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李世倬《桂花月兔图》扇页　　  百家姓，桂。　　  桂的本义是桂花树。“亭亭岩下桂，岁晚独芬芳。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在这样烂漫的秋天，桂花悄然盛开了。不经意间，曼妙的点点花儿，一下子钻进眉间眼梢，浓郁、亲切。若是往桂花林里走上一圈，人，也香成了花。以桂为姓，与“自是花中第一流”的桂花一样，自带馥郁芬芳。　　  一　　  始祖桂奕 姓因避祸而生　　  古往今来，人们对桂花都有着深切的喜爱。　　  桂花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3世纪，先秦时期古籍《山海经》就有“招摇之山多桂”的记载。在古人心目中，桂花更是美的化身，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赞曰：“物之美者，招摇之桂。”桂花也是珍贵的象征，古代历史笔记小说集《西京杂记》记载的“汉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所献奇花异木两千余种，其中有桂十株”，就可见桂花的名贵。唐、宋以后，桂花栽培开始盛行，人们更是咏桂成风，凸显桂花的名品、奇香和高洁，例如，宋代诗人吕声之的“独占三秋压众芳，何咏橘绿与橙黄。自从分下月中种，果若飘来天际香”，南宋文学家杨万里的“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等，都盛赞桂花。比喻科举时代应考得中的成语“蟾宫折桂”，也是以攀折月宫（蟾宫）中的桂花，来引申为获得很大成就或很高荣誉的意思。　　  此外，桂花还是崇高、胜利、吉祥、友好的象征。据说战国时期，燕、韩两国曾以相互馈赠桂花来表示亲善友好。在盛产桂花的少数民族地区，青年男女也常以赠送桂花来表达爱慕之情。　　  桂姓始祖桂奕对桂花也格外亲近。他喜欢在桂花树下静坐和沉思。只是，当思绪飘飞，他的内心常常不能平静，尘封的往事，总是如潮水一般袭来，将他的心砸痛。他得桂姓的经历，隐藏着多少慌乱、委屈、痛苦哪。　　  《桂氏家乘序》和清代陈廷炜编撰的《姓氏考略》都记载了这些事。桂奕本名姬奕，是周王室后代，他的父亲姬季桢是东周时期鲁国王族的后裔，在战国末期担任秦国博士，于秦国焚书坑儒时被害。姬季桢的弟弟姬季眭为避株连，携姬季桢的四个儿子举族逃亡，将姬季桢的四个儿子更改姓名：老大姬奕改为桂奕，居住在幽州（约为现河北涿州、天津蓟县一带）为父亲姬季桢守坟；老二改为昋突，迁居济南朱虚（约为现山东临朐）；老三改为炅奖，居于齐国历山（约为现山东济南千佛山）；老四改为炔奘，移居河南阳城（约为现河南登封或濮阳）。后来，昋、炅、炔三姓的后世子孙都认祖归宗，改姓老大的桂氏，世代相传至今。　　  姬季眭在为侄儿们更名改姓时的用字上，可谓用心良苦。他喜欢桂花，其名中的“眭”在古代的读音之一为“桂”（如东汉学者高诱为《淮南子》作注时，特别在“眭然能视”后注明：“眭，读曰桂”），便以桂为首，加上昋、炅、炔三个同音字，以示同宗同源；桂与贵同音，又暗含其贵族身份以及能够回归贵族生活、拥有贵气的愿望。桂、昋、炅、炔四个姓因逃难而各奔前程，也成为桂氏家族遍布各地的原因，亦是桂姓早期表现得比较沉寂的原因。　　  姬季眭、桂奕应该还是庆幸这种改姓的，因为姓了桂，性命和家族才得以保全和强大。桂姓后人亦不负姬季眭、桂奕。到了宋代、明代，桂姓开始发达，尤以浙江宁波慈溪的桂氏更具光彩，使源于北方的桂氏家族成了江南的名门著姓。　　  贵为天人的桂花，旺了桂姓。　　  二　　  经纶满腹 江南大儒一人　　  为桂氏家族在浙江宁波慈溪奠基立业的，应推明朝初年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江南大儒，惟卿一人”的桂彦良。　　  桂彦良（1321年至1387年），名德偁，号清节，元明之际浙江宁波慈溪人。以满腹经纶名闻天下。少年慧敏，勤奋博学，元末时为乡贡进士，曾任平江路学教授，感到当下之世不可为，便东归，寄情于山水间，肆意于诗文里。当时江浙地区的反元者张士诚和方同珍等人争相聘其入幕府，他也拒绝。至明洪武六年（1373年），他才应征召入京，被授太子正字，在文华堂为太子以下多位青年官员讲学，以孔孟之学为本，汇聚历代治政精华，联系明代国情，解当务之急。他的教学卓有成效，两年后，他的学生中有七八人擢为行省参政、八人为按察检事、十九人出任知府，其余皆授御史。桂彦良以“有所咨问，对必以正”而著称。朱元璋也时有咨询，桂彦良所对，颇得他的赞赏，他曾直呼“老桂”而不名。　　  桂彦良晋升为晋王府右傅时，曾编制《格心图》献给晋王。后来王府官制变更，桂彦良改为左长史，上京朝见时，向朱元璋呈上《万世太平治安十二策》，主旨为：法天道、广地利、顺人心、养圣德、培国脉、开经筵、精选举、审刑罚、敦教化、驭戎狄、善贤俊、广咨访。朱元璋阅后大赞：“彦良所陈，通达事体，有裨治道。世谓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彦良可谓通儒矣。”朱元璋认为桂彦良之见，通情达理，对治理国家十分有益。他赞叹道，世人都认为学者只潜心古时的东西、对时事不甚了解，但桂彦良却可以说是精通古今的全才啊。　　  想来，全才桂彦良，也许就是因为姓了桂，才会如此光彩照人，这也如同桂花一样啊。桂花也是人们心中的全才。作为百药之长，桂花性温、味辛，入肺、大肠经，煎汤、煮水，能平肝顺气、暖胃止痛、健脾补虚、静心醒神、散寒破结、清新口气，对食欲不振、痰饮咳喘、经闭腹痛、痔疮、痢疾等症有一定疗效。　　  桂花酿造出来的酒，也让古人非常重视，他们觉得“饮之寿千岁”。汉代时，桂花酒就是人们用来敬神祭祖的佳品，祭祀完毕，晚辈要向长辈敬桂花酒，长辈喝下即得到了延年益寿的祝福。战国末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中早有“援北斗兮酌桂浆，辛夷车兮结桂旗”的表达，“桂浆”就是指添加桂花而酿制的美酒，“桂旗”则指车辆上用桂花装饰的旗帜。　　  喝桂花泡制的茶也是古人爱做的。把新鲜的或阴干的桂花，用清水轻轻漂净，撒入沸腾的开水中，看它在水中渲染、沉浸，再放入适量蜂蜜或冰糖，搅拌均匀，便是上佳茶品。这种可以美容养颜、清火明目、舒咽利喉的茶，是非常适合女子饮用的“幸福茶”。　　  历尽艰辛的桂姓人，终究是有福气的。桂花的馨香，也和兰花的馨香融在一起，变成唐代诗人骆宾王写在散文《上齐州张司马启》中的句子：“常山王之玉润金声，博望侯之兰薰桂馥。”兰薰桂馥成为比喻恩德流芳、历久不衰的成语，后多用以称人后嗣（子孙）昌盛、子肖孙贤。　　  “桂馥”一词，展现的是桂姓总体特征。　　(清)桂馥《隶书》轴　　  三　　  桂开千年 馥香代有人继　　  若是名字叫桂馥，那就格外让人容易记住了。　　  清代书法家、文字训诂学家、篆刻家桂馥，就是如此。　　  桂馥（1736年至1805年），字未谷，一字东卉，号雩门。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桂馥，其曾祖、祖父、父亲都做过贡生，受家学影响，桂馥于书无所不览。他最应该令人铭记的是，多年致力于《说文解字》的考证和研究，著有《说文义证》50卷等作品。《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编著的语文工具书著作，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语文辞书，也是世界上很早的字典之一。　　  桂馥与段玉裁、王筠、朱骏声一同被誉为清代“说文四大家”。段玉裁、王筠、朱骏声也都是少而好学、博览群书、研读经史、潜心说文研究的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学家。段玉裁（1735年至1815年）曾师事哲学家、思想家、考据学家、经学家戴震，长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精于校勘，他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说文解字注》30卷，另有著作《六书音韵表》《古文尚书撰异》《毛诗故训传定本》《经韵楼集》等。王筠（1784年至1854年）于道光元年（1821年）考中举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授山西省乡宁知县，代理徐沟、曲沃知县，为政勤勉清廉，他精心研究《说文解字》和段玉裁、桂馥的说文著作，即使公务繁忙，也“暇则抱一编不去手”，未尝一日废学，著有《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文字蒙求》等著作。朱骏声（1788年至1858年）十三岁受读《说文解字》，十五岁师从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钱大昕，钱大昕十分欣赏他，说：“吾衣钵之传将在子矣。”著有《说文通训定声》《传经堂文集》等著作。这些像桂花一样的人啊，安静地坚守，执着地追求，将馥郁芬芳久久传扬。　　  桂花更是在与他们的邂逅中，成为他们心中按捺不住的喷香的饮食欲望，以及百转千回的浪漫怀想。桂馥就在《晚学集》中记载了与桂花相处的悠静时光。他从弱冠之年补诸生、一直到三十岁，都过着读书、事亲的生活。他喜欢与同乡颜崇榘在桂花树下谈论诗法，看到前人作品与自己心意相通的，无论长短都一概抄录，并以此为乐。他还在月光如水的夜晚，与家人围坐在桂花树下赏秋闲话，享受与桂花有关的饮食，桂花酒、桂花茶、桂花糖糕、桂花月饼、桂花酒酿圆子羹等。他那时的生活，成了现代人心中遥远而温馨的图画。这图画几乎是每一个具有传统观念的现代人热爱的。这画中，团圆祥和的心理状态和平缓纯净的生活节奏，慢慢流淌着，仿佛从天边走来，发出清晰的声音，饱含着浓浓的诗意，应和着深深的情怀。　　  令人唇齿留香的桂花啊，就是这样连着古今，载着情感，牵着故乡，藏着幼时的记忆，被收进了过往的匣子，让一抹如烟月色烙上了厚厚的印记。　　  清可荡涤，浓可致远。那么，趁月色清辉，趁桂花绚烂，去拿来一张银质大圆盘，采集一些桂花吧。用手轻轻触碰，桂花便会哗哗啦啦地落入银盘中，于玲珑轻巧之间，令人如痴如醉。然后，一层薄桂花，一层薄砂糖，轻轻缓缓地装入洁净透明的宽大方口的玻璃瓶中。悠闲的时候，用银色小勺儿轻挑着，细细地品尝。　　  月亮，正慢慢地升起来。　　  于是，那心，是安宁的；那胃，是温暖的；那日子，是蜜甜的。（作者：管弦）来源：北京晚报  

　　  “把宋朝历史中看上去非常‘现代’的事项单独抽出来，加以放大，最后服务于‘宋朝是现代的’这个结论。”近日，著名学者赵冬梅对《风雅宋》等“宋粉”式写作提出批评，称这些书的内容是“非历史”“反历史”的。　　  “宋粉”指一批过度追捧宋朝的人，在网上，他们远比“唐粉”“明粉”“清粉”影响大。喜读宋史无可厚非，但用追星思路读书，用饭圈式手段造势，易生偏颇。　　  “宋粉”典型的观点有：　　  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宋朝GDP占当时全球的80%。　　  宋朝没有文字狱，言论自由。　　  宋朝无腐败，无内乱，人民爱皇帝。　　  宋朝有乡规民约，是现代社区自治的蓝本。　　  宋朝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很民主……　　  这些观点多来自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宋粉”们抽去观点的限制、条件、立论过程等，加以移植、曲解、夸大甚至篡改，使宋朝突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中华文明的代表”，崇拜宋朝成了崇拜文明，当“宋粉”就是当“文明粉”。　　  在“宋粉”们鼓噪下，“宋粉”书籍大热，“宋粉”电视剧火爆，还涌现出《回到宋朝当书生》《回到宋朝当将军》《回到宋朝当公主》《回到宋朝当状元》《回到宋朝当王爷》《回到宋朝中状元》等网络小说。　　  可宋朝真有那么香吗？　　  比文艺复兴早三个世纪？　　  称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并非新观点，系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上世纪初提出。　　  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史观，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段，启蒙大师孟德斯鸠在《法意》中力倡此说。　　  古代欧洲官修史不发达，少有“以史为鉴”意识，为整合零散记录，形成这样的史观：历史不是时间上的延续，而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其中有规律可循。　　  换言之，有进步性，才叫历史，否则不算数。　　  黑格尔说：“从本质上来讲，（古代）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它不断重复着王朝的覆灭更迭，其过程中整个国家没有任何进步。”　　  随着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思想东渐，东方学者颇感压力：东方自古高度重视历史，留下丰富史料，却一夜之间被清零。　　  内藤湖南引“三段说”，套到中国史料中：宋朝科举发达，推翻贵族世袭制（宋朝134位宰相，123人出身科举，唐代仅50%）；“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儒学发达，突破了前代束缚；不抑商，商税收入一度超过农业税收；基层交给社会自组织，民众较和谐……　　  宋朝皇帝不太专制，宋神宗改革，被文彦博所阻，宋神宗质问：“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回敬：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不是和老百姓共天下。　　  这种话，历代无人敢说。　　  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发生了“唐宋革命”，宋朝是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比西方文艺复兴还早三个世纪……　　  宋朝GDP占全球80%？　　  “宋粉”们最常见的误会，是宋朝特别富裕，竟称：北宋人均GDP达2280美元，总量占当时世界的80%!　　  学者张邦炜在《不必美化宋朝》一文中，予以批驳：此说源自英国经济史家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原文是人均450至600美元，不知哪个好事者乘上了近4倍。更何况，麦迪森统计的是“中国”，包括辽、西夏、大理等，只算北宋，GDP总量仅占当时全球的22.7%。　　  宋朝史料错讹多，张邦炜指出，《宋史·食货制》载，北宋治平年间垦田“四百四十万余顷”“税赋所不加者十居其七”，换算下来即1460多万顷，超13亿亩（2020年，我国耕地保有量不少于18.65亿亩），北宋实际控制面积仅300万平方公里，这怎么可能？在这样的数据基础上，GDP是怎么算出来的？其实，麦迪逊自己都说是Guestimate（瞎猜）。　　  在史料中，有大量宋朝饥荒、贫困、赤贫的记载。北宋张咏在《愍农》诗中写道：“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皇帝都承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不举”（为逃人头税，不生孩子）。据《两宋农民战争史史料汇编》，北宋160余年，发生成规模的民众起义203次，远超前代。　　  南宋皇帝曾问名臣黄震时弊为何，黄震回答说：“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　　  有良知的宋朝人并不知自己身处高峰，目之所见，处处皆穷民，他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千年后正有大批“宋粉”，争前恐后想要穿越过去吧？　　  打通中西 却有漏洞　　  内藤湖南学养深厚，精通中文，与当时中国名学者往来密切，“唐宋革命论”打通中西史学，一时被视为不刊之论。　　  “唐宋革命论”的方法不过是最简单的对勘，将东西方“看上去相近”的史料视为“相同”，在进化论风靡全球的背景下，它迎合了人们“各国历史过程大同小异”的错觉。　　  除孟德斯鸠等人的影响外，内藤湖南特别推崇顾炎武、黄宗羲、章学诚等，唐宋贵族体制崩溃说即来自顾炎武。其实顾炎武这么说，是认为宋朝后中国走了弯路，渴望重建贵族制，内藤湖南反其道而用之，认为这体现出历史的“进步性”。　　  “唐宋革命论”既迎合了当时的西方学者，也迎合了当时的东方学者。　　  18世纪的欧洲大陆曾出现“中国文化热”，启蒙大师伏尔泰称赞明朝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文豪歌德则点赞元杂剧《赵氏孤儿》。（伏尔泰、歌德都曾改编这部剧，他们均称其艺术性不足，但道德性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古代中国文化曾对西方文艺复兴有贡献，“唐宋革命论”恰好能给出完美解释。　　  在东方，为应对亡国灭种的压力，人们不得不用“先前阔”来做心理建设，况且宋朝的器物之美、商业之繁荣、士大夫之独立自主等，深得后代推崇，读书人心向往之。内藤湖南恰好挠中了痒处。　　  可问题是，“唐宋革命论”经不起推敲。这一有漏洞的“理论”，经“宋粉”滥用，更趋荒唐。　　  宋朝皇帝能敛财　　  不否认，宋朝确有不少城市很繁华。北宋都城汴京有160多行，商户达6400多家，“如遇买卖，动以万数”，此外，因南宋政府鼓励海外贸易，泉州曾居世界第一大港。这不代表皇帝特别开明，而是皇权还没来得及掐尖。　　  公元十至十三世纪，欧洲与宋朝都出现了商业化高峰，这与封建庄园经济淡出有关。双方都依靠法律来治理，学者郑颖慧对比二者商法，发现有明显区别：宋朝商法均自上而下，不考虑商人具体需要，欧陆商法则植根于自治城市，商人可充分参与，法律更具服务性。　　  以海外贸易为例，宋朝很重视，设市舶司，似在“对口扶持”，但在具体实践中，苛禁颇多。比如禁铜钱出海，超三贯便砍头。商人出海须办繁琐手续，否则“徒二年，五百里编管”。宋朝政府还垄断珍稀货物交易权，“大抵海舶至，先征十分之一”，象牙、乳香等，一律由“官市”垄断，普通商人敢买，“计其直满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过十五千以上，黥面配海岛”。　　  宋朝政府对商家的掠夺毫不掩饰　　  在国库管理上，宋朝皇帝同样家大于国、以天下奉一人。宋朝内库掌铜钱发放权，且有独立的征税渠道，完全不受政府控制，“诸州折科、和市皆无常数，唯内库所须，则有司上其数供足”。　　  到北宋中期，“诸路上供多入内帑，致户部经费不足”，中央财政连年赤字，只能年年向内库借钱。通过财政手段，皇帝实现了以内廷控外朝的目的。　　  对士大夫表里不一　　  宋朝皇帝不仅盘剥百姓、把持经济，对士大夫也表里不一。　　  据陆游《避暑漫抄》载，宋太祖立国之初在太庙立誓碑，上记三条誓言，其一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靖康之乱后，宋徽宗被掠到北方，怕宋高宗不知此誓言，专门派人告知。　　  其实，宋太祖便杀过88名大臣，宋太宗则是用毒高手，更不用提宋高宗杀陈东、欧阳澈等。不仅杀大臣，还大搞文字狱，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李光《小史》案等。据张邦炜钩沉，仅秦桧办文字狱，便不下20起。　　  宋朝是禁书最多的朝代之一。天文书、私家著史、兵书、七曜历、六一遁甲等，均在严禁之列，“违者徒二年”。刘攽的文艺理论著作《中山诗话》，因他生性诙谐，触了逆鳞，一度遭禁毁。名臣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亦被禁，举报者竟是他的曾孙司马汲。　　  宋朝多外患，皇帝有“忧患意识”，有时对士大夫“开明”一些，但这些“开明”从来不是制度性的，随时可收回。只是这一点点缝隙，已足以繁荣文化，并让士人产生依附感。　　  在基层，确有一些乡绅通过乡约，参与治理，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对比同时期英国乡村共同体，二者都有自治性质，多少也能对抗皇权，但宋朝乡约形成的是道德自治，不是法律自治，极少经济互助，更关心道德教化。这种脱离实际需要的约定，只能靠血缘亲情维系，宋朝以后，村庄与宗族日渐一体化，反而成了社会进步的阻力。　　  谈史不能生搬硬套　　  宋朝确有点像近代化，但那是不同历史逻辑的产物，不能用西方史的定见生搬硬套。只找“相似点”，忽略“不同点”，表面看是炫耀了“先前阔”，其实是把中国史变成西方史的附庸。　　  张邦炜在《宋朝何来“文艺复兴”》一文中指出，市场繁荣下，宋朝并没分化出新兴的资产阶级，有钱后，大家还是去当士大夫。没新阶级，何来社会转型？　　  “宋粉”推崇理学，以为是本土的启蒙主义，其实，它只是先秦诸子的实用专制主义、西汉董仲舒的神学专制主义的延续，还是家国同构、政神合一。　　  学者刘庆乐在《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理论之演进及其终结》中，指出理学继承了专制主义理论的三个基础：一是笃信社会连续性原则；二是奉行超越性的道德秩序；三是坚持经验主义原则，借口“天不变，道亦不变”，无法自我更新。　　  这些明显的漏洞，内藤湖南为何看不到？　　  因为内藤湖南是坚定的军国主义分子，甲午战争爆发时，曾写4篇文章歌颂日军。提出“唐宋革命论”，潜台词是中国帝制必然灭亡，而共和又不能自动实现，他劝中国人放弃国家统一，割让领土给“国际托管”，当然，这个国际特指日本。　　  “唐宋革命论”被一些“宋粉”误会成解决当下问题的良药。年轻人喜欢读史是大好事，犯错在所难免，不必苛责，不能要求业余作者达到专家水准。但多读几本靠谱的书，少一点情绪化、理想化，可以少中招。（蔡辉）来源：北京晚报  

　　盛会 何小宝　　运河人家 陈金红　　路上 陈连星　　20只红船从四面八方汇聚成党徽形状的《盛会》、世界各国运动健儿脚踏冰鞋参加北京冬奥会的《一切向前》、金秋十月漫野高粱牧童晚归的《田园牧歌》……走进天津市北辰区文化馆农民画展厅，一幅幅时代感强、色彩鲜明、乡村气息浓郁的农民画映入眼帘。　　“北辰农民画是植根于津郊沃土的民间艺术之花，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末，已成为独具大运河风韵的民间艺术奇葩。”北辰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北辰农民画非遗传承人何小宝告诉记者，目前北辰区有200多名农民画家，他们以手中的画笔描绘时代美丽画卷，展现今日乡村的新生活、新风尚。　　关注时代生活　　说起作品《盛会》的创作过程，何小宝很是感慨：“2022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也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我想画出农民心中的喜悦，展现新时代成就。”　　有了主题，何小宝却为创作的切入点发愁。一天，他在北运河边转悠，偶然看见两只相向而行、满载而归的渔船。那一瞬间，灵感来了。“想到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想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想到嘉兴南湖上的红船，想到乡村振兴的成果……于是便有了《盛会》这张作品。”何小宝说。　　北辰农民画吸收了剪纸、刺绣、草编、木版年画等民间艺术精华，因而独具特色。农民画的绘制不仅需要长时间的生活积累、观察实践，还要经过立意构思、打腹稿、画草稿、绘制、上色等步骤。一位农民画画家告诉记者，农民画画家首先要热爱生活，新时代的大事、喜事是浓墨重彩之处，身边人和事、一花一草也是灵感的来源。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在北京冬奥会“一起向未来”的主题口号下，北辰农民画家们创作出一系列冬奥题材的作品，表达出对这一体育盛会的喜悦之情。　　作品《一切向前》中，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健儿脚踏冰鞋、身着冬服参加北京冬奥会，用“借形”的表现手法传达出一起向前的画面节奏，背景采用国画中的“弹雪法”，表现北京的冬之美、冬之韵；《冰球运动》以夸张的手法展现运动员的服饰和动作，传递出健康向上、顽强拼搏的精神……为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辰区文化馆召集农民画画家学习冬奥知识、了解冬奥文化，并邀请北辰农民画开拓者张为民进行创作指导。不到一周时间，14幅冬奥题材画作精彩亮相，还参与了全国巡展。　　“农民画承载着农民的梦想，是农民的精神家园，展现出新时代的气象。”天津市北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委书记郭建新说，北辰农民画创作的发展和繁荣，是天津农村民间文化生态的生动写真。　　助力乡村振兴　　随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越来越多农民画画家把目光聚焦美丽乡村，展现新时代乡村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助力乡村塑形、铸魂。　　一幅20多米长的《运河风情图》在记者面前缓缓展开，北运河穿越历史扑面而来，运河上的船只、运河边的村景、形形色色的人物，将观众带入时光隧道，感受历史的变迁。　　这是农民画画家陆连江历时10个月创作的作品。陆连江是一名乡村医生，画画是他的业余爱好。“现在大家丰衣足食、生活幸福了。我就想画一条河，一条穿越历史走向繁荣的长河。”陆连江说，他一开始并没想画那么多内容，但画起来就收不住，脑海里不断迸发灵感，最后形成了这幅长卷。　　作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北辰区每年都有农民画作品参加全国展览，并拿到国家级奖项。近年来，天津市北辰区政府继续加大对农民画创作的扶持力度，引导、促进农民画蓬勃发展。　　《渔民的小康生活》等北辰区农民画作品，曾入选“新生活·新风尚·新年画”——我们的小康生活美术作品展示活动。“画面描绘了鱼汛开捕第一天，渔民捕到大胖头鱼的欢乐场面。”《渔民的小康生活》的作者朱桂兰说，重视环境治理、提倡科学捕捞，逐渐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创作的初衷。　　北辰区也注重农民画的市场发展，推动农民画与当地旅游、文化产业融合。“一些农民画画家本身是农民，靠自己的画笔不仅打开了国内市场，还走向世界，如丰爱东、陈连星等人的作品在日本非常畅销。很多画家富了不忘乡亲，带徒传授技艺，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何小宝说。　　据悉，北辰农民画曾多次赴瑞典、挪威、美国、韩国、意大利等国展出，百余件作品被国内外国家级博物馆收藏，万余件作品被国内外艺术馆及个人收藏。　　推动传承创新　　62岁的高文亮是北辰区大张庄镇人，也是镇里小有名气的农民画画家。这几年，镇里的文体中心改造提升，开设了农民画培训班。高文亮毛遂自荐，开班收徒，学员从最初的两三人增加到20多人。2021年，镇里组织了庆祝建党百年的画展，他们选出20多幅作品参展。这段时间，高文亮和学员们正在琢磨以“喜迎党的二十大”为主题，创作一批农民画。　　为了壮大农民画画家创作队伍，北辰区于2007年组建了北辰农民画院，后又在大张庄镇和双口镇建立两个培训基地，以画院为中心，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地”的培训网络，辐射全区美术骨干。区里同时制定了项目负责制，以老带新，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聚集人才。　　天津市北辰区文化馆副馆长杨健总结了北辰农民画传承的主要助推力，其中之一就是“通过和北辰区教育系统合作，大力推进农民画进校园。”　　据悉，天津市北辰区双口小学已经将农民画纳入课堂教学内容，农民画课程吸引了很多学生参加；北辰区双口小学、李咀小学两所学校还编撰了专门的农民画教材……在区中小学幼儿园中普及民间绘画创作知识，让北辰农民画筑牢了传承根基。　　郭建新表示：“北辰区还要继续加强美术辅导者队伍和农民画传承人及创作团队的培育、建设，让他们在坚守中传承、在变化中发展，实现北辰农民画跨越式发展，真正地传承好这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少民）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文坛述往】 　　作者：凸凹　　嗜酸是我与生俱来的口味。幼时多饥饿，为了充饥，山里人大缸置地，把能腌渍的材料，譬如树叶、野菜、蔓菁和胡萝卜等，随季节之变，适时地扔进缸里。每有断炊的时候，从缸里捞出些许，切碎，用热辣椒油凉拌，就是口粮了。对酸菜之嗜，跟着我到了平原，进而追上了楼宇——阳台上总是放着一只矮瓮，疑似出身的标识。苇岸　　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与“大地之子”苇岸闲聊的时候，谈到了我的酸菜之癖，我觉得自己显得老土，面色赧然。苇岸严肃地说道：“亏你还是个书写者，这么好的大地圣事让你低看，这不是简单的口味问题，而是质朴人性、自适生活的典型体现。”他的态度让我感到亲切，便跟他讲了山地生活的种种。他听得津津有味，甚至有些兴奋，他急切地说：“你很了不起，因为你有大生活。大生活必然蕴含着大的意义，你要对得起书写者的身份，把它们挖掘并呈现出来。为此，我向你推荐两本书，一是梭罗的《瓦尔登湖》，一是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　　因为苇岸的缘故，我再腌酸菜时，不仅理直气壮，还把其视作一种庄严的生活仪式。　　思苇岸，于是搬过他的三大卷日记，置于案头。他的日记，是由冯秋子女士呕心沥血而编，总题为《泥土就在我身旁》。这个书名真好，不愧是思想者为思想者编文集，明暗之中总是相通的。我这是第三遍读苇岸的日记了，因为它宏富而深刻地揭示了人与文的关系，让我们看到，苇岸的做人与作文是一致的，他极简主义的文字品质和书写方式，取决于他极简主义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因而他的文学，便不是文人之文，而是赤子之文，甚至是圣子之文。所以，他的日记虽然不是端方的结构，却也是大著，甚至比他的“正本”（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还要有多元、多义的内蕴与价值，便不仅是形成“互文”，更是独立的精神宣言，理应耽读不止。　　在苇岸的日记里，有不少关于我的记述。　　他在1994年6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北京的一个散文作者凸凹也参加了会，他对我的散文推崇备至，他说凡是我的作品他都是要找来读上几遍的，他说，不要多写，每年有几篇足矣。且我的散文适合在《美文》发表。　　这篇日记，既确定了我第一次与他见面的日期，也交代了我们最初的交流内容。可以证明，是“新散文运动”让我们走在了一起。　　那次会议是个散文创作研讨会，话题的中心是“新散文”的写作现象，由中华文学基金会和北京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地点在文采阁。报到时，就遇到了苇岸。他长脸长身，有异相，我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苇岸敏锐地捕捉到了，他走过来，说道：“我是苇岸。”我赶紧掩饰自己的失态：“我是凸凹。”苇岸说：“凸凹我是知道的，从文字风格来看，以为是个老者，不期是个壮汉，且身材魁梧、面色白皙，还多少有点女相，堪比屠格涅夫。”我赶紧答道：“苇岸我是知道的，《大地上的事情》写得简洁、准确、朴质，每个字都好像是一颗思想的头颅。”他立刻惊愕了，不知如何对答，只说了一句：“让我们留下通信地址和电话吧。”　　他在1994年8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同良乡的凸凹通了电话，其中我谈了对他送我的《两个人的风景》散文的看法。细节叙述的优胜，但个别中未见一般。对于故乡不宜用一两篇散文表述它，而应写一部小说。　　在文采阁的那次散文座谈会上，我送了他我的乡土散文集《两个人的风景》，并索要他的赠书，他说，他刚编了一本小册子，放在楼肇明先生那里，作为“游心者笔丛”的一种，但还未出，因为书太薄了，还要赶写一组《作家生涯》，一旦出来就送我。　　他读过我的赠书之后，打来电话，很真诚地说看法。电话里，他极为迟缓地低语，似乎很照拂对方的感受，便很努力地选择适当的词语。他建议我写沈从文《长河》式的长篇小说。他的话催生了我的长篇小说《慢慢呻吟》。　　在1995年6月7日的日记中，他记述道：　　《北京文学》的会，在公主坟的城乡贸易中心五楼会议室开。关于散文的讨论会，它的目的是组稿。中年作家有肖复兴、韩小蕙、高红十、刘孝存、方旭等，青年作家有冯秋子、尹慧、杜丽、姜丰、凸凹等。　　这篇日记虽近乎“流水账”，却相当重要，因为它记述的是关于“新散文”写作里程碑式的事件。这次会议，准确地说，是“新散文”写作的推进会，那些中年作家的出场只是助阵，目的是“逼”到场的青年作家，也就是当时“新散文”写作的骨干作家写出新作，以壮声色。会后，果然有所成就，《北京文学》很快就隆重地推出了“‘新散文’作品专辑”，加固了“新散文”的符号地位和文学影响。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我拿到了他的《大地上的事情》。　　他的赠书，使我得以系统地品鉴他的文字世界。他的书，绝不是古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所说的给人带来“灾难”的书，而是在物化世界里，能够喂养灵魂的“拯救”之书。情动之下，我急切地给他打去电话。于是，有了苇岸1995年9月11日在日记中的记述：　　凸凹打来电话，谈了对《大地上的事情》的看法：“（这）是我中秋节最好的礼物。这两天我什么都没干，专看这本书。这是一本值得放在书架上的书。这本书立得住，它使散文扬眉吐气，散文家（因此）也可以挺起胸（膛）了。”　　延续这种意绪，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集中阅读了“新散文”写作群体中大部分同龄人的作品，觉得“新散文”已经具有了鲜明的文体特征，有“超越”的品质，在开放、兼容和打通中，有了强劲的表达功能。兴奋之下，我把自己的感受专门写成了一篇文章。文章发表的那一天，我给苇岸打了电话，遂有了他如下两篇日记：　　1995年12月14日　　下午五点，凸凹打来电话，问我是否看到了今天的《光明日报》，我说还未看。他说在《读书与出版》版上，他的一篇随笔发表了，叫《书读同龄》，涉及我的《大地上的事情》。在电话中，他给我念了一下。　　1995年12月15日　　在学校我看到了昨天《光明日报》上凸凹的文章《书读同龄》。同时该版刊头为《大地上的事情》封面影印。文章中谈到了伍立杨、彭程、邱华栋、韩春旭和苇岸各自的散文集。凸凹的文章行文灵动，用词丰富。但有口吻武断、语意不明的个人化色彩。　　记得15日晚，苇岸给我打来电话。他基本同意我的观点，但也指出，对个别人的论说欠准确，而且，论述的时候应该用平和的语气、商量的口吻。我说，周氏二兄弟的文字我都是喜欢的，但我更倾向于鲁迅的立场鲜明，至于知堂的平淡、冲和，我本能地推拒，因为我生于京西山地，那里遍地石头，石头碰石头，只能发出直截了当的声音。他久久无言，最后嗫嚅道：“那么好吧。”　　后来，他强烈地推荐我读雅姆的作品。他说：“雅姆的《祈祷》《和驴子一起去乐园为他人祈祷》我不知读了多少遍了，它们散发着一种令人欣悦的高于人性的或者说展现了人性另一种可能的清澈、宽阔、仁爱、朴拙的气息，其所具有的正是‘土地’和‘谷物’的意义。因此，雅姆之美，正是我们这些大地道德阐释者的写作原则。从此，雅姆成了我知识谱系、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写作伦理，使得装得下万物，装得下万民，装得下阳光下所有的生命，向善与爱，自律与节制，干净与有灵，成了我文章的底色。”　　后来，我们的文字气象和精神气象有什么样的坚守与升华，都在苇岸的日记里有细致的陈述。便可以说，苇岸日记，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大典。他之所记，也含有我等的形迹；他之所说，也是我等心中所思；他之精神所循，也正是我等的信仰所求。在“大地道德”的精神建构上，我们结伴而行。起初我们都用散文，后来经由他的一指，我又多了小说。所以，如果说他是一棵永恒之树，那么，我们就是在他的金枝上不断合唱的灵鸟。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钱仓水（淮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我在不同年龄阶段读过，感受不一，先为其梗要叙述白蛇娘娘的故事吸引，后为其彻底的反封建压迫的思想感情打动。近二十多年来，我研究中华螃蟹文化，换了一个视角，又觉得鲁迅是一个技术娴熟的吃蟹行家，最近为追溯“蟹和尚”传说的来龙去脉，发现鲁迅更是一个在螃蟹话语上有继承开拓之功的文学大家。蟹 唐云/绘　　“蟹和尚”的历史脉络　　民间俗称的“蟹和尚”，实际上就是螃蟹胃袋里的胃磨。将螃蟹煮熟，揭开背壳，剥去黄膏，便是承接蟹口和食道的胃袋，圆锥状，外面包裹着灰白色的薄膜，里面常见食物残屑和泥沙。胃袋里有形态独特的骨质化咀嚼器，凭着肌肉的扩张收缩可以转动，把吞进的食物碾磨成细微颗粒，因为长在胃里，通称胃磨。把胃袋翻转，抖落污物，便见胃磨，整体黄褐色，头上一圈黑色，犹如削发后的圆顶，乍看，仿佛是一个披着袈裟打坐的和尚，这就是“蟹和尚”。　　我先梳理一下中国人自宋至清认知“蟹和尚”的历史脉络。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蟹斗精上有孔，其中有子有泥，食之杀人。”这“蟹斗精上”，即蟹额区中间的蟹口，“孔”当是又短又直的食道，“其中有子有泥”，触及了食道末端的蟹胃和胃磨，“食之杀人”，它是不能吃的。明朝高濂《遵生八笺》：“《本草》云：蟹盖中膏内有脑骨，当去勿食，有毒。”历史上称《本草》的医药书籍甚多，此为何代何人所著，未详，谓“蟹盖中膏内有脑骨”，可以确定为胃磨，只是称作“脑骨”而已。　　据我查考，最早把“脑骨”形象地叫作“蟹和尚”的，或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薛朝选，他在《异识资谐》里说：“蟹黄中有小骨如猴，俗呼蟹和尚。儿子擘酒蟹说，一僧兀坐胡床，余观之，果相似。近有上人作诗称为蟹壳仙者”（此书未见，转录自清孙之騄《晴川后蟹录》卷二“蟹仙”条）。这条文字，反映了时人观察到了蟹黄中骨质化的犹如“一僧兀坐胡床”的胃磨，称之为“蟹和尚”或“蟹壳仙”。　　至清，屠绅在神魔小说《蟫史》第二十卷里说，交趾一贼，精气已铄，跃入江中，“乘海蟹空腹入之”，捞蟹人得而刳其腹，随手取出，“俨然盲僧”，点及“蟹和尚”由来。张南庄在滑稽小说《何典》里反复提到“蟹壳里仙人”，第六回中让其现身，一个“戴一顶缠头巾，生副吊蓬面孔，两只胡椒眼，一嘴仙人黄牙须”的道士，点及相貌。秦荣光在《上海县竹枝词》里说“无肠牵挂成和尚”，自注“蟹筐中有袋泥软壳，俗称蟹和尚”，点及处所。　　以上种种说明，作为蟹腹中隐蔽而微小的“蟹和尚”，一方面已经写进笔记、医书、小说和诗歌，广为群众所知；一方面受到时代局限，所记又都显得简略、空疏、模糊、零星，没有留给人完整而清晰的印象。　　全方位书面记录“蟹和尚”　　1924年10月28日，鲁迅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从听说雷峰塔倒掉的消息写起，引出白蛇娘娘被法海和尚压在塔底的故事，再讲到玉皇大帝拿办法海，他逃到蟹壳里避祸，接着便是如此一段：　　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　　这段文字浅显、优美、亲切，写法层层剥笋、步步推进、引人入胜，随着“煮”“取”“揭开”“吃”“露出”“切下，取出，翻转”一连串的动作，终于见到了“蟹和尚”。对照历史上“蟹和尚”的记录，明确地交代了它的位置，精准地说明了见到它的步骤，形象地勾勒了它的形态，从零星到完整，从模糊到清晰，从空疏到缜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鲁迅是全方位书面记录“蟹和尚”的第一人。　　这段描叙文字的溢出意义，还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被后人仿效的操作模式。我就是其中一人。出于对“蟹和尚”，即躲在蟹壳里避难的“法海”的好奇，我按照鲁迅指示的程序和方法，曾经独自并为子女、为友人表演“捉拿法海和尚”。每次都兴趣盎然，反响热烈，当大家看到法海竟躲在如此封闭而窄小的胃袋里，与死鱼烂虾、浮萍水草为伴，也都从心底里喊出“活该”。　　鲁迅为什么能够笔墨灵动、娓娓描叙呢？他是浙江绍兴人，“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自小爱吃会吃。之后，他关注过生物，学习过解剖，讲授过博物学，特别是从头到尾抄录过北宋傅肱《蟹谱》，发表过螃蟹脱壳的寓言式小品《螃蟹》。从这段文字可以推定，他早先一定对历史上所说“蟹和尚”产生过浓浓的兴趣，就在自己吃蟹的时候，刨根究底，仔细观察，经过知识储备，亲自摸索，于是才得心应手写出了这番朴实而精彩的话语。　　“蟹和尚”与“法海禅师”　　更可贵的，鲁迅又把“蟹和尚”引入了白蛇娘娘的故事里，成了这个故事冠冕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白蛇娘娘的故事，流传悠久，先见于笔记，后来写进了小说，搬演于舞台，说唱于书场，为我国四大传说之一，家喻户晓。　　鲁迅小时候就听祖母讲了这个故事：　　有个叫作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许仙了；青蛇化作丫环，也跟着。　　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水漫金山”……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　　雷峰塔是1924年9月25日倒塌的，当时报纸报道了这个消息后，人们议论纷纷。或说明其倒坍的原因，或回顾其建造的历史，更多的是对失去杭州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惋惜。当然，鲁迅也怦然心动，经过醖酿，博观约取，另辟蹊径，在一个多月后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他震聋发瞆地说：自我听了祖母讲述白娘娘故事，“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为什么呢？“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特别要说的，就在这篇杂文里，鲁迅把“蟹和尚”与“法海禅师”挂上了钩。“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不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对于这个挂钩，大家都毫不在意。其实，这是鲁迅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充分体现，是前所未见的令人拍案称好的神来之笔。一方面使漂移了几百年的“蟹和尚”获得了一个人们熟知的身份，人格化了，一方面使人神共愤的“法海禅师”获得了一个永无出头之日的归宿，物质化了，相得益彰，融合为一。至此，白蛇娘娘的故事才算有了一个最终的圆满结局。　　白蛇娘娘故事的圆满结局　　鲁迅说，这个结局，“或者不在《义妖传》（按：清朝陈遇乾所著的讲述白蛇娘娘故事的弹词）中却是民间的传说罢”，诚然，不在《义妖传》中，可是，据我所知，亦不见之前所载的文字记录，故而推测，当是鲁迅萦绕心间已久的卓绝创作，退一步说，即使不是鲁迅自己的创作，那也是鲁迅把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在文学上作出的最早披露，无论哪种情况，鲁迅都是功不可没的，都是白蛇娘娘故事里最符合广大群众意愿的结局。　　必须补充，自鲁迅首开记录说了“蟹和尚”就是躲在蟹壳里避难的“法海禅师”后，才陆续出现民间相关的后续故事：如说螃蟹背壳上为什么凹凸不平，那是青青见法海躲进去后用剑画的符，锁禁他；如说螃蟹本来是直着爬行的，自横行霸道的法海钻进去后只能横着爬动了；如说螃蟹嘴里为什么老吐白沫，那是法海在蟹腹里念经，妄想解脱……　　常说鲁迅是有着特识卓见的文学大家，即以他的螃蟹话语而言，在《今春的两种感想》中讲了“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讲了“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这两个观点也闪耀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芒。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书香一品】　　作者：吴然　　李朝德送来他的新书——《蝴蝶的翅膀：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我既感到欣喜，也有点意外，我以为这本书早就出版了。　　去年5月，朝德拿着打印的书稿找到我，让我提意见。他谦逊地说，给孩子们看的书，一个字都不能马虎。我一边读一边写下阅读感受，难掩激动，最后一句话是：“多么希望老师们、同学们都读读这本书，它给你爱，给你希望和力量。”　　记得，朝德骑着电单车来取稿时，我和他在小区附近沿着大观河边走边谈，谈张桂梅，谈山里的学生，谈创作和阅读感受。拿回稿子几天后，朝德又担心稿子是否写深了，少年儿童是否有理解障碍？关于稿子的深浅及思想内涵，我们又通过微信进行了交流。一般来说，交了稿，且出版社已认可，作者完全可以抽身而退，静等出版。他这样做，完全是自己给自己加码。较去年的书稿，成书后又有很大改动。　　以前，这样的写作者不少，特别是老一辈作家，习惯了与稿子较真。当然，以前生活和工作节奏慢，出版社和书店也没那么多，大家都不急，一年或更长时间写本书，是很常见的。但是时代在变，生活节奏快，大家都匆匆忙忙向前赶路，很少有人愿意对一部已经被认可的书稿进行反复修改。况且，各行各业都在“抢种抢收”，慢就意味着丧失先机，影响后期的发行与效益。然而，翻开书便明白，作者实现了自己的承诺——慎之又慎。写作者就是要对文字心存敬畏，尤其是写给孩子们看的书。　　这部作品让我有以下几点感受。　　其一，值得称道的是写作的态度。主题文学创作，特别是写先进模范人物，往往跳不出宣传的思维和方式，如此，难以和新闻报道拉开距离，视野和格局受到了限制。去年，听说作者在华坪县住了两个多月，进行了大量的“外围”釆访，我就觉得这部书一定是独特而有戏的。朝德大多是随意釆访毕业后的学生及其家长，或者其他周围的人，而不是盯着主人翁。“在华坪这个县城，我在鲤鱼河边闲逛，与当地人聊起张桂梅，他们向我讲述了很多她的故事。……他们以为我是一个外地来的好奇的游客。”正是这样扎实地深入生活，朝德笔下的故事才如此真切动人。　　其二，主题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说，不能淡化文学的理想与追求。我们要考量的不仅仅是宣传理念、出版课题、市场前景，更要考量心灵课题、人文情怀和读者认可等维度。这种写作表面上是考验作家的文学技巧，实则是检验一个作家的情怀和格局。李朝德写张桂梅，选了一个巧妙的角度——爱和教育。这个角度具有很强的带入感，文字背后有一种力量拉拽着读者去思考真正的教育是什么，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从而在阅读中重拾教育之本、人生之本。　　其三，主题写作不是概念写作，而是追求有质感的在场写作。把中国故事讲得精彩动人、生动形象，这与文学的艺术追求实质上是一致的。特别是写给少年儿童阅读的作品，更离不开动人的故事和精彩的细节。这部作品写出了一个立体、全面的张桂梅。除了模范人物大爱无私，也写出了作为普通人的张桂梅。她有失落，爱开玩笑，爱生活，有时还爱发脾气。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用很大篇幅写孩子和家长，如第四章写青春成长的迷茫，贴着青春少年的心理去叙写，也从侧面写出了张桂梅像一束光，点亮了孩子们的梦。所有这些，正是成长中的少男少女们所希望看到的有意义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文学所追求的品格。　　拿到透着墨香的新书，再次翻阅还是让我情难自禁。李朝德写过很多精美的散文，但长篇纪实儿童文学写作还是首次。这次投入，激情燃烧，成就了这本书。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周岩壁 单位：郑州师范学院国中院　　五十六岁时，王安石（以下简称荆公）退居金陵，悠游林下，开始对围棋有兴趣，而且甚是着迷。这在长诗《戏赠叶致远直讲》中有生动的描述：　　棋经看在手，棋诀传满箧。　　坐寻棋势打，侧写棋图贴。　　携持山林屐，刺擿沟港艓。　　一枰尝自副，当热宁忘箑。　　欢然值手敌，便与对匕策。　　纵横子堕局，腷膊声出堞。　　樵父弛远担，牧奴停晏饁。　　旁观各技痒，窃议儿女嗫。　　所矜在得丧，闻此更心惵。　　熟视笼两手，徐思捻长鬣。　　微吟静愔愔，坚坐高帖帖。　　未快岩谷叟，斧柯尝烂浥。　　趋边耻局缩，穿腹愁危嶪。　　或撞关以攻，或觑眼而擪。　　或羸行伺击，或猛出追蹑。　　垂成忽破坏，中断俄连接。　　或外示闲暇，伐事先和燮。　　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叠。　　或粗见形势，驱除令远蹀。　　或开拓疆境，欲并包总摄。　　或仅残尺寸，如黑子著靥。　　或横溃解散，如尸僵血喋。　　或惭如告亡，或喜如献捷。　　陷敌未甘虏，报仇方借侠。　　讳输宁断头，悔误乃批颊。　　终朝已罢精，既夜未交睫。　　写到下棋者痴迷劳心，寝食皆废。写打柴的、放牧的旁观技痒，急得直揪胡子，又不敢插话，种种情态。用12个“或”字，写棋势花样百出，招式千变万化，策略工于揣摩。吴聿在《观林诗话》中称赞此诗“曲写人情之妙”；葛立方《韵语阳秋》云：“可谓曲尽围棋之态，非笔力可以回万钧，岂易至此。”洵为具眼；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王荆公于棋艺虽起步较晚，但用心专注，所以，有时也能赢。据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一次与薛昂下棋，预先言明输者要作梅花诗一首。结果荆公赢了；但薛秀才不善作诗。荆公赢了棋，心情很好，就代输家作了不止一首，而是两首诗！之一就是《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云：　　华发寻春喜见梅，一株临路雪培堆。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　　欢快心情，溢于言表。　　荆公诗中不少地方，说到下棋。如：《送董伯懿归吉州》：“时时对弈石，漫浪争死生。”《访隐者》：“童子穿云晚未归，谁收松下著残棋。先生醉卧落花里，春去人间总不知。”《酬王微之》：“君家咫尺堪乘兴，想岸乌巾对弈秋。”《叶致远置洲田以诗言志次其韵二首》之一：“土山欲为羊昙赌，且可专心学弈秋。”　　荆公晚年，政治理想破灭，变法失败，看遍官场倾轧，识尽人情冷暖；又加上爱子元泽夭逝。可谓内外交困，老景颓唐，心灰意冷，忧伤极矣。借助围棋，聊舒抑郁，暂开襟抱；本是好事。但荆公脾气过于执拗，一上场，老是不由自主地计较输赢。《遁斋闲览》载：　　荆公棋品殊下。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之。谓人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　　可见，荆公下棋的风格是一味快着子，既不瞻前，又不顾后。一看自家要输，就把棋给毁了。还说：本是要寻个开心，何苦如此，不下了不下了！　　荆公当然是知道自家这个毛病的。《棋》诗云：“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此诗好像意图自儆；但知行实难合一，临阵厮杀，忘了章法也。所以，在这方面，荆公难免遗讥后人。　　另外还有一点，荆公在对弈棋的价值评判上，持传统儒家的功利看法，认为棋艺是小道，不值得从事学习、研究、探讨。《论语集注》卷九：“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乎，为之犹贤乎已。”朱熹引李氏曰：“圣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无所用心之不可尔。”儒家对弈棋的态度，至为明确；也是荆公所遵从的。《对棋与道源至草堂寺》：　　北风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与君棋。明朝投局日未晚，从此亦复不吟诗！　　此诗在李壁《王荆公诗笺注》中，凡两见，字句全同；只是标题又作“对棋呈道源”。又有评云：“言棋与诗之妨学也。”就是说，荆公不但要罢棋，而且要罢诗，立志要做个道学家或理学家！这在前引《戏赠叶致远直讲》最后已经点明：“翻然悟且叹，此何宜劫劫。操具投诸江，道耕而德猎。”可见这是荆公始终一贯的看法。问题是，能贯彻吗？　　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载：“元丰癸亥春,予谒王荆公于钟山,因从容问公比作诗否,公曰：‘久不作矣，——盖赋咏之言亦近口业——然近日复不能忍,亦时有之。’”魏泰所记是1083年，荆公想罢诗而不能。正因为未能罢诗，我们才得以从中寻绎出他下围棋的趣事，才知他心欲罢棋，实未能罢棋。可惜的是，三年后，荆公就去世了；自然也永远解除了他在下棋上的心理煎熬和现实中的窘困。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120秒珍贵画面缅怀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