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正在消逝的魂宝 人类需要觉醒

 ▲视频：文以化人——优秀传统文化救国救民

91岁浙大退休教师10多年时间捡10余吨废品，救助7名贫困学生上学，今年他又刚捐了7万，老人的故事让人感动。老人名叫王坤森，1931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家里的条件并不好，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坤森深知学习的重要性。王坤森从小学习成绩就名列前茅，再加上他对军事特别感兴趣，长大后考入一所军校，后来进入部队成为了部队军官。1978年，王坤森退伍转业到了浙江医科大学，他在学校里给学生们上国防教育课，很多学生的开学第一课就是他给上的。当时学校里有很多学生家庭条件不好，为了上大学家里欠了不少钱，王坤森了解后，每个月都会在工资中拿出一部分资助学生们，给他们买一些生活用品，送一些有价值的书。1991年，王坤森在报纸上看到一张“我要上学”的照片，那篇文章对他有很大触动，那双渴望求知的眼睛让王坤森想起了自己的遭遇。之后，他把自己的大部分工资都拿出来去资助困难学生，那些贫困生的衣服、鞋子都是王坤森自费买来的，反观他自己，身上打了多处补丁，鞋底已经磨平了，就是不舍得给自己买件新的。1993年，王坤森退休，退休金足以让他过得非常富足，但王坤森家里仍然还是破破旧旧的，原来，他把自己的退休金都拿出来帮助了生活困难的学生，只给自己留一点生活费，饿了就下点面条吃。2012年，家里的积蓄都花完了，但还有那么多学生上不起学，王坤森决定，出门拾荒。从那以后，一副手套，一辆三轮车就成了王坤森的“好朋友”，奇怪的是，他深夜才出门拾荒，有人问为啥，他说：“白天拾废品的人大多是生活所迫，他们比我更需要。”每天晚上，人们都进入了梦乡，王坤森就要出门了，每条道路上的垃圾桶成了王坤森的目标，易拉罐、矿泉水瓶、木纸板，只要是能卖钱的东西统统装上三轮车，每天要忙碌到凌晨两三点才回家。有一回，他在电视上看到常山一名女孩徐玲玲在为大学学费发愁，马上通过媒体联系到了她，四年时间，王坤森资助徐玲玲学费和生活费共计18000多元，帮助她顺利完成学业。后来，附近的人得知了王坤森拾荒助学的事迹，有很多好心人纷纷捐款，王坤森就用本子把这些资金一一记录下来：“目前有两百多人的赞助了，共3000多元，我要把这些钱如数交到贫困学生的手中。”有很多被王坤森资助的孩子们毕业后把自己穿学士服的照片寄给了他，看着这些照片，王坤森眼含热泪：“孩子们都出息了，以后一定要为社会多做贡献！”王坤森不只是帮助了贫困学生解决上学的问题，2018年，他拿出2万元捐给了西湖大学，用来资助专家研究罕见病，这些钱是自己的孩子在过年时孝敬他的：“我老了，花不着这么多钱，还是把这些钱用在更有意义的对方比较好。”最近几年，王坤森的身体大不如前，每天的辛苦让王坤森累弯了腰，还时常感到腰酸背痛，有人问他这样做值吗？王坤森笑着说：“我累点不要紧，看到孩子们能安心的学习，我就啥都忘了。”10多年来，王坤森通过拾荒，资助了7位孩子上大学，其他那些被帮助的孩子多到数不过来。2020年，浙江大学成立了“王坤森助学基金会”，前不久，老人再次捐赠7万元到基金会，学校会用每年的理财基金帮助贫困学生。今年王坤森已经91岁高龄了，在谈到关于以后的打算时，他说：“只要我还走得动路，我就会继续干下去！”王坤森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大爱无疆，他那佝偻的身体流淌着助人为乐的热血，为王坤森高尚的情操点赞！

“咱别揣着明白说糊涂的好吗？”一个医改方案得到全网反对，还要弄出各种貌似利好群众的理由强行推广，怯生生问一句：这算不算强奸民意？在疫情造成的肉体和心理伤痛还在撕扯着每一个家庭的时候，医保卡里的“小药钱”已经被克扣所剩无几......在医疗这座大山压得没病的人都痛不欲生的时候，退休人员因为买几片药又要被生生撵到医院里去......再怯生生问一句：这算一切为了人民么？第一个问题：这次医保改革推出的政策是加强门诊共济，钱的来源是掏老百姓的腰包。要享受报销待遇，必须得在医院门诊达到一定消费额度，还得先交上“门坎费”。说是报销比例不低于50%。问题就来了：其一，城市医院本来就人满为患，很多退休人员就为平时买几片药，有必要去医院排大队而且要先花掉挂号费、检查费这些大头钱么？你想直接开药可能么？其二，老百姓花自己的钱看病开药，为什么还要交300元“门坎费”？为什么不叫“保护费”呢？其三，把老百姓的小药钱扣掉了让去医院开药报销，究竟能报销多少？按辽宁省官宣解读，退休人员张大爷在鞍山医保定点医院发生了1050元门诊医疗费用（估计挂号费还没有算进去），最终可以报销的是455元。表面上报销了近50%，可花出去的庞大总额中有多少是跟开药无关的费用呢？一句话，小药钱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尤其是退休人员来说，是在医院确诊了病情之后，用它去药店直接买药治疗的。根本不需要再去医院花就医检查费用。如果一定让再花这个钱，那跟抢劫还有区别么。第二个问题：顺便做一次政策和法律科普。其一，这个方案是怎么来的？党的20大不是反复强调决策要坚持全过程民主么？这个医保改革方案决策前的民主程序是怎么走的？省人代会通过了吗？出台医保新政策同时公布决策过程了吗？其二，党中央国务院从2012年初就做出明确规定，重大决策实施必须实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请问辽宁省医保局，这个医保改革方案评估了吗？哪个机构做的？评估结论是什么？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如果有评估应该说明一下。如果没有，就是无效决策，就是违法决策。第三个问题：医保改革的前提是提升目前还比较落后的医疗服务质量，是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退休人员享受医疗保障的标准，为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积极创造条件。而这次辽宁省出台的医保改革新规似乎是背道而驰的，所形成的社会矛盾交点直指医保费用。最后再怯生生问一句，医保基金究竟出了多大的窟窿，一定要掏老百姓的腰包去填堵？结束语：我国目前有近3亿老年人，而且人口老龄化速度很快。辽宁又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今年春节期间视频慰问养老院时指出，“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而辽宁省这次的医保改革方案似乎与总书记讲话意图南辕北辙。对于全体退休人员来说，等于“手指头卷煎饼（自己吃自己）。”对政府来说，则是“顺手牵羊（去填补医保基金的窟窿）。是这样吧？2023年正月初三

​“我是因公吸毒啊！”2006年，因卧底而染上毒瘾的宋名扬提前退休，虽然公安部门为他开出证明，但他之后却被毒贩两次坑害入狱。​宋名扬是辽宁抚顺人，高中毕业之后就去了钢铁厂上班，但是他从小就有当警察的梦想，希望能成为一身正气，为民除害的警察。​在宋名扬二十岁时，他听说北京向社会招收警察的消息，便辞去工作，前往北京追梦。​质疑和困难被他一一击破，最终通过了重重艰难的考试，拿到录取通知书，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宋名扬在日记中写下来那一刻激动的心情。​他每次在执行任务时都是第一个冲在前面，不惧危险、不怕牺牲地冲进，足智多谋、紧密周到的性格，人人都称他“拼命三郎”。​1990年，因为上级委派，宋名扬需要接近犯罪人员核心层，收集犯罪证据并传递给警方。​为了取得罪犯的信任，宋名扬将自己打扮成黑帮老大的形象，浮夸名牌的穿着，匪里匪气的气质，在黑道上混得风生水起，谁都得恭敬地叫一声“宋哥”。​在道上混久了，仇家必不可少。​他们不能干掉宋名扬，就经常骚扰他的家庭。他的妻子经常被吓得魂飞魄散，但由于工作需要，宋名扬必须隐瞒，妻子对他越发不理解，以至于二人经常吵架。​1997年，朝阳区有一个叫作黑子的人，手里有一支半自动步枪，警局让宋名扬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黑子。​宋名扬穿戴着大哥的行头，开车去了黑子的落脚点，给自己安了贩毒者的身份。​屋子里有十来个人，他们神态各异地躺在沙发上，有的人偶尔还会发出怪异的笑声，一股奇怪的味道蔓延在空气中。​白色粉末、吸管、打火机散落在屋子里的茶几上。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的黑子，抬抬眼，问宋名扬：“来点？”​宋名扬说：“来。”给自己点了一根烟抽了起来。抽完就随意将未熄灭的烟头往胳膊上怼，边怼边骂着脏话。​这时，黑子脸色瞬间拉了下来，几个壮汉立马将宋名扬铐住，黑子问：“马子？你是马子（卧底警察）吗？”​宋名扬心里紧张得不行，他知道如今这个局面没有任何办法破解，吸毒和同归于尽的局面里二选一。​他表面镇定地接过递上来的白粉，学着他们的样子吸了起来，随后他又掏出一把刀，往自己小腿肚子上划两刀，小腿瞬间血淋淋。​黑子和他的手下们都哈哈大笑了起来：“哈哈哈，不是马子！狠！”​在这个地方与黑子虚与委蛇了半年，宋名扬终于知道与黑子交易枪支的人，他借口买枪将人引蛇出洞并抓获，并上报了不少的情报，获得了三等功。​宋名扬以为凭借自身的意志力能够将毒品戒掉，但是他小瞧了毒品的威力。​每次毒瘾发作时，他丧失了所有的理智，像疯子一样抱头乱窜、满地打滚，求天求地让自己能吸一口。​宋名扬熬过了戒断反应，重新投入工作，又需要与毒品打交道，他根本不能彻底戒掉。同事们私底下的窃窃私语，他更是无比自卑：“我不是警察败类，我是因公吸毒。”​宋名扬用来10年来戒掉毒品，进戒毒所100多次。​2010年，一名吸毒人员将宋名扬骗去送毒品，原来对方只为能将功折罪，诱使宋名扬被警察逮捕。​出狱后的第二年，曾经的线人约宋名扬购买毒品，他不曾怀疑被当场抓捕，又因贩毒入狱一年。​两次入狱，宋名扬从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变成了令人不齿的毒贩，这样的心理落差让他不能接受，妻子住进精神病院，儿子也患上轻度自闭症。​但他从未后悔去当卧底，因为那是工作，身为警察，牺牲他而拯救更多的人，这时一种使命和信仰。​有太多这样无私的人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为了国家，为了我们。​致敬每一位以身犯险、默默奉献牺牲的缉毒警察！坚决抵制毒品！

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她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她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她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取决于她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民所受的教育，人民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最近，有一篇《没有人会告诉你，你家孩子不懂礼貌》中说到：前几天参加了一个婚宴，婚宴的桌上有一个孩子，那孩子很没有礼貌，把转盘转得忽悠忽悠的。一席下来，家长没有阻止自己的孩子，大家因为不熟悉也没有阻止。但是在家长带孩子去上厕所的时候，所有人都说：“这孩子真没礼貌！”在中国，没有谁会告诉你，你家孩子没有礼貌，但是所有人都会讨厌你的孩子。——我们把这种“不说”当成了一种礼貌，礼仪之邦的俗语是“老婆是别人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所以，自己的孩子自己教。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跟一个德国朋友出去，路过郊区的一条小河，看到一个小孩在钓鱼，旁边却放着两根钓竿，德国朋友不高兴地走过去，问道：“怎么有两根钓竿？”（德国规定钓鱼一个人只能用一根钓竿）小孩回答说：“跟同学一起来的，他上洗手间了。”（果然不一会，上洗手间的孩子回来了）德国朋友继续问道：“有执照吗？”（德国规定钓鱼要有执照的）两个小孩赶紧掏出执照：“有呢，你看。”“带尺子了吗？”德国朋友又问道（德国规定钓鱼要有尺子，钓上来的鱼不到规定的尺寸要放回去）“带了带了。”两个孩又连忙掏出尺子来。“呵。教育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孩子是德国的未来，我们每个德国人都有责任随时随地进行教育。”德国朋友淡淡地说着。我沉思良久，想到一个景象：走在中国的大街上，你敢大声地喝斥那些不认识的孩子，教他们怎样做吗？在德国期间，我一直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德国社会何以文明，德国人在全球何以受到普遍的尊重？通过了解和体验德国的教育，我们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很多人看来，德国战后之所以能崛起，与他们“严谨”、“勤奋”的民族性格密不可分。而人们通常认为，德国这种高素质的民族性格，则得益于对教育的重视。正如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的那样：“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她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她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她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取决于她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民所受的教育，人民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德意志的胜利，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据说，普法战争结束之后，普鲁士大获全胜，普鲁士元帅毛奇说，德意志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在德国，中小学教师的职业有非常不错的收入。据政府的相关统计，德国政府支付给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为人均国民收入的2倍多。德国中学教师人均年税前收入超过45，000欧元，与德国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职员的人均年税前收入相当，与其他一些行业相比，中小学教师属于名副其实的“中高收入阶层”。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教师的收入也有一定差异，但不会很大，至多为30%左右，因为德国社会最不能容忍的是不公正，这种价值取向已渗入他们的血脉，积淀成为一种民族文化。放眼整个世界，德国中小学教师的收入高于除瑞士以外的其他工业化国家而高居全球第二。在职业属性上，德国的中小学教师属于国家的公务人员，受不解雇的保护，无失业之虞，而且每年还有两个很长的假期。专业课学习，考试及格才能拿到学分，只有积累了足够的学分，才能拿到大学毕业文凭。由于大学学习要求很高，加上许多学生要一边打工补贴生活，一边又要随“不懂变通”的教授们认真读书，因此，无论是基础课考试，还是专业课学分，都难以一帆风顺。大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据了解，目前德国大学生从入校到毕业，平均需要7年， 4-5年能毕业的人是少数。如果想当教师，好不容易拿到毕业文凭后，还要应付心理学、教育学考试，尤其是难度最大的国家教师资格考试，这大约要花3年左右时间，而且，即便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培训应考，也不一定能够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再加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德国的出生率呈下降趋势，中小学校学生人数减少，教师职位空缺主要靠自然减员，而德国的制度设置又基本杜绝了“走后门”的陋习，单纯的德国人要想成为中小学教师，竞争和筛选十分激烈，只有那些真正热爱教育而又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成为教师。而一旦实现当教师的梦想时，年龄已在30岁上下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小学教师职业备受尊重，基础教育界人才荟萃。来看看他们长大后的好习惯看书：德国人经常手里拿着一本书，在地铁上，玩手机的人少，看书的人多。在德国如果你留心能看到各种大小的书店，而书店里永远都有不少的读者。纸质的书籍在这个电子社会当中，似乎在德国仍然流行。德国人有91%在过去一年中至少读过一本书，23%年阅读量在9到18本之间；25%年阅读量超过18本。遵守交通规则：德国人十分遵守交通规则（不是全部，当然也有闯红灯的行人），尤其是司机，因为这关乎到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在德国开车基本都会打开日间行车灯，而他们在变道时不仅要看后视镜，还要扭头去看盲点区是否有车（考驾照时必学的）。注重环保：德国人很少乱扔垃圾，因为他们知道环境的重要性，即便身在外国，他们也多数如此。我和一个德国人在中国爬山，由于没找到垃圾箱，这个德国人拿着自己的冰糕棍一路走下山，找到了一个垃圾桶后才扔掉。严谨：他们的严谨源自对细节的考虑，比如在德国超市里买到的每一个鸡蛋，上面都会有一个标号，而你可以通过这个标号，了解到下这个鸡蛋的母鸡的生长环境。契约精神：在我们看来很多德国人非常死板，甚至是不会变通，但这是因为文化和从小养成的一种“契约精神”造成的，他们轻易不作出承诺，但承诺过的事情一定会做到。有了保证，才有了德国品牌质量的承诺。不屈不挠：为什么德国汽车比普通汽车贵出许多？为什么德国的锅比普通锅贵出几十甚至几百倍？为什么德国的米勒洗衣机要几万甚至几十万？为什么Made in Germany是高品质象征？其实百年前的德国产品是被英国人嘲笑的疵品，但就是因为专注和坚持，才有了今天质量上的保证。遵守社会秩序：每一个德国人几乎都会遵守社会秩序，比如排队，无论是人在排队，还是汽车堵车排队，很少有过插队现象。同情心：多数德国人会主动帮助弱者、残疾人或老人。老人摔倒这种事也会在德国发生，但一定会有人上来帮忙，而且不只一个。当遇到残疾人时，也会有人主动上前帮忙。

兔年首场寒潮来袭！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在风雪严寒中公安民警辅警坚守岗位为你守护每一条回家出行的路黑龙江1月21日，祖国陆地版图最北端、北纬53°的黑龙江漠河迎来54年来最冷的除夕。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大兴安岭边境管理支队北极边境派出所民警冒着极寒坚持边境巡逻踏查，守护“神州北极”的平安。据大兴安岭气象台预报，20日夜间到21日白天，漠河最低温度达到零下53度，最高温度也只有零下32度。在鸡西市鸡东县百年古镇平阳镇，平阳边境派出所就驻守在这里，这支由15名移民管理警察组成、平均年龄在35岁的队伍，担负着边境线的边境管理任务。正月初一，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民警高圣坤，正在写走访笔记，像这样的笔记本，高圣坤有很多，从谁家来了个陌生人，到谁家今天有什么喜事，遇到了哪些困难，虽然都不是什么大事，但都一一记录。除了社区警务，平阳边境派出所管辖的边境地段地处完达山山脉腹地，每天的上山巡逻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太阳刚刚露出山尖，一天得工作开始了，平阳边境派出所管辖的边境线地处山区，冬季大雪封山，十分难走，这里远离村庄，人烟稀少。在平阳边境派出所全勤队队长李晓龙和战友们用脚步丈量的这段巡逻路上，只有一望无际的雪野相伴。李晓龙走在队伍前方，不时回头提醒大家注意脚下安全。山路陡峭，山高林密。在厚厚的积雪中，脚下像是未知的世界，每攀爬一步都异常艰难。极寒条件下，他们的棉帽挂满了白霜，与雪色融为一体。凛冽的寒风如同小刀一般，割在脸上火辣辣的疼。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普普通通的守边人，让边境更加安全，让辖区更加稳定，他们是风雪中的戍边人，也是行走在人民心里的守护神。大年三十，万家团圆之际，省厅林区公安局桦南分局三道沟派出所的民警，全员坚守在岗位上，他们在白山黑水、茫茫林海间，守护着辖区生态资源安全。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北部原始林区分局恩和哈达派出所坐落在祖国最北端的原始林区腹地，与俄罗斯隔额尔古纳河遥遥相望。“我们这儿最低气温达零下50摄氏度，用当地群众的话说都‘冻冒烟了’。”恩和哈达派出所民警王兴海说。农历大年三十早上，王兴海和两位年轻民警于航、高威人吃过早饭，穿戴整齐，将提前准备好的火腿肠、咸菜、馒头打包好，发动车子出了派出所。他们要开始节前最后一次巡山，这次任务是以派出所为中心，半径5公里的一次全面摸排。狭窄的防火公路早已被厚厚的积雪覆盖，汽车艰难地爬行，不停地“喘着粗气”。好不容易走到补给点，3人下了车，开始深一脚浅一脚的徒步巡逻。吉 林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双目峰边境检查站是中朝边境线上唯一没有鸭绿江阻隔的陆地接壤口岸，全年无霜期长达8个月。这里没有村庄，没有常驻居民，方圆60公里内都是无人区。据检查站站长吴立斌介绍，他们的任务是从55号界碑到69号界碑进行巡逻。越野车行驶至积雪深处，车轮被淹没。“走喽！同志们下来步行！”听着响亮的喊声，民警们拿起警旗一同下来步行。“马上就要到59号界碑啦！”民警安博手指着前方大声说道。大家手拉着手，在巡逻路上哼起了歌曲，“嘎吱嘎吱”的踏雪声成了最清脆的伴奏。新 疆1月21日，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省道229线出现风吹雪现象，风力达9级，能见度极低，气温骤降至零下20℃，导致部分路段严重积雪，群众出行受阻。吉木乃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通过警笛、警报、喊话器等提示过往车辆开启应急灯、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安全驾乘，最大限度强化路面疏导指挥力度，及时进行救助救援，全力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安全。1月21日除夕上午，乌鲁木齐突降大雪，高铁线路两旁积雪厚度达20厘米以上。为了确保春节期间列车运行安全，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处乌鲁木齐站派出所立即启动冰雪天气应急预案，组织派出所执勤警务队线路民警对辖区重点路段、工作门、防护网进行安全巡查，第一时间排查因低温和恶劣天气导致的安全隐患，确保春节期间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平安。（作者：叶帅）战友们辛苦了，注意保暖！

提要：崔月犁是至今为止少有的全力支持中医的卫生部长。今天是崔月犁逝世（1998年1月22日）二十五周年，以此文为纪念。崔月犁生于1920年，原名张广印，河北省深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并入党。1943年3月被派往北平、天津地区从事地下党工作。1948年，城工部部长刘仁派28岁的崔月犁策反傅作义。崔月犁以北京同仁医院放射科医生的身份为掩护，最后选定了三条路线：傅作义恩师刘厚同，傅作义的女儿地下党员傅冬菊，以及傅作义的副手邓宝珊，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大功。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崔月犁担任了北平市委书记彭真的秘书。后来又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兼卫生体育部部长等职务。文革中，崔月犁受彭真和王光美牵连（他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时把刚从辅仁大学毕业、正准备赴美留学的王光美介绍到了军调部），被关进了秦城监狱，镣铐加身、受尽折磨，一度精神分裂，幻视幻听。他靠着毅力在秦城监狱中度过了前五年，在精神病的煎熬中熬过了后三年，终于迎来了出狱和平反。崔月犁以前对中医也不了解，只是小时候在中药铺里学了三年徒。这次出狱后西医多方治疗无效，无法工作，最后是中医把他彻底治好了。1976年崔月犁出任卫生部的副部长，分管中医工作。1950年第一届卫生会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和王斌特意请来了汪精卫的座上宾、著名的反中医人物余云岫，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决定对中医“废医存药”。会后《中医管理条例》出台，规定所有中医必须考西医科目，不合格的取消行医资格。中医界群情激奋，纷纷上书中央。毛主席知道后，撤了贺诚和王斌的职。为了加强中医药的力量，党中央在卫生部成立了中医司。1956年吕炳奎调任中医司司长，顶住卫生部明里暗里的阻扰，想方设法建立了23所中医学院，371所中医医院。但是文革中，吕炳奎受卫生部领导借机打击，被下放改造。中医司被取消，由“中西医结合办公室”取代。卫生部以“中西医结合”为借口，不允许中医单独生存和发展。详见：建国以来中医屡受压迫，却在历次疫情中力挽狂澜到了1977年，中医学院只剩下不到10个，中医院只剩170多所，且基本以西医为主导。1977年，吕炳奎复职，接手了中西医结合办公室。面对中医的困境，卫生部是否应该继续执行多年来“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政策？很多人劝崔月犁，对中医不要介入太深，但他没有听。崔月犁全力支持吕炳奎的工作，1978年恢复了中医司。同年，以卫生部名义报送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报告》，邓小平批示：“这个问题应该重视，要为中医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这份文件经中央批转，被称为56号文件。崔月犁以此为尚方宝剑，要求国家财政每年为建设中医院增加专项拨款2亿元。王丙乾说给6000万，他说太少，最后国务院主要领导拍板，同意给一个亿。崔月犁定了一个“小目标”：在全国每个县都建一个中医院。财政部给了一个亿，但还远远不够。他以自己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纵横捭阖打开局面练就的灵活手腕，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先找到一些省里的领导，说我这里有一笔中医专项款，如果贵省出一块钱，我给你配套同样数量的钱，这些省都表示很愿意出这个钱；他又对一些市县领导说，如果你们出一块钱，省里和卫生部各出一块钱支持你们，市县也觉得很划算。就这样，他用一个亿撬动了三个亿，在全国大建中医医院。1982年，卫生部部长面临换届。几位副部长都是老革命、老资格，排名靠后的崔月犁显得云淡风轻，事不关己。崔月犁在卫生部的专职秘书王玉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卫生口还比较封闭，派系斗争依然存在，崔月犁在卫生部比在北京市委工作时压力更大，因为卫生部“通天人物”多，很多司局长都是老资格。崔月犁眼睛里不揉沙子，常有人告他的状，甚至说他“精神不正常”。这是有人故技重施。当时的卫生部长是钱信忠。他为了打压中医，曾经指示下属污蔑中医局局长吕炳奎老糊涂了，几次阻止其升职。吕炳奎是1939年入党的老革命，1953年就是司局（厅）级干部，但是在卫生部30年没有升级。王玉山记得，中央书记处下发的文件中专门有一条：请崔月犁同志做体检，如无问题，则担任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崔月犁去北京友谊医院做了检查，一切正常。此前，崔月犁支持吕炳奎召开了“衡阳会议”。当时卫生部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就是不许中医独立发展、要用西医理论改造中医、最终消灭中医，于是“衡阳会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要同时各自独立发展。1982年4月24日，崔月犁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但是厅局级干部68岁离职，因此吕炳奎被迫离了中医司。插播一段题外话。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则调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钱信忠提出“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一年强制流产、结扎上千万人。1983年，钱信忠获联合国首次颁发的“世界人口奖”，表彰他对控制中国人口工作的“杰出贡献”。钱信忠的蛮干加剧了强迫命令和违法违纪行为，尤其在农村推行的大结扎和人工流产、引产，带来很严重的社会后果。中央采取措施，免去了钱信忠的职务。见：中国人口负增长，美国谋划70年的阴谋成功了实际上，之前崔月犁以卫生部副部长的身份分管过计划生育工作。1981年3月，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兼主任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崔月犁兼任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分管其中最难的部分：农村计划生育。崔月犁快就发现情况不对，认为用行政命令强制推行“一胎化”会带来严重问题。他主持计生委政策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计划生育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形成了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认为，拟定全国统一的规定是很必要的，但要本着宜粗不宜细的精神，防止“一刀切”，而现在有些地方是“法无定法，土法上马”。一胎率要达到95％，这样的指标能否完成？要求过急就会重犯高指标的错误。应当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办法，对大多数中间群众以教育为主。“另外，12亿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为什么到2000年不能突破12亿？”在计生委领导中，崔月犁很快成了少数派，甚至受到“反对计划生育”的指责。1981年后半年，他的日子很不好过，一开会就吵架，面临的问题让他束手无策。不得已，他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写信，说自己没办法做这项工作，再做下去精神病快犯了。经领导同意，他只干了五个月就离开计生委，回到了卫生部。1984年7月30日，崔月犁的儿子、在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工作的张晓彤与中国人口情报研究室研究人员马瀛通联名呈交了一份名为《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根据测算，对1980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总人口在20世纪末不超过12亿”的目标提出质疑，指出了这个指标测算的错误和实施中的弊病，建议在“晚、稀、少”的基础上视具体情况允许生第二胎，并提出人口控制目标宜修订为“12亿左右”，而不是“12亿以内”。这份报告通过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的秘书、张晓彤的中学同学李湘鲁上呈国务院领导。胡耀邦也作了批示，称“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我们再回到正题。“衡阳会议”后，卫生部有人写了“紧急建议”，并以学术组织理事会的名义向多位中央领导报送。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卫生部党组在衡阳会议后上报的《关于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崔月犁列席了会议据理力争。会议最终决定，支持卫生部“开创新局面”。崔月犁继续大力支持中医，着手调整中医院“西医当家”的领导班子，改变“中西医结合”的办院方向，遭到很多人的抵制，但他坚持自己的做法。崔月犁认为，西医好比砖墙，中医好比土墙，在中医医院里搞西医，土墙很快就会倒了。他问，如果不先补上中医这块短板，西医跟谁结合？那只能是“一根针、一把草加上两片阿司匹林的中西医凑合”。1984年12月，王仙梅从中国医科院调到卫生部部长值班室做文秘，经常为部党组会议和部长办公会议作记录，并负责整理会议纪要。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讨论最激烈的就是中医问题，对于如何发展中医药事业有不少争议。当时卫生系统有人私下议论，说崔月犁过去是中医出身（他参加革命前曾在镇上的中医医院做了三年学徒），所以才格外重视中医。王仙梅则认为，崔月犁从没有学过中医，也没做过中医，之所以要振兴和扶持中医，原因在于：一、是因为他常说中医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遗产，不能丢了；二、是他常下基层调研，了解到中医在县及县以下的乡村普遍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三、是当时乡村缺医少药，而中医药价格低廉，老百姓更能接受，这是中国的国情。到1986年，中国的县级中医院已从1978年的177所发展到1120所，也即全国一半以上的县有了中医院。不仅如此，崔月犁还支持吕炳奎等人联合光明日报创办了“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崔月犁对中医不遗余力的扶持遭到卫生部内强大的势力反对，认为这是“中医挤了中西医结合的位子”，一顶“排斥中西医结合”的帽子戴在他头上后，从此就再也没有摘下来。农村合作医疗一度被认为是“刮共产风”，崔月犁派政策法规司去调研后召开厅局长会议直接布置工作，一些人认为他是先有观点后去调研。崔月犁让卫生部6次向国务院打报告，反映改革中医药管理体制问题。国务院领导阅读过这些材料后给卫生部作了批示：“类似反映很多，有人担心长此下去中国的传统医学不但不能发扬光大，将会衰败下去。但解决此问题，仅是口头上喊一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系统地加以分析研究，找出原因，找出扭转这种局面的有力措施，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写出报告，取得支持。”崔月犁负责起草了关于成立中医药管理局的方案，上报国务院。1985年6月，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1986年1月，国务院第94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中医管理局。同年7月20日，国务院正式下达了《关于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通知》，规定国家中医管理局是国务院直属机构，由卫生部代管，各级地方中医中药机构的管理体制也作相应的调整。1988年3月，国务院决定将原属国家医药管理局管理的中药部分划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实行中医中药统一管理。为支持中医，崔月犁还数次给中央写信。1995年，他给江泽民写信：“泽民同志：您好！最近中央抓京剧振兴，今后京剧可能振兴起来。希望中央抓一下中医振兴问题。”1997年11月，他给胡锦涛写信说：“在发展中医药事业中，应由中医按中央的方针做主，不应附属在西医的控制之下。”崔月犁儿子张晓彤谈父亲1998年春节前夕，崔月犁例行体检发现心脏有问题，被建议立即住院。他怕影响医护人员过年，准备过完年再住院治疗。1998年1月22日早上，农历腊月二十七，崔月犁洗漱完毕，等着秘书和司机来接他去参加北京市政协会议。他突然觉得心脏不舒服，就让司机马上接他去医院。在路上，一个伟大的生命静静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