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学习平台作者：周贤忠                                                                             张振一张振一，山西汾西人，1920年出生，生前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119师卫生部部长。1937年10月入伍，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0月入朝参战。1951年8月在朝鲜前线采药时遇山洪暴发落水牺牲。1952年12月13日，张振一入葬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墓地番号西区五排七号。抗美援朝战争是空地一体的立体战争，由于敌人凭借优势装备，特别是空中优势，采取毁灭和绞杀的战略战术，从而打破了志愿军前方、后方的界线，使各级救护工作增加了新的困难。经过五次战役，40军卫生人员伤亡减员约有三分之一，可见救护工作环境异常艰苦。时任119师卫生部部长的张振一是救护群体中的优秀代表，他经常在敌机骚扰下不离手术台，连续几昼夜工作，下肢都浮肿了，可他仍紧握手术刀，为伤员处理伤病。他之所以能这样，因为他的心中有一种信念：自己负伤是小事，救战友打胜仗才是大事。成为军医1937年9月，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战场对日作战，建立革命根据地。10月，刚出校门的张振一在山西省赵城县参加了革命队伍，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入伍后，张振一被分配到115师卫训队学习护理知识，很快成为师卫生部的一名护士，随部队参加了午城、井沟等战斗。在部队与日军频繁的战斗中，出现大量的伤员，使护理工作异常繁重。张振一以极强的责任心和扎实的护理技术，精心照顾每位伤员。1938年7月，他因表现突出，光荣入党。1939年10月，张振一任115师隐蔽医院看护长。张振一腿脚勤快，脑子也很灵活，在做好护理工作的同时，他积极向军医请教，医生给伤员看病的时候他总是在一边细心观看。一段时间后，他的医疗技术有了很大提高。1940年4月，张振一任师卫生所医助，并逐渐成长为一名军医。1942年9月，随部队到达山东后，张振一先后在八路军鲁中军区任3师卫生所军医、卫生处科员。12月，他到八路军山东军区第7师卫生部任卫生所所长。许多伤病员从张振一所在的卫生所归队后，经常称赞张振一的医术，他们相互勉励说：“我们要用战斗的胜利来报答医护人员。”这让张振一倍感欣慰。        卫生员在阵地为伤员包扎热爱伤病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振一随部队挺进东北，在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7师21团任卫生队队长。部队在东北作战时，条件非常艰苦，1947年底至1948年初的冬季攻势，部队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行军打仗，保暖衣物不足，经常发生冻伤。为防止和控制部队因冻伤而产生的非战斗减员，张振一带领卫生队积极研究预防、救治冻伤的方法和手段，保证了部队行军作战。1948年9月，张振一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第3纵队卫生部任科长。辽沈战役中，3纵所属部队主攻锦州，围歼廖耀湘兵团，为战役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当大批伤员涌来，出现前线救治力量不足又无法及时后送的情况，张振一积极与后方兵站医院联系，并动员当地群众精心护理运送伤员，使大部分伤员得到及时妥善安置。1949年11月，部队参加两广战役，由于长期行军打仗未经休整，特别是许多官兵对南方炎热潮湿气候的不适应和水土不服，到达广西廉江时发生了传染病，部队的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张振一带领医护人员积极到地方寻医问药，用当地的土方进行治疗，很快控制了疾病的传播，使大批伤病员治愈归队。1950年6月，海南岛战役结束后，张振一任第40军119师卫生部部长。在长期的医务工作中，他热爱伤病员，致力于伤病员的救治和护理，工作上积极负责，任劳任怨，成绩突出。解放战争中，他3次负伤，荣立大功1次、小功3次，并被选为工作模范。采药落水牺牲1950年10月，时任志愿军第40军119师卫生部部长的张振一，随部队入朝参战。“伤员在哪里，我就到哪里，决不叫伤员多流一滴血。”在第一至第五次战役中，他亲率手术组参加第一梯队，在快速的运动作战中，不顾敌人炮火威胁和飞机侵袭，不分昼夜治疗和转运伤病员。第三次战役部队突破“三八线”时，119师野战所在临津江的一个村庄展开工作。由于敌人要摧毁我军后方，所以野战所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使失去活动能力的重伤员陷入极度危险之中。在火如海、弹如雨的危险面前，张振一组织人员将50余名重伤员全部抢救脱险。第四次战役砥平里战斗中，119师3个团共伤亡900余人，张振一迅速展开战场救护。为了减少伤员痛苦和牺牲，他不顾敌机枪扫射，跪着给伤员们包扎。朝鲜的冬季天寒地冻，有时气温会低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药品常因冰冻而失效。遇到大雪，天气更加恶劣，西北风呼呼地刮，雪花直往脖子里钻。在这样的环境下，伤病员的伤口常因冻伤而恶化。张振一组织人员想尽办法给冻伤的战士取暖，有的护理员甚至用自己的肚子来为伤员焐脚。时任119师师长的徐国夫在回忆录中还讲过这样一件事：“运动防御作战对我师而言，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确实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缺少维生素，很多人患了夜盲症。好在我们的卫生人员想出了个土办法，用松树皮熬水洗眼，虽不甚特效，但终归起到一定作用。”1951年5月，119师来到平壤东南上高洞地区，执行战备整训任务。由于部队伤病员较多，药物短缺，张振一经常带队到山中挖草药。8月的一天，他在采药时突遇山洪暴发，落水牺牲。来源：沈阳发布作者单位：沈阳日报社责任编辑：胡飞

光明日报作者：叶祝弟                                                  小说《繁花》借助同名电视剧热播得以迅速“出圈”。图为电视剧剧照。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现状和发展态势？在我看来，一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新媒介技术的充分介入已经深刻地影响到文学生产、传播和评价全流程，文学观察增加了新媒介这个重要维度。同时，新媒介技术的进步，加上大众教育的普及、文化产业的繁荣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写作的门槛大幅度降低，更多的人乐于试水文学创作，并且取得可观的成绩。另一方面，文学整体上不满足于面上的拓展，而是不断在寻求深度和高度上的突破，对时代需求和读者期待作出积极而有力的回应。1.“媒介”正在成为文学活动的一个关键性要素创作的媒介化是文学生产发生重要变化的驱动力量，使得创作活动可以实现跨媒介、跨产业链、跨时空的流转。新媒介与文学的“通力合作”，催生不同于平面媒介的叙事方式、书写方式和创作模式，也使得创作的内涵、创作的流程、作品的形式变得更加多样化，多模态、跨类型、混合文体不断出现。同时，创作者的表达形式、写作模式变得更加灵活，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换代而不断焕发新活力，加速了文学“出圈”，使作品能够更好地展现出时代的生活现场和情感氛围。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化使得原有的文本类型、叙事方式、写作模式不断演变，新的创作方法和写作理念也随之诞生。当代作家勇于借助新的媒介，进行新的文学创造与文化创新。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曾经提出文学活动的四要素，即作品、世界、作家和读者。今天我们不得不认真审视媒介现实：“四要素”是不是有必要升级到“五要素”，将“媒介”列入？媒介深刻影响了文学，媒介的变革和读者的阅读方式、审美方式，将反过来主导、推动着文学样态的变革。读者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对象，更是主动参与的创作主体。作品是开放的，也是流动的，如一个枢纽，用自身文学性去关联起社会性和时代性，与历史、现实和日常生活展开有效对话。新媒介时代，文学创作不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过程。只有通过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充分激荡，文学才能重新激活自身的能动性，扩大边界，不断拓展生长空间。媒介的全面介入，是当代文学生产新的风向。这不仅是一种文学图谱或者情感结构的变化，更是文学生态和文学观念的新变。比如，新媒介语境下，更多的普通人拿起纸笔，投入面向自我的民族志式写作，“写作人人可为”的理念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他们的写作呈现出自传体、真诚性和真实性特征，提供了异质性的经验，风格质朴、清新，将门卫、快递员、外卖员、清洁工等群体纳入文学的视野，拉近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为整体文学生态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作家的姿态和形象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瑞士学者樊尚·考夫曼著有《“景观”文学：媒体对文学的影响》一书，指出：“当下的文学比其他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加需要去迎合景观效应。作为一名作家，如果他想要在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便需要抛头露面，在媒体面前证明自己是谁，承认自己的真实存在……”文学景观化是文学生产不断跨界、融合的结果，意味着文学的影响力超出了文学领域本身，而进入不同文化价值链、产业链和公共文化生活。小说《繁花》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得以“出圈”，固然是作家金宇澄和导演王家卫的相互成就，但短视频传播也发挥了极大的“破圈”效应，背后的一整套生产逻辑和传播逻辑都在改变着既有规则。借助景观化，文学资源可以不断转化为共同情感、创意体验和审美参与。2.当代文学不断向深处发掘、向高处攀登新媒介语境下，当代文学变得更加鲜活、富有生机，但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流于表面，也没有醉心于“小打小闹”，更没有完全迷失方向，而是不断寻求新的可能性，向深处发掘、向高处攀登，坚持以作品立身，力争为读者提供更为充足而丰厚的精神滋养。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关于“何谓中国”的文学讲述正在成为一个连绵不绝的写作现象。《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北纬四十度》《上河记》《西高地行记》《西行漫道》《汉水的身世》等作品，都是作家自主开展的一场关于历史、关于当下、关于自我的深刻探寻。他们努力在远山近水之间触摸历史、感悟现实，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壮游是一种思想和文化的行走，虽然这样的行动是个体的，但是作家、文人、学者式的行走，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文明意义。当代作家以行走的方式触摸中华文明的肌理，在行走中重新发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通过寻找新的山水精神和背后的文化传统，进而在与当下对话中重新构建意义世界。当代文学在内容上更善于关注宏大的时代命题，视野也更为开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作家们青睐和瞩目的题材范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下活生生的现实进行充分对话，进而焕发出新的强大生命力。当代作家自觉担负起自己的使命，运用适宜的方式将“传统”引入“时代”，将经过转化的传统引入当代生活之中，使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活的部分。尽管“虚拟现实”已经在我们的身边环绕，但是作家们还是自然而然地回到我们历史文化集体记忆中去找寻源流、支点和勇气。比如，以味辨物、以味论道是中国人探索自我与外在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方法论。英国学者胡司德在著述《中国思想：从孔夫子到庖丁》里写道：“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比中国文化更强调食物的准备和食用。这样一种对于食物的痴迷古今一贯，体现了中国人的敏感性以及中国人的一般生活方式，人类文化通过品尝与消化来体验和解释世界。”蒋韵的《北方厨房》、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葛亮的《燕食记》等作品，不约而同以味觉来呈现一个“我食故我在”的日常世界，同时寻找到一条深入中国文化传统和悠久历史的秘密通道。这样的创作绵延不绝，并且呈现出开阔的历史和社会视野，在一个现代与古典、个人与历史回环往复的过程中形成以“味道”为中心的新古典叙事。在长篇小说《燕食记》中，葛亮通过“味”，以一种温和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重建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的哲学。“味”无形，却可以勾连起历史的纵深感，以及复杂的社会现实，同时“味”本身也变得可触可感，最终获得形状和分量，建立起一个有情的世界，并且彰显出中国人的生命观。“味”在文学上的回归实际上提醒我们，在不断加速的时代语境中，我们的感受力需要依靠“慢生活”来恢复，努力回到日常，而又不坠入庸常，在“远方”与“地方”之间，在“味”与“道”之间，保持个体灵敏的感觉。“味”是个体记忆进入集体记忆的一个通道。谢冕的散文集《觅食记》开宗明义：“吃饭喝酒，是味觉上的享受，讲究是味道。”味道是一种主张，好的美食应该有味、够味、足味，断然拒绝乏味。但文章谈美食，谈味道，何尝不是谈人论世？目的并不只是品味美食，亦不是什么“言宴饮之道”，而是“适时之感也”。味道，乃是“追寻人生的一种境界”。从书写的空间而论，当下的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都在呈现新的气象。城乡问题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元问题，城乡文明融合下的新乡土叙事，致力于构建日常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当下的中国乡土文学，更多地被放在城乡文明的双重结构中来理解。在“向城涌进”“在城望乡”之外，当代乡土文学重点关注“城乡融合”。可以说，作家已经观察到城乡融合语境下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从而让乡土文学呈现出新的面貌和姿态。就城市文学而言，今天的作家投入精力书写城市传记，实际上是在为城市寻找传统秩序，梳理历史脉络，让“城市”成为作品的主角。一部城市史，不仅是一部现代文明史，也是一部现代心灵史，城市传记的书写就是将之留存下来。这样的传记虽然不乏虚构，但大多追求合理性和自洽性，从而带来另外一种新的真实。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作家的穿针引线，散落的城市历史有了血肉，碎片的城市故事有了内在的精神联系。总之，当代作家一方面不断回到常识世界，进而重申把常识和人性作为写作基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乐于从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抽离，走向野地，融入天地，对话历史，呈现出面向传统、面向时代、面向世界的写作姿态。（作者系《探索与争鸣》杂志编审、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责任编辑：贾倩

乡村干部报作者：程爱华 王飞         大美大九湖。（神农架林区党委组织部供图）一台车、一个便携式音响、几箱宣传资料……连日来，湖北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的镇村干部，到兄弟市州襄阳、荆州等地，开展夏季旅游推介活动。他们进社区、入餐厅、拜会旅行社，邀请市民到神农架“邂逅21℃的夏天”。神农架旅游资源富集，发展生态旅游优势得天独厚，也是神农架高质量发展的绝佳赛道。神农架林区高度重视“党建+旅游”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促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从“把饭做熟”到“把饭做好”保护与发展的“冲突”观念由来已久，老百姓如何看待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这儿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就像我们煮饭的锅，一旦遭到破坏，就是砸了锅，还咋吃饭？”木鱼镇神农坛村的民宿老板邹士梅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村干部、群众、民宿老板和旅游商户经历从内到外、由表及里的转变，大家达成了共识：只有把生态保护好了、环境打造美了，游客才会愿意来、来了不想走。认知的转变来自尝到了转型发展的甜头。2014年大九湖镇大九湖村共365户1400余人，其中从事旅游接待的只有85户，现在大家都变身为地地道道的“旅游从业者”。据统计，目前全区旅游直接从业人员7000余人，旅游间接从业人员2万余人，在有条件的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大大增加了群众的收入，更深刻地改变了群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品质。红坪镇民宿老板赵荣说，“现在做旅游生意，为了门面，也得穿得板板正正了。”目前，全区拥有旅游住宿餐饮门店1700多家，房间数2万多间，餐位数4.7万多张。规模扩大后，神农架林区通过组织引导，推动旅游经营者从“把饭做熟”到“把饭做好”。坪阡古镇餐馆老板谢俊成告知，他每年都会参加镇上组织的旅游服务技能培训和观摩学习活动，有时还会自费外出学习。“以前宾馆少、游客多，饭菜只要做熟、客房只要收干净就行，根本不愁客源。现在竞争越来越大，服务跟不上去，生意就做不起来。”组织之网织得更密更牢面对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主动识变、科学应变，将党建工作融入旅游发展各阶段、旅游业态各领域、旅游要素各环节。神农架林区深入实施“两新”领域“百日强基行动”，加强和改进党建带群团建设工作，不断提升旅游行业“两个覆盖”质量。2020年以来，在景区、旅行社、旅游客运等行业，新设置党支部6个，规范调整党支部15个，新发展党员40余人；持续深化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改革和建设，吸纳3000余名旅游从业人员加入工会组织，青年志愿者每年开展旅游志愿服务超5000小时，为50余名青年、妇女发放创业担保贴息贷款4100万元。为了提升旅游体验、招揽回头客，神农架整合资金、活动场地等资源，在公路沿线村（社区）、游客集聚地和景区，设立旅游综合服务站、“红色驿站”50余个，配备休息、饮水、医疗急救等设施设备，打造本土文化、土特产品等展示区，免费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交通疏导、野外救助等服务。同时整合文化旅游、市场监管等领域的职责和编制，组建林区文化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大队，设置8支乡镇综合执法大队，探索“旅游警务”“旅游速裁法庭”新机制，实现涉旅纠纷快速响应、快速调处。国企发展向好迈进，也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火车头。全区顺利完成区属国有企业改革重组，选优配强国投集团领导班子，积极推动神旅集团管理层干部有序流动，助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持续发展壮大。截至2023年11月，神旅集团各景区接待游客129.7万人，同比2022年增加78%，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实现综合收入共24545万元，同比增加77%。探索党建与产业有效联动为更好地服务全区旅游发展大局，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主动求变、抢抓机遇，做了大量有益探索。依托“村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在部分民宿集聚地、旅游特色区域，党支部引领探索开展组团式发展，促进发展信息共享、生产要素统配。大九湖镇“北四村”党支部成立本土食材合作社，实行指导生产、保底收购、统一销售，带动4个村112户村民为坪阡集镇旅游餐饮供应食材，2023年合作社完成年销售额350万，户均增收8000多元，实现了以旅带农、以农促旅。红坪镇温水村党支部成立桃花谷旅游协会，引导村民开展专业化经营，形成“统一定价、客源共享、食材互销”的利益共同体，收入同比增长5倍多。推行党员示范岗、党员经营户积分制管理等做法，示范带动周边旅游经营户诚信经营、服务升级。大九湖镇坪阡社区书记杨勇介绍，2018年实施党员经营户积分制管理以来，对坪阡古镇50多个党员经营户实行挂牌亮身份经营，采取月总结、季评定、年终审等方式，综合评定党员个人积分，有效激发了党员经营户比诚信、比服务、比技能的热情。积极实施“党员创业致富计划”，累计培育党员致富能手超150余名，带动创业就业村民人均月增收2500元以上。例如，红坪镇红举村党支部书记彭鸿在全区率先建立观鸟基地，每年带动周边农户增收50万元以上。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共同缔造，构建“党委引导、支部主导、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开展景区与村组共建、旅游环境与社会风气共治、游客与村民共享，以高效良好的基层治理促进社会风气、旅游环境改善。下谷乡去年以来引导村民投工投劳，共同参与修建马夫阡路边小景观10处，组织干部群众700余人次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改善环境30余处，引导15户群众免费拿出6亩土地建设游客公共停车场，旅游环境有效改善，接待优势日益突显，群众收入显著增加。责任编辑：郑茗璐

夫妇相处应该怎么样去互动?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要欣赏对方的优点，要懂得关怀对方，在圣贤的教诲当中还提到要用“四摄法”，四个方法来让夫妻和睦。第一个方法叫“布施”，也就是多请客、多送礼。诸位朋友，你多久没有送你太太礼物了?你多久没有送你先生礼物了?可能蓦然回首，好像结婚以后就没送过。我都问，你每次到外地去出差，到外地旅游回来，有没有给你太太买个纪念品?有没有给你先生买个纪念品? 我看那个举手的很多是六十几岁的太太，所以确实还是要用心。太太接过你那个礼物，心里很温暖，觉得你走到哪里都想到自己。女人是最容易满足的，只要你让她感觉是在乎她的，她确确实实会任劳任怨，可能这个礼物接过去，笑着说:“我去帮你煮碗面。”第二个要“爱语”，多讲一些关怀的话，夫妻之间的言语不要太冲，不要太直接。比方说先生乱吃东西，久而久之会把身体搞坏，很多太太一看就沉不住气，马上就骂了:“你吃这个以后会得高血压，你知不知道!你吃这个以后就得糖尿病了!”他会怎么说?“我得糖尿病就糖尿病，不关你的事。”太直接的话会起反作用，应该爱语，让他听了能舒服、能接受。你可以告诉他:“老公，你的健康是我一生的幸福，是孩子一生的保障，你的健康太重要了，所以你吃东西要特别小心，这个东西对身体不好，这一包吃完之后就别吃了。”他忽然想想，你看我这么重要! 再来，“利行”。“利行”就是处处让对方做什么事都很顺，推他一把。其实最好的利行就是我们把家里都照顾得很好，孩子也很懂事，这样先生在外工作心里很放心，很宽慰，也不用常常担心家里的事，他就会做得很起劲，也能够全心全意在工作上，所以这个就是成就他的事业，这个叫“利行”。甚至是先生在跟一些朋友或者亲友谈话的时候，有些事情你也可以帮他记一下，毕竟有时候事一忙会忽略。到时候你提醒他，先生自己差点忘了，他就会觉得有你在的时候特别放心，特别能帮助他，这个也是利行。假如太太不只没有利行，还常常扯先生后腿，那这个就危险了。所以我们要时时能够看到另一半的需要，就能够去利益他。  最后一个是“同事”，跟他一起成就一个事业，而这个“同事”的前提一定要建立共识。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家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经济要稳定，再来孩子的教育要做好。当夫妻彼此有这个共识，一起把这个家庭经营好，这个就是同事。彼此还要有责任心，要当现在这个社会的模范。现在最缺的模范是什么?是夫妻，好的夫妻太少。我们要定位自己演出好夫妻的模范，让其他的夫妻看到我们之后会羡慕，“你看，这样的日子这么好，干吗要这样吵吵闹闹”。能够当现在夫妻的榜样，那是功德无量。不只是当夫妻的榜样，因为有这样的共识就能够养出好的后代，养出好的后代就能造福家族、造福社会，这样的事业最有价值。俗话讲“用心就是专业”，人只要肯用心，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做得圆满。

《红楼小人物》 梁归智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清]孙温绘“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对《红楼梦》的一句评价。在谈及这个话题时，鲁迅对《红楼梦》的写人艺术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很高的评价。他提出《红楼梦》“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摆脱旧套”，对后来的读者很有指导启发意义。除鲁迅上述观点外，对于这一问题还有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学术空间。近读梁归智的《红楼小人物》一书，颇受启发，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从小人物入手探讨《红楼梦》的写人艺术，这是一个颇为新颖别致的角度，由此可以对这部小说思想、艺术的成就和智慧进行更为深入的揭示。所谓小人物，一是指其卑微的身份和较低的社会地位，二是指其在作品中较少的篇幅和不太重要的程度。梁归智教授所谈的，涵盖这两个层面。在该书中，他重点探讨了袭人、晴雯、麝月、秋纹这些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主要是丫鬟和小厮，也论及贾家的本家亲友、社会关系这两类人物，其中冯紫英、卫若兰、水溶等的身份和地位并不低，但出场很少，所费笔墨不多，也归入小人物之列。将《红楼梦》放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对其在小人物书写上的成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楚。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长篇章回小说，描写人物众多，不能平均用力，肯定要分主次，那些次要的小人物在早期的作品中只是一个符号，仅具道具功能。比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身边的童子，不知道姓名、相貌，更不知道其性格，面目模糊。同样，《水浒传》中的董超、薛霸，这两位先是在野猪林谋害林冲，后来又跑到大名府谋害卢俊义，虽然出场两次，但也不过是差役的符号而已，没有性格，读者对他们的印象只是两个名字。还有小说戏曲中常见的秋香、梅香之类的丫鬟，也是这类具有穿针引线功能的龙套人物。这些小人物只是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存在，作者书写的时候不过信手拈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不会在这类人物身上多花费笔墨。但《红楼梦》则不同，曹雪芹除了对核心人物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浓笔重墨、详细描写，对小人物的书写也颇为用心，这些小人物虽然出场不多，但性格独具，给人印象至深，比如刘姥姥、贾瑞、贾芸等都写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即便只出场一次，也往往令人过目不忘，如在眼前，如焦大、傻大姐、卜世仁等。这些小人物既映衬了核心人物，又自成一体，相比早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写人艺术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拓展。借用鲁迅的话来说，《红楼梦》打破了历来小说书写小人物的旧套，写出新意和深度。小人物用心书写的背后是作者曹雪芹可贵的平等思想，在《红楼梦》中，这一思想主要通过贾宝玉这一人物体现出来，这种平等既是指性别，也是指等级。正是有了这种可贵的平等观念，才会给予小人物特别的关注，愿意在小人物身上花费笔墨。这种平等思想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作者的生花妙笔呈现出来，抓住人物最为突出、明显的特点，寥寥几笔，着墨不多却极为传神，小人物留给读者的鲜活印象有时候并不亚于核心人物，体现了曹雪芹高超的艺术智慧。梁归智选取小人物作为研究对象，是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表现出不俗的学术眼光和感悟能力。但他并不满足于此，毕竟对《红楼梦》小人物的研究成果此前已有一些，梁归智以其对《红楼梦》的精深理解，另辟蹊径，揭示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一个深层秘密，那就是以写诗的方法写小说，也就是说《红楼梦》是一部诗性小说，从这个角度探讨《红楼梦》对小人物的书写，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所谓用写诗的方法写小说，按照笔者的理解，就是曹雪芹不单单塑造人物、讲述故事，还赋予人物、故事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匠心，使其具有诗的灵性和意境，这正是《红楼梦》的重要艺术特色。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世情小说，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传奇性较强的小说不同，它写的是日常生活，不外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尽管是一个贵族之家的日常生活，每天的内容也会重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果平铺直叙，很容易写成冗长的流水账。《红楼梦》匠心独运，以诗的方法写小说，避免了这一弊端，以灵动、巧妙的笔触，借由中国诗歌艺术，赋予人物、故事以诗意，这固然是艺术手法，何尝不是作者生活态度的写照。其中不少场面如黛玉葬花、宝钗扑蝶、龄官画蔷、晴雯补裘、湘云醉卧等，都是平凡的生活场景。但在曹雪芹笔下，富有情趣，充满诗情画意。那么，这种创作方法如何体现在小人物的书写上呢？梁归智通过对《红楼梦》中90多位小人物的细致考察，进行全方位的揭示。在他看来，这些小人物大多隐含着某种“诗性”。这种“诗性”体现为人物的艺术功能，也就是说，这些小人物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丫鬟或小厮，而是被作者赋予不同的艺术内涵。比如贾宝玉身边的丫鬟，明显可以分为两个类型，袭人、麝月为一类，晴雯、芳官为一类，这两类人物分别与薛宝钗、林黛玉相对应。显然，这是作者有意的安排，袭人、麝月身上有薛宝钗的影子，她们的思想、气质相近，构成了一种有趣的映射关系。晴雯、芳官之于林黛玉也是如此。这种人物的对称式设置及映射关系在前代小说中是没有的。这种“诗性”也可以体现在作品人物的姓名上，比如贾芸的舅舅卜世仁，仅仅通过这个名字的谐音就可以知道其为人。作者拈出这个名字，再通过贾芸借钱的情节加以充实，给人的感觉与《水浒传》里的董超、薛霸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卜世仁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是有着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总体来说，这种“诗性”体现在写人、意象、结构、抒情等各个方面，是《红楼梦》的重要艺术特色，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既要关注这些小人物自身的性格，也要留意曹雪芹背后的匠心。全书最后，梁归智还专门撰写了《红楼梦写人之妙》一文，在对全书小人物细致考察的基础上，对《红楼梦》写人的手法进行概括，将其概括为二纲八目二谛及三象合一，构建自己的《红楼梦》写人体系。这也是梁归智这部《红楼小人物》的第三个特点，那就是将对作品艺术特性的分析建立在对文本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梁归智所使用的术语都是中国式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不机械地套用西方的文艺理论，反对红学研究中的教条和惯性，但也不排斥西方的文艺理论，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分析小人物的书写，适合哪种理论就用哪种。这也是梁归智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研究方法，一如他在《红楼疑案》《神仙意境》等书中的写法，不拘一格，挥洒性灵，隽思妙语，信手拈来，这正符合曹雪芹以诗的方法写小说的特点，研究与作品之间有着内在的契合。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体现在红学研究上，也体现在梁归智对其他小说如《封神演义》等的研究上，颇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总体来看，梁归智的《红楼小人物》一书视角新颖独到，人物分析深入到位，有助于对《红楼梦》艺术妙思的理解和把握，值得细细品读。（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责任编辑：贾倩

汤景仲汤景仲，山东寿光人，1917年生，生前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118师参谋长。1937年12月参加抗日队伍，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东8支队分队长、骑兵连警卫连连长，山东1旅4团3营副营长、11团1营及鲁中4团1营营长、特务团团长，东北21旅22团副团长，三纵8师22团、7师20团团长、118师参谋长等职。全面抗战时期，在鲁中南坚持游击战争，历经临朐五井战斗、数次反“扫荡”斗争、西高庄战斗等。解放战争时期，率部队参加了四平保卫战、四保临江战斗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等。1950年10月19日入朝参战。1952年5月12日在涟川新寺洞遭敌机空袭壮烈牺牲。1952年12月23日，入葬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墓地番号东区三排五号。参与指挥入朝第一仗1950年10月19日，时任118师参谋长的汤景仲协助师首长率118师入朝参战。24日，118师奉命进至北镇以北地区，占领北镇至温井间公路以北高地，准备伏击向北镇前进的南朝鲜军第6师后续部队。为打好出国第一仗，汤景仲根据师长、政委的决定，以争取战场主动权为重点制定了作战方案。25日4时，各部队进至预定地域，以师前卫354团为主，形成口袋状设伏阵势。10时，南朝鲜军第6师2团的先头3营及1个炮兵中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进犯，当其进至丰下洞至两水洞之间地区时，118师354团在353团配合下先敌开火，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向敌发起突然而猛烈的攻击，将敌全部歼灭。当夜，118师与120师又乘胜进攻温井，于26日凌晨占领温井。两水洞伏击战获胜后，118师奉命与50军148师一同歼灭南朝鲜军第6师7团。10月26日，汤景仲与师首长指挥部队不畏疲劳，不惧艰险，一夜行军40公里，于28日凌晨对敌形成包围。敌人为打开南逃退路，在飞机支援下对118师进行多次进攻。在148师未赶到的情况下，汤景仲与师首长当即决定，提前发起攻击。经一夜战斗，将敌大部歼灭，南朝鲜军这支唯一进抵鸭绿江边、曾把炮弹打到中国领土的“开路先锋”，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至此，汤景仲协助师首长指挥部队连续9昼夜作战，打了3仗，共歼敌1900名，缴获各种炮77门、枪504支、各类车辆209辆。首战告捷，军威大振，118师获得志愿军首长嘉奖。入朝前，汤景仲（后排右）与118师师长邓岳（前排右）、政委张玉华（前排左）、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后排左）合影横城以北歼灭战大捷在取得第二、第三次战役胜利后，敌人于1951年1月中旬开始反扑，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组织了第四次战役。汤景仲所在的118师奉调东线的阳德院地区作战。在横城战斗中，汤景仲于2月11日晚奉命率118师主力越过大山，突然出现在美军第2师9团和南朝鲜军第8师阵地后方，直插敌人心脏广田里。1951年4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以《战斗在敌人心脏》为题，报道了这次战斗。2月11日黄昏，一支在朝鲜战场上屡建战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正在穿越满布敌军的山岭，向着敌军腹地——广田里疾进。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支志愿军要从密布着两团敌军的山头阵地中，寻到一个空隙，猛插到敌军心脏中。我志愿军必须不怕敌人侧击，必须翻越60里的高山陡崖，在拂晓前攻占广田里。“插到敌人心脏开花”“占领广田里就是胜利”——志愿军战士们为这种光荣的尖刀任务鼓舞着，奋不顾身地钻入敌阵之中……尖刀部队按照预定时刻，出现在广田里北山。敌人的腹地响起枪声，敌人完全混乱了。广田里之敌没有招架即仓皇逃命，广田里以北及以西之敌因后路已被切断，立刻乱成一团。在广田里正西半里路的一段公路上，有100多辆拉着重炮的卡车、指挥车、辎重车，互相夺路冲撞，摩托声和敌军的呼喊声搅成一片。山坡上，稻田里，到处奔跑着丧魂落魄的敌人。这次战斗，118师击溃了敌人的师团指挥所，歼敌近千人，缴获甚多，获志愿军总部首长的通报表扬。汤景仲荣获的二级国旗勋章和抗美援朝、解放华中南、解放海南岛、华北解放、解放东北纪念章哥俩都参加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结束后，部队在转移途中，汤景仲因车翻折断右臂，不得不回国休养。伤势尚未痊愈，他就返回了朝鲜战场。在部队整训期间，汤景仲为师首长出谋划策，对部队进行了整编，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如反“细菌战”。1952年4月下旬，汤景仲所在部队奉调换防。汤景仲根据当时与美军作战的实况指出，敌人炮火猛烈，空军轰炸频繁，我军接防后的主要任务是首先构筑巩固工事，守住现有阵地，然后再寻机歼灭敌人，接防前应派先遣队到64军防地熟悉情况，学习防守经验确定接防时间，然后使部队秘密而有秩序地接替防务。师党委会一致同意按此意见进行换防。换防后，汤景仲与时任师长的罗春生到新防地检查工事，5月12日在涟川新寺洞不幸遭敌机空袭，两人一同壮烈牺牲。汤景仲牺牲后，留下了两个儿子，目前都生活在济南。儿子汤西征给记者提供了一张父亲与118师师首长合影，他说父亲协助指挥118师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他们全家为此感到骄傲。记者了解到，汤景仲的大哥汤鲁泉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当时任26军后勤部部长，后来当过济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汤景仲还有一个兄弟汤生学曾在沈阳工作生活。来源：沈阳发布作者单位：沈阳日报社责任编辑：胡飞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做好党建工作至关重要。2019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部署，贯彻《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动机关党的各项建设高质量发展，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带头加强作风和纪律建设，带头建设让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为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保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武装。推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实里走、心里走，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继续开展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活动，精读细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卷等著作，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研读领会要义，经常对表对标。发挥常委会集体学习领学促学作用，推动基层党组织深化理论学习，激发党员学习的内生动力，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突出抓好青年干部的理论学习，成立青年理论学习小组，选树青年学习标兵。坚持学以致用，在结合党员干部思想和工作实际上下功夫。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前提，运用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做好学习的深化转化、贯通结合。继续组织对各基层党组织学习贯彻情况的督导，针对不同类型单位开展分类指导，加强临时党支部的理论学习，务求取得实效，切忌形式主义。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突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突出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直抵人心的方式，教育引导党员主动接受教育、改造主观世界、坚守初心使命。聚焦做到“两个维护”，持续深入推进机关党的政治建设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研究制定机关贯彻落实的措施，把政治标准、政治要求贯穿机关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融入监督执纪问责、监督调查处置全过程和各方面，使党的政治建设和纪检监察工作紧密结合、相互促进，使政治建设各项要求在机关得到全面落实。增强党员干部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准确把握“两个维护”的内涵，坚定“两个维护”的行动，发挥在推动落实“两个维护”中的政治监督作用，力戒将政治建设抽象化、口头化。坚持不懈加强对党忠诚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加强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的学习宣传，适时组织党史国史、经济金融、历史文化、国际形势等讲座，引导党员干部深入认识世情、国情、党情，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围绕重大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加强思想教育引导，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学习和遵守党章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来抓。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督促党员干部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对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审视检查自己。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加强对各基层党组织落实民主集中制、请示报告制度等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提高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质量，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坚持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严格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制度。利用建党、国庆等重要节点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传承发扬机关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注重办公室文化平台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机关政治文化。坚持深耕基层，把党支部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坚持大抓基层、大抓支部，强化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与推进中心工作、建设队伍和服务群众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党支部建设质量。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明确党员大会、支委会和党小组的定位、职责和运行方式，修订《机关基层党组织管理办法》，研究制定党支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党员评议办法等。推进党支部活动方式创新，积极探索“互联网+党建”等，增强基层党建的有效性和吸引力。进一步加强审查调查组临时党支部建设。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党支部首先在政治上有坚定性、敏锐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对党绝对忠诚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把思想建设紧紧抓在手上，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无死角开展。主动担负起办公室文化建设的责任，形成良好的政治风气和文化氛围。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坚决防止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提高党支部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充分调动党员的活力和斗争精神，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营造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创先争优、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不断深化“三转”，聚集主责主业，以党支部建设促进各单位中心任务的完成。紧紧围绕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组织推动党员干部加强能力建设，开展业务学习，鼓励大胆创新，特别要抓好监察法、新修订的党纪处分条例以及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等方面的学习。坚持自我革命精神，从严从实加强机关自身作风纪律建设坚持不懈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继续紧盯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关注隐形变异新表现。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厉行勤俭节约。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自觉发现和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教育党员干部自觉接受党内监督和其他各方面监督，严格自我约束，严格教育管理亲属，增强身份意识、责任意识、纪律意识，自觉维护机关良好形象。持续从严管理监督。开展经常性纪律教育，继续开展警示教育，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加强日常监督，不断提升深化运用“四种形态”的能力，着力在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上下功夫，发现问题及时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诫勉警示，促使党员干部强化自律意识，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进一步拓展监督思路，在主动、严肃、具体履行日常监督职责上下功夫，努力做到防线前移“治未病”。严格执行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推动基层党组织不断健全内控机制，把执纪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在清理门户上寸步不让。对机关党员干部出现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纵容，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案谋私、跑风漏气、滥用职权等问题，对执纪违纪、执法违法者“零容忍”，坚决防止“灯下黑”。增强机关群团组织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建设和谐机关发挥群团组织作用。做好机关工会、妇委会、团委会换届工作，发挥政治引领和桥梁纽带作用，提升联系和服务党员群众的意识和水平。深化机关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干部政德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积极选树机关各方面先进典型，突出政治标准和实干要求，开展好第十一届“机关青年岗位能手”评选工作，让青年党员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做好党内关怀帮扶工作。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体现党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坚持谈心谈话、走访慰问等制度，及时了解掌握党员干部的思想动态以及身体、生活和家庭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通过组织健康知识讲座、心理辅导、心理调适等活动，帮助党员干部缓解心理压力，放松身心。组织开展有益身心的文体活动，活跃机关文化生活，营造团结和谐、心情舒畅的工作氛围。强化责任担当，形成抓机关党建的强大合力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常委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领导下，严格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制，层层压实主体责任。驻委领导带头履行“一岗双责”，抓好分管部门党建工作，带头参加所属党组织政治生活、主题党日活动，为党员讲党课。各基层党组织履行党建工作主体责任，做到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各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党建工作，督促其他委员和党小组长履行职责、发挥作用。继续开展分管委领导约谈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工作，组织开展基层党建述职评议。机关党委要发挥机关党建工作专责机构作用，坚持求真务实作风，创新理念、方式、机制，加强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切实把机关党建各项工作做深做实做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责任编辑：宋利彩

浙江日报2024-11-29“做一辈子好事，其实也不难。”说起为什么70余年始终如一热衷慈善事业，家住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的老人李成义笑着说，做慈善，可以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李成义出生于1926年，自1951年捐赠第一笔款项至今，已累计向仙居县慈善总会、困难群众和公益事业捐赠100多万元，曾获得“台州市慈善突出贡献（人物）奖”“第三届浙江慈善（个人）奖”等荣誉。特别是最近20年来，李成义与妻子张素琴平日里省吃俭用，设立“义琴基金”。每年，他们都以“义琴”的名义，向仙居县慈善总会捐款，20年来从未间断。李成义（右）和老伴张素琴。记者 王晨辉 摄攒了3年的钱，他全捐了“县慈善总会吗？今年的捐款我已经准备好了，只是现在手脚还不太利索，能麻烦你们来我家取一下吗？”近日，仙居县慈善总会接到了李成义的电话。电话那头，老人既诚恳又急切。“捐款一准备好，就想早点交到你们手中。年纪大了，就怕留下遗憾。”记者跟着仙居县慈善总会工作人员王华英来到李成义家，老人连忙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信封里，装的是他和妻子张素琴的1万元慈善捐款。李成义的家，是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房子，桌椅等家具也都有些年头了。房子里最显眼的，是一本本慈善捐赠证书和一张张奖牌。一说起自己做好事的生涯，老人眼里有了光，声音也响了很多。他与此结缘并已持续了73年。“我的第一笔捐款，就是在那个年代。”此时，李成义家客厅的电视机里，正放着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上甘岭》。阵阵枪炮声，把他的思绪拉回了那个年代。那时，李成义在政府部门上班，大家都在说抗美援朝，他也急着想为前线做点事。1951年春天，听说县里开展募捐支援前线，李成义毫不犹豫地把工作3年攒下来的50万元（第一套人民币1万元等于第二套人民币1元）全部捐了出来。李成义（右）向仙居慈善总会捐款。仙居县慈善总会供图（资料照片）“大家的捐款热情都很高，好多人都拿出了自己的积蓄。能够为抗美援朝作点贡献，我们都觉得很光荣！”说到这儿，老人的脸上露出笑容。他清楚地记得，捐款那一刻，他听到了周边人们的掌声和赞扬，自己也戴上了大红花，感受到了做好事的快乐。“把钱捐给有需要的人，比花在自己身上有意义！”从此之后，李成义只要发现谁有困难、哪里有需要，都力所能及地资助。1962年，李成义和张素琴在仙居县城最繁华的解放街地段，看中了两间半门面房，与房主谈好价格1100元，并约好交款的日子。第二天，李成义上街看到一个消息，仙居永安溪上要建一座防洪大坝。“这可是一件造福乡邻的大好事啊！”二话不说，李成义当场捐了身上带着的300元钱，支援防洪大坝建设。结果，当晚要付房款时，夫妻俩才发现钱不够了。“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才50元。”李成义当时有些担心，以为张素琴会埋怨他。谁料张素琴了解事情原委后，不但毫无怨言，还安慰他，说买房可以再等等。家人的赞许，是对李成义最大的支持。此后，他对公益事业越来越热心，捐款也越来越多。如果当时买下那两间半门面房，现在已经价值好几百万元了，李成义却从没为当初的决定后悔过。遇见他人急难，必伸援手为建造下力洋大桥捐款300元、为下岸水库捐款2500元……了解李成义的人都知道，这些捐款看似不多，但都是他和妻子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离休前，凡是李成义工作过的地方，都留下了他乐善好施的美名。2004年底，仙居成立慈善总会。已经79岁的他，第一时间赶到刚成立的仙居县慈善总会，现场捐了2000元钱，这也是该慈善总会收到的第一批捐款。“以前想要给困难群众捐款，常常不知道往哪儿捐，现在县里有了慈善总会，我也有了新的娘家，以后我每年都会来捐。”当时的仙居县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军方清楚地记得，这是李成义来到慈善总会后说的第一句话，“他还特意提醒工作人员，这笔钱，希望用于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为什么特意把钱捐给学生？在和老人的交流中，他说起了自己年少时的经历。10多岁时，李成义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岩农校，但因家境贫寒，读书梦无法实现。他只好以帮邻居放牛、学做裁缝等为生。儿时没钱读书，对李成义来说是一生的心头之痛。“我不希望这样的痛苦，出现在新中国的孩子身上。”李成义说，离开工作岗位后，他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儿童身上，希望为他们做更多事情。从2005年开始，他和张素琴从各自的名字中取了一字，凑成“义琴”二字，每年都以“义琴”的名义向慈善总会捐款，以帮助困难群众和困难学子。一开始是每年2000元，后来不断增加，最近10多年每年都是1万元。平时，一旦发现身边有人遇到困难，李成义就会一如既往地伸出援手。“很幸运，我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了李老，解了我燃眉之急。”说起老人，在仙居务工的小余一脸感激。小余是安徽人，去年夏天，他的妻子突发疾病需要手术，到仙居县人民医院后发现费用还不够，小余愁得连连叹气。这一幕，被不远处的李成义发现了。李成义关心地走上前询问，得知原委后，他安慰小余：“小伙子别着急，我这里有些钱，你先拿去应急。”说着，李成义就带着小余到付款窗口，用自己的银行卡支付了1万元。小余感叹：“我都不敢相信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交完钱，我给李老留下了我的姓名和电话，说有了钱一定会马上还。李老却说，看病要紧，还钱不急。”带动慈心善举，榜样有力“李老的慈心善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为大家树立了榜样，也深深地感动了仙居县广大慈善工作者。” 仙居县慈善总会副会长张虹霞对记者说。2008年，仙居刚开始推介“慈善一日捐”时，李成义就和老伴带头在各自的单位各捐款5000元。作为最早的仙居县“慈善一日捐”参与者，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带动了社会各界踊跃捐款。张虹霞记得，过去老人身体好的时候，每年都会来仙居县慈善总会捐款。老人还会详细地询问每一笔款项的去处，了解困难群体的特点，以及时调整资助的方向。他还会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参与慈善事业的体会。“每次李老来我们这里，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周边单位的员工都会围到他的身边，听他讲故事。在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慈善捐款的行列。” 张虹霞说。“人人为慈善，慈善为人人，人人都快乐。”这是李成义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多年来，老人在各种场合广泛宣传慈善的性质、宗旨，宣传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意义，宣扬各阶层人士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先进典型，宣传国家对慈善捐赠的优惠政策等，动员各界群众投身慈善事业。“老人逢人就宣传慈善，是我们慈善总会的编外宣传员和义工。”仙居县慈善总会会长徐薇薇说，“李老总是教育我们，捐多捐少，不要强求，难得的就是有心。他就是以一颗慈爱之心，支持慈善事业，关心困难群众。”“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很容易，做一辈子好事也不难。”这位将近百岁的老人表示，爱心无止境，慈善事业无止境，在有生之年，他要将慈善事业一直做下去。（记者王晨辉 通讯员应亚军）责任编辑：徐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