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巍再也不会追求大红大紫了。穿过幽暗的岁月才发现，别人的掌声会成为牢笼，外界的赞美会成为枷锁。而所谓的梦想和远方，跟真实的幸福，永隔一江水。原来，平淡无奇、不成功、不成名、不抑郁、不遍体鳞伤，哪怕一无所获地度过一生，挺好的。何必仗剑走天涯，天涯就在脚下。何必追寻诗和远方，人生的最后一程，总是要回家。 1990年，崔健在西安唱了一首歌，叫《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那是激情又充满诗意的年代，人们热爱知识与艺术创作，音乐更是人们表达自我的方式。中国的摇滚乐，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严肃板着面孔的时代，崔健的阵阵嘶吼让台下的观众陷入了疯狂中，这其中便有许巍。他站在人群中，听到崔健的一声呐喊，瞬间战栗不已，心想：原来歌还能这么唱！呐喊过后，有些不可名状的东西已在少年的内心发生着改变。22岁这年，许巍感觉生命有股狂热汹涌而来，当看热闹的人群远去，他决定用一生的时间去玩摇滚乐。 2019年夏天，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场馆内，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上万人的到来只为一人，他的名字叫许巍。 人群的嘈杂很快停止，灯光暗了下来，听众们都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舞台中央的巨大蓝莲花开始旋转上升，气氛静谧，仿佛大家都在屏住呼吸期待着什么。 许巍出来了。眼前的这个男人，看上去平和而淡定。放大的现场镜头里，他的皮肤有些粗糙。“当我平静时，我发现这才是正常的状态。我作为普通人，所有的东西跟别人都是一样的。”舞台上，他多数时候弹着吉他浅浅吟唱，唱到尽兴处会跑到吉他手李延亮身边，对弹一段solo，气氛明媚温暖。《无尽光芒》中包含10首歌曲，词曲创作都由许巍一手打造，“有感而发”是他做该专辑的初心，专辑没有主打歌。愿所有的悲伤都化成喜悦的力量就像你爱这世界你无尽的光芒当最后一首歌唱完，舞台背景显示出《无尽光芒》的专辑封面，一轮红日悬挂在地平线上。全场大合唱的时候，镜头随机给观众特写。很多人的穿着都“不够摇滚”，甚至有些普通，从高处看去，一片光海。没有人站起来，没有人说许巍牛，没有人喊摇滚不死……一切都在静静流淌着，回韵悠长。其实2012年到2018年这六年时间里，许巍并没有闲着，创作无时无刻都在进行。 新专辑里10首歌的灵感出现在车上、飞机上、火车上……只要有感觉，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创作。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少年，如今也行尽天涯静默山水间，归顺于平淡的生活，追寻着那道属于自己的光芒。 他像毛姆笔下的查尔斯，“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可33年前的许巍，并未如此平和。 “我觉得我一定要做崔健这样的音乐，我要像他一样，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能力，但我想尝试。”18岁之前的许巍，是反叛的。他拒绝生活在父母的期望里，考上大学，进中科院是父母给他定下的目标。 可许巍只想一心做音乐，和所有想要表达自我的年轻人一样，他也买了一把吉他。 在高考前，他背着吉他离家出走了，开始了走穴演出的生活。从福建到广州，许巍跟着搬运工人一起坐大卡车，又要帮着搬乐器。 从晚上八点到凌晨四点，当天演出完连夜拆台，再坐大卡车去下一个县城搭台。 选择梦想像是选择了一种困窘，饿的时候一天吃一顿。那年他18岁，不曾觉得痛苦。 许巍把那段日子，看成是动荡的岁月。 之后的他在西安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取名叫“飞”。同年12月，他们举行了首次公演，获得不错的反响。飞乐队 许巍（左2）遗憾的是，尽管人们对这个年轻的乐队一度充满了期待，他们还是解散了。 解散的原因很现实，连饭都吃不上了，还谈什么音乐与梦想。 原本五人的乐队，最后就剩许巍一人。他陷入苦闷之中，在一种极度无奈和近乎绝望的心境下，写出两首作品《两天》和《青鸟》。“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一天用来希望，一天用来绝望”粗粝的躁动中，是迷茫与不甘。1994年，许巍带着这两首歌的小样，去往北京，他相信自己可以成为崔健那样的摇滚歌手。 很快，红星音乐生产社签下了许巍。他的《两天》与崔健的《一无所有》一起被收入《中国当代诗歌文选》。正在他意气风发，红星音乐的老板陈健添，跑过来跟他说：“你形象一般，你不像郑钧那么偶像，想要把你捧红太难，而且你的音乐太另类了。” 这一年，窦唯、张楚和何勇作为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闹出了大动静。 黑豹的“穿刺行动”也开始巡演，崔健早已远赴柏林，大谈《一块红布》时说：“艺术没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责任。” 而彼时的许巍，还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北漂。 1997年，在北京西郊一个6平米的宿舍里，他写出了第一张正式专辑《在别处》。在这张专辑的名单中，我们能看到许多响亮的名字：制作人张亚东，吉他手李延亮，鼓手赵牧阳…… 当时窦唯、高晓松都在录音棚外头看：这哥们太牛了。可这终究是少数人的狂欢，这张专辑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浪花。对许巍来说，生存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那年，他29岁。 许巍在重重的打击与压力之下，得了抑郁症。每晚都失眠，要靠安眠药度日。走在唱片店里，看着一百块钱的原版CD,他非常想听，可是根本买不起。最惨的时候，他为了付房租，将自己最心爱的电吉他卖了，一转身就泪如雨下。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折腾下来，让许巍彻底迷失。在生存面前那纯洁的理想，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 那段日子，郑钧和叶蓓常常给他打电话：“你需要钱吗？”许巍总说不要。2000年，他靠吃药录制了第二张专辑《那一年》，反响依旧平平。许巍和红星社最终解约，头也不回地回到了故乡西安。这么多年，摇滚歌手的理想，推着他不断往前走，突然就消失不见，人生的全部支撑都崩塌了。 在最为抑郁的日子里，他多次想从楼上跳下去，结束一切。 “你每天要和一万个要自杀的念头去作斗争，再用一万零一个念头去战胜它”。 他总是忍不住和父母交代后事，那时候许巍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以为真的过不去了。还好在最低迷的时候，有家人的陪伴。一天，许巍独自走在西安的街上，突然听到天桥下的流浪歌手在唱自己的歌，深情而真挚。 他听完，红着眼睛走了。 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老老实实过日子？为什么我从小到大，就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人？ 许巍开始学习传统文化，研读历史，每天准时起床，坚持锻炼。 他尝试在创作里渗透禅意，后来又从论语、中庸、道德经一直到佛经、佛法，认真研究。 最终，佛教的信仰给他带去深刻的转变，“它让我走过去，三十岁，我会反思自己，看到太多问题，就开始自省了。” 许巍自我救赎后，放下成功的执念，决定做个普通人，挺好。放过自己后，他听披头士，感受到音乐的力量不再是之前的锋利与控诉。音乐是可以救人的，它成为一种救赎，它救了他。2000年，宋柯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帮叶蓓的新专辑《双鱼》做制作。 许巍轻松地重回北京，也在2002年出了自己的第三张专辑《时光漫步》。彼时的他扎起长发，穿着牛仔裤，脸上有了温暖的笑。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 《时光漫步》这张专辑一经发行，让许巍火得一塌糊涂。蓝莲花许巍 - 此时此刻 巡回演唱会那首《蓝莲花》传唱度极高，成为了经典。在外人看来，一度颓败的许巍，终于迎来了事业的巅峰。 在郑钧、老狼、朴树、叶蓓等民谣和摇滚歌手都还在卖力做唱片的年代，许巍不仅没被市场淹没，反而站稳了脚跟。 他不需要佶屈聱牙的字句，用平实无华的歌词与曲调就能将听众们吸引。 最终能帮到许巍的，还是音乐。他那颗对音乐赤诚的心，从来不曾改变过。2005年8月13日，北京工人体育馆。 这是许巍首次大型个人演唱会，台上的人露着腼腆的微笑，台下的人等了十年。 当背着吉他的许巍望向万人的场地座无虚席的时候，笑得像孩子一样开心，他在26首歌里唱完了自己过去的十年。 “我觉得跟做梦一样。” 那晚，崔健也在现场。 很多年以来，许巍都在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不管喜怒哀乐都是自己在折腾。 突然有一天他要开演唱会了，才反应过来，原来有那么多的人在和他一起成长。 那一刻，他不觉得孤独了。 后来，他说： “很多东西突然在改变是因为从原来一个文艺青年或者说觉得自己是艺术家什么的，突然心态有改变，就是其实我是一个老百姓，我就是一普通人。”七年后，许巍活得更为透彻了，他写了一首《空谷幽兰》，字里行间满是禅意。 在对生活有了深刻感受后，许巍开始歌唱外界万物，词曲里少了偏执，多了些对过往岁月回望的赤诚。唱歌的人释怀了，可摇滚青年们的脸上露出失望的神情，甚至有人开始骂他是摇滚叛徒。 他们觉得许巍变了，不再呐喊的作品变得像背景音乐。 对此，许巍说：“一个人连生活都成问题了，你还指望他去听摇滚？背景音乐挺好的，可以让我的心灵变得很舒缓，同时让我很放松，我可以安心做自己的事情。”时至今日，外界对他的音乐“是否摇滚”仍在争辩。 争议还在继续着，而许巍已默默走到了更远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自己的内心，他不再向外界索取。 2014年，许巍开启了英伦之行。也是在那年，他将一个刻有“许巍xuwei”字样的砖头，镶在利物浦洞窟酒吧的名人墙上。 这个酒吧，是披头士乐队的成名之地。而许巍，成为了这面名人墙上的第一位中国音乐人。 2013年高晓松创作了一首歌，名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他写完后，觉得只有许巍可以将这首歌唱出它应有的味道，然后把稿子放在一边。 高晓松觉得作品写完之后，如果过了一年还能再想起来，就证明这首歌还不错。2016年初，高晓松想起了那首歌，最终由许巍演唱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这是他第一次唱由其他人创作的音乐作品。 有听众听这首歌时，一直期待着高潮，听到最后才发现没有高音。 生活本就是平淡，虽不止眼前的苟且，但也要默默追逐自己耀眼的瞬间。 这年，有人问了许巍一个问题：假如穿越回二十年前，会对那时候的自己说什么？ 许巍回答：“玩开心点，爱谁谁。”如今的他在北京西郊农村，租了一个果园，住在里面专心做自己的音乐。他越来越喜欢清静了，鲜少去人多的地方。每天在家中写歌，读书，不再轻易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听众们早已放弃捕捉许巍的日常生活，他不用微博，也不参加综艺，不领奖，不接受群访。 在真人秀场，前辈们被请去综艺里重新发光发热，为鲜肉保驾护航。大师出山，既抢手又场面。 这些他都明白，却依然拒绝。吉他手李延亮说：“这是种精神洁癖，他觉得不好的东西，会选择躲避。” 有些事，不是不会做，是不愿意。 一个能把全场几万人唱得热血沸腾的男人，却无法在镜头前流畅地讲几句场面话，这是许巍的选择。 面对如此平淡悠然的日子，他很满足： 人生三大悲，少年得志，中年失业，晚年入花丛。还好，我都没有。这几年，他反复观看《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里面的师傅在离开工作之后就过着平淡的日子。 这类似他当下的状态，不疾不徐。许巍每天看日出、喝茶、弹琴，研究佛家文化。他以一个音乐人，而不是流行歌手或摇滚明星的身份，认真生活着。 生活中的许巍比普通人还普通。 个子不高，长相平平，板正的寸头，面对镜头紧张到不行。把这样的许巍丢进人海，真的会瞬间“悄然无踪影”。 可是这样一个人，拿起来吉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他的身上有光。“所有人在年轻时最好有点理想，而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也要保持一颗少年的心，不要到了年纪就老气横秋。” 2020年7月21日这天，许巍52岁了。和二十多岁的时候一样，他唱的还是自己。 只不过他早已从过去的悲伤，转变成了现在的平静，诠释出自己的慈悲。 在一些许巍的铁粉看来，许巍依旧是个少年，他们称他为“许少年”，觉得他还有一颗赤子之心。 其实暌违已久归来，许巍不再是少年，却也不是庸常的中年人。  2019年，许巍出了新专辑《无尽光芒》。唱片封面写着：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这或许也是彼时，他的心境。 经历了青年到中年，如今的许巍大隐隐于市，沉浸在充满禅意的音乐世界里，褪去了《在别处》里的迷茫，迎来了《无尽光芒》里的温暖。不知他是否还会想到1991年，自己拒绝了第四军医大学的保送名额。 那时，他找领导们解释：“我要做崔健那样的人，崔健特别棒，很厉害，是中国最牛的……” 他们当然不会理解，且反问他：“你确定你能成为崔健吗？”30年时间匆匆而过，让人猝不及防。在尝过苦乐悲欢后，他没有成为崔健，穿过幽暗的岁月，他成为了自己。 在旷野，那些惶然与不甘都已远离，剩下的只有静谧，许巍终于可以睡得好一点。部分参考资料：1、腾讯封面人物第110期：专访许巍2、先锋人物许巍3、鲁豫有约：专访许巍4、《面对面》许巍图片来源：网络来源最人物

2020年7月20日，是赵雷的生日。他今年34岁了。34年的人生，赵雷经历了很多。年轻时他四处流浪，音乐是他的信仰。他抱着吉他在成都的小酒馆里唱，在丽江古城的酒吧里唱，在拉萨的日光下唱。唱了几年，他彻底红了。2017年一首《成都》，让很多人认识了这个潇洒不羁的小伙。然而赵雷很快发现，走红，竟是不幸的事。他开始在会堂里唱，在音乐节草坪上唱，在万人体育场唱。山呼海啸的叫喊声，几乎淹没他的声音。场地变大，乐器变好，收入变高，赵雷却变得不快乐。忙于应对一个个商业活动，他筋疲力尽，失去创作精力。留下一声叹息之后，他悄无声息地彻底消失，徒留下等待他的歌迷和那些曾经脍炙人口的歌曲。人人艳羡赵雷的成功，赵雷却只在乎音乐、自由和快乐。对了，还有他父亲，赵雷口中的“广瑞”。时隔一年，2020年7月20日，赵雷的消息终于出现在微博上。他弹唱了一首新歌，没露脸。歌里唱：“去向同样地方的人很多，而走在角落的人却只有我。我只想静静离开独自徘徊，在这陌生却最自由的时刻。”赵雷生日新歌这条微博很快上热搜，赵雷在评论区里这样写道：“Thank u all！每到这一天都不好回避，被这么多人惦记着。但还是希望大家多关心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多爱自己。更希望一切灾难尽快平息，让生锈的小嗓子赶紧在台上抖动起来。see u on live！”像是一个约定，去年他的出现也是在生日这一天，那天他发微博：“好好活，尽情装，打开我，得欢乐。”配图是他在大口吃棉花糖。2年，除了两条微博，赵雷再没有出现。他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歌迷。但答案，或许就藏在他来时的路上。1986年，赵雷出生在北京周边的农村，他的父亲是一家小卖铺的老板。少年时代的赵雷有很多梦，他想要外出旅行，想要看看这个世界的繁华，但兜里没有一分钱。家境贫穷，为了省钱，赵雷曾经长时间剃光头或者留长发，“这样可以把理发的钱省下”。钱省下了，但这总会惹来年级主任的不满。每到周一的升旗仪式，赵雷都被通知不得参加。踉踉跄跄行走到13岁，赵雷看到一部电影，“被自由吟唱猛得击中心灵”。画面中是年轻时的伍佰，他披头散发，在一个地下通道里纵情唱歌。那一个瞬间，让赵雷日后反复回忆，也成为改变他命运的时刻。动人的不是吟唱，而是自由。从此，他开始学吉他。4年之后，在北京一条地下通道里，他跟几个同学背上吉他，戴上墨镜，拼命唱歌。他说，有的人可以唱歌，有的人必须唱歌。少年的赵雷 左对很多人来说，辍学唱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并不是一条人人都能成功的路，区别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就要承受大多数人不能承受的艰苦。与此同时还要面临随时失败的可能。赵雷走上唱歌的路，并不是一种功利的考量，而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他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却毅然选择退学。他这样解释自己的人生选择：“我不适合在学校里上学，应该让社会来教我。”带着一股对自由的强烈渴望，赵雷背起吉他来到后海，在酒吧里唱歌。他有一个点歌本，几十首音乐他早已烂熟于心。最初的新鲜让他开心，但时间长了，酒吧各色的听众又让他迷惑，同时每日的重复他也觉得无聊。赵雷尝试在观众大合唱的曲子之外，唱点自己写的歌，这却遭到观众和老板的反对。这种反对，他后来又遇到无数次。成名之后，人们要听他唱《成都》，每一个现场都是。都快唱吐了，他倔强的说不。他多希望有一天有个人站在他面前，对他说：“嘿，赵雷，我2011年就开始喜欢你，我听的第一首歌是《小屋》。”回过头来看，那段时间是赵雷的价值观和这个世界第一次产生冲突。酒吧演出的经历，让赵雷在观众喜欢和追逐自我之间两难。一年多的时间，他想明白了。就像他多年以后消失在人海一样——离开，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追求自由。最初离开北京，赵雷并没有目的地。他背着吉他边走边唱。那是一段属于流浪的岁月，没有羁绊，偶有烦恼，每一天都鲜活。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揭开藏地文化的神秘面纱。20岁的赵雷揣着当时借来的700块钱，呼啸着赶到拉萨，这个他心中最接近天堂的地方。赵雷的朋友、作家大冰曾在书中记录他们在拉萨的日子。“无闲事挂心头，故而日日都算是好时节”。他们聚集在拉萨浮游酒吧里，白天爬起来晒太阳，晚上在酒吧里喝酒唱歌。对于赵雷来说，西藏酒吧和北京酒吧有着天地般的差别。在西藏，他只肯唱自己想唱的歌，谁花多少钱，劝多少次都不好使。大冰形容赵雷是一只刺猬。赵雷也很喜欢这个意象，“那些隐形的刺让我拒绝着一切虚伪的东西”。日后成名，他在自己工作室摆满刺猬玩偶，刺猬也成为赵雷歌迷们的标志。他们印在衣服上，摆放在演唱会舞台上。年轻的赵雷坚硬。他和那些名利、虚伪格格不入。像在《理想》中他唱得一样：“理想永远都年轻，你让我倔地反抗着命运。”赵雷衣服中间的刺猬遗憾的是，这样饱含着理想的时光并未持续多久。2008年，浮游酒吧被拆掉，曾经一起晒太阳的兄弟也四散离开，赵雷又重新开始属于他的流浪。他在成都的小酒馆待了不久，在这个包容的城市里，他写出了那首传唱度很广的歌曲《成都》。他也去过厦门，在椰子树和海浪的冲刷下，接受音乐的洗礼。他还曾到过云南。那时丽江还没有被商业和游客占领，赵雷至今都还怀念当时那种自在、独立、纯粹的状态。他会时常梦到自己站在丽江古城的院子里，火塘酒吧中间点着柴火，人们就在噼里啪啦的火光里互诉衷肠。“那时我们没日没夜地唱，那时我们醉倒在石桥上。”“一路昂着头的青春，数不尽夜的星辰。”多年以后，他把在丽江的日子写成歌，起名《再也不会去丽江》，但歌中每一个音符，似乎都在诉说他对丽江的想念。这段流浪的时光，是赵雷音乐梦想发芽最肥沃的土壤。他的音乐风格在不断充实丰盈。其中既有青藏高原的荒凉和落寞，也有人在旅途的自由和哀伤。他根据西藏客栈老板娘的故事，写了歌曲《阿刁》，歌里写满了关怀和怅惘。游吟、流浪、音乐，在雪山脚下唱，在与世隔绝的酒馆里唱，在聚集着流浪者的地下通道里唱，在所有自由的地方唱。对于很多创作人来说，贫穷是艺术的土壤，流浪是艺术的升华。回到北京之前，赵雷有着长达4年的流浪生涯，看遍世间冷暖，坚定追求理想，他积累下丰富的生活感受。但始终无法避免的是，贫穷。在拉萨时，酒吧人不多，他们经常四处找朋友蹭饭。流浪到云南、成都等地，他仍旧是一个苦兮兮唱歌的流浪歌手。他的最后一站是西安，那时他身无分文，想找个地下通道唱歌赚钱，却被另一个歌手告知需要排队。轮到他时，唱了一个多小时，他只赚到5块钱，最终家人给他打了点钱，他才得以回到北京。多年旅行的积累，最终爆发在2010湖南卫视《快乐男声》的舞台上。当时抱着玩的态度，他第一次参加选秀。从广州赛区的海选，一直到湖南的总决赛，这个爱笑，追求快乐的男生，一路晋级。但和电视台的格格不入也很快显露。一次节目录制，导演求他参加开场舞表演。勉强跳完第一遍，他再也忍受不了，在第二次录制时偷偷跑掉。像只刺猬遇到坚硬的墙，他小心躲避着。但抱起吉他的时候，人们又仿佛看到刺猬柔软的肚子。他变得放松甚至骄傲起来。止步20强时，这个一直深情唱歌男孩激动起来。他说：“我要掀起民谣的新浪潮。”2010年，赵雷参加《快乐男声》结束比赛回到北京后，赵雷在四合院里租了间房子，为了买设备录制专辑，他背上60万元的债务。把自己关起来的一年时间里，他写出新专辑《赵小雷》。其中在歌曲《画》中，赵雷表达了当时的向往。那时他贫穷、孤独，希望有一支笔能画上四季的粮食、还有母亲安详的姿势。多年以后参加《中国好歌曲》，刘欢被这首歌击中，他说：“一个人在北京四合院里生活竟然可以这样用一首歌来刻画，无可挑剔！”遗憾的是，这张斥巨资录制的专辑，仅仅卖出2000张，赵雷赔得一塌糊涂。那是赵雷人生最灰暗的时刻。他的母亲也在2011年去世，这个从小爱他、疼他、支持他流浪，关心他生活的人，就这么离赵雷远去……其实2010年参加《快乐男声》的时候，母亲已经病重，大夫告诉他，母亲的病情随时可能恶化，他无措又无助，便写下一首《妈妈》。                      现场演唱时，评委彭佳慧说：“光看歌词就很感动。”日后多年，赵雷每出一张专辑，都会把它埋在母亲的墓地。赵雷和母亲2012年，赵雷决定从这段灰暗的时光里走出。解脱的方式仍是他想要的流浪。他跟四个朋友买来摩托车，准备做一次“十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从成都一路奔向深圳，10个轮子滚过4500公里，串联起大大小小50多个城市。赵雷喜欢摩托车，他说这能让他真切的感受到风。他们在雨中、风中、日光下骑行，穿过湿滑黑暗的隧道险些丧命，又对着山崖溪水纵情高唱。每个人都会被自然的魅力和山河的壮阔击中，赵雷也不例外。日后他将这段经历写成歌《我们的时光》。翻过那青山你说你看头顶斗笠的人们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地停歇在风中，在自由中，赵雷从没有想过自己会爆红，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能开万人演唱会的明星。他在意的只有音乐，只有自由，只有快乐。也恰恰是这些在生死和自然里倔强生长出来的音乐作品，打动了越来越多的人，赵雷也越来越红。曾经赵雷为了生存挣扎的时候，朋友大冰曾说：“赵雷不红，天理难容。”但当赵雷真正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时，这个曾经热爱自由、爱音乐的人，发现自己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得多。从2003年在地下通道卖唱算起，到2017年时，赵雷已经足足唱了14个年头。14年的时间里，民谣音乐不温不火，赵雷有着和说唱歌手、摇滚歌手一样的尴尬——一方面要留住创作的真实情感，对抗流俗；另一方面为了生存下去，他又不得不将自己推向前台。2017年1月，赵雷发布新专辑《无法长大》，在《八十年代的歌》里，他这样唱：“我想过平常人的生活，欲望请放过脆弱的我。”一语成谶，很快一场掺杂着名利、欲望的演出，将他推向深渊。2017年2月，背着一把吉他，在顶级的音响设备、导演和摄制组的围观下，赵雷在湖南卫视《歌手》的舞台上，演唱了一首原创歌曲《成都》。节目一经播出，这首歌迅速火遍大江南北。无论是公交车、商场、路边音响，全部都是这首旋律。甚至歌曲里唱的“玉林路尽头的小酒馆”，也成为很多游客打卡地。随着爆红而来的是排山倒海的商演邀约，助理的电话每天都被打爆，很多老板直接说：“你要多少钱都行，只要唱一首《成都》。”在音乐软件上，这首歌也获得超过40万条评论。点赞最多的那条，引起近85万人的共鸣。而在赵雷的贴吧里，有粉丝却这样写到：“我们的雷子火了，我不知该开心，还是难过。”盛名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挤破头想进去，赵雷却想尽办法出去……《歌手》爆红之后，他的演出逐渐增多。音乐节、会堂、甚至万人体育馆，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粉丝越来越多。从前骑着摩托车到处游走，如今只能坐在车里，躲避着汹涌的人潮。“不是不喜欢，是经受不住。”一次演出之后散场，他走出体育馆看到门前仍有大量粉丝。他问助理他们这么快就出来了吗？助理答，他们就没进去……赵雷决定下车跟大家打个招呼。无法满足粉丝的喜欢只是其中之一，更多是应对商业演出的筋疲力尽。全国巡演，体育馆演出，音乐节，每一次他都被主办方要求唱《成都》，赵雷崩溃了。“难道我就只有这一首歌吗？这首歌已经快唱吐了。”纪录片《我的时代和我》记录下赵雷那段时间的生活。他常常在凌晨出发，从一个宾馆到另一个宾馆，从一个演出后台到另一个演出后台。没有任何停歇。一次演出前，他瘫坐在椅子上，红着眼睛低声吐槽：“很多想成为明星的人都在追求这种感觉，我有点烦了，我不喜欢这样，真的不喜欢这样。”像多年前一样，他再次选择逃离。这个已经31岁的大男孩，还是学不会长大。或者，他从来就没想过要长大。2015年，大冰曾经出版短篇故事集《阿弥陀佛么么哒》，其中收录了一个这样的故事。15岁的男孩王越阳身患白血病，离世前他将自己创作的歌词托父母交给大冰，希望能够满足自己当“歌手”的遗愿。他说：让我一个人走吧，让爸爸妈妈留下。妈妈曾说过，如果我死了，她也活不了，把歌词变成音乐，应该能够拖住你们一段时间吧。我走了，就让我的歌陪着你们吧……其中一首歌词，大冰找到赵雷。赵雷据此创作歌曲《让我偷偷看你》。爱、善，这是赵雷经常想到的字。爆红之后，他越来越怀念曾经的生活，也越来越懂得这两个字的意义。他在商业巡演的间隙里，坐飞机去往玉树。2014年，他在这里资助了2个贫穷的孩子，几年时间里他一直前来探望。他说自己品尝过饿肚子的滋味，因此有能力之后，他将资助人数扩大到三位数。他让学生们喊他雷子，跟他们在破旧的操场上踢足球。为了感恩，孩子们也踮起脚给他献上哈达，层层叠叠，在高原风的吹拂下，他难得笑得开心。另一个让他快乐的是父亲。无论到哪里演出，赵雷总会把他带在身边。他对父亲直呼大名，见到音乐上的朋友就说：“这是我铁哥们儿，广瑞。”在厦门的海边，他指挥父亲拍照，“广瑞，看这边”。他说无论买了什么样的房子，多牛的车，认识多好看的女孩，全是扯淡。“如果老爷子不在我身边，我会非常不踏实”。因此在旅途中，他像当年的母亲一样，摸摸父亲的肚子，摸摸他脸然后亲一下。他甚至会常常跟父亲一床睡。他说父亲是自己唯一的家。赵雷和父亲经历爆红之后，2018年，赵雷32岁，他已经脱离开公众视野。为数不多的演出之外，他都待在北京四合院里，精心创作。像多年前一样，他忙着把旋律和歌词从生活里揪出来。几个小时的忙碌常常让他忘记时间。夜幕渐暗，老四合院里的树叶下夕阳婆娑。他电话邀人，三五好友从各处赶来。院子里，他摆弄炭火，生起炉灶。他爱吃羊肉串，配上几瓶啤酒。夜深了，月亮爬上枝头，醉醺醺的朋友作鸟兽散，他沉沉睡去。他说这是他的初心，“说的痞一点的话，就是我以前放荡不羁的那个劲儿呗。”他希望做自己生活的主宰，而不是什么名利、金钱的奴隶。“我才不管你是谁，我才不管你要我做什么，我，自己喜欢才是最重要的。”2020年7月20日，是赵雷的生日，他今年34岁了。很多歌迷在网络上制作各种海报与视频，向他发去祝福。他们甚至以赵雷的名义，向山区的孩子捐赠了图书。生日当天，一位赵雷的朋友在微博上发出赵雷录制的vlog。视频中，他在北京顺义租了个小院，每天忙着写歌，制作新专辑和生活。他把院子中间的土地，改成了菜园。经过一番整修，又在菜园里种上蔬菜和其他植物。一条微博热评这样写道：“他果然一点都没变，还是很踏实很安心的样子，感觉就在大家身边。好像一转巷子口就能碰到在小摊上撸串的他。哈哈哈哈哈。”时间回到3年前，2017年11月，赵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自己的演唱会，取名“浮游”。蜉蝣（又称浮游）是一种古老而美丽昆虫。体长不足半厘米，生活在水面上。它的一生极其短暂，不足一天的时间便出生入死。昙花一现，蜉蝣一生。赵雷写过一首叫做浮游的歌，其中唱到：命运给了我一颗糖又给了我一个巴掌命运说我让你往东你敢朝西就是与我抗衡我像这发疯的虫子我是个刚发芽的种子当年4月29日，在赵雷全国巡演最后一站沈阳站上，他用嘶哑的声音说：“今天在台上一直抱怨，我承认我是第一次这样。我想我不会再重复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的确这样做下去很多歌手就做废了。”演出结束时，赵雷唱起一曲《不夜城传奇》，这是他母亲生前最爱的电视剧插曲：莫问得失有几许，人在高处就会不胜寒意......走出场馆外，坐在回去的车上，他眼神飘向窗外，喃喃地对着随访的镜头说：“我还要一样的模式，还要跟大家说这样的话，我真的受不了了。”车窗外，霓虹灯飘过镜头，黑暗渐渐侵蚀了赵雷的脸。从这时他渐渐离开舞台，离开公众视野，消失在茫茫人海。两年多了，赵雷去了哪里？他拥有了他想要的生活吗？他快乐吗？答案只有他自己知道。曾经，在爆红之后，赵雷接受采访，记者问他，你觉得自己算不算是一个游吟诗人？他说游吟还算，绝对不是诗人。“其实就是边走边唱，干嘛要用这种拽词来形容我，不算。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喜欢唱歌，喜欢旅游，就这样。”部分参考资料：纪录片：《赵雷：我的时代和我》新闻当事人：《赵雷：让我独自吟唱》新京报：“房子车子姑娘都是扯淡”丨专访赵雷 图片来源：网络来源于最人物

年关将至。每年的这个时候，春晚总会成为男女老少热议的共同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春晚在不同年龄层的人眼里，已经有了不同的意义。对于老一辈人而言，它是年夜饭的必备佳肴；对中年人而言，它是过年的一种仪式感；对于年轻人而言，春晚似乎成了以往五年的“老段子集合”，越来越没有新意。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有人的记忆深处，一定藏着一些挥之不去的春晚经典片段。前不久，微博的一条热搜引起了网友的注意。网传今年的春晚，陈佩斯将与老搭档朱时茂一起回归，共同演绎一出《猪联璧合》的小品。看到这则消息，那些年在春晚舞台上热情四射的“陈小二”，似乎又在人们的记忆中鲜活了起来。“队长，别开枪，是我！”“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这些耳熟能详的台词，30年前曾让亿万观众捧腹大笑，30年后依旧是网友口中的经典段子。那些年，只要电视机里传出陈佩斯的声音，观众们的耳朵里，就听不见鞭炮的声响。可赋予这些台词生命力的陈佩斯，却已阔别春晚舞台21年。从小品界的开山鼻祖到话剧界的中流砥柱，陈佩斯的身份与形象一直在变。但不变的，却是他那颗为小人物呐喊斗争的心。从作品到生活，陈佩斯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在诠释“小人物”的内心世界。但正是他这么一个“小人物”，无论是当年插科打诨，还是如今嬉笑怒骂，无不体现着一名艺术家的铮铮傲骨。网上有人问：为什么每年春晚，网友对陈佩斯的呼声最高？答案很简单：因为陈佩斯这个名字，代表的，是文艺界的良知。 01 陈佩斯这人，生来就带有一种喜剧色彩。1950年的时候，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强，随访问团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演出。在紧张又忙碌的排演中，陈强接到了家里打来的长途电话。电话那头告诉他，媳妇儿为他生了个大胖小子。给儿子取名的时候，他把布达佩斯中的前俩字儿拿了过来，给孩子取名“陈布达”。两年后，二儿子也出生了。生性豁达又乐观的陈老先生一拍脑门：还有俩字儿没用呢！于是，家里的户口本上多了个“陈佩斯”，而中国的喜剧历史上也从此多了一位了不起的大师。如今的陈佩斯，怼央视怼综艺，对一切看不惯的不平之事嬉笑怒骂。这种对“权威”不屑一顾的态度，从他上小学起，便已然养成。曾经在课堂上，老师让学生们用“五彩缤纷”造句。孩子们眼中的世界本应该色彩斑斓，可陈佩斯既看不见“五彩缤纷的黑”，也不在意“五光十色的白”。他站起来对老师说了句：“我放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豆花儿屁。”全班人哄堂大笑，老师气得满脸通红。陈强曾拿鸡毛掸子打过他无数次，却依旧改不了他骨子里的“顽劣”。陈佩斯小时候顽皮，上树掏鸟下河摸鱼，从小学到初中一直被老师放在最后一排。幸运的是，在父亲名声的“庇护”下，他得以无忧无虑、肆无忌惮地野蛮生长。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十年特殊时期的到来，曾经的演艺劳模陈强被关进了牛棚，整天接受批斗和拷打。陈佩斯童年的美好生活也随之终结。曾经，陈强因出演反派而闻名。《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因为他的演绎，成了流传半个世纪的经典角色。而旁人批判他的理由，也让人无从辩驳：“好人怎么可能把反派演得那么逼真？”陈强老先生与之相比，陈佩斯的日子也不好过。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他加入了知青的队伍，到内蒙建设兵团插队。提起当年的经历，陈佩斯毫不掩饰：“苦，那条件太艰苦了！我回家探亲跟我妈说，饿死我了，再也不想回去了！”青年陈佩斯看着孩子受苦，陈强心里不好受，便给他指了条路：进电影厂当演员。就算不能富贵，起码也能“吃饱饭”。在父亲的引领下，走上演员道路的陈佩斯开始了自己的龙套生涯。他肯钻研、肯卖力，无奈长相实在是“上不了台面”，电影里几乎看不到他的戏份。1979年，随着新时代迈开新步伐，陈强决定“提携”一下儿子，带着他一起拍摄了电影《瞧这一家子》。那一年，陈佩斯25岁，这是他和喜剧第一次“触电”。以今天的标准看，这部电影说教意味浓厚，笑点并不多。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却有着文艺进步的时代意义。陈强告诉儿子：“老百姓过得太苦了，你把喜剧演下去，给大家带去欢乐吧。”就这样，一代喜剧之王的演艺征程正式开启了。《瞧这一家子》电影剧照 02 1983年的除夕之夜，陈佩斯与搭档朱时茂在第二届央视春晚的后台焦急等待。他们正在等“春晚之父”黄一鹤导演的一个决定。这一年，陈佩斯与朱时茂搭档，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表演形式——小品。整个表演过程充满了戏剧矛盾与故事冲突，笑点和包袱不断，就连春晚的工作人员也乐得前仰后合。但黄一鹤很紧张，这种毫无先例的表演形式一旦搬上春晚舞台，出了事故就是天大的罪过。陈佩斯等不及了，想撂挑子走，被朱时茂一把拉了回来：“再等等，也不急这一刻了。”最终，他俩等来了黄一鹤的拍板：你们上！说错了话自己担着，没说错，我来担！简陋的舞台，简单的道具，陈佩斯靠着肢体动作和丰富的面部表情，再加上朱时茂的默契配合，让整个表演张力十足，那种幽默诙谐生动地展现在观众眼前。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大江南北的男女老少都被小品《吃面条》给逗得乐不可支。那年除夕夜，全国都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欢笑声中。《吃面条》火了，陈佩斯和小品双双走入大众的视野。横空出世的“陈小二”，用自己的滑稽与狡黠，为众人带去了笑声和喜悦。尽管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但这份快乐的价值却很厚重。紧接着，陈佩斯与朱时茂这对“黄金搭档”继续合作，在春晚舞台上带来了十几部经典作品。《羊肉串》、《胡椒面》、《警察与小偷》、《主角与配角》、《姐夫和小舅子》一部接一部，让他俩在春晚舞台上足足“霸屏”了14年。那14年的春晚，也成了大家记忆中，笑得最开心的日子。对于喜剧，陈佩斯是有天赋的。在入行之初，尽管他的喜剧理论尚未形成。但他在故事中设计的剧情和冲突都十分合理。他善于利用人物身份设定反差来制造矛盾，从而形成喜剧笑点。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警察和小偷、主角与配角、执法者和违法者被放置在同一情景下，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塑造的“陈小二”，市井中透露着真诚，庸俗中带着一丝耿直，既有小市民的狭隘，也有平民大众的憨厚。这样的形象，是接地气的，最能引起老百姓的共鸣。搞笑但不嘲笑，卑微却有尊严，陈佩斯一扫喜剧作品里的流里流气，赋予了喜剧真正意义上的高级感。普罗大众怎么会不喜欢呢？ 03 1998年的春晚舞台上，随着铿锵的锣鼓声，陈佩斯扮演的“二傻”在《王爷与邮差》的小品中跟大家谢幕。这一幕，成了陈佩斯春晚小品中的绝唱。《王爷与邮差》当“陈佩斯上春晚”的消息传出后，有网友联系了陈佩斯的儿子陈大愚。大愚回应：假的，忙着演话剧呢，没功夫上春晚。其实，了解陈佩斯的人，不需回应便能猜到，依陈佩斯的性格，他是绝对不会再回到那个让他不痛快的舞台。提起春晚，陈佩斯都是无奈：“他们限制了我的发展，给我关上了那扇门。”当初他为了节目效果，多次向台里领导提出一些建设性提议，来丰富节目的表现手法。但这些提议，最终都被一一否决。到了1998年，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未经当事人许可，便擅自录制发行了陈佩斯与朱时茂的春晚小品合集。被侵权的哥俩到处写信、打电话、登门投诉，求爷爷告奶奶，希望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说法。结果却被工作人员给羞辱了一番：“就这么地了，怎么着吧？你们俩都是我们捧红起来的。”提起这段往事，陈佩斯心中怒气难平：“央视当年有多少主创？就一个人（作者注：指的是春晚总导演黄一鹤）。我们这么多文艺工作者帮助他们，把这个栏目做大做火了，现在反倒说是他们捧火了我们？”“别对我说什么成人世界的游戏，这个世界应该是一个有规矩的世界，这样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才能更好。”1998年在某些程度上，与今天别无二致，知识产权问题一直都悬而未决。直到今天，很多人面临侵权，依旧选择忍气吞声。可执拗的陈佩斯，却固执地要对他们说一声“No”。随后，他与朱时茂联名，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以“侵权”为名告上了法庭，和央视来了场惊天动地的“世纪官司”。一审过后，被告方败诉。陈、朱二人获得了33万元的侵权赔偿。但从那时起，这个“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第一人”，却失去了在央视露脸的机会，成了一个跟主流相左的“草根”演员。人人皆言，背靠大树好乘凉。离开了央视，陈佩斯这颗“独苗”活不了多久。陈佩斯不信邪。他开办了自己的电影公司，自编自导的一系列电影，均收割了票房和市场的双重好评。但由于市场监管不规范，偷报瞒报的情况非常严重，收益十分惨淡。影视行业处处都有“潜规则”，陈佩斯这个有精神洁癖的老炮儿，自然不愿意与他人沆瀣一气。于是，在全国票房前三的好成绩下，陈佩斯的电影公司最终赔到破产。不少人讽刺他：当初劝你忍气吞声，如今你可算自食苦果了。陈佩斯笑笑：“我这人有个毛病，就爱跟仗势欺人的过不去。”他一没灰心、二没抱怨，既然此处不留他，他便把目光转移到了话剧舞台上。 04 2011年，哈文首次担任春晚总导演。她向陈佩斯伸出橄榄枝，希望他能不计前嫌，重新回到春晚舞台。陈佩斯婉言谢绝：“好意心领了，实在太忙了。”他不是摆谱，也并非吹牛。那时候的他，正忙着自己的话剧巡演，跟现在一样，每天都活得充实开心。很多人说陈佩斯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他在一个流行“伟光正”的年代里搞小品，一不小心成了“小品王”；在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之前，他拍出了两部cult片，预见了未来20年的社会病态；在话剧行业最不景气的年代里，他又投身剧场，成了喜剧表演艺术的集大成者。2001年，陈佩斯带着自己的演出团队，拉开了他首部话剧《托儿》的全国巡演。很多人质疑陈佩斯的选择，说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那时候，国内很多民众尚且不知道话剧表演为何物，全国各地的剧场赔钱赔到底儿掉，舞台和设施都破烂不堪。但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次，陈佩斯居然又成功了。陈佩斯与儿子陈大愚，图片来自：视觉中国《托儿》在全国巡演了120场，场场爆满，观众多达17万人。在21世纪初，创造了不敢想象的千万票房神话。紧接着，他又编排了《阳台》、《老宅》、《戏台》、《亲戚朋友好算账》等六部话剧，每一次的演出，都能引起轰动。主持人春妮曾受好奇心的驱使，私下里跑到剧场去看《戏台》。看完之后不过瘾，又买票看了一遍。两遍过后，惊为天人：“这是一部可以传世的精品，50年后看这部戏，我相信依旧是一部好戏！”从春晚舞台到摄影机前，从大屏幕到剧场，陈佩斯总能博得人们的欢心。他不把自己当成“角儿”，始终坚持着为生活中各行各业的小人物著书立说。他戏里说的、唱的、演的，都是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谈及话剧广受好评，陈佩斯也很开心，小眼睛一眯，小胡子一翘：“我的作品不落伍，现在再看，比10年前效果还要好。”但30年过去了，当年那个一身傲骨的陈佩斯，到今天仍没有学会“做人”。抛弃大环境的红利，自己出来单干，巡演到各个地方，总免不了要“上下打点”一番。有人对陈佩斯善意提醒，又被他瞪着眼睛给怼了回去：“您是什么官、什么角儿，跟我没关系，甭跟我说这个。您想来看戏很简单——花钱买票！”他的话剧巡演到全国大小城市，上座率奇高，好评如潮。陈佩斯腰杆贼硬，因为他心里清楚，他靠的不是关系和资历，而是一身不服输的真本事。如今他已六十有四，仍然每天泡在剧场里盯着演员练习。对台词、走台步、一招一式、语气拿捏，凡是需要亲力亲为的，陈佩斯绝不含糊。很多人想象不到，走话剧表演这条路，陈佩斯吃过多少苦头。上百场的巡演要一遍遍地重复，对人的体力和耐心是极大的考验。老友朱时茂曾获邀跟他一起表演《托儿》，演了33场，朱时茂拱手求饶：“我实在是吃不了他那个苦，太累，太寂寞。”随着年纪的增大，陈佩斯的体力经常跟不上。一场戏下来，累得满头大汗，“浑身跟水耗子似的”，盐水咕咚咕咚往里灌。同样的戏码，同样的舞台，陈佩斯日日重复，熬住了寂寞，也熬出了真艺术。编剧毓钺也曾劝陈佩斯：“你去搭一个剧组，30集电视剧，四五个月也就出来了。到时候租个房车，雇两个助理，拍完戏弄个小火锅吃上。你这样的腕儿，到哪儿人家也不会让你受委屈。”陈佩斯不干。对“权威”，他一身傲骨，不肯弯腰。但对艺术，他毕恭毕敬，宁肯把自己卑微到尘埃里。记得姜文的《让子弹飞》里，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经典台词。巧的是，在接受访谈时，陈佩斯也说了同样的一句话：“我想站着做人，还把这钱给挣了！” 05 说是挣钱，但陈佩斯对于“钱”，似乎真的没什么概念。刘晓庆跟他关系不错，曾经有很多广告商和制片方找不到陈佩斯，想托刘晓庆来邀请他出山。上综艺、拍电影、当导师，这活儿来钱多快。但人家就俩字儿：不去。与他资历相当的老演员，要么忙着在流量为王的电影中抛头露面，要么忙着串场于各大综艺狂捞报酬。但陈佩斯这个“不合时宜”的人，却坚持不肯与世俗为伍。图片来自：视觉中国不仅如此，生活上的他，还对自己有着“病态”般的要求。朱时茂曾向记者吐槽他：“一双老北京（布鞋），他能穿5年。那袜子都穿出窟窿眼了，洗洗补补还要穿。不是说艰苦朴素不好，你说他又不缺钱，干嘛老跟自己过不去呢？”但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或许我并不独行，但我确实没有对手。”放眼当今的文艺界，又有几人能达到陈佩斯这种境界？主持人易立竞曾问他：“您有后悔过退出春晚吗？”陈佩斯很认真地回答：“我不后悔。如果我不站出来说，那一百年后，我的后代一定为我感到丢脸！”曾听老人讲过这样一个道理：有些动物，主要是皮值钱，比如狐狸；有些动物，主要是肉值钱，比如牛；有些动物，主要是骨头值钱，比如人。陈佩斯，或许正是我们社会中，活得最值钱的那把硬骨头。对艺术弯腰、对权威耿直，清清白白做事，干干净净做人。陈佩斯演了几十年的小人物，最终把自己活成了大写的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他曾经说，希望100年以后，自己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大家的口中。因为在他看来，艺术是需要进步的。如果百年后大家念叨的还是他的作品，就说明那个时代的艺术发展是不正常的。但人们还是愿意相信，无论百年或千年，他依旧会成为后人经常提起的前辈。毕竟他向世人证明了，小人物也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小人物，也有名垂青史的权利。本文部分资料来源：凤凰娱乐《易见》专访：陈佩斯：我对名誉没有期待澎湃新闻《喜剧“个体户”陈佩斯：我经得住检验》来源于：最人物文丨阿杰学长

如今，韩红已经48岁。她将人生的大半时光都献给了慈善。只是，在越来越多人受益的同时，韩红自己却越来越穷。从她用一曲《格桑花开》走进人们心中算起，至今已将近20年。将知天命的她，不再容易流泪，不再事事反驳回击。开始收起锋芒，也逐渐变得成熟。但是她的朋友们都说“韩红心里其实住着个孩子”。的确，被娱乐圈浸染多年的她依然天真，依然单纯，与多年前无异。只是她的梦想，由那时的“唱死在舞台上”，变成如今的“死在公益的路上”。梦想固然美好，却也难以逃离现实。这些年，她不断被黑，也越来越穷。1971年9月26日，苍茫的青藏高原上响起一声清亮的婴儿啼哭，亲人为这个新生儿取名央金卓玛，汉名韩红。央金，在藏语中有着“妙音”的含义。人如其名，这个女孩继承了母亲的好嗓子。她的母亲雍西，让《北京的金山上》从雪域高原传遍四方。而父亲韩德江，是相声大师刘宝瑞的大弟子，在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做相声演员，这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艺术之家。韩红母亲父母平时工作虽忙，但只要有空闲便会陪着小央金，阿妈唱着藏歌，阿爸把女儿驮在肩头。那时的天空很低，小女孩似乎只要伸手，就能触到湛蓝晴空中大朵的白云。阿爸阿妈外出汇演的日子，她便坐在窗前望着天上的流云，唱着歌等他们回家，音乐是小女孩心中的最爱。当他们回来时，总会带一样小礼物，或是玩具，或是零食，那是小女孩最快乐的时刻。可惜小央金的快乐只延续到6岁。那年，她没有等到礼物，只等到哭肿了眼睛的母亲，和一句“阿爸再也回不来了”。她的父亲在慰问演出途中不幸殉职。上天夺走了年轻的阿爸，留下幼小的女儿和脆弱的妻子。父亲的丧事后不久，母亲被派去上海进修，小央金便被独自留在小城的邻居家。打扫卫生，洗洗涮涮的杂活都压在这个只有半人高的小女孩肩头。但只要唱起歌，她便觉得那些活儿也没有那样累。幼年韩红有些苦，她吃过便忘；但另一些，却永远地刻在她的骨子里。 邻居刻薄，稍有不顺意便将气撒在小央金身上。她需要从一个眼神，一个挑眉中读出大人的情绪，得用最快的速度猜出他们话里的弦外之音。那些日子，她尝够了寄人篱下的滋味。长期压抑之下，叛逆成了她发泄的唯一途径。小央金成了一个野孩子，她如一只离群的小兽，用小小的尖牙去对付这个可怕的世界。这样的日子从6岁过到9岁，那一年，母亲再婚有了新家，而小央金却独自一人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去投奔奶奶。广袤的青藏高原上，再也没有一杯属于她的酥油茶。远方的孩子韩红去北京的路很远，列车开了三天三夜。小小的女孩攥着那张儿童无座票缩在角落，一小包饼干是她全部的行李。她最害怕过山洞，“因为山洞里有妖魔鬼怪”，能给小央金保护的，只有窗边薄薄的蓝色布帘。幼年韩红（左）“一路上，笼罩着我的，只有恐惧。”那是对独自出门的恐惧，更是对未来生活的恐惧。9岁的她，不知道下车后迎接自己的，会是幸运还是新的苦难。绿皮车终于停止了摇晃，小央金随着人潮走出偌大的北京站。8月北京燥热的空气扑面而来，一双苍老的手牵起瘦小的女孩，奶奶和叔叔将她带回了家。青藏高原上的央金卓玛，成了北京胡同里的韩红。韩红与奶奶被奶奶带回家时，已是夜里11点，小韩红进门第一件事，是拿起扫帚开始扫地。她一边干活，一边故作成熟地说：“奶奶，您看我多会干活儿，而且我不喜欢吃肉。”小脸上的笑容里写满了讨好，而奶奶看到的，却只有辛酸。生活之下，9岁的韩红，早已不像个孩子。老太太扯了扯孙女旧裤子上接长的那一块破布，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乖孙女儿，奶奶不用你干活，以后啊，家里的肉都给你吃。” 从此以后，有奶奶的地方便有家。在奶奶的陪伴下，韩红渐渐地懂了什么是爱，然而由于父母缺位，满身尖刺依旧是她抵御这个世界的铠甲。她成为学校里的一霸，但凡谁说她一句不是，就免不了一顿拳打脚踢。虽然在奶奶的教育下，她略微有所收敛，不再与旁人计较。但是音乐却是韩红心中不能触碰的底线。然而偏偏有好事的同学说她唱歌“怪里怪气”，气急的韩红把说这话的同学打得住进医院。韩红也因此被学校开除。孤僻，霸道，离开学校的韩红没了未来，也没了朋友。能够陪着她的，只有音乐。“我懂音乐，音乐也懂我，我想说的话都在音乐里，在音乐面前，我无需伪装。”在韩红心里，音乐是一种救赎，它能安慰自己孤独的心灵，也能带来收益以养活自己和奶奶。 音乐，是让她活着的一种方式。 在那个年代，比赛是跨进音乐行业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只可惜，每每登台，评委的评价总是“唱功不错，形象欠佳”。 落选回家，她躺在窄床上盯着天花板生闷气，时不时想起5岁那年合唱团老师曾经说过的话：“登台演出这件事不适合你。” 那是一次合唱团领唱选拔，小韩红因“一口闭”（刚一张嘴就闭上了）落选，不仅没当成领唱，没过几天，连唱和声的资格都没有了。 那时阿爸阿妈尚在，他们陪在小女儿身旁，给她鼓励。女孩也坚信，自己以后依然会唱下去，落选的小小烦恼很快被抛在脑后。 只是如今，屡屡受挫的韩红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的确不是做歌手的料。 之后的日子里，她依然辗转于赛场，依然失望而归。 直到 1985年年底，碰壁3年的韩红终于捧回全国首届“金孔雀”杯声乐大赛北京赛区优秀奖证书，她和奶奶兴奋得一连几夜都没有睡好。 第二年，韩红被招进了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本以为纵情歌唱的日子就要来临，命运却让她走上了另一条路。 一纸调令，韩红从文工团去了通讯站。 部队纪律严明，没了舞台，韩红便再也没有自由歌唱的机会，她只能在活动时间偷偷地唱上几句。 9年通信兵生涯，她不曾忘记音乐梦想。 终于在1995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同年，她带着奶奶卖冰棍糊纸盒攒了整整10年的30000元，拍出一支MTV,《喜马拉雅》。“孙女儿，奶奶不懂什么MTV,但知道你爱唱歌。这些钱你拿去，奶奶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拿着奶奶的血汗钱，她誓要搏出个名堂。 事实证明，韩红赢了。她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中央电视台音乐电视大赛铜奖。 就这样，韩红从高原唱到部队，又从部队唱到中央电视台，那一年，她24岁。 在千禧年，韩红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签售那天，队伍从西单排到了六部口。随手打开广播，播放的不是《天路》，就是《美丽的神话》。 韩红火了，商演邀约纷至沓来，音乐类奖项也拿到手软。与荣誉相伴而来的，是她从未拥有过的大笔金钱。 然而，人在最明亮时总是最迷茫，最繁华时也总最悲凉。从前纯粹热爱的音乐俨然成为商业利益的工具，原本一心唱歌的韩红，也被资本裹挟着陷入金钱构成的洪流，她开豪车，出门带助理，整日戴着墨镜口罩，有人说她“目中无人”、“不可一世”。后来，韩红评价那时的自己——“小人得志”。唯一的安慰，是辛苦一生的奶奶，终于不需要靠卖冰棍艰难谋生。那个抚养自己长大的老人，是韩红混沌世界中唯一温暖明亮的火光。韩红奶奶可惜，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2005年的春天，奶奶因脑溢血猝然离世。韩红坐在曾和奶奶相伴乘凉的老树下，看着阳光慢慢退出院子。小院里，再也没有人听她唱歌了，再拿奖，也不知该去给谁看了。她感觉自己仿佛一块漂在海上的海绵，很轻，就那样漫无目的地漂着，没有归宿。奶奶走后，儿时入骨的孤独感汹涌来袭，韩红又一次成为“孤儿”。她坠入抑郁的深渊，只穿黑衣，食素，一支又一支地吸烟。站在窗边，她只想一跃而下，仿佛只要张开双臂，便可以飞向有奶奶的那个世界。3年的时光逐渐涤荡了悲伤，她不再日日回想奶奶在世时的点点滴滴。但奶奶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对她的嘱咐，韩红始终不曾忘记：“大红，什么时候奶奶不在了，你不能忘记要做好人，行善事。”韩红慢慢想明白，如今这世上已经没有人爱我，那我去爱别人便好。自那之后，慈善成为韩红与生命和解的一种方式。她将目光投向两个群体，老人和孩子。公益活动中的韩红与老人在韩红心中，那些老人是奶奶；而孩子，便是儿时的自己。其实早在9岁去北京的那趟列车上，慈善的种子就已经在韩红的心中种下。 借她床铺的列车员，送她盒饭的乘客，无边恐惧中，她们的小小善意，给了小女孩勇气与温暖。善良的力量，韩红要记一辈子。2000年的央视3·15晚会上，一曲由韩红创作的《天亮了》感动了无数观众。                      那首歌中，藏着一个故事：1999年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缆车发生事故，数人丧生，缆车坠落，一个幼童被父母高高托起。救援人员赶到时，他在死去的父亲怀中，安然无恙。他的幸存，成为那起事故的奇迹。听到故事的韩红为奇迹作出这首《天亮了》。一曲终了，歌里的男孩成了韩红的儿子，他是她生命中收养的第一个孤儿，取名韩厚厚。韩厚厚（右）从那天起，她决定以后再也不要孩子，她要将自己没能得到的母爱，都奉献给这个幸存的小孩。时至今日，韩红已经收养280余名孤儿，直接或间接资助的孩子更是不计其数。曾有人问韩红：“你对家的定义是什么？” 她的回答是“一个能让我静下来，定下来的地方。” 自从奶奶离去，她曾认为自己将一直流浪，直到在孩子们中间，她找到了安放漂泊之心的海港。 在公众面前，她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字，也是“孩子”。从200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起，韩红的提案几乎全部围绕儿童权益。其中关于女童的相关提案，在她10年的任期中已经提了9年。政协会议上的韩红“孩子的问题迫在眉睫，即便我的任期即将结束，但我也会请求连任的同事们继续提下去！”她本不是儿童问题专家，为弥补自己专业知识不足，便邀请专业人士出谋划策，如今，她团队中的律师已经增加到26位。韩红一向耿直，这些年，因为说话得罪人的亏她一直没少吃。性格火爆，加之不甚讨喜的外形，使得她每有言论动作，在网络中总会招致各种无端攻击。层出不穷的恶意层层包裹着她的样貌、音乐事业、慈善，乃至军人身份。 开演唱会变换造型，有人嘲讽她面貌丑陋，不配站上舞台； 她坚持音乐理念，有人说她极度自我膨胀，毫无自知之明；她离开服役30多年的部队，有人恶意揣测她为牟利而恢复自由身;她倾其所有投身公益，也被人黑成“作秀”......“从前我用实实在在的为人，敢说话、说真话、说人话得到大众的认可，你们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来，但现在又反过来攻击我说真话做真事，我究竟得怎么样才行啊？”有人告诉韩红，做人不能太单纯，需要一点城府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立足。她只说：“我韩红不要什么城府，我也不管谁说什么话，我这辈子只问自己帮过几个人，做过几件事！”一路跌跌撞撞，韩红从未改变，也从不畏惧。从2011年起，韩红便发起“百人援助”系列公益活动。迄今为止，7年时间里，韩红带领近200人的团队为陕西、内蒙古、新疆、青海等省送去公益医疗服务，直接受益群众达上万人次。与许多明星兼做公益不同，韩红在公益中几乎投入了全部的精力，音乐事业也一再搁置。每一次援助，她都亲自带队驾车行在路上。路况复杂、高寒缺氧，200人的团队与现场上千的乡亲她都要一一顾及。一路上多虑、少眠。办一场义诊，她的头发白了一半；上一次高原，她的心脏落下了病根。 但只要切实地解决了乡亲们的病痛，韩红就觉得一切都有意义。从前她认为，做慈善不必宣传也不该声张。但在2014年，某些明星接连因吸毒被抓，污点艺人的消息占据了新闻的满屏满版。韩红决定，在这一年的“百人援青”项目中，将媒体邀请至援助队伍中去。“我以前做公益不敢宣传，怕人家说我是作秀，但如今头条都被那些吸毒嫖娼的人占着，多我一个韩红做慈善秀就怎么了？” 果然“百人援青”相关节目一经播出，铺天盖地的质疑再一次涌来。人们只看到她说话直接“颐指气使”，故意忽略她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母亲拍着胸脯说“这个孩子，我来救”；人们说她号召明星出资捐助“道德绑架”，忘记她在白血病患儿会诊中，毫不犹豫地说“需要的20万经费，我来出”。韩红深知网络中的恶意，但既然走出这一步，她便不会再退缩。“我知道会有人骂我，但我老韩不怕。我们中国人对于慈善事业参与度不如外国，我要的就是关注度，才能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慈善里面来。我个性就这样，你们爱骂什么骂去，我把评论关了，我也不看了。我把事儿做到了就行了。”如“百人援助”这样的大型慈善项目，韩红每年都会组织一场，除此之外，还会有两三个小型项目。平均一场“百人援助”活动救助5000人，需要资金超过2000万，筹钱，是韩红每年必做的功课。日后与朋友聊起，她说：“那时候的我，绝对是卑躬屈膝、低三下四的。”有时别人当面答应给予资助，但转头对方就玩起消失，眼看项目开展资金却无法到位，她只能厚着脸皮，再去求人。为了慈善，一向高傲的韩红愿意折腰。如果资助不够，她就掏出家底把钱往里砸。她不买房，不置业，不消费奢侈品。因为内心足够富有，她不再在意物质享受。其实，她也无力再负担物质上的更多压力。也曾有人劝她，让慈善的脚步停一停，去参加一些商演、综艺为自己做积累。韩红婉言拒绝：“我能维持每天的一粥一饭就够了，即便赚来钱，我也会投入到慈善中。”她的所谓的一粥一饭，有时就是馒头蘸着辣酱，再配上一碗清粥。这些年，韩红在公益事业上已经投入了上亿资金，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她这些年来的积蓄。从青海回来的第二年，韩红终于走上了某综艺的舞台。朋友说：“看来老韩是真的穷了，否则她也不会上这些活动。”这一次韩红也没有否认：“这些年做慈善，我的确快捐空了。”向来远离娱乐的她之所以选择去参与，一半为酬劳，而另一半也为音乐。韩红以为在这档音乐真人秀中，可以让因为慈善活动已经离开音乐许久的她有一个可以展现真我的机会，也可以给她一个自由演唱的舞台。只可惜，3个月的节目录制，是非争议不断，韩红成了炮灰。当获得倒数第二名，她情绪略显低落时，有网友觉得她好胜心太强，输不起；当她发出微博，号召主办方一同参与公益时，有人留言：“天天嘴上慈善，心里阴暗。”几期节目，韩红被喷得体无完肤。这种骂声在她凭“天路”获得歌王称号后达到了顶峰。甚至二十年前她说“想要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女歌手，梦想是站上格莱美舞台”的所谓“妄言”也被重新拿来嘲讽。那时的韩红直言“我的确没有娱乐精神”，选择将自己从纷纷口舌中抽离，不理会那些污言秽语，对于节目也很少再提。直到几年后的采访中，记者问她：“经过那次节目，你吸取到了怎样的经验教训？”韩红笑笑说：“教训是用伤痛换来的，这次谈不上教训。但我得出一个经验——真人秀上太真的人，都输了。现在我已经不在意那么多，我只坚持我该做的事就够了。”用最清澈的歌声歌唱这个世界，用最纯粹的心灵去帮助众生的她，的确不该再承担那样多的骂名。出道23年，慈善19年，韩红的一切都是通透的，或好或坏她都坦然地展露给世人看，毫无隐瞒。她说：“我一直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憨很傻，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我不减肥，不说谎，不作假，不虚伪，我用我的良心一点一点摸爬滚打。有人说我很笨很傻，很容易就可以赚到我的便宜，我告诉他们，我笨就有我笨的作为，不知索取；我做公益，没有结果，没有答案。所以最终的答案更接近天意。”如今，那个曾在火车上孤独害怕的女孩已经48岁。她将人生的大半时光都献给了音乐与慈善。它们一个治愈她的童年，另一个，告慰她的中年。 从青藏高原一路走来，她以为自己只是一个用生命歌唱的小孩；渐渐地，她给了更多孩子歌唱生命的机会。现在，她是280多个孩子的妈妈，也是上万被救助乡亲的恩人。曾经教会她善良的奶奶已经故去14年，每每提起，她依旧泪流满面。 奶奶生活过的那间小屋，韩红一直不曾重新装修，只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我怕重新装修后，奶奶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身为藏族人的韩红相信轮回，她希望在下一世：父亲健康长寿，母亲不会再将自己抛下，可以有一个幸福安宁的家；希望自己可以多读书，去偏远山区成为一名了不起的医生；希望世上的每一个孩子都永远被爱，每一位老人都健康安泰，希望自己依旧可以成为歌手，奶奶还是自己的奶奶......部分参考资料：1、女性领袖人物系列专访：《 韩红：与生命和解的方式》2、易时间专访韩红：《城府究竟是什么》3、立场：《47岁开始重新做自己 韩红：我已经不想再讲话了》来源于最人物文 | 阿伍

7月23日下午，第160场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与往常一样，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了当日北京市最新的疫情防控形势。随着北京市疫情防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每日例行的北京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自7月23日之后暂停举行。对于庞星火来说，这是她参加的第108场北京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7月23日，庞星火出席第160场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61岁的她，发布会几乎“打满全场” 去年下半年，当时60周岁的庞星火准备退休。两例输入性鼠疫病例打乱了她的计划，得知国内有两例输入性鼠疫病例，正在国外参加学术会议的庞星火费尽周折赶回北京。△1983年，庞星火刚刚参加工作。刚刚安顿好两例输入性鼠疫患者，武汉就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国家卫健委紧急召集庞星火作为专家组成员赴武汉进行“不明原因肺炎”的调查处置工作。半年前，庞星火第一次出现在北京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现场。而这一出现就是108场发布会。“从来没想过会发布一百多场。”△1月29日，庞星火首次出席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讲案例细节 让大家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在前期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上，庞星火多是例行发布北京市疫情防控形势，列举确诊病例的发病过程，并回答记者的有关提问。到了后来，她开始注重讲述确诊患者患病细节。对此，庞星火表示，因为在流调时发现，患者出现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行为，“如果他不这么做，可能就不会发病，我觉得应该告诉大家。”某小区一退休女士在疫情出现后非常小心，待在家里不出门，但她特别爱打牌，有一批牌友。因为觉得相互之间很安全不会传染，春节期间牌友连续五六天在小区棋牌室打牌。不久后，这位退休女士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进而传染了她的儿子、儿媳和孙女。这个故事讲完后，北京市政府一夜之间把北京四千多个棋牌室全部关闭。△庞星火讲述确诊患者的故事。一小时拿出关闭新发地市场方案6月11日，北京市西城区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结束了此前北京连续56天无本地新增确诊病例的局面。这次从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到锁定疫情感染源头，北京仅用了22个小时。疫情发生后，北京市疾控部门对新发地市场的环境和从业人员进行全面采样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向北京市政府提出关闭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建议。“我们也是有压力的”，庞星火表示，因为新发地市场太大，停掉它，对北京的食品供应、农副产品供应影响很大，所以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科学的判断。当时要一个小时拿出紧急方案，包括如何关闭市场、关闭后的一系列措施等，以及周边小区关闭后的一系列管控措施和配套等，“不是那么容易的。”6月13日凌晨，北京市政府部门果断关闭了占地面积1680亩、日客流量近6万人次的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6月13日21时，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外，商户和工作人员从市场内有序撤离。6月13日、14日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随着北京市新发地批发市场引发的聚集性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时期，新增病例在6月13日、14日达到36例的顶峰。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庞星火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6月15日，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举行。庞星火在发布会上通报6月14日新增病例。“那是我最紧张的一次。”庞星火回忆，那天的发布会变成了两次，压力很大，尤其是前几天病例集中开始暴发。压力在庞星火身上的体现就是“我不能说错、要准确，要给正确的知识、要给正确的提示”，庞星火表示，特别想让大家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通过这个发布告诉大家不用恐慌，“我其实特想多说的就是，这是一个特别准确的政府渠道发布的信息。”“我特别喜欢看零”在同事们眼中，庞星火是一个干起工作总会忘了时间的人，做了37年的疾病预防控制，即使已经61岁到了退休年龄，工作依然是她生活的全部，每天只睡觉两三个小时。7月20日，北京市已连续14天无新增报告本地确诊病例，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别由二级调整为三级。“那一天我真的挺放松的，我特别喜欢看零，而且我发布的时候特别喜欢说‘今日没有新发的确诊病例报告’。”庞星火表示，这是她最爱说的、最喜欢说的，因为这个结果是大家最想看到的。“我出现得越少，我们城市越安全”通过108场新闻发布会，庞星火为公众所熟知。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人称庞星火为无法复制的“网红”，还有人未经许可在网上推出了“庞星火同款”口罩。对于“网红”身份，庞星火表示，其实更多地希望大家知道疾控中心，知道有这样一个团队在为这个城市的健康做贡献、做工作。“我不希望老在发布会上出现，因为我一出现，就是要公布疫情。我出现得越少，才说明城市越安全。”                来源于：央视新闻

李雪健，虽非为科班出身，却是天赐的演员。近40年的演艺生涯里，李雪健拿了30多个奖项，仍有严格的自我底线。史铁生曾这样写他：“李雪健是以真诚和实干在超越自卑，他所要求的好报是精神的快乐。”他一直说的那句，“用角色和观众交朋友”，是真的。文 | 甜茶来源 | 影探有件旧事，想起仍心有触动。2016年，金鹰节现场，颁发最具人气男演员奖。候选名单里，有胡歌，也有李雪健。这奖是网友票投的，最终花落胡歌。胡歌站起来朝观众席鞠了一躬，又走到隔座的李雪健前与其握手。并附在李雪健耳旁说了四个字：受之有愧。同一年，9.3分的《琅琊榜》，8.5分的《伪装者》，这奖胡歌拿得有底气，但依旧用了个“愧”字。当晚极具分量的“最佳表演艺术奖”，则颁给了李雪健。因为听力退化，他起初还跟着周围人一起鼓掌，经人提醒，才知道是自己。走到台上，吐词艰难，却字字铿锵：“用角色和观众交朋友，是我的选择，我的追求。”台下演员悉数红了眼，宁静也哽咽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前辈，还在坚持工作……我不知道到了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因为我经常都在动摇……”话再说不下去。见之有愧，闻之哽咽。李雪健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有人曾评影视界“演技五绝”，深以为然：东邪陈道明，博擅众学；西毒王志文，内功深厚；南帝陈宝国，霸气睥睨；北丐张国立，松弛入微。唯李雪健是中神通，只评一个字“魔”。李雪健拍戏入“魔”，早便如此。五十年代生，祖籍山东，先后在学校、工厂、部队做宣传工作。快书、相声、小话剧，都是他自己琢磨出的傍身手艺。“你不要看这些都是业余的表演，它是民间的，同时也是民族的”，他有自己的认知。但直到27岁，李雪健才等来自己的第一个角色：空政话剧团《九一三事件》里的林彪。此时，话剧正红火，名演员抢手，原定主演就是“外借”来的。李雪健身型贴合，主演不在，他就替其走位、对台词。一个替身，他当得入魔。听录音，看纪录片，磨透其生平细节：“林彪胃不好，所以他早上起来，一定要吃黄豆。他衣兜里一定有两样东西，望远镜，还有黄豆。”又剃了个同款阴阳头。形体上，为看上去更瘦小，用京剧演员的方法，固定两只胳膊往后夹，同时饿掉20斤。上台前，更是少吃，就为了达到手脚冰凉的状态。他替演排练的录像带被剧团领导看到，领导立即拍了板：原定的主演不要了，就他了！这个角色，让李雪健一举拿下话剧界最高奖项“梅花奖”，这还是首届梅花奖，大有开天辟地之势。而真正让李雪健走进大众视野的：一是电视剧《渴望》里的宋大成，二是电影《焦裕禄》里的焦裕禄。前者观看盛况，堪称万人空巷；后者以130万成本，3毛一张的票，卖了一亿三千万的票房。《焦裕禄》这两者不再详提。反倒是另两部作品，应留名影史，却被忽略、被遗忘。这两个角色，李雪健起初都是拒演的，他没把握。最后却都演活了，演神了，演绝了。一是《水浒传》里的宋江，二是《荆轲刺秦王》里的嬴政。先说宋江。单论一幕，浔阳楼题反诗，提笔下墨说道：“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且饮且醉，且醉且写。最后一个“夫”字拖笔，似是发泄，写完又愣了下神。又狂又懦，这愣神便是演技的留白。若非醉得厉害，依宋江个性，或许就不会署上自己的名。他有多醉？一个细节，笔已经拿不稳。宋江是梁山好汉，却是文墨小吏思维。看李雪健专门为其设计的小碎步走姿，一目了然。招安后，向朝廷一跪，李雪健故意撅起屁股，高呼万岁。要多滑稽有多滑稽，可笑又可恨。后来有人评，《水浒传》应为四大名著翻拍剧之首。因为它真正做到了：戏剧历史化，历史戏剧化。李雪健，便是其中点睛一笔。再说嬴政。《荆轲刺秦王》，这是陈凯歌最被低估的作品。每每提及，都被《霸王别姬》盖了风采。张国荣演蝶衣是仙，占一个“痴”字；李雪健演嬴政是魔，占一个“狂”字。《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李雪健必熟读研透了史实，戏中他用大勺搅锅，喉咙便发出坑哧吭哧声，如豺似狼。时而癫狂难测，时而神经质若孩童。全片高潮，荆轲刺秦王。当荆轲呈上燕国地图时，他眼神痴迷。图穷匕见，荆轲行刺，殿上竟无一人阻拦。逃窜的嬴政，哪还有一点帝王气。荆轲临死前大笑不止，卸了华服的嬴政，露出护甲。他问荆轲：“你笑什么？你笑什么？你为什么要杀我？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建立一个国家，秦国和六国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和看不到的地方...都成了一个国家。”知音难觅，满目含泪而不落，竟是委屈与不甘。最后一抱，又是无人知的落寞。这层次，这深度，令人拍手叫绝。这嬴政，这秦王，只恐后无来者。李雪健，虽非为科班出身，却是天赐的演员。谁能料到，事业如日中天时，却一下被冲了个垮。2000年，李雪健被查出鼻咽癌，此时正在拍摄《中国轨道》。导演说把戏停了，让李雪健先治病去。李雪健拗着不干：“我说你要是这个戏下马了，钱也花了，部队也动员了，花了那么多钱，拍了一小半了，你要是因为我下马了，不拍了，流产了，这个比我死还痛苦。我说不行，我必须得拍。”保守治疗，戏接着拍。《中国轨道》后来，这剧的制片人伍献军回忆，李雪健在那认真拍戏，其他人默默在旁边抹泪。“拍最后一场戏时，他说话已经非常困难，但他仍声情并茂、一气呵成地说完大段台词，在场的剧组人员都听得热泪盈眶。”戏上了，成绩漂亮，豆瓣评分9.0。可鼻咽癌折磨人啊。李雪健形容生病时的感觉，像饭馆里狠狠被甩在地上的鱼，“啪”地被甩在地上，“那鱼可能没死，但内脏肯定被摔烂了”。众人要凑钱给他看病，他与妻子不接受。所幸，病治好了，却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口齿不清，声音稀薄。唾液腺不再分泌唾液，说一两句话就得喝水，出演话剧，已无可能。这两年，听力也退化得厉害。拍戏不能戴助听器，听不见对方的台词，就得把台词全背下来，依口型判断。明明年纪刚过六十，却似七八十的体态。所以有人说：“李雪健患病，是当代中国演艺界最大的损失之一。”就跟老天爷嫉妒似的，但李雪健不服输啊。用他的话说是：“因为没死，所以想活得更有意思。”拍戏就是活得更有意思。戏是良方，是妙药，戏才是命，戏才续命。他接着演。李雪健谈“演戏”他演历史人物。《一九四二》里，饰演李培基。李培基向蒋介石求粮，欲张嘴又张不开嘴。喝粥时，碗不敢端起，撩一口粥欲向上瞅一眼蒋。这一眼，他还不敢正眼看。愚忠，怯懦，就在这三秒里。片子前半段他温和，是个惯常不会发火的人。后面他发火，骂完后，自己嘴唇先打哆嗦。多么常情常理，但一般演员想不到，想到也不一定能演出来。与李培基完全相反，《少帅》里的张作霖，李雪健贡献了诸多名场面：“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声音一拖，再加急眼。爱子护子的急切味儿全出来了。这戏，饶是算青年演员里演技不错的文章（饰张学良），都很难接住。窦文涛更是实诚：“我看《少帅》跳着看，专看李雪健饰演的老帅张作霖。”李雪健也演平民百姓。《嘿，老头！》里，演刘二铁，阿兹海默症患者。就一场戏，可见其功力。夫妻分离，父子不睦，确诊后的刘二铁，想喝酒。手抖得倒不了酒，用嘴灌对不准嘴，气急了要用缸喝。4分钟，没一句台词，一镜到底。这老头性格全出来了，就俩字，“死倔”。正如李雪健复出后说的那句：“拍一个少一个，拍一个就得成一个。”前段时间，主持人易立竞采访黄渤。黄渤坦言：“都知道，有时候看票房是虚的。能力、理解力、表现力比我好的有的是。比如李雪健老师，用骨血在演戏，那个魂飘在角色上，人与角色相互纠缠，短时间内没法达到。”说这话时，黄渤难得流露出挫败感。偏偏李雪健不自知。不自知其能，也从未自夸过一句。早年凭借《焦裕禄》获百花奖最佳男主，他的获奖感言是：“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近40年的演艺生涯里，拿了30多个奖项。他仍有严格的自我底线。拍摄《横空出世》时，原型人物在艰苦的环境下本应很瘦，但李雪健略胖。这事，他记了二十多年，并以此为耻。《横空出世》另一件感到耻辱的事，便是拍广告。“92年，有人找过我。拍《焦裕禄》，我前前后后得了6000块，《渴望》是8000块，《水浒传》是13万。92年一个广告要给我20万，挺吸引人的。那是一个肝药广告，让我化妆成焦裕禄，在河边走，捂着肝脏的位置。我一听，再多钱也不能做。”“后来我做了一个含片的广告，台词是‘没有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结果没几年，我在《搭错车》里演一个哑巴。”有记者问他：“您不是说没有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吗，这回哑巴的角色怎么演的？”再谈起这事，他照样觉得丢人：“我自个儿抽自个儿。我就再也不拍商业广告了！有些事是可以做的，有些事是不可以做的，你要考虑到你是公众人物。”《搭错车》饰演哑巴说到做到。综艺不上，广告不拍。这几十年，不拍戏，不出现在观众的视野；只要出现，必有新作品。原来他一直说的那句，“用角色和观众交朋友”，是真的。写李雪健，写不出什么逸闻趣事。资料翻遍，他的生活里只剩戏。青年导演的戏，他去演；规模不大的戏，他也去演。比如，8月底的一部短片《下午过去了一半》。他演一位姥爷，那么自然流露，那么熨帖舒坦。这片子观影人数不足千人。李雪健图啥呢？就图能演戏吧。史铁生曾写过一篇文，名为《印象与理解——写好人李雪健》。文章写道：“李雪健是以真诚和实干在超越自卑，他所要求的好报是精神的快乐。以精神享受为目的的任何行为和事业，本无失败可言。”若问李雪健什么时候最幸福？他的答案肯定还是一如当年：“吃盒饭的时候最幸福，因为感觉自己又能演戏了。”来源：影探图片来源网络

19岁的他，不折不从，沉稳端重；42岁的他，临危受命成为清华校长，格局开阔；晚年的他，依旧高风亮节，呕心沥血。他一生清华，一世清白。文 | 水清编辑 | Anita他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也被誉为是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战乱频仍中，他临危受命，成功执掌并花31年的时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使清华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校，发展成了扬名中外的国立清华大学。在他之前，学潮动荡，学生动不动就把校长赶下台。可他上任后，人人拥戴。有人问他秘诀，他风趣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吧！”没错，他就是梅贻琦。1889年，梅贻琦先生出生于天津一户诗书世家，年幼时，父亲失业，再加上家中兄弟姊妹众多，家境颇为清苦。他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颇得张伯苓赏识，被保送至保定高等学堂。年幼时，梅贻琦即矫矫不群。他看似沉默寡言，但当同学们因某个问题争执不下时，都会征询他的意见。梅贻琦天生沉稳有气度，他的话一出，往往能平息两方争端。电影《无问西东》中的梅贻琦在生活中，梅贻琦很能沉得住气。早年，美国把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费用。梅贻琦也投考了。发榜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惟有梅贻琦平静从容，从他不喜不忧的表情中，谁也无法判断他到底有没有考上。结果是，他不仅考上了，而且在630名考生中名列第六。他被录取为第一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赴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19岁的少年临人生大事，也能如此不折不从，沉稳端重。留美期间，梅贻琦把本来就少的补贴节省下来，接济拮据的家。后来，为了赡养父母弟妹，他放弃攻读硕士，决然回国。之后，他一直用微薄的薪水供养着整个家庭，以至于耽误了自己的婚事。直到弟弟工作了，他才把自己的婚事提上了日程。严范孙先生作介绍人，把韩咏华介绍给了梅贻琦。说来也巧，其实早些年，梅贻琦在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任干事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在女青年会工作的韩咏华。很多感情，不怕迟，就怕没有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两人很快恋爱，并迅速订了婚。订婚前，韩咏华的同学对她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咏华的回答也有趣：“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婚后第一年，他们便有了第一个爱情的结晶，很快，次女也紧随其后。梅贻琦管教孩子很能沉得住气，他几乎不会发生情绪失控的事情。孩子不听话，他从不会生气，而是和颜悦色地重申道理。但是不管孩子怎么哭闹，他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原则和主张。事实证明，温和坚定的父亲比严厉的母亲更有威信。出任校长后，梅贻琦也素以寡言慎行、沉稳持重而闻名，人们都戏称他为“寡言君子”。学生曾作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来形容他的说话风格。西南联大遭日军飞机轰炸时，只有他镇定自若，像定海神针般疏导着师生，稳定着大家的情绪。梅贻琦校长刚柔并济、沉稳持重的行事作风让他赢得了师生的一致认可。“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一个人如果沉不住气，临事时容易失去理智，面对失败时常怨天尤人。只有沉得住气，才能让人生这条航船，更好地在狂风巨浪中扬帆远航。1931年，42岁的梅贻琦先生刚接手清华的时候，清华并不是中国最好的学校。大学班开班两年，总共录取150人，全国报名人数不超过400人。在他就任之前，清华已11个月没有校长，在一片质疑与期待的目光中，梅贻琦临危受命。在就职演说时，他这样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意即：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为了能让清华的师资力量变强大，他弯下腰，四处招揽人才。他不辞辛劳，亲自到火车站接国学大师赵元任先生，并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1927年，王国维在颐和园自杀后，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在梅贻琦校长的感召下，一时间，清华校园内名士云集，学术自由蔚然成风。有人说，弯腰是一种姿态，如同猎豹出击前的蓄势。但对于梅贻琦来说，弯腰更是一种大家风范，是顾大局识大体的成熟稳重。1937年，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被迫迁到湖南长沙。1938年4月，又被迫迁到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初期，三校合并，一开始的磨合期颇有些矛盾，梅贻琦事事忍让，一切以大局为重。此后八年，西南联大主要校务工作都由他执掌。他本身有着深厚的学养，兼作风包容，凡事讲究民主，处理事情公正，并一向为人正直，简朴清廉。昆明物价飞涨的时候，联大的老师和学生的生活都非常清贫。梅贻琦向当时的政府教育部申请了一些补助金。当时，梅贻琦的四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他却没有领取补助金，相反，把机会让给了更贫困的学生。其实当时，梅贻琦一家也过得非常清苦，妻子韩咏华不得不做些糕点上街卖掉来贴补家用。梅贻琦有时候会去接她，有时候也跟她一起卖。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迟到过两次，迟到的原因听起来很是心酸。一次是韩咏华迟迟不回，他不得不帮她看着糕点摊；一次是出差去昆明的时候，他为了给公家省钱，不坐飞机坐邮政车，结果车开到半路就坏了，导致迟到。堂堂清华校长，低调清廉如此。尼采曾说：“谦逊基于力量，傲慢基于无能。”真正厉害的人，都戒掉了傲慢。真正厉害的人，内心有笃定的自信，他们懂得弯腰，能够用空杯心态来处理事情，用开阔的格局去与人沟通。如此，才有余力去迎接真正的荣耀。民间曾盛传过这样一件趣事：西南联大办了一个教学质量很高的附中，昆明人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所学校去读书。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给过西南联大很大的财物支持，有一天，龙云特地去拜访梅贻琦，说自己女儿没考进附中，请求校长破格录用。梅贻琦客气地留龙云吃了饭，并安排联大的教务长潘光旦派老师晚上辅导龙云的女儿，等明年再考。回去之后，龙云感到忿忿不平，但听到秘书长告诉他，梅校长的女儿也未被录取后，龙云顿时气消了。梅贻琦就是这样，无论是面对权贵还是平民，他都坦坦荡荡，抬得起头，彰显了一代大师的凛然正气。抬得起头的人，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顺境，都能奋勇向前，始终保持乐观进取的心态。国难当头之际，梅贻琦为了保证西南联大的办学经费、物资供应，他不顾个人安危，经常跑重庆寻求政府的支持。那一回，他去重庆，途中，饱尝了敌机轰炸、车马不便、饥寒交迫的艰辛，颠沛了将近三个月才回到昆明。寡言的他在会上慷慨激昂：“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掌告无罪’。”在战火纷飞、校务繁重的情况下，梅贻琦校长呕心沥血，开创了西南联大“筚路蓝缕、弦歌不辍”的局面。这个只存在了8年的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8年，3882名学生，却培养出了李政道、杨振宁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邓稼先等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院士，以及100多位人文大师。而梅贻琦的高风亮节受到了大家一致的称赞，他当之无愧地被称为西南联大的“船长”。抗战结束后，梅贻琦辞别春城，回到北京，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一职。1960年6月10日，梅贻琦被诊断患癌，施行摘除手术。两年后，梅贻琦溘然长逝，享年73岁。逝世两个星期后，人们打开梅贻琦家中的一个皮箱，里面静悄悄地躺着庚子赔款基金的使用账目，一笔一笔非常清楚。梅贻琦校长手握巨额款项，却一分未贪。“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校长一生抬得起头，行得正身。他以他的高风亮节，奠定了清华之魂，他的精神将彪炳千古！

郭德纲最初不过是想说一辈子的相声，但生活逼着他不断进步。他是一个守着旧规矩和旧习俗活在新时代的人，貌似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游走在鼓励与谩骂之间，漫步过云端，坠入过深渊，把一出出险境化为台前更精彩的戏码，让一门被冷落的艺术重新焕发生机。文 | 章朵拉编辑 | Anita这些年，任命运的浪潮浮浮沉沉，郭德纲和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们还在说着相声。郭德纲心中住着一个民国年代。“着长衫戴礼帽，丢一大洋走下黄包车。在伙计招呼声中步入酒馆，一壶莲花白配四凉四热，对虾切片炒韭菜宽汁儿拌面。饭罢，走在十字街头斜观霓虹璀璨，一把洋钱扔出，众多乞儿拥上，他们笑我也笑。拐过弯儿进戏楼后台……”那个年代军阀混战、动荡不安，但人与人之间重情义、讲道义。如今，重情重义的人少了，郭德纲却依旧是一个守着旧规矩和旧习俗活在新时代的人。他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游走在鼓励与谩骂之间，漫步过云端，坠入过深渊，把一出出险境化为台前更精彩的戏码，让一门被冷落的艺术重新焕发生机。去年年底，郭麒麟主演话剧《牛天赐》迎来最后一场。郭德纲在观众席默默观看儿子演出，谢幕时突然出现在台上，称赞“演得不错，比我强”，郭麒麟先是愣住，然后抱住父亲，埋头哭泣。郭德纲一直是郭麒麟眼中的“严父”，他对儿子严格要求，即便有所成就，也从未夸奖过他。这位“严父”本不愿儿子从艺，谁知郭麒麟偏偏爱好相声。逢郭麒麟十八岁生日，他曾写下一封家书，信中道出多年来的从艺感悟：“既落江湖内，便是薄命人。”郭德纲小时候住在“相声窝子”天津的老城区，父亲去工作时，郭德纲便被安排到剧场里听相声。他从小跟同龄人玩不到一块，别的孩子喜欢骑马打仗，只有他痴迷于说相声，扮作大人模样，穿一身长袍马褂，拿一把折扇。七岁学评书，九岁学相声，郭德纲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床，到子牙河畔练功，十年如一日。与相声世家子弟不同， 郭德纲没有任何人脉和资源，他所有的成就都是赤手空拳打拼出来的。三次赴京，前两次都以失败告终，没有相声团体愿意接纳他。1995年，他决定再次北上，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头。刚到北京的时候，他经常没钱交房租，房东在外面咣咣砸门，连踢门带骂街，他缩在屋里不敢出声。籍籍无名的小人物郭德纲寻找着一切登台机会，他在丰台蒲黄榆的小评剧团唱过评剧，舞台只有两张席梦思那么大。有一天，散了夜戏后没有公交车，他只能走20公里路回出租屋。挨着不到一尺宽的马路牙子，身边一辆辆大车呼啸而过，抬头只见几点寒星，一轮残月，他想到这些年来的坎坷遭遇，不禁鼻酸，掉下泪来。90年代，相声艺术进入低迷时期，老一辈相声艺术巨星陨落，相声的地位逐渐被小品取代，许多相声演员离开舞台转而从事其他工作。郭德纲空有一身本事却不知路在何方，他从小向往的江湖竟没有一处有他的容身之地。为了生计，他做临时工、当群众演员、写剧本，郭德纲把这个阶段称为“求衣求食”。因为生存下来，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事。他参加过一档综艺节目，从北京坐十几个小时火车赶到合肥。在闷热的夏天，被关在闹市区的透明玻璃柜里生活48小时，路过的人能看见他的一举一动，就像一件被陈列的商品。往事历历在目，他宽慰自己：一切都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磨砺。郭德纲曾说：“我拿相声当命。”在那段经典的相声演出——《论相声五十年之现状》中，他为传统相声的沦落痛心疾首：“我爱相声，我怕它完了。”听罢，观众小声啜泣，很多相声演员在后台偷偷抹泪。郭德纲的好搭档于谦也爱相声，但大千世界，乐子很多，抽烟、喝酒、烫头、养马、唱摇滚......相声落没了，日子还要过下去。直到于谦遇到郭德纲，他才重新燃起内心的希望：“原来我还能说相声，原来我还爱说相声。”郭德纲有着一股子韧劲，吃再多苦，受再多侮辱，心心念念的相声必须说下去。一开始是在小茶馆里说，北京琉璃厂的茶馆没有舞台，靠墙挂着布帘儿，仅够坐50人，墙上贴着一张纸，听相声、听评书两块钱一位。开场之前，在门口派上一两个人，边打板边吆喝，招揽客人，有时候郭德纲还得去当托儿。在这里，他认识了志趣相投的相声演员张文顺、李菁，三人搭起班子，取名北京相声大会，提出“让相声回归剧场”。转战两三百人的剧场说相声，乾隆年间的老戏楼中和戏院是名副其实的老字号。梅兰芳、程砚秋等各路曲艺名家都曾在这登台献艺，只是人去楼空，曾经锣鼓不停、好戏不断的戏院早已破旧没落。郭德纲调侃：“大栅栏里连条狗都没有。”有一回，剧场只来了一位观众，郭德纲照说不误，上场时还指着这位观众说：“你得好好听，上厕所必须跟我打招呼。今天动起手来你跑不了，我们后台人比你多。”后来，北京相声大会更名北京德云社。经营多年，德云社入不敷出、举步维艰，一百多人的剧场，最热闹时也不过五六十人。那时候，德云社像汪洋大海上的孤舟，随风飘荡，不知何时能靠岸。转机出现在2004年，北京电台文艺频道节目主持人大鹏每周在电台节目中播出德云社相声。郭德纲嬉笑怒骂、百无禁忌，传统段子经他创新后耳目一新。因此，德云社被大众熟知，小剧场渐渐由原来的几十人，变成了几百人，甚至在上千人的大剧院也一票难求。纪念社团创办十周年时，德云社办了六场专场演出，最后一场演出，郭德纲在叫好声中返场22次，谢幕时，观众们涌到台前，不停鼓掌。从小茶馆到大剧院，郭德纲终于迎来了“花团锦簇”和“灯彩佳话”。在外界看来，郭德纲有时候是个小心眼的人，对待仇人，他向来睚眦必报。德云社走红了，也招致了同行的忌恨，北京相声同行曾请求有关部门封杀郭德纲，将其树立为“三俗”典型，因为组织不力，最终没能成行。为了抓住郭德纲的把柄，每次德云社演出，同行冒充观众在台下把所有敏感的话语都记下来，演出结束后交给有关部门。有人劝郭德纲以德报怨，但他绝不退让。“一沾相声，寸步不让”，相声界风云变幻，郭德纲是不羁的斗士。不管是同行的围追堵截，媒体的口诛笔伐，又或是社团内讧与徒弟出走。每一次风波，即便是千夫所指，郭德纲杀伐果断，绝不拖泥带水，该骂的骂，该赶的赶。当年，侯耀文力排众议收郭德纲为徒，他眼中的郭德纲看似“狠辣”，实则“脆弱”。他评价这位心爱的徒弟：“一路坎坷走来，他势必嫉恶如仇。”纪念侯耀文相声专场对待恩人，郭德纲竭尽仁义之道。他不爱热闹，朋友很少，仅有的几个都是患难之交。老艺术家张文顺与郭德纲是忘年之交，这个歪肩膀的老头儿曾陪着德云社走过最难捱的时光。老先生70大寿时，和郭德纲表演了最后一出《大实话》。他哑着嗓子给郭德纲捧哏，上台前，他坐在轮椅上吸氧，靠着最后一丝力气昂首走上舞台。演出后，郭德纲将表演的收入除去必须的开支外，全部给老先生治病养老。老先生去世时，德云社停演7天，为他办了一桩体面的葬礼。于谦是德云社粉丝心中的“德云皇后”，两人台上珠联璧合，郭德纲的包袱加上于谦的捧哏，时常爆笑全场。台下，两个生性、志趣迥然不同的人形成了互补，相处得如鱼得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德云社相继出走了几个台柱子，但“皇上”和“皇后”永不分开。因为这份珍贵的信任，郭德纲让儿子郭麒麟拜于谦为师。郭麒麟给师父于谦写过一封家书，信中坦言比起父亲，在师父面前更能袒露心扉。就在大家猜测郭德纲会不会嫉妒时，他转发了这封家书，配了一段文字：自有明月照山河。经历过这么多的风风雨雨，郭德纲的性格也变得更加沉稳内敛、虚怀若谷。他轻易不再臧否人物，而是静悄悄地在家看书、写字。2020年秋，在代表作《郭论》热销100万册后，郭德纲又推出了《郭论》姐妹篇《捡史》。这是一部专门琢磨人的书，借着历史故事，字里行间都是韬晦、谋略和心机。看起来热热闹闹，诙谐又搞笑，细想却是冷峻深刻，回味无穷。从裱褙店学徒到上海滩第一教父，青帮大佬黄金荣如何逆流而上？资助蒋介石、扶持杜月笙，黄金荣为何眼光如此独到，总能“识英雄于未遇”，在对的人身上做政治投资？为什么上海滩素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杜月笙是怎么在戴笠身上“存交情”的？为什么大总统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会公然赞美一个黑社会头子“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为什么胤禛能够从“九子夺嫡”的皇位大战中胜出？康熙皇帝出于何种考虑，让这个本不受宠的儿子做了“大清一哥”？为什么京师保卫战的头号功臣、挽狂澜于既倒的社稷之臣于谦，会被他一生效忠的明王朝统治者公开处斩？戚继光一生四提将印，人称“三朝虎臣”，位高权重，为何要自称张居正的“门下走狗”？明太祖朱元璋为何展开大屠杀，将功臣一网打尽？战功赫赫、忠心耿耿的常遇春、蓝玉为何被诬陷“谋反”……郭德纲剖析历史人物，复盘中国历史上一场场暗流汹涌的权力游戏，剖析君臣博弈法则，发掘出人性的精妙幽深之处。从庙堂到江湖，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阴谋阳谋、君臣博弈法则、韬晦心术。中国式社会人情世故，都被他说透了。这是一个谁都不曾见过的郭德纲：纵横捭阖、云垂海立，将人性、人情、人心写得入木三分，江湖虽然风大雨大，他已经不介意了。班主挥一挥衣袖，走进了一个更广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