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定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从此，“八一”这个响亮的字眼具有了特殊意义，这个日子被确定为人民军队的建军节。回顾历史，“八一”建军节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番周折。　　一　　作为首举武装旗帜的南昌起义，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刚开始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对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同志予以警告处分。相比之下，广州起义的纪念日最先被固定了下来。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作出《决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认为“广州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阶段的开始”，号召全党和千百万的劳动群众于每年12月11日纪念广州暴动。　　随着全国各地武装起义的风起云涌和红军重要性的凸显，南昌起义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意义被中共中央逐步认识，相关纪念活动陆续出现。　　1929年6月，为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首次提出：“今年的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工农及劳苦民众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保护中国革命的总示威日子，同时又是南昌暴动的日子，希望你们在当地号召广大群众组织这一示威。”7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指出“今年八月一日，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都要在共产国际口号之下动员起来”，并号召组织开展反帝示威活动。　　此时，将南昌起义与“八一国际赤色日”相提并论，说明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的评价已发生重要变化。红军部队中开始出现纪念南昌起义周年活动。1930年8月1日，红1军团到达南昌近郊西山，在万寿宫设会场组织南昌起义纪念活动。红12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到达南昌对岸，攻击赣江西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3周年。　　二　　1932年6月8日，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决议》，提出各地党部要成立真正有群众基础的“八一”反帝战争的筹备委员会与“八一”行动委员会，加紧准备与组织“八一”的罢工与示威及各种宣传活动。7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政治部发布《纪念“八一”告全军团红色战士书》，宣称：“‘八一’到了！‘八一’是国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日，‘八一’又是南昌暴动的纪念日……全中国的工农群众，为着实现上述的任务，更为着继续南昌暴动的英勇，也在这一天一致的动员。”　　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劳苦民众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政府，“反对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在苏维埃的旗帜下以革命的战争去推翻国民党反动的统治，争取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从“八一国际赤色日”到“八一反帝战争日”，尽管称谓发生变化，但二者本质是相同的，都是当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此时，“八一”虽然没有单独作为建军节来纪念，但其意义日渐为广大红军将士所熟知。这为“八一”确立为红军成立纪念日奠定了基础。　　三　　1933年6月23日，中共临时中央再一次作出《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八一”为红军成立纪念日。随后，苏区中央局宣传部专门拟定了《“八一”纪念宣传大纲》，指明了“八一”纪念日的意义。2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要求各地党部与红军的政治机关应根据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宣传大纲，进行最广泛地宣传鼓动。　　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指出：“1927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当年“八一”前夕，根据中共临时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的指示，中央苏区军民广泛开展了纪念“八一”的活动。红军各部队普遍加强了军政训练，以多消灭国民党军、多缴枪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八一”。中革军委特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誓词》，为“八一”纪念日及新成立红军部队举行宣誓之用。　　8月1日，按照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隆重举行了“八一”建军日纪念活动。自此，人民军队有了一个统一、固定的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周 芸）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1928年5月1日，湖北武汉汉口余记里，向警予一路走、一路高唱《国际歌》。尽管她嘴里满是鲜血，尽管她即将奔赴的是刑场，她的面部却毫无畏惧之色，她的声音依然慷慨激昂。　　1895年9月，向警予出生于溆浦县一个商人家庭。8岁时，向警予在思想开明的父亲支持下入校读书，成为当时整个溆浦县第一个读书的女孩子。她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崇拜花木兰式的女英雄。1914年秋，向警予就读周南女校，并把名字从向俊贤改为向警予。“警予” 就是要时刻敲响警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求学救国。　　1916年6月，向警予回到家乡，担任县立女校校长，实行男女合校，引进新教材，提倡新风尚。向警予告诫学生“要做个新国民”，还亲自为女学生解开裹脚布……自此，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1919年12月，向警予同蔡和森、蔡畅等30多人赴法勤工俭学。两年时间，向警予从一名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初，向警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她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在向警予的领导下，中国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1927年，向警予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成回国，前往武汉从事宣传工作。由于斗争的需要，受湖北省委派遣，向警予担任了党的秘密刊物《长江》的主编。白天，她的身份是小学教师；晚上，她在小楼昏暗的灯光下，奋笔疾书。《长江》在当时影响极大，有力地指导了武汉地下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　　这一年，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公然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疯狂地举起屠刀。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人心惶惶。向警予却拒绝撤离，“武汉三镇是我党重要的据点，许多重要负责同志牺牲了，我一离开，就是说我党在武汉失败了，这是对敌人的示弱，我决不能离开！”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不幸被捕。一个多月后，她壮烈牺牲，年仅33岁。　　不做“大小姐”，要做“革命人”。出身名门望族的向警予本该过着大家闺秀的生活，然而为了自由和民主，她积极投身革命，为妇女和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一切，奋斗了一生。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回答了何为共产党人的初心。（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佳俊 朱加宁）来源：湖南日报  

还是我刚刚提升为干部的时候，父亲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附着一张照片。他说，“你已经是一名党的干部了。记住，共产党的干部要靠自己的行动带领群众，寄去的照片是告诉你，这是党对每一名干部的要求。咱们家里的人必须先做好”。　　照片拍摄的是一张奖状。奖状原件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奖状，是用延安生产的白布做的，长43厘米，宽30.5厘米。在印染着红色麦穗齿轮图案中间，赫然写着“以身作则”笔力遒劲的四个大字，上面是“赠罗章同志”，下面签名“毛泽东”。　　奖状是表彰父亲罗章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中功绩的。父亲把奖状作为我们家的传家宝，也作为对我们进行党性教育和家风传承的教材。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安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高度赞扬了在南泥湾开荒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八路军359旅全体同志，并亲笔题词表彰了22名生产英雄。父亲时任359旅供给部政委，是这22名英雄之一。这些奖状连同英雄们的事迹曾在1943年2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刊载，对父亲的评语是“为人极刻苦，党性强。”1944年4月18日，《解放日报》又以《供给部政治委员罗章同志是劳动者的典范》为题对父亲做了专题报道，称赞他“是劳动者的典型，幼年过了十几年的雇工生活，在艰苦的斗争中，从头到脚布满了枪伤和刀伤，是一个意志如钢的革命战士。”　　父亲常常给我们回忆那时的情景。　　1938年起，父亲首任政委的359旅718团和其他部队一起接连打了好几个像岢岚县城攻坚战、上下细腰涧歼灭战这样的大胜仗，他们团被称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从此，“人民子弟兵”这个称号就成了我们人民军队的专属称谓。　　当武汉、广州相继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359旅奉命从恒山大小五台山桑干河回防，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为了打破军事包围与进攻，打破经济封锁，克服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发动解放区党、政、军、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359旅就在南泥湾屯垦戍边，把满目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为粉碎敌人对延安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359旅在长期的作战和“大生产”中，能够取得卓越的成绩，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作出表率是一个重要因素。起初，干部战士心里很难接受从前线撤回来进行开荒生产的任务，因为他们多数是河北、山西和河南省籍的，家乡的亲人被日本侵略者杀害、财产被日本侵略者掠夺，都想上战场。　　“战士想不通，怎么做工作呢？”父亲对我说，“那就要我们这些干部带头去干，做出样子来。一个好的政策，你当领导的都不去执行，谁还能相信你的政策好？谁还会跟着你一起干呢？”　　为了进行生产，作为首任“平山团”359旅718团政治委员的父亲被调任359旅供给（后勤）部政治委员。供给部的三名领导进行了分工，部长何维忠负责工业生产和工具准备，政委负责组织开荒和农业生产工作，副部长兼财务科长甘祖昌负责商业和财务工作。负责开荒和农业生产工作的父亲随身带着一个大镢头，走遍了全旅26万亩土地的各个生产点。指战员们都知道父亲年龄比王震旅长还大一岁，看到他挥汗如雨地带头开荒，深受感动，一个个干劲十足。　　父亲告诉我们，我的祖父是雇农，父亲从小放牛，跟着祖父在农田里干活。当父亲看到南泥湾的水源比较丰富，就把在家乡江西种水稻的经验搬到陕北，并获得丰收。当诗人看到南泥湾水稻成片，就写了“陕北好江南”的诗句。那时，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没有种过水稻，父亲就到南泥湾的各个生产点上教他们种稻。一次，他由于过度劳累，跌进了深沟，受了重伤，无法行动。他心爱的战马独自跑回部队，供给部的同志看到战马后就告诉了母亲。母亲马上去寻找父亲，以为他在供给部机关开会，结果扑了空。于是找到王震旅长。王震感到事态比较严重，马上派人寻找。因为当时的南泥湾一带不安全，有狼和豹子出没，还有日本特务和土匪。　　饲养员同志说，“把马解开，这马是回来报信叫人的”。于是，母亲、饲养员和四个担架队员跟着马连夜走了三四十里地，终于，找到了父亲。清晨，大家用担架把他抬回驻地。父亲坚持到王震那里汇报开荒工作情况。王震感动地说，“这个罗章，无论打仗还是生产，什么事情干起来都是个不要命的硬汉子”。　　359旅在大生产中，各级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使战士们备受鼓舞，也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他亲笔为我父亲颁发了“以身作则”的奖状，他的事迹和奖状也一并刊载于当时的《解放日报》上。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指出，“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以身作则成为我们党对每一名干部的要求。“你是党的干部，就必须做到以身作则！”父亲的话，我永不忘记。　　（作者：罗海曦，系原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刘伯承是一位具有坚定政治信仰、杰出军事韬略和深厚文化涵养的军队将领。他在作战筹划上有一句名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所说的“五行”，即任务、我情、敌情、时间、地形。他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在红军长征中，他运用“五行术”随机应变、乘势而为，打巧仗、打硬仗，屡建奇功。 　　“节省子弹”智取遵义城 　　党的黎平会议后，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1935年1月3日中央纵队和第五军团一过乌江，刘伯承立即率部夺取遵义。他向受领任务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政委王集成强调：“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冒着大雨，部队出敌不意占领了遵义城外围据点深溪水镇，并俘获了驻守在镇上的一个营。王集成和团长朱秋水通过俘虏摸清了遵义城的底细，决定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想法报告给刘伯承，刘伯承听了非常赞同：“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像，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来。”很快，第一营第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20多个司号员，都换上了敌军的服装，让那被俘的连长和十几个士兵走在最前面带路。乘着夜色，队伍顺利地到达遵义城门口。城楼上的黔军哨兵尽管盘问得十分细致，因为有俘虏答话，所以守门的士兵毫无戒备地打开了城门。红军战士一拥而入，一下子把城楼上的敌人收拾掉了。20多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后续部队像潮水般向城内冲去。敌人也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早已失去抵抗能力，敌人有3个团从北门逃走。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　　遵义守军北逃的方向是娄山关、桐梓。娄山关离遵义90里，是黔北连绵大山中的一道著名险隘，像一把铁锁锁住了遵义通往四川的出路。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想到这一点，刘伯承与聂荣臻立即赶往第二师驻地。刘伯承要求第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立即带领部队出发，占领娄山关后占领桐梓，同时要“夺关快、伤亡少”。第四团领导进行认真研究和调查，决定对娄山关采取正面佯攻侧翼抄袭的战术。在一个老猎人的帮助下，部队找到可以迂回到娄山关侧后的小路，前后夹击，在1月8日迅速攻下娄山关后占领铜梓，保证了中央红军驻扎遵义的安全。 　　六条木船巧渡金沙江 　　1935年5月2日，朱德命令刘伯承率干部团1个营及总部工兵营1部，于4日上午赶到皎平渡架桥，同时侦察上游各渡河点。刘伯承叫先遣分队都换上国民党军的服装，大摇大摆地向江边急进，沿途遇到几股民团，一律不与之纠缠，只说：“共军要在这里过江，我们去执行任务，封锁渡口。”来到离江30公里的杉落树时，一个大胖子区长出来欢迎。刘伯承和宋任穷带了几个警卫人员来到了区公所。胖区长说：“上峰来了命令，要烧船封江。”刘伯承一边喝水一边说：“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公文拿来看看。”胖区长赶紧取出公文递上来。刘伯承问：“船你烧了没有？”胖区长怕受责备，解释说：“刚接到公文，还没有烧。”刘伯承说：“很好，由我们来办吧。”接着刘伯承又将河宽、流速、水深、守渡口的兵力等情况问清楚，然后厉声告诉胖区长：“我们是红军，你带我们去找船，如果船发生问题，唯你是问。”胖区长吓得大汗淋漓，乖乖带路。找到2只船后，前卫连乘船过江，消灭了30多个保安队人员，控制了渡口。在当地船民帮助下，又找到了4只船。　　刘伯承设立渡河司令部，制定《渡河守则》，同时向朱德总司令发报：“皎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1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朱德下令，全军从皎平渡过江。刘伯承获悉全军都从皎平渡江，立即命令宋任穷带领第3营翻山20里抢占通安镇，留下工兵连守渡口。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刘元塘得知江防有失，带了2个营来增援。结果援敌在通安北面被第3营一个冲锋就冲垮了，刘元塘急得大哭，带残部逃回会理。打完仗，指战员们感叹，要是在江边宿营，让敌人翻过山居高临下压下来，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5月4日到9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当薛岳的追缴军5月16日赶到金沙江边时，只能望江兴叹。 　　三发炮弹开路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12日党的会理会议决定刘伯承任中央红军先遣军司令为全军开路。刘伯承执行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获得彝族群众支持，与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在彝海结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民区，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　　大渡河两岸都是崇山峻岭，安顺场渡口河宽有3000米，水深浪急无法架桥。当年石达开率领太平天国起义军2万人在大渡河安顺场无法渡河，在清军的追击下全军覆没。5月24日晚，刘伯承向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讲明情况，布置夺取安顺场渡口的任务并强调：“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晚上10点战斗开始，第一营顺利占领渡口，找到了船只和几十名船夫。25日上午9点，第一营第二连熊长林等18人登上船在火力掩护下开始强渡大渡河。刘伯承让人架好迫击炮对参谋说：“叫赵章成瞄准对岸那两个碉堡。我们就几发炮弹了，听命令，一定要打准。”船靠岸后，18勇士飞身下船。敌人欺红军人少，一个军官指挥着200余人从碉堡里和散兵壕里钻出来反冲锋。刘伯承举着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说：“叫赵章成开炮。”赵章成第一炮就打在敌人碉堡顶上，接着两炮打在敌人的队伍中。敌人死伤很大，顿时大乱。勇士们乘势冲锋，占领了主要工事，残敌溃逃。但是船小往返时间长，乘船过河全军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中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来到先遣司令部。经过研究，毛泽东归纳大家意见，决定分兵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前进，相互策应夺取泸定桥，在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刘伯承、聂荣臻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搞个局面。　　军情紧急。刘、聂率领一师和干部团于27日出发，向泸定城急行军，29日赶到泸定城外铁丝沟。此时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率领该团向泸定桥发起总攻。敌人得知桥西桥东都来了红军，首尾不顾，溃不成军。红四团于29日17时攻占泸定桥，30日凌晨两点刘伯承和聂荣臻进入泸定城。刘伯承在泸定桥上用力连跺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用“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对这段历史做了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回顾。这不仅是刘伯承军旅生涯中精彩的华章，也是党史军史中浓墨重彩的部分。（李华 张建霞）来源：学习时报  

       赵忠尧（1902.6.27—1998.5.28），浙江诸暨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27年赴美留学，1930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任教。1946年赴美参观原子弹试爆试验，并留美购置核物理实验设备和其他科研器材。1950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刚创建的近代物理所工作，主持建立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1958年起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主任，主持创办国内第一个近代物理系。1973年后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赵忠尧是我国原子核物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和宇宙线研究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以毕生精力从事科学和教育事业，悉心培养了我国几代科技人才，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所言：凡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末在国内成长的物理学家，都是经过赵老师的培养，受过赵老师的教育和启发的。赵忠尧为发展我国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研究事业、为培养我国原子能事业、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的实验研究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 　　来自中国的年轻人作出“诺奖级”的成就 　　1902年6月27日，赵忠尧出生于浙江诸暨一个衰落的大家族中。父亲赵继和以行医为生，为人耿直，对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痛心疾首、对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义愤填膺，但限于自身文化水平有限，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赵忠尧一辈子谨记父亲教诲，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口都义无反顾地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放在首位。　　1927年冬，赵忠尧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部，师从该校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在博士论文选题环节，赵忠尧一门心思想多学技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冒着惹怒密立根的风险，拿到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实验题目。经过一年多夜以继日的刻苦研究，赵忠尧发现了硬γ射线在通过重物质时产生的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并将这一重大发现写成两篇论文，于1930年5月、10月先后公开发表。这实际上是正负电子对的产生和湮灭过程的最早实验证据。赵忠尧对世界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然而，当193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对正电子的发现授奖时，赵忠尧却榜上无名。时任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任的爱克斯朋在大半个世纪后回忆说，当时评审会确有讨论到赵忠尧在这项重大发现中所做的工作，却因另外两位学者在重复该实验时得出的错误结果以及一篇著名论文中对赵忠尧论文发表时间的引述错误，而对赵忠尧的开创性贡献存疑。回顾往昔，爱克斯朋坦言，这是一个“很令人不安的、没法再弥补的疏漏”“赵忠尧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是实实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　　1931年秋，在德国前往英国访问的途中，赵忠尧得知中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心中焦虑，决心尽快回国，“尽一切可能探索为国效劳的道路”。当时中国的核物理研究还是一片空白，赵忠尧回到清华大学物理系当教授，开设了中国第一门核物理课程，组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培养出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等中国物理学界的栋梁。除教学科研外，赵忠尧还日夜苦思，尝试了包括科学救国、平民教育、工业救国等多种救国道路。在他看来，只要是能让国家富强的事，他都愿意尽力去做。著名的“中华牌”铅笔最初就是源于赵忠尧等人集资创办的“长城牌”铅笔厂。1937年七七事变后，赵忠尧不愿在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做事，率先离开了北京，先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任教。赵忠尧学问精深，加之备课一丝不苟，讲课态度认真，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肩负重任再次赴美，历尽磨难回到祖国 　　1946年6月，赵忠尧作为中国物理学家的唯一代表，到现场观摩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原子弹试爆试验。赵忠尧此行还肩负了解核物理研究最新进展并设法购买核物理实验设备的重要任务。　　粒子加速器是最基本的核物理实验设备。由于经费极度紧张和美国严格的技术出口限制，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自行设计一台静电加速器。为了研制加速器，赵忠尧放弃了原本感兴趣且擅长的核物理实验研究，转而全身心地投入工程技术的钻研中。当时有很多人不解，有人嘲笑他是“傻瓜”，把时间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也有好心人劝他，“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干什么白白地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呢？”对于旁人的嘲讽和朋友的忠告，赵忠尧并非听不懂，但是他却不能认同。失去几年搞科研的宝贵机会固然可惜，但赵忠尧更为自己把精力用在了对祖国科学发展最有益的事情上而安慰！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赵忠尧欢欣鼓舞，立马着手做回国准备。此时中美的直接通航已经中断，只能取道香港。经过5个月的努力，赵忠尧终于登上了著名的威尔逊总统号，从洛杉矶启程回国。跟他同行的还有邓稼先、叶笃正等一百多位中国留美学者。谁知他们前脚刚上船，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后脚就到，以违反出口法为由扣留了一批赵忠尧所带的公开出版的物理书刊，但赵忠尧本人因为提前把重要器材都托运回国而得以脱身。然而这一路的波折还远未结束。美方在放走赵忠尧的当天就后悔了，美军最高司令部连发三道追截令，要把赵忠尧拦下来。船经过日本横滨时，美军武装人员气势汹汹地冲上船，把赵忠尧、罗时钧和沈善炯一同关押进了美军在日本的巢鸭军事监狱。美军无理扣押中国科学家的消息，引起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不仅中国掀起了谴责美国政府暴行、营救赵忠尧等3人的巨大浪潮，美国科学界也提出严厉质问和强烈抗议。1950年底，冲破重重阻挠的赵忠尧终于回到他日思夜想的祖国。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都发了专题报道和专访文章，高度评价赵忠尧的爱国主义精神。1951年1月，赵忠尧抵达北京，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持了欢迎宴会，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裴文中、钱三强等数十名著名科学家参加。赵忠尧在会上动情地说：感到祖国一切都是新的，又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自己向来未曾经过大的场面，又惭愧没有为人民做过多少事情，心情很是兴奋与不安，只想尽快投入具体的工作中去，为新中国的科学发展出力。 　　矢志不渝为国效力，终成“一代宗师” 　　赵忠尧回国之后，立即投入发展加速器技术和培养相关人才的工作之中。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的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建立了，中国第一台静电加速器建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近代物理系诞生了；在他的培养和指导下，一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他把握方向而不包办一切，放手让年轻人去干，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他平易近人，总是不厌其烦地答疑解惑，同时严格要求，督促青年成长；他为人正直、忠厚、淳朴，又有一股“拧劲儿”，对于认定的事情坚定不移。　　1992年6月，“赵忠尧教授九十寿辰庆祝大会”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海内外著名科学家、各界人士以及赵忠尧六代学生代表共几百人到会祝贺。“风华海外回报故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3名“两弹一星”功臣中有8位是他的学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与杨振宁都曾受教于他。1995年，赵忠尧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将奖金全部捐献给他曾就读、任教过的5所大学，激励后人继续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不懈奋斗。2002年是赵忠尧先生诞辰100周年，叶铭汉院士在纪念会贺电中称赞赵先生“培养了我国几代核物理、粒子物理学家，是‘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朱光亚、邓稼先的老师”。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也深情地说：我的老师赵忠尧教授是中国原子能之父，王淦昌、钱三强等都是他的学生……只有这样的爱国老师才能培养出那么多优秀人才。正因为他深爱祖国，所以甘愿放弃有名有位的物理研究转而埋头枯燥无味的工程技术，毅然放弃在美大好工作机会而在归国途中受尽磨难，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仍旧怀有最赤诚执着的信念；正因为他忠于科学，所以一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从不把工作建立在热情的幻想上，而是力求一点一滴的实际进步，进实验室和看文献是他一辈子朴素的乐趣。　　赵忠尧将生命中最闪亮的篇章汇入了祖国的壮丽事业。在他归国10多年后，我国自制的原子弹试爆成功，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从此确立。在赵忠尧先生90岁高龄时，他写了一篇不长的自传，题目是《我的回忆》。文中写道：回想自己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这平淡却高尚的话语，正是赵忠尧一生爱国情怀的真实写照。（蔡青竹）来源：学习时报  

众所周知农村宅基地是不能买卖的于是有的人动起了歪脑筋改买卖为“永久租赁”这样的“妙招”可以吗？01案情回顾刘某晓与父亲刘某法、母亲韦某娥、祖父（已去世）、祖母等5人属于广西百色田东县某村同一家庭户，户主为刘某法。1991年10月，该户共分配的宅基地面积约402.11平方米，1992年12月刘某法办理获得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09年6月14日，为偿还家庭债务，刘某法、韦某娥与陆川县某村的吴某菊签订了一份《宅基地租赁协议书》，约定刘某法、韦某娥自愿把属于自己所有的集体土地宅基地以10万元永久性出租给吴某菊。签订协议后，吴某菊支付了“租金”10万元，并于2010年8月建设完成一幢两开间二层楼房及围墙，随后一直使用至今。刘某晓认为，宅基地为家庭所有成员共有，父母在与吴某菊签订协议时未征得其与祖母的同意，且吴某菊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私自买卖集体土地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是刘某晓将三人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被告吴某菊拆除在宅基地上建造的建筑物并退还宅基地。02法院审理案件的焦点刘某法、韦某娥与吴某菊签订的《宅基地租赁协议书》是否有效？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刘某法、韦某娥与吴某菊签订的《宅基地租赁协议书》，从约定的权利与义务内容，以及交易所指标的物分析，其民事法律关系本质上是双方关于刘某法名下的宅基地使用权的买卖合同，并非双方所称租赁合同关系，吴某菊所支付的“租金”10万元实为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价款。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第二条第三款、第九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本案所指的宅基地禁止买卖，非经法定程序，宅基地的使用权不得转让。且宅基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宅基地的使用权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专享，具有身份关联属性，用以保障农民的生活、耕作、居住权益的实现，非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无权取得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宅基地使用权。吴某菊并非刘某法、韦某娥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据此认定该协议无效。针对原告要求被告吴某菊拆除在宅基地上建造的建筑物、返还土地的诉请，法院认为，根据公平原则，应由签订《宅基地租赁协议书》双方另行妥善处理好损失赔偿问题后方才适合进行建筑物和土地返还问题的处理，故对刘某晓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03法律分析签订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或宅基地买卖合同均无效现实生活中，与农民签订宅基地房屋买卖合同或者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签订宅基地房屋买卖合同，该行为违反了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扰乱了国家正常的土地管理秩序，因此所签订的农村宅基地买卖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同样，由于宅基地是集体经济组织为了保障居者有其屋而无偿准予符合条件的村民使用的土地，村民对其宅基地只有使用权，土地的所有权依旧归属于集体所有，所以宅基地不能随意卖出，买卖宅基地的合同，也因违反《土地管理法》《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而属于无效合同。用“租赁合同”之名行买卖宅基地行为之实，不受法律保护。刘某法、韦某娥与吴某菊签订的《宅基地租赁协议书》明确约定：刘某法将房屋永久租赁给吴某菊，全部租金付清后，不管过多少年，该房产的利益均与刘某法无关。从约定内容可以看出，当事人之间的达成的真实合意是永久性转移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而并非在租赁期限内单纯使用宅基地。且上述永久租赁合同约定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关于租赁合同的规定，属于买卖行为，应按照农村房屋买卖规则认定所谓的租赁合同是否有效。故法院认为，本案名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实为宅基地使用权纠纷。案涉宅基地买卖的行为未征得当地村委会的同意，也未到相关部门办理土地变更登记等手续，因此合同无效。

作者：熊　志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医院的自制药剂正在网上卖得火热。一些商家抓住商机，通过网络下单邮寄的方式，做起了代购生意，形成了一条院内制剂灰色利益链，一瓶自制药，代购售价却高出近3倍。　　所谓院内制剂，就是医院自己研制的制剂，通常来说，仅限于本医疗机构以开处方的形式提供给患者使用。像之前很火的“近视神药”阿托品滴眼液，就是属于院内制剂，因为违背相关规定，这款“近视神药”日前也被全面暂停网售。　　院内制剂作为一种不得随意扩大使用范围的药品，现在却成了一些人牟利的工具。一方面，一些代购、黄牛通过医院开药，然后对外高价售卖，赚取差价；另一方面，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上，求购、代购信息混杂，院内制剂被各种违规网售。　　院内制剂不用像上市药品那样，经过漫长的临床试验和审批流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无需经过严格的检验、审批环节，更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流通，可以通过一些网络渠道，跳过医生面诊、开处方的环节，被偷偷卖给一些有需求的患者。　　事实上，正是因为生产研制的门槛低，为了保障用药安全，政策层面对于院内制剂有严格的生产、使用规范。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配制的制剂不得在市场上销售或者变相销售，不得发布医疗机构制剂广告”。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的院内制剂，却在市场上公开流通，甚至在电商平台上售卖，这无疑严重放大了医药风险。　　因为有利可图，院内制剂催生出一批代购群体。既然禁止对外公开网售，那么不管是线下代购，还是通过电商、社交渠道线上售卖，代购行为都属于违规，应该严厉查处打击。　　还值得追问的是，专门从事院内制剂的代购人员，和医院、医生是否有利益上的勾连？毕竟，院内制剂属于处方药，如果是通过正常的挂号、面诊、开药的渠道获取，能得到的院内制剂的数量应该较为有限。报道提到的代购群体“集团化”的规模，让人不得不怀疑，医院、医生是否存在违规开药的问题，这一点应该调查清楚。　　另外，按照规定，没有线下初诊记录不得进行线上复诊。但据报道，现在的一些医院，对患者通过互联网医院渠道的线上复诊把关不严，在没有到医院线下初诊的前提下，就在线上给患者开药，这种局面无疑也给代购群体提供了钻营的空间。　　不管是挂号代购，还是通过互联网医院获取院内制剂，然后再变相公开网售，都违背了院内制剂的管理规定，加剧了药品使用的混乱程度——要知道，院内制剂本身有效期短，并且外包装相当简陋，制假售假的难度较低，不管患者买到过期的真药，或买到假药，一旦产生不良反应，后果不堪设想。　　院内制剂的存在，本身是为了弥补临床上的一些用药缺口，它的利润小，恰恰是为了保障公益属性，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因此绝不能成为牟利的工具，成为医药安全的重大隐患和漏洞。　　所以，对于院内制剂的生产、流通和使用，必须按照相关规定严格监管。一方面，医院方面要严格控制药品的使用，作为处方药的院内制剂，不能想开就开、随便乱开；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违规代购、网售的排查打击，避免院内制剂在地下市场大肆流通。（熊　志）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杨启舫　　“六气”之说，源自清代邹一桂《小山画谱》里的“画忌六气”。“一曰俗气，二曰匠气，三曰火气，四曰草气，五曰闺阁气，六曰蹴黑气。”如果拿这些看似经年久远的“画品”来与我们今天歌词创作对号入座的话，则不免有些芒刺在背的感觉。古人说：诗书画同源。这意味着书画里的那些美好曼妙在歌诗里都能有所体会，而换个角度看，书画中那些常有的毛病也会在歌诗中找到投射的影子。　　不幸的是，如今古人所言书画“六气”的社会面传播尚没有“清零”，而歌词创作中的“六气”却愈演愈烈。曾几何时，“小三也有情，小三也有爱”“你做了我的小三又当了他的小四”这样恶俗的歌词竟然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一口气连唱14个“伤不起”“你说嘴巴嘟嘟，我嘟嘟嘟嘟嘟”这类没有营养的口水歌也开始病毒式地“流行”了。而一些低俗无脑甚至是色情恶俗的歌曲居然成为孩子们传唱的“儿歌”。加之某些感情虚假、急功近利、绝少文雅的匠气之作，某些打着国潮旗号糟蹋经典、胡拆乱搭、不知所云的伪古风之作，某些通篇毫无骨力、媚气娘炮、矫揉造作的胭脂气之作，某些无病呻吟、不知所云、空洞乏味的空泛之作等等渐有漫延之势。　　我们不仅要问，当下的这些歌词是怎么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蕴、典雅、灵动、形体与风骨之美怎么开始缺失了？与西方的拼音文字不同，我们先人创造了音、形、意三维立体的中华汉字，这种既能表情、又可达意的文字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数以万计的汉字组合为我们生活的天地万物、草木鸣虫乃至岁朝月令都提供了多种表达方式和别致的雅称。譬如我们从古写到今的那一轮明月，就有“玉兔、素娥、望舒、玉蟾、桂魄、婵娟、嫦娥”等几十种别名供选择，而这些不同的雅称可以准确传递中国人在不同环境和心境下情感的细微变化。有了这么好的中华文化加持，难怪李白一个人就写了300多首关于月亮的诗词。因为这博大精深的中华汉字本身就如茫茫夜空里那一轮时而淡雅、时而皎洁的月轮，蕴藏了无尽的灵感。　　中国古代把歌词叫歌诗，绝大多数的诗歌都是可以想唱就唱的。中华汉字里的四声特别富于音乐性。正如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音律》中所言，“句之长短，字之多寡，声之平、上、去、入，韵之清浊阴阳，皆有一定不移之格。”这样前有浮声、后有切向的“声音之道”让歌诗有曲即歌，离曲可吟，因而才具有更旺盛、顽强的生命力。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些音乐人已经渐渐失去了对传统文化坚守的耐心。以流量为王、把营利看作目标的商业化生产运作模式，让写词变成了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工种和环节。歌曲投入的多少、内容定向与推送力度等都更依赖于算法与大数据的“需求”。与歌词的内容扎实、用字考究、平仄讲求相比，部分词作者宁愿花心思找到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标题党”式的歌名，或者更依赖于炒作热点话题及爆红的网络流行语。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以及新媒体传播方式的特点也吸引部分音乐人只注重歌曲30秒内的魔性口号式循环呈现。乃至出现了一种对某首歌曲既不知道名字也不熟悉主歌内容，但一听到副歌部分却马上能够随口跟着唱出来的现象。　　与古人相比，我们一部分词作者确实是表现得更懒于思考、热衷套路、急功近利了。同样是表达忠贞的爱，李商隐说“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说“死了都要爱”；形容女性之美时，《诗经》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我们却唱“你的笑像恶犬”；感慨自然之险峻时，李白有《蜀道难》：“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们则干脆就是“哇靠、666、绝绝子！”……汉字的美需要通过恰当地使用来展现，汉字的韵味需要通过大声吟唱来表达，汉字的博大精深是要通过写词人一代一代接续奋力、发扬光大的。说到底，歌词创作中表现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缺失也是审美能力缺失的一种表现，这必然会导致邹一桂所言的“俗气、匠气、火气、草气、闺阁气、蹴黑气”这“六气”的“盛行”。而相比于绘画而言，歌词所涉及的音乐创作是一项更具影响力和更具社会传播力的艺术形式，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和教化责任，因而在歌词创作中忌“六气”显得更加紧迫也更具现实意义。　　中国是“诗的国度”，而中华民族汉字的“汉”本意就是星汉和银河。一个如此充满想象力的民族用天地化孕出的文字书写成词、吟唱成歌，这本身就是一件够诗意、够浪漫的事情，所以，作词人不应轻易放弃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而需努力找回华夏文明表情达意的文字之美。身为一个用汉字写作的人，那种根植于血脉中的“文化自信”是与生俱来的。珍惜它、用好它，亦是作词人的幸福。　　（作者系词作家，中国音协理事，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来源：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