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光文学巨匠·纪念沈从文诞辰120周年】　　作者：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今年是沈从文诞辰120周年。对他这个人和他的文学、文化实践的基本理解，需要从孤立的、稳固的、规定性比较强的观念中摆脱出来，在更广阔的时空里，特别是在他与置身其中的20世纪中国的持续性动态关系中，展开讨论。事实上，沈从文的自我、文学、后半生践行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也正是和时代不间断的对话过程及其结果。沈从文（1902—1988） 资料图片　　通过对以往所有生命经验的积累、扩大和化合来确立“自我”　　沈从文的墓碑是一块大石头，正面刻着他这样两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那么，“照我思索”的“我”是怎么回事？　　在20世纪的中国，有一种典型的——因为普遍而显得典型——关于自我的叙述，就是在生命经验的过程中，猝然遭遇到某种转折性的震惊时刻，因而“觉醒”。这种“觉醒”是“现代”的“觉醒”，因为造成“觉醒”的力量，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觉醒”以前糊里糊涂，蒙昧混沌不成形，“觉醒”之后恍然大悟，焕然新生。这种类型的叙述很多，已经成为一种经典模式，不单单是一种文学模式，同时是更为广阔的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一种叙述模式。　　这没有什么奇怪。个人的震惊性经验是和古老中国的“觉醒”共振而生的，社会的现代转型和个人的现代塑形互为因果，互相呼应。从单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现代的“我”似乎主要是由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所促生和塑造的，它的根源不在生命本身，而是外来的力量。　　但是，这种断裂式的“觉醒”没有发生在沈从文身上。他的“我”，不是抛弃“旧我”后新生的“新我”，而是以往所有的生命经验一点儿一点儿积累、扩大、化合而来的，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确立起来。这样确立起来的自我，有根源，有历史。从这个意义上看《从文自传》，就会发现这本书不仅好玩、有趣，而且或显或隐地包含了理解沈从文这个人和他全部作品的基本信息。　　“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是怎么来的？生命的来路历历在目。自传写到21岁离开湘西闯进北京即戛然而止，自我的形象已经清晰地确立起来了。可以说，正是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确认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明朗起来。过往的经验和历程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要叙述和值得叙述，就是因为要靠这个过程才能把自我确立起来。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不同，断裂式“觉醒”的“新我”是靠否定自己的历史而确立的，而沈从文的自我是通过肯定自己的历史而确立的。1984年第8期《大众电影》封面刊发电影《边城》剧照 资料图片　　之所以要确立这样一个自我，对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来说，是为已经可以触摸到的将来而准备的。此后，最能代表这个自我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　　对于更加漫长的人生来说，自我确立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这个确立的自我，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和挑战，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和艰难的重生，而且要在生命的终结处，获得圆满。　　不是说沈从文确立了自我，这个自我就固定住了，因为实感经验在时时增加，生命的来路在刻刻延长，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也会激发出对自我的新的询问和新的发现。　　每到大的关口，沈从文会习惯性地勘探自我的来路，以此帮助辨认现在的位置，确定将来的走向。《从文自传》写在创作的巅峰状态即将出现的前夕，仿佛是对沈从文最好作品的召唤；《从现实学习》于纷纷扰扰的争斗中强调个人在时代里切身的痛感，对自己的文学未来及早作出预言；在孤立无援的时候，他又写过两篇自传，一篇叫《一个人的自白》，另一篇叫《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有心的读者通过这种特殊的写作，能够对沈从文其人其作产生更为深切的感受和贴近的理解。　　带着实感经验的历史和累积的感情来看人看世界　　新文学对“人”的重新“发现”，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物，农民、士兵、水手，如果放进一个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里，大多应该处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他们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沈从文对这些人“有情”，他能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生命的努力和生存的庄严，体会到对人生的忠实与对命运的承担。　　沈从文是一个把根扎在自己实感经验中的人，并且带着实感经验的历史和累积的感情来看人、看世界。他的一句话，经当年的学生汪曾祺转述后，成了常被引用的写作名言：“要贴到人物来写。”看起来是说写作方法，其实牵扯更重要的问题：怎么才能“贴到人物”？没有切身的感情，不能从心底里自然而然地生出亲近感、亲切感，是贴不上的。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方法的事，而是心的事，能不能贴到人物，取决于有没有一颗对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普通人贴近的、“有情”的心。　　沈从文的文学过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有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单从他作品里的人物来说，是他没有把这些人物放到框子里，没有用这种或那种理论的彩笔去给他们涂颜色，没有自以为可以给他们定性，没有把他们变成符号。他们有生机，是生命自身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生机。而且，沈从文并不因为自己对这些人物非常熟悉就自负能够“把握”他们，他给张兆和的信里说：他来写他们，“一定写得很好。但我总还嫌力量不及，因为本来这些人就太大了”。“太大了”，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感受——他坚信生活中的人都是饱满的存在。有不少作家自以为可以“把握”他笔下的人物，就是因为他没有生命“太大了”的感受，他把他们限制、规范在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感受能力之内，当然就“把握”得住了。晚年的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 资料图片　　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止是人的世界，而且要比人的世界大。简单地说，沈从文的文学里面有天地，人活在天地之间。现代以来的大部分文学，只有人世，人活在人和人之间，活在社会关系的总和里面。　　“天地”这个概念，和自然相通，但不是自然；和人事相关，却高于人事。读沈从文的文学，如果感受不到“天地”，会读不明白。譬如说《边城》这篇传播广泛的作品，里面有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没有这种感受，就无法透彻理解作者意图。这个世界有悲哀，可我们读这部作品，还是会强烈地感受到明朗、刚健的力量和生生不息的气象。“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化生的力量永无止息。　　在这里顺便说几句沈从文的景物描写。沈从文作品中的景物，通的是自然，自然又通天地，一层一层往上，所以有无限生机。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景物，是图像化了的东西，是我们的眼睛或者相机截取了的片段；即使我们能够通过片段的景物联想到自然，那也是近代以来我们所理解的自然，是被我们对象化的东西，我们把人当成主体，把自然当成主体的对象。我们虽然欣赏和赞叹沈从文的景物描写之美，却不容易领会他的自然观中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相连的天地大美，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相连的天地大德，当然也就更不容易理解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相连的天地不仁。天道、地道、人道。人道仅居其间，我们只承认人道，只在人道中看问题，只从人道看自然，自然也就被割裂和缩小为人的对象了。但其实，天地运行不息，山河浩浩荡荡，沈从文的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自然在他的作品中，岂止是这样那样的景物描写？　　我还想借这个话题说一个词：人性。很多人谈论沈从文作品，喜欢用这个词。沈从文自己也用这个词。我想提醒的是，沈从文是在一个比人大的世界里说人性的，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论的人性不同，和我们通常在人的世界里说人性不同。他感受里的人性，包含着与人居其间的天地运行相通的信息。　　《光明日报》上的沈从文足迹　　● 1954年10月3日，刊发沈从文的文章《略谈考证工作必须文献与实物相结合》，文章写道，新的文史研究，如不更广泛一些和有关问题联系，只孤立用文字证文字，是路走不通的。几首古诗的注，还牵涉许多现实问题，何况写文学史，写文化史？朋友传说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新中国成立后已超过五百万卷，这是我们可以自豪的一面。可是试从图书中看看，搞中古雕刻美术问题的著作，他国人越俎代庖的，云冈部分就已出书到二十大本，我们自己却几个像样的小册子也还没有，这实在格外值得深深警惕！这五百万卷书若没有人善于用它和地下挖出来的，或始终在地面保存的百十万种不同的东西结合起来，真的历史科学是建立不起来的！　　● 1962年5月26日，刊发沈从文的文章《题〈寄庑图〉后》，文章写道，（个石）先生虽久绾县事，却无丝毫官气，还是一切依旧，言行敦实如老农，心境则旷达明朗，除读书养志，日常惟循湖作诗。积德聚学，益臻纯粹。每一接谈，总能给人一种亲切感印，深一层体会到古代学人所谓“反璞存真”意思。三十年来时移世易，家乡亲故无论老成少壮，秋风黄叶，凋落垂尽。惟先生年近古稀，体力思想均尚健全，仁者必寿，百岁可期。　　● 1980年11月7日，刊发报道《坚实地站在中华大地上——访著名老作家沈从文》，其中写道，沈老前年得了脑血栓病，住过两次医院，今年春节前才出院，现在还不能多讲话。沈夫人张兆和老人只好谨遵医嘱，在门口贴了张用毛笔工工整整写的字条“沈老有病，谢绝会客”。沈夫人笑着说：这个谢贴，对老朋友都不适用。今年春天，巴金从上海到北京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巴老身体不好，一般活动都不参加，就要来看沈老。八十多岁的人了，让女儿扶着，爬上五楼，在楼梯上还摔了一跤。沈老十分过意不去，巴老却说：“这是我心甘情愿的，摔了一跤也乐意。”　　● 1988年5月17日，刊发简讯《一代名作家沈从文逝世》，报道指出，中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沈从文先生，因病于5月10日晚8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 1988年5月29日，刊发沈从文的遗作《自我评述》，其中写道，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 1993年11月16日，刊发报道《〈沈从文全集〉出版签约》，报道指出，全书共20余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系首次发表，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皇皇巨著，亦将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　　● 2014年8月29日，刊发张新颖的文章《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记沈从文最后的岁月》，文章写道，自从1983年病倒之后，沈从文行动不能自如，说话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流泪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为自己伤感，对他人同情，被艺术感动，还有更为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感情，都有可能令他不能自已。外人看来突然的反应，在他自己却是自然；家里人也在逐渐变化的过程中理解。　　● 2018年5月14日，刊发徐兆寿的文章《从沈从文身上找寻诗意的世界》，文章写道，沈从文平静如水，温润如玉，但又坚韧不拔。他是藏在深山里的竹子，自有气象。他仿佛是宁静的湖泊，幸福的炊烟，虽有因为人生的种种不得已而生出的淡淡的哀伤，但也理解天地世情，不破那东方的气韵，以此向他的读者展示一个从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意中国。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记者 颜维琦　　前不久，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学习困难”门诊登上了热搜，很多网友对此感兴趣并表示相见恨晚——“效果好吗”“快来帮我看看”“要是我小时候也有就好了”……　　开了两年多的门诊突然被关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理科主任朱大倩坦言“没想到”。她告诉记者，门诊“火”了之后，带来的最直接变化就是来加号的人多了。有些程度较轻、还称不上“困难”的孩子，也跟着家长来了。“如果关注的热度，能带动更多家庭科学认识学习困难，改善亲子关系，也是好事。”　　什么是学习困难，哪些因素会造成学习困难？学习困难到底能不能治？到学习困难门诊就诊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探访。　　在浙江省嘉兴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总站，学生们在体验“脑波球”。新华社发　　学习困难，能“治”吗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早在1998年就开设了心理科。2020年9月，医院开设学习困难门诊，主要是看到心理门诊里亲子冲突与学习有关的非常多，但到底是孩子不愿意学，还是确实没能力学，其中原因还应细分。　　朱大倩介绍，学习困难门诊在全国很多医院都有开设。但由于家长对此认识不同，很多时候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走投无路”了才来医院就诊。这几年情况明显在变化。“从我自己接诊的经历看，以前是智力障碍、多动症患者多，约占七成，而近五年，情绪障碍的病例多了起来。”　　“搞清楚原因，其实很多情况家长不必特别担心。”采访当天下午，朱大倩接诊了一个孩子。“这个初中生其实算不上学习困难。和他交谈后，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主要问题是注意力不集中。我们分析认为，这和较长时间的网课有关。于是我和孩子约定，到9月开学后一个月再见面。聊完之后，孩子放松了，家长也很开心。”　　朱大倩认为，有必要对“学习困难”有科学全面的认知。“学习困难是一个在很多因素的作用下，造成孩子学习状态不好、成绩不良的结果。国内外研究报道学习困难的发生率为20％左右，男生比女生的数量更多一些。”朱大倩介绍，“造成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家庭教育的原因外，学习困难可能由各种神经发育问题、情绪和精神心理障碍、文化和环境不利因素等所造成。”　　神经发育问题造成的“学习困难”孩子中，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门诊最常见的情况，这些孩子因为神经发育不完善，难以集中注意力，造成学习时易分心、发呆、畏难，影响了学习成绩。另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孩子虽然智力正常，但在某项特定的学习能力方面存在发育落后，进而影响到相应的学科成绩。这两类孩子，往往被误解成“小学渣”或者不爱学习的“小懒虫”，实际上，经过正规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行为治疗、专业的康复训练等，这些孩子的情况是可以大大改善的，甚至可以从“学渣”逆袭成“学霸”。　　朱大倩特别提醒，在学习困难门诊就诊的孩子中，大约三分之一存在一些情绪和精神心理障碍，比如“学校适应障碍”“焦虑抑郁”等。尤其在中学阶段来就诊的孩子中，情绪问题的比例很高。　　“很多孩子的学习兴趣丧失、和大人对抗行为，被家长、老师误解为‘青春期叛逆’。”朱大倩说，对这类孩子，我们会动员孩子的家庭、学校给予孩子心理上的支持，配合专业的药物和心理治疗，也能获得良好的改善效果。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童保健中心学习困难门诊室，医生在和孩子、家长沟通。耿玉和摄/光明图片　　到门诊就诊，是一种什么体验　　每周四下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学习困难”门诊开诊，限号20人。这些天，门诊一直是满号状态。　　“学习困难”门诊接诊患儿后，医生会详细地和家庭进行访谈，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孩子本人的情绪、发育状态等，充分收集信息，找出可能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访谈结果，开出一些标准化的评估和检查来鉴别孩子的困难所在，获得一些量化指标。　　完成检查后，医生会帮助家长解读检查结果，分清孩子是“不能学习好”还是“不愿意好好学”，帮助家长去理解问题所在，和家长一起选择适合的治疗方法。治疗开始后，通过定期复诊随访，医生还会不断调整治疗方案，确保孩子达到较好的学习效果。　　朱大倩说，来就诊的家庭通常都能有所获益，因为通过一系列的访谈和检查，家长能够分清孩子是“不能学习好”还是“不愿意好好学”，他们通常如释重负，对将来的教育方向有了明确的目标。　　在门诊，有些被认为“学习困难”的孩子，实际上自身没有太大的困难，而是在家长不恰当的教育方式或不合适的学习环境影响下，没有达到理想的学习状态。比如，有的家庭给孩子安排的学习负担太重，没有运动和玩耍时间。有的家庭学习环境比较嘈杂，孩子很难安静地投入学习。朱大倩说，这种情况下，会耐心指导家长调整教育方式，帮助孩子发挥出学习潜能。　　安徽省含山县铜闸学校组织学生开展“体验趣味游戏 关爱心理健康”活动。欧宗涛摄/光明图片　　“学习困难”需要科学认识　　“近两年来，‘学习困难’门诊已接诊和帮助1500多名学习困难的孩子，有很多成功的治疗案例。”朱大倩告诉记者。　　“我们曾经遇到一个同时有阅读障碍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语文考试只能考十几分，数学成绩挣扎在及格边缘，一写作业就发脾气，厌学情绪很强烈。经过评估后确定了困难所在，我们帮助家长制订了一个逐步改善的计划。”朱大倩介绍，因为孩子有重度注意力缺陷，首先用药物治疗改善孩子的注意力。同时配合行为治疗，指导家长调整教育方法，做一些注意力的训练。我们也鼓励家长用讲解配合阅读的方式帮助孩子学习重要的知识点，弥补孩子自己阅读的缺陷。同时和康复科的医生合作，对孩子的阅读障碍进行康复训练。在这样的计划下，家长首先认识到孩子带着这样的困难学习已经非常辛苦了，所以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就从以前的批评打骂，变成了理解和帮助。和学校老师沟通后，老师也能够理解孩子的困难。这样就为孩子创造了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他对学习就没有那么害怕和厌恶了。几个月后，孩子明显能更专注地学习，虽然阅读速度还是比较慢，但是能积极地尝试，努力完成学习任务，在数学上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进步到八九十分，语文成绩也接近及格了。　　朱大倩对一个前来就诊的刚上初三的孩子印象深刻。家长反馈孩子沉迷游戏，上课睡觉、不听讲，作业晚上拖着不做。原本学习主动、成绩优异的孩子，就像换了个人。和孩子访谈后，她发现这个孩子最近一年一直被严重的抑郁情绪困扰，对学习、运动都丧失了兴趣，每天都感到情绪低落、没有精力，甚至出现了消极的念头。加上孩子的父母关系不太和睦，在学校里孩子和朋友也有些矛盾，这些因素都加重了抑郁的情绪。　　“发现这些问题后，我们和家庭进行了沟通，让父母愿意放下对学习的担忧，首先帮助孩子调整情绪，当孩子情绪调整好了，他原本拥有的学习能力自然而然就能发挥出来。”朱大倩说。一年后，孩子顺利恢复了学业，成绩也稳定进步，考上了自己心仪的高中。　　朱大倩介绍，也有一些孩子在评估后发现其存在广泛的神经发育问题，比如精神发育迟缓，在智力发育上可能无法发生很大改变。这些孩子往往在普通班级中很难跟上正常的学习进度，家长投入了大量精力也收效甚微。这时我们会指导家长调整教育方向，降低对学习成绩的过高追求，转而关注孩子其他能力的发展，帮助孩子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总的来说，学习困难是一件值得重视并且需要科学认识的事。”朱大倩说，学习固然重要，但家长不能只盯着学习。当孩子遇到学习困难，应当更多地帮助他们查找原因，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找到困难所在，才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和支持。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知足者富”，到什么程度才算有钱？恐怕世界上的人定不出一个标准。有了一千万，心想再多五百万多好，这就是不知足。我经常发现，也许是穷人的发现，任何人所住的房子，永远是少了一间，穿衣服永远觉得少一件，虽然衣橱里有很多高贵的衣服，要穿的时候，总觉得少一套非常满意的；严格地说起来，真正的财富，是“知足者富”。如果一个人三天没有饭吃，捡到一个馒头，一半还发了霉，啃一口没有发霉的一边，喝一口水咽下去，那个比什么财富都好。人到了那个时候，才懂得人生，才懂得知足才是真正的财富。不知足就是永远跟着欲望跑，而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所以人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从哲学的观点看，有时候觉得人生非常可笑，很多非常虚假的东西。像名叫张三或李四的，只是一个代号，可是他名叫张三以后，你要骂一声“张三混蛋”，那他非要与你打架不可。事实上，那个虚名，与他本身毫不相干，连人的身体也是不相干的，人最后死的时候，身体也不会跟着走啊！利也同样是假的，不过一般人不了解，只想到没有钱如何吃饭！拿这个理由来孜孜为利。古人有两句名诗：“名利本为浮世重，世间能有几人抛。”名利在世界上是最严重的，世界上能有几个人抛去不顾呢？“名与身孰亲”，他要我们了解名就是假的，比起身体来，当然爱自己的身体。如果有人对你说，你最好不要出名，你出名我杀了你；那你宁可不出名，因为还是身体重要。“身与货孰多”，身体与物品比较，你手里拿了五百万钞票，遇到强盗，用刀逼着你说：“把你的钱放下给我，不给我就杀了你。”这时你一定放下那五百万元，因为身体重要。人对于生命当然看得更重要。说到人的生命，一个当帝王的，天下都属于自己的，但是与自己生命相比的话，没有了生命，有天下又有何用？如果现在有人说，现在的天下还是属于汉高祖的，那汉高祖做鬼也会打你两个耳光，说，不要骗我了，与我根本不相干了嘛！可是活在人世间的人看不开，偏偏看重连城之璧玉。蔺相如见秦昭王拼命护璧，因为那块璧的价值，可以买到现在法国、德国连起来那么大的土地。“天下由来轻两臂”，这是庄子用老子的重点加以发挥。天下固然重，权位固然重，如果没有生命的话，权位有什么用？天下有什么用？可是，就实际情形看来，还是天下重要，所谓“世间何故重连城”，人世间为了财富，为了虚名，忙碌一生，连命都拼进去，这又何苦来哉？！老子更进一步告诉我们，懂了这个道理——生命的重要，那么，“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你对一样东西爱得发疯了，最后你所爱的丢得更多，就是“爱别离苦”，这是佛说的“八苦”之一。“多藏必厚亡”，你藏的东西不管多么多，最后都是为别人所藏。报纸上曾有两则新闻，说宜兰有一个人，一辈子讨饭，死了以后，在床下找出五六十万元来，这正是“多藏必厚亡”。同样的，美国有一个人也是如此，平常讨饭过日子，死的时候遗留了一百多万。这样的人生，不知道他是否也算看得很透；也许上帝的意旨要他这么做，真是不可思议啊！因此老子教我们了解一个人生的道理，人生什么才是福气。“知足不辱”，真正的福气没有标准，福气只有一个自我的标准，自我的满足。今天天气很热，一杯冰淇淋下肚，凉面半碗，然后坐在树荫底下，把上身衣服脱光了，一把扇子摇两下，好舒服！那个时候比冷气、电风扇什么的都痛快。那是人生知足的享受，所以要把握现实。现实的享受就是真享受，如果坐在这里，脑子什么都不想，人很清醒，既无欢喜也无痛苦，就是定境最舒服的享受。不知足，是说人的欲望永远没有停止，不会满足，所以永远在烦恼痛苦中。老子所讲的“辱”，与佛家讲的“烦恼”是同一个意义。“知止不殆”，人生在恰到好处时，要晓得刹车止步，如果不刹车止步，车子滚下坡，整个完了。人生的历程就是这样，要在恰到好处时知止。所以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这句话意味无穷，所以知止才不会有危险。这是告诉我们知止、知足的重要，也不要被虚名所骗，更不要被情感得失蒙骗自己，这样才可以长久。当文化衰弱了，社会就变乱，思想的错误造成了战争。人类永远在战争中，历史上很少有二三十年的太平，不是东边冒火，就是西边冒烟。人类整个的历史，都常在战乱中。“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人类最大的罪恶就是想占有，英雄要占有天下，也就是占有权力；男人想占有女人，女人想占有男人；人想占有钱，钱反正不说话，随你们办，这就是“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要人类社会真正和平，必须人人反省，人人都能够知足。虽然老子写了五千言，孔子和释迦牟尼佛，以及几千年来的圣人，还有黄帝等几个上古的圣人，都在教化人应该知足，可是人就是不知足。——《老子他说（初续合集）》东方出版社来源：南怀瑾东方讲堂

人们常说，细微之处见格局。优秀的人往往具备下面这三个品质，让他们在纷繁的人生路上，张弛有度、不骄不躁，稳步地朝着目标前行。内心坚强      有人说：“其实人跟树一样，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坚实的地底。”内心坚强的人，不会惧怕黑暗，因为他本身就能发光，也有为自己掌灯的勇气。　　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许多人都是在一路的披荆斩棘中，摸索属于自己的那一条路。　　所谓坚强，不过是敢于直面自身的不足，并勇往直前，创造出柳暗花明的一片天。也许我们不会成为多么伟大的人，但我们都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品行干净      一个人不管多么优秀，一旦言行品德有了瑕疵，就像在冰箱里放了很久的蛋糕，看起来好吃，但细品会发现味道不对。　　品行干净，是一个人最硬的底牌。无论何种境遇，都不应该丢弃人品，因为只有光明磊落，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可。人品是底子，行为是面子，只有底子好，面子来映衬，人生才有更多的可能。　　很多时候，能力决定你能走多快，人品决定你能走多远。古人云：厚德载物。一个人只有踏实做事、本分做人、无愧于心，才能在人生路上稳步畅行。内心善良       人为什么要善良？有人这样说：“我们活在世上，人人都有对爱和善意的需要。今天你出门，不必有奇遇，只要一路遇到的都是友好的微笑，你就会觉得这一天十分美好。”　　内心善良的人懂得推己及人，照顾他人的感受，保全他人的体面。你给人温暖，人才会予你阳光；你给人真心，人才会予你和善。无论何时，内心的善良都是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　　善良就像植根于人间的种子，凡是存在的地方，都能够驱散寒冷、横扫阴霾。请坚持善良，毕竟，世界正在偷偷奖励善良的人。

　如何成为一个好演员？　　有人给出这样两个答案——　　一个是“无论如何，演戏基本上需要的是感情……一个人十分聪明，但如果毫无感情，他就可以表现为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一个人情感丰富，但如果没有智力，他结果就是一个与人无害的白痴。但是，如果智力与感情获得理想的调和，那样就产生了最好的演员。”　　另一个是“你单是热爱戏剧还不够，你还需要热爱和相信你自己。”　　《卓别林自传》[英] 查理·卓别林 著 叶冬心 译译林出版社　　这两个答案足够“权威”，因为它们出自卓别林笔下。这个以破礼帽、小胡子、肥裤腿、大头鞋，外加一根拐杖为搭配的男人，是当之无愧的电影巨匠。　　卓别林在自传中写道：“要使群众受到感动，获得快乐；要让他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要描绘那种对失去了爱的恐惧；要同情那些无端受害的人；要满怀希望，本着和平与友爱的精神，去弥补那受到损坏的部分。”　　读叶冬心翻译的《卓别林自传》是多年前的事情，学校图书馆里提供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译本。今年，译林出版社再版此译本。　　叶冬心在翻译此书时曾自述：“本书据英国博利·黑德出版公司一九六四年版本译出。从内容看来，自传是作者一九五三年移居瑞士韦维后所写，完稿不早于一九五七年。其后作者虽曾于一九五七年拍摄《一个国王在纽约》，一九六六年拍摄《香港女伯爵》，但是，在一九七七年去世前，他一生的艺术活动主要已概述于这本自传中。”　　卓别林生于1889年，去世于1977年。撰写自传时，他已60多岁，回顾自己的人生，剖白从影心境，展示自己全部的魅力、勇气、追求和信念，记录自己在伦敦南区贫苦的童年、初次登台的经历、为争取拍摄自主权而付出的努力、失败的婚姻、从好莱坞的逃离等。也正是在这部回忆录中，重现了电影和戏剧史上的许多细节与轨迹。　　卓别林出生于伦敦的一个演员家庭，父母均是英国马戏团中的知名喜剧演员，但因为年老而被迫离开舞台。二人早早离异，父亲在年仅37岁时就因酗酒过量而去世，母亲则长期遭受精神疾病折磨。卓别林5岁那年离家出走，跟随马戏团去巡游,表演木屐舞。只不过，等待他的不是想吃的蛋挞和每周3.6英镑的酬劳，而是饥肠辘辘和动辄打到身上的木头棍子。几个月后，他偷偷逃走，靠搬运蔬菜谋生，睡在驴子脚下，以生萝卜和烂苹果为食。　　后来，卓别林参与了卡诺剧团《福尔摩斯》一剧的巡回演出，并成为舞台明星。随剧团去美国巡回演出期间，被基思顿电影公司雇佣。在第二部电影短剧《威尼斯儿童赛车》中，他创造了极负盛名、深受喜爱的“流浪汉”形象。　　很快，他开始自导自演。1919年，他与道格拉斯·范朋克、玛丽·碧克馥、D.W.格里菲斯，一同创立联美电影公司，发行大师级作品《巴黎一妇人》《淘金记》《马戏团》《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等。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卓别林的事业陷入低谷，他本人一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1952年，他迁居至欧洲，直至1977年去世。　　卓别林的人生当然是传奇，这个身材矮小、出身底层的年轻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迈着标志性的鸭子步，从英国的小剧场走向美国好莱坞。悲惨童年并未让他屈服，他始终坚守精神的高贵。　　值得一提的是卓别林的母亲。尽管生活困顿，但她仍然对卓别林严格要求，不允许他沾染市井恶习，注重礼仪。在精神状态好时会为卓别林读《新约》，给孩子的幼小心灵带来光明——那些后来打动世人的光明。　　卓别林的流浪汉形象，困顿却有梦想，正是他童年经历的写照。因为梦想，卓别林始终坚持。他对电影有自己的独特观点，拒绝守旧，不惜为此一次次与电影公司交涉，最终实现目的。　　再伟大的人物，也需要面对时代的变局。作为默片时代的大神，卓别林演艺生涯的最后阶段，适逢有声电影时代的到来。　　1926年，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电影《剑侠唐璜》在美国上映，默片开始走入历史。卓别林对有声电影报以强烈不满，他认为：“拍摄现场有几个人戴着耳机坐在那儿，打扮得像是来自火星的战士；在演员的上方悬挂着几只话筒，犹如钓鱼的鱼钩一般。这种景象是如此的复杂而又令人沮丧。在这堆垃圾的包围中，谁还能有创造力？”尽管他此后拍摄的《马戏团》《城市之光》等默片仍然好评如潮，却也被新世代们诟病。　　当然，卓别林并没有故步自封，1940年，他放弃了对默片的坚持，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大独裁者》。1952年，卓别林的第三部有声电影《舞台春秋》在英国上映。尽管此后他还拍过两部电影，但人们仍将《舞台春秋》视为他最后的致意和舞台生涯的谢幕作。在这部自传体电影中，卓别林饰演一个小丑演员，展示自己早年的风光与晚年的狼狈。　　影片中，小丑突然心脏病发作，但拒绝了工作人员的就医要求，让人将他抬到舞台上，进行舞台与人生的最后谢幕。他被卡在大鼓里，笑着对观众说：“我还想继续演下去，但是……我卡住了。”观众哄堂大笑，而他就此离去，只留下那句话：“让观众笑，是很开心的事。”　　对卓别林来说，这正是一生的写照。曾经辉煌，直至“过气”。他面临着人生的低谷，还有政治上的打压，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让观众笑的努力。与此同时，他还说过：“我一直喜欢在雨中行走，那样没人能看到我的眼泪。”　　正如书中所写：“说实在话，盛名不能是凭盗窃据有的；只有为人类造福而享有的盛名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是历久不衰的。您的演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您演出时潇洒自如，率真随性，不受教条束缚，但又非全凭机灵，这是由于您自己从前有过那些苦难、快乐、希望与失望；许多人都理解这一切，因为他们也曾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需要获得同情，经常希望得到安慰，在笑中暂时忘了痛苦，而这种笑也并非是要治愈人的创伤，它只是要给人一些慰藉。”（叶克飞）来源：北京日报  

　百年前，一位传奇女性从深山走向海外，冲破封建束缚追求光明，带领儿孙一心向党，培养了我党杰出人物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毛泽东为她写下“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的挽联……这位伟大女性，就是“革命的母亲”、蔡和森之母葛健豪。　　由武汉京剧院创作投排、以葛健豪为原型的京剧《母亲》，自2021年3月首演以来，先后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和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展演等，获第四届湖北艺术节“楚天文华奖”。今年，京剧《母亲》被推选为武汉市“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系列公益演出作品。“《母亲》在京剧现代戏的守正创新探索上功不可没，剧中不仅有戏曲的传统程式，更用开放的眼光吸纳了歌剧、话剧、舞蹈以及现代传媒的诸多元素，征服了观众。”文艺评论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仲呈祥这样评价。京剧《母亲》剧照。武汉京剧院供图　　在舞台上真情刻画“革命的母亲”　　“老骥伏枥志千里，我以我心绣大旗。”当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刘子微饰演的葛健豪，在舞台上铿锵有力地唱出这句台词时，湖北武汉琴台大剧院里掌声雷动。　　葛健豪被称为“站在党旗后面的伟大母亲”，她不是中共党员，却成为党史中的一段佳话。在葛健豪培养的蔡家儿女中，除了长子和次女早逝，其余全部走上了革命道路。京剧《母亲》将葛健豪传奇的一生，艺术地展现为休夫返乡、半百考学、携子留洋、创办女校等7个片段，通过对蔡家故事的真实还原和真情刻画，让现场观众深刻感受到，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中国最先觉醒的一批仁人志士，是如何与封建礼教斗争，又是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的，也让观众深刻领悟到，党的红色力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的历史必然。　　观众朱先生感慨：“今晚的演出，让人心潮澎湃。我印象最深的是全剧结尾处，‘摇摇篮的手摇动世界，摇醒了东方睡狮，摇来了中华崛起’的唱词，我更加理解了这个国家的苦难辉煌。这是一堂震撼心灵的党史课。”　　让古老京剧艺术更时尚更好听　　《母亲》由武汉京剧院创作演出，同时联合了来自湖北省京剧院、武汉爱乐乐团、江汉大学、武汉歌舞剧院等单位的艺术家和演员，组成强大阵容。　　作为革命题材的现代京剧，《母亲》在传统京剧艺术的基础上，结合了话剧、歌剧等的表达手法，并使用了多种新媒体手段，既保留了京剧传统风貌，又让古老的京剧艺术更时尚、更好听。　　全剧采用大型交响乐团伴奏，在恢弘饱满、细腻动人的音乐烘托下，舞台情境渲染愈加充分。“合唱队的加入也为演出增色不少，提升了作品的历史厚重感。”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的李国娇表示。　　剧中影视化的表现手法，也让观众印象深刻。比如，在向警予被捕的情景中，利用光影的快速切换，配合群舞和音乐渲染，回放了向警予与同志接头、传递情报、被特务包围、入狱等情景，创新舞台呈现形式。“没想到京剧的舞台可以如此丰富多彩，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借鉴，为古老戏曲增添了新鲜感。”戏迷赵先生说。　　今年，《母亲》推出的小剧场版本，已连演近20场。很多年轻观众专程来观看，感叹“大剧场版震撼，小剧场的演出更让人感动。”　　在一系列公益演出中，武汉天一戏院打造了“工字形”舞台，合唱队在观众身后唱响，许多观众被剧情感染，热泪盈眶。刘子微说，这样近距离的表演更有紧张感，“从妆容到表演细节，观众的要求会更严格。艺术源于生活，我们的艺术还要走到人民中去，这是小剧场的魅力所在。”　　到红色土地上贴近人物　　早在1978年，剧作家赵瑞泰就与蔡和森、向警予的儿女相识，被这个家庭的故事深深打动。2001年，赵瑞泰创作出以葛健豪为原型的话剧《母亲》，将这位伟大母亲形象第一次呈现于舞台，获得第十届文华新剧目奖。20年后，他再写京剧《母亲》。为寻求创新与突破，他查阅了数百万字的资料，拜访了近20位党史人物，6次到葛健豪的家乡湖南娄底双峰县实地收集素材。　　剧组也两次赴双峰县采风，在葛健豪的故居、蔡和森纪念馆，主创们探访革命先辈的足迹，一步步走近人物。2020年，刘子微首次到双峰县采风，在崎岖的山路上找到了“小脚老太”的感觉。在《母亲》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为贴近真实人物，刘子微以踩跷贯穿全场，艺术化地还原了葛健豪“一双小脚行走天下”的命运轨迹。　　今年6月，刘子微再次和青年演员们来到双峰县采风。站在葛健豪故居前，该剧蔡和森的扮演者、国家一级演员王墨说：“来到这里我才知道，回到老家后葛健豪过着这样简朴的生活，还坚持开办女校。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一站，感觉离人物更近了。”　　今年8月下旬，京剧《母亲》将代表湖北参加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亮相国家级舞台。“我们要用最好的状态、最佳的演出，把《母亲》呈现给全国观众。”剧组负责人表示。（李霞）来源：人民日报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好家风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党风政风、民风世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风建设，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杨善洲、谷文昌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焦裕禄以其淳朴的工作生活作风和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言传身教，在短暂的生命里留下了许多感人的家风故事。 　　以身作则：“朴素的土气，就是革命的正气。” 　　焦裕禄一生都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用过的一床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衣帽鞋袜也都是缝了又补，补了又缝，虽然破旧得厉害，还是舍不得换掉，同志们劝他换新的，他却说：“受灾地区群众比我更需要，目前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咱要为国分忧，过几年紧日子。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整天想的是穿戴吃喝，不讲革命工作，那怎么能行呢？朴素的土气，就是革命的正气。等到国家富强了，群众生活富裕了，我自然也就穿好衣服啦！”焦裕禄患有肝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较困难，可是他坚决拒绝救济。他说：“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事业上去，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上去。”　　焦裕禄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想带爱人和孩子们一起回老家探亲。从一名贫苦的农民成长为一名县委书记，这在现在的人看来也是一件风风光光的事情。但他此行却异常简单，除了带孩子们给祖上上坟，就是看望了一些故旧亲朋。据焦裕禄的侄媳妇赵新爱老人回忆说：“1964年春节，焦裕禄回家探亲。那年，自己刚刚和焦裕禄的侄子焦守忠订婚，听说家里回来了大干部，于是也来看看。没想到，焦裕禄穿着一身土不拉几的灰大衣，脚上一双布棉鞋，一口博山腔，根本不像个干部！”朴素，是焦裕禄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焦裕禄作为兰考县的一把手，除了统筹指挥全县工作，还始终把自己作为群众的一分子，和群众一块劳动，一块唠家常。他曾说：“我们不是人民的上司，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和群众同甘共苦共患难。”他还说，“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在兰考工作的475天里，他心里牵挂的始终是群众的利益，每次下乡，都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来都不享受领导待遇。可以说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通过深入交往，渐渐地群众就把他当作与他们一样的庄户人，啥话都愿意和他讲。焦裕禄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充分体现出一位优秀共产党员虚怀若谷的崇高风范。 　　严管子女：“啥是丢人？好吃懒做，贪图享受，才是真正的丢人。” 　　焦裕禄经常教育孩子们，不能因为自己是县委书记的孩子就觉得“高人一等”。母亲曾给大女儿焦守凤做过一件花色衣服，从小学一直穿到初中，不仅小了还满是补丁。那时候，正是小姑娘爱美的年纪，同学们都笑话她：“县委书记的姑娘穿的还不如我们呢。”她觉得委屈，便央求父亲给她换件新衣服。焦裕禄却板着脸说：“县委书记的孩子并不特殊，要说特殊，只能是更加爱学习、爱劳动，而不是爱攀比。”　　让焦守凤记忆最深的是，1963年夏天，她初中毕业，几家单位提出给她安排工作，话务员、教师、干事……一个个体面的工作让她心花怒放，但很快被父亲泼了冷水：“这些单位你都不能去，走出学校门就进机关门，你缺了劳动这门课。”焦裕禄把她送到了酱菜厂。焦守凤一天要腌上千斤萝卜，切几百斤辣椒，晚上，两只手被辣椒烧得火辣辣地疼，睡不着觉，只好起来打盆凉水泡手。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每天高强度劳动不说，还要挑着沉重的担子走街串巷吆喝售卖。焦守凤觉得丢人，哭过，闹过，但焦裕禄只认一个理：“别人能干，你为什么不能干？”他对焦守凤说：“啥是丢人？好吃懒做，贪图享受，才是真正的丢人。”　　焦守凤工作以后，慢慢地理解了父亲。她以前对父亲的要求很困惑，凭什么焦裕禄的女儿就要比别人多吃苦呢？后来她处处吃苦，有时候还会被别人比较，她总是说，焦裕禄的女儿就应该这样吃苦。焦守凤所在单位有两次分房子，她都态度鲜明地拒绝了：“晚上回来能有张床睡觉那就是好的，我不要求多高的条件。”其实焦守凤家里的条件比较差，一家近十口人挤在两间平房里。焦守凤一辈子严格要求自己，女儿冯晓红下岗了，她想让妈妈向组织说说困难，哪怕帮她解决一个临时工也行，焦守凤把当年父亲焦裕禄告诫自己的话告诉她：“自己的路要自己走。”多年来，过得再苦再难，焦守凤也从没有向政府提出帮助和救济的要求。她说：“有困难找政府帮助，在焦家没有这样的风气。” 　　家风传承：“焦裕禄的家人这个称呼，你们几个做儿女的得当得起。” 　　焦裕禄病危时，省、地两级组织的干部问他：“你对后事有什么交代，对党还有什么要求？”他除了要求死后葬到兰考的沙丘上外，还特意叮嘱他的妻子说：“俊雅，不要哭，你要坚强，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我没想到我走得这么快、这么早。这么多年，你跟着我没少操心受罪。咱们还有两个老人、六个孩子，这担子都压在你一个人肩上了。你辛苦一点，要教育好孩子，多让他们参加劳动……困难会有的，领导上会照顾的，但你不要给组织上找麻烦，生活上要艰苦一些，不要伸手向组织上提要求。”　　在焦裕禄的影响下，徐俊雅对子女也是严加管教。她经常对几个子女说：“你们如果工作干不好，人家不会说你们是徐俊雅的孩子，而是说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焦裕禄的家人这个称呼，你们几个做儿女的得当得起。”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兰考刚流行装电话，在乡里当乡长的儿子焦跃进也兴冲冲地打算在家安一个，没想到这个想法遭到了母亲的坚决反对，徐俊雅问他：“你装个电话，是不是打算在家遥控办公呢？一乡之长你不跟群众同劳动，怎么了解群众的想法和困难？”虽然装个电话不是什么奢侈之举，但徐俊雅想的不是装电话的问题，而是这个举动背后的意味。在徐俊雅看来，当年焦裕禄当兰考县委书记的时候，用一双“铁脚板”走遍了兰考的乡村，焦跃进作为一乡之长更应该如此。　　徐俊雅始终不忘焦裕禄临终前的嘱托，“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你要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这是丈夫的遗训，也是焦家的家规。几十年里，徐俊雅坚持符合老焦这两句话的事就做，不符合的“说出个天来也不行”。后来，徐俊雅也做过县里领导，但她没有为自己或子女谋过半点私利。徐俊雅时刻用实际行动教育自己的孩子，将焦裕禄精神传承下去，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焦裕禄二女儿焦守云曾在焦裕禄祭日代表全家写过《给父亲的一封信》，信中说，“您去世后，我们一直记得您临终前的嘱托，日子再苦再难也没有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的我们，同样也是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面临着‘票子’‘房子’‘孩子’等种种生活中的难题。家中一样有人下岗，有人待业。虽然也有人当上了‘七品’县官，但大多数都在普通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着。我们无论过得好与不好，都记住您的教诲，靠自己本事生活。我们姊妹6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可以无愧地对您说，我们都是您的好儿女”。(王文凯)（作者系河南省开封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焦裕禄干部学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之际，5集纪录片《八一南昌起义》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栏目播出。　　该片以宏阔的视野，讲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而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故事，再次诠释了这场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　　反映南昌起义这段历史的影视作品非常多，而且视角多样。在纪念南昌起义爆发95周年的当下，如何将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叙述好，是个难题。据悉，《八一南昌起义》摄制组怀着对人民军队的深厚感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精心筹划，在认真研读南昌起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走访权威专家学者及朱德、贺龙等起义领导人的后人，千方百计地搜集挖掘鲜为人知的宝贵史料。难能可贵的是，摄制组寻找到了粟裕、萧克等南昌起义亲历者珍贵的原始声音、影像资料，增添了该片的可信度和观赏性。　　《八一南昌起义》以独特的视角，用“风云突变”“云集九江”“枪声响起”“英勇转战”“会师井冈”5个篇章生动再现了这场伟大起义。该片用大量翔实的文献和影像资料解答了一系列问题：面对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叛变革命、挥舞屠刀血腥杀戮的暴行时，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在众多城市中，起义为什么会在南昌爆发，并成为打响第一枪的地方？这其中经历了哪些决策过程？为什么当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员的贺龙，担任了起义总指挥？为什么起义定在凌晨？为什么后来提前两个小时举行起义？为什么在没有友军支援、没有兵员补充、没有弹药补给的情况下，起义部队要长途远征广东？当起义部队南下广东、转战湘赣后，朱德如何保存起义部队最后的火种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　　《八一南昌起义》真实客观地向观众呈现了南昌起义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真实反映了南昌起义的时代背景和残酷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努力还原了南昌起义从筹划、发动、胜利，到南下受挫，再走向新胜利的历史原貌。在此基础上，该片生动阐释了南昌起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此外，该片还展现了一大批珍贵历史档案——　　贺龙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名义发表的《告第二方面军全体官兵书》：“照得本部各军，富余革命精神。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转战千里来粤，只求主义实行……”这篇文献开宗明义地讲清楚我们起义部队是要干什么，向大家声明军纪。　　1927年1月24日，担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刘伯承在泸州发布的《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布告》，告示全体军民要听从指挥、服从整顿。泸州、顺庆起义在军阀的围剿分化下失败，却为之后共产党人发动武装暴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周恩来在起义部队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向党中央撰写的《向潮汕进军的问题》的报告。　　刘伯承亲手绘制的“由南昌到广东经过路线略图”。地图清晰而详细地标注了江西、福建、广东以及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可能经过的城市和道路，有些地方还用小数字标明了距离。　　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时，捐款给起义部队的收条以及回信。南昌起义胜利后，南昌各界人士掀起慰问热潮。收条的内容是：“今收到贵会慰劳革命将士捐款壹万元正。”回信的内容为：“昨日收存贵会转来之慰劳捐款，已由本会黄道、罗石冰两常委分别送交11军与20军两政治部主任领收代为分发。”　　1933年《红色中华》刊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每年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的相关文章。　　1949年3月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该片在表现形式上与往期《国家记忆》栏目的纪录片有所不同，把主讲人出镜解说变成不出镜解说，主讲人的画面空间变成档案文献资料展示。这种处理方式让鲜活的文物档案说话，增添了纪录片的观赏性及历史厚重感。　　5集纪录片在对南昌起义作全景式展现的同时，突出了南昌起义功在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功在风云激荡炼初心、浴血荣光铸军魂；展现了“听党指挥，坚定信念”是人民军队建军大业基石的主题；彰显了新时代的人民军队肩负使命踏峥嵘、百炼成钢建伟业——八一军旗，屹立不倒！八一精神，永放光芒！　　纵观纪录片《八一南昌起义》全片，其史实准确，表述公正客观，是融史料文献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纪录片，值得细细品味。（作者：褚银）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