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祠里有一处古建筑叫来凤轩，是苏轼、苏辙两兄弟读书的地方，苏洵曾名之“南轩”“来风轩”。现在的来凤轩为清代康熙年间重修，歇山式屋顶，小青瓦屋面，处在古祠堂中轴线最后一隅。正面左右两侧各开一方门，通连室外风雨廊；中开一圆门，上方悬“来凤轩”匾额，两边挂“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楹联。前有小院，连廊回绕，青砖铺地，两侧各植一铁树，亭亭如盖，中砌一六角树池，植矮竹数株。房子和院子背靠几株高大桢楠，显得古朴静谧。这应该就是书房的气息吧。书房，顾名思义，藏书读书之处。对于读书人而言，一间书房就是一生所钟。苏轼自谓平生最快乐之事就是读书，“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而他的家乡眉山“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两宋三百年间竟出了九百进士。南轩的书灯也就是在那个充满“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梦想的时代点燃。与年少气盛、壮志凌云的两兄弟相匹配，南轩的气质也是雄健的、向上的。在这里，兄弟俩“闭门书史丛”“文章风云起”，也“年年废书走市观”，有着少年的顽皮和活力。在这里，他们遇见了“尽以告之”的老师，知道了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在这里，他们有严厉的父亲，以至于到老都还梦见小时没完成作业被吓醒，也有慈爱的母亲，教育他们不发宿藏、不残鸟雀，带着他们一起读《后汉书·范滂传》。苏轼正是从南轩出发，开启了他一生的奇绝之游。宋元丰二年（1079年），44岁的苏轼，已是在凤翔、开封、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多地任过职的官员，虽未大贵，却已名满天下。但乌台诗案飞来横祸，令他身陷囹圄。在狱中，他透过窗子看见萧然风雪中的竹子，想起了那曾带给他温暖和力量的南轩竹。在最无助最艰难的生命境遇里，南轩是他的所念所思，归扫南轩是他的最望最盼。第二年正月初一，苏东坡被押解离京赴黄州，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县）道上遇雪，他又想到了他的南轩，“忆我故居室，浮光动南轩”。晨风微拂，薄雾轻绕，阳光从枝叶婆娑的松竹间洒下来，还挂着露珠的葵萱瑶草摇曳生姿，灼灼其华。从井里打上一瓶水，还冒着丝丝热气。那门外的小路恐怕还留着他当年行吟的脚印吧。大起大落、颠沛流离的命运让苏轼对书房充满渴望。被贬黄州第三个年头时，筑建“雪堂”。年近花甲，再贬惠州，寓居嘉祐寺僧舍时，榜其居室叫“思无邪斋”。三年后，他费尽心力终于在惠州白鹤峰上建成了自己的新居，书房沿用“思无邪斋”名。只可惜入住仅两月，又再次遭贬，到了最偏远的海南，又建桄榔庵。不管走到哪，他一直不放弃建“吾庐”。从少年到中年再到晚年，读书伴随着苏轼一生沉浮，书房记录着他的生命历程。博通经史，融会诸家，虽曾因文入狱，“平生文字为吾累”，但始终没有停止读书与思考。即便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他依然会在书房“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广博、持久、深入的读书，正是他独立不惧、初心不改、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宋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十一日，将朝，尚早，假寐，梦归縠行宅，遍历蔬圃中。已而坐于南轩，见庄客数人，方运土塞小池。土中得两芦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笔作一篇文，有数句云：“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既觉，惘然思之。南轩，先君名之曰“来风”者也。这是苏轼58岁时写的《梦南轩》，当时继室王闰之刚刚离世。岁月的风霜对苏轼的塑造似乎从没停息，而苏轼对南轩的怀念也似乎从未停止。身在朝堂，抑或在江湖，南轩的蔬圃、修竹、野鸟，还有那食芦菔根的庄客，还有为南轩和自己取名的父亲，永远是他的梦。（作者为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馆长）责任编辑：贾倩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刘义庆组织编写的文言志人小说集，以独特的语言魅力，描绘出汉魏至东晋时期的人物群像与社会风貌。其语言艺术精妙绝伦，历久弥新。寥寥数语绘百态。《世说新语》往往用极简的文字勾勒出人物形象与事件场景，达到生动传神的效果，如“管宁割席”的故事。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作者通过对管宁和华歆面对金钱与权贵时截然不同的动作、神态描写，如“挥锄与瓦石不异”“捉而掷去之”“读如故”“废书出看”，将管宁的淡泊名利、华歆的热衷富贵展现得淋漓尽致，二人形象跃然纸上。这种简洁而精准的语言表达，尽显凝练之美。善用比喻显特质。书中善用比喻修辞，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抽象的人物特质或复杂情感。比如，形容王恭“濯濯如春月柳”，以春天清新、柔美的柳树来比喻王恭的风姿，让读者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个清朗俊逸、气质不凡的人物形象，把王恭的出众风度具象化，使人物形象鲜活可感。又如，以“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比喻嵇康之子嵇绍的气质，描绘嵇绍的卓然不群。这些比喻都借助生活中常见且富有特点的事物，生动地传达出人物独特的精神气质，使读者对这些魏晋人物的风采有直观且深刻的认识。幽默笔触含深意。《世说新语》还充满了幽默诙谐的语言。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这个故事中，刘伶嗜酒如命，却以向鬼神发誓戒酒为由骗得酒肉，其言行的反差令人忍俊不禁。诙谐的情节与对话，既展现了刘伶放诞不拘的个性，也反映出魏晋时期部分文人对传统礼教的蔑视与洒脱随性的生活态度。语言特色见差异。书中人物语言极具个性，不同身份、性格的人物，其言辞各具特色。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谢安面对淝水之战的捷报，语言淡定从容，尽显其沉稳、处变不惊的名士风度。个性化的语言描写，鲜明地呈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为我们展现了魏晋时期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卷与社会万象。来源：语言文字报责任编辑：王晶 过超总平台审核编辑：贾倩

家长带着孩子在江苏溧阳市竹箦镇姜下村鹅湖读书台读书。 新华社发有人认为“儿童文学”必须是一种专门的文学，是从文学版图中规划出来的一块特区，也就是说，它是由专门的人特意写给少儿们看的一种“文学”。我们知道，现代人的分工通常是很细的，越细就越专业，也就越让人信任。是吗？文学也是这样？可能并不一定。文学有它的特殊性，因为文学是心灵的产物，一个人的心灵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就成了破碎的心灵。破碎的心灵形成的产物，怎么会好？比如从写作到接受，经过严格限定的“儿童文学”，只能变小和变窄，同时也变低。不，它既然是“文学”，就是给所有人看的，而且它的最大长处在于，特别适合少儿看，是这样一种“大的”文学。如果有一部分特别的人，他们专门写给少儿，也只有少儿才对这些文字感兴趣，这会是一种什么“文学”？一种特殊的文学，也就是说，一种类型化的文学。虽然这种隔离在特定区域里的“文学”，也可能产生令人注目的“奇葩”，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但从规律上看，从文学史上看，却鲜有真正的杰作，很难产生经典。如果我们为了理念上的清晰，为了学术上的方便，一定要满足和局限于这种类型化的写作，那就得准备好降格以求。关上门，不与其他“文学”来往，只做专门的“文学”，产销一条龙，这样既省心又省事，不是很好吗？很好，不过文学是心灵之业，心灵忌讳这样的隔离，所以这件事也就办不好。安徒生、马克·吐温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写出了举世公认的杰出的“儿童文学”，他们从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只能由儿童来读，其劳动，也从不接受类似的局限。在商品交换和技术主义越来越发达的时代，产品和行业划分随之精细化，生产领域走向专精化，这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向。但物质领域与精神领域是不同的，规律也不尽相同。商业主义和技术主义会对精神创造造成异化和侵蚀。从世界范围看，文学创作和研究正在受到损害，所谓的“儿童文学”，是受到伤害最深的，没有之一。部分“儿童文学”从生产到销售，形成了一条成熟而完备的产业链，这是一项高度物质化、可以有效操作的文化产业。也正因为如此，它虽然号称“文学”，实际上已被严重异化，正在脱离和告别文学的生命属性、心灵属性。这样的“儿童文学”只能畸形发展，虚假繁荣。这样的“文学”，虽然不能说与真正的文学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但实话实说，最后可能只剩下两毛钱的关系。我们当然需要专业精神，需要研究它的规律，但这种努力不能背向文学而面向市场，不能使之变低变小变矮变劣，而是要变得更开阔和更自由，最终突破“类型化”的樊篱。狭隘的技术主义和专业主义，在“儿童文学”领域同样是有害的。什么是“儿童文学”？如果到教科书上找个答案，也许不难。不过这些答案都不尽相同，可见要做出一个标准答案还有难度。如果粗略地说一下，是不是可以说，“儿童文学就是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这个方向大致不错，足够包容，争议就会少一些。这里说的是“所有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是不是数量太大、包含太宽？也不一定。因为这里说的是“文学”，还要“适合儿童阅读”，这两个条件加一起，同时具备，那就会滤掉很多作品。因为是“所有”，也就没有了体裁上的排斥，小说、戏剧、散文、诗歌，什么形式都行，只要对儿童有益、适合他们读，就该划入这个范畴。有人可能会略有不安，觉得这样的定义太宽松也太容易了，措辞上不够专业也不够学术。他们似乎记得，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已经做得很细了，“儿童文学”的划分也很周详，比如“低幼文学”“少年文学”等。这仅是就不同年龄段做出的一些区分，内容上还有一些具体的界定。但是，“儿童文学”的规划即便再细致，也还得是“文学”才可以，这是一个前提。如果连“文学”都不是，也就不会是“儿童文学”了。然而，既是“文学”，就一定要有起码的门槛，比如要具备语言艺术的基本水准、境界以及诗性、相当的文学与思想含量。这些，都需要建立在阅读感受之上，于是也很难有更具体的量化指标。没法量化，依赖感受，这就变得复杂了。到底怎么判断？请专家鉴定？读者投票？都不可靠。因为文学艺术评判，既要看重个体，又要等待时间，通常要经历非常繁复的过程。既然说到了时间，我们谁有那么多耐心？要等许多年过去，才知道哪一部作品属于“文学”、好的或不好的“文学”，这未免太麻烦了。从道理上看，如上对文学的检验和鉴定方法并无大错，但实际操作起来却不太实用。因为我们面对的，毕竟是当代的、眼前的作品。那么是否有相对简单一点的办法？大概会有。一般来说，那些汗牛充栋的“儿童文学”，无论是绘本还是文字书，如果只能塞给少年儿童，一旦放到富有阅历的成年人手里，他们立刻觉得寡淡如水，毫无意思，然后扔开，那就不能算是“文学”了。说好了是“文学”，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很可能是用文学手法写出的“少儿读物”。好的“少儿读物”有什么不好？它们也是儿童所需要的。可见这种区分只是专业和学术意义上的，并不能对这些图书造成贬低。有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阅读对象应该是“从9岁到99岁”。这个说法既通俗又准确，并没有夸张，等于是另一种界定的方法。如果是低幼儿读的作品，成人也会喜欢吗？是的，只要是真正的“文学”，它在成人眼里就一定不会是浅薄无聊的，他们也会喜欢，会被吸引。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由此我们也就明白，“儿童文学”的写作其实是最难的，越是写给低龄读者的作品，也就越难。也许就因为这种“文学”太难了，太不好写了，我们通常才会降格以求，用一般的“少儿读物”取代“儿童文学”。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种模糊不清和学术上的不严密，会让人对“儿童文学”这个概念造成误解，对整个文学写作和研究造成损害。好的“少儿读物”是不可或缺的，在少儿教育方面，它负有重要的责任。但这并不等于它可以混淆“儿童文学”，这是两码事。（作者：张炜，系当代作家、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项目团队：中华读书报记者陈香 光明日报记者饶翔 陈雪）

《遵生八笺》里的提炉 图片由作者提供古代士大夫最重悠游山水，如何让游山观水惬意舒适，就成了他们兴致勃勃长期钻研的课题。明代人创制出一款“提炉”，让文人雅士身处山野，于花下小坐时，也可以品一盏清茗，喝一杯美酒。明代戏曲家高濂编撰的《遵生八笺》，可谓士大夫精致生活指导书，书中有“提炉”一条，宣称这种便携小炉是他的发明，随后仔细介绍形制与结构，还附上了插图。该条道：式如提盒，亦余制也。高一尺八寸，阔一尺，长一尺二寸，作三撞。下层一格，如方匣，内用铜造水火炉，身如匣方，坐嵌匣内。中分二孔，左孔炷火，置茶壶以供茶；右孔注汤，置一桶子小镬有盖，顿汤中煮酒。长日午余，此镬可煮粥供客。傍凿一小孔，出灰进风。其壶镬迥出炉格上，太露不雅，外作如下格方匣一格，但不用底以罩之，便壶镬不外见也。一虚一实共二格，上加一格，置底盖以装炭，总三格成一架，上可箾关，与提盒作一副也。根据文字与插图可以看出，提炉的灵感来自当时普遍使用的“三撞”（即三层）式提盒，由可以灵活组装或分卸的五部分组成，即一具带有底座的提梁架、两层方屉盒、一层四方形围框，以及一只铜质四方形“水火炉”。两层屉盒与四方形围框在外径上尺寸一致，且彼此采用子母口套合，可以按照一层屉盒在下、四方形围框在中、一层屉盒在上的形式叠置而起，并依靠子母口嵌合牢固。下层方屉盒的外径尺寸要与提梁架底座上的浅凹槽正好相当，这样，在移动过程中，屉盒就能牢固地嵌置在底座的凹槽内，不会脱落。整套配置中最重要的组件是一只小铜火炉。这只铜炉亦为四方形，外径与下层屉盒的内径相当，可以恰好放置在屉内，不会晃动。此炉之所以名为“水火炉”，是因为炉体的内部实际上用铜板隔为左右两个用途不同的区域，分别发挥煮水风炉与烫酒器的功能。左半部的顶面安有圆形灶，可以放入火炭，在其侧壁上则开有火门，用以通风、清灰，因此，只要将特制的茶壶放置在灶上，就可以随时生火煮水，冲茶品茗；右半部则仅在顶面上开有一个圆口，使用的时候，通过圆口向内注入热水，然后把一只与圆口大小相配的带盖小桶插入其中，再把酒注入小桶，将酒烫热。那只小桶还可以担任袖珍煮锅的角色，因此文中称其为“桶子小镬”，随后提到这只小桶时一律写为“镬”，就是把那小桶看作圆筒形小锅，是为了组合方便而做出的精心设计。游玩中肚子饿时，还可以随时把这只小桶放到灶口上，煮粥或者其他便于快速制作的饮食，就地来一顿野餐。出发前的组合程序是这样的：先把小铜炉放入底屉盒当中，将底屉盒嵌置在提梁架底座的浅槽里。然后，将特别配置的小茶壶插入灶眼，带盖小桶插入注水孔，这一壶一桶皆经精心设计，底部的一部分能够深嵌到灶眼、注水孔之内，由此而安稳直立，不动不摇，等于是将小炉作为了置物架。接下来将四方形围框叠套在底层屉盒之上，由此而把插立在炉顶的小壶、小桶罩合起来。最后，以上层屉盒叠置于四方形围框之上。上屉盒用于盛放铜炉所需的木炭，盒口以一面罩盖加以闭覆，按照当时流行的提盒形式，在罩盖与提梁之间装设插栓。只要自提梁上将栓销向下插入罩盖内，三层盒、框便牢牢地嵌合成一体，固定在提梁架内。如此，便可以很方便地携带这只“提炉”外出，绝无安全之虞。使用时，只消拔开栓销，将三层套叠的木屉拆散，自底盒内取出小炉。于是，就凭这一只小小的铜“水火炉”，出游之人可以随时对青山绿水而煮酒畅饮，在花前柳下以香茶遣兴。近年，野外露营和自驾游流行，户外露营用具也随之丰富起来，包括各种露营炊具套装。把这些现代设备与明人的提炉比一比，看中国古人的设计是否就逊色？也许，可以将明代提炉加以现代化翻新，制成一只便携式茗饮匣，下层安设以电池加热的咖啡机、袖珍炉，中层放置咖啡具与茶具，上层装盛咖啡茶叶与甜点，让人们出游时可以随时动手调配一顿适口茶点。（作者系物质文化史研究者）

《田野诗班》 田野诗班著 李柏霖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红包是个跑步高手，从奶奶手上，跑到我的手上，再从我的手上，跑到妈妈那里”，很多人是通过总台春晚上的歌咏节目《如果要写年》，认识了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粟裕希望小学“田野诗班”的孩子们。孩子们写下的83首童诗配以儿童手绘插画，结集成《田野诗班》出版，作为孩子们的老师和陪伴他们成长的大朋友，我由衷地感到高兴。8年前，我刚成为一名乡村教师，教学计划满满当当，希望每一分钟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如果时间是玫瑰，那最好每一片叶甚至每一根刺都能开花，孩子们能够高标准要求自己，练好本领，走出大山。但累死累活一学期，结果并不如人意，玫瑰没有开花，甚至叶片也没有舒展。学期末，我让孩子们写一封信给自己的亲人，分享自己这个学期的收获和进步。大多数孩子都认认真真按照信的格式，写下抬头、问候、称呼等。我正觉满意，一转身，一张满是皱纹的纸上，却只有这样一行字：“爸爸你可以不打我妈妈吗你再打我妈妈我不yao你zhe个爸爸了”。标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拼音也不戴“帽子”，让这个句子显得那么滑稽。但那一刻，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声音——原来她在经历这些！我满心满意地努力，却忽略了这些，忽略了这些“不完美”的孩子们有自己鲜活的日子，有自己的快乐、悠闲、难过、脆弱……认识到这些，我们和诗歌的故事才真正开始。“油菜花/是作曲家新作的/一首曲子/他一开/就引来蜜蜂/为他伴奏。”土地是孩子们的家园，所以有机会，我们一定去田野里走走。知道去采风，孩子们都蹦起来。一路上，叽叽喳喳的声音从未停过。有调皮的孩子追上我，问：“老师，你带我们逃课呀？”我有些蒙，支支吾吾着：“逃课……可不敢这么说……”孩子根本就不在意我的回答，嘻嘻哈哈跑得老远，留下我在为如何定义逃课而思索。“我是一棵树/只有叶子陪我/到了秋天/连叶子也陪不了我了。”当看到孩子交上来的这样一首诗，我呼吸都变慢了，生怕惊动了这一份溢出纸面的孤单。想起了这个孩子，他刚从村小转来几个月，衣服洗得泛白，剃着精神的小平头，笑得腼腆，一笑，牙齿就会咬上他的下嘴唇。发现老师看着他，就立马收回牙齿，收敛笑意，看向自己手上的书本。下课他跟其他同学一样贴近我身侧，听他们说着趣事。这启发了我，在下节课的写作环节，我想了个主意——让孩子们一人接一句，合作完成一首诗。不一会，教室就热闹了起来，说着，笑着……我贴近这些生动的灵感，慢慢走到他的身边，看见一句——“想到要来学校，我就开心”。这一首首小诗是一个个孩子在时光里留下的脚印，歪歪扭扭却闪着光，深深浅浅也踏成了路。我们一起看春天的桃树——“桃花长得好看/于是人们天天看/天天看/把人家看得害羞/脸都红了”；我们一起讨论“当你老了”之后仍然热烈的愿望——“当我老了/谁给我的花浇水？/所以应该在老之前/教会别人浇花”；我们读课文《慈母情深》，有人想到自己的奶奶——“我们之间隔着长长的年岁/就像银河/但她的爱/也会跨过银河/包裹我”……他们终将有一天不再是孩子，也必然会经历磨砺，但愿这些跟诗相伴的日子，这些童年里对美好的敏锐感知，能化为他们的勇气和智慧，带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这一份可爱的童年，也在这些纸张里被拓印，期待你能看见。

作者：张炜我少年时期在林中小屋里度过，有人觉得这更适合写童话，就给予了鼓励。但写童话并不容易，我在这方面极尽努力，却无法超过《少年与海》《橘颂》《半岛哈里哈气》《寻找鱼王》等小说。为什么？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过多地从“类型文学”的角度去要求自己，创作力受到了限制。真实的情况是，很多作者都觉得童话好写，无非是让小猫小狗或其他东西，像人一样对话和想事，比如遇到了什么妖怪之类的。真正优秀的童话可不是这样，它一定有内在的特殊性，有相当多的知识与技能的要求。好的童话作品孩子痴迷，家长也感兴趣。拙劣的“童话”，如果是写动物的，不过是把一个“人”换成了一种“动物”而已，这不难。要写出只有动物才有的那种单纯和懵懂、茫然和天真、自然天成的生命属性，有属于某一种生命的“物性”，这很难。不过，也有人认为只要熟悉动物就能写好动物，那可不一定。实际上要写好一只猫，更要对人、对人类社会有深刻的理解。人是万物的灵长，他们之间更可感知、更可交流。在广阔深远的生命世界中，有很多生命的情感模型是一样的。有研究表明，连小鸟都和人极为相似：它也会高兴和忧郁，受到打击也痛苦，也需要爱；它也会因为情感的问题，内分泌发生变化。有人家中的布偶猫，20多天没见主人，结果得了抑郁症。动物的情感模型，很大一部分和人是一样的。凡生命都有许多相似性，只是外表不同。我们对人、对人性、对社会层面的理解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世界上所有生命的理解深度。对人类社会的深刻经验，是理解万物的基础，也是进入它们的重要路径。尽管道理上是这样，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荒废对“异类”的研究，不能以人间的所有经验来代替它们。动物仍然有特别的、不可与人比拟的、从外观到表达到各种生活习性的种种复杂性。我们和人打交道的时间毕竟多，成年人整天和人打交道，而童年跟动物、植物，以及其他生命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一些。我们要在理解人的前提下，努力地去理解动物。英国作家波特擅长写兔子，关于兔子的童话让她一举成名。因为她一直在研究兔子，是这方面的专家。看来童话写作要建立在对动物特殊的、深入的交流和接触的基础上，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的童话写作现在面临的问题，在我看来第一来自简单的模仿，第二来自对童话创作难度的误解。真实的情况是，它比其他作品更难写。由于写作者习惯了表面化的模仿，看到一些所谓的童话畅销书广受欢迎，就照葫芦画瓢写起来，认为没有比这再简单、再容易成功的了。这会造成一种极大的浪费。我们写童话要极其小心。有多少童话是合格的、在基本水准之上的？可能远远不如我们想象得多。为什么？因为太难了：貌似简单的东西，往往是最难的。面对童话这种体裁的选择，要非常谨慎，要想好有没有能力把面前的重物托举起来？它是一次沉重的托举，绝不是看上去那么轻松。写小猫、小狗、小鸟、蚂蚱，多简单。它们的体形比较小，灵魂就一定是轻的？不，当我们接触这些“异类”的生命和灵魂时，会有一种神秘的感觉。我们面临的表达和描述的任务，将是极其沉重的。责任编辑：贾倩

某回接受媒体专访，谈及新书与旧书的关系，我脱口而出，说自己“不薄新书爱旧书”。这话初闻很简单，实则内蕴深厚，值得一说。近百年前，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写过一册畅销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第一篇“谈读书”，有这么一段：“许多人曾抱定宗旨不读现代出版的新书。因为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才值得读一遍两遍以至于无数遍。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我却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现代青年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话说得很委婉，骨子里还是拒绝“流行的新书”，提倡阅读那些“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我的态度没有朱先生那么决绝，曾撰文辨析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对于“经典”的不同理解，还有“经典”与“流行”之间错综复杂的对峙与对话的关系。因此，我不敢完全谢绝“流行的新书”。只是面对每年出版20万种新书的现状，确实有一种茫然失措的感觉。反躬自省，明知新书中有不少精品，但承认个人时间及精力有限，只能更多照顾自家书房中那些老住户。并非恋物，也不纯粹是怀旧，就因为翻阅旧书时，有可能重新面对自家曾经有过的喜怒哀乐与得失成败，感觉上更为厚重与立体。随着年龄增长，晓得人生有限，能读的好书实在太有限了，因此，不能不挑食，倾向于阅读那些自觉有趣而且读得懂，还与自家生命历程相关的图书。可以是新书，但以旧书为主。新书有钱就能买到，旧书则不见得，有时候，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我说的“旧书”，不是古书店里昂贵的秘籍珍本，也不是旧书店中两三折的减价图书，而是藏在自家书房的某一角落，平日里难得见面，但犹如多年故交，“不思量，自难忘”的书籍。表面上有点破旧，来历却很不一般，每本都能讲出一堆故事。这样的旧书，刻着时间印记，带着个人情感，有温度，存记忆，不可复制，独一无二，承载着往日的好时光，值得再三摩挲。某种意义上，那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书籍不仅仅是摆设，刚进家门时，确实只有物质形态；可经过阅读、把玩与品味，逐渐融入我的生命与记忆中。多年后，青灯下独自面对，俨然是无话不谈的老友。借用辛弃疾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但这里有个前提，那些书必须是曾经直接面对、多少有过交流与对话的。坦白交代，书房巍峨，好些书其实没有这样的幸运。藏书再多，若未曾读过，只是物质占有，意义不大。最好是刚入门时，略为翻阅，并写下最初的印象，免得“一入侯门深似海”。道理浅显，但真正实行起来，很不容易。那天收拾藏书，发现一大本《陈夏买书志》，撰于1987年9月的“小引”中，谈及买书五乐，其中有曰：“买书归来，随意翻阅，赏其书香扑鼻，叹其高论惊人。亦有大呼上当，摔书长叹之时。读好书手舞足蹈，却未必见贤思齐；睹浊物嬉笑怒骂，倒令我立志著述。好好坏坏，皆有可喜之处，此其乐五。”应该说，立意不错，只是很难坚持。最早一则写于1987年9月24日，2000多字；最晚一则是1990年4月16日，只有短短五行。也就是说，持续时间不到三年，且越写越简单，最后只剩下购书时间及书名。为了督促自己不忘初心，我曾以《陈夏买书志》为素材，在《瞭望周刊》连载《逛书摊》。那则写于1988年12月的《〈逛书摊〉小引》，谈及自己近年来颇喜买书，唯恐变成了业余图书馆员。于是，买书、藏书的同时，也时时记下翻书、读书的感受与体会：“买了书而不翻不读，在我总有一种负罪感，就好像请来了朋友而又撇下人家不理。可要读完每本刚买来的书，又实在不必要也不可能。于是，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强迫自己三五天内，把刚买来的书随便翻翻，获得大概的印象，有兴趣就读下去，没兴趣则为日后的阅读提供‘索引’。”很可惜，小引加13则短文，坚持不到一年，也无疾而终。随着时间推移，家中藏书越来越多，工作也越来越忙，好多书籍入藏后，并无认真晤面的机会，真是愧对众多好书。虽有强烈的求知欲，但被日常事务挤压，或忙着撰写专业著述，不能心无旁骛、自由自在地阅读，见到好书，拿起又放下，一不小心便咫尺天涯，对此，深感遗憾。平日里读书，很少写详细的批注，只是重点画线。即便如此，看着那些高高低低、深深浅浅的曲线，遥想昔日读书情景，揣摩当初的心情与感受，还是蛮有趣的。比如那天翻阅王瑶先生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封面盖父亲的印；下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封面有母亲的签名。父母当年购藏《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明显都认真读过，书上画了很多红线。日后我报考北大博士生时，也曾使用这两册书，只是每个人画线风格不同，还是能大致判断。两代人的阅读痕迹，或重合，或分离，怎能不引人遐思？面对满屋子旧书，感情十分复杂，有的当初痴迷，如今已扬弃；有的初见时无感，今天却颇为惊艳，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谓时势的变迁，所谓生命的痕迹，所谓阅读的进步，就体现在无数当年格外珍惜、如今可能蒙尘的“旧书”上。所有这些，岂是装帧越来越讲究的新书所能取代的？（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责任编辑：贾倩

光明日报2025-05-19日前，宁夏石嘴山市文化馆，邱华栋、柳建伟、刘亮程等作家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爱好者齐聚一堂，围绕西北文学创作展开对话。课间，人们三两一组热烈交流着。“那是我的羊群。”望着窗外溜过的云朵，固原市西吉县吉强镇高同村的农民作家李成山说。“那是我东至河滩的碱面。”坐在李成山一旁，来自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的青年作家薛玉玉回应道。两人在西吉县吉强镇杨河村木兰书院的一次改稿培训会上相识，此次来石嘴山参加宁夏城市文学周课程不期而遇。“牛价涨了，玉米地里的土肥也拉上了，两岁的小孙子能得很，自己能摸到羊圈里去了……”李成山聊起日常生活，“咱要把咱们的日子好好写呢！”“李大哥，写着呢，就为当下个高兴。”薛玉玉顿了一下，接着说，“刚才听完杨蕊教授的课，突然意识到，城市文学也好，我们写的乡土文学也好，诚恳是很重要的，生活中的情感是我们需要深挖的点。”“文学是这块土地上最好的庄稼。我感受到西北浓郁的文学氛围。”李成山也思忖着，“要认认真真、详详细细把家乡农人劳作情景写出来，写出实实在在的乡村变化。”“许多期刊的编辑老师面对面为农民作家改稿。这样的活动，去年我参加了好几次，每次都有不同收获。”薛玉玉感慨，“上次在木兰书院，《雨花》杂志的向迅编辑给我的小说《珍珠豆儿》作了全方位点评，一下子让我对创作的认识清晰了很多。经过修改，小说还在《黄河文学》期刊上发表了呢。”“现在，从自治区到市里再到县上，给农民作家的培训和扶持力度不断加大。我的作品有时还能获得一些奖项，想想就很开心。”李成山黑红宽阔的脸庞漾满笑意，“镇上、书院在举办创作交流活动，等种上玉米，挤出时间，我带自己的新作《笔耕深山》去参加。”正聊着，宁夏文联主席郭文斌的课开讲了……（记者闫磊 张文攀）责任编辑：贾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