋-韩琦四序推迁理亦常，其间天意或难详。将令炎暑收残虐，何使清商预伏藏。几日西风来拂衽，昔时中冀盛飞觞。无辞剩引南燕酌，盐叠冰峰合坐凉。初伏夜坐宋-孔平仲露坐已侵夜，炎威犹未收。何言百虫噪，无故一星流。苦渴须浆解，微凉以扇求。颁冰是今日，堆玉想神州。和陈基载大雨宋-文同黕黕云如涌，淙淙雨若倾。骤翻银汉浊，匀洒玉绳明。雷怒无停势，风豪有遏声。危楼已初伏，犹谓裌衣轻。谢顾良弼李世贤携酒过访（五月晦）明-吴宽初伏将临日正长，肩舆同约到茅堂。远林忽辱来公子，小圃翻能致辟疆。花下扶筇临乱石，藤阴移席避斜阳。幽居无物相延款，绿树成行晚更凉。乙卯初伏偶成现代-张中行玉京寻梦客，乡曲且为家。壁有游蜂窟，门无长者车。晴窗摹石鼓，雨夜诵蒹葭。又得燕园信，新荷已作花。入伏苦雨晚窗风入寒气袭人秋意极浓因走笔漫成一律当代-叶嘉莹剪剪轻风冷，濛濛细雨愁。计时犹是夏，恋节竟成秋。蝉噤高低树，烟迷远近楼。孤灯如对月，明晦抑何尤。有人问我，我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做一棵参天大树，在这样的三伏天替你遮挡太阳，为你送来清凉。三伏天注意休息，千万不要中暑哦!送你一片夏雨，带给你冰凉清心;送你一阵夏风，拂去你疲倦忧伤;送你一句夏日祝福，捎给你惦念关怀：初伏天气照顾好自己，我们愿您心情舒畅健康常伴!

作者：梅雁（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同世界各国文学家、艺术家开展交流。要重视发展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继承发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拓展风格流派、形式样式，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富有理论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为广大作家正确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处理民族性、世界性与当代性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指明了方向。　　把世界文学的成功经验内化为中国文学的内涵　　1827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他说：“我相信，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所有的民族都对此表示欢迎，并且都迈出令人高兴的步子。”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各国文学译介蜂拥而至，对中国白话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徐迟于1982年发表了《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与文学向现代派学习联系起来，提出“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并且到时候将出现我们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的观点，这是现代主义审美向现实主义审美发起的进场宣言。人们认识到，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必须了解西方的文学作品，包括最新的现代派作品。于是，现代主义思潮的闸门被打开，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广泛地展开，大量欧美文学作品被翻译过来。中国读者感受到了欧美文学新鲜、奇异的风格，作家跟上了时代步伐，满足了读者的阅读趣味。面对又一次世界文学的挑战，有时代使命感的作家们也怀着热情开始学习借鉴欧美现代派文学经验。这样一个过程对于中国文学现代化来说十分必要。中国文学就是在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中，完成了从古典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向，达到了一个更高更复杂的艺术水平。　　文学的世界性并不是民族性的多元组合，而是具有更高的、更完美的艺术品质。文学的世界性问题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主义更具反思性的文学理念，现代派、后现代派千姿百态、层出不穷的艺术表现技巧，都值得中国作家认真学习和借鉴。　　我们只有坚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才能真正以开放的视野、宽容的胸怀和学习的胆识，去汲取一切外国文化中有价值的养分。这个过程，不是一味简单模仿，而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与一切外国优秀文化进行平等对话和建设性互动，把世界文学的成功经验内化为中国文学的内涵，内化为作家自己的创作元素，对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形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拓展风格流派、形式样式，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更具世界性视野和价值。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　　文学的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辨识度。形成文学民族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张岱年先生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提炼为四个要点：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贯穿着言简意赅、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等美学旨趣。中国古典文学追求心性情志的“抒情传统”与侧重写实求真的“史传传统”交相辉映，形成“信奉天地造化，以仁爱为本；厚德化育，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传统。情韵说、风骨说、意境说、得意忘言说、逼真说、文以载道说等，都对中国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伟大的文学传统都是彰显中华文化独特民族性的文化宝藏。　　我们的文学创作要立足于民族风格，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同时又要突破传统的局限性，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与当代斑斓的社会生活相融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进行当代性转化，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使其彰显出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风范、体现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　　具有西北文化深厚底蕴的陈忠实创作了长篇小说《白鹿原》，对传统叙事技法进行新的创造，在首尾呼应的结构中，暗含着“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以及隐隐约约的反讽暗喻，正面观照了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用中国传统的“史传”笔法，谱写了白鹿原上两大传统家族的兴衰沉浮，展现了乡土社会的风貌，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这部小说被认为是一部中国的民族秘史，是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　　在新时代，文学的中国气派、中国风范应当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确立具有当代性的新型民族风范。要秉承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还要与世界文学包括现代派、后现代派进行广泛交流对话，融合民族性与世界性，获得具有当代性的民族风范。只有那种能够与世界文学沟通、能够介入世界文学的民族性，才是具有当代价值、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民族性。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继承了中国伟大的文学传统，从说书人、章回小说、笔记小说，以及蒲松龄那里得到了充分滋养，同时学习西方文学处理题材、观察生活的方式，从中国现实主义单一时间线索的封闭结构中跳脱出来，获得了空间上的自由。1986年，莫言写道：“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无疑是两座灼热的高炉，而我是冰块。因此，我对自己说，逃离这两个高炉，去开辟自己的世界！”莫言学习他们的思想高度，把他们的文学经验融化到自己小说的肌理中。例如他的小说《檀香刑》，形式是传统章回体，构思、叙事等都是现代主义式的，消除了过度借鉴现代主义的痕迹，将世界文学的经验与乡土中国的民族性有机融合，呈现出一种具有当代性的民族风范。　　麦家把红色革命故事用后现代派悬疑小说的叙事手法、博尔赫斯不可知的形而上学哲思，以及史蒂芬·金、卡夫卡小说的优秀经验，融合为一种浑然天成的叙事形式。例如他的长篇小说《风声》，讲述了抗战时期敌我惊心动魄的斗争故事，构思受到博尔赫斯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的启发。他的小说写得精巧、凝练，揭示出人的生存状态，让人体验到独特的阅读感受——深不可测的幽暗、百思不解的诡秘、危机四伏的紧张和透不过气的压抑。麦家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了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实现了后现代小说的中国本土写作。　　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拉美作家，之所以能够将独特的民族精神、民族风范远播世界八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实现了民族特色和世界潮流的有机融合，又保持了内在精神的个性追求与民族品格。这给中国作家以新的启示，需要在中西融通上下更大的功夫，自觉把中国文学放到世界文学的坐标上进行审视和考量，融会贯通，相互激发，以广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优秀作品。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履历里，他是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古筝学会会长；古筝学习者们都知道，他是许多古筝教材的编写者，是考级曲目示范视频里的演奏老师；而在网友们眼中，他是“站在古筝届顶端的男人”“古筝越学越难的原因”。多年来，他致力于古筝艺术的发展、传承和传播工作，古筝已是他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  每到毕业季，王中山总是格外忙碌。今年，于他而言，更是意义非凡。“我从1992年开始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职，今年是我执教古筝30周年。同时，我带的第一届古筝博士也要毕业了。”近段时间，指导学生毕业考核、给参加“国韵杯”的选手线上点评、筹办7月份的师生音乐会……王中山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安排得满满的。“希望我的每一点努力，都能为发扬古筝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作出贡献。”  王中山生于古筝河南派的发源地——南阳。6岁开始，他跟随南阳大调曲子的艺人学习古筝。南阳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器乐文化和曲艺文化深入百姓生活。王中山的父母在他小时候就给他的兄弟姐妹们都“安排”学习一样乐器。“父母初心是希望我们学一门吃饭的手艺，没想到我们几个孩子长大后都走上了专业道路。我大哥是南阳市曲剧团的曲胡演奏员，二哥是河南省曲剧团的三弦演奏员，我和小妹分别在北京和河南的高校教古筝。我们一家子就是一个乐队。”  1988年，王中山经过层层选拔，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器乐系（现国乐系）学习古筝演奏。回忆起大学的青葱岁月，王中山满脸幸福。“当时我们的校址在恭王府，那里的‘天香庭院’是我最喜欢的地方，老版《红楼梦》也曾在那里取景拍摄。每到夜晚，琴房关闭后，我就带着琴，走过一条长长的竹林小路，来到‘天香庭院’。我把琴架在庭院的那口井上，我坐在一旁的石墩上。听清风弄竹，望朗月当空，手中弹奏着心中的曲子。此情、此景、此境，人生能得几回？有的人评价我的演奏有灵气，我的灵气就是在那个时候涵养起来的。”  初到北京求学时，每当王中山向别人介绍自己的专业，就有人惊讶：怎么还有男孩子学古筝？而对于在南阳这样一个器乐文化氛围浓厚的地方长大的王中山来说，这样的问题反倒让他惊讶。“男孩学古筝很怪吗？如果这样想，那就是被影视剧误导了。太多‘女主角素手抚琴，勾托抹挑，让男主一见倾心’的影视桥段。其实，好多影视剧里的古筝配乐都是我这个‘河南大汉’弹的。”王中山笑着说，“诚然，古筝可以‘小桥流水’，温柔婉转。但古筝更可以‘大江东去’，豪迈奔放。筝，这种古老的乐器，从两千多年前开始，就代表着中华民族的风骨，正所谓‘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筝，是血脉纯正，土生土长的中华民族的乐器，哪里来的性别之分？”为了让古筝的表现力更加丰富，让古筝的音乐气质更加多样化，王中山一直在探索和开发新的演奏技法，从“三指摇”到“左右开弓”，他一直刷新着古筝演奏的难度上限。曾经有网友在他的演奏视频下评论：“求求王老师不要再开发了，我们学不过来啦。”王中山说：“他们应该是对我‘又爱又恨’吧。我很高兴看到有年轻人在古筝艺术的道路上努力奋进，也希望所有的学习者都明白，勤奋刻苦地练习是弹好古筝的不二法门。”  在王中山的不懈坚持和大胆创新下，古筝的演奏曲目也越来越丰富多样。《远山》《晓雾》等原创作品让观众看到，古筝这样的五声调式乐器也可以充分表现西域音乐等不同风格音乐的魅力。“我鼓励演奏者们创作自己的作品，因为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手中的乐器了。只有技法丰富了，古筝的曲目才会更多样。这样，我们不仅能演奏传统古筝音乐，还能驾驭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音乐。如果就这么几种弹法，再厉害的作曲家也没办法给我们写一首古筝协奏曲。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古筝和管弦乐队配合、和钢琴对话，都毫无压力。这都得益于我对古筝演奏技法和乐曲风格的探索。”　　多年前，王中山随中国音乐学院团队访问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希望能以古筝为载体，在对方的学校搭建起一个传播中国民乐文化的平台。“刚开始，美国校方对这个提议并不感兴趣。双方讨论的时候，我们的领导和翻译使出了十二分的劲儿与对方谈判。我又不懂英语，只能看着干着急。美国校方也不是没听过古筝，他们知道古筝很古老，很有韵味，可这些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在同行同事的提议下，王中山从当地借来一台古筝，希望通过现场演奏让事情出现转机。“我当时想，既然跟你们讲英语都说不通，那我就用音乐的语言跟你们沟通。”王中山演奏了一首西方人更熟悉的小提琴协奏曲《霍拉舞曲》。奏罢，外方人员无不惊叹于他的演奏。“他们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我的表演让他们意识到，中国古筝不仅仅是《渔舟唱晚》《寒鸦戏水》，演奏西方的音乐也丝毫不输钢琴、小提琴。”　　“作为一名古筝人，我很骄傲古筝是我国普及度最高的民族乐器，专业和业余的学习者大概有1000万人。但这和十四亿的人口基数比起来，还是太少。”谈到古筝的传承，王中山总认为做得还不够，“这次获得‘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的称号，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而是所有古筝艺术工作者集体的努力。只有大家携起手来，古筝艺术才能越来越好，才能得到国家和人民群众的认可。今年也是我执教30周年，我会以此为契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古筝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做出更多努力。”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马翠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学家书札特藏资源挖掘与应用研究”负责人、中国地质图书馆研究员）　　“书牍者，所以通情愫，商学术，传见闻，道阔契者也。”书札，或作尺牍、书翰，是山海难平、路远迢迢的时代里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媒介。书札不仅是思想交流的载体，也是文学书法的艺术品。其中，科学家的书札不但记录了科学家的人生历程，见证了其学术观点从初见雏形到闻名遐迩的思想更迭，更为梳理学科发展历史查遗补漏，为佐证重要科学事件提供宝贵资料。　　章鸿钊（1877—1951年）是我国地质学创始人之一，著名的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地质科学史家。近千件章鸿钊友朋书札以及大量论文手稿、字画原件等现藏于中国地质图书馆，其时间跨度达50余年，涉及当时在政治上颇有影响、学术和文学方面极有造诣的名人，是民国时期书札文献研究中难得又重要的资料。　　高瞻远瞩的擘画者　　章鸿钊1904年官费赴日本留学。起先想学农学，后选择学习地质学。为何选择学习地质学？他是这样说的：“夫以国人之众，竟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之知也，已可耻矣。”并在学习地质之后说“惟愿身任前驱与提倡之责而已”。他后来回忆时也写下：“我国幅员之大，凡矿也、工也、农也、地文地理也，无一不与地质相需。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如是而欲国之贫且弱也，其可得乎？”他抱定“自宜专攻实学以备他日之用”宗旨，献身地质工作，开创了中国地质事业。　　1911年，章鸿钊受聘于京师大学堂，成为第一个讲授地质学的中国人。他感叹道：“当今之世，各国科学事业日新月异，一瞬千里，仅地质一门，列国已多有建树，而我国官吏黎民，知地质为何物者竟止数人。此事诚可哀也。”更大声疾呼：“我国今日已是如此，己之地质不能明，而外人为之代庖，以致矿权属于他人，铁路属于他人，港口属于他人，国之主权属于他人。今之热血青年欲救国者，能不惕然？”　　正是缘于对民族危难存亡的紧迫感，对中国地质开基立业的使命感，章鸿钊于1912年就写下《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一文，“原来国家一种事业，决不是一时代所得完成的，全在有人能承先启后，不断努力，才会开花结果，发扬光大。”对如何开展中国地质调查进行了具体规划，对中国地质事业长期发展进行了细致考量，描述了一幅中国近代地质事业的蓝图。我国早期的地质事业就是基于章先生的蓝本蓬勃发展。　　这种大局观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的杨钟健称为一个远大的计划：“章先生在清末民初，以一人之力，对中国地质事业之如何组织，如何推进，计划周详。其中无一语非内行语，无一句为空言。可知章先生一方面感国家需要地质之切，一方面对世界地质事业了解之深”。新中国成立后，章鸿钊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顾问，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在邀请其尽快到职视事的书札中写道：“中国地质事业由先生开创，久为同人所共仰，今后如何策进，亦必为先生所关怀，尚希时赐南针，俾有所循”，充分肯定了章鸿钊为中国地质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博学笃行的践行者　　章鸿钊毕生勤于著作，除了地质专业方面的专著论文外，还“兼及哲学、文学、历学、音韵学等方面”。其《六六自述》（1942年）中写道：“至予之为学旨趣，又不尽以地质为限也”。他倡导“一种科学不能不与其他科学相辅而进”“互相商讨必有是非大白之一日”（给董作宾书札），多次强调学术讨论是一件不可多得好事，学术讨论是商榷是非，并非与人争长短、较成败，由此可见他的科学研究理念。在与日本东洋史学界泰斗白鸟库吉博士进行学术研讨后感叹，“今乃得与东方史学大家遥隔重瀛，商榷是非，诚不失为一快事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章鸿钊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求真的学术素养。　　书札大都留下了章鸿钊起草或阅读时的批注和标记，其中不乏写给友朋的书札初稿。这些书札草稿上反复修改和推敲的痕迹，真实展现了老一辈科学家在平时的书札交往中也是一丝不苟、务实缜密。　　章鸿钊研究涉猎甚广，以“明知其难，敢求甚解”的精神去挑战新的领域并颇有建树。他多次通过书札与董作宾、陈遵妫、周平子、钟刚中等探讨天文历法、数学、哲学、戏剧等问题，并著有古历学书《中国古历析疑》、杂剧《南华梦》、由梁启超作序的哲学书《自鉴》等。在去世当年（1951年），他还在《中国数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研究数学的文章《周髀算经上之勾股普遍定理：“陈子定理”》《禹之治水与勾股测量术》。　　鸿儒硕学的风雅者　　章鸿钊在专注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同时，一直保持着风雅的情怀与爱好，比如，他善交名士，爱写诗词，也写得一手好字。　　他撰有上千首诗词，来表达不同时期的情怀。“以情意为主，即本古人诗言志歌咏言之旨，歌即诗也，诗犹词也，志即情意也，无情无意，是无志矣，则诗与词俱可不作。”如谈到治学时写有“治学何尝有坦途，羊肠曲曲几经过”，言传身教，培养了我国地质事业的首批骨干，“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自兹始”；抗日战争爆发后，写有《水调歌头·好江山》，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写出“不信江山改，依旧好江山”，并亲自谱曲，“其声和谐壮美，非近世靡靡之音可比……聚团体以歌之，当更令人神意飞扬也”；新中国成立后，写有“爆竹声声祝太平，于今始解问苍生”，抒发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激动心情。　　章鸿钊与地质同仁的友朋书札中，除了对地质科学发展的具体问题探讨与关切外，也有在学术讨论后彼此的诗句切磋。其中，保存最多的书札来自我国首任林垦部部长、著名林学家梁希。二人书札内容丰富，既有以诗言志、以歌咏言、畅谈理想，也有对因常年战乱而造成混沌江山的怅惘之意。同乡的身份、深厚的汉学基础、共同的海外留学经历，使得二人兴趣相投、很是默契。书札中的诗词唱和，既有“芒鞋未肯经羁束，又向层峦叠翠来”的豪情（章鸿钊书写野外调查），也有“满腹离愁问酒壶，老来何事上征途”的乡愁（梁希时在德国），还有“举国穷荒四海兵，燕京城外少人行”的担忧（章鸿钊），更有“巉岩骨瘦前身我，陌路魂销过眼人”的“自黑”诗（梁希较瘦）。在谈到二人的友谊时，章鸿钊表示“其如物理学中之万有引力耶”。对于诗词歌赋的共同喜好则解释为“人生总要寻一种廉价娱乐，日日读硬性的科学书，亦嫌太不调和”。这些信札极具文献、艺术与文物价值。　　科学家的友朋书札既能展现学科发展轨迹，又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知识阶层仁人志士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思考和探索。阅读这些书札，可以感受到中国科学家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殷殷情怀。科学家的友朋书札也生动展现了文学艺术素养和个人学术修养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潜在作用，这对于当下从事自然科学的工作者尤其是年轻工作者，具有特别的教育意义。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曹海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乾嘉学术札记训诂理论的发掘与研究”负责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札记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著述形式，又称杂识、杂录、笔记、笔谈、丛谈、随笔、随录、漫录等，今人常以“笔记”一名统之。古代札记的内容涉及广泛，包罗宏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至人事，无所不赅。在种类多样的札记体著述中，有一种是以学术问题探讨为主要内容，可称之为学术札记，其间多有真知灼见，是古代学术园地中一朵绚丽多彩的奇葩。　　札记是古代学术的重要载体　　古人普遍重视札记在读书治学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撰写札记可以督策学人勤读深思、力学进业。如宋朱熹训诫其子说“思索有疑，用册子随手札记，候见质问”，以防怠学。清章学诚说：“札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于道之所有事也”，“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今使日逐以所读之书与文，作何领会，札而记之，则不致于漫不经心”。此外，札记写作还有利于学人存稿备忘、交流心得、练笔习文等。如明杨爵说：“或有所得，则随笔之，以备遗忘。”清段玉裁说：“学者记所心得，无忘所能，可以自课，可以持赠同人，莫善于是。”章学诚说：“（札记）毕竟要从义理讨论一番，则文字亦必易于长进。”　　正因为认识到了札记撰写对于进学修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古代很多学者将札记作为重要的为学之具，在平时的学习、研究中常以札记来记载感悟、辑录见闻、考究原委等。如宋张载倡言“心中苟有所开，即便札记”，且常常“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洪迈“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元陶宗仪在外劳作，辍耕休息时则探究学问，并摘树叶记其所得，贮存于盎中，“如是者十载，遂累盎至十数”，后据此编成《辍耕录》；清翟灏研究文史，“考所由来，有所得辄札记之……自壮至老，手搦翰一管，撰述无倦”。　　札记为古人求知修学所倚用，在其学术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故古代的学术札记十分发达，成为传统学术的重要载体，为数甚夥，精品亦多。清梁章钜说：“子书杂家最多，而有数部不可磨灭之书，必须专读者。如班固之《白虎通义》、颜之推之《家训》、王应麟之《困学纪闻》、顾炎武之《日知录》，皆当家有其书。”清徐养原说：“杂家者流，自古有之，至唐宋而寖盛”，出现了李匡乂《资暇集》、苏鹗《苏氏演义》、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等一大批学术札记名著，“足为考镜之资”。清桂馥说：“宋之《梦溪笔谈》《容斋五笔》《学林新编》《困学纪闻》，元之《辍耕录》，其说多有根据；即我朝之《日知录》《钝吟杂录》《潜邱札记》，皆能沾溉后学。”　　以清代训诂学研究为例略作考察，即可知札记是清代学者训诂研究成果常见的载体形态。清代（尤其是乾嘉两朝）是训诂学的鼎盛时期，此时学者在训诂研究上的所闻、所思、所得，有很多是以札记来承载和呈现的。如阎若璩《潜邱札记》、臧琳《经义杂记》、王鸣盛《蛾术编》、赵翼《陔余丛考》、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桂馥《札朴》、孙志祖《读书脞录》、李惇《群经识小》、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陈鳣《简庄疏记》、洪颐煊《读书丛录》、严元照《娱亲雅言》、俞正燮《癸巳类稿》、陈澧《东塾读书记》、孙诒让《札迻》等学术札记，其中就多有训诂探究的内容，借此能窥见当时训诂学研究实绩之大略，甚至可以粗知清代学术的内涵、特点等。所以梁启超说：“札记实为治此学者所最必要，而欲知清儒治学次第及其得力处，固当于此求之。”　　学术札记多有精妙之见　　顾炎武写作《日知录》，一年之中“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积30年之功才写成此书，可见其札记乃苦心致思之所得。古代学术札记多类此，是学者们在学术兴趣的驱动下潜心钻研、深造精诣而获得的成果，或记下了学者思考某一学术问题时乍现的灵光，或载录了学者经久探索某一学术问题所得的结果……其中多有新创之见、精粹之论，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清汪远孙说：“唐以后往往不注一书，而偶有所得，杂见于笔录丛说者，其中不乏精邃之论。”　　以乾嘉学术札记的训诂研究为例，其中无论是微观的具体训释，还是宏观的理论探讨，多有精义妙论。清胡培翚说：“（乾嘉）有札记之书，所释非一经，每经不数条，顾较通释全经者时有创获。”清凌扬藻也有相近看法：“盖传注之文，全释一经，或不免敷衍以足篇目。杂家之言，偶举一义，大抵有所独得，乃特笔于书，说多可取。”可见，乾嘉学术札记所载者，多有作者在经义训诂上的创新自得之言，其价值有时甚至超过通释全经之书。札记的理论阐述也同样富有学术价值，如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集中反映了他的训诂理论，“其中批评前人望文生训和增字解经的弊病以及论经文假借各条，尤为明白剀切，为研究训诂学和注释学者所不可不反复细读的重要文献”（郭在贻语）。　　由一些实例即可见乾嘉学术札记训诂研究的见解之精。例如，《尚书·洪范》：“汝则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伪《孔传》以其中“逢吉”连读，解为遇吉。李惇不以为然，在《群经识小》中辩曰：“此节通体用韵，当读至‘逢’字句绝，与上文五‘从’字、一‘同’字音韵正叶；‘吉’字另作一句……‘逢’训为‘大’，《释文》引马融云：‘逢，大也。’犹言其后必大耳。”对此，清代大儒王念孙赞赏不已，称其为“至当不易之论，可谓独有千古”。又如，倪思宽《二初斋读书记》：“（经文）先后参观，无异圣贤自为注辞。”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古人著书简而有法，好学深思之士，当寻其义例所在，不可轻下雌黄。”王念孙《读书杂志》：“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说者望文生义，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指。”王引之《经义述闻》：“大氐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上引札记材料，均是对训诂实践的理论性总结，见解颇精辟。再如，严元照《娱亲雅言》：“《释诂》篇首训‘始’，篇末训‘死’，两端具矣。”梁玉绳《瞥记》：“《释训》自‘子子孙孙引无极’以下十六句，皆用韵语，如七言古诗。此训诂之创格也。”此类札记材料，昭揭了古代训诂著作的高妙精微之处，可谓独具只眼、识见洞达。　　学术札记不乏内在系统性　　古代札记在写作上的显著特点是：有感而发，信笔所至，了无拘束。正如洪迈所说：“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也如吕叔湘所言：“笔记作者不刻意为文，只是遇有可写，随笔写去。”因此，古代札记在形式上显得自由洒落、散漫无制。学术札记也当然如此，随意抒写，不事雕琢，更不措意于体系形式的建构，通常没有规整的结构框架和绵密的显性体系。　　古代学术札记缺乏形式上的系统，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内在的思想理路。事实上，不少学术札记含有隐性的知识体系，即有如当下学者论析古代文论特点时所说的“潜体系”：“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体系是一种‘潜体系’……古代各种理论体系，包括文学理论体系和文学范畴体系，其深邃的思想，丰富的内容，弥漫和洋溢在一个立体网状的动态构造之中，而其平面静态的结构图式，则并不十分分明”（汪涌豪语）。学术札记的情形正似此。对一部学术札记或若干相类的学术札记进行总体性观照就会发现，尽管其中的论述文字显得零碎散杂，漫无统纪，但实际上往往是围绕特定的学术论题或论域来展开研讨的，彼此关联，暗含着立体化的、动态生成的隐性系统。比如，乾嘉时代众多学术札记中的训诂理论材料，零珠碎玑般地散见于各处，羼杂于考据性文字之中，缺乏独立的显性体系，但如果从论题或论域的视角进行宏观审视，整体把握和解读这些分散的碎片化理论材料，则知其中蕴含着相通的思想因素，潜藏着内在的知识构架及其逻辑秩序，有其隐性体系。其理论体系的内部结构实际上包括训诂条件论、训诂对象论、训诂体式论、训诂方法论、训诂弊病论、训诂发展论等部分；其每个部分又包括若干方面，如其中训诂方法论包括因声求义、依形解义、考求故训、循文求义、旁通互证、以图解经、方言证古、名字证发等方面。　　总之，学术札记是我国古代学术的重要载体，凝结着前人的学术精髓和学术智慧，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我们应予珍视，并善加借鉴和利用。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7月10日，“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这个展览不一般，因为它收到了中意两国国家元首分别发来的贺信，因为它见证了中意两国文明互尊互鉴、互信互谅的共通理念，也因为它创新了跨国展览的合作方式。　　友好交往：两国的传统与传承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给展览开幕式的贺信中所说，中国和意大利是东西方文明的杰出代表。中国和意大利都是世界公认的历史古国，在长期的人类活动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中华文明历五千多年而绵延不绝，思想文化上的儒家学说，制度文明上的科举取士，工程建设上的万里长城、大运河……都是人类文明中的丰碑。意大利不仅孕育出了辉煌的古罗马文明，还是文艺复兴的摇篮，对西方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和意大利两个伟大文明之间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早在《后汉书·西域传》中就有关于罗马帝国的明确记载，称“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罗马史书也称中国人身材高大、富有正义感、孝顺而长寿；公元781年竖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则详细记载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马可·波罗游记》关于中国的系统介绍更是极大激发了意大利人对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浓厚兴趣；利玛窦不仅帮助徐光启等人把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而且把“四书”等儒学经典翻译成拉丁文，对启蒙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两千多年的交流交往，使得两国文化跨越了千山万水，既彼此欣赏又相互影响，为中意两国培育出了互尊互鉴、互信互谅的共通理念，成为两国传统友谊长续永存、不断巩固的坚强保障。　　记者注意到，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意大利文博机构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合作，近年来更是硕果累累。201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意大利21家博物馆及国内17家博物馆合作，联合举办了“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览，以跨文化的视角和全新的理念，系统介绍了13至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之间悠久绵延的文化艺术交流故事，充分展示了多元文化融合共生、共同创造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2019年4月24日至6月30日,在习近平主席的亲切关怀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国博承办的“归来——意大利返还中国流失文物展”，进一步彰显了中意两国政府联袂保护文物的坚定决心，充分反映了通过司法、外交等途径共同促成流失文物回归祖国的现实可能，成就了两国文化交流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　　视频点交：跨国的创新与信任　　记者从国博了解到，根据习近平主席和马塔雷拉总统关于互办中意文化和旅游年的重要决定，国博与意大利共和国文化部原拟于2020年共同举办一个反映两国文化渊源的交流展览，后因疫情而推迟。值此中意文化和旅游年重启之际，恰逢国博创建110周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意大利共和国文化部、罗马国家博物馆共同推出“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　　作为中意文化和旅游年活动的旗舰项目，此次展览不仅仅是中意文博机构密切交往合作的又一硕果，更是中意双方克服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创新工作方式，在文化交流互鉴上不懈努力的重要成果。　　记者了解到，本次展览是国博自疫情以后第一个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展览。由于疫情的阻隔，国博之前洽谈过的几个国际展览项目都终止了，“但我们与意大利文博界的友谊成就了两国联合抗疫的壮举，让我们虽然相隔千山万水，却惺惺相惜。”国家博物馆国际与艺术展览总监、展览中方策展人潘晴对此感触颇深。　　她介绍，此次展览意大利方没有来博物馆人员护送文物与现场点交布展，而是把这份责任交给了国博的同行们。他们创新了跨国办展的合作方式，首次尝试视频点交——这一应对疫情的新工作方式。视频点交是由国博借助视频会议的平台与对方连线，双方工作人员通过镜头共同检查文物，并在意大利借展博物馆人员的指导下，把珍贵的文物摆放到展台上，并进行加固。潘晴说：“这一系列复杂的工作，全部通过线上沟通，充分表现了意大利文博界对我们专业水准的信任。”　　由于意大利与中国有6小时时差，国博为了配合对方，整整8天，每天下午3点至半夜12点进行点交工作。此次点交工作由国博的策展团队配合文保院的修复人员完成。“我们把意大利文物的材质与我馆文保院修复人员的专业技能进行了匹配，效果卓著。”国博文保院的修复人员在点交中及时发现了文物在运输过程中的一些破损和脱落，并积极找到了解决方案。　　在工作中，中意双方的工作人员交流了业务，也沟通了感情。在布展的过程中，国博的支架专家还为文物量身定做了支架，确保文物展出安全。意方的博物馆人员看到了国博的支架都纷纷表示赞叹，并希望将支架随文物运回意大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能够给意大利的同行们送去这些小小的心意。”潘晴笑着说。　　文明共通：文化的交融与辉映　　“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通过来自意大利全国26家国家级博物馆的308套、共503件珍贵文物，系统反映意大利半岛实现政治和文化统一的历史进程，展现意大利文化渊源的丰富多彩。它叙述了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和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化进程，不仅展现了意大利起源的文化多样性，也彰显了奥古斯都统一意大利半岛后国泰民安、文化繁荣发展的盛况。　　记者注意到，展览的文字部分均是用中、意、英三种语言呈现的，走进展厅即可感受到中国和意大利两个伟大文明在国博这座文化殿堂里相映生辉。据了解，这是国博首次在展览中以三种文字呈现展览内容，是国博在近年来充分发挥国家文化客厅作用，积极推动展览国际化、观众多元化的例证。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中展出有若干件考古发现和艺术巨作，此前从未在意大利境外展出过，有些甚至从未离开过所属博物馆。　　展览分为11个主题单元。前4个单元从社会、语言和宗教的多元视角展现罗马统一前意大利文化的“马赛克现象”：精美丰富的随葬品，反映了不同族群、阶层、性别的墓葬习俗，也可一窥贵族的生活情境；不同铭文的石碑，让后人得以了解意大利文在向拉丁语系同化过程中的原始特征；众天神及英雄人物的雕像，在对比中呈现不同信仰的差别和特性。展览后6个单元按照时间线展现了古罗马共和国扩张期间，特别是在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公元前146年）到奥古斯都时代（公元前31年—公元14年）发生了重大历史变革后，成为一个地理、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的历程。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展品，观众可以了解当时意大利各地的生活方式、民间习俗和社会现实。展览最后一个单元是专门为中国观众组织的古罗马货币，这些货币见证了罗马历史的转折，多维度体现了货币生产、发展、流通等因素对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　　由多种文化交流融合而形成的意大利文化，如同一小块一小块马赛克共同组成了色彩斑斓的图案，这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民心共通还在继续、还在深化。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尹亚利（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希腊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约3400年前，中国商王朝正处于盘庚迁殷之前的混乱时期。西方地中海克里特岛上，米诺斯王朝的统治正在土崩瓦解，来自北方的迈锡尼人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希腊大地。地中海东岸，曾经出现最早古代文明的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此时也发生了一场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在美索不达米亚，最早使用铁器的赫梯帝国正在将古巴比伦逼入绝境，亚述帝国正经历着短暂的低潮期伺机再起。赫梯和亚述之间一个神秘的王国米坦尼突然崛起，与正处于史上最强盛时期的古埃及王国结盟并纵横于地中海东岸。这一时期的历史风云变幻对欧洲文明和西亚文明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年来的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使人们对这一地区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　　Ⅰ.真容再现的水底古城　　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一起，为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提供了发展的沃土。它蜿蜒流入伊拉克境内后，被建于1981年的摩苏尔水坝拦腰截断。水坝拦截了底格里斯河约80亿立方米水量，形成伊拉克著名的“摩苏尔水库”，为伊拉克北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21世纪，底格里斯河流域旱情时有发生，摩苏尔水库多次干涸，将被淹没在水下的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2010年的一次大旱，使水库中出现了一座约有3400年历史的古老宫殿的废墟。由于水位问题，当时人们无法对其进行深入研究。2018年，水库再次干涸，来自德国和库尔德地区的考古学家对这座宫殿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发现了一座高达2米的泥砖结构的台基和2米厚的墙壁。考古队部分挖掘了8个房间，有些房间铺着烧砖地板，灰泥墙壁上的绘画还残存着红蓝颜色，此外，考古学家还发现了10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　　2021年年底，摩苏尔水库再次出现了大面积干涸，这座宫殿和周围的一些大型建筑的遗址清晰地展现出来，人们确认这座古城是在大坝建造后被淹没的，在被淹没前没有进行过任何的考古研究。干旱为考古学家提供了新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需要在这座古城被重新淹没前尽可能快地进行发掘，尽可能多地开展研究。来自德国弗赖堡大学、图宾根大学和当地的考古学家们从今年年初开始对古城进行了两个月的抢救性发掘，并在今年5月底发布了初步研究成果。虽然这座古城已经再次被河水淹没，下一次深入研究要等到水库再次干涸，此次发掘成果已足以激动人心。　　考古学家再次确认了这座古城属于约公元前1550-1350年的米坦尼王国时期。经过对古城遗址的基本勘测，发现除以前发现的宫殿遗址外，还存在多个大型建筑遗址，包括一个有着城墙和塔楼的防御城堡，一个多层的仓储建筑以及一个综合建筑。大型库房建筑曾经存储有大量来自不同地区的货物，表明这里曾经是米坦尼王国的重要中心城市，很可能是传说中的古城扎克古。由泥砖建成的高达几米的墙体尽管已经在水中浸泡了40多年，却依然保存良好，其倒塌的状态表明这座城市很可能曾在发生于公元前1350年左右的一次地震中被摧毁。　　考古学家们在一个房间内发现了5个陶罐，其中有100多块带有楔形文字的泥板，其断代大约为公元前1350年至公元前1100年的中亚述时期。专家们认为，用未经烧制的粘土制成的泥板能够在水下保存几十年，这简直是奇迹。这些楔形文字泥板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档案，记载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有的泥板很可能是一些重要的信件，发现时还被封存在泥土中。对这些泥板文字的破译很可能成为打开这座神秘的米坦尼王国古城的钥匙。　　Ⅱ.夹缝求生的米坦尼王国　　在埃及的古代文献中，米坦尼王国的国王被认为与埃及法老、赫梯国王和巴比伦国王享有同等的地位。但迄今为止，人们对米坦尼王国知之甚少，有关这个神秘王国的史料大多来自其邻国的考古资料。　　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被称为胡里安人的民族已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有人认为他们来自遥远的高加索地区，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地道的本土民族。虽然他们来历不明，但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6世纪，他们一直是这一地区的主人之一。　　历史进入公元前16世纪后，在美索不达米亚这片古老文明的土地上，民族冲突愈演愈烈。逐渐羽翼丰满的赫梯人不断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伺机扩大自己的领地；古巴比伦已从汉谟拉比时代的顶峰衰落，在公元前16世纪中期被来自扎格罗斯山脉的加喜特人占领；繁荣一时的古亚述王国正处于国运低潮时期。强国之间的博弈为曾经偏安一隅的胡里安人提供了发展良机。在一位名为基尔塔的领袖的带领下，胡里安人于公元前1550年前后在两河流域北部建立了米坦尼王国。在随后大约200年左右的时间里，米坦尼王国统治着两河流域北部的大片地区，王国最强盛时，领土从伊拉克北部的基尔库克地区延续到地中海边。米坦尼的首都瓦舒卡尼可能坐落在哈布尔河一带，具体地址尚未被发现。　　忙于征战的胡里安人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有关米坦尼王国的记录。19世纪末埃及的考古发现和来自赫梯、亚述的一些历史资料使我们对米坦尼王国的命运有所了解。　　1887年，有人在埃及古城阿玛纳地区发现了一些刻有图案的泥板，后经系统发掘整理，一共发现了刻有楔形文字的382块泥板。经过专家的判读，这些泥板应该是阿玛纳王宫的档案，上面记载的是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和阿蒙霍特普四世与赫梯、米坦尼、巴比伦等国家的外交信函，后被称为阿玛纳文书。其中编号017-030的泥板与米坦尼王国有关。　　从泥板的记载和相关资料我们得知，米坦尼王国建国初期周旋于赫梯、亚述、巴比伦等列强之间，并曾与埃及争夺对叙利亚的控制权。后来认识到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是北方的赫梯，米坦尼国王与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采取了与埃及结盟抵抗赫梯的外交战略。与埃及的联盟使得米坦尼免除了后顾之忧，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450年在位的米坦尼国王索斯沙塔尔曾率大军洗劫了亚述的宫殿。　　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米坦尼与埃及关系继续得到发展。根据史料记载，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妻子是王后泰伊，但这并不妨碍他迎娶多位其他王国如巴比伦和叙利亚统治者的女儿。在执政第10年的时候，他娶了米坦尼国王舒塔尔那二世的女儿基鲁克帕。在执政第36年的时候，他再次娶了继任的米坦尼国王图什拉塔的女儿、前国王舒塔尔那二世的孙女。联姻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关系，背靠大树的米坦尼王国继续保持着地区大国的地位。       公元前1353年阿蒙霍特普三世去世，阿蒙霍特普四世登基，米埃关系出现了不确定性。面对来自赫梯的威胁日益严重的局面，米坦尼力图稳定与埃及的关系。根据阿玛纳文书第26号记载，在阿蒙霍特普三世去世后，米坦尼国王图什拉塔立即致信埃及王后泰伊，在对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去世表示哀悼的同时，表示愿与新法老继续发展友好关系，并请求新法老赏赐黄金。但米坦尼的示好并未得到所期待的回报，同盟关系遭遇了危机。　　此时米坦尼国内也出现了权力之争。在米坦尼历史上，曾多次发生骨肉相残的悲剧。舒塔尔那二世去世后，其子阿尔塔舒玛拉继位，但很快被弟弟图什拉塔谋杀和篡位。而图什拉塔国王也未能逃脱被谋杀的命运，王子阿尔塔塔玛二世将父王谋杀后篡位，另一位王子沙提瓦扎逃往巴比伦，但被拒绝进城，最后不得已投靠了米坦尼的宿敌赫梯。觊觎米坦尼已久的赫梯国王苏庇路里乌玛一世抓住这一机会，对流亡到此的沙提瓦扎王子笼络有加，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并允诺将帮助他打回米坦尼。篡权上位的米坦尼国王阿尔塔塔玛二世去世后由其子舒塔尔那三世继位。赫梯国王认为时机已到，带领流亡的王子沙提瓦扎杀回米坦尼，助他夺得王位，并以岳父的身份对米坦尼王国进行庇护。强大的米坦尼王国就这样沦为赫梯的附庸。随着赫梯的衰落和亚述帝国的再次崛起，米坦尼在公元前1350年左右被亚述帝国控制，最终在公元前1260年彻底被亚述吞并。　　辉煌不到百年的米坦尼王国从不可一世沦落到夹缝求生，最终被宿敌所灭。究其原因，国际环境固然重要，但国内动乱是决定性因素。权力之争为身边虎视眈眈的赫梯帝国和亚述帝国创造了机会，最终导致王国覆灭。　　Ⅲ.无暇他顾的“改革法老”　　埃及曾经一直借助与米坦尼的关系插手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事务，但阿蒙霍特普四世登基后，改变了支持米坦尼的政策，埃及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被削弱，亚述帝国成为最大获利者。　　2021年4月，埃及考古学家宣布发现一座被称为“阿顿的崛起”（“阿顿”也被译为“阿吞”，是古埃及太阳神的名字）的古城。关于这座古城早有记载，但一直不知所终，因此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古城保存良好，考古团队挖出了人类残骸、彩陶、戒指、圣甲虫等。虽然古城规模尚未完全确定，但阿蒙霍特普法老的印章和储酒器盖子上的象形文字都表明，古城属于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距今已有约3400多年历史。在娶了米坦尼两代公主的阿蒙霍特普三世执政期间，这座城市曾十分繁荣。而在图坦卡蒙统治时期，这座城市逐渐被废弃。　　阿蒙霍特普四世曾与父亲共同执政，对父亲的执政理念十分熟悉。但公元前1353年他正式继承王位后，很快宣布放弃自己含义为“阿蒙神的仆人”的家族名字，将“阿蒙霍特普四世”改为“埃赫那吞”，意思是“献给阿吞神”。这标志着他放弃了阿蒙神的崇拜，改为信仰太阳神阿吞。　　改名只是他实行新政的开始，他随即宣布放弃历代古都底比斯，在荒漠中建设一座新的都城“埃赫塔吞”，意思是“太阳神阿吞的地平线”。　　埃赫那吞在位17年期间，大力实行改革，他大大削弱了埃及众多阿蒙神庙祭司们的权力，使国家摆脱了祭司的控制。在他大力倡导下，埃及的艺术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从千篇一律的僵硬风格变得生动起来，并开始了对细节的重视。　　但是他去世后，他的儿子图坦卡蒙登基后便将父亲的改革措施全部废止，此后，“埃赫那吞”的名字被从历史中抹去。帝国的首都也迁回底比斯，曾经的都城埃赫塔吞于公元前1332年被彻底遗弃和拆毁，湮灭在黄沙中。随着“阿玛纳文书”的发现，这座现在被称为阿玛纳的古埃及都城重现于世。沙漠的干燥气候使得这座古城结构基本完好，成为古埃及这段改革历史的见证。　　使得阿玛纳古城流传于世的不仅是“阿玛纳文书”，还有关于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妻子纳芙蒂蒂王后的美丽传说。1912年出土的纳芙蒂蒂塑像使今天的人们得以目睹其芳容，但她的身份依然是历史上的谜团。有人认为他是丈夫埃赫那吞法老的姐姐，古代埃及法老和姐妹成婚很常见；也有人认为她是来自米坦尼王国的公主。在埃赫那吞法老执政期间，米坦尼王国遭遇内外双重危机，最终被亚述人吞并。两国之间的历史友谊使得米坦尼公主投奔埃及成为可能。　　阿蒙霍特普四世登基后全力实施自己的改革理想，但从他去世后所有改革措施被一一修正的现实看，他当时所遇到的改革阻力之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也许因为国内改革消耗了他太多的精力使他无暇关注外交事务，也许因为他决定改变以往帝国向西亚扩张的外交政策，人们对其未能继续对米坦尼提供支持的真正原因不得而知，但其后果是对地区局势产生了严重影响。　　“阿顿的崛起”的发现被认为是继图坦卡蒙墓之后埃及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埃及学教授贝特西·布莱恩认为，这一发现不仅能让我们得以窥见古埃及人在帝国最富裕时期的生活，而且有助于揭开为什么埃赫那吞法老和王后纳芙蒂蒂下决心从底比斯迁都阿玛纳这一历史谜团。　　Ⅳ.古埃及与米坦尼相遇的迦南地　　无论是争夺对叙利亚的统治，还是政治联姻，埃及和米坦尼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这两个古老的王国最初是如何相遇的，这也是考古学家关注的问题。地理上从埃及到米坦尼，陆上最便捷的通道是经过现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所在的迦南地。　　2013年11月，据国际媒体报道，考古学家在以色列的古城盖泽尔遗址下发现了一个更加古老的城市遗址。其实考古学家从20世纪初便开始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很多专家都认为这是一座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的古城，但随着陶器碎片上出现了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圣甲虫护身符，考古学家将这一遗址的年代向前推到了公元前14世纪前后，即阿蒙霍特普三世执政的年代，也就是说这座古城已经存在了约3400年。考古专家们对这一发现并不感到惊奇，因为这一带是古代连接埃及和两河流域的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陆上通道，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交流必经于此。当时，谁控制了盖泽尔，谁就控制了这条经济和人员交流的大动脉。阿蒙霍特普三世护身符的发现，足以说明这里是当年连接米坦尼和埃及的大通道。　　另据以色列《国土报》2016年1月报道，以色列海滨城市纳哈利亚的一处考古遗址与盖泽尔的新发现属于同一时期，是一座有着约3400年历史的迦南城堡。与盖泽尔不同的是，这里离大海更近。据以色列考古学家考证，这座古代城堡应该是为地中海上航行的水手们服务的行政中心，城堡旁边很可能有一个重要的码头。这座城堡历史上至少被烧毁了四次，每次都得以重建，可见它是一座具有重要功能的建筑。　　古迹中发现了大量的谷物、豆类和葡萄籽的残骸。在被烧毁的房间中发现有人形和动物形的陶土雕像、青铜武器和陶器，这些显然并不是产自当地，而是来自其他地区。这些发现都表明，在约3400年前，迦南地是连接东西南北的重要枢纽。但当时生活在这里的迦南人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政治体系如何，他们的生活如何，他们的文化如何，人们依然知之甚少。在那个时期，埃及已经通行古埃及文字，美索不达米亚也早已流行了楔形文字，但在以色列的考古遗址中，除了圣甲虫表明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年代外，尚没有发现有任何重要的文字资料。　　三千多年过去，神秘的米坦尼王国、强大的阿蒙霍特普三世、立志改革的埃赫那吞法老、远嫁他乡的米坦尼公主以及来往于迦南地的路人，都早已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等待人们进一步去发现。古埃及王国、米坦尼王国、赫梯帝国和亚述帝国之间的恩怨情仇都已化为不同文明交流的印迹，永远地留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史册中。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14日 13版）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