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下午，参加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的专家分组交流。三峡日报全媒记者 王昌明 摄　　8月1日，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在我市举行。　　这是传承和弘扬屈原文化的一件大事，也是宜昌人民的一件喜事。　　短短一天里，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屈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这一主题，交流学术观点，分享研究进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促进屈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宜昌建设屈原文化“一标三地”，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举办文化论坛 彰显“宜昌担当” 　　屈原，一位让世代中华儿女年年记起的先祖，让历代文人士子朝诵夜吟的巨擘，其学为万世之师表，其德受万代之敬仰。　　屈原文化，中华文化的瑰宝、长江文化的明珠、荆楚文化的翘楚，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传播中国核心价值、彰显中华文明内核的重要载体和标志。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此次论坛的举办，为弘扬屈原文化搭建了重要平台，促进了屈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了屈原故里宜昌的担当。　　“本次论坛以‘屈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为主题，既呼应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需求，又顺应了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潮流，具有很高的现实价值和文化意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说。　　他还认为，开展屈原文化研究，应紧密结合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做好成果转化；应进一步加强屈原文化的学习、阐释和传承，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有益的智力支持；应积极探索屈原文化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价值、地位和意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召开‘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对宜昌推进‘一标三地’建设有重要意义。”屈原文化研究院首批特聘专家代表，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相信，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专家学者，为弘扬和传承屈原文化贡献了智慧力量，将在屈原及楚辞文化研究方面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明晰研究方向 共建“一标三地” 　　我市作为屈原故里，始终以崇敬之心、敬仰之情续写屈原精神血脉、延续城市文脉。　　尤其是去年，我市明确提出打造屈原文化的“一标三地”，大力传承弘扬屈原文化。　　“宜昌作为屈原故里，打造屈原文化的‘一标三地’意义重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大学副校长过常宝说，“权威阐释地”，能帮助宜昌汇聚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力量，形成学术研究高地；“标准制定地”，能帮助宜昌更好地把文化符号转变成社会经济活动；“活动聚集推广地”，能促进宜昌主动承担起跟文化研究相关的核心活动，把鲜明的城市形象传播到更广阔的天地。　　如何建设“一标三地”？我市迈出了重要一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共建屈原文化研究院。签署共建协议以来，双方就屈原文化学术研究、屈原文化传承与学术传播等核心问题进行多次探讨和交流，拟定了未来几年合作研究的方式。　　此次论坛上，宣布了屈原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名单、屈原文化研究院首批特聘专家名单，成立了屈原文化研究院三峡大学分院、秭归分院、廉洁文化研究中心、法制文化研究中心，并进行授牌。　　“论坛的成功举办为合作开了一个好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饶望京说，下一步将把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与当代文化建设、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深化和拓展屈原文化研究，推动屈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建文明与文化的新形态，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 　　重新认识屈原 回应时代召唤 　　论坛期间，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刘跃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马丁（Kern Martin）围绕大会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与会专家学者也进行了分组交流，在重新认识屈原的基础上，探寻屈原文化的价值，以及屈原精神与当今时代的连接点。　　“屈原正道直行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追求美政的坚定信仰、九死不悔的底线意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塑造和文化建构”；　　“屈原赋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之一，屈原是两千年来中国诗人用以理解自身的文化记忆。屈原的内在气质与人格力量，特别是其殉道精神，有补于儒道文化之不足，增加了古典思想的硬度，垂范于后世”……　　“屈原及其文化，早已贯穿在历史的每时每刻，融会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了民族精神血脉中最基础、最深沉的组成要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安德明认为，对于屈原文化在当下的活态传承及其所兼具的世界文化交流与比较意义的讨论，以及立体、综合的屈原文化面貌的研究，还有诸多值得拓展或提升的空间。面对新的时代召唤，我们需要进一步整合力量，甚至重新思考和展开学科规划，围绕重大学术问题，组织多学科的交叉、合作研究，朝着屈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努力。　　我市也将认真学习吸纳各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积极推进屈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阐释、文化传承、精品创作、交流传播、价值转化等六大工程建设，为屈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宜昌贡献。　　三峡日报全媒记者 杨婧　美国学者柯马丁：用“文化记忆”解读屈原 　　三峡日报讯（记者郑延）8月1日下午，在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闭幕式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马丁（Kern Martin）以屈原和《离骚》为例，在线上作了《“文化记忆”与早期中国文学中的史诗》的主旨演讲。　　柯马丁表示，“文化记忆”对理解屈原和《离骚》这一早期中国伟大诗作的文化内涵颇具意义。屈原不只是以一个原型诗人的形象被纪念至今，更为重要的是，屈原形象所象征的民本思想和爱国情怀，维系了无数中国人的理想和志向。　　柯马丁认为，作为一种以多种文体类型存在的文献组合，屈原故事可以视为一种独特的史诗。如《离骚》应该是一套更宽广的“屈原话语”的一部，这套话语存在于散文、诗歌等多种文本之中。这一分散式的“屈原史诗”有如关于屈原鲜明个性的一组文集，这些性格特征构成一个类似神话般的屈原形象,寄寓着汉代文人怀旧的理想与处于转型时期的抱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建委认为，作为汉学家最早使用“文化记忆”理论的学者，柯马丁系统地用“文化记忆”理论诠释屈原，“他把屈原不仅仅看成一个个体，屈原背后是一个诗人群体，他们是楚文化的象征，也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瑰宝。”　　据了解，柯马丁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亚洲研究讲座教授、美国东方学会副主席、美国哲学院院士，他的研究涵盖先秦两汉文学、文献学、历史、思想史等领域。徐建委表示，作为研究汉文学的西方学者，柯马丁对于屈原文化的相关论述意义重大，有利于推动屈原文化走向国际舞台，让全世界的学者更深入地知晓屈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分组交流一腔赤诚的爱国情怀 　　三峡日报讯（记者熊东华、通讯员邹雅婷）“他把橘的形象当成人的精神范式进行塑造和歌颂”“南北文化的合流和交融中，一个重要的媒介就是屈原及其《楚辞》”……虽然隔着屏幕，但线上专家学者的讨论却异常热烈。　　“屈原的作品呈现出浓厚的南方地域文化色彩。”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德华说，从南北文化地理角度来看，屈原“独立不迁”的南土情怀演化为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他对楚国最基本的态度和情感。王德华表示，屈原既是诗人也是哲人，他以“后皇嘉树”“受命不迁”的南土情怀独行于南楚，对中原儒家政治文化的吸纳与反思，取舍之间反映出了屈原立足南楚，融合南北文化的气度。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峰屹以《王逸<楚辞章句>的“楚辞”思想》为题做交流发言。他认为，王逸眼中的楚辞，与今天的普遍认知差距较大。王逸在注释《楚辞》时，采用经学“章句”的体例，揭示了《楚辞》的“讽谏”“教化”意义为其思想核心。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罗家湘在发言中分享了参加屈原庙活动的经历。他说，根据记载，全国各地共有屈原庙等纪念遗址60多处，集中分布于洞庭湖、鄱阳湖流域，这些都是屈原生前的主要活动范围。他说，在屈原的身上呈现出了严守底线、永不叛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无所畏惧、敢于斗争的亮剑精神和坚持理想、九死不悔的牺牲精神，各地设立庙祀，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屈原精神。　　“橘的品格就是屈原的品格，橘的形象就是诗人的精神范式。”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赵敏俐从《橘颂》的解读说起，分析了屈原的独立精神和个人品格。在赵敏俐看来，对于屈原的评价，决不能仅限于爱国两字，充分认识屈原独立的品格与精神范式，是认识和评价屈原的根本所在。他说，屈原既坚持了完美的社会理想，又坚持了高尚的个人品格，最终为了践履自己的理想而献出生命，这就是屈原不朽的原因，永远沾溉后世的伟大力量。 一部中国文学的典范之作 　　三峡日报讯（记者宋潇潇）8月1日下午，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屈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展开了讨论，观点新颖，见解深刻。　　“《楚辞·招魂》提到雷渊，《离骚》《远游》抒情主人公的神游，都能有雷神伴随的情节……那么，楚文化系统中的雷神有何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炳海的《论先秦楚辞及<山海经>对雷神的书写》，主要从雷渊与蒲昌海、雷泽与雷渊、雷神所处地域的两级分立等方面探讨了楚文化系统与文献记载的雷神有哪些异同。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熊良智、副教授邓稳的《阜阳汉简楚辞的时代与<楚辞>成书》围绕阜阳汉简“楚辞”的书写、阜阳汉简“楚辞”的源流以及《楚辞》的收录与编排展开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大学副校长过常宝认为，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为一种诗体文学形态，有其特殊的形成机制。楚辞文体是宗教仪式、赋诗言志、个体抒情的综合性产物。《诗经》的抒情功能在春秋时期因赋诗、引诗、教诗活动而中断，却被楚辞继承下来，并赋予其鲜明的个性色彩，影响了汉代的抒情方式，是中国抒情文学最为直接的源头。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吴洋的《汉碑中的“楚辞”体文学》立足于汉代碑刻中保留有大量“楚辞”体韵文的角度，他表示通过对这些韵文的具体分析，有利于展现《楚辞》这一文学形式在汉代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屈原与杜甫，骚雅与诗史在元代上层与下层文人话语叙事中的流行实质上塑造着中国文学经典话语的典范。”西南民族大学讲师王猛带来的《“骚雅”与诗史——元代杜诗学中的经典叙》中说到，杜诗“诗史”说自晚唐提出，渐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与理论。元代文人常以杜诗“诗史”联系“骚雅”讨论文学创作、标准与价值。以杜诗比拟楚辞或诗三百，以“诗史”说的阐释讨论联系骚与雅来塑造新的文学风气。  一本流传千古的教科书 　　三峡日报讯（记者李鹏飞）8月1日下午，专家学者围绕骚体汉镜铭文，《天问》创作背景、结构等内容，进行了精彩交流，对屈原文化赋予后世的深远影响给予高度评价。　　“屈原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正英以《楚骚传统与汉代骚体镜铭的创作》为题进行了现场交流。徐正英认为，通过对产生流布于西汉早期至东汉初年最具代表性的“昭明铭”“精白铭”“ 姚皎光铭”“君忘忘铭”的重新释读，可以发现，汉代对楚骚精神中“忠信”思想和“高洁品格”的称扬。骚体镜铭在创作方式上也承袭了楚骚的修辞手法及句式特征，并进行了适当改造，以便于理解和传播。　　骚体镜铭的话题让专家们一下子活跃了起来。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树国以《从伍子胥图咏及吴国史迹论<天问>创作之若干问题》开展了交流。他认为，《天问》是屈原晚期被流放陵阳（今安徽省池州地区）的九年之间，见到春秋吴国神殿遗存壁画“呵而问天”的产物，从而很好解释了屈原“陵阳九年”楚辞创作空白的问题。　　随后，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曹建国以《<天问>“皆归身矢鞫”“后益作革”与屈原公均思想》为题进行了交流发言。他表示，古今关于“身矢鞫”“作革”的解说至为纷纭，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天问》的结构，二是《天问》所述大禹事迹。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皆归身矢鞫”“后益作革”都和禹、益叙事相关，是屈原为伯益遭遇的不公待遇鸣不平，反映了屈原的公均思想。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程苏东以《刘歆赋体观与其<遂初赋>》为题进行了交流。程苏东认为，晚周政治的动荡不仅带来贵族《诗》学传统的崩坏与布表《诗》学的形成，还导致了赋的创作主体从“可以为列大夫”的贵族转变为失志贤人，赋的创作机制、文体功能等随之发生变化，成为士人托物言志的理想文体。《遂初赋》正是这种赋学观念的具体实践，并通过对叔向形象的重塑强化了全赋“贤人失志”的主题。 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 　　三峡日报讯（记者何冠英）8月1日下午，在学术交流活动中，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进行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交流。　　“屈原文化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伟大的文学符号，也是优秀的政治文化符号。”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湖北省屈原研究会理事赵辉认为，屈原的政治理念，是他之前政治理念的总结。他将政治放在历史和当时诸侯国争霸的现实语境中去“上下求索”，建构了“美政”政治理念。中国当今的政治理念，与屈原的政治理念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弘扬屈原的政治文化遗产，对于今天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贾学鸿以《论先秦楚文献中的傅说书写》为题，与大家进行了交流。她表示，书写傅说故事的先秦文献，保存资料相对充分、认识角度比较全面的是楚国文献，说明傅说在楚文化圈被充分接受。楚文化包含了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化，尤其是精神层面、艺术层面、灵性层面的文化，契合了人们的精神需求。传承发扬楚文化，意义重大。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教授姚圣良从屈原对华夏远古祖先的认同、屈原对华夏历史文明的认同、屈原对华夏礼乐文化的吸收传承、屈原对楚文化的创新发展及价值提升四个方面，与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探讨。他认为，屈原文化的时代价值，展示了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楚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清初遗民在乱世中经历着与屈原相似的身世经历与心路历程，在创作楚辞学著述时亦将一腔忠君爱国的义愤之情与对屈子的同情之心倾注于注释之中。”河北大学文学院博士高晨曦以《清初遗民楚辞注本注释的求新倾向简论》为题，与大家进行了交流。她认为，清初遗民楚辞注本注释不再单纯地从王逸的经学视角与朱子的理学视角对屈子情志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勇于挑战经典，融会了新的体例、新的观点，为后世学人解读屈赋提供了更多的灵感。 一个值得仰望的文化高度 　　三峡日报讯（记者揭兴伟）8月1日下午，参加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的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徐兴无，湖北省屈原研究会顾问、省社会科学院教授毛庆等专家学者围绕“屈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展开了热烈讨论。　　徐兴无说，《楚辞》中的《九章·抽思》和《九叹·思古》出现了“三五”的古史念观，后人有“三王五伯”“三皇五帝”“五帝三王”等不同的解释。这些解说均源自汉代的古史观念，具有不同的时代语境和解释意图。通过梳理，可见汉代古史观念的演进过程，也可见汉代楚辞学的经学立场。这些观念共同构成的思想史图景，也是经典的阐释场域。　　毛庆认为，屈原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主要在深层次而不在表层、在观念而不在形态、在心理情感而不在理论言辞，具体表现形式分为三个层次：人格意识、忧患意识、民族意识。特别是在心理、意识、情感层面，唯屈原独有。屈原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他的诗之美、人格之美、理想政治之美，他的民本思想、对人民的爱，以及他刚直不阿、正言果行的品质，让屈原成为少数几位中华文化精神最杰出代表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少华认为，贾谊入楚，发现屈原、楚辞，将楚文化从诸多文化中突显出来，为汉王朝所接受。在“楚变汉”的过程中，西汉王朝的“文化身份”逐渐得以确认，推动了汉代文化的深度发展。西汉王朝的文化认同也逐渐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得以完成，最终形成了代表汉王朝“文化形象”文学、艺术形式。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孙尚勇表示，屈原用生命写出的《离骚》，以在努力实现天赋使命过程中的主观感受、历史回望和理性思考为推动力量，将作者的个体生命与楚国政治相联结，将作者独立不移的光辉人格与其所承受的文化精神相融铸，辅以哀怨的情感特质和批判的思想锋芒，书写了战国末期个体尊严面向世俗政治的忠诚、期待和不朽抗争，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作家文学的悲壮诗篇。来源：中国文学网

　六七月总是被盖上“决定人生”的印章。这时候教室里头顶的风扇“吱吱呀呀”转动着，摇曳着不安。一百多个日子被编上序号，整齐走来，等待检阅。一个女孩却丢下铠甲出逃了。　　　　学习的难度越来越大，窗前伏案奋笔于事无补，挫败的情绪慢慢累积，于是，我從第三名掉到十几名之后。我开始怀疑身边人对我指指点点的，为了逃避，我从上课睡觉演变成了恶劣的逃课。　　　　老师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爸爸面对我的变化目瞪口呆，也只是说：“我的女儿没有病。她只是还不适应，再给她一点儿时间。”　　　　去奶奶家的路坑坑洼洼的，窄窄的。爸爸的车摇晃了几个小时，面前出现了一栋两层建筑，白色的墙皮已经脱落大半，露出暗沉的红砖，撑着一顶瓦瓷。奶奶早就在门口等着了。奶奶问：“岚岚为什么不高兴啊？”我反问：“奶奶，您觉得学校怎么样呢？”　　　　爸爸和奶奶在房间里小声说了几句，隔着门，我听见他的失意浓厚得像奶奶泡的茶，他说：“过去我也有听说，但是没想到会发生在她身上。”　　　　爸爸和他的车失落地离去了。山风吹动树叶，日光粼粼地照下来。奶奶一声招呼：“岚岚，你看谁来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宪。”小宪把饺子放下，说：“韭菜馅儿的。”原来，一个人生活的奶奶一直被小宪照顾着。奶奶一边道谢，一边推我去送送他。　　　　傍晚的池塘，走得越深，蛙声愈发强烈了。扒开两片巨大的芭蕉叶，月光把一汪潭水照得发亮。我还来不及为眼前之景惊讶，就有人从上面的岩石跳下来，水花四溅打断蛙鸣。小宪说：“因为像一块跳板，大家都叫它跳水岩，每年夏天都有很多小孩泡在这里一次次跳跃。要试试吗？”不过是只身一跳的事情。然而很多事说起来容易，做的时候很难。最后，我还是放弃了。　　　　乡间小路，稻香晚霞，蝉鸣肆意。小宪突然开口：“可以说说学校的事吗？”我说：“为什么想知道？”他说：“我以后都没有机会经历高中了吧，有人说没有经历过高考的人生是一种遗憾。我想，这种遗憾对我来说是注定的。”我咬着嘴，向他编故事，在故事里，我是一个很受同学和老师欢迎的学生，多才多艺，这次不上学来乡下就是为了准备绘画比赛。我走得越来越慢，小宪回头看我，而我的眼泪却流了下来。他没有追问。　　　　我再一次来到跳水岩，掀开巨大的芭蕉叶，眼中顿时被萤火虫充满。四野寂静，只有蛙鸣和两个闯入的孩子。小宪问我：“你真的想好了吗？”心趋于平静，我已经有勇气完成一跃：“我决定了！”于是，一步两步，起跳，腾空，再被清水稳稳地接住，水花四溅。抬起头，水光粼粼，世界全然不同。蛙和花一定懂了，这个女孩已经重拾信心再启程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奶奶说的话。我问奶奶：“我回学校之后还会像以前一样吗？奶奶有过害怕的时候吗？”奶奶回答说：“前半生不要怕，后半生不要悔。”　　　　是的，谁的青春不彷徨？但是要记住：前半生不要怕，后半生不要悔。来源：青年文摘

　2022年中秋、国庆将至，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决策部署，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集中整治商品过度包装、“天价”月饼和蟹卡蟹券等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集中整治。 　　《通知》要求，加大标准宣贯力度。 　　深入推进国家标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及第1号修改单的宣贯工作；督促指导生产企业依法公开其执行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有关标准；对月饼生产等重点企业组织开展行政指导，督促企业合规经营，尽早贯标、用标和达标；组织召开生产食品、化妆品的直销企业吹风会，引导直销企业积极承诺、严格遵守限制过度包装的法律义务；加强限制商品过度包装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培训，强化基层执法人员对标准的理解和运用，提升执法能力。 　　《通知》要求，强化专项监管执法。 　　加强过度包装抽查检验，重点对月饼生产销售企业执行标准情况、在售月饼食品安全情况进行抽查；畅通举报渠道，充分挖掘线上线下各类线索，特别关注高价月饼以及酒楼、饭店定制或以文创等名义开发的高端礼品，从严查处过度包装违法行为。加强重点监管，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化，从食品安全、价格、包装、广告宣传等方面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组织开展专项网络交易监测，实施过度包装商品网络禁限售目录，督促电商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同时，持续曝光典型案件，将过度包装行为的行政处罚文书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依规在行政处罚文书网上公开。 　　《通知》要求，全面倡导绿色消费。 　　组织开展消费者评议，发动消费者监督，推动企业开发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包装设计，积极实施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同时，积极开展文化引导，宣传绿色低碳包装、简约适度消费理念和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制度，宣传过度包装对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危害，引导节日商品、节日消费回归传统文化本源。

孙中山小时侯在私塾读书。那时侯上课，先生念，学生跟着念，咿咿呀呀，像唱歌一样。学生读熟了，先生就让他们一个一个地背诵。至于书里的意思，先生从来不讲。       一天，孙中山来到学校，照例把书放到先生面前，流利地背出昨天所学的功课。先生听了，连连点头。接着，先生在孙中山的书上又圈了一段。他念一句，叫孙中山念一句。孙中山会读了，就回到座位上练习背诵。孙中山读了几遍，就背下来了。可是，书里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一点儿也不懂。孙中山想，这样糊里糊涂地背，有什么用呢?于是，他壮着胆子站起来，问:"先生，您刚才让我背的这段书是什么意思?请您给我讲讲吧!"       这一问，把正在摇头晃脑高声念书的同学们吓呆了，课堂里霎时变得鸦雀无声。       先生拿着戒尺，走到孙中山跟前，厉声问道:"你会背了吗?"      "会背了。"孙中山说着，就把那段书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       先生收起戒尺，摆摆手让孙中山坐下，说:"我原想，书中的道理，你们长大了自然会知道的。现在你们既然想听，我就讲讲吧!"       先生讲得很详细，大家听得很认真。       后来，有个同学问孙中山:"你向先生提出问题，不怕挨打吗?"       孙中山笑了笑，说:"学问学问，不懂就要问。为了弄清楚道理，就是挨打也值得。"来源：红色故事网

办公室不到20平方米，一把旧藤椅、一对沙发就是最好的摆设；他总说让孩子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  　　他们曾是刘少奇身边的警卫员、家庭保育员，在那个年代，他们与刘少奇朝夕相处。在他们的眼中，生活中的刘少奇是怎样一个人？昨日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12周年纪念日，在宁乡花明楼刘少奇纪念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杨淑梅、贾兰勋、于云德三位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聆听这三位老人讲述他们当年在少奇身边工作的故事。  　　让孩子尝尝吃不饱的滋味  　　今年已是77岁高龄的杨淑梅老人，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年，她才19岁。1951年，中央军委去山东招干，杨淑梅有幸入选，在中央军委保育院学习了8个月保育知识后，她被分配到了少奇同志家里。  　　“我做梦也没想到，刚从山东农村来到北京，就调到了中南海工作，更没想到会调到少奇同志身边，我感到十分光荣。”1952年6月的一天，杨淑梅第一次见到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第一次见到这么高职务的国家领导人，杨淑梅十分拘谨，可少奇同志第一声招呼让她感到格外亲切：“杨淑梅同志，欢迎你来我家工作。”杨淑梅激动地叫了声“首长”，刘少奇听了严肃地说：“不要称首长，要叫同志，我们都是同志，只是分工不同。”说完，少奇同志微笑着和杨淑梅告别，嘱咐她有什么困难只管说。  　　“少奇同志很清贫，生活非常简朴。”杨淑梅回忆说，刘少奇对孩子要求十分严格,他总说：“穿衣服也不能脱离群众，让孩子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平时在家里，刘少奇和王光美总是穿布衣服和布鞋子，穿得和工作人员一样。“王光美总是穿一身蓝色咔叽布衣服，洗得都褪了色。”每当工作人员穿一件新潮衣服，少奇同志都会好奇地看看，笑笑说：“啊，你的衣服比我的高级呀！”  　　“在少奇同志身边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心里只有工作。”1953年夏天，天气特别热，那时候没有空调，就连电风扇也没有，卫士们只能弄点冰块放在刘少奇的办公桌下；很多时候，少奇同志都是一忙几天门都没有出。  　　说起“难忘的春耦斋舞会”，杨淑梅对这段记忆印象深刻。上世纪50年代，中央办公厅经常在星期六晚上在中南海的春耦斋举办舞会、放电影，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有时会去那里跳舞。杨淑梅开始只敢站在舞场外看热闹，后来敢与男同志跳舞，最后杨淑梅还萌发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请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和少奇同志跳舞！杨淑梅的第一个舞伴是朱老总，看到几位国家领导人都十分和蔼可亲，杨淑梅还大胆地邀请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少奇同志跳舞。

这一走，罗亦农再也没能回家！置身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要尽快实现自己的理想。五卅运动、北伐、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虽然回国后他也曾离家很近，工作地点与家乡仅一江之隔，但他总是安慰自己：下次吧，等下次……然而，投身于革命斗争中的罗亦农没有等到下次机会。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罗亦农于1921年底转入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同时介绍刘少奇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3月，在莫斯科学习四年的罗亦农按党组织要求回国，任中共广东临时委员会成员，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参与组织和领导省港大罢工。同年10月，调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党校校长，12月起调任中共上海区(即江浙区)执委会书记，后兼任上海区执委会军事特别委员会书记和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　　1926至1927年，罗亦农与赵世炎等人两次领导上海工人举行起义，虽未成功，但他们没有气馁。当记者问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举步维艰，罗亦农为何还能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时，龙正才说：“这与他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有关。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他能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与作用。”　　　罗亦农从不消沉的意志一直鼓舞着他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3月21日，罗亦农与陈独秀、周恩来、赵世炎等一道，成功指挥发动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3月21日，上海80万工人开始罢工，学生开始罢课，商人开始罢市。总罢工实现后便马上转入武装起义。武装起义以工人纠察队为先锋，按照预定计划攻打各警署和兵营。起义工人攻下市电话局、电报局，占领警察局和兵营。法商电车公司的5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只有5支手枪和40把斧头，他们攻下南市第二警察署并打开南市衙门，释放了被关押的政治犯。许多政治犯来不及砸断脚镣和手铐，立即带领工人纠察队去武器库取出枪支弹药，得到武器的起义工人，又冲击敌人的堡垒。在战斗中，市民奋勇助战，为起义工人修筑工事；大小饭店的店员赶制食品，供应前线；在工人武装的强大攻势下，敌人挂起白旗缴械投降。武装起义的成功给国民党反动派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同时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此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中国革命的形势十分危急。　　在这样密集的血腥屠杀面前，罗亦农在泥城桥旅馆召集八十多人的大会，他说‘你们看，国民党那么狠，但他们没有把我们杀光嘛。他杀得光我们吗？共产党人越杀越多，就像割韭菜一样，越割越多。’他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所以他从不灰心，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此后，罗亦农奉命调离上海，到武汉参加党的五大，并当选中央委员。1927年5月至9月，他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在党的八七会议上，罗亦农和大多数同志一起，坚决反对党内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右倾错误政策，主张用革命的、武装的手段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不久，又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代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等职，负责领导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等省的工农革命与党的工作，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底离开武汉前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为筹备召开党的六大，罗亦农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冒着极大危险，到湖南、湖北等地了解情况，在上海听取各地同志汇报情况，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党制定全国革命斗争方针作准备。他还与瞿秋白一起拟写提交六大的《党纲草案》。正当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即将赴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之际，1928年4月15日，因叛徒出卖，刚刚约见完邓小平的罗亦农，在上海英租界被捕。　　由于罗亦农在中共中央的地位和影响，蒋介石命令陈立夫从南京赶到上海处理罗亦农一案。面对敌人的审讯，罗亦农除了告诉他们自己公开的姓名和身份外，一句话也未多讲。气得陈立夫破口大骂：“这就是共匪的领袖！比茅厕里的砖还要臭，还要硬！”就在周恩来、陈赓和顾顺章等中央特科的同志积极准备营救时，蒋介石从北伐前线——山东曲阜发给陈立夫“就地枪决！”的指示。　　罗亦农在狱中写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的绝命诗，于4月21日，在上海龙华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26岁。　　闻此噩耗，周恩来悲痛不已。为了不惊动左邻右舍，他把脸浸入有水的脸盆里，边哭边洗，边洗边哭……　　1928年5月30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20期上，中共中央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悼罗亦农同志》的专文，写道：“亦农同志被害了，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他的死是莫大的损失！”(中国青年网记者　李盈盈)　　记者手记：　　湘潭市红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龙正才告诉记者：“2012年5月18日，罗亦农的家乡湖南湘潭县举行了‘纪念罗亦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大家深切缅怀罗亦农的丰功伟绩与革命精神。80多岁的老同志、湖南省政协原主席刘夫生感慨地说：‘罗亦农同志只活了26年，可我们80多年也没有做他那么多事，没有作过那么大的贡献。他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谨以一名老党员、老同志的身份，向他表示永久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来源：红色故事网

“你们长年在山崖间清洁环境，日复一日呵护着千年迎客松，用心用情守护美丽的黄山，充分体现了敬业奉献精神。”　　8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勉励他们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黄山之巅，迎客松畔。双手接过总书记的回信，“中国好人”李培生和胡晓春热泪盈眶。　　李培生是黄山景区的一名环卫放绳工。这份工作需要在悬崖峭壁上拣拾随风落向山谷的塑料袋、游客掉下的物品。　　△李培生在进行环卫作业。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放绳既陌生又恐惧，悬崖垂直落差大的有十几层楼高，头一次下去身体直打哆嗦。”回忆起第一次“飞檐走壁”，李培生至今难忘。　　经过专业训练和实地操作之后，李培生对这份工作已是驾轻就熟，凭借一根绳索，在峭壁上行走自如。在旅游旺季，他每天要放绳七八次，上下一趟需要一个小时左右，这对体力和耐力都有着极大的考验。　　20多年来，李培生累计放绳高度达1800公里，相当于200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每隔两个小时，胡晓春就要对迎客松进行巡查检测。　　一个人守护一棵松，一守就是12年。这是“中国好人”胡晓春的故事。　　为更好保护迎客松，黄山风景区派专人对迎客松进行24小时的特级“护理”。迄今，在所有“守松人”当中，胡晓春虽然最年轻，但守松年限却是第二长。　　除了观察树皮、梢头、枝丫、冠顶之外，胡晓春每天的巡检细到连松针都不放过。　　李培生和胡晓春相识多年，敬业奉献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近日，他们一起参加生态文明培训班。两人在学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时，萌发了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念头。写给总书记的信中，李培生和胡晓春表达了为守护美丽黄山、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的决心。　　“真没有想到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这份巨大的鼓舞不仅是给我们俩，也是给黄山的，更是给所有‘中国好人’的。”接到书信的李培生和胡晓春，前行的动力十足。　　一纸书信，关怀万千。　　总书记在信中提到的“中国好人”， 是一位位拥有大志的凡人英雄。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中央文明办主办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已经开展了10多年。李培生和胡晓春，2012年和2021年先后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　　至今，“中国好人榜”已发布150期，共有16228人（组）入选。他们是成千上万普通人良德善行的缩影。　　海南94岁退休教师符国仲，举家捐款1000多万元，奉献家乡教育事业；重庆花甲老人何明全、段萍友，奋不顾身，在汹涌洪水中挽救生命；安徽“暖心书记”李俊，扎根基层因公殉职、自愿捐献器官……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好人榜”，151人（组）光荣上榜。他们舍小我、顾大家，以初心坚守岗位，用担当奉献情怀。　　“中国好人”用平常心做不平常事，用小爱凝聚人间大爱，为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文明典范、精神榜样和行动指引。　　网友评价：“他们是身边的英雄，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在给李培生、胡晓春的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写道。　　榜样的力量正在转化为亿万群众的生动实践。　　这两天，“沙漠遇车祸一家三口飞奔救人，9岁娃还帮人遮阳”的新闻登上热搜。“车辆翻进了沙漠里，是车祸！快去救人！”在新疆旅行的一行游客在高速路上碰见车祸，他们迅速下车帮忙，一名9岁男孩主动拿出车上的毯子，为伤者遮阳。最终，事故中的4人成功获救。网友们纷纷点赞，并送上祝福。　　近期，浙江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创下历史新高。持续高温给户外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考验。在宁波舟山港，一群检车员，穿着长衣长裤，扎紧袖口，关键时段还要戴上两副手套，防止被车皮烫伤。他们顶着烈日，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班列安全平稳运行。　　40多年如一日照顾患病的大伯哥、无微不至守护病重的养父母……一个个用行动诠释“孝老爱亲”的故事广为流传。　　崇德向善的徐徐清风，吹拂着中华大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追光文学巨匠·纪念沈从文诞辰120周年】　　作者：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今年是沈从文诞辰120周年。对他这个人和他的文学、文化实践的基本理解，需要从孤立的、稳固的、规定性比较强的观念中摆脱出来，在更广阔的时空里，特别是在他与置身其中的20世纪中国的持续性动态关系中，展开讨论。事实上，沈从文的自我、文学、后半生践行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也正是和时代不间断的对话过程及其结果。沈从文（1902—1988） 资料图片　　通过对以往所有生命经验的积累、扩大和化合来确立“自我”　　沈从文的墓碑是一块大石头，正面刻着他这样两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那么，“照我思索”的“我”是怎么回事？　　在20世纪的中国，有一种典型的——因为普遍而显得典型——关于自我的叙述，就是在生命经验的过程中，猝然遭遇到某种转折性的震惊时刻，因而“觉醒”。这种“觉醒”是“现代”的“觉醒”，因为造成“觉醒”的力量，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觉醒”以前糊里糊涂，蒙昧混沌不成形，“觉醒”之后恍然大悟，焕然新生。这种类型的叙述很多，已经成为一种经典模式，不单单是一种文学模式，同时是更为广阔的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一种叙述模式。　　这没有什么奇怪。个人的震惊性经验是和古老中国的“觉醒”共振而生的，社会的现代转型和个人的现代塑形互为因果，互相呼应。从单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现代的“我”似乎主要是由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所促生和塑造的，它的根源不在生命本身，而是外来的力量。　　但是，这种断裂式的“觉醒”没有发生在沈从文身上。他的“我”，不是抛弃“旧我”后新生的“新我”，而是以往所有的生命经验一点儿一点儿积累、扩大、化合而来的，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确立起来。这样确立起来的自我，有根源，有历史。从这个意义上看《从文自传》，就会发现这本书不仅好玩、有趣，而且或显或隐地包含了理解沈从文这个人和他全部作品的基本信息。　　“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是怎么来的？生命的来路历历在目。自传写到21岁离开湘西闯进北京即戛然而止，自我的形象已经清晰地确立起来了。可以说，正是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确认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明朗起来。过往的经验和历程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要叙述和值得叙述，就是因为要靠这个过程才能把自我确立起来。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不同，断裂式“觉醒”的“新我”是靠否定自己的历史而确立的，而沈从文的自我是通过肯定自己的历史而确立的。1984年第8期《大众电影》封面刊发电影《边城》剧照 资料图片　　之所以要确立这样一个自我，对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来说，是为已经可以触摸到的将来而准备的。此后，最能代表这个自我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　　对于更加漫长的人生来说，自我确立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这个确立的自我，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和挑战，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和艰难的重生，而且要在生命的终结处，获得圆满。　　不是说沈从文确立了自我，这个自我就固定住了，因为实感经验在时时增加，生命的来路在刻刻延长，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也会激发出对自我的新的询问和新的发现。　　每到大的关口，沈从文会习惯性地勘探自我的来路，以此帮助辨认现在的位置，确定将来的走向。《从文自传》写在创作的巅峰状态即将出现的前夕，仿佛是对沈从文最好作品的召唤；《从现实学习》于纷纷扰扰的争斗中强调个人在时代里切身的痛感，对自己的文学未来及早作出预言；在孤立无援的时候，他又写过两篇自传，一篇叫《一个人的自白》，另一篇叫《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有心的读者通过这种特殊的写作，能够对沈从文其人其作产生更为深切的感受和贴近的理解。　　带着实感经验的历史和累积的感情来看人看世界　　新文学对“人”的重新“发现”，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物，农民、士兵、水手，如果放进一个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里，大多应该处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他们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沈从文对这些人“有情”，他能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生命的努力和生存的庄严，体会到对人生的忠实与对命运的承担。　　沈从文是一个把根扎在自己实感经验中的人，并且带着实感经验的历史和累积的感情来看人、看世界。他的一句话，经当年的学生汪曾祺转述后，成了常被引用的写作名言：“要贴到人物来写。”看起来是说写作方法，其实牵扯更重要的问题：怎么才能“贴到人物”？没有切身的感情，不能从心底里自然而然地生出亲近感、亲切感，是贴不上的。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方法的事，而是心的事，能不能贴到人物，取决于有没有一颗对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普通人贴近的、“有情”的心。　　沈从文的文学过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有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单从他作品里的人物来说，是他没有把这些人物放到框子里，没有用这种或那种理论的彩笔去给他们涂颜色，没有自以为可以给他们定性，没有把他们变成符号。他们有生机，是生命自身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生机。而且，沈从文并不因为自己对这些人物非常熟悉就自负能够“把握”他们，他给张兆和的信里说：他来写他们，“一定写得很好。但我总还嫌力量不及，因为本来这些人就太大了”。“太大了”，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感受——他坚信生活中的人都是饱满的存在。有不少作家自以为可以“把握”他笔下的人物，就是因为他没有生命“太大了”的感受，他把他们限制、规范在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感受能力之内，当然就“把握”得住了。晚年的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 资料图片　　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止是人的世界，而且要比人的世界大。简单地说，沈从文的文学里面有天地，人活在天地之间。现代以来的大部分文学，只有人世，人活在人和人之间，活在社会关系的总和里面。　　“天地”这个概念，和自然相通，但不是自然；和人事相关，却高于人事。读沈从文的文学，如果感受不到“天地”，会读不明白。譬如说《边城》这篇传播广泛的作品，里面有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没有这种感受，就无法透彻理解作者意图。这个世界有悲哀，可我们读这部作品，还是会强烈地感受到明朗、刚健的力量和生生不息的气象。“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化生的力量永无止息。　　在这里顺便说几句沈从文的景物描写。沈从文作品中的景物，通的是自然，自然又通天地，一层一层往上，所以有无限生机。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景物，是图像化了的东西，是我们的眼睛或者相机截取了的片段；即使我们能够通过片段的景物联想到自然，那也是近代以来我们所理解的自然，是被我们对象化的东西，我们把人当成主体，把自然当成主体的对象。我们虽然欣赏和赞叹沈从文的景物描写之美，却不容易领会他的自然观中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相连的天地大美，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相连的天地大德，当然也就更不容易理解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相连的天地不仁。天道、地道、人道。人道仅居其间，我们只承认人道，只在人道中看问题，只从人道看自然，自然也就被割裂和缩小为人的对象了。但其实，天地运行不息，山河浩浩荡荡，沈从文的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自然在他的作品中，岂止是这样那样的景物描写？　　我还想借这个话题说一个词：人性。很多人谈论沈从文作品，喜欢用这个词。沈从文自己也用这个词。我想提醒的是，沈从文是在一个比人大的世界里说人性的，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论的人性不同，和我们通常在人的世界里说人性不同。他感受里的人性，包含着与人居其间的天地运行相通的信息。　　《光明日报》上的沈从文足迹　　● 1954年10月3日，刊发沈从文的文章《略谈考证工作必须文献与实物相结合》，文章写道，新的文史研究，如不更广泛一些和有关问题联系，只孤立用文字证文字，是路走不通的。几首古诗的注，还牵涉许多现实问题，何况写文学史，写文化史？朋友传说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新中国成立后已超过五百万卷，这是我们可以自豪的一面。可是试从图书中看看，搞中古雕刻美术问题的著作，他国人越俎代庖的，云冈部分就已出书到二十大本，我们自己却几个像样的小册子也还没有，这实在格外值得深深警惕！这五百万卷书若没有人善于用它和地下挖出来的，或始终在地面保存的百十万种不同的东西结合起来，真的历史科学是建立不起来的！　　● 1962年5月26日，刊发沈从文的文章《题〈寄庑图〉后》，文章写道，（个石）先生虽久绾县事，却无丝毫官气，还是一切依旧，言行敦实如老农，心境则旷达明朗，除读书养志，日常惟循湖作诗。积德聚学，益臻纯粹。每一接谈，总能给人一种亲切感印，深一层体会到古代学人所谓“反璞存真”意思。三十年来时移世易，家乡亲故无论老成少壮，秋风黄叶，凋落垂尽。惟先生年近古稀，体力思想均尚健全，仁者必寿，百岁可期。　　● 1980年11月7日，刊发报道《坚实地站在中华大地上——访著名老作家沈从文》，其中写道，沈老前年得了脑血栓病，住过两次医院，今年春节前才出院，现在还不能多讲话。沈夫人张兆和老人只好谨遵医嘱，在门口贴了张用毛笔工工整整写的字条“沈老有病，谢绝会客”。沈夫人笑着说：这个谢贴，对老朋友都不适用。今年春天，巴金从上海到北京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巴老身体不好，一般活动都不参加，就要来看沈老。八十多岁的人了，让女儿扶着，爬上五楼，在楼梯上还摔了一跤。沈老十分过意不去，巴老却说：“这是我心甘情愿的，摔了一跤也乐意。”　　● 1988年5月17日，刊发简讯《一代名作家沈从文逝世》，报道指出，中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沈从文先生，因病于5月10日晚8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 1988年5月29日，刊发沈从文的遗作《自我评述》，其中写道，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 1993年11月16日，刊发报道《〈沈从文全集〉出版签约》，报道指出，全书共20余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系首次发表，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皇皇巨著，亦将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　　● 2014年8月29日，刊发张新颖的文章《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记沈从文最后的岁月》，文章写道，自从1983年病倒之后，沈从文行动不能自如，说话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流泪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为自己伤感，对他人同情，被艺术感动，还有更为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感情，都有可能令他不能自已。外人看来突然的反应，在他自己却是自然；家里人也在逐渐变化的过程中理解。　　● 2018年5月14日，刊发徐兆寿的文章《从沈从文身上找寻诗意的世界》，文章写道，沈从文平静如水，温润如玉，但又坚韧不拔。他是藏在深山里的竹子，自有气象。他仿佛是宁静的湖泊，幸福的炊烟，虽有因为人生的种种不得已而生出的淡淡的哀伤，但也理解天地世情，不破那东方的气韵，以此向他的读者展示一个从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意中国。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