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喜欢喝茶的父亲每次下地干活，总会在大榕树下焖一壶用碎茶叶泡的浓茶，小憩间隙畅快地喝上几大口。等晚上劳作完毕回到家，父亲便在家门口老槐树下与街坊邻居唠嗑，一大壶浓茶常常会变得没了颜色。自从大姐远嫁，父亲喝茶的品位才慢慢上了档次。姐夫家所在地方出产一种品质很高的普洱茶，知道父亲对茶情有独钟，大姐每年千里迢迢回娘家，就给父亲带回一些。不知父亲是看到好茶叶兴奋，还是见到很久未曾谋面的大姐高兴，脸上笑开了花。一生清苦的父亲小心翼翼地用大姐带回的茶叶泡了一壶浓茶，细细品了一口，眉头皱了下，之后又笑着说：“好香，真是香极了！”大姐说：“这普洱茶在全国都非常出名，下次我还给您买。”大姐走后，父亲就再没碰过那些普洱茶，平日里依然泡他的碎茶末。因为路程实在太远，大姐每年回娘家一两次，每次回来依旧会带普洱茶。父亲高兴地接过茶叶，无比慈爱地把大姐看了又看。大姐问父亲之前买的茶叶喝完没有，父亲说喝完了。那时我年纪小不太懂事，就当众把父亲藏的普洱茶抖出来。大姐看看茶叶，又看看父亲，十分不解。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茶叶太苦了。”大姐恍然大悟说：“是您泡茶的方法不对，也怪我事先没给您说明白，喝普洱茶不像您之前用的普通茶叶，不需要那么大的量……”说完，她拿出专门给父亲买的新茶壶示范起来。茶泡好后，父亲喝一口，舒心地笑了，不住地点头。之后他就喜欢上了大姐带回来的茶，每天在家门口槐树下，一边喝茶一边向街坊邻居炫耀：“这茶好喝，我大女儿买的！”以后的日子，大姐有了自己的孩子，回来的次数更少了。父亲的茶却越喝越浓，即使泡多了茶叶也不嫌苦。我问他为什么喝如此浓的茶，父亲说：“茶叶喝光后，你大姐就该回来了。”我给大姐打电话，大姐二话不说，不到一周就赶回来了。看到大姐，父亲笑得乐开了花。父亲一天天老了，可依旧每天在家门口槐树下用大姐带回的茶叶泡上一壶浓茶，一边喝一边自语道：“凤儿，你嫁那么远，要是想家了，就赶紧回啊！”无数个日子，父亲倚在窗前盼望着大姐熟悉的身影出现；无数个夜里，父亲在心中一遍遍念着大姐的名字。原来父亲那么钟情于泡浓茶，不仅是因为对茶香的偏爱，更是一位老父亲对远方游子的万般不舍和牵挂。茶香悠悠，父爱绵绵，在记忆的闸门里，我又闻到他手里那一抹满含牵挂的茶香……（作者单位：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东庄中心小学）责任编辑：林跃佳 孙靖总平台审核编辑：贾勤缘

《封神演义》插画 严文胜绘 图片由作者提供清《封神真形图》姜子牙像 图片由作者提供从“哪吒”系列到“封神”系列，近几年，一批改编自古典小说《封神演义》的电影可谓备受瞩目。那么，小说中常提到的“封神榜”到底是何含义？实际上，在小说里，封神榜被设定为武王伐纣战争的封神名单，姜子牙负责对正反双方死难将士的魂魄进行重组，将他们分封到雷部、火部、瘟部、斗部、水部、财部、痘部、太岁部等八部正神之中，让他们重新“上岗”，协助昊天上帝掌管世界秩序，纠察人间善恶，检举三界功行。但上榜名单是预先圈定好的，姜子牙只是个宣榜祭司，故事角色的行为善恶，并不会改变榜单名次和个人命运。那么，这份榜单在故事中还有什么意义呢？“榜”在古代小说中的结构功能传统民间故事多是单一主人公的短故事，说书人若要将这些短故事敷演成长篇评话，就需要有一根绳子，将众多同类故事“捆”到一起。早期的长篇评话，许多脱胎于“英雄结义”故事，如“桃园三结义”“五虎将”之类，通过结义把不同的英雄故事“结”到一起。宋末元初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将这种小规模的小结义模式推向了集团式的大结义模式，原本分散的英雄个体，被三十六人榜单捆绑在一个英雄集团之中。原本互相独立的武松故事和燕青故事，因为这样的榜单，就被捆绑在一起，听众只有听完了这三十六人的故事，才算“集齐全套”。这种“串联式”的英雄故事，也是长篇英雄史诗最常见的结构模式。以我国著名的英雄史诗为例，蒙古族《江格尔》通过江格尔串联起了洪古尔、萨布尔、萨纳拉等十二名雄狮大将和数千名宝木巴勇士的故事；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则分别讲述了英雄玛纳斯及其子孙七代前赴后继抗击外来侵略者和各种邪魔势力的故事。每一个英雄故事既独立成篇，同时也是整体史诗的一部分。宋元开始，结义故事日益流行。据元杂剧《寿亭侯怒斩关平》记载，关羽等五虎将各有一子，仿照桃园结义模式，五子结义，同往征讨江夏张虎。结义故事的极致发展，就是“石碣”形式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大结义，正如梁山众头领所称：“天地之意，物理数定，谁敢违拗！”但是，从人物关系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在这种大结义的大名单中，人与人之间很难保持同一种“手足”关系。朱仝和李逵就是一对冤家，正如朱仝说：“若有黑旋风时，我死也不上山去！”所以说，梁山好汉的结义，是“物理数定”的硬结义，很难维持“三结义”同生共死的情感内涵。串联式英雄故事的极致发展，就是榜单式英雄故事。《封神演义》中的封神榜，号称“收聚三百六十五位正神”，如此众多人物，显然无法使用“结义”的方式来捆绑，只能另谋榜由。小说中说到姜子牙下山时对封神榜有个简单交代：“昊天上帝命仙首十二称臣，故此三教并谈，乃阐教、截教、人道三等，共编成三百六十五位成神。”这段话过于含糊，所谓阐教、截教、人道三教分立，属于该书独创。书中对人道没有交代，但是对截教与阐教的矛盾有所交代，大约是将截教设定为“歪门邪道”一派。这样一来，等于将“三教并谈”共同拟定的封神榜设置成了不同来历的神灵大榜，自然也就消解了结义榜单的同质性。封神榜是一道“壮丁榜”很多人会将封神榜“榜上有名”理解成“金榜题名”，但封神榜还真不是什么好榜。书中说到正方（西岐）哪吒与反方（朝歌）张桂芳交战时，旁白称：“一个是莲花化身灵珠子，一个是封神榜上一丧门。”正方陆压道人咒骂反方余元时也说：“你逆天行事，天理难容，况你是封神榜上之人，我不过代天行罚。”即便提到反方忠臣闻太师，书中也称其“无福成仙称道德，封神榜上列其身”。由此可见，名列封神榜并非幸事。凡是为纣王效力的反面角色，多数都是截教徒。所以当反方赵公明战死之后，云霄娘娘哭道：“吾师（通天教主）有言，截教门中不许下山；如下山者，封神榜上定是有名，此是天数已定。吾兄不听师言，故此难脱此厄。”这番话暴露出小说的内在逻辑不够严密。既然小说已经预设了封神榜就是三教教主元始天尊、通天教主、老子三人共同拟定的，一旦生效，就已成天数，不可更改，那么通天教主又何必告诫“截教门中不许下山”呢？不过，封神榜也并非一无是处。依据小说设定，应该是昊天上帝出任天帝之后，邀请阐教、截教、人道，三教首脑先议了一个等级标准，小说中借元始天尊与通天教主的对话予以说明：“当时在你碧游宫，共议封神榜，当面弥封，立有三等。根行深者，成其仙道；根行稍次，成其神道；根行浅薄，成其人道，仍堕轮回之劫。”也就是说，修道之士的最高境界是仙道，其次是神道，再次是人道。那么，修成仙道的都有哪些人呢？小说中一个也没有。书中出场的仙人，除了三位教主，就是南极仙翁、度厄真人、太乙真人等，他们一出场就是修仙导师的级别，而且早就清楚“标准答案”，全程只是坐在教练席上看徒弟们交战，偶尔下场指点一二。按照书中的设定，神道比仙道次一等，正如通天教主所说：“吾三教共议封神，其中有忠臣义士上榜者，有不成仙道而成神道者，各有深浅厚薄，彼此缘分，故神有尊卑，死有先后。”通天教主门下，大多法力高强，逞强使性，关键是“助纣为虐”，所以入不了仙道，只能止步于神道。说白了，小说中的封神榜，其实就是昊天上帝的内阁“壮丁榜”，大凡具有特殊才能的杰出生灵，无论人兽、无论善恶，先将他肉身给消灭了，摄其英灵，推入内阁，尔后量才施用：“虽为恶煞，尔宜克修厥职，毋得再肆凶锋。”其他如杨戬之流，法力高强，立场也正，可是既升不上仙道，也坠不入神道，那怎么办呢？小说中说：“后来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韦护、雷震子，此七人俱是肉身成圣。”按照小说设定，这应该是介于仙与神之间的正果，一种脱胎换骨、超凡入圣的修为境界。书中唯有姜子牙最为命苦。元始天尊说：“你生来命薄，仙道难成，只可受人间之福。成汤数尽，周室当兴。你与我代劳封神，下山扶助明主，身为将相，也不枉你上山修行四十年之功。”也就是说，姜子牙注定成不了神仙，只配享受人间福禄，所以书中让他大器晚成，八十岁拜相，九十八岁佐文王定天下，受封于齐，成为齐国始祖。民间祭祀仪礼中的封神榜人类在生育、婚姻、死亡、季节转换等时间节点上，都有特定的过渡礼仪来加以标识。所有仪式在其不断丰富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都会附着一定的民间文学。仪式与文学的结合，让仪式充满欢乐或悲情的浪漫色彩，也让文学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比如，藏族的婚姻仪式往往请史诗艺人演唱《格萨尔王》的“赛马称王”，江南的葬礼常常演出《孟姜女》的“千里送寒衣”，求雨仪式则演《窦娥冤》的“六月飞雪”，中元节必演《目连救母》。江南乡村盛行水陆道场、罗天大醮、太平清醮等。无论哪种醮仪，在遍请诸神之后，都会有一个超度亡魂的仪式单元。日本学者田仲一成指出：“乡村迎请的许多孤魂牌位之中，战死英灵的神主站在中央，受到最为周到隆重的奉祀。”从维护国家稳定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国家志过旌善，垂诫百世”的举措。民间斋醮科仪中，大凡天地英灵，无论男女贵贱，不分甲方乙方，战死沙场都是值得祭祀的。这种祭祀榜单与封神榜极为相似。封神榜无论从榜单结构还是名单数量上看，都受到民间醮仪请神榜的影响。《封神演义》成书之后，这份榜单回流民间，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了民间的斋醮科仪。江西、湖南、四川的打醮活动，演出频率最高的大戏包括《目连》《岳飞》《西游》《封神》等，其中《封神》篇幅最大，本数最多。四川的封神戏包括《背榜下山》《文王访贤》，以及《斩二妖》《斩将封神》等四十八本。有些地方在七月十五这天整日只演《封神》，最后一本必演《斩将封神》。无论从历史形成还是现实功能来说，封神榜都有其实在意义，但从故事结构的角度来看，《封神演义》即使完全不提封神榜，也丝毫不会影响武王伐纣战争的整体叙事。因此，电影《封神》淡化了封神榜作为“名单”的性质，增加了一个新的设定：“封神榜只能由天下共主开启。”这样一来，电影故事就赋予了封神榜“问鼎天下共主”的神圣功能，启动了正邪双方的夺榜之争。从故事学的角度来看，这一设定无疑是成功的。（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责任编辑：贾倩

丰子恺《明日的讲义》描绘了刘薰宇备课的情景。图片由作者提供丰子恺多才多艺，他是漫画家，也是散文家、艺术教育家、翻译家。这样一位文科的大家，与理科的数学又有什么缘分呢？这还要从丰先生的两位数学家挚友说起。抗战时期，丰子恺与数学家苏步青都在西迁遵义的浙江大学教书。在这极其困难的时期，丰家迎来了一桩喜事：二女儿丰林先结婚。丰子恺请苏步青当证婚人。作为数学教授，苏步青酷爱诗词，这与一辈子喜爱诗词的丰子恺极为契合。抗战胜利后，丰子恺回到江南，收到浙江大学的聘书，但他最后没有去应聘。他说：“在沪时答允，到杭‘临阵逃脱’。原因，我闲散惯常，一时不能振作起来按时上课，况且还要开会。”虽然没能与苏步青再度成为同事，但他们的交往仍在继续。1947年的一天，苏步青来到丰家聚会，他们的话题必然离不开那时候的通货膨胀。苏步青一时兴起，吟出诗句勉励大家展望未来：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丰子恺大为赞赏，他把这首诗抄录下来，贴在墙上。1948年3月，郑振铎来访，老友相见格外亲热，丰子恺让家人安排酒菜，两人叙旧共饮。他们面对的就是苏步青写的诗，丰子恺说：“有了这诗，酒味特别的好。”还说苏步青的诗“直直落落，明明白白，天真自然，纯正朴茂，可爱得很。樽前有了苏步青的诗，桌上酱鸭、酱肉、皮蛋和花生米，味同嚼蜡，唾弃不足惜了”。苏步青很喜欢丰子恺的绘画，曾写下一首“乞画诗”，谁知这首诗写好还没寄出，就收到了丰子恺的赠画，画的是《桐油灯下读书图》，后来丰子恺根据苏步青“乞画诗”的内容又画了一幅《西湖游舸图》相赠。苏步青的“乞画诗”是这样的：淡抹浓妆水与山，西湖画舫几时闲？何当乞得高人笔，晴雨清斋坐卧看。数学教育家刘薰宇与丰子恺相识于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当时那里聚集着一群有理想的教育家，有经亨颐、夏丏尊、匡互生、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方光焘等。他们在景色秀丽的白马湖畔互相鼓励创作。丰子恺的成名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就是在那里创作的。1925年《子恺漫画》出版，刘薰宇为之作序，称子恺漫画“具着将人吞没的魔力”。刘薰宇提倡寓教于乐，让学生在故事中弄懂数学，他的《马先生谈算学》《趣味数学》《数学的园地》堪称中小学生数学科普经典。刘薰宇的《趣味数学》是丰子恺作的序，丰子恺说：“数学的书，教我这从小抛荒数学的人作序，也是奇事；而我居然作了，更属异闻！”这里所说的“抛荒数学”，指的是丰子恺在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之前，他的各门成绩都很优秀，填报的三所中学都录取了：甲种商校和第一中学分别考了第一名和第八名，第一师范学校是第三名录取。由此看来丰子恺的数学成绩相当好。但在第一师范学校他遇见了恩师李叔同与夏丏尊，由于听信了当时流行的说法：“学数学与学图画，头脑的用法相反，故长于数学者往往不善图画，长于图画者往往不善数学。”就此也就“抛荒数学”了，当然，在李叔同与夏丏尊的指导下，丰子恺的绘画与写作成绩突飞猛进。结识刘薰宇并读了他的数学书以后，丰子恺为自己当时“放弃青年时代应修的一种功课”觉得很可惜，没有游览过数学的世界，毕竟是一种损失，好在有刘薰宇的文章稍稍补偿这损失。丰子恺鼓励刘薰宇把他在教学中讲述的数学故事写出来发表，每当有作品发表，刘薰宇都会拿来给丰子恺阅读，就这样，丰子恺便“不知不觉地被诱进数学的世界里去”，且渐渐入迷。有一次刘薰宇给丰子恺拿来一篇新发表的数学故事《韩信点兵》，那一天丰子恺正患眼疾，医生关照“灯下不可看书”，但丰子恺瞄了一眼刘薰宇的文章，便一发不可收，一口气读完，第二天眼睛很痛，又去看医生了。看来，丰子恺进第一师范学校后，要是没有遇见李叔同与夏丏尊，而是恰巧遇到一位像苏步青那样热爱诗词的数学家，或者遇到像刘薰宇那样为“没有生命的算学问题注进一点活力”的数学教育家，也许他会走上一条全然不同的道路。（作者系丰子恺外孙）责任编辑：贾倩

“谁说历史兴衰荣辱，到头只剩史书泛黄？跨越几千年的珍宝重器，无不道尽万古传奇。”透过青铜器的沟壑、瓷器的釉画、纱帛的肌理……我们梦回千年，看古人踏山寻色泼墨作画、吟诗作赋，以汗水和智慧为画笔，一笔一画勾勒出华夏之美。当我怀着崇敬的心翻开《国家宝藏》这本书时，我的耳边仿佛传来了跨越千年的呼唤：“孩子，这就是中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忍辱负重，最终成就了伟业；王希孟走过千山万水，踏山寻石，调出青绿，用画笔描绘千里江山。见证了坚持和奋斗的越王勾践剑、“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襌衣……每一件无声的文物背后，都是一个人、一群人甚至是一个时代的故事，而正是这些无数故事的累积，成就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当仔细观看书中文物的照片，再通过文字了解它们的“身世”，我总会被打动。因为它不仅见证着古人的智慧，蕴含着古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更体现了当下的传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匠人将历史用器物的方式记录下来，而如今又有无数守护者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通过钻研探索，克服一个个技术难关，让这些国宝能留存至今，以完美姿态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些镇馆之宝带领我们穿过岁月长河，看朝代更迭，观文明演变，与历史对望，我感叹于个人的渺小，也震惊于人类的伟大。文物无言，历史有声。感谢你穿越千年，告诉我此生无悔入华夏。（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扬名街道）责任编辑：马洁娴 陈从广 赵俊 董鑫 王焕总平台审核编辑：王雨馨（小）

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钟元                                                   童童在家乡茶山 受访者供图                                        《洞庭茶师》《下一站，彭城广场》《大国蓝途》书影 资料图片近日，番茄小说于吉林省长白山下启动“十二日谈”系列活动，聚焦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创作研讨。当下，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或灵感来源的网络小说百花齐放，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扎根现实的网络文学反映了当下社会的蓬勃发展与普通人温暖的日常生活，寄托了作者和读者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为网络文学拓展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灵感源自生活一提到网络文学，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作者笔下天马行空的幻想与设定。然而，随着网络文学受众群体扩展，以及优质作品与创作者不断涌现，情节与细节的真实感逐渐成为网络文学的评价标准之一，决定着一部网络文学作品能否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从而经受住时间与市场的考验。在这一过程中，众多优质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以其真实细腻的情感和内容，收获大量读者的喜爱。家乡或居住地，作为作者最熟悉的地区，成为现实题材作品的首选取材地。番茄小说签约作者骁骑校从2007年开始网络文学创作，曾获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网络文学奖。他在20多岁时离开故乡徐州，在武汉工作过，后来又到上海居住了十几年。“我从来没有离开家乡，不管是第一家乡或第二家乡，还是网络上的‘家乡’，我一直在自己的主阵地上战斗。”骁骑校介绍，这些经历后来都转化为他笔下的作品，比如包含大量上海元素的《长乐里：盛世如我愿》，以徐州彭城广场为灵感来源的《下一站，彭城广场》，以及他正在创作的，融合徐州与上海两座城市故事的作品《春秋里》。在他看来，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事、物都可以触发灵感，这些灵感不是乍现的，而是日常点滴积累出来的，只需要一个契机把它激发出来，就能够形成一个崭新的人物或情节，这也是一种有效的创作方法。在名茶“六安瓜片”产区长大的番茄小说签约作者童童，从小就亲历采茶、炒茶的全过程，身边都是茶人、茶农。她把茶山中的故事和自己对茶山的感情记录下来，于是形成了进入中国网络小说影响力排行榜的作品《大茶商》。而她后续的作品《洞庭茶师》《茶岛》等虽然以虚构情节为主，但也同样深深扎根茶文化。在童童看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网络文学作品与她个人和读者都息息相关，其中的人物和情节具有普遍性，因此能够打动人心。真情打动读者鲁迅文学奖得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王跃文认为，优秀的现实题材小说除了要写出“生活本来的样子”，还应写出“生活应有的样子”，并通过巧妙的艺术表达，把“生活真实、理想真实、艺术真实”结合起来。因此，优质的现实题材作品不仅要扎根生活，还需超越生活，这为网络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发挥与想象空间，也对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童童表示，基于现实创作就像放风筝一样，“它可不可以飞？飞多高才不至于把线挣断了？我必须把放风筝的线牢牢把握在手里，这是非常费心思的。”挑战往往与机遇并存。优质现实题材网文作品在唤起读者共鸣的同时，也会使读者向往作品中提及的地方与故事，最终通过文旅的形式，“反哺”作品的取材地。番茄小说签约作者寒羽表示，当一部作品足够优秀时，读者就会想方设法从各个方面去了解其中的细节。如果这部作品中有浓厚的地域特色，那么读者也会“想去当地看看”。童童的《洞庭茶师》提及苏州天平山的红枫，有读者看完后特意去当地游玩，看到了比书中写得还要美丽的景色，还笑称童童“完全没有还原当地的美好”。在童童看来，因为作者对一个地方真诚，对读者真诚，那么读者以后因作品来到这个城市时，他们的内心也会“充满了真诚的爱”。同样的，骁骑校的《长乐里：盛世如我愿》写到主角穿越时空最终如愿来到当代，看到彼岸霓虹闪烁，震旦大厦上亮出“我爱上海”的字样。骁骑校说，这个情节感动了不少读者，有很多读者特地跑到书里的这个角度拍照打卡留念。骁骑校表示，故事情节可以虚构，但是人物的情感和他们的行事逻辑是真实的。“真实的情感、逻辑和细节是打动读者的关键所在。”拓展题材领域在现实题材之外，其他题材也离不开现实生活这片肥沃的土壤。许多网络文学作者在历史、科幻等题材中埋下现实的种子，孵化出优秀的作品，为网络文学的发展开疆拓土。番茄小说签约作者银月光华的作品以现实为根基，展现工业和科幻主题的内容。他的《大国蓝途》结合盾构机、脑芯片等高新科技，在现有科研成果基础上，畅想这些技术发展成熟后的情景，该作品入选2023年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选题名单。在他看来，有时候可以通过“现实+”的方式进行一定的题材突破，比如“现实+悬疑、现实+科幻、现实+历史”等概念可以帮助作者拓展更多的写作领域。“现实+历史”是骁骑校擅长的领域，他的作品以历史和现实并行的叙事手法获得众多读者的喜爱，过去和现在在他的小说中“做了一个握手”，这也是他常用的创作方式。骁骑校认为，两个不同的时空正好可以形成一个“反差”，并且因为人物众多、素材丰富，可以取材的内容也格外多，但这也为作者考证事实细节带来了更多的挑战。《长乐里：盛世如我愿》时间跨度长达80年。在创作过程中，骁骑校阅读了大量关于上海历史、建筑、人文的资料，去各类博物馆采风，探访老辈亲历者，听他们口述历史。谈及有些人担忧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作品“不够正宗”的问题，骁骑校表示，网络小说不需局限于“网络”这一标签，而现实题材也可以拥有丰富的想象与创作空间。实际上，网络小说可以被视为一种“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在这一概念下，不同题材的作品都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和可能性。业内人士表示，当前，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和传播的重要形式之一。网络文学作品精品化、主流化进程不断加快，“叫好又叫座”的精品不断涌现。现实题材以其贴近生活、反映社会、承载文化的特点，越来越受到读者青睐，在为广大网络文学作者提供广阔创作空间的同时，也敦促作者紧跟时代潮流，使作品“长青”。责任编辑：贾倩

    吴冠中《山城重庆》（国画） 资料图片有一次在北京和朋友餐叙，一桌子人都与文学沾边，席间说话的时候比动筷子的时候还多，天南地北、天上地下无所不及。偏偏有人问我：“成都这个城市这些年越长越高，还妖娆，你写了那么多成都，随便聊聊。”我还没有开始说，另一个朋友抢过话头：“你还是说说重庆吧，你写了那么多重庆。”我有点不知所措，也有点窃窃自喜，看来成都和重庆已经在我身上留下了文学的记忆。关于这两座城市，有个细节连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还是身边朋友发现的。我从成都到重庆，会跟朋友们说：“我要回重庆。”从重庆到成都，我也会跟朋友说：“我要回成都。”往返都是一个“回”字。这个字的微妙之处在于指认了我生命的“原乡”。我四十五岁之前在重庆，之后到现在都生活在成都。我是重庆成为直辖市以后到成都工作的，算是跨省调动。成渝两地是一对“欢喜冤家”，同源、同根，而又“相爱相杀”。这个“杀”字没有一点贬义，而是兄弟之间孜孜不倦的“口水仗”。比如，重庆人不喜欢成都人说话软绵绵的，成都人不喜欢重庆人说话硬邦邦的。然而一脉巴蜀文化，与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吴越文化所构成的三大地域性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大版图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巴与蜀，从古至今就是一体化的区域，在外地人眼里，成都和重庆的文化没有多少区别。蜿蜒1345公里的嘉陵江，在四川境内就有800公里，像一部长卷，最后断句在重庆朝天门，与长江汇合。我出生在嘉陵江北边的红土地上，祖辈、父辈和兄弟姊妹都在兵工厂工作。我从小听靶场枪声长大，与生俱来崇尚重金属的质感。巴蔓子将军在七星岗上的血性，钓鱼城固守家园的英雄主义，是每一个重庆人都引以为傲的。而成都的恬淡、舒适滋养的云淡风轻，则以另一种情怀与重庆互补。重庆的“干燥”与成都的“温润”面目清晰，我在重庆的“干燥”到了成都以后，有了明显的变化，人越来越和颜悦色，越来越慈祥，我成了成渝两地的合体人。我的写作近乎执拗，一直把成渝两个城市作为故乡，以“根”的指认、深挖和梳理，继而确立和构建自己故乡的文学谱系。重庆与成都，不仅是生命的栖息地，更是我对人类和世界的认知、我的所思所想成形的原乡，也是我肉身的七情六欲和嬉笑怒骂的集散地。我努力给自己的写作画出一道清晰的线条——我，我的家；我与身边的人和物事，我的家与我们的家指认的基因和血脉。让这个线条渐渐丰满，渐渐长成有血肉、有呼吸的根，根须无边界延伸至我蹚过的时间之河，以及还未抵达的未来之境。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对这个方向愈加坚定。在《巴与蜀：两个二重奏》《家谱》《时间笔记》《一蓑烟雨》等作品中，我能看见它的根须之上，一天天枝繁叶茂。坦率地说，我的“根系”写作，不是描摹故乡的局部、全部，而是强调它与人的关系，注重作为个体的写作者探寻影响自己生命轨迹的“根”。1300多行的长诗《重庆书》，在《诗刊》杂志发表已经20年，至今在很多场合还被人提及。这是我“根系”写作的一部重要作品，我在居住和工作过的嘉陵江边、解放碑、天官府、沧白路进进出出，时而是历史上的我，时而是现实中的我，一部《重庆书》是故乡重庆给我最大的奖励。800多行长诗《三星堆之门》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也有20年。到了成都工作后，我7次前往三星堆。有一次下午从博物馆出来，在鸭子河边一个人坐守落日，脑海里一遍遍过滤远古留下的遗产，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朝中威仪和民间烟火，我与之无尊卑、无贵贱、无障碍地交流。这样的假想让我感动至今。成渝两个城市都是我的“原乡”，而且我在嘉陵江和古蜀道上认证血缘和生命的基因。“水做的朝天门，长江一扇/嘉陵一扇，嘉陵以一泻千里的草书/最后的收笔插入长江腹中/我第一声啼哭在水里，草书的一滴墨，与水交融。”这是长诗《水经新注·嘉陵江》里的一节，也是我和嘉陵江血缘认证的一节。这几句写了很久，搁置了很久，一直在等待这首长诗的谋篇布局。嘉陵江经陕、甘、川、渝长途奔袭，拖的泥、带的水，与烟火人间“相濡以沫”。我从朝天门、北碚、合川、武胜、南充、阆中、苍溪、昭化一直往上走，边走边记，感受太多的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亲近那些数不过来的小镇、城阁，旧瓦上的故事都很有质感，江边密密麻麻的小船像一幅画，或含蓄或粗野的情歌撩拨的都是心跳。其实，写嘉陵江有很多冒险，最大的冒险就是结尾的那首《重庆》。我把非诗性的重庆十七道城门的名字，悉数罗列在诗里。这十七道城门有的还在，有的不在了，很多老人也记不全、说不清，但是它曾经的辉煌是不能省略和割舍的。把每一道门的名字镶嵌在诗中，可能要伤害整首诗的诗性。原本可以放弃这种冒险的，但最终还是冒险了。“嘉陵江断句在重庆，/十七道城门八闭九开，收放自如。/东水门望龙门翠微门太平门人和门储奇门，/金紫门凤凰门南纪门通远门金汤门定远门，/临江门洪崖门西水门千厮门，与恭迎天子的朝天门，/抬举了一座城。”有了前后几句的呼应，十七道门的每一道门不但不能舍弃，反而增添了强烈的厚重感。我想，这就是重庆的英雄主义和血性给我的勇敢。长诗《蜀道辞》写作的念头由来已久。从地理概念上，很具体的古蜀道主要是长安连通成都、重庆的一条路，堪称世界交通史上的奇迹。“尔来四万八千岁”，我的“精神返乡”必须追踪这里。先北后南、由西至东两个走向，截取褒斜道、米仓道、金牛道、子午道、荔枝道、夔门，落脚在成都和重庆。剑门关、明月峡栈道、翠云廊、皇泽寺、七曲山大庙、李白、杜甫、荔枝贵妃、夔门……成渝两个城市的精神内核在我胸中翻江倒海。说《蜀道辞》里的历史承载和历史想象来自故乡赋予我肉身的温度和精神，一点儿不为过。前不久，我驾车回了一趟重庆，竟然上错了道，没有走最新、最近的成安渝高速，而是驶入成渝之间的第一条高速路。只能将错就错。这条路上的车辆已经很少了，沿路的风景依旧，有点久别重逢的感觉。行至桑家坡，我停下车来，前后左右一番打量，几分钟只看见一辆车从重庆往成都方向一闪而过。二十多年前，我前往成都报到时走的就是这条路，记得当时也在桑家坡停了很长一段时间，身后是渐行渐远的重庆，前方是还未抵达的成都，感慨万千。而现在似乎已经没有那些感慨了。成都与重庆就是我的前庭和后院，随进随出。此时此刻，想起《蜀道辞》的几句诗，“蜀道南北东西向远，山河无不牵连/甲胄卸了，蓝天和白云奢侈/快马拉的风正在高速”。是啊，时间越来越紧迫。险阻和关隘已经不是以前的模样，我相信每一次突围，都将豁然开朗。（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责任编辑：贾倩

光明日报2025-01-10作者：徐贵祥  插图：荣池1978年底，我在河南安阳成为一名士兵。初入军营，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一团炉火。新兵宿舍很大，足有五十平方米，我们二十多个新兵分成两排，脚抵脚地躺在铺着麦草的地铺上。靠门的一侧有一个八仙桌大小的火灶——老兵们管它叫“老虎灶”。第一个夜晚，躺在地铺上，忽然就想起了那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不是“低头思故乡”，而是睁大双眼，望向看不见的远方，思念故乡和亲人。不久，门外传来轻微的薄冰破裂的声音——查铺的干部或老兵来了。他们首先查看通风窗，再用铁铲捅捅老虎灶。我在黑暗中悄悄睁开眼睛，看见老虎灶里蓝色、红色、紫色、玫瑰色的火苗就像许多舞蹈着的手臂，伸向暗夜。新兵训练还没有结束，就传来消息，要打仗了，接着是层层动员。有一天上午，在我们连队的饭堂里，我和战友们坐在小马扎上，听军里下来蹲点的文化处处长雷河清做战前动员。那是个晴天，饭堂的房檐挂着冰凌，冰凌上的阳光同雪水一起，滴滴答答落在门前。雷处长讲的那些大道理小道理，多数记不得了，但是有一首小诗被我记住了：“无论我死去，还是我活着，我都是一只，快乐的牛虻。”那是小说《牛虻》的主人公就义前写下的诗句。今天想来，正是受这首小诗的触动，我的人生有了很大改变。动员大会结束后，就开始写“三书”：决心书、请战书、遗书。我被牛虻的那首诗点燃了，除了表达对牛虻的崇敬，我还堆砌了很多诗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马革裹尸在所不辞”……后来指导员告诉我，他就是从我的遗书里，看出了我的文学功底，他还说了影响我一生的那句话：“我就知道你行。”后来，我上了战场，我们连队一战成名，被广州军区授予“英雄炮兵连”的称号，我本人也在那场战斗中立了三等功，是全团新兵中第一个立功的。我们部队有个一级战斗英雄，名叫王息坤，战前是师业余文工队的创作员，喜欢写诗。进入战区后，王息坤任代理排长，在战斗中迂回穿插。他正是吟着这首小诗奋战在山岳丛林，不幸中弹牺牲。现在回想起来，我有理由相信，诗歌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快速点燃，深度感染，长久发酵。战后归来，我先后被抽调到营里、团里的写作组，接着又到了军区炮兵教导大队，毕业后回到老部队当了排长。后来，我在许多文章里写到了我的营房、营房里的老虎灶、饭堂门口的冰凌和阳光，还有我们炮兵团西边的训练场。那些年，往往是傍晚，训练结束后，我会直起腰来，眺望远方。训练场往西两公里以外，是安阳的纱厂和钢铁厂，它们的西边是太行山。太行山的西边是什么呢？很快，我就知道了，太行山的西边是巴山和秦岭，巴山和秦岭的西边是沙漠和戈壁。那个训练场，是被废弃的原海军滑翔学校的飞机场，有十几平方公里。在训练场，虽然只能看见西边的工厂和山脊，但是在我的脑海里，常常会出现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的意象。几年后，我在《飞天》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那本杂志上还有一篇小说名叫《落日沉寂的小站》，我读后久久不能平静。那篇小说写的是戈壁上一男一女两位报务员，他们相隔千里，从未谋面，仅凭收报和发报，感受对方的手法和节奏，从而进行一种微妙的情感交流。孤寂中的慰藉弥足珍贵，寒冷中的一句问候就能产生巨大的热能。这个作品让我对西部、戈壁产生了强烈的向往。那个时期，我陆续读到了一些边塞诗词：“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那些雄阔、壮美、苍凉而又豪迈的意象，不知不觉中进入我的脑海，它们连同新兵宿舍里那个热气腾腾的老虎灶，连队饭堂门前的冰凌和冰凌上滚动的阳光，铺就了我的创作底色。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师政治部当干事，主动报名参加临时组建的侦察大队，到云南边境执行任务。有一次路过友军阵地，但见沿途有很多用草皮和石头垒砌的豪言壮语，其中的一副楹联让我印象至深：“图私利边境铺满黄金龟儿才去，为祖国阵前遍布地雷老子我来。”十年前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后，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我说起这副楹联，在场的几位艺术家无不为之动容。1992年，我第一次到西北，来到帕米尔高原上的吐尔尕特哨所。那一个上午，从山下到山头，经历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和哨所的战士分别前，我们一起唱了一首歌：“好高好高的达坂，好冷好冷的冰山，好远好远的边关，当兵当到了天边边，守着好长好长的国境线……”这首歌一直珍藏在我的心里。哦，我在部队基层工作时，经常眺望的远方，原来就是这里。在军校读书时，我接触到了惠特曼的《草叶集》，其中的一首《我在梦里梦见》，当时读不太懂，觉得有点琐碎，但是很喜欢这个标题。而另一首《我歌唱带电的肉体》，则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想象。几十年后，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仰角》，在描述炮兵操炮的壮观场面时，忽然就想起了惠特曼的诗，哗的一下，灵感迸发，思路大开。我把火炮想象成有生命的物体，一声令下，几十名炮手潮水般地涌向炮位，摘炮口帽，脱炮衣，开架，装填，发射，一套流水作业酣畅淋漓。我还借小说人物夏玫玫之手，编了一个舞蹈《炮兵之潇洒舞步》。今天回想起来，很多感慨。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有几首或几句诗，正是它们照亮了我们向前探索的道路。如今，我已从军队退休，有了更多的时间用来回忆。回忆起我的新兵生活、连队的老虎灶、西边的训练场，还有在师机关工作时夜里灯火通明“推材料”的故事，我觉得我的军旅生涯是那么幸运。2023年，我三次回到安阳，其中一次战友相聚，有感而发，顺口一溜：“一别安阳三十年，安阳已改旧时颜。三角湖畔杏雨巷，步步回头字字看。北兵营前迎飞雪，洹河桥头觅旧店。战友相约至，醉在往事间。”战友突然提议：“你写了那么多小说，多是战争题材，为什么不把你的新兵生活写出来呢？”我当时一愣，很受启发。很快，我就找到了感觉。2024年上半年，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就写出了中篇小说《好汉楼》，经《人民文学》发表后，很快又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海外文摘》等刊物选载。这部小说，尽管人物和故事多数是虚构的，但情感和思想是真实的，那是我四十年前就开始酝酿的一首诗，是我献给我的老部队、老战友、老指导员的一份礼物。责任编辑：贾倩

  只有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作品才能打动读者。要是作家心里没有火，作品怎么能使读者的心燃烧？——巴 金在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坐落于上海文学馆内的巴金图书馆正式对公众开放。走进馆里，迎面是醒目的巴金手迹背景墙，上书：把心交给读者。这话很多人都熟悉，太朴素以致如风过耳。然而，对于巴金先生而言，它却是对读者的一生的承诺，从来都是郑重对待。把心交给读者，在巴金不是礼貌的虚辞，而是一种写作伦理。巴金与读者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情有义的一道风景。20世纪40年代初，曾有人这样描述那些“巴金迷”：“尽管大热天，尽管是警报，绿荫下，岩洞里，总有人捧着他的作品在狼吞虎咽。上了课，尽管老师讲得满头青筋，喉烧像火，他们却在柜台下尽看他们的《家》《秋》《春》，有时，泪水就冒充着汗水流下来。夜半巡宿舍，尽管灯光似磷火，也有人开夜车，一晚上吞噬了六七百面的《秋》并非奇怪。”在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中，巴金把五四精神的火炬传到新一代青年心间，默默推动着一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陈荒煤1938年冬天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招考文学系学生时，充分感受到这一点：“这些同学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他们千里迢迢冒着危险奔向延安，爱好文学，投考鲁艺文学系，愿意经过学习以文学为武器投身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去。有好几个比较年轻的同学，都说他们爱好文学，要革命，思想上的许多变化，是受了巴金作品的影响！”何以如此风靡、如何做到这么打动人心？巴金的回答就是这6个字：把心交给读者。与某些喜欢标榜“为自己写作”的人不同，巴金的写作总是有倾诉和交流的对象，且坚定地以读者为本位。把心交给读者，是作家与读者平等、坦诚交流，是作家自觉地与读者融为一体，同呼吸、共命运，从而形成精神上的共振。“我的心和年轻的心紧紧贴在一起，人们把不肯告诉父母的话，不肯告诉兄弟姐妹的话，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全写在纸上送到我的身边。我常说作家靠读者们养活，不仅因为读者买了我写的书，更重要的是他们送来精神的养料。我写得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和读者联系最密切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我是一位有头衔的作家，却只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忠实的朋友。”作家不是高高在上的导师、精英，而是普通人，“忠实的朋友”。作家并不自外于读者，自外于时代，而是去表达同时代人真切的心声，社会急切的呼声。1935年巴金在短篇小说集《沉落》的序言中写道：“这也许会被文豪之类视作浅薄、卑俗，但是在这里面却跳动着这个时代的青年的心。”巴金从未中断同读者的联系，一直把读者的期望看成对自己的鞭策。把心交给读者，还意味着读者是作家、作品的最终评判者。巴金视读者为“真正的‘评委’”，他经常根据读者来信，检查自己作品的效果，“我就这样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其中有好有坏，我把它们全交给读者去评判。读者愿意花钱买我的书，我才能够靠稿费生活下去。”写作，由此不是单一的闭门造车，而是双向交流。这也形成了巴金作品时代呼应性的特点，他的作品从不曾脱离时代，总能与社会、人心紧紧相连，那正是他的心中装着读者。他与读者“签订”了庄严的契约。这个契约，不是简单的相互满足，而是要能够“共情”。“只有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作品才能打动读者。要是作家心里没有火，作品怎么能使读者的心燃烧？”在巴金看来，为作家与读者这份契约提供保障的，不是读者见面会，不是作品研讨会，也不会是今天所谓的网络流量，而只能是作品，作家通过作品实现为读者服务，读者通过作品认识和评判作家。写好作品，才是作家的根本，“黄金时代，就是出人、出作品的时代。”这对于今天以各种方式博眼球、争当明星的写作者来讲，是非常及时的提醒和深深的告诫。巴金也以某一段时间“堆在我身上的头衔越多，我花在写作上的时间越少”为例，深悔自己辜负了读者的期望。更进一步，他还提出：“作家用作品为读者服务，他至少不应该贩卖假货、贩卖劣货。”也就是说，作家没有权利拿假冒伪劣产品欺骗读者。写作还有一份神圣的使命，那就是作家与读者站在一起，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巴金盛赞的卢梭、伏尔泰、左拉、鲁迅都是这样的人。因为承载着这样的使命，文学才不是无病呻吟，软弱无力。巴金认为：“只有在作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目标努力的时候，只有在作家和人民同感情、共呼吸，共同为伟大祖国的命运奋斗的时候，文学作品才能成为‘战斗的武器’和‘教育的工具’……”勇气、担当、使命，这些应当成为作家的本色，而不是怯懦、回避、游戏：“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艺术家，一定要有勇气，可以说无勇即无文。”“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写作，正是在这样博大的胸怀，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名利中才变得更有价值，更为读者所欢迎。“如果不是想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如果不是想对和我同时代的人表示一点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尽的一份责任，我为什么要写作？”对于作家来讲，最具体的“人民”，就是他的读者，巴金在人民中间，在读者中间，找到了他的价值和真正的快乐。重温他的这些言论，对于我们今天思考作家的使命和责任也是有益的启示。（作者为上海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责任编辑：贾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