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郑板桥《兰》 作者提供  “能白更兼黄，无人亦自芳。寸心原不大，容得许多香。”元末明初诗人张羽的一首《咏兰花》，道出了兰花典雅高洁、不同流俗的可贵品格。在传统文化中，兰有着重要地位。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兰的身影：“士与女，方秉蕑兮。”三月初三上巳节，河边春游的青年男女，手里无不拿着兰草。《周易》中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志同道合的言论，就像香草的气味一样让人愉悦，后演化出“兰言”一词，专指心意相投的言论，“兰交”“金兰之交”比喻知心朋友。春秋时，兰就被称为“国香”了。在《左传》中，有个著名的“燕姞梦兰”的故事。一天，郑文公的姬妾梦到先人给她一支兰草，说这是你的儿子，并告诉她“兰有国香”。果然，后来她生下公子兰，后世称为郑穆公。孔子是最早赞颂兰花的人。他说：“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孔子青睐兰，把它比喻成君子和善人，认为兰有不受环境影响和善于熏陶他人的特点。从此，兰与君子相连，与教育、教化有了密切的关系。古琴曲《猗兰操》传为孔子所作。相传孔子见谷中香兰独茂，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夫为伦也。”后世称兰花为“王者香”。自孔子以后，人们常将“芝兰”并称，用以比喻高尚的德行或美好的环境。《三国演义》第六十回中，刘璋说：“吾与仁人相会，如亲芝兰。”《西游记》中描写孕育孙悟空的灵石所处的环境，写道“四面更无树木遮阴，左右倒有芝兰相衬”。原来石猴是在这样美好的环境中生长的，难怪他出世后不久就会引会孔子的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有人把芝理解成灵芝，实则大谬。芝通芷，兰和芷都是香草。以爱兰而闻名的诗人，首推屈原。《离骚》中有“纫秋兰以为佩”“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楚辞》中还有“沅有芷兮澧有兰”“幽兰”等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人们说的兰主要指兰草，而非后世知名的兰花。这时的兰文化其实是香草文化。不过，后起的兰花确实承袭了兰草“香草”的“比德”功能和文化意义。兰花逐渐成为与梅、菊、松、竹等齐名的传统名花。由于孔子和屈原在中国文化史上深远的影响力，兰花高洁的文化形象逐渐深入人心。《绝越书》中有“勾践种兰渚山”的记载。越王勾践是有记载以来种兰花的第一人。公元前492年，越王勾践被放回国，开始卧薪尝胆。他为了表示忠心，向吴王献上不少宝物，其中就有名贵的兰。魏晋以后，兰花从宫廷逐渐扩大到士大夫的私家园林。蔡邕、陶渊明、嵇康、谢灵运等都写过与兰有关的诗文。一些文人士大夫归隐山林，他们欣赏兰花，在于它藏于深山而独自芬芳。据统计，唐代以前历代诗歌总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植物，兰居第一。东晋王羲之爱兰，与周茂叔爱莲、孟浩然爱梅、林和靖爱鹤并称“四爱”。又是在一个上巳节，王羲之与友人来到兰亭修禊，此地幽兰盛开。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由此诞生。宋代是兰文化鼎盛时期，出现了《金漳兰谱》和《兰谱》两部兰花研究著作。从宋代开始，兰花开始进入画家的视野，成为常见的绘画题材。赵孟坚的《墨兰图》被认为是最早的兰花名画。南宋郑思肖的《墨兰图》，他的兰花寥寥几笔，有叶而无根，表达了在南宋灭亡后诗人的不屈之情。南宋理学家朱熹对兰花情有独钟。他认为，兰花象征着君子之道。朱熹在教育中常以兰花比喻君子，教导学生无论外界如何变化，都要像兰花一样坚守内心的高洁与自律。他有一首小诗《咏蕙》：“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适意欲忘言，尘编讵能老。”认为蕙兰得了古兰草之名，散发出不一样的芬芳。明代徐渭画了很多兰与水仙相配的画，还作了不少咏兰诗。他在《兰谷歌》中写道：“勾践种兰必择地，只今兰渚乃其处。千年却有永和事，右军墨藻流修禊。”他在画上题诗说兰“无媚有清苦”。这既是写兰，也是徐渭的自况。人们都知道清代郑板桥善画竹，其实他笔下也不乏兰画。他说：“平生惟兰与竹为吾友也。”他用浓墨写就兰叶，淡墨渲染兰花，浓墨点出花心。他的兰画自有一种幽香。曹雪芹也偏爱兰花。《红楼梦》中数次提到兰花，比较有名的如“气质美如兰”，将妙玉比喻为幽兰。用“蘅芜君兰言解疑癖”形容钗黛二人，后又用“金兰契互剖金兰语”来形容二人关系。在明清小说中，《金瓶梅》是提到兰花最多的一部。这从侧面表明了兰花在明代社会流行的程度。祖籍在勾践故地的鲁迅与兰花有着不解之缘。他在《致山本初枝》的信中说：“我的曾祖父曾经栽培过许多兰花，还特地为此盖了三间房子。”青少年时，鲁迅常与弟弟们到家乡的会稽山、兰渚山春游、采兰。在养育兰花的过程中，鲁迅根据自己的经验，订正过清代园艺专著《秘传花镜》中的某些讹误。兰花在古代的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孔子时起，兰花就被视为高尚品德的象征，常用于教育学子注重品德修养。明清时期，书院的庭院中往往种植兰花，一方面借兰香来熏陶学子，另一方面用兰花提醒学子坚守高尚的品德。人们用“兰客”指人品上佳的好友，唐代浩虚舟《陶母截发赋》：“原夫兰客方来，蕙心斯至。”“蕙质兰心”指女子心地纯净，品行高雅。宋柳永《离别难·花谢流水倏忽》：“有天然，蕙质兰心。美韶容，何啻值千金。”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名人以“兰”为名，如《木兰诗》里的花木兰，《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西游记》里高老庄高太公的三个女儿，分别叫高香兰、高玉兰、高翠兰，童话故事《马兰花》里王老爹两个女儿叫大兰、小兰。当代有革命烈士刘胡兰、京剧大师梅兰芳、哲学家冯友兰（字芝生）、文字学家唐兰等。两千年来，人们对兰的喜爱始终没有改变。（作者系临沂大学讲师）责任编辑：贾倩

文汇报制图：张继王安忆从早期清雅温煦的《雨，沙沙沙》，到繁复细腻的最新长篇《儿女风云录》（2024年9月出版）不断拓展写实的能力；铁凝从清新脱俗来自大山深处的《哦，香雪》开始，塑造了一系列富有生命质感的人物形象；徐小斌以《双鱼星座》让读者看见了瑰丽叙事中展开的人物内心。她们的文学创作总是在寻找新的方向，呈现了中国当代女性的生存与生活样貌。如何让这些正在“经典化”的小说作品与读者重逢，诗人、评论家何向阳主编的“女性短经典”系列图书已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三本：王安忆的《乡关处处》、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徐小斌的《双鱼星座》。该小说集系列聚焦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甄选代表作家成就和个人风格，引发读者共情的短篇佳作，一人一部精选集，以不同时空的女性视角，复杂丰满的女性角色，风格各异的文学叙事，呈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变革与个体成长。何向阳表示：“文学经典不是时效性的热度，而是长久的温度，是与一代代读者相遇中的不断生发。她们的创作起始于改革开放时代，一直延续到今，这套书帮助读者，特别是‘90后’‘00后’读者了解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社会生活，女性如何作出人生选择，女性成长的心灵史，阅读她们个人成长与时代发展的故事，在我们面对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探寻人生更全面的发展。”小说要讲好故事，不要为难读者《乡关处处》收录了王安忆不同创作阶段中具有代表性的五篇小说《雨，沙沙沙》《剃度》《发廊情话》《姊妹行》《乡关处处》，还附有王安忆的创作谈《文学创作的开始》。这些小说跨越了王安忆创作的各个阶段，标识着作家在不同时期对女性命运的思考。“王安忆不动声色的叙述与清雅白描的文笔，使小说如一种带有古意的水墨画，用笔洗练，点到为止，却又蕴藏了苍茫心事与勃勃生机。”在选编中重读这些作品，何向阳对王安忆小说心领神会的精要评述蕴含着中华美学，吸引着读者进入小说的文本。为何王安忆的小说能创造出这么多鲜活人物？为何王安忆的文学创造力依然旺盛？王安忆说：“这些年来，有一个最重要的、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就是我对小说的认识越来越朴素。我觉得小说就是要讲一个故事，要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不要去为难读者。”王安忆创作初期的小说《雨，沙沙沙》描写了对爱情和生活充满向往和期待的雯雯，到近年创作的《乡关处处》书写在繁华都市辗转生存的保姆月娥，作家始终用真实的笔触刻画日常生活中各色人物，她们是不同时代、不同代际、不同境遇之中普通的、特别具有生命韧性的女性群体。评论家王德威认为，王安忆继承了19世纪以来写实主义小说的正宗。她对人性的勘探，对都市生活社会学式的观察，永远兴致盎然。王安忆的小说细腻而直指人心，她对生活始终秉持着温情而坚韧的态度，从而创造出一部又一部形式各异、独有韵味的佳作。铁凝的小说清新、朴素，幽默、含蓄，对生活的理解宽广而厚实，对人性的勘探中带着暖心的理解。《永远有多远》收录铁凝不同创作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9篇：《哦，香雪》《对面》《第十二夜》《永远有多远》《咳嗽天鹅》《伊琳娜的礼帽》《信使》等。铁凝塑造了香雪、白大省、伊琳娜等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通过日常生活中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特别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从中体会和发掘不寻常的人生况味，呈现中国当代女性的生存处境。铁凝特别擅长描写少女形象。“铁凝以细腻的笔触写出了少女香雪对于现代文明的向往。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时代进步的信史。她的小说又一步步突破着‘香雪’式的纯度，而变得更为圆润丰满。”可贵的是，在这样一种“少女形象”的成长过程中，铁凝一直抱有一种善意的体察，何向阳认为，“正是通过对少女的观测而达到对于人性的深入，才成就了今天的不同凡响的作家铁凝”。有温煦的抒情，还有冷静的剖析“徐小斌是文学的多面手，她创作伊始就关心人的多面性，人的存在，人性的丰满、圆润，人作为矛盾体的多种可能。”何向阳对徐小斌的小说创作评价很高，作为一个小说家，她能够把自己对人的思考通过人物化身，写出具有哲理性的文学作品。徐小斌的《双鱼星座》收录了她有代表性的《双鱼星座》《银盾》等中短篇小说，以奇幻的故事情节向读者展开了现代女性的生活空间，揭示现代女性的情感需求，与读者一起探讨她们的精神内涵，真诚地表达了她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的关怀。“女作家关注自身的命运，与男作家的角度稍有不同，女作家切入得更加深刻，她们更加了解自己成长中的精神内涵与心理状态，她们不仅有着温煦的抒情性，还有冷静的自我剖析，她们对女性人生与命运的关注和叙写，她们对社会变革的思考，她们不断拓展小说题材，保持着旺盛的文学创造力。”何向阳表示，回望当代女作家不断突破自我的文学创作历程，让文学研究有一种比较的视角，将当年女作家的创作与当下女作家的创作形成对照；能够给文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文献性资料。（记者王雪瑛）责任编辑：贾倩

人民日报作者：王泉根                                                  《月光蟋蟀》 赵丽宏著 新蕾出版社出版对儿童文学来说，诗心与童心总是相通的。一个作家如果既能以诗意的眼光看待世界，又能用纯真的童心理解孩子的心灵，便能够打开一方创作空间。长篇童话《月光蟋蟀》，就是作家赵丽宏诗心与童心的又一次勃发。《月光蟋蟀》这个名字，不禁让人联想起昆虫主题的经典作品。从安徒生《小意达的花儿》、法布尔《昆虫记》，到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促织》、郭风《红菇们的旅行》……那么，当下儿童文学如何书写新的昆虫故事？赵丽宏选择以抒情的笔触，描绘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童话世界。作品以两只蟋蟀为主角，用拟人手法讲述它们历经波折、参加昆虫交响音乐会的故事。月光之下、草丛深处，两只英俊潇洒、身手不凡的蟋蟀“玉顶”与“铁头”，在老蟋蟀“金刚钻”的指导下，艺高胆大地比拼武艺。那是它们快乐游戏与技能较量的乐事，也是青春洋溢的场域，它们与同伴、与乡野间种种昆虫一起鸣叫、奏乐、鼓呼。作家笔下那月朦胧山朦胧的意境，静谧而又深邃，喧闹而又激扬。只写昆虫或许太过乏味，也难以寄寓深意，给小读者以启发，所以《月光蟋蟀》的故事由昆虫与人类的接触渐渐展开，并融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躺在花丛中酣梦的玉顶发生了命运的转折，一开始它只是被在野外采花的两兄妹无意间放入篮中带进城里。然而，两兄妹的父亲为了救助行将破产的亲戚，把玉顶借给他去“斗蟋蟀”，玉顶成了被关在闷筒里随时准备决斗的玩物。作品高潮出现在最后的决斗时刻：玉顶万万没想到，与它对决的竟是好兄弟铁头——铁头已成为主人赚钱的“黑旋风”。面对此情此景，玉顶和铁头准备拼死一搏，它们靠智慧支开了坏人，逃离“斗兽场”，其过程一波三折，充满危险。童话结尾，那与开篇遥相呼应的昆虫交响音乐会，着实让人长舒一口气，不禁感慨：昆虫世界本就应该这样自在快乐、浪漫无垠。作品让孩子们看到了生存挑战下的友谊、团结、以诚相待、勇敢进取，看到了阳刚之气与“小小少年也要有一身功夫”。如此看来，这一部情感充沛的故事，也是一部洋溢着青春热血与阳刚气质的成长童话。字里行间，贯通着逻辑严谨的童话假设与温暖细腻的诗意叙述，那些浪漫的想象还蕴含着对生态环保的呼唤，引发小读者的悠长思绪。除了叙事上的巧思，作者还对童话的写法进行新的尝试。作品中的两只蟋蟀主角，并没有像传统童话那样开口说话、与所有物种都能对话交流，作者以温暖的他者视角叙说昆虫的命运，体现出浓厚的人文关怀。两只有灵性的蟋蟀虽然不通人语，却似乎已洞悉人性。这样的写法，延续了作者在另一部童话《树孩》中的创作理念：以满怀关爱之情的眼光，讲述万物有灵的世界。这也是作者尊重孩子的思维、尊重孩子的世界的体现，用蟋蟀故事阐释人生道理，不仅给小读者以爱的教育，也能让大人们有所思考。月光下的田野，虫鸣蛙叫，晚风轻拂，远处传来几声犬吠……《月光蟋蟀》让我们看到儿童文学既充满诗意和童心又寄寓深意的可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中，还有许多话题为儿童文学提供线索。那些亟待人类解决的问题，都在等待创作者释放想象力，编织生动的故事，激发孩子们的思索与追寻。责任编辑：贾倩

光明日报“绿杯红袖趁重阳”，农历九月九日是我国的传统佳节重阳节，又称作重九节、登高节、女儿节、敬老节等。重阳节的风俗和内涵与其所处的季节紧密相关。农历九月九日正值农作物成熟的时节，人们庆丰祭祖，敬老感恩。同时，九月九日亦是菊花盛放、茱萸结果、枫叶半红、层林尽染的日子，人们登高远眺，相聚宴饮共品菊花，以酒佐蟹齐尝鲜味，同插茱萸以祛风邪。或许是由于重阳节有着多样的节俗和丰富的内涵，重阳也常常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出现在中国古典诗文的之中。                                                   清代孙温为《红楼梦》中螃蟹宴与菊花诗内容所作插图 图片由作者提供聚焦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重阳节，可以发现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中涉及重阳内容的较多，其中抒情与叙事兼美者，则少不了《红楼梦》。                                                    清代孙温为《红楼梦》中螃蟹宴与菊花诗内容所作插图 图片由作者提供重阳诗作展现精雅生活《红楼梦》第三十八回多次提到重阳节。此回中，海棠诗社成员先写菊花诗，后作螃蟹咏。菊花诗是薛宝钗、史湘云二人拟定好题目之后再分给众人选题作诗的，而螃蟹咏则是借着品蟹乘兴而发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之螃蟹咏都用生动的语言描写品蟹的过程，这两首诗所蕴含的哲理性虽然不强，但却点明所食之蟹的品相；食蟹的佐料，应配醋、姜、酒、菊；食蟹禁忌，美味不可多贪；食蟹环境，于桂下桐阴处，清风拂来阵阵桂香，还要能赏到菊花。此外，食蟹后还要洗去指上沾染的腥气。宝黛二人的螃蟹咏不仅为《红楼梦》“百科全书式”的生活画卷增添色彩，而且生动展示了《红楼梦》中人的生活情趣。薛宝钗所作螃蟹咏，得到海棠诗社诸诗人的高度赞赏，评其为“食螃蟹绝唱”，诗云：“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馀禾黍香。”薛宝钗的螃蟹咏兼备哲思和婉讽，讽刺之意主要体现在颔联，似在讥刺某些人表里不一，明明内心可以分黑黄，或云“辨是非”，行为上却“无经纬”。薛宝钗讽刺的一类人，大概类似《红楼梦》中的贾雨村之流。而这首律诗的哲理性主要体现在尾联，借助吟咏螃蟹的张扬与“落釜”的寂寥，揭示人生的浮沉，体现出宝钗“含蓄浑厚”的诗风。颔联和尾联两个“空”字，犯中求避，今昔对举，将螃蟹的横行与落釜引向诗和远方。总之，不管是在诗作中明写重阳，还是结合重阳赏菊品蟹等节俗赋诗，《红楼梦》的作者都借助重阳这一意象丰富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性格，并且借助重阳意象为读者展现《红楼梦》的精雅生活，传达作者心目中的风月繁华之盛。重阳美食揭示家族命运食蟹是重阳节的重要节俗之一，也是《红楼梦》中多次出现的情节。《红楼梦》着墨于品蟹，不仅因为“从老太太起连上园里的人，有多一半都是爱吃螃蟹的”，还因为食蟹之事背后，暗藏人生境遇穷通变易的理趣。《红楼梦》第三十七回中，史湘云因为开社要做东却囊中羞涩而踌躇之时，薛宝钗为其化解了这一困境：“我和我哥哥说，要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再往铺子里取上几坛好酒，再备上四五桌果碟，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了。”虽然史湘云和薛宝钗都是世家大族的小姐，但二者却有贫富之别，因为她们代表着盛衰境遇并不相同的两个家族。然而，薛宝钗背后的薛家也未能维持长久的兴盛，最终也走向衰落。由此可见，贫富盛衰不是固化的，因时、因事、因人都有可能发生转变。其实，《红楼梦》第十三回作者曾借秦可卿所托之梦指明，若想富贵长久，还须耕读传家。可惜，秦可卿的规劝王熙凤并未听进去，贾家最终走上“盛极而衰”的道路，发人深思。不仅第三十七回的食蟹节俗关涉着对家族命运的忧虑，第三十九回围绕吃螃蟹展开的讨论，亦传达着有关盛衰变换的思考。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听到周瑞家的和平儿议论贾府吃蟹之事，因而生发出一段感叹：“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从刘姥姥的感慨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贫富的差距。曾有学者结合当时的银价和物价，推算出二十两银子约合今天的六千元，可以买两千三四百斤米，够五口之家吃一到两年。但是，曾经一顿饭吃掉庄稼人一年收入的贾府最终走向衰败，反而是作为庄稼人的刘姥姥生活得更为踏实安定。考察王熙凤与刘姥姥的交往，前期凤姐带着高门大户的优越感接济刘姥姥，可是后期贾家落难时，反过来变成刘姥姥帮助王熙凤护佑巧姐的平安。由此可见，人生境遇的变化难以预料，与其坐享一时富贵，不如居安思危，做长远打算，筹谋持续的发展。总之，《红楼梦》借螃蟹这一重阳节食物，突出盛衰难料的主旨，引发读者对家族问题的思考。重阳节礼推动情节发展《红楼梦》第七十二回、第八十八回也涉及重阳意象。第七十二回中，贾琏向鸳鸯借钱时说：“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礼，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三二千两银子用，一时难去支借。”贾琏列举了几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其中一个是要预备给元春的重阳节礼。重阳节又称作女儿节，《康熙宛平县志》云：“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女归，亦曰女儿节。”重阳节虽有迎女归宁的习俗，但在《红楼梦》中囿于皇妃的身份，元春无法随意回贾府。于是贾家便在重阳节的时候给元春送礼物，以表达对女儿的挂念之情。由此也显示出，当时人们对重阳节的重视程度，应不亚于端午节。而且端午节和重阳节都曾有“女儿节”的别称，所以《红楼梦》中端午与重阳两个节日都关涉给年轻女子送节礼。元春省亲之后，荣国府的经济状况江河日下。第七十二回中，贾琏为重阳节礼向鸳鸯借钱，其实展示了府中“内里蛀空”的事实。当年在元妃省亲时大操大办的贾家，如今连送份重阳节礼都要内部借钱周转。我们曾对《红楼梦》的立体式网状结构进行细密化研究，针对书中的一些“闲笔”，在“关目”无法涵盖此类情节的情况下，援引“网格”的概念，以描述书中相对次要的情节。贾琏借钱给宫中送节礼类似一个“网格”，虽然看起来并非关键性情节，但已透露出贾府经济状况不佳的端倪，此回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抄检大观园等重大事件。可见重阳节礼虽小，其作用不小。无独有偶，在《红楼梦》第八十八回中，贾芸听说贾政在工部掌印，他便借着送重阳节礼的由头，给王熙凤送礼讨差事。其实这并不是贾芸第一次用此计策，早在第二十四回，贾芸曾借口送端阳节礼，从而谋得一份大观园中监种花木工程的差事。可是同样的套路，在第八十八回中却遭到王熙凤的拒绝。此种情节上的前后对照，不仅说明王熙凤手中权力的削减，更展现出贾家由盛转衰后，家族中人在虑事心态、行事风格上发生的改变。贾芸送礼，虽算不得小说中的关键情节，称不上一个较大的“关目”，却堪称一个较小的“网格”。两处送礼的“网格”分别居于小说的前段和后段，二者遥相呼应，使得小说情节首尾相扣，形成一个闭环。总之，《红楼梦》网状结构可谓千丝万缕，重阳节是诸多线索中的一缕，但在反映家族兴衰的主旨中，起到重要作用。“慰语重阳会有期”的咏菊诗、“长安涎口盼重阳”的螃蟹宴、“念念心随归雁远”的女儿礼，共同汇成《红楼梦》中异彩纷呈的重阳意象。重阳诗作，为叙事文体增添韵文，在描写世情题材的小说中融入精雅生活；重阳美食，突出贫富盛衰的动态转化，聚焦诗礼簪缨之族继业传家的题旨；重阳节礼，牵连贾府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并赋予其“网格”的功能，用一个个“网格”嵌套于大关目中，共同构成《红楼梦》的立体式网状结构。“莫认东篱闲采掇，粘屏聊以慰重阳”，重阳节作为具有多种吉祥寓意和美好期待的传统节日，在清代尚有女儿节的内涵，但如今我们更偏重其敬老的意味。通过探讨重阳节在经典文学作品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可以加深对传统节俗的认识，发掘重阳节更为丰富的文化蕴涵。（作者：曹立波，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倪玥，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贾倩

光明日报作者：陈彦                                                            近年来，一批优秀文学作品记录时代发展。图为北京图博会上的文学展览。光明日报记者 刘江伟摄                                                            中国经典著作成为世界文学创作重要滋养。图为法国国礼《论语导读》。新华社记者 张爽摄                                                           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陆城门遗址 新华社记者 江汉摄我们聚集在良渚这个地方共话文学，必然要牵涉到悠久的中华文明史。当然，不在良渚，我们也会在别的地方谈论文学，正是因为良渚这样的地方，让文学成为更具历史纵深感、多维度甚至是高密度的话题。文学是从文明的纵深处走来的，可以称之为文学的东西，当然比良渚文明晚了许多。我们今天在这块土地上所说的文学，必然带有良渚的气息。良渚的气息是什么？是距今四千三百年到五千三百年之间，人类规模性、秩序化安居乐业，并开创了城市、水利等生产与发展新模式的历史场景和精神风貌，良渚也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这样大型综合的城市生活，包括出土的那些精美陶器、玉器、石器、漆器，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信仰、审美、创造、管理、分工、合作这些文学的基本构件，因为物质背后是人的温度与印记。良渚气息综合反映出的就是人的生命气息。中华民族的祖先，跨越了四五千年，正在这里给我们讲述着比文字更精彩的有关人的也是文学的生动故事。文明是庞大的社会进程，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链条，越往远古看，越有些碎片化，甚至互不关联。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向我们纷至沓来的，是不断被发现的一片片孤立星云，最终绘就一幅人类文明演化的星空图。到今天，飞行器可以在几十个小时内，让东西南北的人相互抵达。人几乎已经布满这个星球的所有角落，文明几乎无处不在，可谓满天星光。但无论是什么文明，人的活动才是试金石。认识人，认识你自己，才是文明的根底。而文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开花结果的。认识文学，也必然要回到各种文明形态的根部，寻找那些草创阶段的复杂河床走向，并由此辨识路标，创造和我们时代相应的、融通古今中西的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举世无双的连续性。良渚文明的发现，为我们接续起了五千年信史的坚实链条。博大的中华文明既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驰骋的沃土，也是文学家“扶摇直上九万里”展翅飞翔的蓝天。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就生动地阐释了这一点。他书写了自己之前三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史记》是历史巨著，也是伟大的文学经典。古老的思想、情感、人格、人性、人伦，以及道德、精神、价值、世界观等，仍然在这个宽阔的舞台上，塑造着一代代人的形貌与灵魂，并将发力久远。由此我想到中华文化中一个十分优秀的传统——史官制，及其所包蕴的重要文化精神内涵。中国的先哲孔子作《春秋》，包含着“人文化成”的宏阔思考。从司马迁到班固，再到欧阳修、司马光，包括编纂《四库全书》的纪晓岚，都与文学有关，甚至都可以被视为伟大的文学家。孔子对《诗经》的加工整理，完全是在完成一个文学家和文学编辑的工作。尽管他的价值意义可以被拿到思想、教育、教化的范围讨论，但估计他也不反对历史将他纳入文学队伍里来，我们也以此致敬他以艺术的审美价值泽被天下。文学是一种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类似史官的性质，记录下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做好时代的书记员，是历史对文学的选择，也是文学被看作历史的重要路径。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状态。面对丰富的世界资讯，文学也面临一个与人类关注点的对焦问题。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等，总之是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各路大军号角齐鸣，旌旗猎猎。然而，一切的一切，怎么与现实社会对准焦距，从而发出文学之声才是关键。文学面对物质的现实，不能追求它的急速效用，但“无用之物”最终真的变得毫无用处，那也是文学的悲哀。文学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仍然是一个经典的哲学命题。人类历史发展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就是前进到一定阶段，要回头寻找曾经绽放过的资源。西方文学艺术不断返归古希腊，到了现代，又反复回望文艺复兴时代。中华民族历史前进轨迹也在昭示着我们回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精神思想勃兴时期的明媚高光。中国戏曲发展到清代已是佶屈聱牙，看戏到了不掌灯研究剧本就无法听懂的地步，于是自然兴起了寻找宋元杂剧通俗性的集体“返祖”。书法艺术走到清代已臻至“精致把玩”的静态，有人一下回到长枪大戟、刀砍斧劈的汉代隶书，迅速打开一片天空，让这门艺术再次“大江东去”。我们的文学艺术，在人工智能时代，回望明清小说、唐诗宋词、先秦文学，直到良渚文明，是树立文化自信的需要，也是为了寻找新的创造生命力的源泉。在蒲松龄那里，在吴承恩那里，时间与空间、身体与灵魂、自然与生物、星空与花草是没有什么绝对分界的，一切只要能指向人的内心深处，能隐喻出光明与黑暗、生存还是毁灭等重大问题，就都会笔走龙蛇、气象万千。尽管文学有千万种表达方式，但要做好我们在场的书写，尤其是要面对我们的现实世界，一如今天主题论坛的题目“文学的创造力——世界文学的共鸣与人类社会发展”，我觉得有很多沉甸甸的话题值得讨论。人类不缺乏优秀的文明成果，但这些成果并没有得到一劳永逸的吸收。如何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语境，适应新的环境，不断复兴文明，并创造新的文明，是一个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人类一切早期文明，都显示出一种合作、交流、融通的态势。九州同贯、修齐治平，不仅仅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底色，许多文明也都呈现出类似的形态，要不然人类不可能形成现在这样星罗棋布、息息相关的分布格局。可今天，一些文明又在新的撕裂中持续震荡。人类直立行走四百万年左右，发展最迅猛的这二百多年中，从蒸汽机到电气化再到数字化，以及人工智能，真正出现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现代工业技术与文明。有太多的现实矛盾，昭示着人类的共通命题。凡是文学深度参与的书写，都是文学的高光时刻，包括对英雄主义、民族正义斗争波澜壮阔的书写，可以列举一长串伟大作家的名字。而一旦文学只进入个人情绪、情调与炫技的低吟浅唱，就迅速降低了辨识度与共鸣性。这是今天世界文学值得反思的问题。大量的史实说明，文学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学的创造力只能来源于世界的共鸣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战场”。文学需要跳出小众、一己，去感通时代精神，同时回望整个文明进程，不断反刍，从而把握一种气象，重拾《史记》《红楼梦》《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悲惨世界》的辉煌。这种辉煌是个人与时代、文学和现实，以及宏阔传统融通转化中的不断创生。你不关心他人，他人就不会关心你。文学也一样，你不关注现实，现实就会视你如陌路，各走各的道。文学本来是有力量的，我们从司马迁、杜甫、关汉卿、鲁迅、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那里，看到了如刀剑一般锋利和流水一般至柔的独异创造，看到以历史或文学的方式回应解决人类精神和现实疑难的淑世情怀。文学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是伦理的，也是法律的；是理想的，也是实践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藏在无尽的文明演进的时间里。文学之所以在文明演进中，于不同时代获得了很高礼遇，就在于它始终关注人类的中心命题，并紧紧咬住不松手。有时它就是那颗璀璨文明上的皇冠明珠。文明需要我们不断地修复美、创造美、实践美。现代性是历史与传统赋予它的阶段性认知，很快就会进入传统序列，但延伸向未来的传统不会消失。道不变，人亦不变。由个体经验出发，深度感通时代，创化传统，再回到现实，这是文学的题中之义，也是世界文明交流对话中具有同理心的“量子纠缠”。文明是人类共有的遗产，文学需要在文明的碧波荡漾与激水深流中，以更加有力、立体、饱满的形象，追求清晰的“显影”。（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此文为作者11月25日在第二届“良渚论坛”中外作家对话平行论坛上的发言节选）责任编辑：贾倩

中国新闻网作者：林波“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登飞来峰》中的诗句。“王安石在创作这首诗时，正值壮年，抱负不凡。”近日，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原副教授魏福明受访时表示，王安石在外放为官的途中，创作了这首千古佳作，“通常而言，京城为官意味着更多机遇，而外放则可能意味着远离皇恩，难再获重用。然而，王安石却以积极的心态展望未来，满怀信心”。千年之前的王安石很忙，忙着治理县政，也忙着写诗作文。            活动现场。 陈冲供图12月6日至7日，“王安石地方治理主题研讨会”在浙江宁波举行，业内专家学者齐聚，从王安石笔墨中解读其人生理想与抱负。1047年，27岁的王安石从淮南到鄞县（今浙江宁波）上任，没几天，就开始用脚步丈量民意，游历鄞县全境，进行调查研究，写下《鄞县经游记》。据鄞州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文博馆员李本侹介绍，在《鄞县经游记》一文中，王安石并未过多着墨于自然风光的描绘，而是将笔触深入当地的民情民生，其深切关怀与忧虑之情跃然纸上。作者梳理发现，这篇游记并不长，只有300多字。“至万灵乡之左界，宿慈福院。”这是王安石从县城出发的第一站。而后，他爬上鸡山，考察“砌工凿石”进度，夜宿广利寺（今阿育王寺）；碰到下雨天，难以东行，又在广利寺逗留了两日；从广利寺出发后，他又到访了灵岩、芦江、瑞岩寺等地。“从王安石的行迹图可以看出，这一趟主要是为了水利。”李本侹表示，“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在12天时间里，他走遍东西十四乡，调查研究，劝导乡民。在魏福明看来，王安石是一位优秀的县令，在鄞县任职期间，他在兴修水利、贷谷与民、兴学重教、保护民生、刻善救方等方面大有作为。“宁波的鼓楼曾有一个刻漏，是北宋的铜刻漏。他曾为其写了《新刻漏铭》纪念铭文。”据魏福明介绍，这是王安石的名篇之一，“其政谓何，勿急勿迟”，这实际上是王安石立志改革的坚定誓言，彰显了他决心以刻漏之精准与勤勉，推动政治革新，不容迟缓，不容阻碍。然而，王安石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当遭遇挫折和困难时，王安石也能接受道家的无为思想，追求躬耕读书、不求闻达的宁静生活。例如，《示元度》中他描绘了自己在“钟山”南边建造园囿的情景，表达了对自然环境的热爱和对宁静生活的向往。这种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使他在仕途坎坷时能够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宁静。在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铮强看来，范仲淹的岳阳楼，韩琦的昼锦堂，欧阳修的醉翁亭，王安石的半山园，都有特定的文学意境。据他介绍，半山园本是金陵城外一片叫白塘的荒地，王安石在此营建园林，以为归老隐居之计，《示元度》中就曾写到“老来厌世语，深卧塞门窦”。吴铮强眼中的半山园意境，可以用王安石的《马毙》中的“天厩赐驹龙化去，谩容小蹇载闲身”来定格，“所谓落拓，不过如此”。责任编辑：贾倩

中国语言文字作者：卜庆萍在南方茶乡，人们喝茶时，若是不小心把茶叶喝到了嘴里，不会吐出来，而是把茶叶嚼碎，吞入腹中，此谓吃茶。明代李日华《六砚斋三笔》载：“昔有客过茅君，时当大暑，茅君于手巾内解茶叶，人与一叶，客食之，五内清凉。”清代《保生集要》说“茗粥”（即茶煮饭）能“化痰消食”。其实，在古代，茶早就被当作食品摆上餐桌了。比如元代有一种玉蘑茶，用紫笋茶和炒米混合后磨成粉，调拌食用。到了清代，厨师常用雀舌、鹰爪等茶叶来炒河虾仁。“吃茶”还与婚俗密切关联。这源于古人对茶树的理解和认识。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中说：“种茶下籽，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由此可知，茶树不可移植之意，和婚姻的“从一”和“坚定”吻合，“吃茶”便进入古代婚俗之中，意味着许婚，即女子受聘于男家。宋代诗人陆游《老学庵笔记》曰：“辰、沅、靖州蛮男女未嫁娶者，聚而踏歌，歌曰：‘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这是对湘西少数民族男女吃茶这一订婚风俗的详细记载。清代曹雪芹名著《红楼梦》中有句：“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这是凤姐笑着对黛玉说的一句话，也体现了“吃茶”订婚行聘之事。川西北阿坝羌族婚仪中的“吃茶”，独特而富于情趣。男家迎亲时，队伍所到之处都要行“吃茶”礼。寨寨有人过来给迎亲队伍献茶、送祝福，场面十分热闹。“吃茶”这一古老习俗，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和厚重的文化意蕴。时至今日，“吃茶”文化依然表达着人们对美满生活的追求。来源：语言文字报责任编辑：贾倩

作者：江星“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陆游《闲适》）当我读到纳兰性德的诗词，就觉得他的词最符合秋的特质，字里行间，充满浓浓的儒雅和美感。先看我最喜欢的《木兰花·拟古决绝词柬友》：“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零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在萧索的秋日，词人用女性的口吻来痛骂薄情而又寡义的负心人。纳兰词中抒发的深情，让人感慨万千。词的开头借用汉朝典故来诉说悲情故事。接着用杨贵妃的故事来寄托一种虚无的美好。开篇“人生若只如初见”，是纳兰对爱情的一种美好寄托。初次相见，一切都是美好的，然而世间所有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对等一说，人与人的情感更是难以捉摸。“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这首《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读来让人潸然泪下。字里行间充满了缠绵的爱意。乍然离别，难免恋恋不舍，这里不只有真情，更有为结发妻子早逝而扼腕的叹息。往年一到秋天，妻子便催促他添加衣裳，以免着凉。今年又至秋风凉、落叶飞之际，只有自己对着窗户，看着夕阳，思念往事，再也不见伊人在他喝醉酒时，为他铺床叠被、嘘寒问暖。过去夫妻之间这些关怀体贴，无不被他视为寻常。词的第一句“谁念西风独自凉”是反问句，渲染悲痛心境，尽显思念与绝望。“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这首《蝶恋花·出塞》，将纳兰的人生阅历与胸怀尽显无遗。这个汇聚了太多情感的季节，总是能轻易触动词人心底那根弦。开篇即借古说今，接下来用白描手法描绘出一幅塞外和平图。那些被西风吹红了的老枫树让人想起战士的鲜血，这种对历史的回忆，让我们心中顿生感触。“一往情深深几许？”词人是在抒发自己对祖国的一腔热忱，还是对昭君发问？纳兰将豪迈、温情与凄婉、失落糅在一起，意味深长。这亦是他恻隐之心的体现。纳兰所处的时代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但他笔尖的感触是真实的。“人生若只如初见”，道出了充满希望的眷恋。秋天是凄凉的，但纳兰用无限的诗意，激活了秋天的生气。来源：《语言文字报》责任编辑：王晶 过超总平台审核编辑：徐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