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山城重庆》（国画） 资料图片有一次在北京和朋友餐叙，一桌子人都与文学沾边，席间说话的时候比动筷子的时候还多，天南地北、天上地下无所不及。偏偏有人问我：“成都这个城市这些年越长越高，还妖娆，你写了那么多成都，随便聊聊。”我还没有开始说，另一个朋友抢过话头：“你还是说说重庆吧，你写了那么多重庆。”我有点不知所措，也有点窃窃自喜，看来成都和重庆已经在我身上留下了文学的记忆。关于这两座城市，有个细节连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还是身边朋友发现的。我从成都到重庆，会跟朋友们说：“我要回重庆。”从重庆到成都，我也会跟朋友说：“我要回成都。”往返都是一个“回”字。这个字的微妙之处在于指认了我生命的“原乡”。我四十五岁之前在重庆，之后到现在都生活在成都。我是重庆成为直辖市以后到成都工作的，算是跨省调动。成渝两地是一对“欢喜冤家”，同源、同根，而又“相爱相杀”。这个“杀”字没有一点贬义，而是兄弟之间孜孜不倦的“口水仗”。比如，重庆人不喜欢成都人说话软绵绵的，成都人不喜欢重庆人说话硬邦邦的。然而一脉巴蜀文化，与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吴越文化所构成的三大地域性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大版图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巴与蜀，从古至今就是一体化的区域，在外地人眼里，成都和重庆的文化没有多少区别。蜿蜒1345公里的嘉陵江，在四川境内就有800公里，像一部长卷，最后断句在重庆朝天门，与长江汇合。我出生在嘉陵江北边的红土地上，祖辈、父辈和兄弟姊妹都在兵工厂工作。我从小听靶场枪声长大，与生俱来崇尚重金属的质感。巴蔓子将军在七星岗上的血性，钓鱼城固守家园的英雄主义，是每一个重庆人都引以为傲的。而成都的恬淡、舒适滋养的云淡风轻，则以另一种情怀与重庆互补。重庆的“干燥”与成都的“温润”面目清晰，我在重庆的“干燥”到了成都以后，有了明显的变化，人越来越和颜悦色，越来越慈祥，我成了成渝两地的合体人。我的写作近乎执拗，一直把成渝两个城市作为故乡，以“根”的指认、深挖和梳理，继而确立和构建自己故乡的文学谱系。重庆与成都，不仅是生命的栖息地，更是我对人类和世界的认知、我的所思所想成形的原乡，也是我肉身的七情六欲和嬉笑怒骂的集散地。我努力给自己的写作画出一道清晰的线条——我，我的家；我与身边的人和物事，我的家与我们的家指认的基因和血脉。让这个线条渐渐丰满，渐渐长成有血肉、有呼吸的根，根须无边界延伸至我蹚过的时间之河，以及还未抵达的未来之境。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对这个方向愈加坚定。在《巴与蜀：两个二重奏》《家谱》《时间笔记》《一蓑烟雨》等作品中，我能看见它的根须之上，一天天枝繁叶茂。坦率地说，我的“根系”写作，不是描摹故乡的局部、全部，而是强调它与人的关系，注重作为个体的写作者探寻影响自己生命轨迹的“根”。1300多行的长诗《重庆书》，在《诗刊》杂志发表已经20年，至今在很多场合还被人提及。这是我“根系”写作的一部重要作品，我在居住和工作过的嘉陵江边、解放碑、天官府、沧白路进进出出，时而是历史上的我，时而是现实中的我，一部《重庆书》是故乡重庆给我最大的奖励。800多行长诗《三星堆之门》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也有20年。到了成都工作后，我7次前往三星堆。有一次下午从博物馆出来，在鸭子河边一个人坐守落日，脑海里一遍遍过滤远古留下的遗产，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朝中威仪和民间烟火，我与之无尊卑、无贵贱、无障碍地交流。这样的假想让我感动至今。成渝两个城市都是我的“原乡”，而且我在嘉陵江和古蜀道上认证血缘和生命的基因。“水做的朝天门，长江一扇/嘉陵一扇，嘉陵以一泻千里的草书/最后的收笔插入长江腹中/我第一声啼哭在水里，草书的一滴墨，与水交融。”这是长诗《水经新注·嘉陵江》里的一节，也是我和嘉陵江血缘认证的一节。这几句写了很久，搁置了很久，一直在等待这首长诗的谋篇布局。嘉陵江经陕、甘、川、渝长途奔袭，拖的泥、带的水，与烟火人间“相濡以沫”。我从朝天门、北碚、合川、武胜、南充、阆中、苍溪、昭化一直往上走，边走边记，感受太多的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亲近那些数不过来的小镇、城阁，旧瓦上的故事都很有质感，江边密密麻麻的小船像一幅画，或含蓄或粗野的情歌撩拨的都是心跳。其实，写嘉陵江有很多冒险，最大的冒险就是结尾的那首《重庆》。我把非诗性的重庆十七道城门的名字，悉数罗列在诗里。这十七道城门有的还在，有的不在了，很多老人也记不全、说不清，但是它曾经的辉煌是不能省略和割舍的。把每一道门的名字镶嵌在诗中，可能要伤害整首诗的诗性。原本可以放弃这种冒险的，但最终还是冒险了。“嘉陵江断句在重庆，/十七道城门八闭九开，收放自如。/东水门望龙门翠微门太平门人和门储奇门，/金紫门凤凰门南纪门通远门金汤门定远门，/临江门洪崖门西水门千厮门，与恭迎天子的朝天门，/抬举了一座城。”有了前后几句的呼应，十七道门的每一道门不但不能舍弃，反而增添了强烈的厚重感。我想，这就是重庆的英雄主义和血性给我的勇敢。长诗《蜀道辞》写作的念头由来已久。从地理概念上，很具体的古蜀道主要是长安连通成都、重庆的一条路，堪称世界交通史上的奇迹。“尔来四万八千岁”，我的“精神返乡”必须追踪这里。先北后南、由西至东两个走向，截取褒斜道、米仓道、金牛道、子午道、荔枝道、夔门，落脚在成都和重庆。剑门关、明月峡栈道、翠云廊、皇泽寺、七曲山大庙、李白、杜甫、荔枝贵妃、夔门……成渝两个城市的精神内核在我胸中翻江倒海。说《蜀道辞》里的历史承载和历史想象来自故乡赋予我肉身的温度和精神，一点儿不为过。前不久，我驾车回了一趟重庆，竟然上错了道，没有走最新、最近的成安渝高速，而是驶入成渝之间的第一条高速路。只能将错就错。这条路上的车辆已经很少了，沿路的风景依旧，有点久别重逢的感觉。行至桑家坡，我停下车来，前后左右一番打量，几分钟只看见一辆车从重庆往成都方向一闪而过。二十多年前，我前往成都报到时走的就是这条路，记得当时也在桑家坡停了很长一段时间，身后是渐行渐远的重庆，前方是还未抵达的成都，感慨万千。而现在似乎已经没有那些感慨了。成都与重庆就是我的前庭和后院，随进随出。此时此刻，想起《蜀道辞》的几句诗，“蜀道南北东西向远，山河无不牵连/甲胄卸了，蓝天和白云奢侈/快马拉的风正在高速”。是啊，时间越来越紧迫。险阻和关隘已经不是以前的模样，我相信每一次突围，都将豁然开朗。（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责任编辑：贾倩

光明日报2025-01-10作者：徐贵祥  插图：荣池1978年底，我在河南安阳成为一名士兵。初入军营，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一团炉火。新兵宿舍很大，足有五十平方米，我们二十多个新兵分成两排，脚抵脚地躺在铺着麦草的地铺上。靠门的一侧有一个八仙桌大小的火灶——老兵们管它叫“老虎灶”。第一个夜晚，躺在地铺上，忽然就想起了那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不是“低头思故乡”，而是睁大双眼，望向看不见的远方，思念故乡和亲人。不久，门外传来轻微的薄冰破裂的声音——查铺的干部或老兵来了。他们首先查看通风窗，再用铁铲捅捅老虎灶。我在黑暗中悄悄睁开眼睛，看见老虎灶里蓝色、红色、紫色、玫瑰色的火苗就像许多舞蹈着的手臂，伸向暗夜。新兵训练还没有结束，就传来消息，要打仗了，接着是层层动员。有一天上午，在我们连队的饭堂里，我和战友们坐在小马扎上，听军里下来蹲点的文化处处长雷河清做战前动员。那是个晴天，饭堂的房檐挂着冰凌，冰凌上的阳光同雪水一起，滴滴答答落在门前。雷处长讲的那些大道理小道理，多数记不得了，但是有一首小诗被我记住了：“无论我死去，还是我活着，我都是一只，快乐的牛虻。”那是小说《牛虻》的主人公就义前写下的诗句。今天想来，正是受这首小诗的触动，我的人生有了很大改变。动员大会结束后，就开始写“三书”：决心书、请战书、遗书。我被牛虻的那首诗点燃了，除了表达对牛虻的崇敬，我还堆砌了很多诗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马革裹尸在所不辞”……后来指导员告诉我，他就是从我的遗书里，看出了我的文学功底，他还说了影响我一生的那句话：“我就知道你行。”后来，我上了战场，我们连队一战成名，被广州军区授予“英雄炮兵连”的称号，我本人也在那场战斗中立了三等功，是全团新兵中第一个立功的。我们部队有个一级战斗英雄，名叫王息坤，战前是师业余文工队的创作员，喜欢写诗。进入战区后，王息坤任代理排长，在战斗中迂回穿插。他正是吟着这首小诗奋战在山岳丛林，不幸中弹牺牲。现在回想起来，我有理由相信，诗歌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快速点燃，深度感染，长久发酵。战后归来，我先后被抽调到营里、团里的写作组，接着又到了军区炮兵教导大队，毕业后回到老部队当了排长。后来，我在许多文章里写到了我的营房、营房里的老虎灶、饭堂门口的冰凌和阳光，还有我们炮兵团西边的训练场。那些年，往往是傍晚，训练结束后，我会直起腰来，眺望远方。训练场往西两公里以外，是安阳的纱厂和钢铁厂，它们的西边是太行山。太行山的西边是什么呢？很快，我就知道了，太行山的西边是巴山和秦岭，巴山和秦岭的西边是沙漠和戈壁。那个训练场，是被废弃的原海军滑翔学校的飞机场，有十几平方公里。在训练场，虽然只能看见西边的工厂和山脊，但是在我的脑海里，常常会出现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的意象。几年后，我在《飞天》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那本杂志上还有一篇小说名叫《落日沉寂的小站》，我读后久久不能平静。那篇小说写的是戈壁上一男一女两位报务员，他们相隔千里，从未谋面，仅凭收报和发报，感受对方的手法和节奏，从而进行一种微妙的情感交流。孤寂中的慰藉弥足珍贵，寒冷中的一句问候就能产生巨大的热能。这个作品让我对西部、戈壁产生了强烈的向往。那个时期，我陆续读到了一些边塞诗词：“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那些雄阔、壮美、苍凉而又豪迈的意象，不知不觉中进入我的脑海，它们连同新兵宿舍里那个热气腾腾的老虎灶，连队饭堂门前的冰凌和冰凌上滚动的阳光，铺就了我的创作底色。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师政治部当干事，主动报名参加临时组建的侦察大队，到云南边境执行任务。有一次路过友军阵地，但见沿途有很多用草皮和石头垒砌的豪言壮语，其中的一副楹联让我印象至深：“图私利边境铺满黄金龟儿才去，为祖国阵前遍布地雷老子我来。”十年前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后，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我说起这副楹联，在场的几位艺术家无不为之动容。1992年，我第一次到西北，来到帕米尔高原上的吐尔尕特哨所。那一个上午，从山下到山头，经历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和哨所的战士分别前，我们一起唱了一首歌：“好高好高的达坂，好冷好冷的冰山，好远好远的边关，当兵当到了天边边，守着好长好长的国境线……”这首歌一直珍藏在我的心里。哦，我在部队基层工作时，经常眺望的远方，原来就是这里。在军校读书时，我接触到了惠特曼的《草叶集》，其中的一首《我在梦里梦见》，当时读不太懂，觉得有点琐碎，但是很喜欢这个标题。而另一首《我歌唱带电的肉体》，则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想象。几十年后，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仰角》，在描述炮兵操炮的壮观场面时，忽然就想起了惠特曼的诗，哗的一下，灵感迸发，思路大开。我把火炮想象成有生命的物体，一声令下，几十名炮手潮水般地涌向炮位，摘炮口帽，脱炮衣，开架，装填，发射，一套流水作业酣畅淋漓。我还借小说人物夏玫玫之手，编了一个舞蹈《炮兵之潇洒舞步》。今天回想起来，很多感慨。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有几首或几句诗，正是它们照亮了我们向前探索的道路。如今，我已从军队退休，有了更多的时间用来回忆。回忆起我的新兵生活、连队的老虎灶、西边的训练场，还有在师机关工作时夜里灯火通明“推材料”的故事，我觉得我的军旅生涯是那么幸运。2023年，我三次回到安阳，其中一次战友相聚，有感而发，顺口一溜：“一别安阳三十年，安阳已改旧时颜。三角湖畔杏雨巷，步步回头字字看。北兵营前迎飞雪，洹河桥头觅旧店。战友相约至，醉在往事间。”战友突然提议：“你写了那么多小说，多是战争题材，为什么不把你的新兵生活写出来呢？”我当时一愣，很受启发。很快，我就找到了感觉。2024年上半年，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就写出了中篇小说《好汉楼》，经《人民文学》发表后，很快又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海外文摘》等刊物选载。这部小说，尽管人物和故事多数是虚构的，但情感和思想是真实的，那是我四十年前就开始酝酿的一首诗，是我献给我的老部队、老战友、老指导员的一份礼物。责任编辑：贾倩

  只有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作品才能打动读者。要是作家心里没有火，作品怎么能使读者的心燃烧？——巴 金在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坐落于上海文学馆内的巴金图书馆正式对公众开放。走进馆里，迎面是醒目的巴金手迹背景墙，上书：把心交给读者。这话很多人都熟悉，太朴素以致如风过耳。然而，对于巴金先生而言，它却是对读者的一生的承诺，从来都是郑重对待。把心交给读者，在巴金不是礼貌的虚辞，而是一种写作伦理。巴金与读者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情有义的一道风景。20世纪40年代初，曾有人这样描述那些“巴金迷”：“尽管大热天，尽管是警报，绿荫下，岩洞里，总有人捧着他的作品在狼吞虎咽。上了课，尽管老师讲得满头青筋，喉烧像火，他们却在柜台下尽看他们的《家》《秋》《春》，有时，泪水就冒充着汗水流下来。夜半巡宿舍，尽管灯光似磷火，也有人开夜车，一晚上吞噬了六七百面的《秋》并非奇怪。”在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中，巴金把五四精神的火炬传到新一代青年心间，默默推动着一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陈荒煤1938年冬天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招考文学系学生时，充分感受到这一点：“这些同学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他们千里迢迢冒着危险奔向延安，爱好文学，投考鲁艺文学系，愿意经过学习以文学为武器投身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去。有好几个比较年轻的同学，都说他们爱好文学，要革命，思想上的许多变化，是受了巴金作品的影响！”何以如此风靡、如何做到这么打动人心？巴金的回答就是这6个字：把心交给读者。与某些喜欢标榜“为自己写作”的人不同，巴金的写作总是有倾诉和交流的对象，且坚定地以读者为本位。把心交给读者，是作家与读者平等、坦诚交流，是作家自觉地与读者融为一体，同呼吸、共命运，从而形成精神上的共振。“我的心和年轻的心紧紧贴在一起，人们把不肯告诉父母的话，不肯告诉兄弟姐妹的话，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全写在纸上送到我的身边。我常说作家靠读者们养活，不仅因为读者买了我写的书，更重要的是他们送来精神的养料。我写得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和读者联系最密切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我是一位有头衔的作家，却只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忠实的朋友。”作家不是高高在上的导师、精英，而是普通人，“忠实的朋友”。作家并不自外于读者，自外于时代，而是去表达同时代人真切的心声，社会急切的呼声。1935年巴金在短篇小说集《沉落》的序言中写道：“这也许会被文豪之类视作浅薄、卑俗，但是在这里面却跳动着这个时代的青年的心。”巴金从未中断同读者的联系，一直把读者的期望看成对自己的鞭策。把心交给读者，还意味着读者是作家、作品的最终评判者。巴金视读者为“真正的‘评委’”，他经常根据读者来信，检查自己作品的效果，“我就这样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其中有好有坏，我把它们全交给读者去评判。读者愿意花钱买我的书，我才能够靠稿费生活下去。”写作，由此不是单一的闭门造车，而是双向交流。这也形成了巴金作品时代呼应性的特点，他的作品从不曾脱离时代，总能与社会、人心紧紧相连，那正是他的心中装着读者。他与读者“签订”了庄严的契约。这个契约，不是简单的相互满足，而是要能够“共情”。“只有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作品才能打动读者。要是作家心里没有火，作品怎么能使读者的心燃烧？”在巴金看来，为作家与读者这份契约提供保障的，不是读者见面会，不是作品研讨会，也不会是今天所谓的网络流量，而只能是作品，作家通过作品实现为读者服务，读者通过作品认识和评判作家。写好作品，才是作家的根本，“黄金时代，就是出人、出作品的时代。”这对于今天以各种方式博眼球、争当明星的写作者来讲，是非常及时的提醒和深深的告诫。巴金也以某一段时间“堆在我身上的头衔越多，我花在写作上的时间越少”为例，深悔自己辜负了读者的期望。更进一步，他还提出：“作家用作品为读者服务，他至少不应该贩卖假货、贩卖劣货。”也就是说，作家没有权利拿假冒伪劣产品欺骗读者。写作还有一份神圣的使命，那就是作家与读者站在一起，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巴金盛赞的卢梭、伏尔泰、左拉、鲁迅都是这样的人。因为承载着这样的使命，文学才不是无病呻吟，软弱无力。巴金认为：“只有在作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目标努力的时候，只有在作家和人民同感情、共呼吸，共同为伟大祖国的命运奋斗的时候，文学作品才能成为‘战斗的武器’和‘教育的工具’……”勇气、担当、使命，这些应当成为作家的本色，而不是怯懦、回避、游戏：“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艺术家，一定要有勇气，可以说无勇即无文。”“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写作，正是在这样博大的胸怀，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名利中才变得更有价值，更为读者所欢迎。“如果不是想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如果不是想对和我同时代的人表示一点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尽的一份责任，我为什么要写作？”对于作家来讲，最具体的“人民”，就是他的读者，巴金在人民中间，在读者中间，找到了他的价值和真正的快乐。重温他的这些言论，对于我们今天思考作家的使命和责任也是有益的启示。（作者为上海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责任编辑：贾倩

最近一次见到宗璞老师，是2024年7月27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宗璞创作80年暨《宗璞文集》出版座谈会上。1944年，15岁的宗璞在云南昆明上中学时，就以笔名“简平”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描写了昆明滇池的美丽景色。2024年7月26日，宗璞刚刚迎来了自己的96岁生日。在那天的座谈会上，作为寿星的宗璞精神状态很不错，穿着一身中式红色衣服，一头精神的白发。发言中，在谈到自己的文学生涯时，她说：“80年，路好像很长，又好像很短，一下子就到了。”紧接着，她深情回忆了父亲冯友兰对她的教诲：“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向前发展。父亲跟我说过，‘和’好像一道菜，必须许多的味道合在一起；而‘同’是一样的菜在一起。希望大家铭记和领悟‘仇必和而解’的道理。”最后，宗璞还回忆起自己与巴金、韦君宜等人的交往。我有好几年没有见到宗璞，自她从北大燕南园搬到小汤山后，我们见面机会少了许多。听着她的讲述，真是感觉时间过得飞快，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前几天，在整理自己十多年前的日记时，我找到一些随笔记下的与宗璞老师的交往片段，便渐渐想起自己去北大燕南园拜访她时的一些记忆。2006年10月20日下午，天阴，又一次来到北大燕南园宗璞的小院。走进这熟悉的、质朴的、有些清冷的院落，我的心在那一刻也变得不再像平日那般躁动。这个小院早已成为我在这座城市十分挂念的地方，因为它的主人是那样一位谦逊和善、知性而睿智的长者。她让我感受到，在这样一个多变的世界，还有像她那样坚守自己心中那片清静洁净的土地的人实在难得，她从不愿与这个世界去争什么，因为她从不觉得人应该从这个存在了许久的世界中攫取什么。在我心中，宗璞老师就像冬的寒梅、秋的太阳、夏的大海、春的桃花，让人感觉无比清悦，同时又如喝了一杯用山泉酿造的甘甜的米酒，十分醇香。宗璞是我非常尊重的女性作家，因从文学馆到北大并不远，所以那时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到她那里去看一看、听一听她的近况，聊一聊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当我走进屋中，一股书香之气迎面而来，这里自己不知来过多少次，可每一次到访，总让我的内心变得沉静，因为我又可以安安静静地在这里与宗璞老师进行一次心灵的清谈。以前读到书香世家，总很难体会其含义。但在这里，我的确有真实的感受：墙上的文人书法，随处可见的书籍，角落摆放的一架老式钢琴，古朴的家具。屋中很冷，宗璞老师见到我这位小友到访很高兴。那天，她穿了一件很漂亮的中式外套，很具东方意蕴，再配上那优雅、恬静的气质，这真是那天阴霾天气中的一抹亮丽。因为她耳朵有些听不大清楚，交谈时，我需要一字一句很慢很大声地说话，但这丝毫无碍我们的交谈。后来宗璞老师送了我一本她的新书，她知道我喜欢读她的作品，喜欢她在作品中给读者创造出的一种精神家园。宗璞老师让助手帮她取来一本新出的著作，2006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宗璞精选集》。把书交给我的时候她说，自己眼睛不好，看不清字，无法题名相赠，若我有时间可读一读。该书是“世纪文学60家”书系中的一本，全书收录了她21篇小说、13篇散文。其后，她跟我说：读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你应该有计划地读书。你喜欢读书，现在已经很难得了，但读书还是要有计划，读书要有深度，要有厚度，要在脑中有力度。对于我而言，确实要读一些有厚重感的书了。我虽整天以文学为伴，与作家为友，但自己很多时候就像陀螺一样盲目地旋转着，看不清未来，也不知现在，只是不停地原地打转。我也在读书，但读书常常是杂乱无章，乱而无序；数量有了，却不见有什么质量，对自己的提升似乎也没太大帮助，白白浪费了宝贵时光。我告诉宗璞老师，在众多书籍中，我很喜欢读史书，我觉得读史能找到快乐，但还远远没有做到像她所说的有序地读，做一个有厚度的人。回去的几天，我很认真地阅读了这本《宗璞精选集》。读完之后，我在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生岁月，岁月如歌，歌如其文，文如其人。清淡悠扬，轻轻的言语，安详的静谧，往事让人如此追忆。她宁静的双眼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纷纷扰扰，但她依旧如初地热爱这片土地与自己的人生。她从不退却，虽然她从不强势于他人；她安静地漫步于这人世间，走一走，停一停，看一看，而后继续前行。”写完这段话，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读到宗璞《南渡记》时的情形。那个夜晚，一盏灯、一本书，竟让我整夜未眠。当读到最后一个字时，我不舍放下该书。因为它打动了我，让我沉醉其中，让我感受到一种幸福与安静，虽然内心的澎湃在时空中响彻。2007年3月中旬，29岁时，我结婚了，而宗璞老师是我第一个发自内心想在这个城市送喜糖的长者，她是一位知悉我内心、明了我所往的贤者。接到电话，宗璞老师高兴地邀请我到家中坐坐，她也要沾沾喜气。送上喜糖时，她开心地表达了真诚的祝福，告诉我：婚姻是一种神圣而庄严的人生旅程；对于婚姻，她有着自己的信仰与信念。在这场征途中，她与自己的丈夫携手走过了一生，他们相互扶持，相互鼓励，回望这旅程，她无怨无悔。我明白宗璞老师所说之意，我说：“我知道婚姻对我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人生；我刚刚起步，以后的路途还很久远与漫长，也不知会遇见怎样的艰辛与波折，但我相信，只要心中也有那种信仰与态度，我的人生亦会有美满的结局。”2009年10月下旬，我一直在读宗璞老师送我的《四季流光》和《西征记》。《四季流光》，四个人，四个性格，四个遭遇，四个结局，像一年的春夏秋冬，让人从不同的季节找回不同的际遇；《西征记》是宗璞《野葫芦引》的第三卷。读《西征记》时，我被那清雅恬淡、充满人性光辉与民族脊梁的语言所震撼，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西征记》中的人与事让我如此牵挂，书中的年轻人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独立而即将献出自己灿烂而朝气蓬勃的生命时，他们对人世间美好是那样充满着眷恋，对亲人朋友充满着思念，对祖国母亲脱离苦难充满着坚定期待，对自己的牺牲是那样的无悔无憾。读到这里，我忍不住问自己：我可以做到他们这样吗？可以这样大无畏地牺牲与奉献吗？可以不贪图人世间的浮华而那样的艰辛与清贫吗？可以一如既往地坚守着生命中的那份孤独与残酷吗？我不知道答案会是什么。但宗璞笔下的他们做到了，他们做到了一个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忠贞与热爱，他们是那样的洁白无瑕。每每读到宗璞的文章，我总有一种洗去心中之尘的感受。我现在也喜爱写作，总希望自己也能写出宗璞笔下的味道，哪怕只有一些也好。我现在每天只要有时间，就有计划地努力读书。书读得多了，文章写得多了，我越来越感觉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要走的路还有很长很长，正如冯友兰先生对女儿宗璞所说，“当一个作家，要努力读懂自然、社会、人生这三部‘无字天书’，还要用至精至诚的心劲儿把‘无字天书’酿造为‘有字人书’”。大地正渐渐走向冬季，熙熙攘攘的人群依旧忙忙碌碌，为了生计，为了更好地生活，为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为了自己离开世界前的不后悔、不遗憾，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去拼搏。最后，恭祝宗璞老师健康长寿！希望她还能再为喜爱她的读者写出一些美丽的文章，让我们的心可以去依赖。责任编辑：贾倩

根据小说《小巷人家》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剧照 图片为资料图片根据小说《繁花》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剧照 图片为资料图片在第34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获奖的16部优秀电视剧中，有9部改编自文学作品，根据梁晓声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世间》获得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两项奖项。在第32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获奖的8部优秀电视剧中，有6部改编自文学作品，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三体》获得最佳电视剧奖。2024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专门设立“金鸡电影论坛·文学论坛”，推出“文学与电影共创计划”，并以“当代电影的文学属性”为主题展开圆桌对话……文学与影视艺术同是承载时代记忆的文化符码，也是社会变迁的镜像投射。静态的文字和动态的影像在叙事层面互补阐释，共同搭建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故事空间，又在情感层面实现共鸣，通过情节性复原实现审美互通和情感共振。文学旨在通过文字构建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影视则通过视听语言将抽象概念、感性思维变得可听与可感。文学与影视艺术有天然的亲缘性，我国拍摄于1958年的首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就源自短篇小说。在媒介高度融合的今天，文学和影视艺术更是实现双向赋能的深度互动，读者、观众的双重身份得以自由切换，呈现迭代传播和多级扩散的图景。经典文学作品是影视艺术的“原动力”和“素材库”文学从不乏瑰丽的想象、传奇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用丰富的文字表意系统建构起“人”的多重话语表述空间，以人情、人生、人性为切口全面铺陈世间百态。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艺术产物，是精神境界和哲理思考在日常生活中的变奏。作家将个体感悟融入创作空间，经由艺术加工，生成与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的作品。经典文学作品是影视艺术的“原动力”和“素材库”，并为其提供“现成”的叙事场域和精神框架。文学中的概念描述、心理活动、场景铺陈等抽象话语和感性信源，在影视改编中能直接转化为真实可见的画面，为呈现特定年代和生活场景进行规范性指导。此外，文学的比兴、意境、移情、托物言志等表现手法直接促生影视“意象”的生成，潜移默化影响着影视艺术的美学精神和文化品格。神话传说、诗词歌赋、传奇话本、通俗文学、戏剧戏曲、章回小说等文学类型颇受影视艺术的青睐，它们自身携带的故事意趣能自然平移，情节性的描述话语和想象性的矛盾设计使话语置换变得更为便捷有效。《茶馆》《四世同堂》《围城》等传统文学的宏大叙事与时空跨越诉说世间沧桑，几组家庭、几代人的命运起伏是时代变迁的缩影，这种充满烟火气息的市井人情和凡人小事，是现实题材影视改编的上佳选题。志怪小说、唐传奇、宋话本、神魔小说等借用离奇的想象空间，巧妙嫁接本真的情感诉求，探寻人性和人心，基于心理真实又超越表象真实的虚构给予影视创作更大发挥空间，成为古装、仙侠、玄幻、科幻等影视题材的神话原型。情节性相对较弱的散文也能成为影视改编的体裁，李娟的《我的阿勒泰》与影视艺术需求的戏剧性相差较大，却能将流淌在生活中的散文诗转变为慢生活的影像志，在舒缓的叙事节奏中将“作者化”的个人体悟升华为群体情感记忆。经典文学作品经过时间洗礼、岁月沉淀和读者阅读等多重检验，是超越故事本体的情感凝练，对“人”的关注弥补时代语境的差异，为跨时代影视改编提供可能。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对影视艺术的价值观念形塑起到决定性作用，其所蕴含的家国情怀、精神持守、文人风骨和中华美学精神等，都润物无声地影响着影视艺术创作。文学是洞悉时代变迁的棱镜，肩负社会功能和政治伦理作用。影视艺术借用文学故事的同时也必将吸纳蕴含其中的价值内涵，以此映照生活，挖掘出更多关于成长经历的精神资源与意义归属。文学经典经过影视改编后再焕光彩，被越来越多的观众熟知和认可，一同拓展彼此的表意空间，实现双向的审美互读和良性互动。文学的抽象而多义，在影视作品中转化为可感知的具体影像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个时代都有专属的文化盛象、主流的文学类型、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影像不同的是，文学阅读需要读者不仅具备识文断字的基本能力，还得兼具潜心阅读的精神需求。作家通过抽象的文字描绘出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阐述，个人化的情感体悟经由媒介转译变为群体性的审美体验，自我情绪引发社会共鸣，个体悲欢附着时代烙印。因而，对读者而言，品味文学的过程就是自我解读与他者世界的思想碰撞，也是个体现实生活与作家拟态世界的思维叠加。从印刷时代到影像时代，都是文学与影视参与社会生活的文化表征。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信息渠道的多元，完整的阅读时间被挤压，独立的思考空间被占据，人们往往在碎片化的时间中找寻精神栖息地。文学厚重的思想内涵和广阔的想象世界需要潜心静读，但人们出于敬畏心往往回避“大部头”“大体量”的文学经典，转向便捷、轻松的接受方式，品味书香变得可贵又稀缺。另外，面对浩瀚如海的文学作品，读者有限的人生体验难以穷尽其深，影视艺术就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满足方式，将文学的沉浸式精神阅读转化为影视的便捷式精华提炼。相较于文学表达，影视艺术以具象的媒介载体和声画的感染力，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成为现代人感悟生活的重要审美路径。文学所描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空间，在影视艺术中转化为直观的视听体验，抽象、多义、模糊的个人想象，被具化为明确、视听化、可感知的影像输出，实现审美转换和媒介跃迁。“看”的影视作品在改编“读”的文学作品时，会有效地删减故事人物，适当凝练叙事主线，并合理铺设戏剧冲突，以适应视听艺术的表现形式。好的影视作品可以准确捕捉文学作品中的精神韵味和人物的内在气质，转“无形之物”为“真实可感”，从而超越国别、民族和语言的物理界限，更利于将文学作品从本土带向世界。通过观看《浮士德》《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影视改编作品，观众能“阅览”世界文学名著，辨识文化差异，遍览风土人情，领略人类共同的情感世界和思想空间。同样，中国的文学经典也可“出海”国外，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影视艺术成为了解他者、探知外界的一种有效途径，具有更为广阔的现代视野，也为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增添新的可能。文学的影视改编要“忠诚”不要“照搬”，要“升格”不要“出格”文学和影视艺术有先后之别，无优劣之分。文学作品是影视改编的前文本，其中的精神内涵先入为主地进入读者心理，并产生相关话题的联想和拓展，这种先验性的读者经历还原和参与着作者生活空间的社会情境建构，又投射于自身生活时代的现象观察。影视艺术要善于“借势造势”，不能简单奉行“拿来主义”，而要用片段化、动态的叙事方式拼贴出完整的思想架构，并努力契合当下的情感需求和话语表述，将其引流回到大众文化的领地。比如，2023年热播的电视剧《人生之路》延续几十年前路遥小说《人生》中自我身份追寻和城乡观念差异的主题，同时也拓宽身份的单一地域表述，加入自我建构、自我认同、自我救赎等层面的思考，更符合当下青年的价值认同，全面展现以高加林和巧珍为代表的青年的昂扬情感。当然，不同时代受众的审美心理和价值诉求会对同一作品产生不同的情感反馈，影视改编在重建它的当代价值同时，不能随意歪曲、颠覆或解构文学经典，必须避免脱离现实或架空历史，而应当运用更贴合当代话语表述的艺术手法，重现、丰富和完善文学经典，实现跨界生长、破圈传播。文学和影视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无论是文字还是影像，都为受众带来更为广阔的世间风景和人情百态，都真诚地探寻生活的深度、历史的厚度和人性的温度。影视艺术不能一味迎合市场消费而置文学气质不顾，也不能深陷技术美学而无视文本内涵，要把握好“题中之义”，又能升腾出“言外之旨”。（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贾倩

人民日报作者：马骏得知获“骏马奖”消息的那天下午，我驾着轮椅，在街头独自晃荡，手机里一首《直到世界尽头》循环播放着。看着这个我生活了近30年的地方，路边立着熟悉的公交站牌，街上相同色调的出租车疾驰而过，栽种了几十年的树木悠闲地摇摆枝条。我想放声高喊，可我清楚在这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找不出一个能理解我此刻心情的人。不知道晃荡了多久，夜幕渐渐落下来，我知道该回家了，不然母亲就会着急。离家门不远处，我眼睛瞬间湿润，便将轮椅停下，抬起右手揉了揉眼睛。我以为这么多年来，受过的苦难已让我没有可掉的眼泪，可这一瞬间我才明白，泪水还可以是幸福的，身体因激动而颤抖的感觉让我感知到生命的力量。我确实需要这沉甸甸的东西来振奋一下精神。过去的时光，一下子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不像同龄孩子，能在校园里奔跑。我患了一种叫作脊髓性肌萎缩的病，它夺走了我身上几乎所有的力气。常年寻医的我9岁才有上学的机会。我知道老师们讲述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深知自己来此地唯一目的就是吸收这些智慧。医生曾告诉我的父母，我可能活不过20岁。父亲母亲也不知道该不该送我去读书，可看着那个坐在青白石阶上期盼着去上学的孩子，父亲母亲不再犹豫，坚决送我去了学校。这罕见病让我没力气拔开笔帽，我就张开嘴咬着笔帽，用两只手拽住笔杆让笔帽脱落。每天，校园里总会有个中年男人，抱着一个瘦弱的男孩爬上三层楼梯，将他送进教室。这个中年男人就是我的父亲。这件事儿，父亲一做就是12个春夏秋冬。21岁那年，我高中毕业了。我创造了一个奇迹，没有像医生说的那样失去生命。可我没有力气直起身子了，我坐弯了腰，顶着个大驼背。母亲常说：“骏儿，我后悔送你去上学了。”我劝慰母亲，我无怨无悔，我学到了人类智慧的结晶。我高中毕业那年，弟弟上三年级了。弟弟出生时因拉伤神经造成右半身瘫痪，一直是母亲背着弟弟去上学，可母亲当时已越来越没有力气背起弟弟了。全家人都深知这个家里只能有一个孩子继续求学。是我去读大学，还是弟弟继续读小学？瞅着他那亮闪闪的眼睛，满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我想，我学到的知识够多了，他还小，他应该继续学习。我因自己无力托起身子，放弃了去大学的殿堂继续深造。但我是多么怀念上学的日子，多想继续坐在教室里聆听老师的教诲。最孤独无助的时候，有个人闯进了我的生活，他也坐着轮椅。他怎么也坐轮椅了呢？我想知道他怎么了。就这样，《我与地坛》进入了我单调又枯燥的生活。我开始反复阅读，走进史铁生书写的生活。当我读到他在地坛里，母亲放心不下他，偷偷跟着他去找他，他却摇着轮椅躲在树丛中间，躲避着母亲不让她找见，我想他怎么那么不听话，他不该让母亲担心的！我被他的故事深深吸引，我想了解他更多的事儿。我读到他21岁坐上轮椅那段日子，脾气暴躁，砸玻璃，掀桌子，时不时与母亲争吵。原来他和我一样，也度过了那么一段痛苦的日子。然而，他没有去结束生命，没有放下关切他的人，他试着从孤独无助的日子里爬出来。当他渐渐缓和下来，开始写东西的时候，一切都慢慢好了起来。他在地坛，感受春夏秋冬，遇见各行各业的人。他和一个失意的运动健将聊天的场景让我印象深刻。我还读到母亲对他的希望。可当他真的写出名堂的时候，母亲被送到救护车上，再也没有回来。读着这些与史铁生相关的事情，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看不清书上的字了，我哭出了声。从我拿起笔开始写作，已经过去了9年时光。这9年里，我没有一刻放下过对梦想的追求。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在床头写着，写到使我高兴的故事，我会在深夜一两点放声而笑，写到悲伤的事情，我又会在被窝里偷偷抽泣。我越来越喜爱这种生活方式，开始在文学里认识更多朋友。我渐渐明白，这个世界上不只是我受过苦难，那么多人在苦难中寻解属于自己的答案。在一本本文学作品里，我开始尝试着与自己和解，与这个世界和解。我开始知足，感知活着的幸福。悲苦像是再也没法拘束我，有书读的日子，有家人陪伴的日子，能坐着轮椅走出家门的日子，便是幸福的日子。母亲的电话打断我的沉思。夜深了，她着急了。我回到家时，她还在小卖部里低头忙碌着。我大喊：“妈，我得奖了！我得奖了！”母亲木讷地望着我，不识字的她不知道我到底得了一个怎样的奖，这奖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我不知想过多少次，倘若没有和文学相遇，我会是什么样子？那是个没有梦想没有生活，孤苦伶仃、整日佝偻着身子躺在炕头，用涣散的目光呆望天花板的少年，他幸运地与文学相遇。文学让我重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责任编辑：贾倩

辽宁学习平台作者：“零落梅花过残腊，故园归醉及新年。”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刻，放下过去，欣欣然走进崭新的未来。古人的元旦虽然在时间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春节，但跨年的意味是相同的。《说文解字》有云：“元， 始也。”“旦，明也。”连在一起，便是最开始的第一缕光明，与新年伊始每个人心里的盼望不谋而合。在我国历史上，元旦一词最早出现在《晋书》中。“颛帝以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朔元旦之春”，颛顼帝把每年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定为元旦，后来尧舜时期，把祭祀天地和先帝的那一天称为“元旦”。在汉朝之前，元旦的时间常跟随朝代更替而变化。夏朝元旦是正月初一，商朝是十二月初一，周朝是十一月初一，而秦朝是十月初。直到汉朝，司马迁创立了太初历，这才又以正月初一为元旦，一直持续到了清朝末年。古人怎么“跨年”呢？汉朝时每到元旦前的腊日，由官方牵头，举办大傩戏，以求驱除疫病。据《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汉时元旦的傩戏有上百名身着皂服的少年们，手持大鼗，场面盛大。汉宫还会举行大型的朝会活动，即“正旦大会”，以贺新年。有奏乐和百戏等文艺表演，其乐融融，蔚为壮观。“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卢照邻在《元日述怀》中如此描绘。唐朝人注重元日的家庭聚会，讲究按长幼尊卑饮用屠苏酒，“才酌屠苏定年齿，坐中惟笑鬓毛斑”。一桌团圆饭上，既要有美酒，还要有甜食。唐代的“胶牙饧”也是人们的心头好，大诗人白居易也对它爱之深切，在《岁日家宴戏示弟侄等兼呈张侍御二十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中有言：“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唐朝人和我们今天一样，也会在元日这天走亲访友，以庆贺新年的到来。街坊邻里逐次举办家宴，一同欢庆节日。北宋时期，皇帝下诏官员们放假七天，以此来庆祝新年。宋朝皇城还会举办大型的宴会，官员们都要来向皇上祝贺，人们将其称为“排正仗”，其间鼓乐齐鸣，歌舞升平。许多繁华街道上都结彩棚，摆放帽子、首饰、衣着、玩具之类的商品，车马来往，络绎不绝，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热闹非凡。明朝时期，人们在元日里会送贺卡，在笺纸制作的精美卡片上写下真挚的祝福，夹杂着梅花，充满浪漫的仪式感。清朝跨年隆重热烈，不仅载歌载舞，还有语言类的滑稽节目和各式各样的杂技表演，不次于现在的“跨年演唱会”。元旦一早，大家都会不约而同早起打扮，穿上新衣，祈福纳祥。华灯初上把酒言欢，喝到酣畅淋漓，不知不觉中一起跨进新年里。来源：辽宁日报责任编辑：刘冠菲总平台审核编辑：徐睿明

光明日报作者：朱美禄作为深受喜爱的文学题材，早梅被历代文人墨客吟咏称赞。虽说早梅可以被定义为在寒冬早开的梅花，但是如何对它进行文学描述，作者的理解与批评者的理解有时并不相同。透过这种不同，我们可以对文学作品有更为全面的认识。有的作者把“一树”梅开理解为“早”。如唐代张谓《早梅》一诗道：“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南宋张炜《题村居》一诗道：“数舍茅茨簇水涯，傍檐一树早梅花。年丰便觉村居好，竹里新添卖酒家。”这些诗歌备受称赞，可见在万物肃杀的隆冬时节，瞥见一树梅花绽放，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妨以“早”称之的。“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清代顾嗣立《寒厅诗话》中记载，金代张澄有诗曰：“半篱流水夜来雨，一树早梅何处春。”他的好友元好问指出：“佳则佳矣，而有未安。既曰‘一树’，乌得为‘何处’？不如改‘一树’为‘几点’，更觉飞动。”在元好问看来，“何处春”表明春的消息犹在隐隐约约、若有若无之间，配以“几点”才对；而“一树”梅开，则意味着花团簇簇，纷披掩映，在时间上无疑已经不早了。由此可见，这一文本内部的矛盾，恰好消解了“早”的意蕴。在古代诗词中，还常用“数枝”一词来凸显梅花绽放之“早”。如宋代张舜民在《江上篱边见早梅》一诗中说：“天寒地暖数枝开，江上篱边见早梅。”丁仲远《醉蓬莱·正霜融日暖》词中说：“后苑疏梅早放，数枝开就。”清代施璲昭在《早梅》一诗中说：“点点寒霜飘未尽，朝来忽见数枝开。”但是，在善于观察生活的诗评家看来，“数枝”其实也不能算早。据北宋陶岳《五代史补》“僧齐己”条记载，晚唐诗僧齐己携带诗卷到袁州拜谒诗人郑谷，其《早梅》诗云：“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说：“数枝，非早也，不若一枝则佳。”齐己矍然，不觉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己一字之师。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写道：“齐己《早梅》云，‘前村深雪里，昨夜几枝开。’郑谷曰，‘改几字为一字，方是早梅。’”袁枚换了个说法，尽管表述与《五代史补》不尽相同，但意思更为显豁。经郑谷修改后的《早梅》诗是这样的：“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风递幽香出，禽窥素艳来。明年如应律，先发望（一说映）春台。”与“数枝”相比较，“一枝”不仅对“早”这一诗眼有所凸显，也更切合“昨夜”才开的时间限制。“诗改一字，界判人天”，郑谷的修改可谓点铁成金，助力了诗歌出彩。凭生活经验，我们知道不同种类的花是次第开放的，就是同一种花的开放也有先有后。武则天《腊日宣诏幸上苑》一诗道：“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武则天企图以一纸诏书挑衅自然规律，于天授二年腊日命令百花一齐开放，相传各种花儿承旨遵命，无敢违者。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记载，熊皎“尝赋《早梅》诗云，‘一夜开欲尽，百花犹未知。’甚传赏士林。”梅花开尽了，“百花犹未知”，固然凸显了梅花绽放之“早”；但说梅花是“一夜”开尽的，则明显不符合客观物候规律。在创作过程中，作者的意图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在作品中得以实现，文学接受便不能简单地以作者的创作意图作为文章的意蕴，作者赋予的“文前意”不一定等同于读者解读的“文后意”，因此读者必须保持清醒的判断，不盲从作者犯“意图谬误”，才能对作品意蕴作出正确的理解。（作者系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教授）责任编辑：贾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