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乾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16名老年人在此领回了自己被骗的钱款，共计757588.92元。这也是自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以来，乾安法院首次退赔涉及养老诈骗案款。2017年5月11月末，被告人吴某某在某金融公司任职，任职期间，伙同谷某某（另案处理）在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未获得金融部门颁发金融许可证的情况下，以个人出借资金并高额返本返利为名，以明显高于银行存款利息为诱饵，通过业务员介绍、散发传单、召开产品推介会等方式公开宣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计人民币685万，未兑付75余万元。案件指定乾安法院审理后，由于被骗的大都是老年人，社会影响较大，乾安法院高度重视。一审开庭后，吴某某自愿认罪认罚，积极退赔，主动返还其参与吸收的该金融公司江北分公司投资人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规定，判决吴某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吴某某如数筹措到全部款项。因疫情影响，案款迟迟未能及时返还。6月18日，案件承办法官在执行局的协助配合下，终于按下了退赔“按钮”。当天一早，16名老人就来到乾安法院，核对身份信息、所涉及的钱款数额、签字，一步步程序走完，老人们终于拿回了“走失”的养老钱。“没想到我的养老钱还能追回来，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不然日子真的没法过了。”一位热泪盈眶的老人紧紧地握着法官的手说道。在退赔现场，乾安法院组织干警向到场老人发放了《预防养老诈骗宣传册》，同时，结合时事热点及典型案例，揭露以“养老服务”“养老产品”“养老保险”“养老帮扶”为名的各类犯罪新手段、新套路、新动向，提醒老人及家属在日常生活中要提高警惕、注意保护个人隐私，牢记“不听、不信、不转账、不汇款”，并建议家属“常回家看看”，用心用情用实际行动温暖老人的心，不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老人不安则家庭不安、家庭不安则社会不安。自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乾安法院在依法惩处涉养老诈骗犯罪分子的同时，高度重视追赃挽损工作，在审理涉养老诈骗案件过程中，建立健全审判、执行联动机制，最大限度减少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接下来，乾安法院将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深入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全力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为保障农资经营者合法权益，助立农业生产活动正常进行，扶余市人民法院加大执行力度，顺利执结三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案款执行到位后，为三起案件申请执行人张某微的化肥经销处带来了“一池活水”。6月16日，申请执行人张某微送来两面锦旗，对扶余法院常树才、张雪峰两位执行法官表示真挚的感谢，点赞扶余法院的执行工作。在三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张某微是某化肥经销处经营者，齐某、李甲和李乙在张某微处赊购化肥，分别欠款8400元、13000元和20000元。张某微多次催要，三人始终未给付，故诉至扶余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三人偿还欠款。法院判决生效后，齐某和李甲、李乙三人迟迟不履行支付义务，张某微遂向扶余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三起案件。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承办法官常树才迅速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被执行人如实报告财产情况，同时综合运用线上、线下措施查控被执行人财产，最终齐某悉数缴纳案款8400元，李甲支付10000元，剩余3000元与申请执行人约定秋季付清。执行法官张雪峰第一时间联系被执行人并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告知其拒绝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最终被执行人李乙支付欠款8000元，余款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每月给付2000元，直至全部给清。这3起执行案件的圆满执结，充分展示了扶余法院维护司法权威的信心和决心，锦旗不仅是对执行法官公正执法、司法为民的肯定，更是一份期待。扶余法院将始终牢记守护公平正义的职责使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以实际行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老人不安则家庭不安，家庭不安则社会不安”。为贯彻落实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工作部署，切实提高老年人的法治意识和识骗防骗能力，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6月17日上午，宁江法院组织干警到伯都讷广场开展养老诈骗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干警们通过悬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彩页、接受法律咨询等方式进行宣传，并向群众详细解说养老诈骗犯罪分子作案的惯用手法和防范措施，叮嘱他们不要贪图小利，不要听信陌生人的“甜言蜜语”，如遇到情况要第一时间报警，一定要捂好自己的“钱袋子”。通过此次宣传活动，提高了老年人防范养老诈骗知识的知晓率和普及率，进一步筑牢了防范养老诈骗的坚固屏障。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600余份，现场接受法律咨询15余人。下一步，宁江法院将立足审判职能，主动担当作为，持续加强对养老诈骗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依法严惩以养老为名侵害老年人权益的各类诈骗犯罪，为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助推平安宁江建设贡献法院力量。

改善农村居住环境，不仅能提升农民生活幸福指数，还可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前郭县人民法院始终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6月18日，前郭法院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组织20余名党员干部前往哈拉毛都镇前哈拉毛都村，助力改善村容村貌，提升乡村文明。本次活动，干警主要负责前哈拉毛都村主要街路两侧的绿植整理和卫生清扫。烈日炎炎下，5千延长米的道路两侧下留下干警们辛勤的汗水。他们戴着手套，拿着铁锹，让每一棵绿植都整齐划一，把每一块泥块都压碎填平，使每一个街道都焕然一新。虽然活很累，天很热，但是每一位干警都不曾抱怨，他们说，作为一名党员，在学习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时就明白，不仅要在思想上有政治担当，还要真抓实干，统一思想和行动，而这次党员志愿日活动就给予很好的机会，为建设美丽农村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是极其有意义的事。对于法院干警们的行动，村里也给出极高的评价。在此次活动中，党员志愿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下一步，前郭法院将继续发挥党员作为志愿者的“排头兵”示范作用，引导全院干警积极参与“我为群众办实事示范法院”创建活动中来，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我的父亲——李贵良，出生于河南省偃师县，也就是唐僧的故乡。他是辛亥革命那年正月初五出生的，巧的是，我也出生在正月初五。更巧的是，我的外孙女的出生日，竟然也与我同一天。父亲去世34年了。作为打天下的那一代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他们的人生信条。今年（农历辛丑年）正月初五，是父亲诞辰110周年。想写点文字，以作纪念。1982年初，我从军队纪委转业回绵阳。一边发奋恶补文化知识，一边努力熟悉地方纪委工作。四年后取得语言文学专业和法律专业两个文凭。不久，当上了全省各地市州纪委最年轻的办公室主任。一边是忙不完的工作，一边是看不完的书。女儿闪闪也在1986年出生了。太小的她，进不了托儿所，找人带，又没人盯，令人牵肠挂肚，既费力更费神。父亲住院治疗期间，由于绵阳中心医院误诊，于是很快病重，很快病危。他当年老战友们（成都军区副政委牛击、南充军分区司令朱搏黑、绵阳军分区副政委刘贯山）施以援手，很快转院到了成都军区总医院，这才稳定下来。我们当时气愤地要找医生讨说法，父亲却说：“医生也是好意，又不是故意的。”一句话，说得我们没了脾气。父亲生病的那几年，我是忙了前，就忙不了后；顾了左，就顾不了右。每天不是在上班工作，而是在到处打仗；不是在挣钱养家，而是在八方救火。直到父亲转院到了成都军区总医院，我让战友董兆元，同母亲一道在成都全天陪护。我才有了喘气的功夫。本来，父亲的病情已经稳定。但是，或许是担心母亲因他重病难治，在长期看护中拖垮身体；也可能是因为目睹我们三兄妹的力不从心，而于心不忍。尽管父亲是离休干部，享有很好的医疗保障条件。但是，他还是背着我们，与主任医生悄悄签订了危险系数很高、风险很大的试验型治疗方案。后来我们才知道，是父亲坚持要采用这种风险极大的治疗方案，而且不让医生告诉我们。但是，这种试验型治疗方案的疗效，也只维持了短短几天，全身的微血管就开始渗血，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34年前的“五一节”上午，不少亲朋好友来到病房看望。父亲很高兴的与他们见面谈话。谁也没想到，下午病情就急转直下。我当即明白了，上午的假象，是父亲生命最后的回光返照。当天晚上，我不愿意让母亲看到这生离死别的最后场景。经我再三劝说，母亲回到宾馆休息。我小心翼翼地询问父亲，有什么要交代的吗？父亲说：“没有了。你就让我这样睡过去好了。”1988年5月1日深夜11点46分，父亲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经医院紧急抢救，他又醒了过来。我难过地告诉他：“刚才，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父亲说：“下次心脏停跳，就不要再抢救了，该说的我都说了，就让我这样睡过去吧，再也不要做那些没用的抢救了。”5月2日凌晨1点20分，父亲的心脏，再一次停止了跳动。依照父亲的嘱咐，没有再进行心脏复苏的抢救。我一直摸着昔日父亲温暖的那双大手，慢慢变冷……父亲戎马一生，身上八处负伤。当炮弹袭来时，他的通信员奋不顾身冲上去，将他压在身下而壮烈牺牲。他身上有一块弹片，一直未能取出。他经历过1937年“8.13”淞沪抗战，作为一名排长，在保卫四行仓库中光荣负伤。在八路军，他是皮定均将军的一员骁将。解放战争，血战孟良崮战役，他身先士卒，荣立大功。全国解放后，他是四川省中江县的首任兵役局长，并亲自送黄继光等四川籍战士抗美援朝。50年代绵阳、遂宁两个专区合署后，他是绵阳地区的首任民政局长。他还是“第二个都江堰”——武都引水工程的首任指挥长。改革开放后，他又第一个向组织打报告，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我的父亲出身贫寒，读书不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淡薄名利，恪尽职守，是领导和群众公认的一个从不整人的领导，一个严于律己的好人。同时，他又最早被解放出来，负责筹办“绵阳地区五七干校”，随后被任命为武都引水工程首任指挥长。他不但是一个善良的好人，同时也是一个负责任的领导干部。他对工作一心一意，竭尽全力。即使接受再困难的工作，受领再危险的任务，他从没辜负组织和领导的期望，并深得班子和同志们的信任与好评。三年困难时期，我爷爷从河南老家带着我堂哥来到绵阳，原本打算在当官的儿子这里过一段不挨饿的日子。谁知天府之国粮食更是异常匮乏。看着我们三兄妹的满眼饥饿，爷爷悄然返回偃师，没两个月便去世了。老家的人说，爷爷不是饿死的，是为在四川的儿子孙子挨饿，担心死的。父亲的工资不低，却几乎从不存钱。跟他出差的同志，在外吃饭一般都是他付费。我问过他，回答是别人工资没他高。三年困难时期，他明确交代保姆彭姨，不要怕贵，想办法把市面上能买到的食品，买来让孩子们吃。父亲认为，命比钱贵，一个好身体，才是学习、工作、生活的本钱！我们三兄妹结婚时，父母都送同样的手表，作为祝福。希望我们珍惜时间，永不停步。父亲老年得子，对子女从不偏袒溺爱，而是严格要求，一视同仁。作为长子，一生中记得他只打过我一次。那是因为弟弟淘气，用自制的箭，射伤了我的妹妹（他的姐姐），还不认错。为此，我打了弟弟，却正好被父亲看见。于是，我挨了他唯一的一次打，而且还只打了一下！但是，家里的一根擀面棍，却被打断了。父亲如此气愤，是因为他亲眼看见了，我这个当哥哥的，居然动手打弟弟。但他所没看见的，是当弟弟的，先欺负了自己的姐姐，而且还坚决不认错！事后，父亲了解了实情，但也从未向我道歉。不过，从此父亲再也没有打过我了。而弟弟从这以后，也再也没有欺负过自己的姐姐了。或许，这就是父亲的家教！作为父亲，他的身教，永远大于他的言教。我们成家立业时，“好好学，好好干，好好活”这九字传家之言，是父亲母亲留给我们兄妹的最大的遗产。“好好学”是父亲对我们的启蒙父亲的家里穷，兄弟姐妹多，父亲只在偃师县大口肖村的私塾里念了两年书。他最得意的是，这两年的笔和本没花家里的钱，是老师对他学习成绩好的奖励。父亲有空时会摸着我的头说，即使他如此努力，爷爷也没能供他读完初小，当兵成了他能吃饱饭的唯一选择。他时常骄傲地对我说：“你爷爷没能供爸爸读完初小，你只要好好学，爸爸有能力供你读完大学，甚至博士。”一个没能读完初小的他，却把最实在的“好好学”三个字，永远地镌刻在我的心底。作为国务院首批十年一贯制——绵阳实验小学的学生，1965年秋，我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四川南山中学。尽管十年“文革”中断了我的学业。但是，“好好学”这三个字，却始终伴随我上山下乡，戍边扛枪，转业地方，调到中央机关。在“好好学”的激励下，我始终坚持把读一万字书或写一千字文，作为我每天的必修课。这些年，每每在停顿自己或松懈自己时，耳边就会听到“好好学”的叮咛，仿佛父亲在默默地注视着我。“好好学”已经成为父亲同我交流的开场白，成为激励自己不能懈怠的座右铭。“好好干”是父亲对我们的鞭策新中国建立时，父亲就是县团级领导干部。无论在地方，还是在军队，人们对他评价最多的就是忠厚清廉，没有官架子。孩童时代，专署大院的一些孩子，显摆各自的父亲时，常挤兑我的话：亏你爸还打过大仗，立过大功，但却一点儿也不像当官的。当时，我也觉得父亲不像城里的领导干部，倒真有点像北方的乡下农民。“文革”十年，那些像大官的领导干部，不仅本人被批斗，而且还波及家人。而我父亲除了一两张无关痛痒的大字报外，没有人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70年底，我悄悄从插队的乡下参军入伍。父亲赶来时，窗外的他只来得及丢下“好好干”三个字，火车便呼啸而去。“好好干”三个字，激励我扎根连队，从最苦最累的活儿干起。激励我，在全军同批入伍者中最早入党，在军事训练和战术演习中崭露头角。激励我，敢于坚持原则讲真话，1979年军队纪委一恢复重建，组织就调我专门从事纪检工作。十多年的军旅生活，没有人能看出我是上山下乡的城市兵，更没人知道我是干部子弟。1985年转业地方三年的我，因“好好干”被任命为绵阳市纪委办公室主任。看着刚过三十而立，颇有点春风得意的我，已经离休在家的父亲，决定与我进行一次恳谈。工农干部的他，并不善于言谈。一晚上讲了不少自己的经历和体会。由于讲得极其认真，我也不敢敷衍。其实，这也就是父亲教育我当好领导干部的“五个不”：一是不能贪污，屁股不净，难有威信。二是不能偷懒，尽心不够，难以当头。三是不能表白自己太累，头累身难起。四是不能当众轻言下属不行，部下窝囊，实乃领导废物。五是不能拒绝别人解释，听人辩解，可得一半30多年过去了，我在纪检监察机关的各主要业务部门均历练过。审理大案，查办要案；处理信访，开展调研……并从县纪委、市纪委，一步步走进中央纪委。无论是在中央研究室搞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工作研究，还是在中央纪委北戴河培训中心，大规模培训纪检监察干部，或是创办中国纪检监察学院；无论是同领导交往，还是与同事相处，或是和下属共事，都能全身心投入，竭尽全力，排除困难；都能等距离相交，不偏不倚，不温不火。相处时，不虚情，不妄誉；离开时，不攻讦，不出恶声。过耳顺之年后，我更深刻地懂得君子之交，不能浓于水。我父亲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字面理解，或许并不周延。但是，他却用“五个不”让我领会其真谛。回想起来，这“五个不”，其实就是父亲对“好好干”三个字，极接地气的具体诠释。“好好活”是父亲对我们的祝福27年前，我初到北京时，张黎群同志（32岁时就任中国青年报社总编辑，后任社长），曾就“生命是一个过程”，让我即席作答。略作思考后，我向忘年交的张老作了这样的阐述，人生是一个过程，所有人的起点和终点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正是在于过程即中间的这一段。有的人，过分领悟于起点和终点的相同，无所事事，与世无争；有的人，又过于醉心于过程即中间那段的不同，而费尽心机，锱铢必较。我当时对人生是一个过程，用了“三个性”来概括：“一次性”：人生是一个过程，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只拥有一次生命。因此，必须珍惜它，努力做自己应该去做的事。“有限性”：人生是一个过程，无论长寿还是短命，都只拥有有限的生命。因此，必须把握它，只能做自己可能做到的事。“不可逆性”：人生是一个过程，无论从何时开始，都是直播而无彩排，开弓没有回头箭。因此，必须理解它，及时做自己需要去做的事。27年前，我之所以能用不到五分钟作出上述概括，是因为30多年前我亲历了父亲对死亡的坦然和淡定。“我去了，你们要好好活。”这是父亲在弥留之际，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于是，他安详的、平静的、面带笑容的走向我们目前还不能深刻了解和科学认知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出身豫西山村没读完初小的贫苦农家子弟，在祖国危难之时，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抗击过日寇的入侵；在国共两军决战中原之时，参与了全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孟良崮战役；在鸭绿江畔燃起战火之时，亲自动员并输送了黄继光等一批四川籍志愿军人入朝作战；在“文革”期间最困难之时，担任了被称为“第二个都江堰”的武都引水工程首任指挥长。“文革”结束不久，他即带头向组织写申请，要求离休，以便让年轻干部成长——父亲以他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好好活”。尽管父亲可以躺在轮椅和病床上靠保守疗法，在相当长的时间维持生命。但是，当他考虑到自己一生中，应该并可以做到的事已经完成，考虑到不能拖垮我母亲的身体，考虑到不能影响子女的工作，考虑到不能耗费国家有限的经费，于是，他选择了解放别人和解脱自己，并拒绝无用的救治，从容离去。父亲以其有尊严的活法，加深了我们对“好好活”的理解。今年是父亲诞辰110周年。每年的正月初五，我和弟弟、妹妹，都会如实的向父亲汇报，“好好学”的体会，“好好干”的历程，“好好活”的情况。父亲母亲：你们在那个世界好吗？托你们的福，我们过得很好。只是你们走后，兄妹们每次相聚后的一声再见，彼此知道，时光如梭，就时间而言，又都老了一点点；我们每次去市委干休所老房子和南山陵园祭奠，大家明白，光阴似箭，就空间来说，与你们的灵魂又近了一点点。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想你们了！你们听见了吗？来源：廉洁海淀公众号

（作者：卓勇哲  王俐苹）为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法院“标准化建设年”的相关要求，以及全省法院视频工作会议关于“基础硬件符合标准、管理监督规范有序、法庭‘两个功能’完备、基层人民群众满意” 的人民法庭建设目标安排，坚持和完善人民法庭“三个便于”工作原则，准确定位“三个服务”功能，不断提升人民法庭便利群众诉讼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近日，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翁建军，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季从军一行专程到八道沟人民法庭进行现场调研指导。院长翁建军逐一检查法庭立案室、审判室、办公室、会议室、厨房、健身房，从人民法庭基础设施建设着手，，要求依据《吉林法院人民法庭标准化建设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改善法庭庭貌、开展法庭绿化等，逐一落实，努力将八道沟人民法庭打造成示范标准化法庭。在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翁院长要求八道沟人民法庭既要重视“硬件”建设，更要重视和加强“软件”建设，要求全庭干警要严以律己，公正司法，严格落实 “三个规定”，坚持党委领导，主动融入到当地建设发展，多方参与基层治理，提升基层司法服务水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为吉林振兴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

养正遗规序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教术之端，自闾巷始。人材之成，自儿童始。大易以山下出泉，其象为蒙。而君子之所以果行育德者，于是乎在？故蒙以养正，是为圣功，义至深矣。余每见当世所称材子弟，大者夸记诵，诩词章，而德行根本之地，鲜过而问焉。夫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繄岂泉之咎哉。汨泥扬波，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也。宏谋公馀考昔贤养正遗规，择其简要可通行者，釐为二卷，篇帙无多，本末略备，用以流布乡塾。俾父兄师长，以是教其子弟，毋轻小节，毋鹜速成，循循规矩。虽蒙养之事，而凡所以笃伦理砥躬行兴道艺者，悉已引其端，由是以之于大学之涂庶几源洁流清，于世教不无少助乎？钦惟圣天子昌明理学，文治日新，备员圻辅，分路扬鑣，循行風俗，与有人材之责焉。故敢勉竭愚忱，具训蒙士，为郡邑先。其或以是为迂为固为琐屑而憗置焉，余心滋戚矣。乾隆四年三月既望桂林陈宏谋题于津门官舍

“双减”之后，孩子们在家的时间变多了，在家长寻求更多育儿帮助的同时，家庭教育指导师这个职业开始变得异常火爆。这是个什么样的职业？有没有统一的准入门槛？你家需要家庭教育指导师吗？一起来看这篇文章。前段时间，《法治日报》记者以报考者的身份咨询了两家培训机构，想要报名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师考试，机构人员告诉记者，报名是“零门槛”的，而培训大多是采用线上教学，机构人员坦言，通过很容易，只需要背好他们提供的“秘籍”。而通过考试后，马上就可以拿证工作了。这份应该非常专业的工作，这么容易就可以入门了？其实，家庭教育指导师这个工作早就有了，只是近年来才慢慢热起来。不过，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已经没有“家庭教育指导师”这个职业资格。按照人社部“目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的原则，我相信，不少家庭教育指导师手里拿的肯定不是相关的执业资格证书，很可能只是培训合格证一类的证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开展“工作”，《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中，一名曾经的保洁员，经过了不长时间的培训，很轻松就通过了考试，拿到了培训合格证，今后她在保洁工作之余还多了一份工作选择——周末“接单”做家庭教育指导师。而一些培训机构在宣传时对市场前景作出了预测，称未来几年至少需要460万名家庭教育指导师，每位指导师年收入可达15万元至50万元！这个“新兴”的职业为什么火爆？首先，以往家长的不少“家庭教育”需求都是由校外培训机构解决的，不管这些需求是不是全面的、合理的，至少家长的焦虑会得到缓解，孩子在课外有人管着呢。但随着“双减”推进，校外培训机构迅速收缩，课后该如何带娃？一般家长会有不小困惑。同理，近两年的疫情让孩子在家的时间多了，亲子之间的接触多了，问题也会多起来，一些只发生在家庭中的矛盾也不可能去咨询孩子的老师，因此家庭教育指导师便成了不少人求助的对象。一些家长还有这样的心理，想让这些自己专属的上门指导师能够传授一些“独门绝技”，让自己的孩子可以考出比别的孩子更好的成绩。再有，今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后，依法带娃的时代就开始了。日前，北京的一对离婚夫妇，因一方发现孩子身上有外伤，向北京某法院起诉变更抚养权。该法院首次依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部分条款对孩子父亲进行了训诫，并责令其接受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来自澎湃新闻）而“父母持证上岗”曾经还只是一个段子，没人会当真。但在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前后，浙江省、四川省和山东省的部分地区开始真的“落实”了，如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的“星级家长执照”，不少家长都自愿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星级”家长，据说电子证书已发放数十万份。学做合格家长，这样的热潮也让家庭教育指导师热了起来。无论如何，以下这些认识是值得肯定的：家长是孩子终身的老师；家长这位老师不可替代；但家长不是天生就会教育；家长需要学习教育理念和方法；家长需要指导，家庭教育也需要指导。但究竟谁来指导家长？家庭教育指导师。从称呼上看，最对口的应该就是“家庭教育指导师”队伍了，但区区120小时的网上培训就可以做了吗？显然这是不够的，孩子成长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工作还不是直接面对孩子的，要隔着一层，指导家长去教育孩子，这就更复杂了，除了要有针对青少年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外，还要懂得如何说服一些已经有了固有理念的成年人，手把手教他们如何做。另外，在《法制日报》的那则报道中，一位有三年执业经验的家庭教育指导者还谈道，当前家庭教育指导师行业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少家庭教育指导师变成了家庭教师和上门辅导员，他们在变相教育着孩子，甚至是在辅导孩子的学科类课程，代替以往课外培训机构的工作。这都是不专业的，甚至是错误的、违规的。家庭教育指导这项工作不是不需要一支对口的专业队伍，正相反，是非常需要。一定要规范从业者的准入，让真正适合的人进来。首先要确定一个专业准入的管理部门。因为这个行业与医生和教师一样，是有专业要求的，某些错误的指导对一个家庭来讲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因此，建议执业者要有一定的教育工作或心理咨询工作背景，最好还要有相当的实践经验。教师。家庭教育指导的部分职责可能还要由教师队伍来承担，这里面最核心的理由是很多家庭并不知道自己“有被指导的需求”，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家长意识不到自己的教育理念与方式有问题，他们也就不会主动去请指导者进入自己的家门。教师才是有可能实时发现孩子家庭教育问题的警示者，他们与孩子朝夕相处，对孩子的成长负有一定责任，为此也要得到家庭教育上的配合，因而家庭教育指导也就成了教师的部分义务。但教师本身的工作往往已是满负荷，教学生是他们的本职，指导家长却不一定都是，如果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孩子的成长还算正常，他们也没有理由主动介入一个家庭中的所有教育行为。教师如果发现孩子有一定的心理问题，而他们没有能力处理或无暇处理，是可以要求家长去校外寻求专业的心理辅导或治疗的，去解决父母管教方面的问题。社会教育机构。在社会上还有一个可能的承担者——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可以开办相关的课程，吸引家长来听课，但这又不能成为一种市场行为，因为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营利性教育培训。这也会限制机构从事这项业务的积极性。学校。十几年来，学校一直都是家庭教育指导活动最主要的举办者，因为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是很难分开的，彼此交叉点非常多，在一个不完全的搜索中，国内创办最早的家长学校可以追溯到1983年，近40年来不少学校都积极主动地开办了家长学校，传播家庭教育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学校管理者对此有切实的需求。但家长学校等校方主办的活动更是一种讲求传播效率的指导方式，在指导的具体性、针对性上会有先天的不足。社区。社区居委会是在政府指导下的一级居民自我管理组织。以往，协调家庭矛盾就是居委会的一项基本工作，而有孩子的家庭因教育分歧产生的矛盾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为了让社区生活更加和谐，不少社区也开展了一些家庭教育指导方面的工作，如育儿指导讲座等。社区会靠一些贴近居民生活的选题吸引家长自愿参加，活动往往都很亲切、活泼，但专业性、系统性不一定会很强。其他。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在系统内督促、指导学校和教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也可直接做一些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如请专家讲课并进行传播，丰富指导资源等。可以看出，在家庭教育指导这项工作中，没有一个是全能的承担者、执行人，也没有谁是完全对口的必然责任人，教育行业内的人们还是最努力的。但这项工作需要更多的参与者，因为还有太多的不合格父母在“岗位”上，还有太多的错误教育观念在社会上流行着。来源：人民教育公众号（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传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