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唐代女诗人陈玉兰的《寄外征衣》印象极深，因为她写的不仅是一首七绝，更是一封言简意赅的家书。“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如果说陈玉兰写的是妻子对戍守边关丈夫的思念，那么抗联三路军政委冯仲云写给妻子的家书，则是丈夫对爱情的忠诚。冯仲云给妻子薛雯写信之时，两人已暌隔12年，白山黑水中出生入死的冯将军根本无法与家人联系，直到抗战胜利，才发出这封迟来的家书。“只要雯没有违反往日的志愿，没有对不起祖国和组织，那么还是我的妻，我是这样地等待了十二年，我坚信我对雯的忠诚是能得到结果的。”在通信并不发达的年代，家书，是维系情感最珍贵的纽带，因此它总是与泪相伴。尽管英雄希望妈妈“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但家书总是难免字字浸透泪水，悲喜之泪化成墨，家书一封和泪成。正如古诗中写的一样：“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1940年5月，张自忠率部东渡襄河，挥师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激战，张自忠指挥部队击退了日军发动的9次冲锋，战斗异常激烈，身先士卒的他身受8处弹伤和刺刀伤，最终壮烈牺牲在前线。事实上，在出征前张自忠就做好了以死报国的思想准备。5月1日，他亲笔写下了著名的《致战友》，向战友们表达了同仇敌忾、为国牺牲的决心。今天，重读这封大义凛然的书信，我们仿佛仍能感受到将军怦怦作响的心跳，能看到热血燃烧的火焰。书信虽短，却字字千钧，撞击着每一个读者的心扉，令人血脉偾张。一般来说，人在生死关头最牵挂的往往是自己的亲人，尤其对于征战沙场的将士和他们的家眷来说，一封薄薄的家书很可能是亲人最后的嘱托，是生命里程最终的告白，说“家书抵万金”并不夸张。但张自忠将军在牺牲前，并没有给家人留下片言只语，在他看来，冲锋陷阵的战友就是他最亲的、生死与共的家人，给战友们修书一封，就是他最重要的家书。可以说张自忠将军写下的“家书”，是血肉相连的战友书，是抗敌部署的动员书，更是壮烈殉国的宣言书。是将军不牵挂家人吗？显然不是。张自忠将军的发妻李敏慧17岁即与他结婚，夫妻恩爱，家风淳厚，我想，将军一方面是觉得国难大于家事，部署战斗、激励战友，要比写一封家书更重要；另一方面，他也相信自己的爱妻能深明大义，无须再行嘱托。张自忠血洒战场后，年仅50岁的李敏慧像秋瑾烈士写的那样——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毅然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李敏慧在用壮烈之举表达与丈夫生死相依的同时，也激励着无数战士像丈夫那样奋不顾身去英勇杀敌。细读这封“家书”，不难梳理出这样几层含义。“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这一层是作为集团军总司令兼军长，不会只在后方指挥部发号施令，一定会身先士卒，与战友们并肩作战。“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这一层是表明赴死之心，国难思良将，时艰念贤臣，国家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唯有誓死报国这一个选项，除此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这是第三层，目的在于鼓舞士气，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牺牲不会白白付出，鲜血会浇灌出胜利之花，胜利最终将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有五千年历史的积淀，抗日的烽火一直燃烧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我们应该有驱除侵略者、战胜敌人的信心。“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最后一层含义在于重申赴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赴死之心决不半点改变，这句话将爱国之情推向了燃点，相信每个人读到这一句时，心情都不会平静。我们仿佛看着一队队战士，正冒着炮火、踏着血迹冲向敌阵。在重读这封“家书”时，我想到了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许英烈士写给妈妈的家书，信中写道：“为着母亲的幸福，为着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我情愿以死杀敌，我的光荣正是母亲的光荣、全家的光荣。”与指挥千军万马的张自忠将军不同，许英只是个部队基层干部，但他们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了正义事业不惜赴死的英雄境界却是相同的。我们应该向这些英雄致敬，他们不仅留下了捐躯赴国难的英雄壮举，还留下了这些宝贵的家书，而家书是对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它呈现的真实情感和情景再现，更能打动读者，影响后人。时光照进新时代，世界在巨变，社会在巨变，生活在巨变，但是有一种东西永远不会变，这就是中华民族所崇尚的爱国主义和英烈精神。“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伟大时代呼唤英雄、造就英雄。英雄辈出，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兴旺发达、长盛不衰。新时代的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其时已至，其势已成，每一个炎黄子孙、有志儿女都应该用英烈精神激励自己，积极投身到民族复兴的伟业中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责任编辑：贾倩

苏轼《和董传留别》诗云：“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若饱读诗书，即使贫寒如董传，一身“粗缯大布”，也不掩气质光华。可见，“气自华”来自“腹有诗书”，来源于深厚的文化浸染与熏陶。怎么才能“腹有诗书”？《礼记》有言：“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只有扎扎实实地下一番“笨功夫”，克服困难读一批“经史子集”，埋头啃几部“磨脑子”的大经大典，才有可能从“不知”到“知”，进而“深知”。这也是“深耕经典”的过程。之所以强调“深耕”，实因当下生活中，对经典原著浅尝辄止，造成片面理解或误读的例子俯拾皆是。有学者开播视频，邀请名家名嘴“捧哏”，侃侃而谈：“美女是不需要学习的，就会过得很好啊，因为《易经》‘坤卦’第二爻讲：‘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直方大”怎么就成了“美女”的代名词？“不习无不利”怎么就被简化为“不学习就很好”？真可谓“今古奇谈”！如果不是有意曲解，那就是对经典的以讹传讹。不管是哪类情形，对于不甚了解《易经》的网友特别是孩子来说，一旦信以为真，必将被严重误导。俗话说：“学艺不精，误了终生。”如果是老师或公众人物“学艺不精”，还大放厥词，“误”的可就不止于自身，也必将殃及“后生”。说到经典，首先是一批经过时间淘洗的中华优秀文化典籍。虽然鲁迅曾经说不主张读经，但也说“我几乎读过十三经”。其实，仅从鲁迅深邃雄健的笔力，就可看出先生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现在，我们时不时会听到一些“知名作家”为了标榜自身学识，有意无意间透露自己曾通读“十三经”和“二十四史”云云。有的是真有所研读，但有的怕是“打肿脸充胖子”——别说是遍读“十三经”，能把“十三经”书目说全乎恐怕也困难。学风与文风，反映的是一个人的作风。不下功夫研读经典，却又以经典自我标榜，夸夸其谈，华而不实，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于人于己于社会风气，都是有害而无益的。深耕经典，要下“长功夫”，要有系统性的阅读研究。历代儒家推崇的十三部儒家经典被称为“十三经”，其中，《诗经》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源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从某种意义上讲，文章的根本就两条：一条是“修辞立其诚”（《易经·乾卦·文言》），一条是“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尚书·毕命》）。“修辞立其诚”指文章所表现的是作者的本心与生活的本真，要有真情实感，应该“我手写我心”；“辞尚体要”则指文章主题思想要简洁精要，关键处就一两句话，甚或一个词。有了这两条，写文章的要领才基本到位，而这在《诗经》中都有绝佳的呈现。所以梁启超说：“《诗经》这部书所表示的，正是我们民族情感最健全的状态。这一点无论后来哪位作家，都赶不上。”可见，读经不易，光是读通读透一部《诗经》就受益不浅。经典是我们永远的老师。世界上所有的文明、文化与文学都是有基因、有根脉的。从来“大文章”源自“小积累”，“软实力”源于“硬功夫”。我们不妨由简入难，先认真阅读几部经典著作，揣摩体会，然后逐渐扩大研读范围，狠下一番“硬功夫”，打好自己的“文化底子”，这样才能获取文明的滋养，切实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好、弘扬好。责任编辑：贾倩

三苏祠里有一处古建筑叫来凤轩，是苏轼、苏辙两兄弟读书的地方，苏洵曾名之“南轩”“来风轩”。现在的来凤轩为清代康熙年间重修，歇山式屋顶，小青瓦屋面，处在古祠堂中轴线最后一隅。正面左右两侧各开一方门，通连室外风雨廊；中开一圆门，上方悬“来凤轩”匾额，两边挂“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楹联。前有小院，连廊回绕，青砖铺地，两侧各植一铁树，亭亭如盖，中砌一六角树池，植矮竹数株。房子和院子背靠几株高大桢楠，显得古朴静谧。这应该就是书房的气息吧。书房，顾名思义，藏书读书之处。对于读书人而言，一间书房就是一生所钟。苏轼自谓平生最快乐之事就是读书，“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而他的家乡眉山“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两宋三百年间竟出了九百进士。南轩的书灯也就是在那个充满“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梦想的时代点燃。与年少气盛、壮志凌云的两兄弟相匹配，南轩的气质也是雄健的、向上的。在这里，兄弟俩“闭门书史丛”“文章风云起”，也“年年废书走市观”，有着少年的顽皮和活力。在这里，他们遇见了“尽以告之”的老师，知道了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在这里，他们有严厉的父亲，以至于到老都还梦见小时没完成作业被吓醒，也有慈爱的母亲，教育他们不发宿藏、不残鸟雀，带着他们一起读《后汉书·范滂传》。苏轼正是从南轩出发，开启了他一生的奇绝之游。宋元丰二年（1079年），44岁的苏轼，已是在凤翔、开封、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多地任过职的官员，虽未大贵，却已名满天下。但乌台诗案飞来横祸，令他身陷囹圄。在狱中，他透过窗子看见萧然风雪中的竹子，想起了那曾带给他温暖和力量的南轩竹。在最无助最艰难的生命境遇里，南轩是他的所念所思，归扫南轩是他的最望最盼。第二年正月初一，苏东坡被押解离京赴黄州，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县）道上遇雪，他又想到了他的南轩，“忆我故居室，浮光动南轩”。晨风微拂，薄雾轻绕，阳光从枝叶婆娑的松竹间洒下来，还挂着露珠的葵萱瑶草摇曳生姿，灼灼其华。从井里打上一瓶水，还冒着丝丝热气。那门外的小路恐怕还留着他当年行吟的脚印吧。大起大落、颠沛流离的命运让苏轼对书房充满渴望。被贬黄州第三个年头时，筑建“雪堂”。年近花甲，再贬惠州，寓居嘉祐寺僧舍时，榜其居室叫“思无邪斋”。三年后，他费尽心力终于在惠州白鹤峰上建成了自己的新居，书房沿用“思无邪斋”名。只可惜入住仅两月，又再次遭贬，到了最偏远的海南，又建桄榔庵。不管走到哪，他一直不放弃建“吾庐”。从少年到中年再到晚年，读书伴随着苏轼一生沉浮，书房记录着他的生命历程。博通经史，融会诸家，虽曾因文入狱，“平生文字为吾累”，但始终没有停止读书与思考。即便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他依然会在书房“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广博、持久、深入的读书，正是他独立不惧、初心不改、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宋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十一日，将朝，尚早，假寐，梦归縠行宅，遍历蔬圃中。已而坐于南轩，见庄客数人，方运土塞小池。土中得两芦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笔作一篇文，有数句云：“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既觉，惘然思之。南轩，先君名之曰“来风”者也。这是苏轼58岁时写的《梦南轩》，当时继室王闰之刚刚离世。岁月的风霜对苏轼的塑造似乎从没停息，而苏轼对南轩的怀念也似乎从未停止。身在朝堂，抑或在江湖，南轩的蔬圃、修竹、野鸟，还有那食芦菔根的庄客，还有为南轩和自己取名的父亲，永远是他的梦。（作者为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馆长）责任编辑：贾倩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刘义庆组织编写的文言志人小说集，以独特的语言魅力，描绘出汉魏至东晋时期的人物群像与社会风貌。其语言艺术精妙绝伦，历久弥新。寥寥数语绘百态。《世说新语》往往用极简的文字勾勒出人物形象与事件场景，达到生动传神的效果，如“管宁割席”的故事。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作者通过对管宁和华歆面对金钱与权贵时截然不同的动作、神态描写，如“挥锄与瓦石不异”“捉而掷去之”“读如故”“废书出看”，将管宁的淡泊名利、华歆的热衷富贵展现得淋漓尽致，二人形象跃然纸上。这种简洁而精准的语言表达，尽显凝练之美。善用比喻显特质。书中善用比喻修辞，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抽象的人物特质或复杂情感。比如，形容王恭“濯濯如春月柳”，以春天清新、柔美的柳树来比喻王恭的风姿，让读者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个清朗俊逸、气质不凡的人物形象，把王恭的出众风度具象化，使人物形象鲜活可感。又如，以“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比喻嵇康之子嵇绍的气质，描绘嵇绍的卓然不群。这些比喻都借助生活中常见且富有特点的事物，生动地传达出人物独特的精神气质，使读者对这些魏晋人物的风采有直观且深刻的认识。幽默笔触含深意。《世说新语》还充满了幽默诙谐的语言。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这个故事中，刘伶嗜酒如命，却以向鬼神发誓戒酒为由骗得酒肉，其言行的反差令人忍俊不禁。诙谐的情节与对话，既展现了刘伶放诞不拘的个性，也反映出魏晋时期部分文人对传统礼教的蔑视与洒脱随性的生活态度。语言特色见差异。书中人物语言极具个性，不同身份、性格的人物，其言辞各具特色。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谢安面对淝水之战的捷报，语言淡定从容，尽显其沉稳、处变不惊的名士风度。个性化的语言描写，鲜明地呈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为我们展现了魏晋时期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卷与社会万象。来源：语言文字报责任编辑：王晶 过超总平台审核编辑：贾倩

家长带着孩子在江苏溧阳市竹箦镇姜下村鹅湖读书台读书。 新华社发有人认为“儿童文学”必须是一种专门的文学，是从文学版图中规划出来的一块特区，也就是说，它是由专门的人特意写给少儿们看的一种“文学”。我们知道，现代人的分工通常是很细的，越细就越专业，也就越让人信任。是吗？文学也是这样？可能并不一定。文学有它的特殊性，因为文学是心灵的产物，一个人的心灵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就成了破碎的心灵。破碎的心灵形成的产物，怎么会好？比如从写作到接受，经过严格限定的“儿童文学”，只能变小和变窄，同时也变低。不，它既然是“文学”，就是给所有人看的，而且它的最大长处在于，特别适合少儿看，是这样一种“大的”文学。如果有一部分特别的人，他们专门写给少儿，也只有少儿才对这些文字感兴趣，这会是一种什么“文学”？一种特殊的文学，也就是说，一种类型化的文学。虽然这种隔离在特定区域里的“文学”，也可能产生令人注目的“奇葩”，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但从规律上看，从文学史上看，却鲜有真正的杰作，很难产生经典。如果我们为了理念上的清晰，为了学术上的方便，一定要满足和局限于这种类型化的写作，那就得准备好降格以求。关上门，不与其他“文学”来往，只做专门的“文学”，产销一条龙，这样既省心又省事，不是很好吗？很好，不过文学是心灵之业，心灵忌讳这样的隔离，所以这件事也就办不好。安徒生、马克·吐温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写出了举世公认的杰出的“儿童文学”，他们从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只能由儿童来读，其劳动，也从不接受类似的局限。在商品交换和技术主义越来越发达的时代，产品和行业划分随之精细化，生产领域走向专精化，这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向。但物质领域与精神领域是不同的，规律也不尽相同。商业主义和技术主义会对精神创造造成异化和侵蚀。从世界范围看，文学创作和研究正在受到损害，所谓的“儿童文学”，是受到伤害最深的，没有之一。部分“儿童文学”从生产到销售，形成了一条成熟而完备的产业链，这是一项高度物质化、可以有效操作的文化产业。也正因为如此，它虽然号称“文学”，实际上已被严重异化，正在脱离和告别文学的生命属性、心灵属性。这样的“儿童文学”只能畸形发展，虚假繁荣。这样的“文学”，虽然不能说与真正的文学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但实话实说，最后可能只剩下两毛钱的关系。我们当然需要专业精神，需要研究它的规律，但这种努力不能背向文学而面向市场，不能使之变低变小变矮变劣，而是要变得更开阔和更自由，最终突破“类型化”的樊篱。狭隘的技术主义和专业主义，在“儿童文学”领域同样是有害的。什么是“儿童文学”？如果到教科书上找个答案，也许不难。不过这些答案都不尽相同，可见要做出一个标准答案还有难度。如果粗略地说一下，是不是可以说，“儿童文学就是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这个方向大致不错，足够包容，争议就会少一些。这里说的是“所有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是不是数量太大、包含太宽？也不一定。因为这里说的是“文学”，还要“适合儿童阅读”，这两个条件加一起，同时具备，那就会滤掉很多作品。因为是“所有”，也就没有了体裁上的排斥，小说、戏剧、散文、诗歌，什么形式都行，只要对儿童有益、适合他们读，就该划入这个范畴。有人可能会略有不安，觉得这样的定义太宽松也太容易了，措辞上不够专业也不够学术。他们似乎记得，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已经做得很细了，“儿童文学”的划分也很周详，比如“低幼文学”“少年文学”等。这仅是就不同年龄段做出的一些区分，内容上还有一些具体的界定。但是，“儿童文学”的规划即便再细致，也还得是“文学”才可以，这是一个前提。如果连“文学”都不是，也就不会是“儿童文学”了。然而，既是“文学”，就一定要有起码的门槛，比如要具备语言艺术的基本水准、境界以及诗性、相当的文学与思想含量。这些，都需要建立在阅读感受之上，于是也很难有更具体的量化指标。没法量化，依赖感受，这就变得复杂了。到底怎么判断？请专家鉴定？读者投票？都不可靠。因为文学艺术评判，既要看重个体，又要等待时间，通常要经历非常繁复的过程。既然说到了时间，我们谁有那么多耐心？要等许多年过去，才知道哪一部作品属于“文学”、好的或不好的“文学”，这未免太麻烦了。从道理上看，如上对文学的检验和鉴定方法并无大错，但实际操作起来却不太实用。因为我们面对的，毕竟是当代的、眼前的作品。那么是否有相对简单一点的办法？大概会有。一般来说，那些汗牛充栋的“儿童文学”，无论是绘本还是文字书，如果只能塞给少年儿童，一旦放到富有阅历的成年人手里，他们立刻觉得寡淡如水，毫无意思，然后扔开，那就不能算是“文学”了。说好了是“文学”，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很可能是用文学手法写出的“少儿读物”。好的“少儿读物”有什么不好？它们也是儿童所需要的。可见这种区分只是专业和学术意义上的，并不能对这些图书造成贬低。有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阅读对象应该是“从9岁到99岁”。这个说法既通俗又准确，并没有夸张，等于是另一种界定的方法。如果是低幼儿读的作品，成人也会喜欢吗？是的，只要是真正的“文学”，它在成人眼里就一定不会是浅薄无聊的，他们也会喜欢，会被吸引。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由此我们也就明白，“儿童文学”的写作其实是最难的，越是写给低龄读者的作品，也就越难。也许就因为这种“文学”太难了，太不好写了，我们通常才会降格以求，用一般的“少儿读物”取代“儿童文学”。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种模糊不清和学术上的不严密，会让人对“儿童文学”这个概念造成误解，对整个文学写作和研究造成损害。好的“少儿读物”是不可或缺的，在少儿教育方面，它负有重要的责任。但这并不等于它可以混淆“儿童文学”，这是两码事。（作者：张炜，系当代作家、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项目团队：中华读书报记者陈香 光明日报记者饶翔 陈雪）

《遵生八笺》里的提炉 图片由作者提供古代士大夫最重悠游山水，如何让游山观水惬意舒适，就成了他们兴致勃勃长期钻研的课题。明代人创制出一款“提炉”，让文人雅士身处山野，于花下小坐时，也可以品一盏清茗，喝一杯美酒。明代戏曲家高濂编撰的《遵生八笺》，可谓士大夫精致生活指导书，书中有“提炉”一条，宣称这种便携小炉是他的发明，随后仔细介绍形制与结构，还附上了插图。该条道：式如提盒，亦余制也。高一尺八寸，阔一尺，长一尺二寸，作三撞。下层一格，如方匣，内用铜造水火炉，身如匣方，坐嵌匣内。中分二孔，左孔炷火，置茶壶以供茶；右孔注汤，置一桶子小镬有盖，顿汤中煮酒。长日午余，此镬可煮粥供客。傍凿一小孔，出灰进风。其壶镬迥出炉格上，太露不雅，外作如下格方匣一格，但不用底以罩之，便壶镬不外见也。一虚一实共二格，上加一格，置底盖以装炭，总三格成一架，上可箾关，与提盒作一副也。根据文字与插图可以看出，提炉的灵感来自当时普遍使用的“三撞”（即三层）式提盒，由可以灵活组装或分卸的五部分组成，即一具带有底座的提梁架、两层方屉盒、一层四方形围框，以及一只铜质四方形“水火炉”。两层屉盒与四方形围框在外径上尺寸一致，且彼此采用子母口套合，可以按照一层屉盒在下、四方形围框在中、一层屉盒在上的形式叠置而起，并依靠子母口嵌合牢固。下层方屉盒的外径尺寸要与提梁架底座上的浅凹槽正好相当，这样，在移动过程中，屉盒就能牢固地嵌置在底座的凹槽内，不会脱落。整套配置中最重要的组件是一只小铜火炉。这只铜炉亦为四方形，外径与下层屉盒的内径相当，可以恰好放置在屉内，不会晃动。此炉之所以名为“水火炉”，是因为炉体的内部实际上用铜板隔为左右两个用途不同的区域，分别发挥煮水风炉与烫酒器的功能。左半部的顶面安有圆形灶，可以放入火炭，在其侧壁上则开有火门，用以通风、清灰，因此，只要将特制的茶壶放置在灶上，就可以随时生火煮水，冲茶品茗；右半部则仅在顶面上开有一个圆口，使用的时候，通过圆口向内注入热水，然后把一只与圆口大小相配的带盖小桶插入其中，再把酒注入小桶，将酒烫热。那只小桶还可以担任袖珍煮锅的角色，因此文中称其为“桶子小镬”，随后提到这只小桶时一律写为“镬”，就是把那小桶看作圆筒形小锅，是为了组合方便而做出的精心设计。游玩中肚子饿时，还可以随时把这只小桶放到灶口上，煮粥或者其他便于快速制作的饮食，就地来一顿野餐。出发前的组合程序是这样的：先把小铜炉放入底屉盒当中，将底屉盒嵌置在提梁架底座的浅槽里。然后，将特别配置的小茶壶插入灶眼，带盖小桶插入注水孔，这一壶一桶皆经精心设计，底部的一部分能够深嵌到灶眼、注水孔之内，由此而安稳直立，不动不摇，等于是将小炉作为了置物架。接下来将四方形围框叠套在底层屉盒之上，由此而把插立在炉顶的小壶、小桶罩合起来。最后，以上层屉盒叠置于四方形围框之上。上屉盒用于盛放铜炉所需的木炭，盒口以一面罩盖加以闭覆，按照当时流行的提盒形式，在罩盖与提梁之间装设插栓。只要自提梁上将栓销向下插入罩盖内，三层盒、框便牢牢地嵌合成一体，固定在提梁架内。如此，便可以很方便地携带这只“提炉”外出，绝无安全之虞。使用时，只消拔开栓销，将三层套叠的木屉拆散，自底盒内取出小炉。于是，就凭这一只小小的铜“水火炉”，出游之人可以随时对青山绿水而煮酒畅饮，在花前柳下以香茶遣兴。近年，野外露营和自驾游流行，户外露营用具也随之丰富起来，包括各种露营炊具套装。把这些现代设备与明人的提炉比一比，看中国古人的设计是否就逊色？也许，可以将明代提炉加以现代化翻新，制成一只便携式茗饮匣，下层安设以电池加热的咖啡机、袖珍炉，中层放置咖啡具与茶具，上层装盛咖啡茶叶与甜点，让人们出游时可以随时动手调配一顿适口茶点。（作者系物质文化史研究者）

《田野诗班》 田野诗班著 李柏霖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红包是个跑步高手，从奶奶手上，跑到我的手上，再从我的手上，跑到妈妈那里”，很多人是通过总台春晚上的歌咏节目《如果要写年》，认识了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粟裕希望小学“田野诗班”的孩子们。孩子们写下的83首童诗配以儿童手绘插画，结集成《田野诗班》出版，作为孩子们的老师和陪伴他们成长的大朋友，我由衷地感到高兴。8年前，我刚成为一名乡村教师，教学计划满满当当，希望每一分钟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如果时间是玫瑰，那最好每一片叶甚至每一根刺都能开花，孩子们能够高标准要求自己，练好本领，走出大山。但累死累活一学期，结果并不如人意，玫瑰没有开花，甚至叶片也没有舒展。学期末，我让孩子们写一封信给自己的亲人，分享自己这个学期的收获和进步。大多数孩子都认认真真按照信的格式，写下抬头、问候、称呼等。我正觉满意，一转身，一张满是皱纹的纸上，却只有这样一行字：“爸爸你可以不打我妈妈吗你再打我妈妈我不yao你zhe个爸爸了”。标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拼音也不戴“帽子”，让这个句子显得那么滑稽。但那一刻，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声音——原来她在经历这些！我满心满意地努力，却忽略了这些，忽略了这些“不完美”的孩子们有自己鲜活的日子，有自己的快乐、悠闲、难过、脆弱……认识到这些，我们和诗歌的故事才真正开始。“油菜花/是作曲家新作的/一首曲子/他一开/就引来蜜蜂/为他伴奏。”土地是孩子们的家园，所以有机会，我们一定去田野里走走。知道去采风，孩子们都蹦起来。一路上，叽叽喳喳的声音从未停过。有调皮的孩子追上我，问：“老师，你带我们逃课呀？”我有些蒙，支支吾吾着：“逃课……可不敢这么说……”孩子根本就不在意我的回答，嘻嘻哈哈跑得老远，留下我在为如何定义逃课而思索。“我是一棵树/只有叶子陪我/到了秋天/连叶子也陪不了我了。”当看到孩子交上来的这样一首诗，我呼吸都变慢了，生怕惊动了这一份溢出纸面的孤单。想起了这个孩子，他刚从村小转来几个月，衣服洗得泛白，剃着精神的小平头，笑得腼腆，一笑，牙齿就会咬上他的下嘴唇。发现老师看着他，就立马收回牙齿，收敛笑意，看向自己手上的书本。下课他跟其他同学一样贴近我身侧，听他们说着趣事。这启发了我，在下节课的写作环节，我想了个主意——让孩子们一人接一句，合作完成一首诗。不一会，教室就热闹了起来，说着，笑着……我贴近这些生动的灵感，慢慢走到他的身边，看见一句——“想到要来学校，我就开心”。这一首首小诗是一个个孩子在时光里留下的脚印，歪歪扭扭却闪着光，深深浅浅也踏成了路。我们一起看春天的桃树——“桃花长得好看/于是人们天天看/天天看/把人家看得害羞/脸都红了”；我们一起讨论“当你老了”之后仍然热烈的愿望——“当我老了/谁给我的花浇水？/所以应该在老之前/教会别人浇花”；我们读课文《慈母情深》，有人想到自己的奶奶——“我们之间隔着长长的年岁/就像银河/但她的爱/也会跨过银河/包裹我”……他们终将有一天不再是孩子，也必然会经历磨砺，但愿这些跟诗相伴的日子，这些童年里对美好的敏锐感知，能化为他们的勇气和智慧，带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这一份可爱的童年，也在这些纸张里被拓印，期待你能看见。

作者：张炜我少年时期在林中小屋里度过，有人觉得这更适合写童话，就给予了鼓励。但写童话并不容易，我在这方面极尽努力，却无法超过《少年与海》《橘颂》《半岛哈里哈气》《寻找鱼王》等小说。为什么？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过多地从“类型文学”的角度去要求自己，创作力受到了限制。真实的情况是，很多作者都觉得童话好写，无非是让小猫小狗或其他东西，像人一样对话和想事，比如遇到了什么妖怪之类的。真正优秀的童话可不是这样，它一定有内在的特殊性，有相当多的知识与技能的要求。好的童话作品孩子痴迷，家长也感兴趣。拙劣的“童话”，如果是写动物的，不过是把一个“人”换成了一种“动物”而已，这不难。要写出只有动物才有的那种单纯和懵懂、茫然和天真、自然天成的生命属性，有属于某一种生命的“物性”，这很难。不过，也有人认为只要熟悉动物就能写好动物，那可不一定。实际上要写好一只猫，更要对人、对人类社会有深刻的理解。人是万物的灵长，他们之间更可感知、更可交流。在广阔深远的生命世界中，有很多生命的情感模型是一样的。有研究表明，连小鸟都和人极为相似：它也会高兴和忧郁，受到打击也痛苦，也需要爱；它也会因为情感的问题，内分泌发生变化。有人家中的布偶猫，20多天没见主人，结果得了抑郁症。动物的情感模型，很大一部分和人是一样的。凡生命都有许多相似性，只是外表不同。我们对人、对人性、对社会层面的理解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世界上所有生命的理解深度。对人类社会的深刻经验，是理解万物的基础，也是进入它们的重要路径。尽管道理上是这样，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荒废对“异类”的研究，不能以人间的所有经验来代替它们。动物仍然有特别的、不可与人比拟的、从外观到表达到各种生活习性的种种复杂性。我们和人打交道的时间毕竟多，成年人整天和人打交道，而童年跟动物、植物，以及其他生命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一些。我们要在理解人的前提下，努力地去理解动物。英国作家波特擅长写兔子，关于兔子的童话让她一举成名。因为她一直在研究兔子，是这方面的专家。看来童话写作要建立在对动物特殊的、深入的交流和接触的基础上，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的童话写作现在面临的问题，在我看来第一来自简单的模仿，第二来自对童话创作难度的误解。真实的情况是，它比其他作品更难写。由于写作者习惯了表面化的模仿，看到一些所谓的童话畅销书广受欢迎，就照葫芦画瓢写起来，认为没有比这再简单、再容易成功的了。这会造成一种极大的浪费。我们写童话要极其小心。有多少童话是合格的、在基本水准之上的？可能远远不如我们想象得多。为什么？因为太难了：貌似简单的东西，往往是最难的。面对童话这种体裁的选择，要非常谨慎，要想好有没有能力把面前的重物托举起来？它是一次沉重的托举，绝不是看上去那么轻松。写小猫、小狗、小鸟、蚂蚱，多简单。它们的体形比较小，灵魂就一定是轻的？不，当我们接触这些“异类”的生命和灵魂时，会有一种神秘的感觉。我们面临的表达和描述的任务，将是极其沉重的。责任编辑：贾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