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绿杯红袖趁重阳”，农历九月九日是我国的传统佳节重阳节，又称作重九节、登高节、女儿节、敬老节等。重阳节的风俗和内涵与其所处的季节紧密相关。农历九月九日正值农作物成熟的时节，人们庆丰祭祖，敬老感恩。同时，九月九日亦是菊花盛放、茱萸结果、枫叶半红、层林尽染的日子，人们登高远眺，相聚宴饮共品菊花，以酒佐蟹齐尝鲜味，同插茱萸以祛风邪。或许是由于重阳节有着多样的节俗和丰富的内涵，重阳也常常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出现在中国古典诗文的之中。                                                   清代孙温为《红楼梦》中螃蟹宴与菊花诗内容所作插图 图片由作者提供聚焦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重阳节，可以发现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中涉及重阳内容的较多，其中抒情与叙事兼美者，则少不了《红楼梦》。                                                    清代孙温为《红楼梦》中螃蟹宴与菊花诗内容所作插图 图片由作者提供重阳诗作展现精雅生活《红楼梦》第三十八回多次提到重阳节。此回中，海棠诗社成员先写菊花诗，后作螃蟹咏。菊花诗是薛宝钗、史湘云二人拟定好题目之后再分给众人选题作诗的，而螃蟹咏则是借着品蟹乘兴而发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之螃蟹咏都用生动的语言描写品蟹的过程，这两首诗所蕴含的哲理性虽然不强，但却点明所食之蟹的品相；食蟹的佐料，应配醋、姜、酒、菊；食蟹禁忌，美味不可多贪；食蟹环境，于桂下桐阴处，清风拂来阵阵桂香，还要能赏到菊花。此外，食蟹后还要洗去指上沾染的腥气。宝黛二人的螃蟹咏不仅为《红楼梦》“百科全书式”的生活画卷增添色彩，而且生动展示了《红楼梦》中人的生活情趣。薛宝钗所作螃蟹咏，得到海棠诗社诸诗人的高度赞赏，评其为“食螃蟹绝唱”，诗云：“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馀禾黍香。”薛宝钗的螃蟹咏兼备哲思和婉讽，讽刺之意主要体现在颔联，似在讥刺某些人表里不一，明明内心可以分黑黄，或云“辨是非”，行为上却“无经纬”。薛宝钗讽刺的一类人，大概类似《红楼梦》中的贾雨村之流。而这首律诗的哲理性主要体现在尾联，借助吟咏螃蟹的张扬与“落釜”的寂寥，揭示人生的浮沉，体现出宝钗“含蓄浑厚”的诗风。颔联和尾联两个“空”字，犯中求避，今昔对举，将螃蟹的横行与落釜引向诗和远方。总之，不管是在诗作中明写重阳，还是结合重阳赏菊品蟹等节俗赋诗，《红楼梦》的作者都借助重阳这一意象丰富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性格，并且借助重阳意象为读者展现《红楼梦》的精雅生活，传达作者心目中的风月繁华之盛。重阳美食揭示家族命运食蟹是重阳节的重要节俗之一，也是《红楼梦》中多次出现的情节。《红楼梦》着墨于品蟹，不仅因为“从老太太起连上园里的人，有多一半都是爱吃螃蟹的”，还因为食蟹之事背后，暗藏人生境遇穷通变易的理趣。《红楼梦》第三十七回中，史湘云因为开社要做东却囊中羞涩而踌躇之时，薛宝钗为其化解了这一困境：“我和我哥哥说，要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再往铺子里取上几坛好酒，再备上四五桌果碟，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了。”虽然史湘云和薛宝钗都是世家大族的小姐，但二者却有贫富之别，因为她们代表着盛衰境遇并不相同的两个家族。然而，薛宝钗背后的薛家也未能维持长久的兴盛，最终也走向衰落。由此可见，贫富盛衰不是固化的，因时、因事、因人都有可能发生转变。其实，《红楼梦》第十三回作者曾借秦可卿所托之梦指明，若想富贵长久，还须耕读传家。可惜，秦可卿的规劝王熙凤并未听进去，贾家最终走上“盛极而衰”的道路，发人深思。不仅第三十七回的食蟹节俗关涉着对家族命运的忧虑，第三十九回围绕吃螃蟹展开的讨论，亦传达着有关盛衰变换的思考。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听到周瑞家的和平儿议论贾府吃蟹之事，因而生发出一段感叹：“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从刘姥姥的感慨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贫富的差距。曾有学者结合当时的银价和物价，推算出二十两银子约合今天的六千元，可以买两千三四百斤米，够五口之家吃一到两年。但是，曾经一顿饭吃掉庄稼人一年收入的贾府最终走向衰败，反而是作为庄稼人的刘姥姥生活得更为踏实安定。考察王熙凤与刘姥姥的交往，前期凤姐带着高门大户的优越感接济刘姥姥，可是后期贾家落难时，反过来变成刘姥姥帮助王熙凤护佑巧姐的平安。由此可见，人生境遇的变化难以预料，与其坐享一时富贵，不如居安思危，做长远打算，筹谋持续的发展。总之，《红楼梦》借螃蟹这一重阳节食物，突出盛衰难料的主旨，引发读者对家族问题的思考。重阳节礼推动情节发展《红楼梦》第七十二回、第八十八回也涉及重阳意象。第七十二回中，贾琏向鸳鸯借钱时说：“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礼，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三二千两银子用，一时难去支借。”贾琏列举了几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其中一个是要预备给元春的重阳节礼。重阳节又称作女儿节，《康熙宛平县志》云：“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女归，亦曰女儿节。”重阳节虽有迎女归宁的习俗，但在《红楼梦》中囿于皇妃的身份，元春无法随意回贾府。于是贾家便在重阳节的时候给元春送礼物，以表达对女儿的挂念之情。由此也显示出，当时人们对重阳节的重视程度，应不亚于端午节。而且端午节和重阳节都曾有“女儿节”的别称，所以《红楼梦》中端午与重阳两个节日都关涉给年轻女子送节礼。元春省亲之后，荣国府的经济状况江河日下。第七十二回中，贾琏为重阳节礼向鸳鸯借钱，其实展示了府中“内里蛀空”的事实。当年在元妃省亲时大操大办的贾家，如今连送份重阳节礼都要内部借钱周转。我们曾对《红楼梦》的立体式网状结构进行细密化研究，针对书中的一些“闲笔”，在“关目”无法涵盖此类情节的情况下，援引“网格”的概念，以描述书中相对次要的情节。贾琏借钱给宫中送节礼类似一个“网格”，虽然看起来并非关键性情节，但已透露出贾府经济状况不佳的端倪，此回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抄检大观园等重大事件。可见重阳节礼虽小，其作用不小。无独有偶，在《红楼梦》第八十八回中，贾芸听说贾政在工部掌印，他便借着送重阳节礼的由头，给王熙凤送礼讨差事。其实这并不是贾芸第一次用此计策，早在第二十四回，贾芸曾借口送端阳节礼，从而谋得一份大观园中监种花木工程的差事。可是同样的套路，在第八十八回中却遭到王熙凤的拒绝。此种情节上的前后对照，不仅说明王熙凤手中权力的削减，更展现出贾家由盛转衰后，家族中人在虑事心态、行事风格上发生的改变。贾芸送礼，虽算不得小说中的关键情节，称不上一个较大的“关目”，却堪称一个较小的“网格”。两处送礼的“网格”分别居于小说的前段和后段，二者遥相呼应，使得小说情节首尾相扣，形成一个闭环。总之，《红楼梦》网状结构可谓千丝万缕，重阳节是诸多线索中的一缕，但在反映家族兴衰的主旨中，起到重要作用。“慰语重阳会有期”的咏菊诗、“长安涎口盼重阳”的螃蟹宴、“念念心随归雁远”的女儿礼，共同汇成《红楼梦》中异彩纷呈的重阳意象。重阳诗作，为叙事文体增添韵文，在描写世情题材的小说中融入精雅生活；重阳美食，突出贫富盛衰的动态转化，聚焦诗礼簪缨之族继业传家的题旨；重阳节礼，牵连贾府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并赋予其“网格”的功能，用一个个“网格”嵌套于大关目中，共同构成《红楼梦》的立体式网状结构。“莫认东篱闲采掇，粘屏聊以慰重阳”，重阳节作为具有多种吉祥寓意和美好期待的传统节日，在清代尚有女儿节的内涵，但如今我们更偏重其敬老的意味。通过探讨重阳节在经典文学作品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可以加深对传统节俗的认识，发掘重阳节更为丰富的文化蕴涵。（作者：曹立波，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倪玥，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贾倩

光明日报作者：陈彦                                                            近年来，一批优秀文学作品记录时代发展。图为北京图博会上的文学展览。光明日报记者 刘江伟摄                                                            中国经典著作成为世界文学创作重要滋养。图为法国国礼《论语导读》。新华社记者 张爽摄                                                           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陆城门遗址 新华社记者 江汉摄我们聚集在良渚这个地方共话文学，必然要牵涉到悠久的中华文明史。当然，不在良渚，我们也会在别的地方谈论文学，正是因为良渚这样的地方，让文学成为更具历史纵深感、多维度甚至是高密度的话题。文学是从文明的纵深处走来的，可以称之为文学的东西，当然比良渚文明晚了许多。我们今天在这块土地上所说的文学，必然带有良渚的气息。良渚的气息是什么？是距今四千三百年到五千三百年之间，人类规模性、秩序化安居乐业，并开创了城市、水利等生产与发展新模式的历史场景和精神风貌，良渚也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这样大型综合的城市生活，包括出土的那些精美陶器、玉器、石器、漆器，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信仰、审美、创造、管理、分工、合作这些文学的基本构件，因为物质背后是人的温度与印记。良渚气息综合反映出的就是人的生命气息。中华民族的祖先，跨越了四五千年，正在这里给我们讲述着比文字更精彩的有关人的也是文学的生动故事。文明是庞大的社会进程，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链条，越往远古看，越有些碎片化，甚至互不关联。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向我们纷至沓来的，是不断被发现的一片片孤立星云，最终绘就一幅人类文明演化的星空图。到今天，飞行器可以在几十个小时内，让东西南北的人相互抵达。人几乎已经布满这个星球的所有角落，文明几乎无处不在，可谓满天星光。但无论是什么文明，人的活动才是试金石。认识人，认识你自己，才是文明的根底。而文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开花结果的。认识文学，也必然要回到各种文明形态的根部，寻找那些草创阶段的复杂河床走向，并由此辨识路标，创造和我们时代相应的、融通古今中西的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举世无双的连续性。良渚文明的发现，为我们接续起了五千年信史的坚实链条。博大的中华文明既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驰骋的沃土，也是文学家“扶摇直上九万里”展翅飞翔的蓝天。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就生动地阐释了这一点。他书写了自己之前三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史记》是历史巨著，也是伟大的文学经典。古老的思想、情感、人格、人性、人伦，以及道德、精神、价值、世界观等，仍然在这个宽阔的舞台上，塑造着一代代人的形貌与灵魂，并将发力久远。由此我想到中华文化中一个十分优秀的传统——史官制，及其所包蕴的重要文化精神内涵。中国的先哲孔子作《春秋》，包含着“人文化成”的宏阔思考。从司马迁到班固，再到欧阳修、司马光，包括编纂《四库全书》的纪晓岚，都与文学有关，甚至都可以被视为伟大的文学家。孔子对《诗经》的加工整理，完全是在完成一个文学家和文学编辑的工作。尽管他的价值意义可以被拿到思想、教育、教化的范围讨论，但估计他也不反对历史将他纳入文学队伍里来，我们也以此致敬他以艺术的审美价值泽被天下。文学是一种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类似史官的性质，记录下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做好时代的书记员，是历史对文学的选择，也是文学被看作历史的重要路径。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状态。面对丰富的世界资讯，文学也面临一个与人类关注点的对焦问题。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等，总之是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各路大军号角齐鸣，旌旗猎猎。然而，一切的一切，怎么与现实社会对准焦距，从而发出文学之声才是关键。文学面对物质的现实，不能追求它的急速效用，但“无用之物”最终真的变得毫无用处，那也是文学的悲哀。文学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仍然是一个经典的哲学命题。人类历史发展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就是前进到一定阶段，要回头寻找曾经绽放过的资源。西方文学艺术不断返归古希腊，到了现代，又反复回望文艺复兴时代。中华民族历史前进轨迹也在昭示着我们回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精神思想勃兴时期的明媚高光。中国戏曲发展到清代已是佶屈聱牙，看戏到了不掌灯研究剧本就无法听懂的地步，于是自然兴起了寻找宋元杂剧通俗性的集体“返祖”。书法艺术走到清代已臻至“精致把玩”的静态，有人一下回到长枪大戟、刀砍斧劈的汉代隶书，迅速打开一片天空，让这门艺术再次“大江东去”。我们的文学艺术，在人工智能时代，回望明清小说、唐诗宋词、先秦文学，直到良渚文明，是树立文化自信的需要，也是为了寻找新的创造生命力的源泉。在蒲松龄那里，在吴承恩那里，时间与空间、身体与灵魂、自然与生物、星空与花草是没有什么绝对分界的，一切只要能指向人的内心深处，能隐喻出光明与黑暗、生存还是毁灭等重大问题，就都会笔走龙蛇、气象万千。尽管文学有千万种表达方式，但要做好我们在场的书写，尤其是要面对我们的现实世界，一如今天主题论坛的题目“文学的创造力——世界文学的共鸣与人类社会发展”，我觉得有很多沉甸甸的话题值得讨论。人类不缺乏优秀的文明成果，但这些成果并没有得到一劳永逸的吸收。如何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语境，适应新的环境，不断复兴文明，并创造新的文明，是一个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人类一切早期文明，都显示出一种合作、交流、融通的态势。九州同贯、修齐治平，不仅仅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底色，许多文明也都呈现出类似的形态，要不然人类不可能形成现在这样星罗棋布、息息相关的分布格局。可今天，一些文明又在新的撕裂中持续震荡。人类直立行走四百万年左右，发展最迅猛的这二百多年中，从蒸汽机到电气化再到数字化，以及人工智能，真正出现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现代工业技术与文明。有太多的现实矛盾，昭示着人类的共通命题。凡是文学深度参与的书写，都是文学的高光时刻，包括对英雄主义、民族正义斗争波澜壮阔的书写，可以列举一长串伟大作家的名字。而一旦文学只进入个人情绪、情调与炫技的低吟浅唱，就迅速降低了辨识度与共鸣性。这是今天世界文学值得反思的问题。大量的史实说明，文学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学的创造力只能来源于世界的共鸣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战场”。文学需要跳出小众、一己，去感通时代精神，同时回望整个文明进程，不断反刍，从而把握一种气象，重拾《史记》《红楼梦》《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悲惨世界》的辉煌。这种辉煌是个人与时代、文学和现实，以及宏阔传统融通转化中的不断创生。你不关心他人，他人就不会关心你。文学也一样，你不关注现实，现实就会视你如陌路，各走各的道。文学本来是有力量的，我们从司马迁、杜甫、关汉卿、鲁迅、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那里，看到了如刀剑一般锋利和流水一般至柔的独异创造，看到以历史或文学的方式回应解决人类精神和现实疑难的淑世情怀。文学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是伦理的，也是法律的；是理想的，也是实践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藏在无尽的文明演进的时间里。文学之所以在文明演进中，于不同时代获得了很高礼遇，就在于它始终关注人类的中心命题，并紧紧咬住不松手。有时它就是那颗璀璨文明上的皇冠明珠。文明需要我们不断地修复美、创造美、实践美。现代性是历史与传统赋予它的阶段性认知，很快就会进入传统序列，但延伸向未来的传统不会消失。道不变，人亦不变。由个体经验出发，深度感通时代，创化传统，再回到现实，这是文学的题中之义，也是世界文明交流对话中具有同理心的“量子纠缠”。文明是人类共有的遗产，文学需要在文明的碧波荡漾与激水深流中，以更加有力、立体、饱满的形象，追求清晰的“显影”。（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此文为作者11月25日在第二届“良渚论坛”中外作家对话平行论坛上的发言节选）责任编辑：贾倩

中国新闻网作者：林波“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登飞来峰》中的诗句。“王安石在创作这首诗时，正值壮年，抱负不凡。”近日，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原副教授魏福明受访时表示，王安石在外放为官的途中，创作了这首千古佳作，“通常而言，京城为官意味着更多机遇，而外放则可能意味着远离皇恩，难再获重用。然而，王安石却以积极的心态展望未来，满怀信心”。千年之前的王安石很忙，忙着治理县政，也忙着写诗作文。            活动现场。 陈冲供图12月6日至7日，“王安石地方治理主题研讨会”在浙江宁波举行，业内专家学者齐聚，从王安石笔墨中解读其人生理想与抱负。1047年，27岁的王安石从淮南到鄞县（今浙江宁波）上任，没几天，就开始用脚步丈量民意，游历鄞县全境，进行调查研究，写下《鄞县经游记》。据鄞州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文博馆员李本侹介绍，在《鄞县经游记》一文中，王安石并未过多着墨于自然风光的描绘，而是将笔触深入当地的民情民生，其深切关怀与忧虑之情跃然纸上。作者梳理发现，这篇游记并不长，只有300多字。“至万灵乡之左界，宿慈福院。”这是王安石从县城出发的第一站。而后，他爬上鸡山，考察“砌工凿石”进度，夜宿广利寺（今阿育王寺）；碰到下雨天，难以东行，又在广利寺逗留了两日；从广利寺出发后，他又到访了灵岩、芦江、瑞岩寺等地。“从王安石的行迹图可以看出，这一趟主要是为了水利。”李本侹表示，“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在12天时间里，他走遍东西十四乡，调查研究，劝导乡民。在魏福明看来，王安石是一位优秀的县令，在鄞县任职期间，他在兴修水利、贷谷与民、兴学重教、保护民生、刻善救方等方面大有作为。“宁波的鼓楼曾有一个刻漏，是北宋的铜刻漏。他曾为其写了《新刻漏铭》纪念铭文。”据魏福明介绍，这是王安石的名篇之一，“其政谓何，勿急勿迟”，这实际上是王安石立志改革的坚定誓言，彰显了他决心以刻漏之精准与勤勉，推动政治革新，不容迟缓，不容阻碍。然而，王安石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当遭遇挫折和困难时，王安石也能接受道家的无为思想，追求躬耕读书、不求闻达的宁静生活。例如，《示元度》中他描绘了自己在“钟山”南边建造园囿的情景，表达了对自然环境的热爱和对宁静生活的向往。这种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使他在仕途坎坷时能够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宁静。在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铮强看来，范仲淹的岳阳楼，韩琦的昼锦堂，欧阳修的醉翁亭，王安石的半山园，都有特定的文学意境。据他介绍，半山园本是金陵城外一片叫白塘的荒地，王安石在此营建园林，以为归老隐居之计，《示元度》中就曾写到“老来厌世语，深卧塞门窦”。吴铮强眼中的半山园意境，可以用王安石的《马毙》中的“天厩赐驹龙化去，谩容小蹇载闲身”来定格，“所谓落拓，不过如此”。责任编辑：贾倩

中国语言文字作者：卜庆萍在南方茶乡，人们喝茶时，若是不小心把茶叶喝到了嘴里，不会吐出来，而是把茶叶嚼碎，吞入腹中，此谓吃茶。明代李日华《六砚斋三笔》载：“昔有客过茅君，时当大暑，茅君于手巾内解茶叶，人与一叶，客食之，五内清凉。”清代《保生集要》说“茗粥”（即茶煮饭）能“化痰消食”。其实，在古代，茶早就被当作食品摆上餐桌了。比如元代有一种玉蘑茶，用紫笋茶和炒米混合后磨成粉，调拌食用。到了清代，厨师常用雀舌、鹰爪等茶叶来炒河虾仁。“吃茶”还与婚俗密切关联。这源于古人对茶树的理解和认识。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中说：“种茶下籽，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由此可知，茶树不可移植之意，和婚姻的“从一”和“坚定”吻合，“吃茶”便进入古代婚俗之中，意味着许婚，即女子受聘于男家。宋代诗人陆游《老学庵笔记》曰：“辰、沅、靖州蛮男女未嫁娶者，聚而踏歌，歌曰：‘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这是对湘西少数民族男女吃茶这一订婚风俗的详细记载。清代曹雪芹名著《红楼梦》中有句：“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这是凤姐笑着对黛玉说的一句话，也体现了“吃茶”订婚行聘之事。川西北阿坝羌族婚仪中的“吃茶”，独特而富于情趣。男家迎亲时，队伍所到之处都要行“吃茶”礼。寨寨有人过来给迎亲队伍献茶、送祝福，场面十分热闹。“吃茶”这一古老习俗，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和厚重的文化意蕴。时至今日，“吃茶”文化依然表达着人们对美满生活的追求。来源：语言文字报责任编辑：贾倩

作者：江星“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陆游《闲适》）当我读到纳兰性德的诗词，就觉得他的词最符合秋的特质，字里行间，充满浓浓的儒雅和美感。先看我最喜欢的《木兰花·拟古决绝词柬友》：“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零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在萧索的秋日，词人用女性的口吻来痛骂薄情而又寡义的负心人。纳兰词中抒发的深情，让人感慨万千。词的开头借用汉朝典故来诉说悲情故事。接着用杨贵妃的故事来寄托一种虚无的美好。开篇“人生若只如初见”，是纳兰对爱情的一种美好寄托。初次相见，一切都是美好的，然而世间所有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对等一说，人与人的情感更是难以捉摸。“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这首《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读来让人潸然泪下。字里行间充满了缠绵的爱意。乍然离别，难免恋恋不舍，这里不只有真情，更有为结发妻子早逝而扼腕的叹息。往年一到秋天，妻子便催促他添加衣裳，以免着凉。今年又至秋风凉、落叶飞之际，只有自己对着窗户，看着夕阳，思念往事，再也不见伊人在他喝醉酒时，为他铺床叠被、嘘寒问暖。过去夫妻之间这些关怀体贴，无不被他视为寻常。词的第一句“谁念西风独自凉”是反问句，渲染悲痛心境，尽显思念与绝望。“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这首《蝶恋花·出塞》，将纳兰的人生阅历与胸怀尽显无遗。这个汇聚了太多情感的季节，总是能轻易触动词人心底那根弦。开篇即借古说今，接下来用白描手法描绘出一幅塞外和平图。那些被西风吹红了的老枫树让人想起战士的鲜血，这种对历史的回忆，让我们心中顿生感触。“一往情深深几许？”词人是在抒发自己对祖国的一腔热忱，还是对昭君发问？纳兰将豪迈、温情与凄婉、失落糅在一起，意味深长。这亦是他恻隐之心的体现。纳兰所处的时代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但他笔尖的感触是真实的。“人生若只如初见”，道出了充满希望的眷恋。秋天是凄凉的，但纳兰用无限的诗意，激活了秋天的生气。来源：《语言文字报》责任编辑：王晶 过超总平台审核编辑：徐睿明

光明日报作者：徐风                                                 长篇小说《包浆》和紫砂壶 汤智勇摄                                               紫砂壶集散地蜀山古南街 刘政摄一辈子没有长久地离开自己的家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种缺失还是福报？当很多作家在遥望着故乡、抒发乡愁侃侃而谈的时候，我只能徜徉于家前屋后的溪流边作逍遥观。早年我并非没有仗剑远行的宏伟抱负，但命运使然，最终还是留在了自己的血地。闲来无事，啜茗品墨，一把紫砂壶是少不了的。这样的一壶茶，喝着喝着就流进我的血管里了。许多年后，紫砂壶和它背后的江湖，以及器物故事，成了我文学书写的一个主要载体。我的家乡在太湖西岸的陶都——江苏宜兴。说它是陶都，是因为这里有七千年的制陶史。紫砂壶独步千秋，享誉海外。这么说吧，我是通过对紫砂壶的书写，慢慢地打开我的精神原乡的。家乡的山水养育了我，而它的精神内核，却需要我进行长久的跋涉才能读懂。我最早也写小说，关注江南地域百姓生态。2005年，王蒙先生来宜兴，我陪他到紫砂工艺厂参观。在与壶艺大师互动之后，他对我说：“其实紫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你为什么不写紫砂呢？”还幽默地说：“写紫砂，你有优势，我们肯定写不过你！”其实，对紫砂壶的喜欢，一直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小时候我一直生活在外祖母家。那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镇，文脉很厚。我的外祖父是一家陶器店的老店员，精通各种陶器。他经常用一把小榔头，敲击那些缸瓮罐缶，听声音就知道它们的品级。晚上，他住在店里守店，我常常陪着“焐脚头”。记得那是在一个狭小的阁楼上，夜里听他讲山海经故事。当他盘点那些器物时，我就在一旁玩。所以我从小就熟悉那些日常的陶器，大到水缸，小到砂锅，乃至茶壶、茶盅，以及生活日用的坛碗瓢盆。他自己习惯用一把包浆很亮的老茶壶喝茶。那壶跟他深酱色的额头很相似，而壶里发黑的茶水浓酽得苦唧唧的，这就是我最早对用茶壶喝茶的印象——年轻时我就用家里的老茶壶泡茶，给人一种老气横秋的感觉。所有这些背景情况，都成为我写紫砂题材的启蒙。慢慢地读了一些书，特别是读了一些有关江南文化的书籍，感觉紫砂作为一种器皿，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载体，是江南文化的典型个案。它与江南的风俗史、手艺史、生活史，都是打通的。太多的耳濡目染，让我对紫砂书写有一种特别的神往。在获得2015年年度“中国好书”的传记作品《布衣壶宗——顾景舟传》里，我写道：“……一柄古风霜怀的紫砂茶壶，身世平淡却暖手温心，终究与俗世不离不弃，幸留壶命。且吸纳吴地脉象，滋润世代壶客；又因文人宝爱，为其凿字赋诗，壮声提气，身份便有些不俗。壶手一旦与文人投缘，渐渐便有了头面。所抟妙器，为人间平添一味雅玩，亦为当地开掘了一份世代不衰的传宗产业。”紫砂茶壶原本只是滔滔人世的一件饮茶之器。如果肯给它一张干净的茶桌，它会显得仪态静雅，饱浸茶汤之后，会泛出恬淡幽光，溢出清雅茗香。一把壶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的生长也要有一片沃土，与江南的民俗、诗词、书画、器物、手艺、弦乐乃至美食，都是十指连心的关系。优秀的民俗民间文化是作家精神家园的根底。它涵养我的气质，赋予我一种文化自觉，让自己在《尧臣壶传》《花非花——蒋蓉传》《一壶乾坤》《读壶记》等非虚构作品里，并不满足于描绘传主的身世、身手和作品，而是专注于由“器”到“道”的升华与演绎。太多的美器装点了这个喧嚣的世界，唯有大道至简的妙器，才能演绎“天人合一”的内涵，给出一种人间的高境。比如《一壶乾坤》里写到的清代壶艺大家邵大亨，其代表作之一《八卦龙头一捆竹》，壶身由六十四根仿细竹围成，壶盖塑以八卦图案，盖与钮系太极图符。壶把与壶嘴如神龙之首，壶身的束带装饰，使壶腰线条恰似束紧的竹捆，意境自然。壶底则精工细刻成“河洛图书”式的星象纹。在技法上，看似烦琐，实则简洁。一把壶，装进了天地日月，已然超出“巧夺天工”的范畴，而摆渡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又比如《布衣壶宗——顾景舟传》里写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工艺学会创始人、陶艺家加藤达美来拜访顾景舟。加藤在日本，名头大，也很自负。开始他没把顾景舟放在眼里，进得屋来，见到简陋的工具桌上，只有一个“扁仿鼓壶”和一些整齐摆放的工具。突然，他的目光变得平和了，拿起做壶的工具端详，说他到过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从来没有见过像“扁仿鼓壶”这样的作品，特别是每一件工具都是艺术品！这些细节的背后，其实是有江南文化史、手艺史在支撑的。独特的艺术都有地域文化的滋养，文学亦如是。我在写作这些作品时，大量的功课不仅来自田野调查，而且专注于对地域文化中那些积淀深厚的内在经络的梳理。历史与现实、古典与现代、器物与精神，那些纵横交错的历史线索、氤氲秀雅的江南水乡、千变万化的紫砂工艺、斑斓温润的阳羡文化、颠沛流离的艺人命运和高山仰止的大师人格，构成我的“紫砂文学”的重要质地。比如，在《江南繁荒录》里，我试图纠正世人对江南的一种“偏见”。似乎一说到江南，就是莺飞草长、小桥流水。其实，这里曾经也有太多的艰辛与苦难，只是江南人总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承受而已。我希望通过以“繁”与“荒”的对比，书写更为广阔的世俗生活，打通“文人江南”与“民间江南”的精神共相，激活被格式化的地理江南。我就这样脚踏着家乡的土地，于江南一隅，安静写作。连续多年的非虚构书写，突然让我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许多素材、感受，需要一双虚构的翅膀来激活，并且跟我的思想、感情起飞。相信有一种更自由的叙事方式，能帮助我打开紫砂世界和江南文化的广阔天地。这就有了长篇小说《包浆》。这里应该是一个“更江南”的所在——蜀山古南街，葛家三代人的紫砂收藏故事，带出烟火漫卷的时代生活。我曾经无数次领着朋友来这里参观，却很晚才知道，这里竟然是我那早逝祖母的出生地。她是一个窑户的女儿，自小识文断字，喜欢读《红楼梦》。18岁那年离开这里，就再也不曾回来。《包浆》这部小说里没有她的身影，但通篇都有她的气息。突然明白，我如此醉心于紫砂书写，冥冥之中或有祖先昭示。葛家三代人的奋斗史里，融入我家先辈的血脉与烙印。我通过他们来写中国人的器物观，写人与器物的关系。人如何创造器物，又在器物上丢失了自己，最终又在器物上找回自己。人与器相互成全，让器物有生命，让器物说话。现实中的蜀山古南街是紫砂发源集散地之一，而小说里的“古南街”应该是它审美意义上的“升级版”，两者之间有互通之处，但在小说文本里，“古南街”融合了儒释道的精髓，它们的和谐共存，给了紫砂壶得以发扬光大的平台。诗性江南的审美精神，历代艺人与文人联袂的前赴后继，赋予紫砂壶清刚之气和清静之性。如果可以转换成画面来表达，《包浆》里的古南街应该是诗性江南的范本之一。我终于在“虚构女神”的引领下，沿着我的“故事套盒”的轨道，将作品里诸多神秘、复杂、模糊的江湖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联合体，与读者共享了“人道大于壶利”“命比壶大”“尚真向善”等精神内核。从今年第四期起，我在《收获》杂志开设“江南器物”专栏。我的创作视野，又从紫砂壶扩展至“江南器物”。在江南文化沃土的背景下，我想通过田野调查、名物研究、史志爬梳、古籍钩沉、非遗检索等方法，以扎实的史料和民间资料为基础，结合具体可感的多件器物，通过翔实的史料推演，带领读者重返历史现场，再现江南劳动人民的创造能力，呈现器物长河的波澜壮阔。文中有艺，有人，有事，有道，尽显江南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器物不但有生命，也是有“志”的。每一件器物背后，都有一个传奇故事，而许多故事，跟气节和守志有关。“器隐镇”成了我讲述江南民间百余年来器物生活的载体。我想在这里演绎一部江南版的“清明上河图”，各种人物将在这里登场。从科举、稼穑、节庆、风俗、嫁娶、餐饮、庭院、家具、服饰、舟车、礼品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渐次展开，描绘江南民间器物的起始、传承、契合、演变。写中国文化在江南土壤中的落地与生发，从古代农民创造的龙骨水车，到犁耙锄钎等耕作农具，从碗碟盘盏的日常器皿，到鼎龛鬲匜等古代器皿在彼时社会生活中的使用。一件件江南器物，在温习稻饭羹渔里的日常生活之余，挖掘出其中的历史、文化、掌故、情感，印证器物背后的人生、人性与文化精神。托江南之名，借器物说世。感恩养育我的这片广袤而深沉的土地。对于江南潜移默化的内在深切感知，让我可以从容避开一己想象，直接进入江南的日常，深入江南生命机体的内部，以古典的人文江南和民间江南，来确认自身的位置和心灵归属，在重述江南器物的故事中，不断发现江南生活的精神魂魄，确证价值立场和生命本色。（作者系一级作家、江南文化学者）责任编辑：贾倩

光明日报作者：叶祝弟                                                  小说《繁花》借助同名电视剧热播得以迅速“出圈”。图为电视剧剧照。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现状和发展态势？在我看来，一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新媒介技术的充分介入已经深刻地影响到文学生产、传播和评价全流程，文学观察增加了新媒介这个重要维度。同时，新媒介技术的进步，加上大众教育的普及、文化产业的繁荣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写作的门槛大幅度降低，更多的人乐于试水文学创作，并且取得可观的成绩。另一方面，文学整体上不满足于面上的拓展，而是不断在寻求深度和高度上的突破，对时代需求和读者期待作出积极而有力的回应。1.“媒介”正在成为文学活动的一个关键性要素创作的媒介化是文学生产发生重要变化的驱动力量，使得创作活动可以实现跨媒介、跨产业链、跨时空的流转。新媒介与文学的“通力合作”，催生不同于平面媒介的叙事方式、书写方式和创作模式，也使得创作的内涵、创作的流程、作品的形式变得更加多样化，多模态、跨类型、混合文体不断出现。同时，创作者的表达形式、写作模式变得更加灵活，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换代而不断焕发新活力，加速了文学“出圈”，使作品能够更好地展现出时代的生活现场和情感氛围。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化使得原有的文本类型、叙事方式、写作模式不断演变，新的创作方法和写作理念也随之诞生。当代作家勇于借助新的媒介，进行新的文学创造与文化创新。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曾经提出文学活动的四要素，即作品、世界、作家和读者。今天我们不得不认真审视媒介现实：“四要素”是不是有必要升级到“五要素”，将“媒介”列入？媒介深刻影响了文学，媒介的变革和读者的阅读方式、审美方式，将反过来主导、推动着文学样态的变革。读者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对象，更是主动参与的创作主体。作品是开放的，也是流动的，如一个枢纽，用自身文学性去关联起社会性和时代性，与历史、现实和日常生活展开有效对话。新媒介时代，文学创作不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过程。只有通过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充分激荡，文学才能重新激活自身的能动性，扩大边界，不断拓展生长空间。媒介的全面介入，是当代文学生产新的风向。这不仅是一种文学图谱或者情感结构的变化，更是文学生态和文学观念的新变。比如，新媒介语境下，更多的普通人拿起纸笔，投入面向自我的民族志式写作，“写作人人可为”的理念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他们的写作呈现出自传体、真诚性和真实性特征，提供了异质性的经验，风格质朴、清新，将门卫、快递员、外卖员、清洁工等群体纳入文学的视野，拉近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为整体文学生态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作家的姿态和形象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瑞士学者樊尚·考夫曼著有《“景观”文学：媒体对文学的影响》一书，指出：“当下的文学比其他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加需要去迎合景观效应。作为一名作家，如果他想要在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便需要抛头露面，在媒体面前证明自己是谁，承认自己的真实存在……”文学景观化是文学生产不断跨界、融合的结果，意味着文学的影响力超出了文学领域本身，而进入不同文化价值链、产业链和公共文化生活。小说《繁花》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得以“出圈”，固然是作家金宇澄和导演王家卫的相互成就，但短视频传播也发挥了极大的“破圈”效应，背后的一整套生产逻辑和传播逻辑都在改变着既有规则。借助景观化，文学资源可以不断转化为共同情感、创意体验和审美参与。2.当代文学不断向深处发掘、向高处攀登新媒介语境下，当代文学变得更加鲜活、富有生机，但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流于表面，也没有醉心于“小打小闹”，更没有完全迷失方向，而是不断寻求新的可能性，向深处发掘、向高处攀登，坚持以作品立身，力争为读者提供更为充足而丰厚的精神滋养。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关于“何谓中国”的文学讲述正在成为一个连绵不绝的写作现象。《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北纬四十度》《上河记》《西高地行记》《西行漫道》《汉水的身世》等作品，都是作家自主开展的一场关于历史、关于当下、关于自我的深刻探寻。他们努力在远山近水之间触摸历史、感悟现实，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壮游是一种思想和文化的行走，虽然这样的行动是个体的，但是作家、文人、学者式的行走，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文明意义。当代作家以行走的方式触摸中华文明的肌理，在行走中重新发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通过寻找新的山水精神和背后的文化传统，进而在与当下对话中重新构建意义世界。当代文学在内容上更善于关注宏大的时代命题，视野也更为开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作家们青睐和瞩目的题材范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下活生生的现实进行充分对话，进而焕发出新的强大生命力。当代作家自觉担负起自己的使命，运用适宜的方式将“传统”引入“时代”，将经过转化的传统引入当代生活之中，使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活的部分。尽管“虚拟现实”已经在我们的身边环绕，但是作家们还是自然而然地回到我们历史文化集体记忆中去找寻源流、支点和勇气。比如，以味辨物、以味论道是中国人探索自我与外在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方法论。英国学者胡司德在著述《中国思想：从孔夫子到庖丁》里写道：“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比中国文化更强调食物的准备和食用。这样一种对于食物的痴迷古今一贯，体现了中国人的敏感性以及中国人的一般生活方式，人类文化通过品尝与消化来体验和解释世界。”蒋韵的《北方厨房》、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葛亮的《燕食记》等作品，不约而同以味觉来呈现一个“我食故我在”的日常世界，同时寻找到一条深入中国文化传统和悠久历史的秘密通道。这样的创作绵延不绝，并且呈现出开阔的历史和社会视野，在一个现代与古典、个人与历史回环往复的过程中形成以“味道”为中心的新古典叙事。在长篇小说《燕食记》中，葛亮通过“味”，以一种温和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重建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的哲学。“味”无形，却可以勾连起历史的纵深感，以及复杂的社会现实，同时“味”本身也变得可触可感，最终获得形状和分量，建立起一个有情的世界，并且彰显出中国人的生命观。“味”在文学上的回归实际上提醒我们，在不断加速的时代语境中，我们的感受力需要依靠“慢生活”来恢复，努力回到日常，而又不坠入庸常，在“远方”与“地方”之间，在“味”与“道”之间，保持个体灵敏的感觉。“味”是个体记忆进入集体记忆的一个通道。谢冕的散文集《觅食记》开宗明义：“吃饭喝酒，是味觉上的享受，讲究是味道。”味道是一种主张，好的美食应该有味、够味、足味，断然拒绝乏味。但文章谈美食，谈味道，何尝不是谈人论世？目的并不只是品味美食，亦不是什么“言宴饮之道”，而是“适时之感也”。味道，乃是“追寻人生的一种境界”。从书写的空间而论，当下的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都在呈现新的气象。城乡问题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元问题，城乡文明融合下的新乡土叙事，致力于构建日常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当下的中国乡土文学，更多地被放在城乡文明的双重结构中来理解。在“向城涌进”“在城望乡”之外，当代乡土文学重点关注“城乡融合”。可以说，作家已经观察到城乡融合语境下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从而让乡土文学呈现出新的面貌和姿态。就城市文学而言，今天的作家投入精力书写城市传记，实际上是在为城市寻找传统秩序，梳理历史脉络，让“城市”成为作品的主角。一部城市史，不仅是一部现代文明史，也是一部现代心灵史，城市传记的书写就是将之留存下来。这样的传记虽然不乏虚构，但大多追求合理性和自洽性，从而带来另外一种新的真实。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作家的穿针引线，散落的城市历史有了血肉，碎片的城市故事有了内在的精神联系。总之，当代作家一方面不断回到常识世界，进而重申把常识和人性作为写作基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乐于从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抽离，走向野地，融入天地，对话历史，呈现出面向传统、面向时代、面向世界的写作姿态。（作者系《探索与争鸣》杂志编审、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责任编辑：贾倩

《红楼小人物》 梁归智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清]孙温绘“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对《红楼梦》的一句评价。在谈及这个话题时，鲁迅对《红楼梦》的写人艺术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很高的评价。他提出《红楼梦》“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摆脱旧套”，对后来的读者很有指导启发意义。除鲁迅上述观点外，对于这一问题还有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学术空间。近读梁归智的《红楼小人物》一书，颇受启发，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从小人物入手探讨《红楼梦》的写人艺术，这是一个颇为新颖别致的角度，由此可以对这部小说思想、艺术的成就和智慧进行更为深入的揭示。所谓小人物，一是指其卑微的身份和较低的社会地位，二是指其在作品中较少的篇幅和不太重要的程度。梁归智教授所谈的，涵盖这两个层面。在该书中，他重点探讨了袭人、晴雯、麝月、秋纹这些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主要是丫鬟和小厮，也论及贾家的本家亲友、社会关系这两类人物，其中冯紫英、卫若兰、水溶等的身份和地位并不低，但出场很少，所费笔墨不多，也归入小人物之列。将《红楼梦》放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对其在小人物书写上的成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楚。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长篇章回小说，描写人物众多，不能平均用力，肯定要分主次，那些次要的小人物在早期的作品中只是一个符号，仅具道具功能。比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身边的童子，不知道姓名、相貌，更不知道其性格，面目模糊。同样，《水浒传》中的董超、薛霸，这两位先是在野猪林谋害林冲，后来又跑到大名府谋害卢俊义，虽然出场两次，但也不过是差役的符号而已，没有性格，读者对他们的印象只是两个名字。还有小说戏曲中常见的秋香、梅香之类的丫鬟，也是这类具有穿针引线功能的龙套人物。这些小人物只是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存在，作者书写的时候不过信手拈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不会在这类人物身上多花费笔墨。但《红楼梦》则不同，曹雪芹除了对核心人物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浓笔重墨、详细描写，对小人物的书写也颇为用心，这些小人物虽然出场不多，但性格独具，给人印象至深，比如刘姥姥、贾瑞、贾芸等都写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即便只出场一次，也往往令人过目不忘，如在眼前，如焦大、傻大姐、卜世仁等。这些小人物既映衬了核心人物，又自成一体，相比早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写人艺术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拓展。借用鲁迅的话来说，《红楼梦》打破了历来小说书写小人物的旧套，写出新意和深度。小人物用心书写的背后是作者曹雪芹可贵的平等思想，在《红楼梦》中，这一思想主要通过贾宝玉这一人物体现出来，这种平等既是指性别，也是指等级。正是有了这种可贵的平等观念，才会给予小人物特别的关注，愿意在小人物身上花费笔墨。这种平等思想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作者的生花妙笔呈现出来，抓住人物最为突出、明显的特点，寥寥几笔，着墨不多却极为传神，小人物留给读者的鲜活印象有时候并不亚于核心人物，体现了曹雪芹高超的艺术智慧。梁归智选取小人物作为研究对象，是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表现出不俗的学术眼光和感悟能力。但他并不满足于此，毕竟对《红楼梦》小人物的研究成果此前已有一些，梁归智以其对《红楼梦》的精深理解，另辟蹊径，揭示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一个深层秘密，那就是以写诗的方法写小说，也就是说《红楼梦》是一部诗性小说，从这个角度探讨《红楼梦》对小人物的书写，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所谓用写诗的方法写小说，按照笔者的理解，就是曹雪芹不单单塑造人物、讲述故事，还赋予人物、故事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匠心，使其具有诗的灵性和意境，这正是《红楼梦》的重要艺术特色。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世情小说，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传奇性较强的小说不同，它写的是日常生活，不外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尽管是一个贵族之家的日常生活，每天的内容也会重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果平铺直叙，很容易写成冗长的流水账。《红楼梦》匠心独运，以诗的方法写小说，避免了这一弊端，以灵动、巧妙的笔触，借由中国诗歌艺术，赋予人物、故事以诗意，这固然是艺术手法，何尝不是作者生活态度的写照。其中不少场面如黛玉葬花、宝钗扑蝶、龄官画蔷、晴雯补裘、湘云醉卧等，都是平凡的生活场景。但在曹雪芹笔下，富有情趣，充满诗情画意。那么，这种创作方法如何体现在小人物的书写上呢？梁归智通过对《红楼梦》中90多位小人物的细致考察，进行全方位的揭示。在他看来，这些小人物大多隐含着某种“诗性”。这种“诗性”体现为人物的艺术功能，也就是说，这些小人物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丫鬟或小厮，而是被作者赋予不同的艺术内涵。比如贾宝玉身边的丫鬟，明显可以分为两个类型，袭人、麝月为一类，晴雯、芳官为一类，这两类人物分别与薛宝钗、林黛玉相对应。显然，这是作者有意的安排，袭人、麝月身上有薛宝钗的影子，她们的思想、气质相近，构成了一种有趣的映射关系。晴雯、芳官之于林黛玉也是如此。这种人物的对称式设置及映射关系在前代小说中是没有的。这种“诗性”也可以体现在作品人物的姓名上，比如贾芸的舅舅卜世仁，仅仅通过这个名字的谐音就可以知道其为人。作者拈出这个名字，再通过贾芸借钱的情节加以充实，给人的感觉与《水浒传》里的董超、薛霸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卜世仁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是有着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总体来说，这种“诗性”体现在写人、意象、结构、抒情等各个方面，是《红楼梦》的重要艺术特色，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既要关注这些小人物自身的性格，也要留意曹雪芹背后的匠心。全书最后，梁归智还专门撰写了《红楼梦写人之妙》一文，在对全书小人物细致考察的基础上，对《红楼梦》写人的手法进行概括，将其概括为二纲八目二谛及三象合一，构建自己的《红楼梦》写人体系。这也是梁归智这部《红楼小人物》的第三个特点，那就是将对作品艺术特性的分析建立在对文本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梁归智所使用的术语都是中国式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不机械地套用西方的文艺理论，反对红学研究中的教条和惯性，但也不排斥西方的文艺理论，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分析小人物的书写，适合哪种理论就用哪种。这也是梁归智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研究方法，一如他在《红楼疑案》《神仙意境》等书中的写法，不拘一格，挥洒性灵，隽思妙语，信手拈来，这正符合曹雪芹以诗的方法写小说的特点，研究与作品之间有着内在的契合。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体现在红学研究上，也体现在梁归智对其他小说如《封神演义》等的研究上，颇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总体来看，梁归智的《红楼小人物》一书视角新颖独到，人物分析深入到位，有助于对《红楼梦》艺术妙思的理解和把握，值得细细品读。（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责任编辑：贾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