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诗班》 田野诗班著 李柏霖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红包是个跑步高手，从奶奶手上，跑到我的手上，再从我的手上，跑到妈妈那里”，很多人是通过总台春晚上的歌咏节目《如果要写年》，认识了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粟裕希望小学“田野诗班”的孩子们。孩子们写下的83首童诗配以儿童手绘插画，结集成《田野诗班》出版，作为孩子们的老师和陪伴他们成长的大朋友，我由衷地感到高兴。8年前，我刚成为一名乡村教师，教学计划满满当当，希望每一分钟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如果时间是玫瑰，那最好每一片叶甚至每一根刺都能开花，孩子们能够高标准要求自己，练好本领，走出大山。但累死累活一学期，结果并不如人意，玫瑰没有开花，甚至叶片也没有舒展。学期末，我让孩子们写一封信给自己的亲人，分享自己这个学期的收获和进步。大多数孩子都认认真真按照信的格式，写下抬头、问候、称呼等。我正觉满意，一转身，一张满是皱纹的纸上，却只有这样一行字：“爸爸你可以不打我妈妈吗你再打我妈妈我不yao你zhe个爸爸了”。标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拼音也不戴“帽子”，让这个句子显得那么滑稽。但那一刻，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声音——原来她在经历这些！我满心满意地努力，却忽略了这些，忽略了这些“不完美”的孩子们有自己鲜活的日子，有自己的快乐、悠闲、难过、脆弱……认识到这些，我们和诗歌的故事才真正开始。“油菜花/是作曲家新作的/一首曲子/他一开/就引来蜜蜂/为他伴奏。”土地是孩子们的家园，所以有机会，我们一定去田野里走走。知道去采风，孩子们都蹦起来。一路上，叽叽喳喳的声音从未停过。有调皮的孩子追上我，问：“老师，你带我们逃课呀？”我有些蒙，支支吾吾着：“逃课……可不敢这么说……”孩子根本就不在意我的回答，嘻嘻哈哈跑得老远，留下我在为如何定义逃课而思索。“我是一棵树/只有叶子陪我/到了秋天/连叶子也陪不了我了。”当看到孩子交上来的这样一首诗，我呼吸都变慢了，生怕惊动了这一份溢出纸面的孤单。想起了这个孩子，他刚从村小转来几个月，衣服洗得泛白，剃着精神的小平头，笑得腼腆，一笑，牙齿就会咬上他的下嘴唇。发现老师看着他，就立马收回牙齿，收敛笑意，看向自己手上的书本。下课他跟其他同学一样贴近我身侧，听他们说着趣事。这启发了我，在下节课的写作环节，我想了个主意——让孩子们一人接一句，合作完成一首诗。不一会，教室就热闹了起来，说着，笑着……我贴近这些生动的灵感，慢慢走到他的身边，看见一句——“想到要来学校，我就开心”。这一首首小诗是一个个孩子在时光里留下的脚印，歪歪扭扭却闪着光，深深浅浅也踏成了路。我们一起看春天的桃树——“桃花长得好看/于是人们天天看/天天看/把人家看得害羞/脸都红了”；我们一起讨论“当你老了”之后仍然热烈的愿望——“当我老了/谁给我的花浇水？/所以应该在老之前/教会别人浇花”；我们读课文《慈母情深》，有人想到自己的奶奶——“我们之间隔着长长的年岁/就像银河/但她的爱/也会跨过银河/包裹我”……他们终将有一天不再是孩子，也必然会经历磨砺，但愿这些跟诗相伴的日子，这些童年里对美好的敏锐感知，能化为他们的勇气和智慧，带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这一份可爱的童年，也在这些纸张里被拓印，期待你能看见。

作者：张炜我少年时期在林中小屋里度过，有人觉得这更适合写童话，就给予了鼓励。但写童话并不容易，我在这方面极尽努力，却无法超过《少年与海》《橘颂》《半岛哈里哈气》《寻找鱼王》等小说。为什么？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过多地从“类型文学”的角度去要求自己，创作力受到了限制。真实的情况是，很多作者都觉得童话好写，无非是让小猫小狗或其他东西，像人一样对话和想事，比如遇到了什么妖怪之类的。真正优秀的童话可不是这样，它一定有内在的特殊性，有相当多的知识与技能的要求。好的童话作品孩子痴迷，家长也感兴趣。拙劣的“童话”，如果是写动物的，不过是把一个“人”换成了一种“动物”而已，这不难。要写出只有动物才有的那种单纯和懵懂、茫然和天真、自然天成的生命属性，有属于某一种生命的“物性”，这很难。不过，也有人认为只要熟悉动物就能写好动物，那可不一定。实际上要写好一只猫，更要对人、对人类社会有深刻的理解。人是万物的灵长，他们之间更可感知、更可交流。在广阔深远的生命世界中，有很多生命的情感模型是一样的。有研究表明，连小鸟都和人极为相似：它也会高兴和忧郁，受到打击也痛苦，也需要爱；它也会因为情感的问题，内分泌发生变化。有人家中的布偶猫，20多天没见主人，结果得了抑郁症。动物的情感模型，很大一部分和人是一样的。凡生命都有许多相似性，只是外表不同。我们对人、对人性、对社会层面的理解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世界上所有生命的理解深度。对人类社会的深刻经验，是理解万物的基础，也是进入它们的重要路径。尽管道理上是这样，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荒废对“异类”的研究，不能以人间的所有经验来代替它们。动物仍然有特别的、不可与人比拟的、从外观到表达到各种生活习性的种种复杂性。我们和人打交道的时间毕竟多，成年人整天和人打交道，而童年跟动物、植物，以及其他生命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一些。我们要在理解人的前提下，努力地去理解动物。英国作家波特擅长写兔子，关于兔子的童话让她一举成名。因为她一直在研究兔子，是这方面的专家。看来童话写作要建立在对动物特殊的、深入的交流和接触的基础上，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的童话写作现在面临的问题，在我看来第一来自简单的模仿，第二来自对童话创作难度的误解。真实的情况是，它比其他作品更难写。由于写作者习惯了表面化的模仿，看到一些所谓的童话畅销书广受欢迎，就照葫芦画瓢写起来，认为没有比这再简单、再容易成功的了。这会造成一种极大的浪费。我们写童话要极其小心。有多少童话是合格的、在基本水准之上的？可能远远不如我们想象得多。为什么？因为太难了：貌似简单的东西，往往是最难的。面对童话这种体裁的选择，要非常谨慎，要想好有没有能力把面前的重物托举起来？它是一次沉重的托举，绝不是看上去那么轻松。写小猫、小狗、小鸟、蚂蚱，多简单。它们的体形比较小，灵魂就一定是轻的？不，当我们接触这些“异类”的生命和灵魂时，会有一种神秘的感觉。我们面临的表达和描述的任务，将是极其沉重的。责任编辑：贾倩

某回接受媒体专访，谈及新书与旧书的关系，我脱口而出，说自己“不薄新书爱旧书”。这话初闻很简单，实则内蕴深厚，值得一说。近百年前，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写过一册畅销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第一篇“谈读书”，有这么一段：“许多人曾抱定宗旨不读现代出版的新书。因为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才值得读一遍两遍以至于无数遍。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我却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现代青年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话说得很委婉，骨子里还是拒绝“流行的新书”，提倡阅读那些“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我的态度没有朱先生那么决绝，曾撰文辨析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对于“经典”的不同理解，还有“经典”与“流行”之间错综复杂的对峙与对话的关系。因此，我不敢完全谢绝“流行的新书”。只是面对每年出版20万种新书的现状，确实有一种茫然失措的感觉。反躬自省，明知新书中有不少精品，但承认个人时间及精力有限，只能更多照顾自家书房中那些老住户。并非恋物，也不纯粹是怀旧，就因为翻阅旧书时，有可能重新面对自家曾经有过的喜怒哀乐与得失成败，感觉上更为厚重与立体。随着年龄增长，晓得人生有限，能读的好书实在太有限了，因此，不能不挑食，倾向于阅读那些自觉有趣而且读得懂，还与自家生命历程相关的图书。可以是新书，但以旧书为主。新书有钱就能买到，旧书则不见得，有时候，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我说的“旧书”，不是古书店里昂贵的秘籍珍本，也不是旧书店中两三折的减价图书，而是藏在自家书房的某一角落，平日里难得见面，但犹如多年故交，“不思量，自难忘”的书籍。表面上有点破旧，来历却很不一般，每本都能讲出一堆故事。这样的旧书，刻着时间印记，带着个人情感，有温度，存记忆，不可复制，独一无二，承载着往日的好时光，值得再三摩挲。某种意义上，那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书籍不仅仅是摆设，刚进家门时，确实只有物质形态；可经过阅读、把玩与品味，逐渐融入我的生命与记忆中。多年后，青灯下独自面对，俨然是无话不谈的老友。借用辛弃疾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但这里有个前提，那些书必须是曾经直接面对、多少有过交流与对话的。坦白交代，书房巍峨，好些书其实没有这样的幸运。藏书再多，若未曾读过，只是物质占有，意义不大。最好是刚入门时，略为翻阅，并写下最初的印象，免得“一入侯门深似海”。道理浅显，但真正实行起来，很不容易。那天收拾藏书，发现一大本《陈夏买书志》，撰于1987年9月的“小引”中，谈及买书五乐，其中有曰：“买书归来，随意翻阅，赏其书香扑鼻，叹其高论惊人。亦有大呼上当，摔书长叹之时。读好书手舞足蹈，却未必见贤思齐；睹浊物嬉笑怒骂，倒令我立志著述。好好坏坏，皆有可喜之处，此其乐五。”应该说，立意不错，只是很难坚持。最早一则写于1987年9月24日，2000多字；最晚一则是1990年4月16日，只有短短五行。也就是说，持续时间不到三年，且越写越简单，最后只剩下购书时间及书名。为了督促自己不忘初心，我曾以《陈夏买书志》为素材，在《瞭望周刊》连载《逛书摊》。那则写于1988年12月的《〈逛书摊〉小引》，谈及自己近年来颇喜买书，唯恐变成了业余图书馆员。于是，买书、藏书的同时，也时时记下翻书、读书的感受与体会：“买了书而不翻不读，在我总有一种负罪感，就好像请来了朋友而又撇下人家不理。可要读完每本刚买来的书，又实在不必要也不可能。于是，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强迫自己三五天内，把刚买来的书随便翻翻，获得大概的印象，有兴趣就读下去，没兴趣则为日后的阅读提供‘索引’。”很可惜，小引加13则短文，坚持不到一年，也无疾而终。随着时间推移，家中藏书越来越多，工作也越来越忙，好多书籍入藏后，并无认真晤面的机会，真是愧对众多好书。虽有强烈的求知欲，但被日常事务挤压，或忙着撰写专业著述，不能心无旁骛、自由自在地阅读，见到好书，拿起又放下，一不小心便咫尺天涯，对此，深感遗憾。平日里读书，很少写详细的批注，只是重点画线。即便如此，看着那些高高低低、深深浅浅的曲线，遥想昔日读书情景，揣摩当初的心情与感受，还是蛮有趣的。比如那天翻阅王瑶先生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封面盖父亲的印；下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封面有母亲的签名。父母当年购藏《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明显都认真读过，书上画了很多红线。日后我报考北大博士生时，也曾使用这两册书，只是每个人画线风格不同，还是能大致判断。两代人的阅读痕迹，或重合，或分离，怎能不引人遐思？面对满屋子旧书，感情十分复杂，有的当初痴迷，如今已扬弃；有的初见时无感，今天却颇为惊艳，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谓时势的变迁，所谓生命的痕迹，所谓阅读的进步，就体现在无数当年格外珍惜、如今可能蒙尘的“旧书”上。所有这些，岂是装帧越来越讲究的新书所能取代的？（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责任编辑：贾倩

光明日报2025-05-19日前，宁夏石嘴山市文化馆，邱华栋、柳建伟、刘亮程等作家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爱好者齐聚一堂，围绕西北文学创作展开对话。课间，人们三两一组热烈交流着。“那是我的羊群。”望着窗外溜过的云朵，固原市西吉县吉强镇高同村的农民作家李成山说。“那是我东至河滩的碱面。”坐在李成山一旁，来自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的青年作家薛玉玉回应道。两人在西吉县吉强镇杨河村木兰书院的一次改稿培训会上相识，此次来石嘴山参加宁夏城市文学周课程不期而遇。“牛价涨了，玉米地里的土肥也拉上了，两岁的小孙子能得很，自己能摸到羊圈里去了……”李成山聊起日常生活，“咱要把咱们的日子好好写呢！”“李大哥，写着呢，就为当下个高兴。”薛玉玉顿了一下，接着说，“刚才听完杨蕊教授的课，突然意识到，城市文学也好，我们写的乡土文学也好，诚恳是很重要的，生活中的情感是我们需要深挖的点。”“文学是这块土地上最好的庄稼。我感受到西北浓郁的文学氛围。”李成山也思忖着，“要认认真真、详详细细把家乡农人劳作情景写出来，写出实实在在的乡村变化。”“许多期刊的编辑老师面对面为农民作家改稿。这样的活动，去年我参加了好几次，每次都有不同收获。”薛玉玉感慨，“上次在木兰书院，《雨花》杂志的向迅编辑给我的小说《珍珠豆儿》作了全方位点评，一下子让我对创作的认识清晰了很多。经过修改，小说还在《黄河文学》期刊上发表了呢。”“现在，从自治区到市里再到县上，给农民作家的培训和扶持力度不断加大。我的作品有时还能获得一些奖项，想想就很开心。”李成山黑红宽阔的脸庞漾满笑意，“镇上、书院在举办创作交流活动，等种上玉米，挤出时间，我带自己的新作《笔耕深山》去参加。”正聊着，宁夏文联主席郭文斌的课开讲了……（记者闫磊 张文攀）责任编辑：贾倩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经常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有的学生可以给出非常明确的回答，有的学生则以沉默应对。由此，我意识到，人跟人之间的这种能动性，或者说主观探索的意愿，差别其实很大。我在与学生交流时常说：“AI所能做的不过是重组已有的信息，而人类却有着探寻未知，甚至发现连自身都无法预料的灵感与真相的能力。”数字时代的素养远不止于编程或算法知识，而应该是一种“元能力”——在技术辅助下，明晰自我定位、规划人生路径的思维模式。技术如同智能导航系统，可以为我们提供无数路径，但目的地必须由人自己设定。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着“认识你自己”，这一箴言如今被赋予新解。年轻人需要找到“我喜欢什么？我擅长什么？世界需要什么？”三者的交集，才可抵达人生的“甜蜜区”。然而，现实中许多人被困在单一维度——或是追逐热门行业却缺乏热情，或是沉溺兴趣却无视社会需求。尤其是在基础教育中，必须清晰认识到守住人之为人的精神内核的重要性。只有培养起人文关怀与批判性思维，树立对技术既开放又谨慎的态度，才能在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真正做到理性地运用技术，而非被技术驱使。面对未来，个人的觉知与成长依旧充满无限可能，而整个人类文明的前途则需要更为深邃的思索与关怀。科幻文学的使命不仅是预测未来，更是以故事的力量主动塑造未来，唤醒更多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悟。真正决定人类文明高度的，绝非技术本身，而是我们如何理解并运用这些技术，如何捍卫我们人类最珍贵的精神内核与素养。我反复提醒自己：写作不仅仅是虚构故事，更是参与现实、塑造现实的行动。唯有坚持人文关怀，保持内心清醒与觉察，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守护住人类文明中那最温暖、最动人的火种。（作者为科幻作家）责任编辑：贾倩

作者：刘永加龚自珍是清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和诗人，道光九年（1829年）进士，在京任职多年，从内阁中书到礼部主事，直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辞官离京。他在北京写下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其中有不少是专门描写海棠之美的。三访法源寺海棠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自古素有“花中神仙”之誉。海棠品种资源丰富、地理分布广泛，特别是海棠在北京有着深厚的渊源，龚自珍曾有诗写道：“词流百辈花间尽，此是宣南掌故花。”当时宣南法源寺、花之寺，都以海棠负有盛名。更早时候，北京海棠不是很多，辽圣宗耶律隆绪之后，北京西山的海棠树才繁茂起来。据说他的第10个女儿，小名“菩萨”，长得十分聪明美丽，但是长到十四五岁时，尚未出嫁便夭亡了，葬在西山。从此那里的海棠便繁盛起来，不但春日作花缤纷艳丽，而且秋日结果也垂实累树。后来这里还盖了庙，叫作无相寺。这里的海棠又被引种到城里的各个园林寺观，“西府”“铁梗”“垂丝”等，便盈都下矣。这个传说故事十分凄美，赢得了爱海棠的龚自珍关注，他曾吊以诗曰：“菩萨葬龙沙，魂归玉帝家。余春照天地，私谥亦高华。大脚鸾文靿，明妆豹尾车。南朝人未识，拜杀断肠花。”明代时，北京的海棠以报国寺、韦公祠最著。清初吏部尚书、画家、诗人王崇简曾写“凤城西南报国寺，海棠双树芷幽邃”，“燕京此花驰声价，韦祠为最此为亚”。写的就是这两处名胜海棠花。龚自珍出生官宦家庭，16岁时他跟随做官的父亲来到北京，备考顺天府乡试，这正是敏感好奇又雄气英发的少年青春，他来到了法源寺。此时正是春暮海棠盛极而衰的时刻，微风起花如雨，深深震撼了他。法源寺位于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南段东侧，始建于唐，原名悯忠寺。清时，乾隆帝曾在此栽植两棵西府海棠，便开始以海棠花称颂一时。清翰林院编修、诗人洪亮吉曾写诗赞道：“海棠双树忽绝奇，花背得红面复白；岂惟花色殊红白，日午晓露光犹澈。”龚自珍后来又两次来到法源寺赏海棠花，对法源寺的海棠记忆尤深。他曾写下《悯忠寺海棠花下感春而作》：“词流百辈花间尽，此是宣南掌故花。大隐金门不归去，又来萧寺问年华。”邀友花之寺道光七年（1827年）三月二十七日，正是海棠盛极之时，龚自珍与朋友金应城、汪潭、朱祖毂和族弟龚自谷，在丰宜门外一里三官庙的花之寺聚会，观赏海棠花。此后龚自珍还与朋友3次在春天来到这里，聚赏海棠花。三官庙建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名为大慈延福宫，因供奉道家的天官、地官和水官，故又称三官庙。庙不大，但一度香火旺盛，香客如云。《清稗类钞》记载：“京师‘花之寺’，曾经曾宾谷重修，俗呼‘三官庙’。壁悬宾谷诗帧，花木盈庭。”其中海棠为最，后被称为花之寺，成为文人雅士慕趋之地，因此有了“崇效寺的牡丹，花之寺的海棠，天宁寺的芍药，法源寺的丁香”这一说法。与龚自珍同时代的杨懋建看过三官庙的海棠后写道：“南西门外三官庙，海棠开时，来赏者车马极盛。”清礼部侍郎、诗人周寿昌《花之寺看海棠》一诗，堪称描绘寺内海棠的佳作：“花之寺里海棠树，老佛坐看三百年。虬舞槎枒俯高阁，燕翻红紫烂诸天。偶因微雨破春寂，便放东风入酒颠。满眼芳菲感禅悦，却听笙磬咽流泉。”龚自珍和朋友们第一次在花之寺聚会赏海棠花时，大家都很高兴，喝酒吟诗赏海棠，突然一阵大风起，海棠花瓣落满地，别有一番奇异的景象。龚自珍惊呆了，思如泉涌，落笔如飞，写下了《西郊落花歌》：“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真是写得大气磅礴、惊天动地、生动活泼，把海棠落花写出了新境界，同时也把他自己的理想抱负和生活境遇都写了进来。清代北京很多寺庙都种植有海棠，这些地方就成了北京人春天赏海棠花的好去处。除了法源寺，位于西直门外高梁桥西三里极乐寺的海棠也非常著名。据《清稗类钞》记载：“京师西直门外极乐寺海棠，奇品也，相传寺僧以苹果树接种，开时雪肤丹颊，异色幽香，观者莫不欣赏。”《光绪顺天府志》也载：“极乐寺惟海棠数十株，暮春三月，拆苞吐馥，艳如赤霞，娇如晴雪，夕阳万点，尽收其中。”离京后的思念龚自珍在北京居住时间累计近30年，对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以至都不愿出京任职。道光九年（1829年），龚自珍中殿试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朝廷要他去地方任知县，他却呈请仍继续担任内阁中书。几年后，朝廷要他赴京外任同知，升正五品，他依然坚持继续担任六品礼部主事。道光十九年（1839年），龚自珍叔父龚守正升任礼部尚书，根据朝廷引避制度，龚自珍就不能继续留在礼部任职，于是他辞官离开北京。离京时，原本就情感炽烈的龚自珍深情写道：“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百年綦辙低徊遍，忍作空桑三宿看。”写出了他一家与北京的渊源，同时也流露出他对北京的不舍与眷念。离京不久，龚自珍就开始怀念北京的胡同小巷与风光景致，以及北京的海棠花。龚自珍应该是古代诗人中最爱海棠的一位，尤其偏爱北京的海棠。在返回老家的途中以及南归后，他写了315首七绝，总题命名为《己亥杂诗》，其中就有两首点明忆写北京的海棠，生动描写海棠繁花满枝胜景的名句有“叱起海红（海棠的别名）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女墙百雉乱红酣”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己亥杂诗》第二〇六首，副题是“忆海棠”，写道：“不是南天无此花，北肥南瘦二分差。愿移北地胭脂社，来问南朝油壁车。”写这首诗时，龚自珍正在整修羽陵山馆以便居住，为此四下访求花木，致使他平时喜爱的各种花卉尤其是北京的海棠花，一一浮上心头。他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南方不是没有海棠，而是其饱满程度却比北京的海棠大约相差二成；他真想把北京的海棠移来，使其与江南的海棠作伴。可见他对北京海棠的怀念之深。后来，龚自珍偶然看到他早年到法源寺赏花时收藏的海棠花瓣，这是一位朋友所赠，于是有感而发，提笔写道：“人天无据，被侬留得香魂住。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十年。十年千里，风痕雨点斓斑里。莫怪怜他，身世依然是落花。”前面他还写有序言：“偶检丛纸中，得花瓣一包，纸背细书辛幼安‘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乃是京师悯忠寺海棠花，戊辰暮春所戏为也，泫然得句。”龚自珍的一生颠沛流离、久不得志。所以这首词写得很是伤感，读来也是令人感慨万千，这也许正是他对自己一生最深刻的人生体验与苦痛社会感触的反思吧。如今，龚自珍离去已经180多年了，北京海棠花依然是人们的最爱，目前北京主要赏海棠花的地方有：元大都遗址公园、陶然亭公园、北京植物园、中山公园、颐和园、宋庆龄故居和香山碧云寺等，每到春天，人们就会热衷于到此观赏海棠花，一睹芳容。来源：北京日报责任编辑：程思遥 高炜总平台审核编辑：徐睿明

清代文人袁枚不仅精于烹饪，而且是一位烹茶高手。这从他的《随园食单·茶酒单》中即可看出端倪。在仅有300余字的《茶》一则中，袁枚将茶道的用水、藏茶、泡茶之经验娓娓道来。文字摇曳多姿，极富层次感，读来饶有趣味。泡茶用水的优劣直接影响着茶的优劣。袁枚深谙此道，故开篇即言：“欲治好茶，先藏好水。”天下好水得之不易，一般人家可藏些天泉水、雪水用来泡茶。他还得出“水新则味辣，陈则味甘”的结论。谈茶之品质，则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最，其次是龙井。论藏茶，提出了“用小纸包”，“放石灰坛中，过十日则换石灰，用纸盖扎住”。讲泡茶，主张“烹时用武火”，“一滚便泡，滚久则水味变矣”，“停滚再泡”亦不可取。接着，袁枚列出了认为“可饮”之茶，仅有武夷茶、龙井茶、常州阳羡茶和洞庭君山茶，三言五语即说出了茶之特性。如介绍武夷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概括其功效“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用比较的手法，说龙井“虽清而味薄”，阳羡“虽佳而韵逊”，最后得出武夷茶“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的结论。此外，书中还写到与茶有关的食品。如《点心单》中介绍了一种叫“面茶”的点心：“熬粗茶汁，炒面兑入，加芝麻酱亦可，加牛乳亦可，微加一撮盐。无乳则加奶酥、奶皮亦可。”这里说的“面茶”，其实就是今天的茶点。《须知单》里提到“茶腿”，即用茶叶、竹叶熏制的火腿，肉色火红、肉质鲜美而茶香四溢，宜快炒，易贮藏。《水族无鳞单》中写到我们非常熟悉的“茶叶蛋”：“鸡蛋百个，用盐一两，粗茶叶煮两枝线香为度。”《随园食单》对茶叶方面的记述虽然十分有限，但在这极其有限的文字中，足可看出袁枚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品茶评茶专家。来源：语言文字报责任编辑：贾倩

以唐诗宋词为高峰的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人民的至爱，是中华文化的上品。它们的典雅、精致、规范性、互动互补互通，它们的个人风格与整体规模、完满存在，它们的人民性、通俗性、生活性、易读易背诵易流传，它们的凝练与超凝练、留白与耐发挥性，使中华人士从帝王将相到三教九流，从仁人志士的就义到旷男怨女的苦闷，都离不了诗词。此次能够在出版界文友的鼓励下写出此书，得偿夙愿，实为一大美差快事也。中华文化、中华文学的传统是长远的、巨大的、多方面的，是虎虎有生气的活的传统。唐诗宋词再伟大，我们也不会自惭形秽、自我禁锢。我们永远不会为唐宋而唐宋，我们当然是为当今、为现代中国而学习驾驭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近现代文学与域外文学。我们宁愿响应赵翼论诗的大言，“各领风骚”几许年，从更加长久的、开阔的，面向历史也面向现实与未来、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继承弘扬同时开拓发展中华诗学、中华诗歌创作、中华当代文学。唐诗宋词外，汉与汉以前、元明清，以及民国与当代的作品，在本书中也极有兴致地有所涉猎，感受与境界自然大大不同。我们是阅读者、尝试者、激赏者，也是勇敢的发现者、联想者、开拓者、发展者与思索者。我的诗话不仅是诗论、诗评、诗词赏析，更是诗感悟、诗心语、诗激情、诗怀念、诗遐思、诗梦幻；一句话，是诗散文，包括散文诗。它们的结构不一定符合文学史课本的体例，但愿它适应诗文的阅读要求。本诗话，大致上，散文成分占40%，诗（文）论成分占30%，小说故事成分占15%，杂文与幽默成分占15%。小说故事和杂文幽默成分，是指我从小说与近现代大众艺术角度掂量感悟一些诗词作品的灵气，觉得《长恨歌》《遣悲怀》《钗头凤·红酥手》《满江红·写怀》等可以说是长篇巨著，《青玉案·元夕》《听蜀僧濬弹琴》《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等也是短篇小说；而《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还是披头士的流行歌曲《昨天》（Yesterday）的先行篇。诗词的价值在于它们的生活气息，包括精神生活气息，它们的生机、它们的活力、它们永远蓬蓬勃勃的生命力。编排大致按所谈作品古今排序，却也因内容的关系，不完全按照原作时间的先后，写作顺序同时也取决于我的回忆次序、印象次序、畅想次序、抒情次序、意识流动次序与话题类型次序。例如在词话中，谈完了李白的《忆秦娥·箫声咽》，紧接着谈的是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把欧阳修与辛弃疾的两首元夕词，一支《生查子》一曲《青玉案》放在一起说，还加上多数人不知其名的张抡的奇葩词作。这样的排列当然不是只遵循文学史次序，也有将《卿云歌》《观沧海》《短歌行》《长干曲四首》等古体诗、乐府诗不放在上编第三部分“乐府·古风·歌行体等”中，而放在第一部分“五绝与其他”的做法。“诗无达诂”，倒也不一定，将一首诗词的内容说得明白一点，当属可行。我相信诗常常并没有唯一的排他的解读。我宁愿设想更宽阔的解读空间、精神空间、联想空间、多重空间。我还重视古今中外诗人与诗的互通互动互文的可能。我重视读诗、话诗的敏锐与过人勇气。好诗是创造，有时是惊天动地的创造。写诗、读诗、谈诗、论诗，也是对创造活力的感悟、激发与试炼。希望我们的谈论能激活我们的智能和趣味，为我们开辟宽阔与生机勃勃的、更加现代的精神空间与文学思路。（作者为作家、原文化部部长。此文为《诗词中国》一书序言，本版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责任编辑：贾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