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写文字第四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皱折。济阳江禄，书读未完，虽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齐，然后起。此最为可法。凡写文字，须高执墨锭（dìng），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高执笔，双钩端楷书字，不得令手揩（kāi）著毫。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凡写文字，须要仔细看本，不可差讹（é）。 【译文】凡是书册，都须爱护，不可损污皱折。济阳人江禄书未读完时，即使有紧急的事情，也定要待将书掩盖整齐后再起身，这是很值得效法的。凡是写字，必须拿着墨锭（dìng）的上端，端端正正地研墨，勿使墨汁沾到手；手执笔的上端，呈双钩状写楷书，手指不得接触笔毫。凡是写字，不管写得是否漂亮，必须一笔一画地写，做到字体端正，笔画分明，不可潦草。凡是抄写文章，必须要仔细对照原本，不可出现误差。

楹联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江西省浮梁县的县衙是目前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座古县衙，其中保存的大量楹联所折射出的廉政观与法制观，堪称是中国古代衙门廉政文化和法制文化的精粹。浮梁县自唐宋以来，一直具有比较重要的经济地位，特别是以茶叶和瓷器而闻名于世。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无疑是浮梁茶最有名的“软广告”；而浮梁县下属的昌南镇出产的瓷器更是畅销海外，据说中国的英文名（China）便是由“昌南”（Changnan）的音译而来，可见其影响之大；也因昌南镇出产的瓷器太过出名，故而被宋真宗赐予了景德年号，成为唯一一个因年号而得名的历史名镇——景德镇，以至于到了今天，浮梁反倒成为景德镇市下属的县。繁荣的经济，加上白居易、范仲淹、苏轼等历史名人都在浮梁留下了足迹，也打造了一方山水人文，被汤显祖誉为“人喜儒而化鄙，吏好学而明臧”。浮梁县衙规模宏大，被誉为“江南第一县衙”。在我国古代，县级衙门是最低一级的地方衙门，但它承担了大量行政和司法事务，是国家统治和治理的基础，因而知县也被称为亲民之官，老百姓则管他们叫“父母官”（知府被称为“老公祖”，显然又隔了一层）。据《清通典》记载：知县的职责为“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可谓是无所不管。既为民之父母，就应当关心、爱护百姓，为民服务、替民作主。这就要求知县在公堂之上，要做到清正廉洁，秉公办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此，浮梁县衙楹联的内容，大多数都与此有关。其一，为官之道，在于爱民、亲民、惠民、济民、利民，这也是浮梁县衙楹联所反映出的廉政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浮梁县署大门上第一道对联写道：治浮梁，一柱擎天头势重；爱邑民，十年踏地脚跟牢。说的就是知县上受皇命重托，下系百姓身家性命，如擎天之柱，责任重大，因此，必须爱民如子，脚踏实地，恪尽职守，造福一方。这种“爱民”情怀，可以说是浮梁县衙楹联的核心思想。县丞衙署大门的楹联写道：宽一分，民多受一分赐；取一文，官不值半文钱。典史厅中柱的楹联写道：不嫌案牍劳神，一心为国；专替地方办事，两袖清风。其二，勤政爱民的具体体现，就是为官清正廉洁。县衙大堂“明镜高悬”的牌匾下，就有着这样一副对联：职在地方，敢以热心问世事；民呼父母，仅将清节传儿孙。为官一任，不仅要尽心尽职，更要不负百姓期望，勤政廉洁，为自己、为后人留下清廉的好名声。大堂内上方的对联，也道出了这种情怀：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怕叨念功；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其三，做到清正廉洁的关键，在于严格自律、克己奉公，加强个人自身的修养。浮梁县衙从大堂到三堂的楹联中，都有这方面的内容，既是对县衙官吏的要求，也是时刻敲打的警钟。大堂是知县日常办公、审理案件之处。作为一个地方长官，能否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全在大堂上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之间。因此，在大堂之上“亲民堂”牌匾下的楹联，就提出了这方面的基本要求：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二堂是知县预审案件与调处纠纷之处，在“正大光明”的牌匾之下，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民心即在吾心，信不易孚，敬尔公，先慎尔独；国事常如家事，力所能勉，持其平，还酌其通。三堂是知县办公、读书和接待朋友之处。公堂之上，能否做到克己奉公，与平日的修身养性是分不开的。因此，作为一个称职的地方官，首先应该以平和的心态，抛开个人的荣辱得失，真心实意地替民作主：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在县衙所有的事务中，与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大概就是司法办案了。司法的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百姓的身家性命。因此，浮梁县衙的楹联中，对此提出了特别要求：首先，审理案件固然要两袖清风，但更要一身正气，既要有菩萨心肠，也要有霹雳手段，阎罗气象，这是秉公断案的基本要求。县衙大堂前大金柱上的楹联写道：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悲无量，依然菩萨心肠。其次，办理案件既要依法办事，也要合乎天理人情。县衙大堂后大金柱上的楹联写道：法合理与情，倘能三字兼收广无冤狱；清须勤且慎，莫谓一钱不要便是好官。……浮梁县衙楹联所反映的廉政观与法制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堪称是父母官的座右铭。而县衙的“名宦祠”和“贤侯祠”所奉祀的历任知县的事迹，也正是对县衙楹联所反映的廉政观与法制观的身体力行，为浮梁县衙楹联所体现的廉政观与法制观留下了现实生动的注解。责任编辑：刘策来源：法治日报  

在我国古代，很早就设立了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的机构。当初，舜接受尧的禅让，登上帝位，在组阁的时候，任命伯益为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部长，官名叫“虞”。古人的环保意识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付诸行动的，用现在的话说叫“低碳经济，坐言立行”，而且行动非常坚决。鲁宣公的时候，他在河里的鱼繁殖的时候撒网捕鱼，结果手下的一位大臣叫里革的，撸起裤管，蹚水过去把网割破了，还振振有词地教训了鲁宣公一通，说：“鸟兽孕育，鱼鳖长成的时候，管理鸟兽的官员就禁止张网捕捉鸟兽，只能下河去插鱼，做成夏天吃的鱼干，这是保护鸟兽；鸟兽长成，鱼鳖孕育的时候，就禁止撒网捕鱼，只能布置陷阱捕捉野兽，这样做都是为了积蓄自然资源。到山林里不能砍伐新枝，到草泽里不能割嫩草，打鱼的时候不能捕小鱼，打猎的时候不能抓小鹿，捕鸟的时候要保护雏鸟和鸟卵，抓虫子的时候不能伤害幼虫。这些都是往圣先贤们的教导。”周代在管理农林牧副渔业的司徒下面设立了山虞、泽虞、川衡、林衡等官职，具体负责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林衡是山虞的属官；川衡是泽虞的属官。秦汉的时候，改称少府，下面设有管苑囿的苑官、管森林的林官、管湖泽的湖官等。唐代以后，设立了虞衡司，不仅负责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还要管能源供应（薪炭）、城市绿化（京城街巷种植）等事项。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法制建设方面，古代也有很多建树。早在大禹当政的时候，就颁布了春天封山、夏天休渔的禁令。3000年前，周文王攻打一个叫崇国的诸侯国，在出征的时候下令：作战的时候，不得砍伐树木、填埋水井。这是以军令的形式保护资源和环境。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秦国崇尚法治，环保方面的法律规范非常详细，例如春天，不得砍伐林木，堵塞河道，不得烧草做肥料，不得采伐刚刚萌芽的植物，不得捕猎幼兽、毒杀鱼鳖、设置陷阱和网络捕捉鸟兽。当然，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如果有意外死亡的人，需要制作棺木的，允许砍伐树木。秦国的法治残酷，违反以上禁令的处罚后果相当严重。但是，其他诸侯国对于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同样是严刑峻法，绝不宽纵。《管子》中有这样的记载：破坏封山的人，一律处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违反禁令，闯入禁区的，迈左脚砍左脚，迈右脚砍右脚。现在，如果谁不自觉，把自己家的炉灰、垃圾倒在街道上，最多是被城管或者戴红袖箍的大妈说两句，打扫了就完了。可是，翻开《韩非子》看看，准保你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干了，“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后代对于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行为虽然不再动辄砍手、砍脚，但处罚较之现代仍然比较严厉。在汉代的时候，汉宣帝曾专门下旨，首都周边地区禁止在春夏时捅鸟巢、掏鸟蛋、用弹弓打鸟。皇帝专门操心这种琐事，可见对生态资源保护的重视。根据唐代的法律，滥伐林木的，以盗窃论；不该烧荒的时候烧荒的，抽50鞭子；在墙上打洞，将屎尿排到街道上的，打60板子。如今在讨论雾霾的时候，有人归咎于一些农村地区的烧荒行为。烧荒破坏植被、污染空气，的确有一定的危害，还容易酿成火灾。所以，在古代就严格限定了烧荒的时间，南北朝的时候，北齐的高洋规定只能在阴历十一月烧荒，其他时间严格禁止，以免损伤昆虫草木；宋代规定，在阴历二月初一至十月三十日禁止烧荒。现在，绿色环保组织、动物保护主义者非常活跃，成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急先锋。其实，在我国古代，几百年前就有这样的先驱。明代有个叫李苏的动物学家，写过一本专著，叫《见物》。在书中，他为动物的生命和尊严大声疾呼：“猛兽吃人的时候，人们非常痛恨；可是人常年猎食猛兽，猛兽又作何感想？如果它们有灵性的话，恐怕也要把人视为禽兽吧！圣人说：‘看到禽兽鲜活的样子，就不忍看它们死时的惨状；听到它们的声音，就不忍吃它们的肉。’君子在享用万物的时候，都要存一份感恩之心。猫啊，狗啊，要养就养它一辈子；耕牛啊，战马啊，更不能轻易屠杀。”清代的郑板桥曾经写过一篇非常有诗意的文章，呼吁尊重动物的自由和幸福。他说，想养鸟的话，不如多多地种树，在房子周围种上几百棵，形成一片茂密的树林，让它成为鸟的国度、鸟的家园。天要亮的时候，刚刚从睡梦中醒来，还在被窝里辗转反侧，就听到一片清脆的鸟鸣，如同奏响了《云门》《咸池》之曲。披上衣服起床，洗脸、漱口、喝茶，只见百鸟五彩缤纷的羽毛，振翅翱翔，穿梭往来，目不暇给，这绝不是一笼一鸟的乐趣可以比拟的。人生的乐趣，就是以天地为苑囿养育飞禽走兽，以江汉为池塘观赏游鱼，顺应自然，这才是至乐的境界。（文章节选自刘峰、周海燕《回到古代打官司：中国人的法律智慧》，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刘策来源：法治日报--法治网  

古代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是实打实的，对于见义勇为者是可以直接授予官职的。而如今在路上看到老人跌倒在地，该不该上前扶一把都成了进退两难的问题。那么，在古代，对见义勇为者，法律又是如何保护的呢？见义不为会不会受到惩罚呢？有强盗当街杀人，可是过往的人见死不救，该如何处罚呢？秦代法律的规定非常明确，如果路人距离现场一百步之内的话，见死不救要接受两副铠甲的处罚。要么说秦代是法治社会呢，法律的规定巨细无遗，连“距现场一百步”这样的细节问题都考虑周全了。汉承秦制，对于见义勇为的问题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按照汉代的法律，有人打架闹出了人命，如果邻居能够制止而没有制止，冷眼旁观，那么这个明哲保身的邻居是要被抓起来治罪的；还有，如果无故闯入他人的房子里，登上他人的车船，想要劫持人质，当场击杀这样的劫持犯是没有罪的。唐代对于举报和捉拿盗贼的人也给予奖励。这种奖励是从没收的犯罪嫌疑人财产中提取的；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财产可以没收，就从赃物里提取，比例是40%；如果赃物都挥霍一空了，就由政府按照20%的比例给予奖励。对于盗贼、强奸犯、殴打他人（打掉了牙、打断了手指或者造成更严重后果）的犯罪嫌疑人，虽然不是受害人的家庭成员或者亲属，只要是案发现场附近的人，都可以将犯罪嫌疑人捕送到衙门。如果犯罪嫌疑人持械拒捕或者逃跑，格杀勿论。对于犯罪嫌疑人，打死不犯法，还有赏钱可拿，相信见义勇为的人一定不会少，甚至会出现职业的“赏金猎人”，以抓捕犯罪嫌疑人来发家致富。见义不为、见死不救在唐代又是如何处罚的呢？遇到强盗抢劫和杀人的，如果受害人向邻居求助，邻居见死不救，要“杖一百”；如果邻居听到了动静，没有伸出援手，即便受害人没有直接向他求助，也要罪减一等处罚；如果是力所不能及，就要以最快的速度向附近的官府报信，不报信的也要受到处罚。当差的在追捕犯罪嫌疑人时，如果力量不够，无法制服犯罪嫌疑人，向路过的人求助，路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要“杖八十”；如果路人迫于形势无法救助，可以免罪。这里所说的“迫于形势”，指的是被险情阻隔无法救助或者邮差有紧急公文要传送，正快马加鞭赶路的情况。如果发现火灾，要告诉在场的人和附近的人一起救火，不发出警报，也不救火的，按照失火罪减两等处罚，也就是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到了宋代，在唐代法律的基础上，有了一些新的举措。例如，宋真宗为了开展针对强盗的严打行动，对于强盗团伙、抢劫杀人者，犯罪嫌疑人超过10人的，举报人可以得到十万两赏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样的激励措施还是很有效的。明代对于见义勇为的人不但赏钱，还赏官。根据明代的法律，老百姓（负责抓捕盗贼的公职人员除外）抓到一个抢劫犯或两个盗窃犯的，赏银二十两；抓获5个抢劫犯或10个盗窃犯的，给一个官职。如果达不到这个数目，折算成赏银。见义不为的同样受罚，如同伴当中有人打算谋害他人，当事人不加以阻拦、对受害人不救助的，当事人遇害后不向官府告发的，要“杖一百”。在清代，见义勇为者在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受伤的，享受军伤待遇：一级伤残赏银五十两；二级四十两；三级三十两；四级二十两；五级十两。受害人及其家人、邻居或者路人等抓获强盗的，按照人头赏银，一个二十两。但是，如果遇到强盗，邻居知情而不帮助抓捕的，要“杖八十”。由此可见，古代社会对见义勇为或者见义不为的赏罚力度要比今天大得多的。现在是文明社会，见义勇为者能得到一部分物质上的补偿，或者精神上的鼓励；见义不为者也只能在道义上谴责一下，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不知道这是道德法纪的退步还是社会的文明进步。（文章节选自刘峰、周海燕《回到古代打官司：中国人的法律智慧》，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刘策来源：法治日报--法治网  

三十年扎根基层，率队成功创建全国第一批部级“智慧矫正中心”；连续9年实现社区矫正对象“零脱管”“零重新犯罪”“群体性事件零参与”；先后 7 次荣立个人3等功、16 次获嘉奖……6月14日，在湖南省冷水江市社区矫正中心，记者见到正在工作的冷水江市司法局副局长、全国“双百政法英模”叶冠西。　　智慧矫正经验获全国推广　　2009年，叶冠西刚上任司法局副局长，就接到“烫手山芋”：破冰社矫工作。一人一桌一电脑，一间办公室，就是当时这项工作的全部配置。　　学政策跑政府抓协调搞动员，在无机构、无编制、无人员、无经费的“拓荒之路”上，他不懈努力，磨破嘴皮跑破脚皮。功夫不负有心人，人员、经费、场所、机制、监管等难题得到逐一解决后，叶冠西有了团队，准备“大干一场”。　　2010年，冷水江市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建成后，正式将公安机关监管的社区矫正对象，按照“见人见档”原则统一接管。　　社区矫正对象管控存在很大的危险性，为顺利完成移交工作，叶冠西建章立规，规范管理，“一年跑烂了三双鞋”。他带队奔走在全市16个乡镇和街道，将当年259名社矫对象全部接收到各个乡镇司法所监管。经过一年多日夜奋战，冷水江市的社区矫正工作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并走上了正轨。　　2012年，冷水江市被评为全省社矫工作先进集体。　　2016年，为完成全省社矫对象行为规范教育试点、社矫中心场所及信息化建设三大艰巨任务，他几乎每天都是两头摸黑，像个陀螺一样，不知疲倦地转动。白天，他抓工程搞训练，全力以赴抓社矫中心及信息化建设，刚刚还在建筑工地，下一刻已经到了社区矫正对象行为规范教育训练现场。晚上，他写汇报材料争取各级政府支持，总结当天工作以便及时改进，几乎每天加班到凌晨一两点。7个月时间，叶冠西下乡80余次，训话30多场，组织训练120余场次。酷暑时节，他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在他的改革创新下，社矫对象行为规范教育训练方法迅速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2017年，他带队创建独具特色的人防“十个一”、技防“双监控”、教育“三个四”、监管“五统一”、运行“六集中”等模式，其中“六集中”运行机制在司法部官网上推介。　　2019年，叶冠西的女儿面临高考，正是需要亲人陪伴的关键时刻，他作为父亲却缺席了。埋头苦干的他每天深夜才回家，第二天凌晨5、6点就出门，虽然同住一个家，可父女俩一两个礼拜都很难见上一面。同年，他带队在全省率先试点开展社矫队建制改革和智慧矫正建设，设立全省首个经编办批准的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社矫机构，建成了“一大队四中队”社矫执法管理体系。在全省率先建成“大平台共享、大系统共治、大数据慧治”的智慧矫正管理系统，探索创建“五形五化”智慧矫正新模式，开启了“工作在掌上、管理在指尖、帮教在线上”的智慧矫正新时代。疫情防控期间，智慧矫正大显身手，作用凸显，为全省乃至全国社矫执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创新贡献了智慧和力量。2021年，冷水江市社区矫正中心被司法部命名为“智慧矫正中心”。　　让法治阳光普照群众心田　　“听了叶冠西的法治课，让我懂得了学法守法的重要意义。”因经营“地下六合彩”犯非法经营罪的社矫人员郭某说，“他经常找我谈心谈话，鼓励我重拾信心，指导我创业，教导我要依法经营。”如今，郭某自主创业成立了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解决了20余位村民的就业，累计缴纳税款100余万元。　　22岁的社区矫正对象陈某，因不服管教受到3次警告处分，就要到收监条件。叶冠西为了挽救他，组织专题会议，为他制定针对性的矫正方案。经过多方教育与帮扶，陈某自力更生做水果生意，再也没有违反过监管规定。解矫那天，陈某将一面锦旗送到社矫中心，握着叶冠西的手激动地说：“是您拯救了我，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做人。”　　“每当看到一个个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解矫，我就无比欣慰，觉得再多的艰辛，再长的坚守，都是值得的。”叶冠西欣慰地说。　　13年来，叶冠西记不清加了多少班，熬了多少夜，跑了多少路，吃了多少方便面。他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秉承“矫好一个，幸福一家，平安一方”。他带队累计组织社矫对象开展集中教育43580余人次、个别教育27660余人次、心理辅导14650余人次、技能培训17420余人次、帮助指导创业就业930余人次，社矫对象转化率达到99%。累计将1562名曾经作奸犯科的“罪人”，教育改造成了遵纪守法的“新人”。抗疫战斗中，社矫对象积极捐款捐物，他们由过去的被帮扶对象，变成了对社会有贡献的群体。　　为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法律需求，叶冠西还带队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法律服务实践活动,为经济困难的群众及残疾人、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援助，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近3年来，冷水江市共组织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免费提供法律咨询28500余人次，办理各类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3342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约1.55亿元；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04件,免收法律服务费420余万元。法律服务援助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冷水江市司法局2020年被评为“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先进集体”。　　在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设的征途中，叶冠西始终用忠诚与担当，践行着“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来源：民主与法制网  

民主与法制网讯（□赵连喜 通讯员刘胜阳）他是一名退伍军人，五年前从巡特警支队到了河南省鹤壁市鹤山区，成为了一名交警。几年来，他扎根基层一线，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热爱的交通事故预防及处理工作。在他看来，做好一名交警，干好事故预防，就能保证每位行走在路上的群众平安到家。　　他叫何张伟，河南省鹤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鹤山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分管事故预防及处理工作。他先后荣获个人嘉奖1次及“鹤壁市优秀共产党员”“鹤壁市杰出青年标兵”“全省公安交管工作成绩突出个人”等称号。　　一顶小头盔，救了两家人　　在处理的交通事故中，有些老百姓是因为不太懂交通法律法规而让自己和家庭受到了伤害，所以何张伟总是在心里告诫自己：不但要给群众处理好事故、挽回经济损失的同时，还要做好普法和安全教育的工作。　　“何警官，谢谢你，你救了我们两家人啊！”2020年10月的一个早上，当何张伟走进单位大门时，一位手拿锦旗的大爷就热情地迎上来，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不停地道谢。　　原来，两个月前，何张伟在路口执勤时，发现一位骑电动车的老人没戴头盔且发生了轻微交通事故。他严肃且耐心地做了安全教育，临走时还送了老人一顶头盔。没想到，过了没几天，老人驾驶电动车与一辆货车相撞，头部狠狠撞到了硬地上，造成了头盔破裂。看到破裂的头盔，老人意识到没有这个头盔的保护，后果不堪设想，正是这顶头盔挽救了他的生命，拯救了两个家庭。老人紧紧握着何张伟的手，又是感激，又是庆幸，说：“这顶头盔，就是我的护身符，以后骑电动车时一定戴着。何警官嘱咐我，头顶有‘盔’，家人放心，警察同志为我们的安全操碎了心，我们也要遵守交通规则，让警察同志少点麻烦。”　　正是何张伟每次真正把工作做到了群众心坎上，才让群众心中能够牢记这些文明习惯。　　法治至上，情理交融　　何张伟常说，人民警察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源于人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他看来，一场交通事故，对民警来说只是万千事故中的一起，但对当事人来说，是生与死的大事，所以处理每起交通事故他都特别细致，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适用法律一丝不苟，对待群众又热情亲切。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喜欢多问两句。比如，当事人家庭情况如何、家里有没有什么难处等等。他常说，别小看这几句，也许多问几句，就能多帮助一户家庭呢。　　2021年，鹤山区许某出了一起大的交通事故。在处理的过程中，何张伟了解到，许某家中并不富裕，妻子因病无法上班，还有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需要赡养，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全靠他平时开车拉货挣点钱。可是，这起交通事故让他不仅失去了经济来源，还背负了巨额债务，一家人的生活犹如雪上加霜，顿时陷入谷底。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在依法依规处理了交通故事后，何张伟把关切的目光投向了许某一家。他主动到许某家中送去慰问品，并到村委会了解许某家庭情况，向山城区扶贫办推送了许某的贫困情况，积极为许某争取扶贫政策，帮助他们解决困苦。　　在交通事故的处理中，在法治至上的前提下，何张伟把更多的温情投向了因交通事故致贫群体，注重“换位思考” “将心比心”，不仅要“调解员”、“裁判员”，更做群众的“贴心人”。对于这些群体，他主动联系扶贫办，了解国家政策，让他们在交通事故意外的逆境中，得到政府的关怀。　　做“道路的消毒员”　　何张伟认为，一个好的事故民警不应该是事故处理的好，而应该是事故预防的好，排查出一个道路隐患，就可以预防多起交通事故，这要比处理十起百起交通事故更为重要。34岁的他，把大多数时间都泡在了路上，走遍辖区的边边角角，有时一个人站在一个有事故隐患的路口，就能呆上一上午，仔细研究隐患情况，制定整改措施。不到两年，他对鹤山区道路路况熟悉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生活了30多年的家乡浚县。　　对于他的这种特殊“嗜好”，同事们开玩笑地说他“不务正业”，他却说：“我这是在给道路‘消毒’。与其做医术高超的‘道路医生’，我更愿意做预防疾病的‘道路消毒员’。”　　在处理事故闲暇，何张伟针对辖区国省道、城乡道路、山区道路、亡人事故道路、事故多发道路等多个维度，排查整改了道路隐患70余处，分别建立了隐患整改台账。同时，他在事故预防方面总结出一套“信号灯”式工作法，制作“红黄绿”三本台账，红灯台账是排查出隐患的“暂停时”，黄灯台账是隐患整改的“等待时”，绿灯台账是隐患整改后的“安全时”，并以此为基础，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了道路隐患整治联动机制、道路隐患排查标准流程工作方法，有效推动了辖区道路安全隐患整治。　　妻子：“嫁给你，我不后悔”　　何张伟从警七年来，妻子对他无条件的支持，从来没有任何怨言。不管回家多晚都有热菜热饭等着他。　　当他问妻子：“嫁给警察后悔吗？我这么忙！”，妻子说：“看到你忙我反而觉得很踏实，因为我知道你干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守护着‘ 大家’，也守护着我们这个‘小家’。”去年春节，由于何张伟大年三十需要值班，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想去找他吃一顿团圆饭，等到晚上8点多，一家四口才在一起吃了个团圆饭。今年三八妇女节，他把妻子被评为好警嫂的证书递到她手里时，妻子害羞地笑了。　　何张伟是退伍军人，但退伍不褪色，换装不换心。他常说：“群众离家在路上，他们的家人在家里等他们平安回去，交警的工作就是保证群众平安到家。鹤山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能为守护它出一份力，我感到很自豪。”　责任编辑: 王静来源：民主与法制网   

人才是中医药发展的第一资源。为加快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中医药人才，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育部、人社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制定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医药人才工作作出了系统部署。国家中医药管理局6月2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意见》及中医药人才工作有关情况。培养造就中医药领域的战略科学家“《意见》是首次制定的系统部署中医药人才工作的政策性文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司长卢国慧说，高层次人才是中医药人才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引领带动整个事业发展的排头兵。当前，对标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中医药高层次人才队伍总体依然不足，特别是具有影响力的领军人才依然缺乏。对此，《意见》从吸引、集聚、激励人才和加强平台建设几个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举措。一是培养造就中医药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在院士评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高层次人才评选中探索中医药人才单列计划、单独评价，注重发现和推介中医药优秀人才。面向国家重大项目、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吸引、发现、造就若干站在科技发展最前沿、在中医药相关领域具有权威性和卓越的科技组织领导才能的战略科学家。二是培育壮大领军人才的队伍。继续实施领军人才计划，继续支持包括岐黄学者在内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创新实施多学科交叉创新团队建设专项，借以吸引行业内外包括海内外相关学科的优秀团队，来开展中医药重点领域关键问题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多学科交叉创新团队，培养一批多学科的交叉创新人才。同时，还要加强中医药与人工智能、生物医学、哲学、社会科学等相关领域学科的交叉融合，以更加开放包容的视野和胸怀培育高层次的复合型中医药人才。三是打造中医药人才发展的高地，围绕着国家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布局建设，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中医药优势资源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建设中医药高层次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指导推动7个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开展人才政策综合改革试点，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人才示范区。建立健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激励机制《意见》提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这个问题始终是人才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卢国慧说，《意见》从拓宽中医药机构服务的岗位、落实用人自主权、加大薪酬激励力度、完善评价机制等四方面进行了探索。其中，人才评价前端连着培养，后端连着使用和激励，意义重大。人社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副司长刘冬梅表示，《意见》通过健全职称评价体系，完善职称评价标准，以及鼓励人才向基层流动等方面的一些举措，来完善中医药领域的职称评价制度。在健全职称评价体系方面，增设了中医技师的职称评审专业，加强中医技师的人才队伍建设。在完善评价标准方面，分类建立了中医临床人才、基础人才、科研人才的评价标准。对于临床人才，重点评价临床疗效，把诊断的准确率、治疗方案、病历分析、合理用药、诊疗质量、患者满意度以及师带徒情况等作为评价的主要要素。对于基础人才，重点评价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和原创能力，把重大理论创新、重要学术专著、古典医籍挖掘作为重要的评价要素。对于科研人才，主要评价探索疾病规律，解决临床问题，用现代的科学来解读中医药学原理的能力，把主持重大科研项目创新型代表作、科研成果的产出及转化等作为评价的主要要素。“通过对中医住院、病案的数据，以及公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数据的认真梳理和研究，设置了像中药饮片处方比、中医治疗疑难危重病患者数量、中医非药物疗法使用率等特色评价指标，这样能更加准确科学地评价中医药人才。”刘冬梅说。卢国慧表示，通过建立表彰机制，《意见》提出建立健全符合中医药行业特点、国家表彰和社会褒奖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加大向基层一线和艰苦地区的倾斜力度。在鼓励人才向基层流动方面，《意见》明确提出，中医医师晋升副高级职称的时候，应当有累计一年的在县级以下或者是对口支援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的经历。鼓励引导名老中医、中医药专家上台讲课在中医药高层次人才的教育培养过程中，重视和加强中医药经典教学，是新时代中医药教育贯彻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核心要义。“通过加强完善‘重经典、读经典、强师承’的中医药经典教学模式，推动中医药教学传承精华，最为核心的是要提升中医学生的中医思维能力。”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王启明说。优化课程“重经典”。加快建立以中医药课程为主线的中医药类专业的课程体系，要将《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课程纳入到本科、研究生教学的必修课程。同时，要进一步提高中医类专业经典课程的比重，而且强调要把经典的教学融入基础临床的课程中，贯穿于中医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以考促学“读经典”。加强医教协同，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面推行全国中医药经典能力等级考试。“我们想在覆盖全部24所独立设置的中医药院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到所有举办中医药教育的高校，并逐步将等级考试的结果纳入到学生学业考评体系，来引导中医药学生‘读经典、用经典’。”王启明说。深度融合“强师承”。加快建立《意见》提出来的早跟师、早临床的学习制度，特别是鼓励引导名老中医、中医药专家上台。同时也让临床医师来授经典。“经典除了在院校学习之外，还要经过在临床上的实践，才能周期性、螺旋式地提升对经典的理解和认识。”王启明说。责任编辑：秦辰宇(EN091 ）来源：人民日报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几十年来，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激荡了几代人的心扉。它的歌词质朴感人，旋律优美，表达了人民对党的深情，是流淌在人们心中的经典歌曲和难忘旋律。　　1958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在那如豆的煤油灯下，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25岁青年矿工姚筱舟写下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心曲。　　姚筱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筱舟一口气写下3段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随后，他用与焦坪煤矿同音的“蕉萍”为笔名，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三百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我把党来比母亲”，这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他在摘抄时，还对原诗做了“点石成金”的修改：删掉了原诗中后4句，把“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这使这首诗主题更加鲜明，更具有音乐的节奏感、更适合谱曲。　　雷锋因公殉职后，全国人民掀起学雷锋热潮。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践耳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　　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践耳，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A-B-A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　　作曲家的创作，往往寄托了其内心蕴蓄的情感。战争年代里，朱践耳曾加入苏中军区前线剧团，后来在华东军区文工团任乐队队长与指挥。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送往苏联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在党的关怀下，他从一个文艺青年成长为音乐大师。《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旋律里，倾注着他对党的满腔感恩之情。　　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早春，上海在文化广场召开7000人参加的学雷锋动员大会。就在大会开始前的20分钟，上海歌剧院领导交给任桂珍一项紧急任务，要她立即学会并在大会上献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她接过歌谱，轻声哼唱了几遍，一转身就登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歌声刚落，现场便响起春雷炸响般热烈的掌声。　　巧的是，任桂珍与姚筱舟同年出生。她15岁便加入我军战地宣传队。在渡江战役的枪林弹雨中，在抗美援朝炮火燃烧的坑道里，她舍生忘死，为最可爱的人歌唱。1956年，她调入上海歌剧院，对党始终感恩在怀。可以说，任桂珍即兴唱响《唱支山歌给党听》，前期准备不只是20分钟，而是几十年人生经历和丰厚的感情储备。　　当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任桂珍的歌声时，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被吸引住了。她多么想演唱这首歌曲，表达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共同心声啊。1963年，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才旦卓玛的名字和这首歌一起通过电台传到千家万户。1965年，这首歌曲作为故事片《雷锋》的插曲，响彻大江南北。　　几十年来，这首歌在大大小小的演出中被人们无数次唱响。2019年，它光荣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这首歌又作为开场合唱亮相。　　为什么《唱支山歌给党听》能经久不息地回响在万众心上？最根本的原因是，它表达了全社会最普遍的思想情感和人民共同的心声，正像著名音乐家柏辽兹所说“音乐是心灵的迸发，对伟大的音乐来说只有一种真正的特性，那就是感情”。（解放军报记者 袁丽萍）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