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尧（1902.6.27—1998.5.28），浙江诸暨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27年赴美留学，1930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任教。1946年赴美参观原子弹试爆试验，并留美购置核物理实验设备和其他科研器材。1950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刚创建的近代物理所工作，主持建立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1958年起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主任，主持创办国内第一个近代物理系。1973年后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赵忠尧是我国原子核物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和宇宙线研究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以毕生精力从事科学和教育事业，悉心培养了我国几代科技人才，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所言：凡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末在国内成长的物理学家，都是经过赵老师的培养，受过赵老师的教育和启发的。赵忠尧为发展我国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研究事业、为培养我国原子能事业、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的实验研究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 　　来自中国的年轻人作出“诺奖级”的成就 　　1902年6月27日，赵忠尧出生于浙江诸暨一个衰落的大家族中。父亲赵继和以行医为生，为人耿直，对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痛心疾首、对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义愤填膺，但限于自身文化水平有限，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赵忠尧一辈子谨记父亲教诲，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口都义无反顾地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放在首位。　　1927年冬，赵忠尧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部，师从该校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在博士论文选题环节，赵忠尧一门心思想多学技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冒着惹怒密立根的风险，拿到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实验题目。经过一年多夜以继日的刻苦研究，赵忠尧发现了硬γ射线在通过重物质时产生的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并将这一重大发现写成两篇论文，于1930年5月、10月先后公开发表。这实际上是正负电子对的产生和湮灭过程的最早实验证据。赵忠尧对世界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然而，当193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对正电子的发现授奖时，赵忠尧却榜上无名。时任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任的爱克斯朋在大半个世纪后回忆说，当时评审会确有讨论到赵忠尧在这项重大发现中所做的工作，却因另外两位学者在重复该实验时得出的错误结果以及一篇著名论文中对赵忠尧论文发表时间的引述错误，而对赵忠尧的开创性贡献存疑。回顾往昔，爱克斯朋坦言，这是一个“很令人不安的、没法再弥补的疏漏”“赵忠尧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是实实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　　1931年秋，在德国前往英国访问的途中，赵忠尧得知中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心中焦虑，决心尽快回国，“尽一切可能探索为国效劳的道路”。当时中国的核物理研究还是一片空白，赵忠尧回到清华大学物理系当教授，开设了中国第一门核物理课程，组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培养出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等中国物理学界的栋梁。除教学科研外，赵忠尧还日夜苦思，尝试了包括科学救国、平民教育、工业救国等多种救国道路。在他看来，只要是能让国家富强的事，他都愿意尽力去做。著名的“中华牌”铅笔最初就是源于赵忠尧等人集资创办的“长城牌”铅笔厂。1937年七七事变后，赵忠尧不愿在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做事，率先离开了北京，先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任教。赵忠尧学问精深，加之备课一丝不苟，讲课态度认真，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肩负重任再次赴美，历尽磨难回到祖国 　　1946年6月，赵忠尧作为中国物理学家的唯一代表，到现场观摩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原子弹试爆试验。赵忠尧此行还肩负了解核物理研究最新进展并设法购买核物理实验设备的重要任务。　　粒子加速器是最基本的核物理实验设备。由于经费极度紧张和美国严格的技术出口限制，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自行设计一台静电加速器。为了研制加速器，赵忠尧放弃了原本感兴趣且擅长的核物理实验研究，转而全身心地投入工程技术的钻研中。当时有很多人不解，有人嘲笑他是“傻瓜”，把时间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也有好心人劝他，“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干什么白白地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呢？”对于旁人的嘲讽和朋友的忠告，赵忠尧并非听不懂，但是他却不能认同。失去几年搞科研的宝贵机会固然可惜，但赵忠尧更为自己把精力用在了对祖国科学发展最有益的事情上而安慰！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赵忠尧欢欣鼓舞，立马着手做回国准备。此时中美的直接通航已经中断，只能取道香港。经过5个月的努力，赵忠尧终于登上了著名的威尔逊总统号，从洛杉矶启程回国。跟他同行的还有邓稼先、叶笃正等一百多位中国留美学者。谁知他们前脚刚上船，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后脚就到，以违反出口法为由扣留了一批赵忠尧所带的公开出版的物理书刊，但赵忠尧本人因为提前把重要器材都托运回国而得以脱身。然而这一路的波折还远未结束。美方在放走赵忠尧的当天就后悔了，美军最高司令部连发三道追截令，要把赵忠尧拦下来。船经过日本横滨时，美军武装人员气势汹汹地冲上船，把赵忠尧、罗时钧和沈善炯一同关押进了美军在日本的巢鸭军事监狱。美军无理扣押中国科学家的消息，引起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不仅中国掀起了谴责美国政府暴行、营救赵忠尧等3人的巨大浪潮，美国科学界也提出严厉质问和强烈抗议。1950年底，冲破重重阻挠的赵忠尧终于回到他日思夜想的祖国。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都发了专题报道和专访文章，高度评价赵忠尧的爱国主义精神。1951年1月，赵忠尧抵达北京，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持了欢迎宴会，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裴文中、钱三强等数十名著名科学家参加。赵忠尧在会上动情地说：感到祖国一切都是新的，又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自己向来未曾经过大的场面，又惭愧没有为人民做过多少事情，心情很是兴奋与不安，只想尽快投入具体的工作中去，为新中国的科学发展出力。 　　矢志不渝为国效力，终成“一代宗师” 　　赵忠尧回国之后，立即投入发展加速器技术和培养相关人才的工作之中。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的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建立了，中国第一台静电加速器建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近代物理系诞生了；在他的培养和指导下，一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他把握方向而不包办一切，放手让年轻人去干，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他平易近人，总是不厌其烦地答疑解惑，同时严格要求，督促青年成长；他为人正直、忠厚、淳朴，又有一股“拧劲儿”，对于认定的事情坚定不移。　　1992年6月，“赵忠尧教授九十寿辰庆祝大会”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海内外著名科学家、各界人士以及赵忠尧六代学生代表共几百人到会祝贺。“风华海外回报故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3名“两弹一星”功臣中有8位是他的学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与杨振宁都曾受教于他。1995年，赵忠尧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将奖金全部捐献给他曾就读、任教过的5所大学，激励后人继续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不懈奋斗。2002年是赵忠尧先生诞辰100周年，叶铭汉院士在纪念会贺电中称赞赵先生“培养了我国几代核物理、粒子物理学家，是‘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朱光亚、邓稼先的老师”。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也深情地说：我的老师赵忠尧教授是中国原子能之父，王淦昌、钱三强等都是他的学生……只有这样的爱国老师才能培养出那么多优秀人才。正因为他深爱祖国，所以甘愿放弃有名有位的物理研究转而埋头枯燥无味的工程技术，毅然放弃在美大好工作机会而在归国途中受尽磨难，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仍旧怀有最赤诚执着的信念；正因为他忠于科学，所以一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从不把工作建立在热情的幻想上，而是力求一点一滴的实际进步，进实验室和看文献是他一辈子朴素的乐趣。　　赵忠尧将生命中最闪亮的篇章汇入了祖国的壮丽事业。在他归国10多年后，我国自制的原子弹试爆成功，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从此确立。在赵忠尧先生90岁高龄时，他写了一篇不长的自传，题目是《我的回忆》。文中写道：回想自己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这平淡却高尚的话语，正是赵忠尧一生爱国情怀的真实写照。（蔡青竹）来源：学习时报  

众所周知农村宅基地是不能买卖的于是有的人动起了歪脑筋改买卖为“永久租赁”这样的“妙招”可以吗？01案情回顾刘某晓与父亲刘某法、母亲韦某娥、祖父（已去世）、祖母等5人属于广西百色田东县某村同一家庭户，户主为刘某法。1991年10月，该户共分配的宅基地面积约402.11平方米，1992年12月刘某法办理获得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09年6月14日，为偿还家庭债务，刘某法、韦某娥与陆川县某村的吴某菊签订了一份《宅基地租赁协议书》，约定刘某法、韦某娥自愿把属于自己所有的集体土地宅基地以10万元永久性出租给吴某菊。签订协议后，吴某菊支付了“租金”10万元，并于2010年8月建设完成一幢两开间二层楼房及围墙，随后一直使用至今。刘某晓认为，宅基地为家庭所有成员共有，父母在与吴某菊签订协议时未征得其与祖母的同意，且吴某菊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私自买卖集体土地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是刘某晓将三人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被告吴某菊拆除在宅基地上建造的建筑物并退还宅基地。02法院审理案件的焦点刘某法、韦某娥与吴某菊签订的《宅基地租赁协议书》是否有效？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刘某法、韦某娥与吴某菊签订的《宅基地租赁协议书》，从约定的权利与义务内容，以及交易所指标的物分析，其民事法律关系本质上是双方关于刘某法名下的宅基地使用权的买卖合同，并非双方所称租赁合同关系，吴某菊所支付的“租金”10万元实为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价款。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第二条第三款、第九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本案所指的宅基地禁止买卖，非经法定程序，宅基地的使用权不得转让。且宅基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宅基地的使用权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专享，具有身份关联属性，用以保障农民的生活、耕作、居住权益的实现，非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无权取得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宅基地使用权。吴某菊并非刘某法、韦某娥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据此认定该协议无效。针对原告要求被告吴某菊拆除在宅基地上建造的建筑物、返还土地的诉请，法院认为，根据公平原则，应由签订《宅基地租赁协议书》双方另行妥善处理好损失赔偿问题后方才适合进行建筑物和土地返还问题的处理，故对刘某晓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03法律分析签订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或宅基地买卖合同均无效现实生活中，与农民签订宅基地房屋买卖合同或者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签订宅基地房屋买卖合同，该行为违反了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扰乱了国家正常的土地管理秩序，因此所签订的农村宅基地买卖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同样，由于宅基地是集体经济组织为了保障居者有其屋而无偿准予符合条件的村民使用的土地，村民对其宅基地只有使用权，土地的所有权依旧归属于集体所有，所以宅基地不能随意卖出，买卖宅基地的合同，也因违反《土地管理法》《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而属于无效合同。用“租赁合同”之名行买卖宅基地行为之实，不受法律保护。刘某法、韦某娥与吴某菊签订的《宅基地租赁协议书》明确约定：刘某法将房屋永久租赁给吴某菊，全部租金付清后，不管过多少年，该房产的利益均与刘某法无关。从约定内容可以看出，当事人之间的达成的真实合意是永久性转移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而并非在租赁期限内单纯使用宅基地。且上述永久租赁合同约定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关于租赁合同的规定，属于买卖行为，应按照农村房屋买卖规则认定所谓的租赁合同是否有效。故法院认为，本案名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实为宅基地使用权纠纷。案涉宅基地买卖的行为未征得当地村委会的同意，也未到相关部门办理土地变更登记等手续，因此合同无效。

作者：熊　志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医院的自制药剂正在网上卖得火热。一些商家抓住商机，通过网络下单邮寄的方式，做起了代购生意，形成了一条院内制剂灰色利益链，一瓶自制药，代购售价却高出近3倍。　　所谓院内制剂，就是医院自己研制的制剂，通常来说，仅限于本医疗机构以开处方的形式提供给患者使用。像之前很火的“近视神药”阿托品滴眼液，就是属于院内制剂，因为违背相关规定，这款“近视神药”日前也被全面暂停网售。　　院内制剂作为一种不得随意扩大使用范围的药品，现在却成了一些人牟利的工具。一方面，一些代购、黄牛通过医院开药，然后对外高价售卖，赚取差价；另一方面，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上，求购、代购信息混杂，院内制剂被各种违规网售。　　院内制剂不用像上市药品那样，经过漫长的临床试验和审批流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无需经过严格的检验、审批环节，更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流通，可以通过一些网络渠道，跳过医生面诊、开处方的环节，被偷偷卖给一些有需求的患者。　　事实上，正是因为生产研制的门槛低，为了保障用药安全，政策层面对于院内制剂有严格的生产、使用规范。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配制的制剂不得在市场上销售或者变相销售，不得发布医疗机构制剂广告”。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的院内制剂，却在市场上公开流通，甚至在电商平台上售卖，这无疑严重放大了医药风险。　　因为有利可图，院内制剂催生出一批代购群体。既然禁止对外公开网售，那么不管是线下代购，还是通过电商、社交渠道线上售卖，代购行为都属于违规，应该严厉查处打击。　　还值得追问的是，专门从事院内制剂的代购人员，和医院、医生是否有利益上的勾连？毕竟，院内制剂属于处方药，如果是通过正常的挂号、面诊、开药的渠道获取，能得到的院内制剂的数量应该较为有限。报道提到的代购群体“集团化”的规模，让人不得不怀疑，医院、医生是否存在违规开药的问题，这一点应该调查清楚。　　另外，按照规定，没有线下初诊记录不得进行线上复诊。但据报道，现在的一些医院，对患者通过互联网医院渠道的线上复诊把关不严，在没有到医院线下初诊的前提下，就在线上给患者开药，这种局面无疑也给代购群体提供了钻营的空间。　　不管是挂号代购，还是通过互联网医院获取院内制剂，然后再变相公开网售，都违背了院内制剂的管理规定，加剧了药品使用的混乱程度——要知道，院内制剂本身有效期短，并且外包装相当简陋，制假售假的难度较低，不管患者买到过期的真药，或买到假药，一旦产生不良反应，后果不堪设想。　　院内制剂的存在，本身是为了弥补临床上的一些用药缺口，它的利润小，恰恰是为了保障公益属性，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因此绝不能成为牟利的工具，成为医药安全的重大隐患和漏洞。　　所以，对于院内制剂的生产、流通和使用，必须按照相关规定严格监管。一方面，医院方面要严格控制药品的使用，作为处方药的院内制剂，不能想开就开、随便乱开；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违规代购、网售的排查打击，避免院内制剂在地下市场大肆流通。（熊　志）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杨启舫　　“六气”之说，源自清代邹一桂《小山画谱》里的“画忌六气”。“一曰俗气，二曰匠气，三曰火气，四曰草气，五曰闺阁气，六曰蹴黑气。”如果拿这些看似经年久远的“画品”来与我们今天歌词创作对号入座的话，则不免有些芒刺在背的感觉。古人说：诗书画同源。这意味着书画里的那些美好曼妙在歌诗里都能有所体会，而换个角度看，书画中那些常有的毛病也会在歌诗中找到投射的影子。　　不幸的是，如今古人所言书画“六气”的社会面传播尚没有“清零”，而歌词创作中的“六气”却愈演愈烈。曾几何时，“小三也有情，小三也有爱”“你做了我的小三又当了他的小四”这样恶俗的歌词竟然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一口气连唱14个“伤不起”“你说嘴巴嘟嘟，我嘟嘟嘟嘟嘟”这类没有营养的口水歌也开始病毒式地“流行”了。而一些低俗无脑甚至是色情恶俗的歌曲居然成为孩子们传唱的“儿歌”。加之某些感情虚假、急功近利、绝少文雅的匠气之作，某些打着国潮旗号糟蹋经典、胡拆乱搭、不知所云的伪古风之作，某些通篇毫无骨力、媚气娘炮、矫揉造作的胭脂气之作，某些无病呻吟、不知所云、空洞乏味的空泛之作等等渐有漫延之势。　　我们不仅要问，当下的这些歌词是怎么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蕴、典雅、灵动、形体与风骨之美怎么开始缺失了？与西方的拼音文字不同，我们先人创造了音、形、意三维立体的中华汉字，这种既能表情、又可达意的文字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数以万计的汉字组合为我们生活的天地万物、草木鸣虫乃至岁朝月令都提供了多种表达方式和别致的雅称。譬如我们从古写到今的那一轮明月，就有“玉兔、素娥、望舒、玉蟾、桂魄、婵娟、嫦娥”等几十种别名供选择，而这些不同的雅称可以准确传递中国人在不同环境和心境下情感的细微变化。有了这么好的中华文化加持，难怪李白一个人就写了300多首关于月亮的诗词。因为这博大精深的中华汉字本身就如茫茫夜空里那一轮时而淡雅、时而皎洁的月轮，蕴藏了无尽的灵感。　　中国古代把歌词叫歌诗，绝大多数的诗歌都是可以想唱就唱的。中华汉字里的四声特别富于音乐性。正如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音律》中所言，“句之长短，字之多寡，声之平、上、去、入，韵之清浊阴阳，皆有一定不移之格。”这样前有浮声、后有切向的“声音之道”让歌诗有曲即歌，离曲可吟，因而才具有更旺盛、顽强的生命力。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些音乐人已经渐渐失去了对传统文化坚守的耐心。以流量为王、把营利看作目标的商业化生产运作模式，让写词变成了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工种和环节。歌曲投入的多少、内容定向与推送力度等都更依赖于算法与大数据的“需求”。与歌词的内容扎实、用字考究、平仄讲求相比，部分词作者宁愿花心思找到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标题党”式的歌名，或者更依赖于炒作热点话题及爆红的网络流行语。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以及新媒体传播方式的特点也吸引部分音乐人只注重歌曲30秒内的魔性口号式循环呈现。乃至出现了一种对某首歌曲既不知道名字也不熟悉主歌内容，但一听到副歌部分却马上能够随口跟着唱出来的现象。　　与古人相比，我们一部分词作者确实是表现得更懒于思考、热衷套路、急功近利了。同样是表达忠贞的爱，李商隐说“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说“死了都要爱”；形容女性之美时，《诗经》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我们却唱“你的笑像恶犬”；感慨自然之险峻时，李白有《蜀道难》：“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们则干脆就是“哇靠、666、绝绝子！”……汉字的美需要通过恰当地使用来展现，汉字的韵味需要通过大声吟唱来表达，汉字的博大精深是要通过写词人一代一代接续奋力、发扬光大的。说到底，歌词创作中表现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缺失也是审美能力缺失的一种表现，这必然会导致邹一桂所言的“俗气、匠气、火气、草气、闺阁气、蹴黑气”这“六气”的“盛行”。而相比于绘画而言，歌词所涉及的音乐创作是一项更具影响力和更具社会传播力的艺术形式，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和教化责任，因而在歌词创作中忌“六气”显得更加紧迫也更具现实意义。　　中国是“诗的国度”，而中华民族汉字的“汉”本意就是星汉和银河。一个如此充满想象力的民族用天地化孕出的文字书写成词、吟唱成歌，这本身就是一件够诗意、够浪漫的事情，所以，作词人不应轻易放弃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而需努力找回华夏文明表情达意的文字之美。身为一个用汉字写作的人，那种根植于血脉中的“文化自信”是与生俱来的。珍惜它、用好它，亦是作词人的幸福。　　（作者系词作家，中国音协理事，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来源：文艺报  

作者：吴鹏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到了一年中最为高温高湿的三伏天气。古今同此溽热，古人虽不知电扇、无论空调，但并不妨碍在衣食住行上玩出别样的避暑境界。视觉中国/供图　　衣：举之若无　　在挥汗成雨的天气里，身上衣服自然是薄之又薄才足够清爽。中国古代很早就能制作适宜夏季穿着的清凉丝制衣物。　　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一件西汉时期的素纱襌衣，净重只有49克，如蝉翼般至轻至薄。把这件襌衣叠起10层，然后在下面放一张报纸，透过襌衣依然能清晰地看到报纸字迹。　　这件襌衣之所以如此轻盈，和古蚕比较清瘦、所吐蚕丝既细且轻有关。现代蚕宝宝经过上千年的人工培育，比它们的祖先要肥胖得多，吐出来的蚕丝也是又粗又重，以致人们试图重制素纱襌衣时，竟然找不到合适的蚕丝原料。生物学家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将现代蚕宝宝退化成和祖先差不多的“健美”体质。但用这些“返祖”蚕宝宝所吐蚕丝制作的复制品，还是比原件重了0.5克。　　在透气凉爽上比西汉素纱襌衣更胜一筹的，是南宋女子背心。古代背心是一种无袖衣服，最初贴身穿在里面，后来逐渐外穿。福州新店浮仓山南宋墓曾出土一件只有16.7克的牡丹花背心，仿如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言“举之若无……真若烟雾”。材质如此轻巧的背心上身，穿上定然凉意侵身，更别有一番绰约风姿。　　食：经齿冷于雪　　华夏先民早就懂得取冰避暑，《诗经·豳风·七月》有言，“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每到周历二月即农历十二月隆冬时节，负责取冰的“凌人”会到冰面凿冰，到周历三月即农历正月储存到“凌阴”即冰库中，等到夏天就取出放到“青铜冰鉴”即盛冰的青铜器皿上，用以消暑。　　冰块除降低室内温度外，最大的用处就是冰镇食物、制作冷饮。据《楚辞·招魂》“挫糟冻饮，酹清凉些”，可知东周时期就有冰镇的米酒。唐朝流行的消暑冷食，除了类似今天冰沙的“酥山”外，还有清风饭、槐叶冷淘等。清风饭主要原料是上等水晶米和类似冰片的中药龙睛片、龙脑末，用牛酪浆调制好后放进金提缸中，“垂下冰池”冰镇，待到“冷透”即可食用。　　槐叶冷淘类似今天的冷面或过水凉面，将新鲜槐树叶捣成汁和面，做成细面条，煮熟后放进冰水或冰窖中冰镇，冷却后即可食用。杜甫吃过槐叶冷淘后赞不绝口，赋诗云“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此珠”。一碗下肚，暑气全消。　　宋朝市井文化繁盛，消暑冷饮更加花样繁多，热播剧《梦华录》中的冰镇蜜瓜、红豆冰等只是全豹之一斑。宋朝有专门售卖冷饮的专卖店，杨万里有诗云“帝城六月日卓午，市人如炊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　　据《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笔记，当时的消夏冷食有麻饮细粉、冰雪冷元子、砂糖绿等，冷饮有紫苏饮、甘豆汤、椰子酒、漉梨浆、香薷饮、姜蜜水、木瓜汁、乳糖真雪、白醪凉水、凉水荔枝膏、雪泡梅花酒、雪泡缩脾饮、五苓大顺散、甘草冰霜凉水等。　　虽然今天的我们无缘一饱口福，但只是看一眼这些冷食冷饮的名字，无须入口就足以凉意上身，让我们能在这个溽暑感受到千年前“宋潮”的风雅清凉。　　相比甜口的市井冷饮，文人雅士更喜苦口的荷叶酒即碧筒酒。荷叶性寒，有清暑利湿、清阳凉血之效。苏轼会将酒倒进掐取的荷叶中包好，等到“风熏日炽”，酒香飘溢时，就在荷叶的叶柄中间穿孔，然后将叶柄弯曲成象鼻状，让酒顺着柄孔滑进口中入愁肠。此酒略带荷叶的微苦味道，故东坡有诗云“碧筩（即筒）时作象鼻弯，白酒微带荷心苦”。在中医养生观念中，苦利于心，微苦的白酒更能纾解夏日燥热。　　住：凛若高秋　　古代住房条件最为优越的，莫过于皇帝。皇宫一般都在京师地势较高的地方选址，且建有很高的台基。这种设计既在政治上凸显天子至高无上的威严，也能通风散热。西汉未央宫就高踞未央山上，比长安城里自然凉爽透气。未央宫内有清凉殿，用玉石为床，床上覆罩琉璃帐，加上各种清凉款珍宝装饰，营造出冰爽沁人、清凉透心的水晶宫景象。　　除皇宫外，在各地尤其是京师近郊山上建造行宫避暑，也是帝王消夏的标配。隋文帝曾在长安边上的天台山修建仁寿宫。此宫海拔1000多米，又处于杜水和马坊河交汇处，有醴泉、西海、玉女潭等水系环绕，“微风徐动，有凄清之凉”，三伏天气温也只有22摄氏度左右。　　隋文帝驾崩仁寿宫终归是事实。故唐朝开国皇帝、隋文帝的外甥唐高祖李渊，就“以隋文帝终于彼，恶之”，从不去天台山避暑。杀兄屠弟逼父退位的高祖不肖子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于贞观五年（631）重修仁寿宫，因此地山有九重，故改名九成宫。翻修工程完工的第二年，太宗就迫不及待去九成宫避暑，惹得朝野议论纷纷。毕竟太宗身为人子不带父皇同享清凉，不符合传统孝道。　　大臣姚思廉苦口婆心劝谏，太宗辩解道“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用高血压上头、受不了长安溽热的借口把姚思廉堵了回去。马周接力谏言，“车驾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温情之礼，窃所未安”，陛下您独自上山享受清凉，留父皇在山下忍受酷暑，良心不会痛吗？　　太宗虽勉强“纳之”，但仍然是说一套做一套，直到高祖去世前一年即贞观八年（634）夏天，才请父皇同去九成宫避暑。但高祖因为姨父文帝驾崩此宫的心理阴影，加之龙体欠安，不愿鞍马劳顿进山。太宗就下令营建大明宫，“以为上皇清暑之所”。大明宫刚刚开工，高祖就病情加重，很快于贞观九年（635）五月驾崩。故有学者猜测，太宗“修大明宫为太上皇消暑也是一种假象，否则，在高祖健康的时候为什么不为他修避暑之所呢”。　　高祖无福入住的大明宫建成后，成为唐朝新的政治活动中心，在避暑设计上也是煞费苦心。据《唐语林》，唐玄宗在大明宫临水修建凉殿，使用水车将冷水输送到房顶，用冷水循环带走房顶热气。同时让冷水沿屋檐自动流下，“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形成人造水帘；再用“水激扇车”即水力摇扇对着水帘扇风，将冷气吹入室内，“风猎衣襟”。这种制冷工艺在“暑毒方甚”的炎夏中，竟能达到“座内含冻”的降温效果，宛如一个古代版的“水冷空调房”。　　玄宗凉殿的消暑营建工艺翻新，后世子孙唐宣宗就在大明宫太液池别出心裁。据《唐摭言》，唐宣宗有次召翰林学士韦澳、孙宏到太液池见驾。当时正值炎夏，两人都穿着极薄的单衣，一旁侍候的宦官见状脸上露出谜之微笑。韦澳、孙宏“初殊未悟”，不解其意，等到落座回话，不一会儿就“觉寒气逼人”，回头一看，“有龙皮在侧”。原来宣宗用“龙皮”即蟒皮挂在太液池宫殿四周，用以隔绝暑气。　　皇室之外，大户人家居家必备降温神器有“叶轮拨风”“自雨亭”等。据《西京杂记》，西汉长安巧匠丁缓曾发明用人力推动的七轮扇，“连七轮，大皆径丈，相连续”，在巨轮上安装七个叶片，由人摇动手柄，带动叶轮快速旋转，搅动空气形成凉风，可以达到“一人运之，满堂寒颤”的降温效果。　　据《封氏闻见录》，玄宗时期御史大夫王鉷曾借鉴大明宫凉殿制冷原理，在家中修建“自雨亭”，将井水运送到屋顶，“从檐上飞流四注”。避暑效果虽无法向凉殿的“座内含冻”看齐，却也“当夏处之，凛若高秋”。　　经由王鉷的示范带货，“自雨亭”就在达官贵胄中流行开来。刘禹锡在刘驸马家体验过“自雨亭”后，作诗《刘驸马水亭避暑》，“千竿竹翠数莲红，水阁虚凉玉簟空。琥珀盏红疑漏酒，水晶帘莹更通风。赐冰满碗沉朱实，法馔盈盘覆碧笼。尽日逍遥避烦暑，再三珍重主人翁”。亭外是香远益清的莲荷，亭下是“更通风”的晶莹水晶帘，亭里是用天子御赐冰块冰镇的水果冷食，夏日消暑的逍遥氛围被诗人营造得无以复加。　　而长安避暑圈最为“骄贵”的，莫过于杨国忠家族。据《开元天宝遗事》，杨氏子弟“每至伏中”，都“取大冰使匠琢为山”，在家中制作冰山，“周围于宴席间”，用于宴饮时降温。座中客人“虽酒酣各有寒色”，甚至有“挟纩”即披锦衣锦袍以御寒者。　　行：松风冷袭衣　　如果实在受不了家中高温，各种消暑神器、降温冷饮都无法抵御酷暑的魔法攻击，那古人就会放出最后的大招——走为上策，躲到老林深山、清幽古刹，去消散一身暑热。　　宋人张抡在青山绿水间尽情释放身心的闷热，写道“炎天何处可登临，须于物外寻，松风涧水杂清音……宜散发、称披襟，都无烦暑侵”，尽显避暑之趣。梅尧臣在中伏日那天赴妙绝寺避暑，“高树秋声早，长廊暑气微；不须河朔饮，煮茗自忘归”，禅房花木葱茏，长廊暑气渐消，吹着凉风，喝着凉茶，仿佛已入初秋。元人释英在农历六月踏入深山，“六月山深处，松风冷袭衣；遥知城市里，扑面火尘飞”，畅享山野凉风惬意，吐槽城市热浪滚滚。　　深山古刹之外，池边荷塘也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宋人杨万里就在骄阳似火的暮热时节游玩荷池，“细草摇头忽报侬，披襟拦得一西风。荷花入暮犹愁热，低面深藏碧伞中”。池水清幽、荷叶青绿、西风清凉，夏日里有如此赏心乐事，夫复何求。　　晚明范允临曾在“铄金流火，五内俱热”的天气，携妻子到苏州宛转桥赏荷避暑，观“池中菡萏如铺霞簇锦”，嗅“晚来香露扑人”，再令少女六七人“奏《水云》之曲”，如此方“差足解愠”。与爱妻流连于良辰美景时，范允临还不忘写信邀约友人，“能来一领荷香乎”？　　既已行至水边，那不妨登船寻乐。据《武林旧事》，南宋临安百姓每到农历六月六，都会“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驾船到“蒲深柳密宽凉”的地方“披襟钓水”，直到“月上始还”。兴之所至，有人还会“留宿湖心，竟夕而归”。　　当然，相比走为上策，处于鄙视链最高端的避暑境界是岿然不动，清心静气。白居易曾在苦热时节赴禅寺避暑，见禅师足不出户端坐房中，遂于恒寂师禅室题诗，“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　　回到家中后，白居易也效法禅师独坐院中消却暑热，“何以销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任他暑气腾腾，我自宁心静气。只要心无杂念，胸中自有凉意漾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来源：中国青年报  

　第三届山西艺术节（云上艺术节）7月5日与全省人民见面了，其中，“濒危戏曲剧种剧目云展播”版块共有我省20余个濒危稀有剧种亮相云端，这是一次难得的集结展示，这些影像成果将成为我省濒危剧种传承保护研究的重要资料，弥足珍贵。　　山西是戏曲大省，在历次全国剧种普查中，我省剧种数量名列第一。根据2016年原文化部全国地方戏曲剧种剧团普查结果，全国现有348个剧种，其中山西38个，数量最多。山西剧种从20世纪80年代的56个到最新普查的38个，锐减幅度巨大，虽体量仍领先全国，但部分剧种的消亡仍令人痛心。尤其是现存38个戏曲剧种中，有26个剧种处于濒危状态，如何保护、传承好这些濒危剧种成为我们的新使命、新挑战。　　山西孕育了以晋剧、蒲剧、上党梆子、北路梆子为代表的“四大梆子”剧种，丰饶的戏曲沃土离不开或大或小丰富剧种的滋养。剧种的认定，就代表了其艺术独特性的存在，没有绝对意义的大剧种，也没有绝对意义的小剧种，正如世间万物都有其生老病死的发展规律。元杂剧的诞生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但到了明代就已经式微，被后来的剧种学习、消化和借鉴去，成为源泉，在当下的戏曲发展空间中，剧种之间的竞争、模仿、吸收也在不断地演化，一个剧种的独到成就也在不断地被另一个剧种借鉴吸收，丰富自身。随着当代社会交流的加强，地域特色音乐的渐进，方言流行的局限，剧种之间不断地挤压受众、合并吸纳，极有可能剧种同质化会成为较为普遍的问题。例如，晋剧和北路梆子之间一些新创剧目的导演、作曲、主演等跨剧种创作协作；孝义碗碗腔剧团则同时演出晋剧、孝义碗碗腔、孝义皮腔多个剧种，久之，剧种之间的交流融合很可能最终只会留下一个剧种，也可能产生出新的剧种，京剧不就是四大徽班进京后吸收了汉调、秦腔、昆曲逐渐融合逐渐演变形成的吗……以动态眼光看待剧种变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就要把濒危剧种的独特价值保护好、记录好、发挥好。守护好濒危剧种生命的火种，是守护山西戏曲文化生态的关键，无论这些剧种的命运最终是消亡还是兴盛，只要能够让濒危稀有剧种的艺术特色散发出最大光芒，使其独有的艺术特色能够持续地绽放在山西戏曲舞台上，就是属于山西戏曲的宝贵财富。做好基础的保护记录传承工作，是眼下戏曲工作者光荣的使命和艰巨的任务。　　太原秧歌产生于明末清初，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作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90多岁的徐拖福是目前仅剩的一位传承人，老人最大心愿就是能让太原秧歌继续传唱下去。　　锣鼓杂戏被誉为中国戏曲活化石，最早可以追溯至宋代，比昆曲起源更早，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原始粗犷、形式简单，是一种用锣鼓吼唱的原生态戏曲。它甚至不需要戏台、道具、装扮、伴奏，随时都可以拉开架势表演，过去被叫“穷人戏”。尽管出场随意，但这个剧种却有独到追求，演出的大多是军事题材的剧目。如今，锣鼓杂戏老艺人寥寥无几，越唱人越老，越唱人越少，锣鼓杂戏还能传承多久？　　芮城扬高戏故有“羊羔戏”之称，有说它是由放羊人哼唱的山歌小调形成的。据说，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歌《好汉歌》的曲调就出自扬高戏的“岗调”。相传，民国时期扬高戏与蒲剧名班对台演出，观众情不自禁地涌向扬高戏戏台。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人星散，部分演员被蒲剧团高薪聘走，班社解体，扬高戏不可避免地走了下坡路。　　剧种为何濒危？总体来看，一是流布区域较小导致市场需求不足，艺人流失；二是有限的艺人相继去世，传承途径单一，传人短缺，剧目和“手艺”失传；三是资金短缺、后继无人等现象造成保护传承工作难解的“死结”，社会关注与认可度不高，缺乏文化认同。　　濒危的背后是顽强，顽强的背后是感动。由文旅部艺术司牵头主办的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像一道召集令，吸引全国大大小小、风格迥异的剧种前往江苏省昆山市。2020年，广灵艺承秧歌演出团演出的广灵秧歌《烈女传·借当》参加我省在昆山的小戏组台演出，11位加起来700多岁的老人，有的是糖尿病，有的是高血压，有的拉肚子，导演郭世德时年78岁，长途跋涉，到达当地后仍然不顾休息，加紧排练。郭世德19岁就在村里拜秧歌剧团刘璋为师学艺，腹内有38本传统秧歌剧目，近年来他时刻不忘师父重托，心心念念，在女儿的帮助下，将38本老秧歌传统剧目成功挖掘，5本剧目的铜器卷和剧目编写整理成底稿，以待出版。我记得他在昆山亲口对我说，“尽管现在广灵秧歌演员老龄化严重，但还算行当配制齐全，唯独缺乏花脸演员及打板的。现在急需培养新人，可惜没人学了！”　　濒危剧种保护的关键最终要落到三点，一是增加演出机会，加强濒危剧种在舞台上的活跃度，培养新一代的青年演出队伍；二是抓紧时间录制现有演出资料，形成影像记录，抓紧整理各剧种剧目、曲谱等文献、口述资料；三是深入研究各个剧种的特点亮点，争分夺秒出成果、解问题，召集专门队伍开展扎实有效的抢救性记录性研究。下一步，还可以为各个濒危剧种定点挂钩各级艺术学校、艺术院团、文化馆等单位，结对子学习保护、传承演出，参与帮助濒危剧种组团组班，使这些濒危剧种真正能够演起来，演下去，传下去。　　去年，我省出台了《山西省濒危戏曲剧种抢救工程工作方案》，为不断激发我省濒危戏曲剧种的生机与活力，提出了加大抢救力度、深入挖掘整理、加强剧目创作、抓好人才培养、改善演出条件、支持院团建设、搭建展示平台、推进惠民演出、加强普及推广、扩大社会影响共计10条具体举措，并根据文旅部要求，将26个剧种列入保护扶持濒危剧种名录，每年购买每个剧种100场戏曲公益性演出，均计给予每个剧种50万元补助资金，切实改善濒危剧种的生存发展状况。在党和政府重视和扶持下，艺人们的信心决心更足了，在扶持之余，大家积极寻求自救措施，一时的“生命危险”已然脱离，濒危戏曲剧种有望迎来新生，进入良性循环，在山西戏曲这棵大树上的“小花”，一个个正迎来新的绽放。黎凤来来源：山西日报  

核心提示　　近年来， “城市书房”如雨后春笋般在越来越多的城市落地、生根、发芽，作为一种新型文化设施，越来越多的城市书房，成为城市的新文化地标。城市书房不仅开拓了阅读空间，而且创设了公共文化交流新空间，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如何拓宽城市书房的功能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记者采访了几位文化专家，他们认为，城市书房通过不断延展阅读空间的触角，逐步实现全民阅读公共服务网络的全覆盖，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使阅读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将工业老建筑打造成城市书房，营造出老工业区特有的文化氛围　　8月2日9时，记者来到位于沈阳市大东区时代公园的时代文仓城市书房，书房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自今年6月1日书房正式开放以来，总人流量已达5万人次，有时候一天能超过3000人次。　　2022年，“全民阅读”连续第九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建设“书香中国”已成为全民共识。各地每年都举办全民读书节，各地不断建设各种公共文化设施，省市县各级图书馆、书店、流动图书馆、城市书房、城市书屋、农家书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快速发展的城市书房。　　作为一种新型阅读场所，城市书房以其充满创意和个性化的特色，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沈阳市已建成城市书房23座、城市书屋114间。这些城市书房、书屋散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以现代化的装修风格、开阔的空间以及丰厚的藏书，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吸引市民走进这里，静下心来，翻开书本，开始阅读。　　城市书房作为公共阅读空间，强调环境品质与读者体验，在外观造型、室内设计上，不仅装修得体、布置整洁、环境优雅，而且注重体现文化建筑的氛围感，营造出精致、家居式的阅读环境，提高了读者的阅读体验，提升了城市文化品位。　　在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的时代文仓城市书房，记者了解到，这座书房由旧东贸库改造而成，东贸库是1950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代仓储园区，是沈城现存建设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民用仓储建筑群，对于全国仓储物流业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东贸库历史建筑群”被列入《沈阳市第五批历史建筑初选名单》。沈阳市大东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佟彦慧介绍，2021年，时代文仓城市书房由东贸库改造后，成为工业建筑成功转化的沈阳新文化地标。　　时代文仓城市书房采用清新田园风格的装修内饰，藏有政治、艺术、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的15万余册书籍，是集阅读、交流、休闲等于一体的面积达5500平方米的综合性文化空间。　　和“时代文仓”一样，“红梅产业园”城市书房也是由废旧厂房改造的，这里原来是红梅味精厂发酵过滤车间，斑驳的红砖墙面、半圆式的穹顶，保留了车间原有的基本外形和框架结构，再以复古文艺风重新装修。市民王女士说，坐在这座始建于1945年的发酵过滤车间里选书、看书，能感受到历史厚重感。除了阅读学习，这里也成为年轻人喜欢的拍照打卡地。　　在沈阳，像“时代文仓”“红梅产业园”这样充分利用工业闲置厂房、老旧历史建筑，通过盘活、整合、修缮等方式，建设成为具有地域特色、符合百姓需求的个性化的城市书房还有很多，比如“奉天记忆”书房，是利用原沈阳自行车飞轮厂车间改造而成的， “知舍书房”是由废弃锅炉房改造而成的，“奉天工场”书房，保留了老厂房原汁原味的工业风格，充分体现出工业文化“老字号”元素。而城市书房（莫子山店），是利用原有废旧厂房空间重新改造而成的，其整体设计风格是根据博尔赫斯的小说内容获得灵感设计的，以白色为主色调，风格大气简约时尚。　　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教授、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马琳说，辽宁工业遗产很多，将工业老建筑打造成城市书房，一头是历史，一头是文化，将工业与文化进行多重碰撞，营造出了老工业区特有的文化氛围。在这里，既能了解工业文化的历史，又能享受到公共文化便利化的服务，温暖着读者，也温暖着沈城。　　城市书房打通公共阅读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公共阅读空间 已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作为全民阅读的新型服务载体，城市书房无疑是图书馆和书店等传统阅读场所的延伸和有益补充。　　从广义上看，图书馆和书店亦是“城市书房”，比如，辽宁省图书馆，是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中单体面积最大的图书馆，亦是最大的城市书房。2021年，虽有疫情影响，但仍服务读者400余万人次。除了在这里读书，作为公共文化空间，还为举办展览、讲座、推广主题阅读活动等都开拓了文化交流新空间。比如玖伍文化城虽是书店，但也是大型城市书房，以场景化的模式将阅读、艺术、文化、游览、休闲等功能集于一身，是全国单体最大的文化综合体之一。每逢周末，市民李军就携全家来这儿，边喝茶边读书；有时，也会听一场讲座，或者看看展览。他说，他还清楚地记得在这里举办的 “鲁迅的身影——原版照片珍品展”，展出100余张鲁迅生平原版照片，展览讲述了照片背后的故事，让他了解到一个真实而亲切的鲁迅。　　尽管图书馆、书店同样具有城市书房功能，但是这些公共文化空间毕竟数量有限，还不能给市民带来特别便捷的服务。而城市书房则不同，它是建在家门口5公里之内的公共文化空间。　　从图书馆、书店到城市书房的变化，是一个城市文化发展的需要。过去人们能享用的公共文化空间只有图书馆、书店等，如今不断涌现的城市书房解决的是公共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公共阅读空间已经来到了市民身边，已经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　　沈阳的城市书房，在立足文化特色进行个性化设计的同时，结合所属区域的地域特色与生活风格，营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氛围。有的书房依河而建，有的坐落在商业街，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读书乐趣。王艺是毕业后留在沈阳工作的大学生，她去过坐落于沈水湾公园里的“北岸书屋”、横跨在长白岛内河上的“红色城市书吧”和位于沈北新区北汤温泉国际小镇的“北汤城市书房”。她说，这些书房实在是太方便了，尤其对于居住在附近的居民，真是转个街角就到，这些城市书房就是居民的“精神粮仓”，是市民幸福生活的标配。因为这些随处可见的城市书房，极大地增强了她对沈阳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评论家白长青认为，沈阳推进城市书房建设，打通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通过不断延展阅读空间的触角，逐步实现全民阅读公共服务网络的全覆盖，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使阅读真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城市书房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地标，让文化软实力变为不断前进发展的硬实力。　　城市书房建设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促进书香社会形成的有效途径　　“北汤城市书房”位于沈北新区北汤温泉国际小镇，市民可以在“竹林里”“瀑布边”“阳光廊下”边休闲边看书，这是一个文旅商融合的阅读空间“样板”。“知舍书房”在造型和空间设计上具有独特的风格，主体建筑由集装箱搭建而成，室内空间设计私密而不局促，无论坐在哪里都有书籍陪伴。“北岸书屋”打造了与水为邻、小而精的数字化城市书屋，书屋配有电子图书瀑布屏、电子阅读机、iPad阅读机、自助图书借阅机等数字化图书馆设备。在电子图书瀑布屏上，有万册电子书籍可供读者选择，每月更新其中的150册，读者可以享受数字阅读的方便和快捷。　　辽宁省图书馆馆长杜希林说，城市书房能够提供各种类型的图书以供人们阅读和学习，新书替旧书，让书流动起来是城市书房应该有的功能，假如只能阅读不能借阅，城市书房就是一个阅览室。城市书房的本职功能是给居民提供阅读途径，从而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播。而文化知识的传播是社会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书房以其包容性能够有效地实现社会教育的开展，从而满足学生课外阅读的需求。尤其一些主题书房以其专业性满足读者在某一领域获得专业知识的需求。比如位于老北市的“汉字主题书房”是全国首家汉字主题书房，其以汉字文化为主题，引进了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让你爱上中国字”。来到这里的读者可以通过讲解员讲解、电子设备演示、主题讲座等方式了解汉字的产生、演变历程。刘思涵、李萌、任禹澄、张丽华、王璠、霍思涵等是“汉字主题书房”的讲解员。记者在听过10岁的讲解员任禹澄讲解后，采访了他，他说，在“汉字主题书房”中，他了解了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文，喜欢上甲骨文，学习甲骨文，通过考试成了“汉字主题书房”的讲解员，将来，他会更深入地研究甲骨文。他指着书房标识上的甲骨文说：“这些甲骨文你不认识没关系，只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键入文字编号即可听讲解。”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张燕楠说，当前，城市书房已经逐渐成为除学校、公共图书馆外开展公共教育活动的重要场所。城市书房让文化走进市民生活。当一座座城市书房近在身旁，可随时阅读承载着各种知识的书籍，市民的文化素养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城市风貌就会悄然地发生改变。　　城市书房的建设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促进书香社会形成的有效途径，是一条值得拓展深化的发展路径。据记者采访了解，不仅城市书房建设已具规模，而且目前，农家书屋、社区书屋、职工书屋、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已遍布我省各地，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加，织就一张“公共阅读服务网”。据省文化和旅游厅工作人员介绍，2021年至今，我省有78个县级图书馆开展了总分馆制建设，建设分馆1696个，建有新型文化空间90个。　　杜希林说，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升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功能，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城市书房的建设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发展。杨 竞来源：辽宁日报  

“从未想过我们的苗族刺绣能得到这么多人围观和喜欢，更没想到有朝一日它还能走出大山，走向世界。”近日，在贵州省仁怀市后山苗族布依族乡举办的盛典活动上，陇岗村村民李朝芬指着非遗文化展示板上的刺绣激动地说道，我们能有今天的好生活，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帮助。　　后山苗族布依族乡是仁怀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全乡人口1万余人，这里居住着苗族、布依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因地域边远高寒，交通不便，又无产业支撑，曾是仁怀市最贫困的乡镇之一，贫困发生率高达33％。　　随着近年来脱贫攻坚政策的扶持，民族文化产业有序推进以及文旅资源的开发利用，后山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该乡依托民族资源优势，围绕文化振兴目标任务，推动实施“锦绣计划”，大力发展苗族刺绣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我们以实施‘锦绣计划’为抓手，整合多部门培训项目和资金，组织绣娘到省外刺绣龙头企业研学，邀请知名刺绣专家现场指导教学，累计开展刺绣、蜡染以及其他手工技能培训1000余人次。建立乡村本土人才资源库，打造‘名师工作室’，充分发挥非遗传承人作用，通过言传、手帮、身教等形式，为苗绣传承和发展储备人才。”后山乡党委书记邓德鹏介绍。　　只有绣娘，没有市场，再好的刺绣也走不出大山。“游客对其喜爱大多停留在观赏层面，实用性阻碍了苗绣走向更广阔的商业市场，‘有价无市’的困境依然存在。”邓德鹏说。　　为此，后山乡结合当前的市场形势，对苗绣产品架构进行了革新。除了传统服饰外，引导绣娘们制作绣片、手工包、茶席、万花筒、枕头等旅游纪念品。各村党支部纷纷成立合作社，联合市有关部门组建“苗绣协会”专班对接小组，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组织专班人员跑市场、找订单，不断拓宽销售渠道。　　“为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我们积极对接企业品牌设计师，采取‘合作社＋设计师＋绣娘’模式，利用互联网平台，让设计师与绣娘们进行一对一合作，在传承精髓的前提下，融入时尚元素创意设计，不仅展示民族文化之美，更为苗族文化走向时尚、绽放世界注入新活力。”陇岗村党支部书记杨明举说。　　如今，经过改良后的苗绣，逐渐走出“小众”“只能欣赏”的刻板印象，精美的刺绣工艺也得到了国内外企业源源不断的订单，越来越多群众加入合作社，成为签约绣娘，不仅让村民有稳定的收入，村集体经济也实现创收。　　同时，该乡将民族特色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相结合，以“西苗故里”景区建设为契机，打造民族民间陈列馆、斗牛场、特色民居民宿等综合体，通过举办苗族踩山节、“三月三”苗族相亲节和“六月六”民族风情节等大型活动，打出鲜亮的民族文化旅游品牌，也带动刺绣产业的蓬勃发展。　　随着刺绣经济的影响，后山乡正在探索新型农村电商运作模式，打造“设计—生产—销售”一体化体系，引领更多农村妇女居家创业就业，真正变“指尖技艺”为“指尖经济”。2021年，后山乡地区生产总值17340万元，通过民族文化产业项目，累计实现综合收入达1000万元，带动全乡3000余人就业，其中脱贫人口815人，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文化产业成为拉动后山乡经济增长和群众致富的“新引擎”。刘久锋来源：农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