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曼菱（作家、制片人，著有《西南联大行思录》等） 1946年7月11日，“抗战七君子”之一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4天后，闻一多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的李公朴追思会上，发表了痛斥国民党特务、呼唤新中国的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会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西南联大教师宿舍门前。 闻一多以生命诠释了何为不畏强暴、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何为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士人风骨。 在我多年来对众多当年的西南联大学子的采访中，闻一多是他们最常忆及的师长之一。 师长以他们的敬业尽职和高标人品，给予青年一种精神的哺乳，其影响穿透学子们的一生，天涯海角终难忘。 闻一多是一名文学教授，在西南联大时期曾接替朱自清担任清华中文系主任，但他的影响力却超越了文科；在其就义后，更成为一代学人挺拔不屈的“标杆性人物”。 步行团中的青年导师 在北京时遇到西南联大校友陆迪利，他对我说起闻一多：“闻先生人高高大大的，眼睛很有神，远远地走过来，带着一股热量，扑面而来。”他回忆起当年长途跋涉西迁昆明的“步行团”时光： 闻先生唱歌非常好听。有一次，我们走进一个山洞，要穿出来，里面阴冷，很黑，大家疲劳，心情不好。突然山洞里响起了激情的歌声，就像是车轮子滚动那样，轰隆隆的。一下子精神就振奋了，听着歌声，走出了山洞，眼前又是一片光亮。歌声停了。大家反而有点觉得山洞太短了，还想听那歌声。 这让我想起高尔基的《丹柯》，当人们在黑暗中绝望的时候，丹柯掏出自己燃烧的心，照亮人们的道路。这也是闻一多在《红烛》里歌颂的精神：为黑暗的世界发出光明和热量。 西南联大校友吴征镒与闻一多最初的接触是从步行团开始的： 这个湘黔滇步行团有200多学生，其中有13个老师，我记得是这样的。这老师里面有著名的闻一多教授、李继侗教授、曾昭抡教授、袁复礼教授，还有黄子坚教授，大概有五六个吧。其他的都是助教、讲师什么的。我们一路上，特别看到闻一多先生一路走一路写生——画风景。 震动师生们心魄的，是一路上看到底层人民的贫困与落后： 这一路看到中国的西南，特别是贵州，当时很穷困，少数民族受压迫，文化程度很低。有很多县里面基本上连小学都没有，最好的也只有小学。生活条件很差，有的地方还有麻风病，由于生活困难，卫生条件很差，所以一路看到的，真是使我们从“象牙之塔”，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我们以后的思想进步有很大影响。 闻先生是在这一次旅行中，才开始真正接触到民间的痛苦、疾苦。 他曾经在路上说过，我们这次走，就是真正地认识了，祖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938年4月11日，步行团渡过盘江后，在安南这个小县城没能解决二百人的食宿，于是学生吵闹。而晚上县长却请步行团里的先生们吃饭。这种安排几乎造成步行团的分裂。 闻先生这时也在，看见学生们像饥民一样地要“暴动”，就在人丛里说：“我今年已是四十岁的人，我跟你们一样……谁要是有意弄得这样……谁还要活吗？”学生立刻安静下来。一个啧着说：“文学的……”但是没有说下去，底下也就没有谁再开口了。这一夜先生等都没有吃没有睡，陪着学生们在县府大堂上冷坐。十二日旅行团在安南休息，晚上举行庆祝台儿庄胜利游行大会。（季镇淮编《闻一多全集》附录） 从这样的细节中，可知这趟旅行的不易，二百人的食宿能否解决每天都是未知数。 闻一多挺身而出，不止解了黄子坚作为步行团“总务”的围，并采取了与学生同甘共苦的行为来化解矛盾。他出面说话，立即感动了学生。在关键时刻，能克己，有领导风范。 学生也是跟“孩子”一样，怕被“大人”抛弃。闻一多彰显出“师道”的呵护与担当，具有人格的真诚力量，故瞬间感动学子。一夜的无眠无食，反而铸就了师生间血脉相连的情谊，为战时大学的相依坚守奠定下一块宝贵的基石。 这是师生们流亡生活的开始，一样的失去了家园，可学生们还在稚嫩期，父母家庭都留在沦陷区了，他们视学校为家，将师长当作家长。后来这种关系成为联大最牢固的纽带。 闻一多1940年致信赵俪生： 早年本习绘画，十余年来此调久不弹，专攻考据，于故纸堆中寻生活，自料性灵已濒枯绝矣。抗战后，尤其是步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遂致童心复萌，沿途曾作风景写生百余帧，到昆后又两度参与戏剧工作，不知者以与曩日之教书匠判若两人，实则仍系回复故我耳。 步行路上的朝夕相处，与学子们以情相交，闻一多也从青年的身上汲取朝气。他本有一颗赤子之心，他的话与感情，对青年的影响震动也最大，可以说，闻一多与年轻人是互为知音的。 在步行路上已经形成约定，学生们将成立诗社，他作导师。1945年，闻一多与西南联大师生同游云南路南县石林。资料图片 诗化生活，诗化家庭 闻一多在给妻子的信中曾说起这段步行团的经历： 教授五人中有二人中途退出，黄子坚因职务关系先到昆明，途中并时时坐车，袁希渊因走不动，也坐了很多次车，始终步行者只李继侗曾昭抡和我三人而已。我们到昆明后，自然人人惊讶并表示钦佩。杨今甫在长沙曾对人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这次我到昆明，见到今甫，就对他说，“假如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于是彼此大笑一场。 坚持步行，他内心很自豪，在长沙时的玩笑话，尽显教授间的幽默和闻一多的豁达。 途中许多人因些小毛病常常找医生吃药，我一次也没有。现在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你，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是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能睡，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更不必说了。 一个如此热爱生命和健康的人，可叹，在年富力强的盛年就被子弹中止人生，看到这里不禁感慨：先生真是为真理不惜生命。 打地铺睡觉，走累了以后也一样睡着。臭虫、虼蚤、虱实在不少，但我不很怕。一天走六十里路不算什么事，若过了六十里，有时八九十里，有时甚至多到一百里，那就不免叫苦了，但是也居然走到了。 无论于“家”于学校，他总是一个呵护者，扛住外界的风吹雨打。 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途中做日记的人甚多，我却一个字还没有写。十几年没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打算将来作篇序，叙述全程的印象，一起印出来作一纪念。 给妻子的信无话不谈，可见夫妇感情如胶似漆。 还有一件东西，不久你就会看到，那就是我旅行时的相片。你将来不要笑，因为我已经长了一部极漂亮的胡须。这次临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我与冯芝生的最美。 “蓄须明志”的话就不在这里说了，对妻子只讲美与得意，这是闻一多作为一个“伟丈夫”的情怀。 闻一多是用诗人气质在构建他的家庭理想。次子闻立雕说： 他也很喜欢在月夜里教我们背唐诗。我们在晋宁，是住在楼上，窗户很大，可以打开，挺亮的。到了晚上，月亮升起来的时候，窗户打开，月光整个能够散到屋里，一片月光。在这个时候，月光底下，他也教我们背唐诗，或者是让我们背给我们讲。我记得《春江花月夜》就在这个时候学的，印象特别深。 （他）给朋友的信就写过，他要诗化生活，诗化家庭。他年轻时候，从清华回家之后，就是给我们的叔伯、哥哥这些人讲诗、背诗。到后来，甚至新婚之后，还给我母亲讲诗。他作为诗人，希望诗化生活、诗化家庭，所以这样做。 抗战带来的流亡，安逸校园生活丧失，贫困生活来临，但这一切并没有扰乱闻一多的内心个性，“随着战争的开始，环境是很恶劣的，可是他还是和平常一样，这跟他的整个风格和思想是一致的”。 三子闻立鹏回忆起当父亲休假时，带着全家人到呈贡乡下去，在绿草地上的悠然时光： 刚好这一年轮到我父亲休假。在休假的时候，我们就搬走了，搬到晋宁去了。在晋宁住了一年的时间，我父亲利用他的假期，给我们教诗。唐诗长的有《长恨歌》《琵琶行》，我们小时候背了好多诗，就在那个时候学的。 在晋宁郊外，有一个草地，他带着我们去。带一块毯子，草地上一铺，他还泡了一壶茶。他跟我母亲就坐在我旁边，一边喝着茶。然后我们在那里翻跟头，抓蝴蝶，在草地上玩。他和我母亲就坐在那里，看着我们，笑眯眯的。 当时闻一多头部负伤，因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时，他出去寻找长子，被炮弹炸倒的墙砖击中头部，血流满面，惊吓了一家人。 然而这并不影响他“诗化生活”的理想。 等我们玩得差不多了，他就把我们叫回来。有时候他给我们讲讲远古的神话，有的时候他就教我们背唐诗……云南的天特别蓝，又高又蓝，白云在上面飘，远处都是一片绿，我们在那里背唐诗。那时候虽然小，可是真觉得自己好像走到诗境里去了，所以对我们的心灵是一种陶冶。 闻一多有种不易被打垮、不易灰心的坚强个性，穿透雾霾与阴云，他总是在呼唤春天和明月。 女儿闻铭说，家里住的民舍，院子里和屋子里都可以看见月光，于是父亲教她们朗诵起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我们摄制组到龙院村去拍摄过闻一多的这个故居，那是昆明典型的“一颗印”民居，从高空俯瞰，整个院落就像是一个典雅的印盒，中间的天井则像准备放置印章的空处。 住在如此规则甚至闭合的宅院里，却能够从仰望天上的月亮，而想象海上风光、春江上的离妇和望月思归的游子，这是深厚的诗情和人间博爱所致。 闻一多的诸多肖像照中，以在石林叼着烟斗的那一幅最具个性和美。先生面含微笑，笑容却因用牙咬住烟斗而没有展开，但一股内在的得意怡悦油然于姿态中。 石林是联大先生们爱去的地方，石笋壮观，当地彝族人时常会在民间节日举办歌舞会。 先生一面听着联大学生们的诗歌朗诵，一面欣赏歌舞，将这现代的和远古的青春弥合起来，在这里他获得了一种社会学的多维思考空间。 他似乎有了新的发现，于是笑而不答。闻一多（左二）与家人在一起。资料图片 拍案而起，舍生取义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宣布解散，当日第一批学生北上。1946年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学生，早晨7点离开昆明北上；晚上9点钟，“抗战七君子”之一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 在闻一多长女闻铭的回忆中，闻一多听到消息后脸都没洗，起来就走了。到医院的时候，李公朴已经牺牲了。 在最后的那段白色恐怖中，闻一多受到“警告”威胁，家人几乎每天都在胆战心惊中度过。 当时我们在家里都是特别紧张。我母亲也在家等。他回来的时候，我母亲知道李公朴伯伯被暗杀了，已经牺牲了。我父亲回来以后也没说话，一句话没说，就靠在那儿。我母亲给他端过一杯热茶去，我母亲也说不出话来。当时那个形势下的话，大家都很清楚。而且早上也是不断地有人来告诉我父亲，传说黑名单上第二号就是你，说闻先生你要特别小心，最好别出去了。 有的人还送来一套西装，说闻先生你化装走吧。从篱笆那边可以跑出去。你不出去国民党肯定就得暗杀你。我听妈说的，后来西装还搁在椅子上。 可是我父亲一点没有畏惧，还照常的出去。敌人那方面不断地来恐吓威胁。白色恐怖那么严重，空气中布满了血腥味。 闻一多在最后时日，是知道自己正在接近死亡的。周围的人们都意识到了，想阻止他，想让他回头，离开这险地与逼仄的环境。 在最危险的时候，李公朴先生被害之后，我母亲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很气愤，对国民党很愤慨。另一方面，又担心父亲下一个就要被害。所以，有时候她也劝他说，你是不是不要出去了，你是不是少活动一点。我父亲就跟我母亲讲，现在就好像是一条船，在海里面遇到了大风浪，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在船上的人，需要把这个舵掌握好，那么船才有可能不翻，到达彼岸。如果我们也撒手不管了，任凭着风浪去吹这个船只，那么这个船可能就要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坚持不行”。 闻一多说，这好比是一条大船。他是诗人，诗人是善于想象与比喻的。“这条大船”是什么意思？而他一定要自己留在船上，又是什么意思？ 闻一多当时的行为有一个内驱动，谁也拦不了，这就是他要对大局负责，对被害者负责。当学校已撤离，凡事没有了支持，他是把自己作为一个收拾局面的人，留下来的。 闻一多最后几乎是自己选择了殉道之路，是他忠于自己一贯的信念，在艰难时刻显现的理想的“士”之品格。 可是这个时候，我父亲怎么能不出去？李公朴伯伯的尸首还停在医院里。所以，他还是冒着这种生命危险，还是往外走。就那几天，他天天不在家，天天早上就出去，中午才回来，在家吃一顿饭。吃饭时候的他很少说话。我们在吃顿饭时候才见到他，也都感觉到气氛特别恐怖、紧张。 最后关头，闻一多践行“士可杀，不可辱”的行为信条，达成伟大的人格。7月15日上午，闻一多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的李公朴先生遇刺经过报告追思会上，发表了气壮山河，痛斥国民党特务、呼唤新中国的“最后一次讲演”。 当时那么多同事都劝我父亲，他也就答应了。他说好，我不说话。但是当在会场上，他看到李伯母讲不下去了，李伯母悲愤交加，哭泣得说不下去的时候，特务却一点人性没有，还在会场上捣乱吹口哨。我父亲实在气愤不过，拍案子起来就上讲台，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 这一次讲演以后，学生不放心，就把他送回来了。他也知道这已经是面对面的冲突了，他知道死亡离得更近了。 因为要开一个《民主周刊》记者招待会，由他来主持。他下午休息了一会，还照常出去。出去就开那个记者招待会，会上跟记者控诉法西斯的暴行，宣传民主的运动。就是下午这个会回来，回来的时候遇难的。 听到门外响起枪声，家人就知道闻一多被暗杀了： 跑到门口一看，我父亲和大哥，一个横一个竖倒在血泊里面。西仓坡上一个人没有。当时我们一下就扑到我父亲那身上去。我跟我妹妹叫，爸！爸！我们叫他的时候，他的眼睛已经闭上了，但是他嘴唇微微动了一下。我母亲一下抱着他，把他头放到身上，血流得我母亲一身。我们也跪在他旁边。眼看着我父亲嘴唇由红慢慢变成紫，就发乌，我们的心里面也基本明白，父亲恐怕已经不行了。 这个时候，长子闻立鹤躺在一边还睁着眼睛。 闻铭说：“大哥那个眼睛一辈子都忘不了。当时他真是充满了仇恨的那种眼神。” 我问闻铭她那时候多大？她回答：“我那时候十四岁，我妹妹九岁多一点。” 闻一多的次子与三子已经随北回的师生登程离开昆明，长子立鹤陪伴父亲左右，家中唯余幼女弱妻。 大多数师生已经离开昆明，去庆祝久盼的抗战胜利。闻一多是有资格享受这个凯旋的。然而他似乎已经忘记了在北方清华园中等待着他的宁静书斋。 一个魅力四射的喜爱接近青年、指导青年的先生，他的遇害也引起了来自各方的震惊与愤怒。 吴征镒在回顾自己的政治抉择时，谈到吴韫珍先生，贫病交加，才四十几岁就过世了：“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读书救国，在西南联大后方昆明这个地方，还可以继续工作下去，经过他这样一死，让我深深感觉到这条路啊看样子走不下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是我思想转变很重要的一个契机。”而直接将他推向前去的，是闻一多遇难：“第二个大的刺激就是闻一多先生，因为敢说话，敢反抗，结果国民党对他下了毒手，可以说是乱枪打死的，身中十几枪，当场就没有办法挽救的。也是四十几岁就英年早逝了。所以这两个刺激，使得我后面坚定跟着共产党走。” 2009年秋我在台北采访当年的清华学子姚秀彦时，她指责国民党的特务政治，很气愤地说：“他们杀害闻一多，就失掉了人心，怎么会不失败呢？” 士子风骨，乃是一种历经千秋世代，鼓发正义、催动世人、抗击暴虐、呵护弱者的铮铮品质。 虽千万人，吾往矣！ 自“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仁人志士舍生取义时，多带有一股个人的英烈之气，如谭嗣同、如秋瑾，这二人都是可以“一走了之”，而却执意留下，以牺牲自我昭示信仰的。 对于闻一多，那个时代还不远。 闻一多的牺牲，与谭嗣同、秋瑾具有同等分量的“殉节”气质。 而当我面对闻一多的众多子女，众多怀念情愫时，不禁喟然。 闻一多与那些早已经决心牺牲的斗士还不一样，他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一直生活在家庭天伦中。彼时一群儿女皆未成年，相依膝下，妻子被恐怖熬煎，而先生却凛然，一去不归，与平日判若两人。 倘若闻一多也踏上北归火车，不日即回到清华家园，重回战前教授的优裕生活，一家人亦团圆幸福。这个抗战胜利的成果，闻一多是最有资格享有的。而他却被眼前学生与朋友的鲜血激怒，拍案而起，面对横暴，毅然舍生，表达了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抗争意志。 十一，合起来就是“士” 2016年9月，我到成都拜见马识途先生。马老是作家，曾在西南联大读文科，他思维恣肆，记忆点也与别人不一样。 马老说：“闻一多当年想办一份报纸，叫《十一》，合起来就是‘士’。闻一多办这份报纸的目的就是想提醒和完善当时作为‘士人’的人格品行。” 我以为，这可能是研究闻一多生平的一个点睛之笔。 如果说，抗战时期是闻一多对自身人格重新设计和塑造的过程，那么，他的理想就是构建一个时代的“士”的内涵与价值观。 士，最早是习“六艺”，服务于诸侯朝廷与王族的一个阶层。他们受到特殊训练，具有特殊的精神修养。在过去先民奋斗的历史中，这群人——“士”临难不屈，见危授命，牺牲小我以保全邦国的事迹，可歌可泣，是中华历史的重要部分。 自五四以来，“士”的身份受到质疑，然而，中国文化的深远传统，依然会令新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回顾“士”的品行，以此自律。 作为新潮的学贯中西的文人代表，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期重新打上“士”的人格标志，是一种回归。他意识到有这些品行者在抗战时代依然是中流砥柱。 罗庸与闻一多同时在西南联大开《楚辞》课，二人都怀抱有重振“士与君子”的情操理想。在罗庸作词的“西南联大校歌”里，直抒了“君子”与“士”的使命担当：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罗庸在《鸭池》讲稿中说：原来士之所以为士，在其能以全人格负荷文化的重任而有所作为。 这便是中国民族的自信力，而这自信力的培成，却全靠“士”以他整个的人格来负担。 正是这种“士”使命担当，使闻一多的思想和行为明显有了很大的转变。 周围人能感觉到的是，他的内在增加了一股动力和开放性，他把自己的心和才华、言语行为都一下子打开，豁然开朗了。他和这个世界有了更广大的主动的联系，随时准备投入他燃烧的心与博大之爱。 这个改变的起点是“国难”。 从七七事变，他弃家登舟的那一刻，他对臧克家讲的那番话，就可以看出，他对时局的思想准备，以及一种“大舍弃”的气节。 随父亲在码头上等待的三子闻立鹏回忆，当臧克家问闻一多：“你的那些古书怎么办？”闻一多回答：“国家大片大片的领土都丢失了，我那点书算什么？” 他的谈吐，磊落胸怀，身系国难，并非一般只是忧己的仓皇难民。 这时的闻一多已经在准备为国难承当更多的责任，更大的牺牲，并且视为己任。 到昆明后，为了躲避轰炸，当教授们搬迁到乡下去，房舍不够时，就发生了“隔帘分读”的故事，显示出闻一多相比一般教员的气度不凡。 他慨然邀请找不到房子的华罗庚一家人同住，我认为，这与他对华的身体残疾具有更深的体悯有关。闻一多是有深切悲悯意识的人。他能够“动情”，这是大情。 有老乡曾经回忆起“那个跛子”在村口因踩到牛粪滑倒，半天没有起来的事。闻一多能够体贴，以华罗庚的身体，在战争时期遇到的困难更大。 闻家与华家的子女至今相处甚好，可见当年同居一室的真诚情谊。 “君子固穷”，这也是士的品格。闻一多的太太种菜，他治印。 闻一多在他的人生中追求一种信念与信仰的清晰透明。他的信仰尽管有所变化，但令人感觉到的是，有一种东西没有变。这种不变的东西，我以为，就是闻一多对自己的定位。因为士，必须具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君子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的坦诚。 当年我的父亲去过闻一多家，专程是去看门楣上那闻名全城的题词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父亲非常赞赏这爱憎分明的决绝气概，把这句话告诉了童年的我。 对于“士”的人格构想，闻一多选择了屈原作为“原点”，回到天地间的大我、大仁、大义。 他喜爱的诗句是：“哀民生之多艰”“吾将上下而求索”。他心目中的“士”是接近屈原那样的形象的，芳草峨冠，特立独行，视高洁重于生命。 《论语十则》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闻一多是走到了“松柏”这一步的，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践行了“威武不能屈”“士可杀，不可侮”的信条。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发布者：智慧读书
2022年08月19日
【中国故事】 作者：杨辉素（中国作协会员，著有报告文学《给流浪儿童一个家》《坚持》等） 高高的塞罕坝上有一座月亮山，月亮山顶有一方开阔的平地，平地上有一座白色的三层小楼。 平地是金黄的细沙粒，有足球场那么大，平平展展。小楼是白色做底儿，浅灰色镶边，在蓝天白云下矗立着，醒目又淡雅。 这方方正正的小楼，四个面都有窗户。尤其第三层，每面竟有两个大窗户，四个面就是八扇大窗户。 每扇大窗户都被擦得一尘不染，透透亮亮，乍看像没有装着玻璃。每扇大窗户又像一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从不同角度俯瞰着山下那一片绿色的茫茫林海。 小楼的顶端，镶挂着三个墨绿色的大字：望海楼。 没有海，何以叫“望海楼”？噢，这海是绿色的千顷林海。你看那高高低低的山岭，绿得多么繁盛！深绿、浅绿、苍绿、灰绿……不同的树种有不同的绿，层层叠叠拥抱着塞罕坝，绿是塞罕坝的颜容，更是塞罕坝的生命。 哦，望海楼，日日夜夜深情守望着林海的楼！插图：郭红松 壹 其实，最早的时候叫“望火楼”，观望是否有火情，有火情就要第一时间汇报，第一时间扑救。 塞罕坝最怕的是“火”，地火、雷火、烟火，什么火都不行，一个火星都会将林海毁于一旦！这林海并非天然，它是人工林海，是人工一个树坑一个树坑刨下，一棵树一棵树种下的，每一棵树都沾染着双手的血泡和汗水呀！ 后来，有人提出将“火”字改成“海”字，“林海”之外的另一层意思，海能镇火，海能灭火，有海就无火。好一个神来之笔！ 从1962年起，三代塞罕坝人伏冰卧雪，战天斗地，在干旱的沙漠山地上植树造林，从独木到成林，从成林到成规模，落叶松林、樟子松林、油松林、云杉林、白桦树林、柞树林、山杨林、榆树林……一年年，一代代，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直至今天的115.1万亩，该是多么庞大的工程！ 能掉以轻心吗，不能，决不能！ 塞罕坝机械林场建立了一整套防灭火体系，安装生态隔离网，设立防火指挥中心，配备无人机，林火视频监测系统、雷达预警监测系统、火场标绘系统…… 科技再先进，人的作用也必不可少，所以又在9个制高点上，建起9座望海楼。 9座望海楼高高矗立着，大睁着眼睛，护卫着绿色塞罕坝。 9座望海楼里，一天24小时得有人盯着，丝毫不能放松。 这份差事最熬人，每天就在小楼里盯着那片绿，没有社交、没有娱乐、见不到父母儿女，几乎与世隔绝。一天、两天还好说，如果是一年、两年、十年、无限期呢？ 想都不敢想！ 可什么工作都要有人来做不是？ 贰 “塞罕坝”是蒙汉合璧语，意为“美丽的高岭”。 它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是滦河、辽河两大水系的发源地之一。这里最低海拔1010米，最高海拔1939.6米。 住在月亮山望海楼里的，是一对夫妻。男的叫刘军，女的叫王娟。他俩同岁，今年虚岁52岁。 夫妻俩一起上望海楼，是塞罕坝机械林场的考虑。一个人肯定不行，谁还没个吃饭、睡觉、上厕所的时间呢？两个人轮值，早晨6点到晚上9点是15分钟一汇报。晚上9点后9个望海楼分成3组，每组值守3小时，每小时汇报一次。 汇报的似乎永远是正常，正常，正常……可是他们知道，哪怕一个不正常，就是天大的事，是毁灭千年大计的事。只有早发现，早报告，早扑救，才能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夫妻俩反复说，我们一刻也不敢放松，不敢呀，心里那根弦时刻紧绷着呢。 选夫妻俩同在望海楼里工作，另一层用意是陪伴和照顾。毕竟这份工作太单调太枯燥太寂寞了，夫妻间的相偎相依，能缓解情绪。 刘军身材结结实实，面容憨厚朴实，眼睛不大，眼角的鱼尾纹里总是藏着笑意。他话不多，你问一句他才说一句，你不问他就不说，沉默着他也不觉得尴尬。他脸上总是乐呵知足的，好像生活里就没有“烦恼”这俩字。 王娟呢，中等身材，大眼睛，双眼皮，椭圆脸，额头亮堂，脑后扎一个马尾。用刘军的话说，她年轻时可是一个大美人呢。现在她也不难看。她也总是暖暖地笑着，说话不紧不慢，柔声细语，像邻家大姐姐般让人愿意和她亲近。 夫妻俩太有夫妻相了。也难怪，俩人结婚28年了，尤其是在这望海楼里也有14年了，每日除了眺望林海，就是你看我，我看你，相看两不厌，连言谈举止都变得像一个人了。 叁 早饭很简单，一人一袋牛奶，一个鸡蛋。 日常供应由千层板分场派车送来。一般是一个星期送一次，下大雪的时候，车上不来，要等雪化了些才行，因此经常需要多备些食物。 从山下到月亮山顶，五六公里的路。虽说不太远，但有一段山路太陡了，那个大坡直上直下的，没有点技术的人开不上来。再加上积雪路滑，谁走到这里都发怵。 不是旅游季节的话，整座月亮山就他们两个人，除此之外就是树，就是呼天啸地的“白毛风”，风能把二百来斤重的大胖子推个趔趄，瘦小的人能给推下悬崖。连傻狍子也因为怕风怕冷不见了踪影。最冷的时候零下43.3摄氏度。除了上山送给养的，几个月不见一个人影。 旅游季节游客也很少上到山顶。就算上来了，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在小楼里，在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是没有时间出门去搭讪几句的。真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滋味了。 她5点就起床了，夏天天亮得早，冬天时还是满天星斗呢。 先打扫一楼卫生。卧室在一楼，一张不大的双人床，一个小床头柜，以前烧煤气时的锅炉、现在改造后的电锅炉。山上冷，一年有七个月需要供暖，全靠这锅炉了。取暖得他们自己烧。此外还有一个供水室。小楼外不远处打了一口170多米的深水井，用的水是从井里抽来。——总共才20平方米，这些摆设把房间占得满满当当的。但她是勤谨的女人，床单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床铺铺得没有一丝褶皱，锅炉上、窗台上、地面上，没有一丝灰尘。因为干净，竟也不显得那么乱了。 擦拭好一楼，她就去二楼做早餐。把两袋牛奶倒进牛奶锅里加热，又洗了两个鸡蛋，在小锅里煮。趁这会儿工夫，把二楼的卫生也做了。厨房、餐厅、卫生间都在二楼，除了灶具，还有一个不大的冰柜，基本上不开，成了他们的食物储藏柜。少顷，牛奶冒起热气，鸡蛋在沸水里“咕咚咕咚”跳起小舞。 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啊。她轻声哼起歌来，是邓丽君的歌，甜蜜蜜。年轻时她也是歌迷，也有着姑娘们的梦想呢。 她把牛奶分倒进两只碗里，鸡蛋煮八成熟刚刚好，捞出来用冷水浸一下，剥了皮，白玛瑙般溜光水滑盛在小碟子里。餐桌是一个小长条，状如小学生课桌，好在就他俩吃饭也够用了。外人是不允许进望海楼的。 做好这一切，她就到三楼去了。三楼的他早已进入了工作状态，正在用高倍望远镜向四处瞭望呢。 她轻声说：“饭做好了，你先吃。” 他只回一个字：“好。” 她又叮嘱：“上来时把工作服穿好，我洗过了，在床头叠放着。” 他再回一个字：“好。” 说完就噔噔噔下楼了。 她就接过他的望远镜，透过窗口，向四面八方望着。她喜欢那绿，绿得叫人愉悦，叫人心里舒服。还有这天，瓦蓝瓦蓝的，像海水，白云一朵朵在“海里”漂浮着。 她观望着，趁机又把这办公室的角角落落擦拭了一遍。 窗下有一架三脚架支起的罗盘，用来定经纬度的；一个斜面月亮山望海楼方位图，和罗盘结合着使用；一张办公桌，桌上一部办公电话，一台办公电脑，一只水杯；桌下一只暖水壶；一架高倍望远镜；墙上贴着望海楼瞭望员工作制度、三代望海楼的照片图。这就是办公室的全部了。 不大点工夫，他就上来了。他已经穿上她新洗的工作服。那是林场给他们发的，深蓝色，褂子左胸口有一条红底黄边的图标，图标上印有四个黄字：护林防火。字旁是钻石形的林海图。 这红黄图标，在深蓝色的衣服上格外醒目，像徽章，似在时刻提醒着主人身上的职责，像红花，似在给予这份工作无限的荣耀和赞赏。 尽管这望海楼里只有他们两人，但他们决不纵容自己穿得随意一点，舒服一点，他们是在工作不是在家里，决不能懒散，思想上一松懈，就会出问题。 她给他把衣角抻一抻，上面的褶皱就平展了。她笑了。 他也笑了。 天长日久，言语都成了多余，一个眼神，一个笑容，意思都懂了。 她走下楼去吃饭。等她上来的时候，和他一模一样的工作装也穿上了。衣服一上身，她就有了女兵的飒爽英姿，就有了仪式感，精气神立马都提起来了。 此时是早晨6点，他们的工作也正式开始了。 他用望远镜向远处望，她在一边拿着记录本工工整整地记下：正常。这个本，是林场发给他们的，一年春、夏、秋、冬四季，每个季节一个本，每个本上都有每一天每一时间段的记录。每当他们看着那一长溜“正常”，就会觉着自己为塞罕坝的平安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就会心满意足起来。 不记录的时候，她也会跟他一块儿看，从一面窗户走到另一面窗户。20平方米的空间里，就这样走来走去，一天也不知道走多少圈。别人看来的枯燥，他们却乐在其中呀。 肆 当他把目光从林海中收回来，就会不自觉地落在墙上那一组三代瞭望楼照片上。他总是看它，看不够，看一次心里就会翻滚起一次浪潮。 照片被切割成三个椭圆形，最上面一张是一幅黑白照片，照片上配文：“第一代瞭望房舍马架子”。 马架子——状如卧马，是用泥巴和树枝搭成的窝棚。先用几根圆木在地上搭成“人”字形骨架，两边糊上一层泥墙，泥墙上再盖上干草，一头开门，人就能住进去了。马架子里无法取暖，席地铺一层干草，人睡在上面，冬冷夏潮。 这样的条件，其艰苦可想而知。但那时的瞭望员，包括林场的造林工人，都是一样苦呀。 这张图，总让他想起父亲。 1961年，林业部作出在河北北部建立大型机械林场的重要决定。 1962年，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组建。 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127名农林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与原有三个小林场的林业工人组成了369人的建设大军。 369人，平均年龄不足24岁。这一群年轻人啊，用稚嫩的双手、青春的豪情，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塞罕坝上创造了地球奇迹。 父亲刘焕儒就是其中一员，如今看来，应为林一代。父亲1943年生，19岁的他已投身到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浩瀚工程，施工、积肥、挖坑、育苗、植树、防火…… 这张图，也总是让他想起自己的童年。 童年里父母每天都早出晚归。母亲吕桂珍，1948年生，比父亲小5岁。母亲虽只是林场的临时工，但也积极参与了林场的植树、除草、扩穴、割灌等工作。 父母生了5个子女，刘军行三，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两个弟弟。父母没空管孩子，就大的带小的，摸爬滚打着竟也长大了。刘军懂事，很小就会照顾弟弟，给全家做饭，俨然一个小大人。 那时候他最盼的是下大雨，因为一下大雨父母就可以不用上班了。母亲倒一点点油，给他们烙一顿最爱吃的莜面饼。五个孩子围着锅台，等着母亲给他们一人分食一小块。啊，那滋味，至今都是他美好的回忆！ 可惜这样的时光太少了。 1992年，21岁的刘军通过考试成为林场的正式工人。刚开始，刘军在护林防火检查站当检查员。2008年，他主动请缨，和妻子王娟上了小光顶子望海楼，2018年又调整到月亮山望海楼。 刘军的想法很简单，守护好这片林海，让父辈们放心！ 父亲得了糖尿病并发症，肠胃、肝脏都出了问题，78岁去世。母亲得了宫颈癌、风湿病，68岁去世。长期超负荷的露天作业，很多林业工人都疾病缠身。林场没有医院，缺医少药，早年去世的第一代建设者们，平均寿命只有52岁。 但为了这片林，他们拼了！ 他们的后辈，又坚定地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 第二张照片上的“第二代瞭望房舍”，明显优于第一代。 第二代望海楼建于2004年，青砖建筑，高约三层，底座突出一间，最上层有一圈窗户。外形如古代烽火台，坚固、厚重。时代在发展，国富民强，塞罕坝屹立起来了！ 夫妻俩赶上了第二代的好时候。 第三张照片，就是现在的第三代望海楼。它建于2016年，比第二代更宽敞明亮，视野更开阔，生活也更宜居。 刘军在照片前怀念着父亲，回忆着童年，他的目光有些湿润。他总是在心里默默地对父亲说：“爸，您放心，塞罕坝有我们呢。” 伍 每天晚上9点后，是刘军和王娟最期待的时光。他们的“小棉袄”会跟爸妈微信视频。 “爸，妈，守了一天累不累？” “不累。姑娘，今天医院里病人多吗，工作上没麻烦事儿吧？”女儿刘文琦，今年28岁，已经参加工作，在围场木兰医院当护士。当妈的抢着跟女儿说话。 刘军呢，把头凑近屏幕，他只是看着女儿笑，娘儿俩的对话，他只在一边帮腔。一看到女儿青春的笑脸，他所有的苦累都没有了。 “病人不多，工作都挺好的，爸妈放心。”女儿总是报上平安。 “晚上吃的什么饭呀？别总点外卖吃呀，还是要吃家常饭，晚上喝点热粥。”王娟叮嘱道。 女儿工作忙，也总是加班，忙起来就随便点个外卖对付。王娟心疼女儿的身体。 “放心吧妈，我知道啦。”女儿撒娇。 似乎就是这些话，也没新内容，可他们却聊得幸福而满足。电话、视频、语音，网络，缩短了亲人间的距离。 望海楼里三网合一，就算遇到极端天气也不会断了联系，科技真好啊。 女儿自小跟着奶奶长大，上了学，就托管和寄宿。辅导作业？哪有过。好在女儿自立自强，生活上不用操心，学习也很优秀。大学学医，毕业后有了稳定的工作。去年结婚了，小两口恩恩爱爱，和和美美。 女儿也曾羡慕别的小朋友有爸妈带着去玩，去下饭店，为什么林场的爸妈们都不管孩子？女儿大了理解了，林场的爸妈是最“伟大”的爸妈。女儿开始天天跟爸妈视频了，感情比小时候还亲近。 在女儿、妈妈、妻子的角色中，王娟觉得自己唯一合格的是“妻子”这个角色。为了丈夫，为了林海，她做出了选择。 少女时，她爱美，爱音乐，爱和姐妹们一起疯玩。突然被关进这小楼里，她哪能受得了？她心情压抑、焦虑、失眠。无人倾诉，就和他吵架。她怎么吵，他都不吭声。后来，她不吵了，适应了。她爱上了看这片林海，那高高低低深深浅浅的绿，真的很养眼呢。她也喜欢上秋天的塞罕坝，绿中加入了红色、黄色、橙色，层林尽染，比画中还要好看呢！ 她也爱那湛蓝的天和洁白的云。塞罕坝是云的故乡，层层叠叠的云，成团成簇的云，无法形容的云。清晨是金橙色的，傍晚是红彤彤的，雨后是霓虹般的。云变化多姿，纯纯净净，像她少女时的心事，像她中年时的豁达…… 她所有的烦恼，都被这树，这天，这云融化了。 她和他，已经和这望海楼成为一个整体了，和这塞罕坝的林海成为一个整体了。 她成了最体贴的妻子，会温柔地问他：“中午吃什么饭？” “吃烙饼吧。” “好呀，就吃烙饼。” 她就去做烙饼。不一会儿，香喷喷诱人的味道就从二楼传到三楼。 他最爱吃她做的烙饼，金黄金黄，又香又脆。 这烙饼，也常常使他想起小时候妈妈做的莜麦饼。不同的时代，两种不同的饼，他从中吃出不一样的况味。 女儿为妈妈网购了一个智能音箱，这样，她在做饭做家务时就可以听歌了。她对音箱说：“我要听邓丽君的歌。”旋律便回荡在望海楼中：“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她甜蜜又骄傲，因为他们的守护，塞罕坝60年来虽偶有火情，但都被及时扑灭，塞罕坝没有发生过一次火灾！ 这就是他们工作的意义啊，她和他仿佛听到了树的笑声，在白天，在夜晚，千山万壑，松涛阵阵，充满着盎然生机！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发布者：智慧读书
2022年08月19日
（清）李世倬《桂花月兔图》扇页 百家姓，桂。 桂的本义是桂花树。“亭亭岩下桂，岁晚独芬芳。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在这样烂漫的秋天，桂花悄然盛开了。不经意间，曼妙的点点花儿，一下子钻进眉间眼梢，浓郁、亲切。若是往桂花林里走上一圈，人，也香成了花。以桂为姓，与“自是花中第一流”的桂花一样，自带馥郁芬芳。 一 始祖桂奕 姓因避祸而生 古往今来，人们对桂花都有着深切的喜爱。 桂花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3世纪，先秦时期古籍《山海经》就有“招摇之山多桂”的记载。在古人心目中，桂花更是美的化身，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赞曰：“物之美者，招摇之桂。”桂花也是珍贵的象征，古代历史笔记小说集《西京杂记》记载的“汉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所献奇花异木两千余种，其中有桂十株”，就可见桂花的名贵。唐、宋以后，桂花栽培开始盛行，人们更是咏桂成风，凸显桂花的名品、奇香和高洁，例如，宋代诗人吕声之的“独占三秋压众芳，何咏橘绿与橙黄。自从分下月中种，果若飘来天际香”，南宋文学家杨万里的“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等，都盛赞桂花。比喻科举时代应考得中的成语“蟾宫折桂”，也是以攀折月宫（蟾宫）中的桂花，来引申为获得很大成就或很高荣誉的意思。 此外，桂花还是崇高、胜利、吉祥、友好的象征。据说战国时期，燕、韩两国曾以相互馈赠桂花来表示亲善友好。在盛产桂花的少数民族地区，青年男女也常以赠送桂花来表达爱慕之情。 桂姓始祖桂奕对桂花也格外亲近。他喜欢在桂花树下静坐和沉思。只是，当思绪飘飞，他的内心常常不能平静，尘封的往事，总是如潮水一般袭来，将他的心砸痛。他得桂姓的经历，隐藏着多少慌乱、委屈、痛苦哪。 《桂氏家乘序》和清代陈廷炜编撰的《姓氏考略》都记载了这些事。桂奕本名姬奕，是周王室后代，他的父亲姬季桢是东周时期鲁国王族的后裔，在战国末期担任秦国博士，于秦国焚书坑儒时被害。姬季桢的弟弟姬季眭为避株连，携姬季桢的四个儿子举族逃亡，将姬季桢的四个儿子更改姓名：老大姬奕改为桂奕，居住在幽州（约为现河北涿州、天津蓟县一带）为父亲姬季桢守坟；老二改为昋突，迁居济南朱虚（约为现山东临朐）；老三改为炅奖，居于齐国历山（约为现山东济南千佛山）；老四改为炔奘，移居河南阳城（约为现河南登封或濮阳）。后来，昋、炅、炔三姓的后世子孙都认祖归宗，改姓老大的桂氏，世代相传至今。 姬季眭在为侄儿们更名改姓时的用字上，可谓用心良苦。他喜欢桂花，其名中的“眭”在古代的读音之一为“桂”（如东汉学者高诱为《淮南子》作注时，特别在“眭然能视”后注明：“眭，读曰桂”），便以桂为首，加上昋、炅、炔三个同音字，以示同宗同源；桂与贵同音，又暗含其贵族身份以及能够回归贵族生活、拥有贵气的愿望。桂、昋、炅、炔四个姓因逃难而各奔前程，也成为桂氏家族遍布各地的原因，亦是桂姓早期表现得比较沉寂的原因。 姬季眭、桂奕应该还是庆幸这种改姓的，因为姓了桂，性命和家族才得以保全和强大。桂姓后人亦不负姬季眭、桂奕。到了宋代、明代，桂姓开始发达，尤以浙江宁波慈溪的桂氏更具光彩，使源于北方的桂氏家族成了江南的名门著姓。 贵为天人的桂花，旺了桂姓。 二 经纶满腹 江南大儒一人 为桂氏家族在浙江宁波慈溪奠基立业的，应推明朝初年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江南大儒，惟卿一人”的桂彦良。 桂彦良（1321年至1387年），名德偁，号清节，元明之际浙江宁波慈溪人。以满腹经纶名闻天下。少年慧敏，勤奋博学，元末时为乡贡进士，曾任平江路学教授，感到当下之世不可为，便东归，寄情于山水间，肆意于诗文里。当时江浙地区的反元者张士诚和方同珍等人争相聘其入幕府，他也拒绝。至明洪武六年（1373年），他才应征召入京，被授太子正字，在文华堂为太子以下多位青年官员讲学，以孔孟之学为本，汇聚历代治政精华，联系明代国情，解当务之急。他的教学卓有成效，两年后，他的学生中有七八人擢为行省参政、八人为按察检事、十九人出任知府，其余皆授御史。桂彦良以“有所咨问，对必以正”而著称。朱元璋也时有咨询，桂彦良所对，颇得他的赞赏，他曾直呼“老桂”而不名。 桂彦良晋升为晋王府右傅时，曾编制《格心图》献给晋王。后来王府官制变更，桂彦良改为左长史，上京朝见时，向朱元璋呈上《万世太平治安十二策》，主旨为：法天道、广地利、顺人心、养圣德、培国脉、开经筵、精选举、审刑罚、敦教化、驭戎狄、善贤俊、广咨访。朱元璋阅后大赞：“彦良所陈，通达事体，有裨治道。世谓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彦良可谓通儒矣。”朱元璋认为桂彦良之见，通情达理，对治理国家十分有益。他赞叹道，世人都认为学者只潜心古时的东西、对时事不甚了解，但桂彦良却可以说是精通古今的全才啊。 想来，全才桂彦良，也许就是因为姓了桂，才会如此光彩照人，这也如同桂花一样啊。桂花也是人们心中的全才。作为百药之长，桂花性温、味辛，入肺、大肠经，煎汤、煮水，能平肝顺气、暖胃止痛、健脾补虚、静心醒神、散寒破结、清新口气，对食欲不振、痰饮咳喘、经闭腹痛、痔疮、痢疾等症有一定疗效。 桂花酿造出来的酒，也让古人非常重视，他们觉得“饮之寿千岁”。汉代时，桂花酒就是人们用来敬神祭祖的佳品，祭祀完毕，晚辈要向长辈敬桂花酒，长辈喝下即得到了延年益寿的祝福。战国末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中早有“援北斗兮酌桂浆，辛夷车兮结桂旗”的表达，“桂浆”就是指添加桂花而酿制的美酒，“桂旗”则指车辆上用桂花装饰的旗帜。 喝桂花泡制的茶也是古人爱做的。把新鲜的或阴干的桂花，用清水轻轻漂净，撒入沸腾的开水中，看它在水中渲染、沉浸，再放入适量蜂蜜或冰糖，搅拌均匀，便是上佳茶品。这种可以美容养颜、清火明目、舒咽利喉的茶，是非常适合女子饮用的“幸福茶”。 历尽艰辛的桂姓人，终究是有福气的。桂花的馨香，也和兰花的馨香融在一起，变成唐代诗人骆宾王写在散文《上齐州张司马启》中的句子：“常山王之玉润金声，博望侯之兰薰桂馥。”兰薰桂馥成为比喻恩德流芳、历久不衰的成语，后多用以称人后嗣（子孙）昌盛、子肖孙贤。 “桂馥”一词，展现的是桂姓总体特征。 (清)桂馥《隶书》轴 三 桂开千年 馥香代有人继 若是名字叫桂馥，那就格外让人容易记住了。 清代书法家、文字训诂学家、篆刻家桂馥，就是如此。 桂馥（1736年至1805年），字未谷，一字东卉，号雩门。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桂馥，其曾祖、祖父、父亲都做过贡生，受家学影响，桂馥于书无所不览。他最应该令人铭记的是，多年致力于《说文解字》的考证和研究，著有《说文义证》50卷等作品。《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编著的语文工具书著作，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语文辞书，也是世界上很早的字典之一。 桂馥与段玉裁、王筠、朱骏声一同被誉为清代“说文四大家”。段玉裁、王筠、朱骏声也都是少而好学、博览群书、研读经史、潜心说文研究的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学家。段玉裁（1735年至1815年）曾师事哲学家、思想家、考据学家、经学家戴震，长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精于校勘，他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说文解字注》30卷，另有著作《六书音韵表》《古文尚书撰异》《毛诗故训传定本》《经韵楼集》等。王筠（1784年至1854年）于道光元年（1821年）考中举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授山西省乡宁知县，代理徐沟、曲沃知县，为政勤勉清廉，他精心研究《说文解字》和段玉裁、桂馥的说文著作，即使公务繁忙，也“暇则抱一编不去手”，未尝一日废学，著有《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文字蒙求》等著作。朱骏声（1788年至1858年）十三岁受读《说文解字》，十五岁师从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钱大昕，钱大昕十分欣赏他，说：“吾衣钵之传将在子矣。”著有《说文通训定声》《传经堂文集》等著作。这些像桂花一样的人啊，安静地坚守，执着地追求，将馥郁芬芳久久传扬。 桂花更是在与他们的邂逅中，成为他们心中按捺不住的喷香的饮食欲望，以及百转千回的浪漫怀想。桂馥就在《晚学集》中记载了与桂花相处的悠静时光。他从弱冠之年补诸生、一直到三十岁，都过着读书、事亲的生活。他喜欢与同乡颜崇榘在桂花树下谈论诗法，看到前人作品与自己心意相通的，无论长短都一概抄录，并以此为乐。他还在月光如水的夜晚，与家人围坐在桂花树下赏秋闲话，享受与桂花有关的饮食，桂花酒、桂花茶、桂花糖糕、桂花月饼、桂花酒酿圆子羹等。他那时的生活，成了现代人心中遥远而温馨的图画。这图画几乎是每一个具有传统观念的现代人热爱的。这画中，团圆祥和的心理状态和平缓纯净的生活节奏，慢慢流淌着，仿佛从天边走来，发出清晰的声音，饱含着浓浓的诗意，应和着深深的情怀。 令人唇齿留香的桂花啊，就是这样连着古今，载着情感，牵着故乡，藏着幼时的记忆，被收进了过往的匣子，让一抹如烟月色烙上了厚厚的印记。 清可荡涤，浓可致远。那么，趁月色清辉，趁桂花绚烂，去拿来一张银质大圆盘，采集一些桂花吧。用手轻轻触碰，桂花便会哗哗啦啦地落入银盘中，于玲珑轻巧之间，令人如痴如醉。然后，一层薄桂花，一层薄砂糖，轻轻缓缓地装入洁净透明的宽大方口的玻璃瓶中。悠闲的时候，用银色小勺儿轻挑着，细细地品尝。 月亮，正慢慢地升起来。 于是，那心，是安宁的；那胃，是温暖的；那日子，是蜜甜的。（作者：管弦）来源：北京晚报
发布者：智慧读书
2022年08月19日
“把宋朝历史中看上去非常‘现代’的事项单独抽出来，加以放大，最后服务于‘宋朝是现代的’这个结论。”近日，著名学者赵冬梅对《风雅宋》等“宋粉”式写作提出批评，称这些书的内容是“非历史”“反历史”的。 “宋粉”指一批过度追捧宋朝的人，在网上，他们远比“唐粉”“明粉”“清粉”影响大。喜读宋史无可厚非，但用追星思路读书，用饭圈式手段造势，易生偏颇。 “宋粉”典型的观点有： 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宋朝GDP占当时全球的80%。 宋朝没有文字狱，言论自由。 宋朝无腐败，无内乱，人民爱皇帝。 宋朝有乡规民约，是现代社区自治的蓝本。 宋朝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很民主…… 这些观点多来自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宋粉”们抽去观点的限制、条件、立论过程等，加以移植、曲解、夸大甚至篡改，使宋朝突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中华文明的代表”，崇拜宋朝成了崇拜文明，当“宋粉”就是当“文明粉”。 在“宋粉”们鼓噪下，“宋粉”书籍大热，“宋粉”电视剧火爆，还涌现出《回到宋朝当书生》《回到宋朝当将军》《回到宋朝当公主》《回到宋朝当状元》《回到宋朝当王爷》《回到宋朝中状元》等网络小说。 可宋朝真有那么香吗？ 比文艺复兴早三个世纪？ 称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并非新观点，系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上世纪初提出。 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史观，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段，启蒙大师孟德斯鸠在《法意》中力倡此说。 古代欧洲官修史不发达，少有“以史为鉴”意识，为整合零散记录，形成这样的史观：历史不是时间上的延续，而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其中有规律可循。 换言之，有进步性，才叫历史，否则不算数。 黑格尔说：“从本质上来讲，（古代）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它不断重复着王朝的覆灭更迭，其过程中整个国家没有任何进步。” 随着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思想东渐，东方学者颇感压力：东方自古高度重视历史，留下丰富史料，却一夜之间被清零。 内藤湖南引“三段说”，套到中国史料中：宋朝科举发达，推翻贵族世袭制（宋朝134位宰相，123人出身科举，唐代仅50%）；“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儒学发达，突破了前代束缚；不抑商，商税收入一度超过农业税收；基层交给社会自组织，民众较和谐…… 宋朝皇帝不太专制，宋神宗改革，被文彦博所阻，宋神宗质问：“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回敬：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不是和老百姓共天下。 这种话，历代无人敢说。 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发生了“唐宋革命”，宋朝是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比西方文艺复兴还早三个世纪…… 宋朝GDP占全球80%？ “宋粉”们最常见的误会，是宋朝特别富裕，竟称：北宋人均GDP达2280美元，总量占当时世界的80%! 学者张邦炜在《不必美化宋朝》一文中，予以批驳：此说源自英国经济史家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原文是人均450至600美元，不知哪个好事者乘上了近4倍。更何况，麦迪森统计的是“中国”，包括辽、西夏、大理等，只算北宋，GDP总量仅占当时全球的22.7%。 宋朝史料错讹多，张邦炜指出，《宋史·食货制》载，北宋治平年间垦田“四百四十万余顷”“税赋所不加者十居其七”，换算下来即1460多万顷，超13亿亩（2020年，我国耕地保有量不少于18.65亿亩），北宋实际控制面积仅300万平方公里，这怎么可能？在这样的数据基础上，GDP是怎么算出来的？其实，麦迪逊自己都说是Guestimate（瞎猜）。 在史料中，有大量宋朝饥荒、贫困、赤贫的记载。北宋张咏在《愍农》诗中写道：“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皇帝都承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不举”（为逃人头税，不生孩子）。据《两宋农民战争史史料汇编》，北宋160余年，发生成规模的民众起义203次，远超前代。 南宋皇帝曾问名臣黄震时弊为何，黄震回答说：“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 有良知的宋朝人并不知自己身处高峰，目之所见，处处皆穷民，他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千年后正有大批“宋粉”，争前恐后想要穿越过去吧？ 打通中西 却有漏洞 内藤湖南学养深厚，精通中文，与当时中国名学者往来密切，“唐宋革命论”打通中西史学，一时被视为不刊之论。 “唐宋革命论”的方法不过是最简单的对勘，将东西方“看上去相近”的史料视为“相同”，在进化论风靡全球的背景下，它迎合了人们“各国历史过程大同小异”的错觉。 除孟德斯鸠等人的影响外，内藤湖南特别推崇顾炎武、黄宗羲、章学诚等，唐宋贵族体制崩溃说即来自顾炎武。其实顾炎武这么说，是认为宋朝后中国走了弯路，渴望重建贵族制，内藤湖南反其道而用之，认为这体现出历史的“进步性”。 “唐宋革命论”既迎合了当时的西方学者，也迎合了当时的东方学者。 18世纪的欧洲大陆曾出现“中国文化热”，启蒙大师伏尔泰称赞明朝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文豪歌德则点赞元杂剧《赵氏孤儿》。（伏尔泰、歌德都曾改编这部剧，他们均称其艺术性不足，但道德性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古代中国文化曾对西方文艺复兴有贡献，“唐宋革命论”恰好能给出完美解释。 在东方，为应对亡国灭种的压力，人们不得不用“先前阔”来做心理建设，况且宋朝的器物之美、商业之繁荣、士大夫之独立自主等，深得后代推崇，读书人心向往之。内藤湖南恰好挠中了痒处。 可问题是，“唐宋革命论”经不起推敲。这一有漏洞的“理论”，经“宋粉”滥用，更趋荒唐。 宋朝皇帝能敛财 不否认，宋朝确有不少城市很繁华。北宋都城汴京有160多行，商户达6400多家，“如遇买卖，动以万数”，此外，因南宋政府鼓励海外贸易，泉州曾居世界第一大港。这不代表皇帝特别开明，而是皇权还没来得及掐尖。 公元十至十三世纪，欧洲与宋朝都出现了商业化高峰，这与封建庄园经济淡出有关。双方都依靠法律来治理，学者郑颖慧对比二者商法，发现有明显区别：宋朝商法均自上而下，不考虑商人具体需要，欧陆商法则植根于自治城市，商人可充分参与，法律更具服务性。 以海外贸易为例，宋朝很重视，设市舶司，似在“对口扶持”，但在具体实践中，苛禁颇多。比如禁铜钱出海，超三贯便砍头。商人出海须办繁琐手续，否则“徒二年，五百里编管”。宋朝政府还垄断珍稀货物交易权，“大抵海舶至，先征十分之一”，象牙、乳香等，一律由“官市”垄断，普通商人敢买，“计其直满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过十五千以上，黥面配海岛”。 宋朝政府对商家的掠夺毫不掩饰 在国库管理上，宋朝皇帝同样家大于国、以天下奉一人。宋朝内库掌铜钱发放权，且有独立的征税渠道，完全不受政府控制，“诸州折科、和市皆无常数，唯内库所须，则有司上其数供足”。 到北宋中期，“诸路上供多入内帑，致户部经费不足”，中央财政连年赤字，只能年年向内库借钱。通过财政手段，皇帝实现了以内廷控外朝的目的。 对士大夫表里不一 宋朝皇帝不仅盘剥百姓、把持经济，对士大夫也表里不一。 据陆游《避暑漫抄》载，宋太祖立国之初在太庙立誓碑，上记三条誓言，其一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靖康之乱后，宋徽宗被掠到北方，怕宋高宗不知此誓言，专门派人告知。 其实，宋太祖便杀过88名大臣，宋太宗则是用毒高手，更不用提宋高宗杀陈东、欧阳澈等。不仅杀大臣，还大搞文字狱，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李光《小史》案等。据张邦炜钩沉，仅秦桧办文字狱，便不下20起。 宋朝是禁书最多的朝代之一。天文书、私家著史、兵书、七曜历、六一遁甲等，均在严禁之列，“违者徒二年”。刘攽的文艺理论著作《中山诗话》，因他生性诙谐，触了逆鳞，一度遭禁毁。名臣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亦被禁，举报者竟是他的曾孙司马汲。 宋朝多外患，皇帝有“忧患意识”，有时对士大夫“开明”一些，但这些“开明”从来不是制度性的，随时可收回。只是这一点点缝隙，已足以繁荣文化，并让士人产生依附感。 在基层，确有一些乡绅通过乡约，参与治理，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对比同时期英国乡村共同体，二者都有自治性质，多少也能对抗皇权，但宋朝乡约形成的是道德自治，不是法律自治，极少经济互助，更关心道德教化。这种脱离实际需要的约定，只能靠血缘亲情维系，宋朝以后，村庄与宗族日渐一体化，反而成了社会进步的阻力。 谈史不能生搬硬套 宋朝确有点像近代化，但那是不同历史逻辑的产物，不能用西方史的定见生搬硬套。只找“相似点”，忽略“不同点”，表面看是炫耀了“先前阔”，其实是把中国史变成西方史的附庸。 张邦炜在《宋朝何来“文艺复兴”》一文中指出，市场繁荣下，宋朝并没分化出新兴的资产阶级，有钱后，大家还是去当士大夫。没新阶级，何来社会转型？ “宋粉”推崇理学，以为是本土的启蒙主义，其实，它只是先秦诸子的实用专制主义、西汉董仲舒的神学专制主义的延续，还是家国同构、政神合一。 学者刘庆乐在《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理论之演进及其终结》中，指出理学继承了专制主义理论的三个基础：一是笃信社会连续性原则；二是奉行超越性的道德秩序；三是坚持经验主义原则，借口“天不变，道亦不变”，无法自我更新。 这些明显的漏洞，内藤湖南为何看不到？ 因为内藤湖南是坚定的军国主义分子，甲午战争爆发时，曾写4篇文章歌颂日军。提出“唐宋革命论”，潜台词是中国帝制必然灭亡，而共和又不能自动实现，他劝中国人放弃国家统一，割让领土给“国际托管”，当然，这个国际特指日本。 “唐宋革命论”被一些“宋粉”误会成解决当下问题的良药。年轻人喜欢读史是大好事，犯错在所难免，不必苛责，不能要求业余作者达到专家水准。但多读几本靠谱的书，少一点情绪化、理想化，可以少中招。（蔡辉）来源：北京晚报
发布者：智慧读书
2022年08月19日
盛会 何小宝 运河人家 陈金红 路上 陈连星 20只红船从四面八方汇聚成党徽形状的《盛会》、世界各国运动健儿脚踏冰鞋参加北京冬奥会的《一切向前》、金秋十月漫野高粱牧童晚归的《田园牧歌》……走进天津市北辰区文化馆农民画展厅，一幅幅时代感强、色彩鲜明、乡村气息浓郁的农民画映入眼帘。 “北辰农民画是植根于津郊沃土的民间艺术之花，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末，已成为独具大运河风韵的民间艺术奇葩。”北辰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北辰农民画非遗传承人何小宝告诉记者，目前北辰区有200多名农民画家，他们以手中的画笔描绘时代美丽画卷，展现今日乡村的新生活、新风尚。 关注时代生活 说起作品《盛会》的创作过程，何小宝很是感慨：“2022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也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我想画出农民心中的喜悦，展现新时代成就。” 有了主题，何小宝却为创作的切入点发愁。一天，他在北运河边转悠，偶然看见两只相向而行、满载而归的渔船。那一瞬间，灵感来了。“想到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想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想到嘉兴南湖上的红船，想到乡村振兴的成果……于是便有了《盛会》这张作品。”何小宝说。 北辰农民画吸收了剪纸、刺绣、草编、木版年画等民间艺术精华，因而独具特色。农民画的绘制不仅需要长时间的生活积累、观察实践，还要经过立意构思、打腹稿、画草稿、绘制、上色等步骤。一位农民画画家告诉记者，农民画画家首先要热爱生活，新时代的大事、喜事是浓墨重彩之处，身边人和事、一花一草也是灵感的来源。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在北京冬奥会“一起向未来”的主题口号下，北辰农民画家们创作出一系列冬奥题材的作品，表达出对这一体育盛会的喜悦之情。 作品《一切向前》中，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健儿脚踏冰鞋、身着冬服参加北京冬奥会，用“借形”的表现手法传达出一起向前的画面节奏，背景采用国画中的“弹雪法”，表现北京的冬之美、冬之韵；《冰球运动》以夸张的手法展现运动员的服饰和动作，传递出健康向上、顽强拼搏的精神……为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辰区文化馆召集农民画画家学习冬奥知识、了解冬奥文化，并邀请北辰农民画开拓者张为民进行创作指导。不到一周时间，14幅冬奥题材画作精彩亮相，还参与了全国巡展。 “农民画承载着农民的梦想，是农民的精神家园，展现出新时代的气象。”天津市北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委书记郭建新说，北辰农民画创作的发展和繁荣，是天津农村民间文化生态的生动写真。 助力乡村振兴 随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越来越多农民画画家把目光聚焦美丽乡村，展现新时代乡村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助力乡村塑形、铸魂。 一幅20多米长的《运河风情图》在记者面前缓缓展开，北运河穿越历史扑面而来，运河上的船只、运河边的村景、形形色色的人物，将观众带入时光隧道，感受历史的变迁。 这是农民画画家陆连江历时10个月创作的作品。陆连江是一名乡村医生，画画是他的业余爱好。“现在大家丰衣足食、生活幸福了。我就想画一条河，一条穿越历史走向繁荣的长河。”陆连江说，他一开始并没想画那么多内容，但画起来就收不住，脑海里不断迸发灵感，最后形成了这幅长卷。 作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北辰区每年都有农民画作品参加全国展览，并拿到国家级奖项。近年来，天津市北辰区政府继续加大对农民画创作的扶持力度，引导、促进农民画蓬勃发展。 《渔民的小康生活》等北辰区农民画作品，曾入选“新生活·新风尚·新年画”——我们的小康生活美术作品展示活动。“画面描绘了鱼汛开捕第一天，渔民捕到大胖头鱼的欢乐场面。”《渔民的小康生活》的作者朱桂兰说，重视环境治理、提倡科学捕捞，逐渐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创作的初衷。 北辰区也注重农民画的市场发展，推动农民画与当地旅游、文化产业融合。“一些农民画画家本身是农民，靠自己的画笔不仅打开了国内市场，还走向世界，如丰爱东、陈连星等人的作品在日本非常畅销。很多画家富了不忘乡亲，带徒传授技艺，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何小宝说。 据悉，北辰农民画曾多次赴瑞典、挪威、美国、韩国、意大利等国展出，百余件作品被国内外国家级博物馆收藏，万余件作品被国内外艺术馆及个人收藏。 推动传承创新 62岁的高文亮是北辰区大张庄镇人，也是镇里小有名气的农民画画家。这几年，镇里的文体中心改造提升，开设了农民画培训班。高文亮毛遂自荐，开班收徒，学员从最初的两三人增加到20多人。2021年，镇里组织了庆祝建党百年的画展，他们选出20多幅作品参展。这段时间，高文亮和学员们正在琢磨以“喜迎党的二十大”为主题，创作一批农民画。 为了壮大农民画画家创作队伍，北辰区于2007年组建了北辰农民画院，后又在大张庄镇和双口镇建立两个培训基地，以画院为中心，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地”的培训网络，辐射全区美术骨干。区里同时制定了项目负责制，以老带新，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聚集人才。 天津市北辰区文化馆副馆长杨健总结了北辰农民画传承的主要助推力，其中之一就是“通过和北辰区教育系统合作，大力推进农民画进校园。” 据悉，天津市北辰区双口小学已经将农民画纳入课堂教学内容，农民画课程吸引了很多学生参加；北辰区双口小学、李咀小学两所学校还编撰了专门的农民画教材……在区中小学幼儿园中普及民间绘画创作知识，让北辰农民画筑牢了传承根基。 郭建新表示：“北辰区还要继续加强美术辅导者队伍和农民画传承人及创作团队的培育、建设，让他们在坚守中传承、在变化中发展，实现北辰农民画跨越式发展，真正地传承好这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少民）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发布者：智慧读书
2022年08月19日
【文坛述往】 作者：凸凹 嗜酸是我与生俱来的口味。幼时多饥饿，为了充饥，山里人大缸置地，把能腌渍的材料，譬如树叶、野菜、蔓菁和胡萝卜等，随季节之变，适时地扔进缸里。每有断炊的时候，从缸里捞出些许，切碎，用热辣椒油凉拌，就是口粮了。对酸菜之嗜，跟着我到了平原，进而追上了楼宇——阳台上总是放着一只矮瓮，疑似出身的标识。苇岸 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与“大地之子”苇岸闲聊的时候，谈到了我的酸菜之癖，我觉得自己显得老土，面色赧然。苇岸严肃地说道：“亏你还是个书写者，这么好的大地圣事让你低看，这不是简单的口味问题，而是质朴人性、自适生活的典型体现。”他的态度让我感到亲切，便跟他讲了山地生活的种种。他听得津津有味，甚至有些兴奋，他急切地说：“你很了不起，因为你有大生活。大生活必然蕴含着大的意义，你要对得起书写者的身份，把它们挖掘并呈现出来。为此，我向你推荐两本书，一是梭罗的《瓦尔登湖》，一是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 因为苇岸的缘故，我再腌酸菜时，不仅理直气壮，还把其视作一种庄严的生活仪式。 思苇岸，于是搬过他的三大卷日记，置于案头。他的日记，是由冯秋子女士呕心沥血而编，总题为《泥土就在我身旁》。这个书名真好，不愧是思想者为思想者编文集，明暗之中总是相通的。我这是第三遍读苇岸的日记了，因为它宏富而深刻地揭示了人与文的关系，让我们看到，苇岸的做人与作文是一致的，他极简主义的文字品质和书写方式，取决于他极简主义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因而他的文学，便不是文人之文，而是赤子之文，甚至是圣子之文。所以，他的日记虽然不是端方的结构，却也是大著，甚至比他的“正本”（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还要有多元、多义的内蕴与价值，便不仅是形成“互文”，更是独立的精神宣言，理应耽读不止。 在苇岸的日记里，有不少关于我的记述。 他在1994年6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北京的一个散文作者凸凹也参加了会，他对我的散文推崇备至，他说凡是我的作品他都是要找来读上几遍的，他说，不要多写，每年有几篇足矣。且我的散文适合在《美文》发表。 这篇日记，既确定了我第一次与他见面的日期，也交代了我们最初的交流内容。可以证明，是“新散文运动”让我们走在了一起。 那次会议是个散文创作研讨会，话题的中心是“新散文”的写作现象，由中华文学基金会和北京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地点在文采阁。报到时，就遇到了苇岸。他长脸长身，有异相，我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苇岸敏锐地捕捉到了，他走过来，说道：“我是苇岸。”我赶紧掩饰自己的失态：“我是凸凹。”苇岸说：“凸凹我是知道的，从文字风格来看，以为是个老者，不期是个壮汉，且身材魁梧、面色白皙，还多少有点女相，堪比屠格涅夫。”我赶紧答道：“苇岸我是知道的，《大地上的事情》写得简洁、准确、朴质，每个字都好像是一颗思想的头颅。”他立刻惊愕了，不知如何对答，只说了一句：“让我们留下通信地址和电话吧。” 他在1994年8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同良乡的凸凹通了电话，其中我谈了对他送我的《两个人的风景》散文的看法。细节叙述的优胜，但个别中未见一般。对于故乡不宜用一两篇散文表述它，而应写一部小说。 在文采阁的那次散文座谈会上，我送了他我的乡土散文集《两个人的风景》，并索要他的赠书，他说，他刚编了一本小册子，放在楼肇明先生那里，作为“游心者笔丛”的一种，但还未出，因为书太薄了，还要赶写一组《作家生涯》，一旦出来就送我。 他读过我的赠书之后，打来电话，很真诚地说看法。电话里，他极为迟缓地低语，似乎很照拂对方的感受，便很努力地选择适当的词语。他建议我写沈从文《长河》式的长篇小说。他的话催生了我的长篇小说《慢慢呻吟》。 在1995年6月7日的日记中，他记述道： 《北京文学》的会，在公主坟的城乡贸易中心五楼会议室开。关于散文的讨论会，它的目的是组稿。中年作家有肖复兴、韩小蕙、高红十、刘孝存、方旭等，青年作家有冯秋子、尹慧、杜丽、姜丰、凸凹等。 这篇日记虽近乎“流水账”，却相当重要，因为它记述的是关于“新散文”写作里程碑式的事件。这次会议，准确地说，是“新散文”写作的推进会，那些中年作家的出场只是助阵，目的是“逼”到场的青年作家，也就是当时“新散文”写作的骨干作家写出新作，以壮声色。会后，果然有所成就，《北京文学》很快就隆重地推出了“‘新散文’作品专辑”，加固了“新散文”的符号地位和文学影响。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我拿到了他的《大地上的事情》。 他的赠书，使我得以系统地品鉴他的文字世界。他的书，绝不是古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所说的给人带来“灾难”的书，而是在物化世界里，能够喂养灵魂的“拯救”之书。情动之下，我急切地给他打去电话。于是，有了苇岸1995年9月11日在日记中的记述： 凸凹打来电话，谈了对《大地上的事情》的看法：“（这）是我中秋节最好的礼物。这两天我什么都没干，专看这本书。这是一本值得放在书架上的书。这本书立得住，它使散文扬眉吐气，散文家（因此）也可以挺起胸（膛）了。” 延续这种意绪，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集中阅读了“新散文”写作群体中大部分同龄人的作品，觉得“新散文”已经具有了鲜明的文体特征，有“超越”的品质，在开放、兼容和打通中，有了强劲的表达功能。兴奋之下，我把自己的感受专门写成了一篇文章。文章发表的那一天，我给苇岸打了电话，遂有了他如下两篇日记： 1995年12月14日 下午五点，凸凹打来电话，问我是否看到了今天的《光明日报》，我说还未看。他说在《读书与出版》版上，他的一篇随笔发表了，叫《书读同龄》，涉及我的《大地上的事情》。在电话中，他给我念了一下。 1995年12月15日 在学校我看到了昨天《光明日报》上凸凹的文章《书读同龄》。同时该版刊头为《大地上的事情》封面影印。文章中谈到了伍立杨、彭程、邱华栋、韩春旭和苇岸各自的散文集。凸凹的文章行文灵动，用词丰富。但有口吻武断、语意不明的个人化色彩。 记得15日晚，苇岸给我打来电话。他基本同意我的观点，但也指出，对个别人的论说欠准确，而且，论述的时候应该用平和的语气、商量的口吻。我说，周氏二兄弟的文字我都是喜欢的，但我更倾向于鲁迅的立场鲜明，至于知堂的平淡、冲和，我本能地推拒，因为我生于京西山地，那里遍地石头，石头碰石头，只能发出直截了当的声音。他久久无言，最后嗫嚅道：“那么好吧。” 后来，他强烈地推荐我读雅姆的作品。他说：“雅姆的《祈祷》《和驴子一起去乐园为他人祈祷》我不知读了多少遍了，它们散发着一种令人欣悦的高于人性的或者说展现了人性另一种可能的清澈、宽阔、仁爱、朴拙的气息，其所具有的正是‘土地’和‘谷物’的意义。因此，雅姆之美，正是我们这些大地道德阐释者的写作原则。从此，雅姆成了我知识谱系、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写作伦理，使得装得下万物，装得下万民，装得下阳光下所有的生命，向善与爱，自律与节制，干净与有灵，成了我文章的底色。” 后来，我们的文字气象和精神气象有什么样的坚守与升华，都在苇岸的日记里有细致的陈述。便可以说，苇岸日记，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大典。他之所记，也含有我等的形迹；他之所说，也是我等心中所思；他之精神所循，也正是我等的信仰所求。在“大地道德”的精神建构上，我们结伴而行。起初我们都用散文，后来经由他的一指，我又多了小说。所以，如果说他是一棵永恒之树，那么，我们就是在他的金枝上不断合唱的灵鸟。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发布者：智慧读书
2022年08月19日
作者：钱仓水（淮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我在不同年龄阶段读过，感受不一，先为其梗要叙述白蛇娘娘的故事吸引，后为其彻底的反封建压迫的思想感情打动。近二十多年来，我研究中华螃蟹文化，换了一个视角，又觉得鲁迅是一个技术娴熟的吃蟹行家，最近为追溯“蟹和尚”传说的来龙去脉，发现鲁迅更是一个在螃蟹话语上有继承开拓之功的文学大家。蟹 唐云/绘 “蟹和尚”的历史脉络 民间俗称的“蟹和尚”，实际上就是螃蟹胃袋里的胃磨。将螃蟹煮熟，揭开背壳，剥去黄膏，便是承接蟹口和食道的胃袋，圆锥状，外面包裹着灰白色的薄膜，里面常见食物残屑和泥沙。胃袋里有形态独特的骨质化咀嚼器，凭着肌肉的扩张收缩可以转动，把吞进的食物碾磨成细微颗粒，因为长在胃里，通称胃磨。把胃袋翻转，抖落污物，便见胃磨，整体黄褐色，头上一圈黑色，犹如削发后的圆顶，乍看，仿佛是一个披着袈裟打坐的和尚，这就是“蟹和尚”。 我先梳理一下中国人自宋至清认知“蟹和尚”的历史脉络。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蟹斗精上有孔，其中有子有泥，食之杀人。”这“蟹斗精上”，即蟹额区中间的蟹口，“孔”当是又短又直的食道，“其中有子有泥”，触及了食道末端的蟹胃和胃磨，“食之杀人”，它是不能吃的。明朝高濂《遵生八笺》：“《本草》云：蟹盖中膏内有脑骨，当去勿食，有毒。”历史上称《本草》的医药书籍甚多，此为何代何人所著，未详，谓“蟹盖中膏内有脑骨”，可以确定为胃磨，只是称作“脑骨”而已。 据我查考，最早把“脑骨”形象地叫作“蟹和尚”的，或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薛朝选，他在《异识资谐》里说：“蟹黄中有小骨如猴，俗呼蟹和尚。儿子擘酒蟹说，一僧兀坐胡床，余观之，果相似。近有上人作诗称为蟹壳仙者”（此书未见，转录自清孙之騄《晴川后蟹录》卷二“蟹仙”条）。这条文字，反映了时人观察到了蟹黄中骨质化的犹如“一僧兀坐胡床”的胃磨，称之为“蟹和尚”或“蟹壳仙”。 至清，屠绅在神魔小说《蟫史》第二十卷里说，交趾一贼，精气已铄，跃入江中，“乘海蟹空腹入之”，捞蟹人得而刳其腹，随手取出，“俨然盲僧”，点及“蟹和尚”由来。张南庄在滑稽小说《何典》里反复提到“蟹壳里仙人”，第六回中让其现身，一个“戴一顶缠头巾，生副吊蓬面孔，两只胡椒眼，一嘴仙人黄牙须”的道士，点及相貌。秦荣光在《上海县竹枝词》里说“无肠牵挂成和尚”，自注“蟹筐中有袋泥软壳，俗称蟹和尚”，点及处所。 以上种种说明，作为蟹腹中隐蔽而微小的“蟹和尚”，一方面已经写进笔记、医书、小说和诗歌，广为群众所知；一方面受到时代局限，所记又都显得简略、空疏、模糊、零星，没有留给人完整而清晰的印象。 全方位书面记录“蟹和尚” 1924年10月28日，鲁迅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从听说雷峰塔倒掉的消息写起，引出白蛇娘娘被法海和尚压在塔底的故事，再讲到玉皇大帝拿办法海，他逃到蟹壳里避祸，接着便是如此一段： 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 这段文字浅显、优美、亲切，写法层层剥笋、步步推进、引人入胜，随着“煮”“取”“揭开”“吃”“露出”“切下，取出，翻转”一连串的动作，终于见到了“蟹和尚”。对照历史上“蟹和尚”的记录，明确地交代了它的位置，精准地说明了见到它的步骤，形象地勾勒了它的形态，从零星到完整，从模糊到清晰，从空疏到缜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鲁迅是全方位书面记录“蟹和尚”的第一人。 这段描叙文字的溢出意义，还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被后人仿效的操作模式。我就是其中一人。出于对“蟹和尚”，即躲在蟹壳里避难的“法海”的好奇，我按照鲁迅指示的程序和方法，曾经独自并为子女、为友人表演“捉拿法海和尚”。每次都兴趣盎然，反响热烈，当大家看到法海竟躲在如此封闭而窄小的胃袋里，与死鱼烂虾、浮萍水草为伴，也都从心底里喊出“活该”。 鲁迅为什么能够笔墨灵动、娓娓描叙呢？他是浙江绍兴人，“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自小爱吃会吃。之后，他关注过生物，学习过解剖，讲授过博物学，特别是从头到尾抄录过北宋傅肱《蟹谱》，发表过螃蟹脱壳的寓言式小品《螃蟹》。从这段文字可以推定，他早先一定对历史上所说“蟹和尚”产生过浓浓的兴趣，就在自己吃蟹的时候，刨根究底，仔细观察，经过知识储备，亲自摸索，于是才得心应手写出了这番朴实而精彩的话语。 “蟹和尚”与“法海禅师” 更可贵的，鲁迅又把“蟹和尚”引入了白蛇娘娘的故事里，成了这个故事冠冕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白蛇娘娘的故事，流传悠久，先见于笔记，后来写进了小说，搬演于舞台，说唱于书场，为我国四大传说之一，家喻户晓。 鲁迅小时候就听祖母讲了这个故事： 有个叫作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许仙了；青蛇化作丫环，也跟着。 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水漫金山”……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 雷峰塔是1924年9月25日倒塌的，当时报纸报道了这个消息后，人们议论纷纷。或说明其倒坍的原因，或回顾其建造的历史，更多的是对失去杭州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惋惜。当然，鲁迅也怦然心动，经过醖酿，博观约取，另辟蹊径，在一个多月后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他震聋发瞆地说：自我听了祖母讲述白娘娘故事，“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为什么呢？“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特别要说的，就在这篇杂文里，鲁迅把“蟹和尚”与“法海禅师”挂上了钩。“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不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对于这个挂钩，大家都毫不在意。其实，这是鲁迅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充分体现，是前所未见的令人拍案称好的神来之笔。一方面使漂移了几百年的“蟹和尚”获得了一个人们熟知的身份，人格化了，一方面使人神共愤的“法海禅师”获得了一个永无出头之日的归宿，物质化了，相得益彰，融合为一。至此，白蛇娘娘的故事才算有了一个最终的圆满结局。 白蛇娘娘故事的圆满结局 鲁迅说，这个结局，“或者不在《义妖传》（按：清朝陈遇乾所著的讲述白蛇娘娘故事的弹词）中却是民间的传说罢”，诚然，不在《义妖传》中，可是，据我所知，亦不见之前所载的文字记录，故而推测，当是鲁迅萦绕心间已久的卓绝创作，退一步说，即使不是鲁迅自己的创作，那也是鲁迅把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在文学上作出的最早披露，无论哪种情况，鲁迅都是功不可没的，都是白蛇娘娘故事里最符合广大群众意愿的结局。 必须补充，自鲁迅首开记录说了“蟹和尚”就是躲在蟹壳里避难的“法海禅师”后，才陆续出现民间相关的后续故事：如说螃蟹背壳上为什么凹凸不平，那是青青见法海躲进去后用剑画的符，锁禁他；如说螃蟹本来是直着爬行的，自横行霸道的法海钻进去后只能横着爬动了；如说螃蟹嘴里为什么老吐白沫，那是法海在蟹腹里念经，妄想解脱…… 常说鲁迅是有着特识卓见的文学大家，即以他的螃蟹话语而言，在《今春的两种感想》中讲了“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讲了“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这两个观点也闪耀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芒。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发布者：智慧读书
2022年08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