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继光黄继光是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的英雄人物。在1952年10月14日开始的战役中，黄继光所在的135团二营六连负责收复多个阵地。当连队面临敌方火力点无法攻破的困境时，黄继光挺身而出，请求承担爆破任务。他连续摧毁敌方火力点，但最终因伤势严重，用身体堵住了敌方的机枪射孔，英勇牺牲。黄继光的英勇行为得到了高度评价，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并获得其他多个荣誉。

光明日报作者：曾攀                                                                                     杨沫（1914年—1995年） 图片选自同心出版社出版的《杨沫百年纪念图文》                                                                             1986年，杨沫（左一）与妹妹白杨看望巴金先生 图片选自同心出版社出版的《杨沫百年纪念图文》                                                                         1965年，杨沫（左一）来到北京房山蹲点体验生活 图片选自同心出版社出版的《杨沫百年纪念图文》                                                                                                                      小说《青春之歌》 图片选自同心出版社出版的《杨沫百年纪念图文》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杨沫小说的意义在于她延续着五四以来的青春叙事，并且在新时期依旧试图“接榫”这个传统，努力创造出新的价值范畴。在这个过程中，她写出了一代人甚至是一个民族的“青春之歌”，以林道静为代表的小说人物，从一个普通人到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经历过多少次的决裂与抉择，上下求索、九死不悔，谱就抛头颅、洒热血的生命礼赞。同时，这还是一代人写就的“青春之歌”，既是具有总体意义的中国青年的生动写照，又意味着无数革命者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呐喊。杨沫说过：“我常感到，一个革命作家的书不应是用笔写成的，而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不是一个人写成的，而是一代人写成的。”在“青春三部曲”即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之中，还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散文作品之中，杨沫善于将现代女性置于革命历史的洪流之中，展露她们生命里最重要的嬗变时刻。这是大历史的重要显影，也是细微幽深的主体衍变。在这里，女性承担了一种“思想者”的角色，精神的风暴时常席卷她们的内心——在经历情感结构的艰难转型中，不断地向一种信念感以至崇高感跃进。在这过程中，杨沫展现出的真诚、纯粹的写作姿态历来被人称道。正如王蒙在《我看杨沫》中所说：“文如其人。杨沫是一个极真诚，极本色，而又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人……她从不躺在作家的宝座上颐指气使，寻衅滋事，她更不会以利欲熏心的污秽玷污文学的圣洁。她专心致志地从事创作，创作，还是创作。”1.“青春应当是鲜红的，永远地鲜红——生命只属于这样的人”《青春之歌》不仅是对一代人青春的追忆和缅怀，更是在新的历史逻辑中重新寻求生命价值的尝试。小说的最后，林道静追随江华奔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杨沫后来追忆说：“那时我还年轻，目睹了国亡无日的惨景，目睹了旧社会的黑暗、冷酷；更深切地体会了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没有出路的痛苦。”感时忧国的情怀始终浸润着杨沫的作品，特别是其中真切而深沉的女性意识，从精神世界的犹疑不定转向勇往直前的坚定，由此感知历史的动荡，洞察人心的变迁，更觉悟出生命的高贵和使命的高尚，“青春应当是鲜红的，永远地鲜红——生命只属于这样的人。苍白的、黯淡的生命，只是宇宙间一闪而逝的轻尘。时间会嘲笑那些尘埃似的生命——没有青春的生命”。杨沫的作品一以贯之地关注个体的生存困境与当时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她说：“那个时期多少青年都在忧心如焚地探索‘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还有不受侵略、独立富强的日子吗？’‘人——青年人，应当怎样度过他的一生呢？’”她的创作，不是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而是以文学的方式直面这些问题，亮出一个作家的真诚回答。如此的追寻和求索，使得她的作品紧紧扣住一代青年的心灵所向、精神所系，从而使之英华永驻。《青春之歌》为什么能够使人感动不已，影响深远？王蒙就认为它不是那种单纯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品，“而是杨沫自己的，或是那一代人的一种有血有肉的走向革命和在革命斗争中得到锻炼，得到成长这样一个过程。这样的目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文学本身。也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真实的人生”。也就是说，杨沫的作品以真诚的笔触，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呼唤，与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处于迷茫中的广大青年展开一场纸上的倾心交谈，从而让作品成为一次精准而深刻的把脉。2.“心中澎湃着的人物出世了，他们才使这本书活跳起来了”在《青春之歌》中，从逃离家庭开始，林道静踏上了她的“娜拉出走”之旅，出走之后怎样？在这个过程中，“觉醒”成为一代人的关键词，指示着一种既具有总体性又富有个人化的选择路向。杨沫通过时代的动荡写出了人物思想转变和获得新生的过程，她们的心性不是僵化的而是流动的，人格不是扁平的而是立体的。这当然与转折时代的个体选择紧密关联，但是再剧烈的历史震动，最终还是需要历经主体内在精神结构的催化。长篇小说《芳菲之歌》的背景是抗日战争。在国仇家恨的特殊历史境况下，一二·九运动前后林道静到北大工作，化名“路芳”，后来被派到西安做东北军的工作，开启了她生命中的全新阶段。杨沫选了一个颇为巧妙的切口，那就是战争背景下的医院和医生。小说书写战地医院的状况和医务人员的生活，柳明和林道静两名主要女性在救死扶伤中，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中，在斗智斗勇的惊险中，也经历了自我的感情波折，她们身上展露出丰富的心绪、复杂的情感和敏感纤弱的心灵。“刚”与“柔”的相融，“硬”与“软”的结合，是杨沫创作上的一个显著特色。正如文学评论家阎纲评价说，杨沫了不起的地方在于“把一个有丰富的战斗生活的救亡运动和情意绵绵的感情刚柔相济结合起来”。他进而写道：“这样一种又战斗又有爱情生活和个人灵魂世界的披露，把它组织成一个娓娓动听的传奇故事。这在解放后的新中国文学中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英华之歌》写的是1939年至1942年的历史，延续了《芳菲之歌》的抗战书写，呈现根据地紧张、危险的生活实况。杨沫从抗日队伍的生命遭际和情感状态入手，将镜头慢慢推至正面战场。事实上，这样的情况更有利于林道静、柳明等女性形象的成长。小说中，卢嘉川、江华分别是林道静曾经的恋人和后来的丈夫，但他们更是“同志”。微妙、复杂的情感使得林道静的内心“第一次”展开了激烈的交锋，那是“理智与情感的交锋”。这里强调“第一次”，确实有别于既往林道静的个人选择阶段的情状，而更多融入了革命同志之间更高层级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他们往往因为需要顾及“大家”而不得不抛却儿女情长。后来，林道静被捕后早产了一个男孩，幸得柳明的照顾艰难存活；江华誓死抗争直至最后牺牲；卢嘉川目睹林道静身负重伤，悲痛欲绝却只能再次与之分别，踏上抗日反“扫荡”新的征程。在“青春三部曲”中，杨沫充分展现了她的人物辩证法，以及总体意义上的人生观，以此还原生活中的个体，也重塑活生生的主体。她说：“在《英华之歌》中，我尽微薄之力，实践着我对文学的此种观点——写高尚无私的人，也写卑污的人。通过人物的思想感情、情操，亦即人物的欢乐、悲伤、痛苦等感情的激动，尽量塑造生活中的人。”杨沫的小说始终关注人、塑造人，努力呈现出人物的性格逻辑、命运轨迹和价值追求。在分析为何《青春之歌》广受欢迎时，她自认为是由于“我心中澎湃着的人物出世了，他们才使这本书活跳起来了”。正是因为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倾注了大量心血，让人物时时在心中“澎湃”，当这些人物在笔下“活跳”时，作品的生命力和号召力就有了不竭的动能。3.“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应当给人以崇高的美感享受，用小小的烛光照亮大千世界的每个角落”相对于长篇小说“青春三部曲”，特别是经典的《青春之歌》，杨沫的中短篇小说并不十分引人关注。事实上，她的中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互文关系，无论是历史大变革时期的家庭书写和人物命运，还是人物情感转换和价值抉择的呈现，都能见出“青春中国”的延伸和余绪。这意味着杨沫试图以一种切片式的观察，进入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重要断面，更重要的是以敏锐的触角，融入“自传式”的切身体悟之中，重新思考情感逻辑与历史伦理。中篇小说《苇塘纪事》书写了三种对象：同盟、敌人，以及后来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成为重要讨论对象的“中间人物”。同盟即英雄人物、革命者及其同道，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小说里“他们冒着危险，拼着性命送我，一见之下，我们自然就把生命联在一起了”。敌人则是侵略者和变节的汉奸。颇有意思的是中间人物，他们身上充满着机会主义的摇摆、犹疑，甚至投机取巧，又非大奸大恶。从中间人物所延伸出来的视角，可以从更多维度观照当时的社会现实，透视多重棱镜中的历史现象。杨沫的小说注重考察人物的关系网络，从中建构人物的情感认知，进而展开价值判断。比如，《某家庭》描摹出抗战时期中国家庭的悲剧情状。炳儿的父亲受汉奸之惑吸食大烟，导致家破人亡，而母亲是微不足道的纱厂女工，嗷嗷待哺的孩子只能躺在床上忍饥挨饿。杨沫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写法，呈现了当时的社会和家庭情状，也体现出五四运动以来现代文学的叙事结构和伦理模式。在自述中她写道：“我读了鲁迅先生的许多作品，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对我颇有启发、影响，也使年轻的我，有意无意地模仿起来。功力太薄，无法比拟，依然是一个初学写作者的稚嫩笔调。”她的这个社会问题小说以炳儿的呓语结尾：“妈妈，我饿呀！爸爸是拿枪打日本鬼子去了吗？”尽管潦倒的丈夫将家庭和自己拖入了深渊，但叙事者还是对之报以哀矜和悲切。孩童毕竟是天真的，又或者说杨沫终究不愿陷入彻底的悲观，总是希望能够发掘出哪怕是一丝丝的光亮。就像她在《英华之歌》的后记中所写：“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应当给人以崇高的美感享受，用小小的烛光照亮大千世界的每个角落，借此洞悉人生的美好……”小说《浮尸》以于老婆子的幻想收尾，她的儿子于小三子自小说开始就已经遭遇悲剧。但是家中母亲和媳妇并不知情，一面怀抱希冀一面忐忑不安。小说以全知叙事的方式，率先将于小三子之死摆出，再设置对照的镜像，映照一个家庭之丧子与丧父不自知的情况，却始终没有在人物层面加以点破。小说充满着对当时社会现状的痛彻反思，却又在形式上保留了一抹浅淡的希望。在文学的世界里，杨沫总是保持着真诚与谦逊，追寻心中的那一束光。比如，1963年5月6日，她在日记中写道：“《青春之歌》真像丑娘养了个俊女儿。我的水平——无论政治和艺术水平，使我从来没有想到，能够写出一本受热烈欢迎的书来——自己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这件事。”不过，她也有自己的坚守和笃定。比如，她在《往事悠悠》中写道：“无数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的中青年作家，他们令人目不暇接的好作品，令我欢喜又望而自惭，却也不气馁。给我鼓舞的是：文学应该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百花齐放嘛。”她始终在以自己的方式奏响文学上的“青春之歌”。总体而言，杨沫的写作延续了五四时期的革命历史与现实问题书写，她在文学中推动“革命逻辑”到“行动诗学”的演变，其中无不充满着乐观主义与浪漫主义，并传达出她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和对价值追求的认知。当下的青春叙事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她在写作中展现出的真诚态度和本色风范令人敬仰，依然值得学习和借鉴。（作者系《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责任编辑：贾倩

东周时候，有一个姓莱的人，因为上了年纪，所以别人就称他为老莱子。老莱子生活在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春秋时代，因看不惯世间的名利角遂和诸侯兼并，就隐居在荆门象山脚下，过着垦荒耕种，喝泉水，吃杂粮，树枝架床，蒲草做垫的日子。 老莱子是春秋晚期著名的思想家，道家思想的肇始人之一，楚国人，出生于康王时期，卒于惠王时期。他一生著书立说，传投门徒，宜扬道家思想。遗著有《老莱子》十六篇，汉魏时亡失。有少数言论在《子书》《战国策》等书籍中有所收录。据说楚王非常器重老莱子的渊博学识和高尚品格，亲自登门邀请他出山。老莱子很受感动，接受了邀请。老莱子的妻子打柴回来，看到山庄周围凌乱的车轮轨迹和马蹄印，就问什么人来过。老莱子就把实情告诉了她。他的妻子劝阻说：“常言说得好，‘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有权有势的统治者既然舍得好酒好肉款待你，必然要使唤你，奴役你；既然肯用高官厚禄封赠你，必然会轻易将你的命运捏在手里。咱们是山村野夫，放满不料，无拘无束，自耕自食，不与世人争权夺利，多么逍遥自在，犯不着被人牵着鼻子走，任人摆布。”结果，老莱子听从了妻子的劝告，没有去辅佐楚王，楚王也未加勉强。 老莱子天性极为孝顺，平时供给父母所吃的东西，都是经过他精心挑选的最甘甜的、最爽脆的食品。原来，他知道父母上了年纪，牙齿都快掉光了，如果不是甘甜爽脆的食物，他们是吃不下去的。他本人的年纪也有七十多岁了，但他自己从不称老，这是因为自己的父母都还健在，自称老人就越发显示出父母的年迈力衰。他恐怕伤了父母的心，所以从不自以为老人。 为了使父母开心，老莱子还常常穿着小孩子才穿的五颜六色的花衣服，扮作一个小孩的样子，在父母的身旁戏耍。有一次，他挑着两桶水到客堂上来，故意脚下一滑，跌倒在地，两桶水也打翻了一地，他就躺在地上学着小孩的声音大哭起来，父母看着他滑稽可爱的模样，大笑不止。成语寓意古有烽火戏诸侯博红颜一笑，也有彩衣舞杂耍博父母一笑。人生七十古来稀，装痴扮傻更稀奇，人尚在襁褓的时候，父母经常要哄逗子女，可人们长大后为了生计各奔东西，却往往容易忽视父母。古语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成语告诉人们，人生在世，应该孝顺父母，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孝顺父母，不仅要让他们衣食无忧，更要让他们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孝顺父母也并不在于有多少为父母制造欢乐的能力，而在于是否有一颗全身心关怀父母的心，让他们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晚年。

时代命题，青年作答，历届两会上都有很多青年代表、委员的身影，他们在各自擅长领域散发光芒、绽放芳华，用年轻的视角关注百姓所思、所想、所盼，用坚实的臂膀扛起时代担当与责任。“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联合各省级学习平台开展“强国青年上两会”联动策划报道，邀请来自各省（区、市）的青年代表、委员，讲述自己的奋斗历程和履职故事，激励广大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涵养进取品格，以奋斗姿态激扬青春，不负时代，不负华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本期邀请全国人大代表， 中建五局总承包公司项目质量总监邹彬，讲述自己的履职故事。干一行爱一行 成长为大国工匠全国人大代表邹彬：小事当成大事干，成就人生最精彩。大家好，我是邹彬，今年29岁。从一名来自湖南农村的工地学徒，到中国在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上的首位获奖者，再到全国人大代表，变化的是身份，始终不变的是精益求精和在每一件小事上追求极致的初心。2018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以来，我始终扎根一线，在全国各地调研，提交建议10余件，致力于为农民工群体代言，陆续帮助3万余名建筑工人提升技能。我永远不会忘记2020年，我在基层代表座谈会向习近平总书记面对面汇报成长经历时，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将始终把青春和奋斗书写在基层，带动更多人依靠双手成就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在这个人人都能出彩的时代，哪怕只会砌墙这门手艺，都有出彩的机会。这个出彩并不是我个人的出彩，我只是千千万万农民工里的一个缩影。希望我的成长经历能感染带动更多年轻人，鼓励大家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责任编辑：张劼夫 肖娟总平台审核编辑：锦林

                                   “其实不是孩子们不爱看书，而是在乡村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书给孩子们看。”说起自己发起乡村领读人志愿活动的初衷，白丽娟这样说。2018年，白丽娟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家乡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金鸡乡金鸡村。她发现虽然家乡的道路设施、学校建设、卫生环境等物质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却仍没有一个可以让孩子们静心阅读的场地，“仅有的一间书店只是在卖教辅材料。”这让白丽娟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想要让乡村孩子们了解到什么是好的图书。”有了想法，白丽娟立刻行动起来。2020年底，在老校长杨李昌的支持下，白丽娟将金鸡乡东方村谢家庄闲置的乡村学校改造成了一座mini公益图书馆。mini图书馆的出现，让当地的孩子们对阅读产生好奇，白丽娟告诉记者，附近村子里的孩子们经常会在周末结伴来看书。2021年1月，依托乡村mini公益图书馆，她发起了乐涤乡村儿童故事会，至今已经开展20余期活动，服务2000多人次。乡村mini公益图书馆建立后，如何持续运营和宣传乡村阅读成了白丽娟面临的新难题。为了让更多的人接触阅读，白丽娟成立了“乡村领读人”志愿服务队，让乡村阅读服务“流动”起来。“我们骑着三轮车把图书带到广场、幼儿园门口等地方‘摆摊’，孩子们可以在现场看书，也可以听我们讲故事。”增强乡村阅读流动性的同时，白丽娟也在努力拓展新的乡村阅读服务阵地，她与青龙街有无书院等网红书店合作，并进驻农家书屋开展常态化运营。今年，白丽娟联合周边的乡村小学，开展“书香进校园”活动，让“乡村领读人”走进校园，带领学生一起拓展绘本阅读、趣味阅读。如今，许多曾经参加乡村故事会的宝妈在白丽娟的积极争取下，也加入了“乡村领读人”志愿队伍，“我自己也是成为妈妈之后，才开始关注阅读对孩子成长的帮助。”白丽娟说。在乡村阅读活动开展过程中，有许多乡村宝妈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到了乡村妇女的热情，白丽娟依托mini图书馆，发起乡村亲子故事会，陪伴0至6岁乡村婴幼儿家庭开展亲子阅读，提升家长亲子阅读的意识与能力，至今共计开展15期，服务80多组家庭。今年以来，白丽娟还开展了“乡村领读人”培训，梳理乡村阅读服务经验，希望支持更多的本地志愿者们从“小白”成为一名合格的“乡村领读人”。“在给孩子们读绘本、讲故事的同时，她们自己也在学习成长，自信心也增强了。”提到未来，白丽娟满怀期待，“我希望能够助力乡村妇女更好地成长，带她们出去学习、开拓视野。”

北京市房山区妇联充分发挥“联”字优势，紧紧围绕房山区基层社会治理核心，探索带动妇女参与基层治理，成效显著。通过“五个坚持”“五项行动”，培育打造“巾帼好邻居”服务品牌，采取巧借力、强组织、激活力、抓载体、融服务等有效措施，将组织优势、组织资源、组织力量积极融入基层治理大格局，正在共同绘就“巾帼领航、群雁齐飞”的美丽图景。强基础、建阵地，开展强基固本行动让基层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化拉拉家常、话话生计，听听需求、办些实事。今年9月底，房山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焦迎彦围绕“四下基层”，带领班子成员深入韩村河镇困难妇女家庭。此次活动中，房山区妇联协同园林绿化局、城指中心等“好邻居”单位，赴韩村河镇共同开展“房山好邻居 阳台一盆花”助力花园城市建设，积极发动镇、村、社区约150名妇联主席、妇联执委、巾帼志愿者入户走访，深入336户困难妇女家庭听需求、办实事，赠送爱心绿植400盆，并收集解决问题近170条。持续推进区、街镇、居（村）三级妇联组织的纵向贯通。目前，房山区思想素质好、协调能力强、服务热情高的各级、各领域妇联执委超过8800名，成为妇女儿童工作的智库和臂膀。广泛动员、横向推动区直机关7大系统及其所属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共建立妇联组织260个。花香蝶自来，梧高凤必至。为持续关注新兴领域女性群体，坚持“党建带妇建、妇建服务党建”，积极探索组织阵地、联系服务、妇女工作向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中延伸覆盖，目前房山“三新”领域共建立妇联组织85个。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站所等阵地，打造妇联、妇女之家、驿港湾、巾帼志愿阳光站等多种妇联组织形态，实现阵地增容扩能。                                                                                                                         巾帼志愿服务蓝天救援队开展关爱活动此外，结合党建网格化管理实践，将乡（镇）村（社区）妇联干部、执委、巾帼志愿者等纳入基层治理体系，纳入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化解调处队伍，负责所辖网格的社区管理、志愿服务、美丽庭院创建等工作，构建起全面掌握实情、及时反映民情、迅速解决问题、有效化解矛盾的长效工作机制，使多元化的巾帼好邻居成为助力基层治理大格局不可或缺的底色。“我们坚持同方向、共发力，实施思想领航行动，让‘巾帼好邻居’在基层治理中画好最大同心圆；优机制、融服务，坚持搭平台、聚合力，实施家家幸福安康行动，让‘巾帼好邻居’协同奏响基层治理新乐章。”焦迎彦说。实施维权服务行动合力浇筑基层治理幸福花巧借力，打造普法宣传阵地，畅通妇女维权渠道，线上线下齐发力、合力打造普法宣传新矩阵，开展妇女儿童法律法规宣传主题活动83场次，专题讲座65场次，参与群众22000余人。                                                                                                                        “巾帼好邻居”志愿服务促进项目启动依托北京市巾帼家政企业开展“巾帼家政·教培兴农”培训项目，先后在大石窝、张坊、燕山、韩村河、琉璃河、窦店、南窖、青龙湖等乡镇开展培训12期，培训376人，打通家政服务“最后一公里”。房山区妇联联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专场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80余人。多措并举，多向发力，不断擦亮基层治理“妇”字招牌。房山区妇联与区律协联合打造“巾帼律师服务团 妇女维权零距离”品牌，组建巾帼女律师服务团队，对乡镇妇女儿童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普法讲座21场，个案服务近90人次。开通反家庭暴力案件绿色通道维权热线，由“好邻居”单位房山区人民法院依法监督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履行情况，并与区公安局、司法局、民政局、妇联等“好邻居”部门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实现民事诉讼强制措施和治安管理处罚措施的无障碍衔接。“巾帼好邻居”越来越多，朋友圈越来越大，幸福感越来越强。重联动、多形式，实施暖心服务行动让基层治理百花齐放近日，房山区石楼镇坨头村巾帼志愿服务队开展了为老年人免费照相的志愿活动。一大早，志愿者们帮助老人们整理衣服、拍照，还为老年人精心制作了电子版相册。房山区“巾帼好邻居”在服务主体和服务对象上，从最初的女性和女性集体，扩展为“一老一小”、妇女和家庭，服务的主体则突破了性别限制，由单一的女性及女性集体，扩大至能够为“一老一小”、妇女和家庭服务的个人、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等。巾帼好邻居的服务主体更加多元，服务内容更加广泛。                                                                                                                开展“巾帼筑爱 相伴成长”暑期儿童关爱活动房山区坚持党建引领，聚焦“一老一小”及妇女儿童家庭的实际需求，联动社会各方力量，统筹各项资源，开展关爱服务行动，不断提升妇女儿童和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抓好示范带动，房山区培育打造了10支区级“巾帼好邻居”志愿服务队伍，以房山区国家级文明实践志愿阳光站——嘉州水郡北区社区文明实践巾帼阳光站为主要阵地，启动“巾帼好邻居”巾帼志愿服务促进项目，培育孵化3支社区“巾帼好邻居”志愿服务队。以家庭关爱为主题，开展“巾帼好邻居·益家成长”志愿服务季活动15场，服务辖区家庭近400人次。以儿童发展为主题，开展巾帼志愿服务季15场，服务辖区儿童青少年300余人次。以敬老助老为主题，开展“巾帼好邻居·老有意思”志愿服务季10场，服务辖区老年人260余人次。同时，示范带动全区665支巾帼志愿服务队、145支志愿家庭服务队、1.3万多名巾帼志愿者、1300余户家庭成为“巾帼好邻居”。北京市房山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暴剑充满信心地表示：“房山区妇联充分发挥‘联’字优势，搭建各类平台，链接各种社会资源服务基层，拓宽妇联组织的社会支持网络。更加注重精细化管理，培育打造‘巾帼好邻居’服务品牌助力基层治理，共绘‘巾帼领航、群雁齐飞’美丽图景。”转载自:中国妇女报

中国志愿“是你们的资助，让我能够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开启人生新的征程。这份资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精神上的激励。”“我会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国家、回报关爱，将来也像你们一样，将这份爱心传承下去。”“它让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善良的人愿意伸出援手，帮助一个陌生人去追逐梦想。”2024年8月10日上午，青海一家饭店的会议室里涓涓暖流在涌动，爱心与希望在升腾，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会（以下简称“救助会”）“圆梦行动”暑期助学金发放仪式正在这里举行。每一个名字、每一个数据都凝聚着救助会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心血与付出，照亮43名学子的求学之路。在2022年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宣传推选活动中，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会“圆梦行动”大学生教育救助志愿服务项目被推选为“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志愿者对提交了资助申请的学生家庭进行入户走访。爱心传递，梦想启航在经济相对落后、就业难度较大的青海，考上大学、找到工作始终是照亮贫困学子未来的明灯。然而，多重因素限制，这些孩子和他们背后的家庭面临学费和生活费的巨大压力，求学之路因此布满荆棘。随着国家教育体制的改革，2002年，由几个青年爱心企业家自发组织起来资助贫困家庭学生的小团队“青海穆斯林文化中心救助部”里进行了这样的谈话：“这几年考上大学的娃娃越来越多了，救助部现在的能力和水平已经跟不上需求了，要扩大范围，靠我们几个人是不行的。把救助部正式申请一下，成立一个正规的组织，这样一来参与的人多，做起事情来就好办了。”2004年6月，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会应时而生，经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和青海省民政厅批准正式成立，秉持“力所能及、拾遗补阙、源于社会、惠及所求”的慈善理念，从“圆梦行动”大学生救助志愿服务项目开始，积极开展以教育救助为主，扶贫济困、医疗救助、灾难援助及志愿者服务等为辅的各类慈善活动，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民族团结与爱心传递的深刻内涵。“圆梦行动”大学生教育救助志愿服务项目采取“学业辅助+生活补贴+专题培训+就业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资助前由当地爱心人士作为向导带领志愿者跋山涉水入户调查，他们的足迹踏遍了青海的山山水水，总资助金额4967.20万元，共助力11168名贫困学生放飞梦想。救助会家访小组徒步行进在雪后的乡间小路。每个孩子都代表一份希望“走到每一家去，不落下一个孩子！”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会韩文科会长的这句话时不时会在救助会志愿者耳边响起。今年33岁的马智对此深有体会。2010年，他考入西安欧亚学院计算机系，当时父母双双下岗，数千元的学费让家庭无能为力。经人介绍，他和母亲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去救助会寻求帮助，可救助流程已走完，当年的助学金也已经发放完毕。正当失望之际，救助会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仍尽职尽责地询问他的个人情况和家庭状况，最终破例资助了他。“好好念书，将来毕业了为社会多作贡献。”马智仍然记得当时赵海山副会长的叮嘱。如今，他已经是国家电网青海公司的一名工程师。马智说，他现在最想做的事，便是把这份善举传承下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救助会以完善的救助体系，规范的工作方法，为更多需要帮助的大学生送去温暖与希望，让爱与梦想在青藏高原上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会2024年暑期助学帮扶金发放仪式。相逢的意义在于彼此照亮就如投入一颗石子，涟漪不断扩散。“圆梦行动”项目不仅是一项简单的经济救助，更是一场爱心与希望的传递之旅。对于受助者来说，被救助的温暖让他们感激，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人更让他们感到快乐和满足。受助学生马金萍在大学时，积极参与支教活动，偶然认识了家在陕西的海金波，得知海金波的妹妹得了白血病，马金萍立即组织募捐活动，多方筹集了3万多元善款送到海金波手里。马金萍说：“从得到资助之后，我就立志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可以照亮别人的人。”考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马忠义，弟弟还需上学，而家庭月收入只有约1000元。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向救助会申请到了救助金，解了燃眉之急。“最重要的是，救助会让我认识到自己并不是独自前行。”此后大学的每个假期，马忠义和其他7位志愿者都会一起前往青海省民和县甘沟乡红旗滩小学支教，用实际行动传递这份温暖和爱心。同心、同行、同向。救助会培养出2100名大学生志愿者，其中600余名大学生“同心”志愿者已为青海省民和、门源等7个县33所中、小学校的2万余名学生进行了支教助学，累计行程万余公里，为3000余名留守儿童送去关爱。二十年辛勤耕耘，二十年硕果累累。“捐资助学不仅仅是简单的救助，不仅仅是关注一个家庭和学生，更是营造一种社会氛围，呼唤一片社会真情，倡导一种社会文明。”救助会那成英秘书长说。“圆梦行动”大学生教育救助志愿服务项目将继续开展下去，为青海的每一位贫困孩子托起希望与梦想。来源：《中国志愿》杂志责任编辑：马子卜 刘雅总平台审核编辑：徐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