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文学响宴——老舍的城》名家经典特别演出在京举行。（出品方供图）为纪念老舍诞辰125周年，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音乐厅等联合出品的《文学响宴——老舍的城》名家经典特别演出日前在京举行。濮存昕等艺术家共同诵读老舍先生的经典名作，向这位“人民艺术家”致敬。总导演陈薪伊表示，老舍先生与北京情缘深厚，老舍之于北京，如同狄更斯之于伦敦、雨果之于巴黎、卡夫卡之于布拉格，都是城市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他们的作品深深植根于各自城市的土壤中，通过对城市的描绘和人物的塑造，生动展现了各自所在城市的社会风貌、文化特色和市民生活。演出在北京特有的鸽哨盘旋声中拉开帷幕。伴随着文学朗诵与音乐表演，艺术家们带观众重温了《微神》《宗月大师》《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北平的四季》等老舍先生的代表性小说、散文及戏剧作品中的经典片段。“演出聚焦老舍先生经典篇章中的精彩瞬间，旨在通过富有张力的朗诵与音乐表演，重新诠释作品中的世间百态，带观众感受老舍先生独特的语言风格，以及其作品所传递的深刻思想内涵。”北京音乐厅总经理张艺林说。（记者史竞男）责任编辑：贾倩

人民日报作者：王一川                                                  《巴金》海报 出品方供图在巴金诞辰120周年之际拍摄并播出的纪录片《巴金》，在纪实美学框架中塑造富于历史意蕴的人物形象，体现了纪实美学的新突破。该片共8集，片名分别为《世纪长歌》《激流火焰》《孤独巴黎》《正色青春》《风雨早春》《怀念萧珊》《收获桑榆》《时代随想》，以纪实手法客观全面地概括和展现了巴金非凡的人生轨迹和不朽的作品内涵，讲述了一代文学巨匠波澜壮阔的人生故事和闪耀着人性光辉的道德追求。摄制组从海内外全方位搜集、发掘有关巴金的文献资料，包括实物、图片、文字、口述等，丰富的文献资料为重新叙述真实的巴金奠定了深厚的影像文献基础。该片不仅呈现了巴金在特定时期的作品和生活状态，还探讨了他长达数十年创作生涯中的求索与变迁，还原了这位创作生命力旺盛、创作领域广泛的文坛巨匠的精神风貌。该片也在总体结构上作了精心设计，真实客观地展示了巴金人生的各个侧面：冲出家门、国门寻找人生真理，在法国巴黎探寻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在外国文学译介和文学创作上不断取得成就，在新中国初期文学创作上的开拓并作为刊物主编编辑出版大量文学作品、提携年轻作者，一个个镜头忠实记录他从早期的《灭亡》到晚年的《随想录》的探寻轨迹以及与夫人萧珊的爱情故事等，每一个侧面都独立成篇，却又在情感与思想上彼此呼应，共同构成完整而多维的巴金形象。该片视野广阔，注重以平视表达平实，以记录展现真实，以情感再现人性，以思想铸就灵魂，以大历史观去定位和构建巴老的人物形象及精神世界。主创团队尝试在横跨20世纪和21世纪的长时段历史视角下，再度审视巴金的文学建树及其跨文学价值。该片对巴金晚期《随想录》等作品的探析，体现出对宏阔而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的深厚洞察力；也试图在巴金的思想和当下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当代文艺家理应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该片对巴金思想内涵的挖掘，也代表着当今时代基于文化自信大背景下，对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巨匠的深层文化意义进行的重新阐释，使该片更具有重要的纪实美学价值。责任编辑：贾倩

光明日报作者：唐娒嘉                                               《红楼梦》插画“平儿理妆” 资料图片                                                清改琦绘《黛玉》 资料图片说到中国古代传统女性妆容，不免要提到“脂粉”二字，其中“脂”指的就是胭脂。南京玄武湖畔有六朝古迹胭脂井，五代李煜词中有名句“胭脂泪”，胭脂红是古人所喜爱的一种颜色。古人诗文小说里常提到胭脂，然而，要说古典文学中谈胭脂之集大成者，则非《红楼梦》莫属。《红楼梦》中写了许多美妆用品，如画眉之墨、胭脂、香粉、美甲用品等，其中胭脂出现最为高频。小说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写宝玉周岁时，父亲贾政为了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政老爹便大怒了，说：‘将来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悦”。从抓周开始，贾宝玉便展露出了对胭脂的偏爱。此后书中还写到宝玉不仅爱吃胭脂，还是制胭脂的高手。无论在用料上，还是在制作工序、手法上，他都展现出了对制作胭脂一事的在行。那么，胭脂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胭脂的制作原料与制作方法有哪些？胭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有趣话题。提到胭脂的起源，主要的说法有两种。一为匈奴起源说。这一说法出自《西河旧事》的记载，传说匈奴在汉武帝时，失去祁连、焉支二山后，遂有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焉支，即燕支山，其山遍生燕支花，也就是红花。据说匈奴妇女常采红花，捣汁凝脂，作为日常装饰。而在匈奴语中即以“阏氏”称妻子，也就是燕支，以形容他们的妻子像红花一样可爱。后来，燕支才写作燕脂、胭脂等。二为始于商纣说。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中记载：“盖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国所生，故曰燕脂，涂之作桃花妆。”不过根据现代考古发现，这两种说法似乎都很难成立。辽西牛河梁神女庙遗址出土的一件公元前3600多年的神女头像，被发现两颊与唇部均涂有红彩。由此可推测，中国女性涂胭脂的历史至少也有5000多年了。中国古代胭脂的制作原料主要包括红蓝、苏木、山花、石榴、玫瑰等花木，以及一种叫作紫矿的植物类原料。所谓紫矿，也叫紫铆，据《天工开物》记载：“燕脂，古造法以紫铆染绵者为上。”紫胶虫运土到树端做巢，其分泌物淋了雨露凝结所成的即为紫铆，也称紫矿。紫矿染绵所制成的胡胭脂是胭脂中的上品。唐代诗人李贺在《雁门太守行》中有云：“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描绘的便是号角声响起的秋日里，塞土在夜色中犹如紫色胭脂一般浓郁，比拟之物或正是紫矿染绵所制的胡胭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亦有记载，认为胭脂按照不同制作原料主要可分为4种：一种以红蓝花汁染胡粉而成；一种以山燕脂汁染粉而成；一种以山榴花汁而成；一种以紫铆染绵而成。不同于现代美妆用品多由化学制剂制成，胭脂的原料来源于自然界，这样“宝玉爱吃胭脂”的情节也合情合理。此外，胭脂的制作也凝聚着巧思与创意，《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写宝玉为平儿理妆，专门介绍了胭脂的制作流程：“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用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手心里，用一点水化开抹在唇上；手心里就够打颊腮了。”宝玉特意强调他制的胭脂很独特，与铺子里卖的片状普通胭脂不同。这其实提示我们古代胭脂的制作工艺是多种多样的。而宝玉所说的只是胭脂制作工艺的一种——脂状胭脂。除脂状之外，胭脂的制作方法还有粉状和片状两种。粉状胭脂的原料一般是红蓝花，据《齐民要术》记载，粉状胭脂的制作要经历杀花、提取红色素、中和、加入米粉和干燥五道工序；片状胭脂的制作从《御香缥缈录》一书中可以一窥究竟，书中记载了清代后妃以玫瑰花汁浸蚕丝制作与保存片状胭脂的过程，并特别提到了以玫瑰花制成的片状胭脂美妆效果最好。而中国古代的胭脂既可“抹在唇上”，也可用水化开，用来拍脸，显然集合了现代口红和腮红这两样美妆品的功用。唐代大诗人元稹有一首专写美人化妆的诗作《恨妆成》：晓日穿隙明，开帷理妆点。傅粉贵重重，施朱怜冉冉。柔鬟背额垂，丛鬓随钗敛。凝翠晕蛾眉，轻红拂花脸。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最恨落花时，妆成独披掩。将女子化妆的过程总结为敷铅粉、抹胭脂、画黛眉、点额黄、化面靥、描斜红、点口脂这7个步骤。其中“施朱”“施圆靥”所用之物都是胭脂。唐代女子化妆时特别喜欢将胭脂、朱粉等涂满整个面颊。对此元稹在《离思五首·其一》一诗中也写道：“须臾日射胭脂颊，一朵红苏旋欲融。”描写的即是晨起的女子，阳光洒在她抹了胭脂的面颊上，就像一朵盛开的红花旋即要融化了一样。而且据说倾国倾城的杨贵妃流的香汗都是红色的，大概就是唐代女子爱以胭脂敷面以作妆面的缘故。此外，胭脂在中国古代戏曲艺术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抹腮红、涂胭脂演化成了戏曲演员面妆的固定程式。胭脂除了在中国传统美妆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外，更是中国古典诗词戏曲中的常客：海棠珠缀一重重。清晓近帘栊。胭脂谁与匀淡，偏向脸边浓。（宋·晏殊《诉衷情》）娇香淡染胭脂雪。愁春细画弯弯月。花月镜边情。浅妆匀未成。（宋·晏几道《菩萨蛮》）泪落胭脂，界破蜂黄浅。整了翠鬟匀了面。芳心一寸情何限。（宋·宋祁《蝶恋花》）秋江暮景，胭脂屏障，翡翠山屏。（元·乔吉《满庭芳》）恨在心苗，愁在眉梢，洗了胭脂，涴了鲛绡。（清·孔尚任《桃花扇》）除了实写胭脂妆容之外，胭脂往往用来指代女子，出现在诸多诗词中。最经典的就要数李煜的《相见欢》词了。“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李煜在《相见欢》一词中不仅抒写一己失意，更写出了人类所共有的生命缺憾，融汇和浓缩了无数的痛苦与遗憾。“胭脂泪”三句，以拟人化的笔墨，表现与林花的依依惜别。风雨中的残花，像女子脸带胭脂把泪流，使人迷醉，更不知何时才能重逢。以“胭脂”比拟红妆或女性，与“宝玉爱吃胭脂”所折射出的宝玉爱同女儿亲近的心理，背后是一个道理。无论是参与制作胭脂还是吃胭脂，胭脂某种程度上成了贾宝玉与红楼女儿的重要情感联结。此外，宝玉喜爱胭脂，还包含了极强的反抗父权的象征意义。不能通过仕进之途担当家族继承人的使命，整日流连于脂粉堆、不思进取，是贾政厌恶贾宝玉这个“不肖子孙”的根本。而宝玉爱胭脂的姿态某种程度上正彰显了对父权的反抗。1915年3月《妇女杂志》刊发了一篇《胭脂制造法》，对如何制作胭脂有极为细致的描述，颇有操作性。“采集红花，入于大桶，注加以水。放置半日后，以足踏其花瓣，至柔软而有黄色液。乃移入麻袋，借压榨之作用，榨出其黄色液……乃倾去其上澄液，以沉淀者入布囊压榨，而得汁液，炼制之，即成胭脂。”文中概述了两种胭脂——普通胭脂和外国胭脂。里面主要介绍了传统胭脂的制作方法。当时，西方商品正大量进入中国，作者对传统胭脂制法的介绍，除了传播知识之外，还体现了其以本国产品与舶来品竞争的心理。胭脂某种程度上亦被视作爱情的象征，往往带着一种破碎朦胧的美感。由李碧华小说改编的香港电影《胭脂扣》，即以一枚“胭脂扣”作为男女主人公的定情信物贯穿了整个故事。“胭脂扣”象征着十二少对如花的爱与誓言，是他们海誓山盟的爱情盟约的具化象征。胭脂扣里盛着的如花般艳丽的胭脂，昭示着男女主人公感情的浓烈炽热与缠绵悱恻，而十二少背信弃义、辜负如花的惨淡结局亦通过胭脂扣加以渲染，红颜薄命、凄艳决绝的悲剧美学意味借此得以升华。“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轻。”胭脂作为一种天然健康的美妆品，凝聚和折射出了古代女子的日常生活与审美趣味；它与女性命运的关联，被赋予和承载了人世的无常、悲戚与惶惑，这一主题意蕴在《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登峰造极之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群芳散尽，胭脂泪流，红楼女儿“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背后蕴藉着无限的人世遗憾与悲辛，这也正是胭脂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意蕴与情思。（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化教育中心讲师）责任编辑：贾倩

辽宁学习平台  作者：姜楠在农事较少的冬季，古人是如何度过漫漫冬日的？围坐在温暖的炉火旁，一边烹茶，一边赏雪。在没有网络和暖气的时代，古人的生活一样丰富多彩，营造出属于冬日的乐趣。岁暮天寒，围炉而坐是古代常见的冬日景象。在古人看来，冬天最惬意的事，莫过于生一炉炭火，围一方天地，煮酒烹茶闻暖香。杜耒在《寒夜》一诗中写道：“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冬夜好友来访，屋外寒风凛冽，屋内炉火通红，与好友围炉而坐，手捧热茶，畅聊人间百事，何尝不是一种冬日的暖？从唐朝起，元日、冬至、寒食各放假7日。“国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节为七日假。所谓前三后四之说……乃知七日之假，隋唐已然。”7天的假期，留足了庆贺的时间。皇帝有皇帝的安排，普通人家则在此日祭祀祖先、出门拜贺、饮宴聚会。冬至日的前夜也似除夕一样，称之为“冬除”，通宵不眠。敦煌文书中可见唐代的冬至拜贺帖《冬至相迎书》，也提及冬至这天“空酒馄饨”，大家一起边喝酒边吃馄饨。宋代的冬至同样拥有7天假期。“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北宋开封对冬至的重视，甚至影响到了元日的排场，在当时甚至有“肥冬瘦年”一说。王安石《冬至》一诗描绘了当日的热闹街景，“都城开博路，佳节一阳生。喜见儿童色，欢传市井声。幽闲亦聚集，珍丽各携擎。却忆他年事，关商闭不行。”冬至日市民的狂欢和皇家的仪仗并行不悖。对浪漫的古人来说，独自赏雪和呼朋引伴都是冬日的雅事。清初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了他在湖心亭看雪的经历，用寥寥数笔描绘出了夜晚雪中西湖寂寥空旷的美，也有诗人会向友人发出“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浪漫邀约。来源：辽宁日报责任编辑：钱雪梅总平台审核编辑：徐睿明

清 郑板桥《兰》 作者提供  “能白更兼黄，无人亦自芳。寸心原不大，容得许多香。”元末明初诗人张羽的一首《咏兰花》，道出了兰花典雅高洁、不同流俗的可贵品格。在传统文化中，兰有着重要地位。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兰的身影：“士与女，方秉蕑兮。”三月初三上巳节，河边春游的青年男女，手里无不拿着兰草。《周易》中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志同道合的言论，就像香草的气味一样让人愉悦，后演化出“兰言”一词，专指心意相投的言论，“兰交”“金兰之交”比喻知心朋友。春秋时，兰就被称为“国香”了。在《左传》中，有个著名的“燕姞梦兰”的故事。一天，郑文公的姬妾梦到先人给她一支兰草，说这是你的儿子，并告诉她“兰有国香”。果然，后来她生下公子兰，后世称为郑穆公。孔子是最早赞颂兰花的人。他说：“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孔子青睐兰，把它比喻成君子和善人，认为兰有不受环境影响和善于熏陶他人的特点。从此，兰与君子相连，与教育、教化有了密切的关系。古琴曲《猗兰操》传为孔子所作。相传孔子见谷中香兰独茂，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夫为伦也。”后世称兰花为“王者香”。自孔子以后，人们常将“芝兰”并称，用以比喻高尚的德行或美好的环境。《三国演义》第六十回中，刘璋说：“吾与仁人相会，如亲芝兰。”《西游记》中描写孕育孙悟空的灵石所处的环境，写道“四面更无树木遮阴，左右倒有芝兰相衬”。原来石猴是在这样美好的环境中生长的，难怪他出世后不久就会引会孔子的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有人把芝理解成灵芝，实则大谬。芝通芷，兰和芷都是香草。以爱兰而闻名的诗人，首推屈原。《离骚》中有“纫秋兰以为佩”“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楚辞》中还有“沅有芷兮澧有兰”“幽兰”等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人们说的兰主要指兰草，而非后世知名的兰花。这时的兰文化其实是香草文化。不过，后起的兰花确实承袭了兰草“香草”的“比德”功能和文化意义。兰花逐渐成为与梅、菊、松、竹等齐名的传统名花。由于孔子和屈原在中国文化史上深远的影响力，兰花高洁的文化形象逐渐深入人心。《绝越书》中有“勾践种兰渚山”的记载。越王勾践是有记载以来种兰花的第一人。公元前492年，越王勾践被放回国，开始卧薪尝胆。他为了表示忠心，向吴王献上不少宝物，其中就有名贵的兰。魏晋以后，兰花从宫廷逐渐扩大到士大夫的私家园林。蔡邕、陶渊明、嵇康、谢灵运等都写过与兰有关的诗文。一些文人士大夫归隐山林，他们欣赏兰花，在于它藏于深山而独自芬芳。据统计，唐代以前历代诗歌总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植物，兰居第一。东晋王羲之爱兰，与周茂叔爱莲、孟浩然爱梅、林和靖爱鹤并称“四爱”。又是在一个上巳节，王羲之与友人来到兰亭修禊，此地幽兰盛开。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由此诞生。宋代是兰文化鼎盛时期，出现了《金漳兰谱》和《兰谱》两部兰花研究著作。从宋代开始，兰花开始进入画家的视野，成为常见的绘画题材。赵孟坚的《墨兰图》被认为是最早的兰花名画。南宋郑思肖的《墨兰图》，他的兰花寥寥几笔，有叶而无根，表达了在南宋灭亡后诗人的不屈之情。南宋理学家朱熹对兰花情有独钟。他认为，兰花象征着君子之道。朱熹在教育中常以兰花比喻君子，教导学生无论外界如何变化，都要像兰花一样坚守内心的高洁与自律。他有一首小诗《咏蕙》：“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适意欲忘言，尘编讵能老。”认为蕙兰得了古兰草之名，散发出不一样的芬芳。明代徐渭画了很多兰与水仙相配的画，还作了不少咏兰诗。他在《兰谷歌》中写道：“勾践种兰必择地，只今兰渚乃其处。千年却有永和事，右军墨藻流修禊。”他在画上题诗说兰“无媚有清苦”。这既是写兰，也是徐渭的自况。人们都知道清代郑板桥善画竹，其实他笔下也不乏兰画。他说：“平生惟兰与竹为吾友也。”他用浓墨写就兰叶，淡墨渲染兰花，浓墨点出花心。他的兰画自有一种幽香。曹雪芹也偏爱兰花。《红楼梦》中数次提到兰花，比较有名的如“气质美如兰”，将妙玉比喻为幽兰。用“蘅芜君兰言解疑癖”形容钗黛二人，后又用“金兰契互剖金兰语”来形容二人关系。在明清小说中，《金瓶梅》是提到兰花最多的一部。这从侧面表明了兰花在明代社会流行的程度。祖籍在勾践故地的鲁迅与兰花有着不解之缘。他在《致山本初枝》的信中说：“我的曾祖父曾经栽培过许多兰花，还特地为此盖了三间房子。”青少年时，鲁迅常与弟弟们到家乡的会稽山、兰渚山春游、采兰。在养育兰花的过程中，鲁迅根据自己的经验，订正过清代园艺专著《秘传花镜》中的某些讹误。兰花在古代的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孔子时起，兰花就被视为高尚品德的象征，常用于教育学子注重品德修养。明清时期，书院的庭院中往往种植兰花，一方面借兰香来熏陶学子，另一方面用兰花提醒学子坚守高尚的品德。人们用“兰客”指人品上佳的好友，唐代浩虚舟《陶母截发赋》：“原夫兰客方来，蕙心斯至。”“蕙质兰心”指女子心地纯净，品行高雅。宋柳永《离别难·花谢流水倏忽》：“有天然，蕙质兰心。美韶容，何啻值千金。”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名人以“兰”为名，如《木兰诗》里的花木兰，《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西游记》里高老庄高太公的三个女儿，分别叫高香兰、高玉兰、高翠兰，童话故事《马兰花》里王老爹两个女儿叫大兰、小兰。当代有革命烈士刘胡兰、京剧大师梅兰芳、哲学家冯友兰（字芝生）、文字学家唐兰等。两千年来，人们对兰的喜爱始终没有改变。（作者系临沂大学讲师）责任编辑：贾倩

文汇报制图：张继王安忆从早期清雅温煦的《雨，沙沙沙》，到繁复细腻的最新长篇《儿女风云录》（2024年9月出版）不断拓展写实的能力；铁凝从清新脱俗来自大山深处的《哦，香雪》开始，塑造了一系列富有生命质感的人物形象；徐小斌以《双鱼星座》让读者看见了瑰丽叙事中展开的人物内心。她们的文学创作总是在寻找新的方向，呈现了中国当代女性的生存与生活样貌。如何让这些正在“经典化”的小说作品与读者重逢，诗人、评论家何向阳主编的“女性短经典”系列图书已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三本：王安忆的《乡关处处》、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徐小斌的《双鱼星座》。该小说集系列聚焦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甄选代表作家成就和个人风格，引发读者共情的短篇佳作，一人一部精选集，以不同时空的女性视角，复杂丰满的女性角色，风格各异的文学叙事，呈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变革与个体成长。何向阳表示：“文学经典不是时效性的热度，而是长久的温度，是与一代代读者相遇中的不断生发。她们的创作起始于改革开放时代，一直延续到今，这套书帮助读者，特别是‘90后’‘00后’读者了解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社会生活，女性如何作出人生选择，女性成长的心灵史，阅读她们个人成长与时代发展的故事，在我们面对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探寻人生更全面的发展。”小说要讲好故事，不要为难读者《乡关处处》收录了王安忆不同创作阶段中具有代表性的五篇小说《雨，沙沙沙》《剃度》《发廊情话》《姊妹行》《乡关处处》，还附有王安忆的创作谈《文学创作的开始》。这些小说跨越了王安忆创作的各个阶段，标识着作家在不同时期对女性命运的思考。“王安忆不动声色的叙述与清雅白描的文笔，使小说如一种带有古意的水墨画，用笔洗练，点到为止，却又蕴藏了苍茫心事与勃勃生机。”在选编中重读这些作品，何向阳对王安忆小说心领神会的精要评述蕴含着中华美学，吸引着读者进入小说的文本。为何王安忆的小说能创造出这么多鲜活人物？为何王安忆的文学创造力依然旺盛？王安忆说：“这些年来，有一个最重要的、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就是我对小说的认识越来越朴素。我觉得小说就是要讲一个故事，要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不要去为难读者。”王安忆创作初期的小说《雨，沙沙沙》描写了对爱情和生活充满向往和期待的雯雯，到近年创作的《乡关处处》书写在繁华都市辗转生存的保姆月娥，作家始终用真实的笔触刻画日常生活中各色人物，她们是不同时代、不同代际、不同境遇之中普通的、特别具有生命韧性的女性群体。评论家王德威认为，王安忆继承了19世纪以来写实主义小说的正宗。她对人性的勘探，对都市生活社会学式的观察，永远兴致盎然。王安忆的小说细腻而直指人心，她对生活始终秉持着温情而坚韧的态度，从而创造出一部又一部形式各异、独有韵味的佳作。铁凝的小说清新、朴素，幽默、含蓄，对生活的理解宽广而厚实，对人性的勘探中带着暖心的理解。《永远有多远》收录铁凝不同创作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9篇：《哦，香雪》《对面》《第十二夜》《永远有多远》《咳嗽天鹅》《伊琳娜的礼帽》《信使》等。铁凝塑造了香雪、白大省、伊琳娜等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通过日常生活中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特别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从中体会和发掘不寻常的人生况味，呈现中国当代女性的生存处境。铁凝特别擅长描写少女形象。“铁凝以细腻的笔触写出了少女香雪对于现代文明的向往。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时代进步的信史。她的小说又一步步突破着‘香雪’式的纯度，而变得更为圆润丰满。”可贵的是，在这样一种“少女形象”的成长过程中，铁凝一直抱有一种善意的体察，何向阳认为，“正是通过对少女的观测而达到对于人性的深入，才成就了今天的不同凡响的作家铁凝”。有温煦的抒情，还有冷静的剖析“徐小斌是文学的多面手，她创作伊始就关心人的多面性，人的存在，人性的丰满、圆润，人作为矛盾体的多种可能。”何向阳对徐小斌的小说创作评价很高，作为一个小说家，她能够把自己对人的思考通过人物化身，写出具有哲理性的文学作品。徐小斌的《双鱼星座》收录了她有代表性的《双鱼星座》《银盾》等中短篇小说，以奇幻的故事情节向读者展开了现代女性的生活空间，揭示现代女性的情感需求，与读者一起探讨她们的精神内涵，真诚地表达了她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的关怀。“女作家关注自身的命运，与男作家的角度稍有不同，女作家切入得更加深刻，她们更加了解自己成长中的精神内涵与心理状态，她们不仅有着温煦的抒情性，还有冷静的自我剖析，她们对女性人生与命运的关注和叙写，她们对社会变革的思考，她们不断拓展小说题材，保持着旺盛的文学创造力。”何向阳表示，回望当代女作家不断突破自我的文学创作历程，让文学研究有一种比较的视角，将当年女作家的创作与当下女作家的创作形成对照；能够给文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文献性资料。（记者王雪瑛）责任编辑：贾倩

人民日报作者：王泉根                                                  《月光蟋蟀》 赵丽宏著 新蕾出版社出版对儿童文学来说，诗心与童心总是相通的。一个作家如果既能以诗意的眼光看待世界，又能用纯真的童心理解孩子的心灵，便能够打开一方创作空间。长篇童话《月光蟋蟀》，就是作家赵丽宏诗心与童心的又一次勃发。《月光蟋蟀》这个名字，不禁让人联想起昆虫主题的经典作品。从安徒生《小意达的花儿》、法布尔《昆虫记》，到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促织》、郭风《红菇们的旅行》……那么，当下儿童文学如何书写新的昆虫故事？赵丽宏选择以抒情的笔触，描绘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童话世界。作品以两只蟋蟀为主角，用拟人手法讲述它们历经波折、参加昆虫交响音乐会的故事。月光之下、草丛深处，两只英俊潇洒、身手不凡的蟋蟀“玉顶”与“铁头”，在老蟋蟀“金刚钻”的指导下，艺高胆大地比拼武艺。那是它们快乐游戏与技能较量的乐事，也是青春洋溢的场域，它们与同伴、与乡野间种种昆虫一起鸣叫、奏乐、鼓呼。作家笔下那月朦胧山朦胧的意境，静谧而又深邃，喧闹而又激扬。只写昆虫或许太过乏味，也难以寄寓深意，给小读者以启发，所以《月光蟋蟀》的故事由昆虫与人类的接触渐渐展开，并融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躺在花丛中酣梦的玉顶发生了命运的转折，一开始它只是被在野外采花的两兄妹无意间放入篮中带进城里。然而，两兄妹的父亲为了救助行将破产的亲戚，把玉顶借给他去“斗蟋蟀”，玉顶成了被关在闷筒里随时准备决斗的玩物。作品高潮出现在最后的决斗时刻：玉顶万万没想到，与它对决的竟是好兄弟铁头——铁头已成为主人赚钱的“黑旋风”。面对此情此景，玉顶和铁头准备拼死一搏，它们靠智慧支开了坏人，逃离“斗兽场”，其过程一波三折，充满危险。童话结尾，那与开篇遥相呼应的昆虫交响音乐会，着实让人长舒一口气，不禁感慨：昆虫世界本就应该这样自在快乐、浪漫无垠。作品让孩子们看到了生存挑战下的友谊、团结、以诚相待、勇敢进取，看到了阳刚之气与“小小少年也要有一身功夫”。如此看来，这一部情感充沛的故事，也是一部洋溢着青春热血与阳刚气质的成长童话。字里行间，贯通着逻辑严谨的童话假设与温暖细腻的诗意叙述，那些浪漫的想象还蕴含着对生态环保的呼唤，引发小读者的悠长思绪。除了叙事上的巧思，作者还对童话的写法进行新的尝试。作品中的两只蟋蟀主角，并没有像传统童话那样开口说话、与所有物种都能对话交流，作者以温暖的他者视角叙说昆虫的命运，体现出浓厚的人文关怀。两只有灵性的蟋蟀虽然不通人语，却似乎已洞悉人性。这样的写法，延续了作者在另一部童话《树孩》中的创作理念：以满怀关爱之情的眼光，讲述万物有灵的世界。这也是作者尊重孩子的思维、尊重孩子的世界的体现，用蟋蟀故事阐释人生道理，不仅给小读者以爱的教育，也能让大人们有所思考。月光下的田野，虫鸣蛙叫，晚风轻拂，远处传来几声犬吠……《月光蟋蟀》让我们看到儿童文学既充满诗意和童心又寄寓深意的可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中，还有许多话题为儿童文学提供线索。那些亟待人类解决的问题，都在等待创作者释放想象力，编织生动的故事，激发孩子们的思索与追寻。责任编辑：贾倩

光明日报“绿杯红袖趁重阳”，农历九月九日是我国的传统佳节重阳节，又称作重九节、登高节、女儿节、敬老节等。重阳节的风俗和内涵与其所处的季节紧密相关。农历九月九日正值农作物成熟的时节，人们庆丰祭祖，敬老感恩。同时，九月九日亦是菊花盛放、茱萸结果、枫叶半红、层林尽染的日子，人们登高远眺，相聚宴饮共品菊花，以酒佐蟹齐尝鲜味，同插茱萸以祛风邪。或许是由于重阳节有着多样的节俗和丰富的内涵，重阳也常常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出现在中国古典诗文的之中。                                                   清代孙温为《红楼梦》中螃蟹宴与菊花诗内容所作插图 图片由作者提供聚焦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重阳节，可以发现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中涉及重阳内容的较多，其中抒情与叙事兼美者，则少不了《红楼梦》。                                                    清代孙温为《红楼梦》中螃蟹宴与菊花诗内容所作插图 图片由作者提供重阳诗作展现精雅生活《红楼梦》第三十八回多次提到重阳节。此回中，海棠诗社成员先写菊花诗，后作螃蟹咏。菊花诗是薛宝钗、史湘云二人拟定好题目之后再分给众人选题作诗的，而螃蟹咏则是借着品蟹乘兴而发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之螃蟹咏都用生动的语言描写品蟹的过程，这两首诗所蕴含的哲理性虽然不强，但却点明所食之蟹的品相；食蟹的佐料，应配醋、姜、酒、菊；食蟹禁忌，美味不可多贪；食蟹环境，于桂下桐阴处，清风拂来阵阵桂香，还要能赏到菊花。此外，食蟹后还要洗去指上沾染的腥气。宝黛二人的螃蟹咏不仅为《红楼梦》“百科全书式”的生活画卷增添色彩，而且生动展示了《红楼梦》中人的生活情趣。薛宝钗所作螃蟹咏，得到海棠诗社诸诗人的高度赞赏，评其为“食螃蟹绝唱”，诗云：“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馀禾黍香。”薛宝钗的螃蟹咏兼备哲思和婉讽，讽刺之意主要体现在颔联，似在讥刺某些人表里不一，明明内心可以分黑黄，或云“辨是非”，行为上却“无经纬”。薛宝钗讽刺的一类人，大概类似《红楼梦》中的贾雨村之流。而这首律诗的哲理性主要体现在尾联，借助吟咏螃蟹的张扬与“落釜”的寂寥，揭示人生的浮沉，体现出宝钗“含蓄浑厚”的诗风。颔联和尾联两个“空”字，犯中求避，今昔对举，将螃蟹的横行与落釜引向诗和远方。总之，不管是在诗作中明写重阳，还是结合重阳赏菊品蟹等节俗赋诗，《红楼梦》的作者都借助重阳这一意象丰富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性格，并且借助重阳意象为读者展现《红楼梦》的精雅生活，传达作者心目中的风月繁华之盛。重阳美食揭示家族命运食蟹是重阳节的重要节俗之一，也是《红楼梦》中多次出现的情节。《红楼梦》着墨于品蟹，不仅因为“从老太太起连上园里的人，有多一半都是爱吃螃蟹的”，还因为食蟹之事背后，暗藏人生境遇穷通变易的理趣。《红楼梦》第三十七回中，史湘云因为开社要做东却囊中羞涩而踌躇之时，薛宝钗为其化解了这一困境：“我和我哥哥说，要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再往铺子里取上几坛好酒，再备上四五桌果碟，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了。”虽然史湘云和薛宝钗都是世家大族的小姐，但二者却有贫富之别，因为她们代表着盛衰境遇并不相同的两个家族。然而，薛宝钗背后的薛家也未能维持长久的兴盛，最终也走向衰落。由此可见，贫富盛衰不是固化的，因时、因事、因人都有可能发生转变。其实，《红楼梦》第十三回作者曾借秦可卿所托之梦指明，若想富贵长久，还须耕读传家。可惜，秦可卿的规劝王熙凤并未听进去，贾家最终走上“盛极而衰”的道路，发人深思。不仅第三十七回的食蟹节俗关涉着对家族命运的忧虑，第三十九回围绕吃螃蟹展开的讨论，亦传达着有关盛衰变换的思考。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听到周瑞家的和平儿议论贾府吃蟹之事，因而生发出一段感叹：“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从刘姥姥的感慨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贫富的差距。曾有学者结合当时的银价和物价，推算出二十两银子约合今天的六千元，可以买两千三四百斤米，够五口之家吃一到两年。但是，曾经一顿饭吃掉庄稼人一年收入的贾府最终走向衰败，反而是作为庄稼人的刘姥姥生活得更为踏实安定。考察王熙凤与刘姥姥的交往，前期凤姐带着高门大户的优越感接济刘姥姥，可是后期贾家落难时，反过来变成刘姥姥帮助王熙凤护佑巧姐的平安。由此可见，人生境遇的变化难以预料，与其坐享一时富贵，不如居安思危，做长远打算，筹谋持续的发展。总之，《红楼梦》借螃蟹这一重阳节食物，突出盛衰难料的主旨，引发读者对家族问题的思考。重阳节礼推动情节发展《红楼梦》第七十二回、第八十八回也涉及重阳意象。第七十二回中，贾琏向鸳鸯借钱时说：“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礼，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三二千两银子用，一时难去支借。”贾琏列举了几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其中一个是要预备给元春的重阳节礼。重阳节又称作女儿节，《康熙宛平县志》云：“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女归，亦曰女儿节。”重阳节虽有迎女归宁的习俗，但在《红楼梦》中囿于皇妃的身份，元春无法随意回贾府。于是贾家便在重阳节的时候给元春送礼物，以表达对女儿的挂念之情。由此也显示出，当时人们对重阳节的重视程度，应不亚于端午节。而且端午节和重阳节都曾有“女儿节”的别称，所以《红楼梦》中端午与重阳两个节日都关涉给年轻女子送节礼。元春省亲之后，荣国府的经济状况江河日下。第七十二回中，贾琏为重阳节礼向鸳鸯借钱，其实展示了府中“内里蛀空”的事实。当年在元妃省亲时大操大办的贾家，如今连送份重阳节礼都要内部借钱周转。我们曾对《红楼梦》的立体式网状结构进行细密化研究，针对书中的一些“闲笔”，在“关目”无法涵盖此类情节的情况下，援引“网格”的概念，以描述书中相对次要的情节。贾琏借钱给宫中送节礼类似一个“网格”，虽然看起来并非关键性情节，但已透露出贾府经济状况不佳的端倪，此回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抄检大观园等重大事件。可见重阳节礼虽小，其作用不小。无独有偶，在《红楼梦》第八十八回中，贾芸听说贾政在工部掌印，他便借着送重阳节礼的由头，给王熙凤送礼讨差事。其实这并不是贾芸第一次用此计策，早在第二十四回，贾芸曾借口送端阳节礼，从而谋得一份大观园中监种花木工程的差事。可是同样的套路，在第八十八回中却遭到王熙凤的拒绝。此种情节上的前后对照，不仅说明王熙凤手中权力的削减，更展现出贾家由盛转衰后，家族中人在虑事心态、行事风格上发生的改变。贾芸送礼，虽算不得小说中的关键情节，称不上一个较大的“关目”，却堪称一个较小的“网格”。两处送礼的“网格”分别居于小说的前段和后段，二者遥相呼应，使得小说情节首尾相扣，形成一个闭环。总之，《红楼梦》网状结构可谓千丝万缕，重阳节是诸多线索中的一缕，但在反映家族兴衰的主旨中，起到重要作用。“慰语重阳会有期”的咏菊诗、“长安涎口盼重阳”的螃蟹宴、“念念心随归雁远”的女儿礼，共同汇成《红楼梦》中异彩纷呈的重阳意象。重阳诗作，为叙事文体增添韵文，在描写世情题材的小说中融入精雅生活；重阳美食，突出贫富盛衰的动态转化，聚焦诗礼簪缨之族继业传家的题旨；重阳节礼，牵连贾府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并赋予其“网格”的功能，用一个个“网格”嵌套于大关目中，共同构成《红楼梦》的立体式网状结构。“莫认东篱闲采掇，粘屏聊以慰重阳”，重阳节作为具有多种吉祥寓意和美好期待的传统节日，在清代尚有女儿节的内涵，但如今我们更偏重其敬老的意味。通过探讨重阳节在经典文学作品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可以加深对传统节俗的认识，发掘重阳节更为丰富的文化蕴涵。（作者：曹立波，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倪玥，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贾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