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百年南大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杰出人物，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多位南大校友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沙祖康 谢启美 毕季龙——联合国副秘书长杨洁篪——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华春莹——外交部发言人马灿荣——驻德大使今天带大家走近另一位南大杰出外交校友，他就是由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外交家，改革开放的杰出人物，南京大学1952级地理系校友厉声教。他曾获得周恩来总理的赏识与肯定，是第一批参与联合国外交的中国外交官，是地位仅次于《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文本的主要起草人与定稿人之一，新中国国际法泰斗，是中美建交的见证者和中美问题专家，是国内较早分析出悉尼将成为北京申奥主要竞争对手的学者，是首位在多家西方知名媒体上撰写专栏文章积极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中国外交家。1958年，厉声教从外交部休假回杭，泛舟西湖诗书传家的学子厉声教出身于杭州世家，他的先祖厉鹗是杭州最负盛名的文豪之一，清代诗坛翘楚，浙西词派代表人物，被学界公认为“历代杭州山水名胜诗人之冠”。浙江大学教授朱则杰曾撰文道：“整个杭州，几乎凡有风景之处，都有厉鹗诗。在历代描写杭州风景的无数山水诗人中，成就恐怕即以厉鹗为最高。”厉声教自幼随父学习诗词国学，留下了不少吟咏当代杭州的诗词佳作。如：《浣溪沙·甲戌年夏梦曲院荷花》、《辛卯孟春谒厉杭二公祠》、《访二公祠寻厉公墓不获》等。浣溪沙·甲戌年夏梦曲院荷花一棹菱歌曲院深，碧波从容绿无痕。藕花红消月盈门。满把流光谁吊问？桨声何处不销魂。梦回犹作宦游人。辛卯孟春谒厉杭二公祠碧树掩幽径，故丘何处寻。祠畔西溪水，檐下北平人。好静修文胆，安贫写诗魂。清风吹绿蜡，惊觉已黄昏。访二公祠寻厉公墓不获孤茔湮鹤迹，晚照蒋村前。阶下蕉烟碧，堂前蝶梦酣。南湖花隐月，北渚水含烟。樊榭吟游处，石窗薜荔缠。第一首词作是厉声教驻外期间所作，抒写了他夏夜梦回杭州，泛舟西湖，夜观曲院荷花时的感受，表现了作为外交官的厉声教虽身在异国，仍心系故乡杭州的思乡情怀。后两首诗作则是他赴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拜谒厉杭二公祠，同时寻访其先祖厉鹗墓时所作，表现了作为诗人的厉声教将凭吊先人的思古幽情寄托于杭州山水之间的超逸情怀。1952年高中毕业时的厉声教得益于杭州世家的历代书香积淀和父亲厉麟似的深厚西学造诣，厉声教自幼便受到中西文化精粹的熏陶和洗礼。他既秉承家学，又极有天赋，六岁能作对联，八岁便能赋诗，十几岁时已能用中、英双语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讲得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中学和大学期间，厉声教在多个方面显露出了过人才能。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在足球、篮球、田径等体育项目上均均达到了国家级运动员水平，多次代表所在城市参加地区及全国性体育比赛，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大学期间，他还写出了一部中篇自传体英文小说Shanghai Memories，并完成了对其先祖厉鹗名篇佳句的英文翻译。厉声教大学期间被选拔为南京市足球队队员。图为1955年南京市足球队队员合影，第一排右二为厉声教据厉声教大学同班同学、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颖回忆：“厉声教是1952年9月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学习的。当年，地理系政治辅导员李乾亨老师认为厉声教同学是可造之才，对他多有关照。他人非常挺秀，篮球打得特别好，是南京大学篮球校队的主力队员。他学习成绩优异，英语也非常好，是品学兼优，诗书传家的学子。”从南京大学到外交部学业优异，才华出众的厉声教，不仅被南京大学教授们认为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也吸引了正在物色人才的外交部领导们的注意。外交部当时正在为从事国家领土边界工作的老专家刘泽荣物色接班人选，经过多方调查研究，最终认定厉声教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外交部向南京大学方面指名一定要厉声教毕业后来外交部工作。不料此后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南京大学最后安排了一位学生干部去外交部工作，而厉声教则被分配到了外交学院，被安排在世界经济教研室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厉声教欣然接受。外交部发现来人不是厉声教，就把南京大学安排的那位同学分配到了云南外事处工作。外交部旋即询问南京大学厉声教去了何处。南京大学方面答复称他被分去了外交学院。于是外交部就派员来到外交学院，专程邀请厉声教去外交部工作。而厉声教本人当时志在科教兴国，更倾向于留在外交学院从事国际经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一开始并未打算进入国家部委工作。没想到外交部对此事非常重视，竟三次派遣人事司国内干部科科长吴化远前去外交学院邀请厉声教去外交部工作，同时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的各级领导也逐个出面，耐心地给厉声教做思想工作，劝他来部里跟随刘泽荣老专家一起从事领土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工作。经过再三邀请，厉声教被外交部领导们礼贤下士，求才若渴的拳拳之心所感动，最终于1956年11月正式调入外交部，成为外交部条约委员会老专家刘泽荣唯一的入室弟子。厉声教那时年仅21岁，是当时外交部所有地区和业务司干部中最年轻的。当时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外交部重视青年人才，尊重知识分子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早期外交生涯厉声教进入外交部后便被部里作为刘泽荣的接班人加以重点培养，参与了一系列关于新中国的边界谈判等重大工作，并在国家官方地图上的国界线标绘、解决大陆边界纠纷与岛屿矛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1960年撰写的调研报告《波兰领土变迁》及对于德波边界寇松线问题的研究等曾获得中央领导的关注与重视。在外交部的政治运动中，厉声教虽遭受冲击，多次被下放，但面对逆境，他仍坚持原则，始终拥护周恩来总理，依然坚信党和组织。据厉声教外交部前同事、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原国际业务部总经理邹一民回忆，厉声教在政治运动中，为人正直，不随波逐流、尽管曾受磨难，但他仍能坚强、乐观、从容地面对一切。1956年初入外交部时的厉声教厉声教这一时期深入基层，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还结交了很多工农朋友。厉声教与农村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与老乡们结下了真挚的情谊。他忘我地参加劳动，每天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由于出汗太多，口渴难耐，经常只能大量喝河中带污泥的河水以解渴，多次发起高烧，一次险些丧命，全赖当时年轻且作为运动员的他身体底子好才得以转危为安。最后，厉声教因劳动出色被评为“上游”（即优秀），随后被调回到了外交部恢复正常工作。厉声教在日记中写道：“回想起来，干部下放对于干部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及中国国情，培养干部刻苦耐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培养干部和农民群众真挚的感情等还是有好处的。”改革开放的杰出人物据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的《中国外交官与改革开放》一书，外交官群体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厉声教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他是首批参与联合国外交的中国外交官，亲历了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在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利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北京申奥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73年12月，厉声教代表中国出席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参与联合国外交的中国外交官，厉声教不仅见证了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还代表国家参与了一系列联合国的重大外交活动与外交谈判，并作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厉声教与后成为新中国首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的倪征燠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一同参加了自1972年3月到1982年12月长达十年的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和随后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负责法律和外文方面的咨询与把关，及起草给中央和外交部领导的各类报告等。厉声教还作为主要人员参与了对维护我国领海主权与海洋权益具有重大意义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文本和英文本的起草与定稿工作。1973年10月2日，周恩来总理就领海问题在厉声教材料上的批示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厉声教1973年就我国领海宽度问题向周恩来总理的重要建言，获得了周恩来的肯定与支持，使得中国最终以12海里的领海宽度于1982年成功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周恩来为此曾几次致电外交部找厉声教面谈领海问题。签署该公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参与国际法的立法活动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利益，对我国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本国海洋权益，保证管辖海域得到有效控制和充分开发利用以及解决南海问题等影响深远。这一时期，厉声教频频代表国家参加国际外交活动与外交谈判。他学贯中西，风度儒雅，加之其非凡的个人魅力，出众的英语水平和扎实的专业知识，使得其他与会国家代表逐渐对中国人产生好感。他出色地完成了国家托付的重任，也赢得了其他与会国家代表对中国的尊敬。在此期间，厉声教还亲历了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1973年4月，联合国大楼前，中国出席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代表团全体成员(右七为厉声教，左二为吴建民)对于这一时期的厉声教，厉声教友人、著名外交家吴建民夫人施燕华曾回忆道： “我和建民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曾和声教同事一段时间并建立友谊，特别是他们俩曾一起参加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工作，经常互相切磋。声教对工作的细致认真令人钦佩，对一些问题都能把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建民生前也经常和我谈起他，称赞他为人正派，事业心强。”1987年，中国驻巴巴多斯代理大使厉声教(右)与西印度杰出政治家、巴巴多斯“独立之父”、首任总理兼时任总理巴罗(Errol Barrow)在中国大使馆1987年，在中国与巴巴多斯建交十周年之际，厉声教被任命为中国驻巴巴多斯代理大使。他积极推进中巴两国在各领域的友好合作，为今日的中巴两国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从巴巴多斯卸任后，厉声教又被任命为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副总领事。他在保护侨胞的合法权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为推动加拿大华侨华人社会积极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向加拿大主流社会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外交部专家和一位学者型外交官，厉声教还曾参与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央在外交外事决策方面提供对策建议，并参与、组织了一系列国内外重要学术活动，曾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前去访学，为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作出了贡献。他的调研成果对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北京申奥、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等均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厉声教与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从外交一线退下后，厉声教作为国家边海事务方面的权威专家，还继续受邀担任外交部的专家顾问，并兼任多所知名学府的客座教授等。国内外众多知名智库、NGO、主流媒体等也纷纷向厉声教发出邀请，但他始终淡泊名利，将重心放在培养新一代的外交外事人才方面。他曾赋诗表达了他志在归隐让贤，将希望寄托在新一代年轻人身上的想法：残漏催人老，岂得负寸阴。欲逐飞熊去，垂钓渭水滨。华发偏因循，青春正革新。枕流息俗念，耳净听松吟。中国科学院院士、厉声教大学同班同学王颖回忆称：“厉声教一辈子兢兢业业，不求名，不求利，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学者型外交官。他很有情趣，思想境界也很高。”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欧阳玉靖也曾回忆道：“厉老高风亮节，淡泊名利，一生为人坦诚，默默奉献，为国家的条法与边海事业作出了大量的贡献。特别是退休后，仍继续积极地为国家边海事业发挥余热。”老骥伏枥，志在教育的厉声教倾力提携后进，将自己平生所学倾囊传授给新一代的有志青年，深受青年人的爱戴。其所讲授的内容包括外交实务、国际法、中美关系、跨文化沟通、外交史、国际传播等。他为国家的外交和国际法等方面的人才培养竭尽心力，培育出了一批高端人才。除致力于教育事业，厉声教余生一直在为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不懈努力。他凭借自身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影响力与公信力以及地道的英语，积极地向世界说明中国。他受邀在多家国际知名媒体上开设英文专栏，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是我国首位在美国《赫芬顿邮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上开设个人专栏的中国外交家。他十分支持国家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应邀担任多家中央媒体名誉顾问，助力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在外交与外宣领域均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外交家。在通过西方知名媒体向世界更好地介绍和说明中国的同时，他还发挥自身外交外事经验丰富，人脉高端广博等优势，致力于文化外交，注重对外民间友好交往，促进了中西方更好地沟通和交流，为提升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配合整体外交工作大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厉声教还曾致力于文史和国学等方面的研究，有“诗人外交家”和“外交活字典”之称，被媒体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其在《百年潮》、《世纪》、《文史参考》、《中国国家地理》、《钟山风雨》等发表的多篇文章影响广泛。其在国学文史方面造诣颇深，同时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有“当代诗词名家”之美誉。大师晚年晚年的厉声教开始静心整理自己早年即开始记录的外交日记等材料，努力在生命的烛光即将燃尽之前，将自己毕生的外交实践经验与人生感悟整理发表，作为留给后世的最后遗产。在病榻上长时间与病魔进行殊死搏斗的厉声教再无能力提笔撰文。他自知时日无多，给家人留下了三大遗愿：第一，身后事一切从简，不给国家和亲友增加负担；第二，遗体捐出，用于医学研究；第三，丧葬费用全部捐出，一部分用于老年疾病的研究，帮助更多老年人，另一部分捐给母校南京大学和上海市西中学。2017年8月6日，厉声教这位为国家外交事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倾注毕生心血，一生默默奉献的一代外交与文化名家带着对未尽的事业和对故乡杭州的深深眷恋无奈地离开了人世，留下一页页未及发表、耐人寻味的文字。8月16日，厉声教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悼词中写道：“厉声教对周恩来总理主持外交大政与成就，是钦佩、信服与忠诚执行的。可以说，他遵守我国外交工作的原则与作风，终生不渝。”外交部对厉声教的一生做了如是评价：“厉声教同志在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工作期间，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外交路线，努力开展外交活动，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工作勤奋，尽职尽责，默默奉献，廉洁奉公，艰苦朴素，诚恳待人，作风正派。退休后，厉声教同志仍然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衷心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厉声教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同志、好干部。我们要学习他的优秀品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最高人民检察院正义网对厉声教的评价是：“身兼政治家、学者、教育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杰出外交家，在多个领域均作出了卓越贡献。”2018年，厉声教被评为2017年逝世的十位国家脊梁之一。南大的校园里走出了许多闻名世界的外交官，他们既是南大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他们给南大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南大人以他们为荣！来源 / 杭州党史

【追思】6月25日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上海这座城市少了几分繁华拥挤，街道潮湿行人匆忙。凌晨3点35分，文学界泰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徐中玉安详地走完了他坎坷却闪耀的一生，享年105岁。  消息传出，各方的送别纷至沓来。“语文是我们民族语言的根，致敬老教授。”“大师风范，众人共勉。”“文学界的泰斗，一路走好!”“我们学过他编的教材，铭记并怀念”……徐中玉是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语文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及名誉主任。他著有《鲁迅遗产探索》《古代文艺创作论》《激流中的探索》等作品，主编文学研究丛书7套、大学教材《大学语文》5种及《大学写作》《古代文学作品选》等。1981年，由徐中玉担任主编的全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出版，成为恢复高考以后，影响最大、生命力最持久的教材，至今已经修订了11版，发行了3000多万册。“徐先生的一生一直保持着硬朗的性格，从来没有因为吃亏而变得圆滑或者放弃他自己的原则。”一早听闻徐中玉过世的消息，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几度哽咽。陈引驰的父母也曾是徐中玉的学生、同事，陈引驰可以说是听着徐中玉的名字长大的。陈引驰认为，身处逆境时沉潜、有所作为时奋发，是徐中玉的一生写照。1915年，徐中玉出生于江苏江阴一个清贫的中医之家。从省立无锡中学高中师范科毕业后，徐中玉当了两年小学教师，于1934年考入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七七事变”后，他随校内迁，转入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就读。国立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徐中玉一直辗转教书，始终没有脱离学校。  读书期间，徐中玉师从老舍、叶石荪、台静农、游国恩、罗玉君等。从大学三年级起，徐中玉就养成了运用卡片搜集资料，并不断分类整理的习惯，且从未间断。“多年后，当我看见一箱箱发黄的卡片时，我懂得了一个人在逆境中该如何处世、行事，如何以志业充实自己的生命。”徐中玉弟子、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说。1978年至1984年，徐中玉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他作出了一项规定：凡是在创作上已经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以用文学作品代替。赵丽宏的毕业论文是一本诗集。孙颙在学时创作的长篇小说《冬》于1979年出版，徐中玉当即发表文章给予热情支持。活力十足的华东师范中文系涌现出了全国知名的“华东师大作家群”。真实是徐中玉的追求，也是他的人格魅力。他爱讲真话。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学术上，他心中是怎么想的，就会怎么说、怎么写。他曾在《论勇敢的表现》中写道：“发真的声音，说真心的话，忘掉了个人利害，推开了一切阻碍进步的因袭俗滥的规矩习惯老调，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表现……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文学将成为‘世界的势力’，岂止干干净净去了陈言而已!”在治学和育人上，徐中玉主张“实事求是”，力求“独立思考，追求真理”。他的床头上挂着“道德文章”几个大字。他说：“道德文章，先道德后文章，写文章要一丝不苟，真实，真诚，有感而发，吐露心声。”“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心怀黎民苍生，刚正不阿。一生手不释卷，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从不曲学媚世。”毛时安回忆道。徐中玉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先生家里的老式藤椅早已磨断了藤条，写字桌也已油漆剥落已经露出了原色。“我们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大事情，先生就像大河中的一块巨石，静静地坐着，做着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做的事，无怨无悔。”毛时安说。在晚年，徐中玉拿出100万元积蓄设立了“中玉教育基金”，以资助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贫困学生。“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是不少人眼中对徐中玉最贴切的形容。来源 / 环球网

1932 年，罗宗强先生生于广东揭阳。尽管家境普通，在母亲的照料之下，他的整个童年仍然沉浸于欢快当中。1956 年他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1961年师从王达津先生攻读研究生，治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世纪 70 年代，罗先生一边照料患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一边从事学术研究，度过了一段颇为艰辛的时期。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开始提倡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主张把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结合，研究文学思想的流变。之后他又提倡研究士人心态，主张从政治环境、社会思潮、生活方式等多方面把握士人心态的变化，进而考察文学思想潮流演变的内在原因。罗先生治学严谨而性情真挚，推崇在大量占有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复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同时融入个人的感受，而一切要从对文学作品的感性接受开始。罗先生已出版的多种著述，正是将追求历史的真实与倾注文学的情感熔于一炉的典范之作，常令读者手舞足蹈不能自已。■ 罗宗强先生□ 曾繁田壹 I 有生之年看不到完成了□：罗先生建立起来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并系统性地提出相应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为学界所推重。您最初怎样想到要开展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罗宗强：开展文学思想史研究比较早。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国内在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时，开始研究范畴、术语，对“气”“风骨”“神韵”等等这些概念加以解释，研究古代文学批评里面的一些评语。比如说李白诗“豪放”，杜甫诗“沉郁顿挫”，这些东西指的是什么，国内有不少学者在解释。我开始也想这样做，找了几十个范畴，可是做不下去，就觉得这些范畴、术语是在大量创作倾向出现以后才产生的。一种创作倾向出现了，大家感觉这是什么风格，就给它一个评语、一个概念，那就是古代文学批评的范畴。比如李白作品大量出来，大家看到了，就会讨论李白诗的风格是什么，于是就有了所谓“清新”“豪放”。我们当代人研究那些范畴，离开当时的文学思潮、文学创作倾向来谈，就说不清楚。于是我想到，解释古代文学批评的术语，必须了解当时文学思想发展的状况，所以我就放弃研究范畴，开始研究文学思想。在我看来，文学思想就是当时人们对于文学的看法和理解，当时人们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诉求，他们认为文学是什么，文学拿来干什么，什么是好文学。我主要研究思潮，不是研究某个人的文学思想，而是研究整个时代，或者某个段落、某个流派，那种整体的创作倾向。比如说，唐代诗歌发展到盛唐以后，进一步发展好像已经不容易了，人们开始另寻出路，各种流派就出来了。韩孟、刘柳、元白，各种各样新的倾向出现了。到了晚唐，很多创作技巧已经高度成熟，再发展已经不容易了，就出现了李商隐、温庭筠，他们表达内心细腻的感受，追求深层次的情感表现。□：其后罗先生又倾注很多心力研究士人心态，发表多篇论文，更出版了《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等重要著作。■罗宗强：在研究文学思想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文学思想的变化和政治局面、士人生存状况有很大关系，或者说跟士人的心态有关系。古代的士人，或者现在的知识分子，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在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下，他可能会有什么思想，这很关键。所以，为了把文学思想说得清楚一点，我又去了解古代士人心态，最早是研究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后来也研究明代。如果不把士人心态说清楚，文学思想就说不清楚，文学思想变化的根源也说不清楚。文学思想的变化与多个方面有关，政治环境、社会风貌、生存状态、士人心态等等。比如说，明代为什么出现了许多世俗小说，像是《水浒传》《金瓶梅》这些。那是因为士人受到了商业发展的影响，士人进入了世俗社会，市民的生活、市民的趣味影响了士人，导致创作倾向变了。到明代，什么都商业化了，就连民俗也商业化了。商业社会的观念意识影响了士人，作品的趣味也就变化了。实际上我研究士人心态，倾注了个人的情感和体验，可能有些人因为这个而喜欢看我写的书，我把他们视为知音，因为我自己也特别重视那些投入其中的感受。心态研究面对的是人，那就难免是非褒贬，难免带着感情色彩。但是投入主观的情感，又必须以客观的材料作为依据，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同时用力，去体会、去贴近古人的心态。主观情感各人不一样，但客观材料是实有的，必须可靠。我写《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这本书，牵扯到对魏晋时期很多人、很多事的评价。在当时环境下，魏晋士人的生活态度，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我尽量根据史料推测，当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真实情况到底如何。以此为基础，再以自己的主观感受去领会那些士人的心态。有人评价这本书，说了两个字“悲慨”。在所有的评价里面这是我最重视的，我觉得这是真正理解我的。□：对于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发展，罗先生有什么期望？■罗宗强：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有一个比较大的项目，就是主编《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有几位年轻老师跟我一起做，我自己选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去年又出版了明代。周秦两汉过去由我的一个学生做，一直没有写出来。辽金元也有个学生做，现在快完成了。目前主要是差一个清代，原本有另外一个同志在做，后来他搞行政了，就没做成。我们知道清代东西太多，诗文、小说、戏曲全都有，目前要在国内找出一位这几个方面都通的，不好找。所以将来可能就没有办法完成了，就到明代为止。我们说，从事文学思想史研究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要有一定的国学基础，文史哲要打通，不单了解文学，还要能回归、进入古代那种知识体系，文史哲不分家。第二，要有敏锐的审美感受，创作倾向变化了没有，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要能看得出来。看过大量作品以后，自己感受到的是什么，没有比较好的审美能力就判断不出来。第三，要有比较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否则就很难把问题说清楚，只能客观地说现象，说不清楚原因。一种文学思潮发展到另外一种文学思潮，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有衔接、有过渡、有相互影响。后一种文学思想一定与前面的文学思想有所牵连，有意无意，有形无形，接受前面文学思想的某些优点。它可能在倾向上和前面的文学思想不一样，但是不能说不一样就毫无关系，即便相反也存在着衔接过渡的关系。所以我们写文学思想史，好多是写过渡期。再一个，要注意不同地域文学观念的变化并不是统一的，而是错综复杂的。研究古代文学思想，要把整体的思潮和不同地域的思潮梳理清楚。我有个学生左东岭，他在首师大带了四五个人，搞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的变化。朝代更替之际文学思想如何变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项目。文学思想史研究我写到明代，没办法再写下去了，没有精力了。明代写了十二年，写得非常辛苦，年近九旬，让我再写清代实在不可能了。文学思想史当作一个学科，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现在不知道，不知道。感到比较遗憾的就是，我在有生之年看不到这套书完成了。20 世纪 70 年代，罗宗强先生在赣南  贰 I 求真原本是学术的正常现象□：就古代文论研究来说，罗先生对于“古为今用”的说法始终有所怀疑。■罗宗强：要求古代文论研究“为今所用”，并非始于今天。1957 年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至今没能很好地解决，“古为今用”可以说是我们几代人对待古代文论的思维定势。其实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求真，研究古代文学、古代文论，抱着平常心去求真，原本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在其他国家这似乎并不成其为问题，在我们这里却成了经久不衰的问题，反反复复讨论了几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多元的，可以有助于当前建立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也可以在无形中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还可以有助于文学史、思潮史、艺术史、社会史等研究，可以有益于今天，也可以有益于将来。从文化承传的角度说，弄清楚古代文论的本来面目，就是一种文化承传、文化积累，也可以说是研究目的。深入认识传统，这本身就帮助我们提高文化素养，帮助我们认识今天的许多事物，帮助我们选择吸收传统当中优秀的部分。求真的研究，看似对当前没有直接用处，其实却是今天的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至于文学理论研究的所谓“失语症”，恐怕也不在于有没有自己的话语，而是在于学术层次。钱锺书先生就不存在“失语症”，这是很好的例子。这一点用不着忌讳，我们的文艺理论界经过多次波折，先是独尊苏联一家，后来又似懂非懂地塞进许多西方理论。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期，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与国际文学理论界对话，谈何容易。□：古代文论当中的一些范畴，“意境”“神韵”“风骨”等等，好像确实无法用来评判现代文学。■罗宗强：古代文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特有的范畴、术语，因此有人提出范畴的“话语转换”问题。陈洪先生写文章说，转换非常困难：各个文论家使用某一概念时内涵并不统一；同一概念古今含义不同；概念的象喻性使得其自身无法界定。我同意他的看法。古代文论的范畴和命题能否通过“话语转换”为今所用，我也有过一些思考。首先，古代文论每一个范畴和命题，都有文学创作思潮的背景。现在研究古代文学，常常运用古代文论的一些术语和范畴，是因为那些术语和范畴适于说明古代文学的某些特点。如果把古代文论的术语和范畴转换为现在的话语，当作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用来说明今天远为复杂的文学现象，恐怕非常难。文学是一种历史现象，文学理论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时移世易，要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恐怕是不合理的。有人明确指出过，古代文学的语境丧失了，所以古代文论无法评论现代文学。其实，古代的不同时期之间，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拿某一个文学思潮的理论范畴，去评论另一个文学思潮的文学作品，常常并不贴切。比如用“风骨”去评定公安派，用“神韵”去批评龚自珍，不仅说不清楚，也不合理。一个范畴往往代表着一种特定的美学要求，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就连一些属于艺术方法的范畴，也不具有普遍性。比如说吧，赋、比、兴是最早的诗歌理论范畴，但是王维、孟浩然的一些诗，兴象玲珑，无迹可寻，很难分出哪是赋、哪是比、哪是兴。如果用赋、比、兴去解读，就大煞风景。李商隐的一些诗，也很难从中看到赋、比、兴的影子。有些守旧的陋儒看不到这种变化，还用赋、比、兴去解读，结果就闹出许多笑话。往往一个文学思潮过去之后，相应的术语和范畴就渐渐归于冷落。其中有一些可能后来还被用到，但含义已经发生变化。即使如此，它通常也只适用于文学发展的一定阶段。□：关于如何认识古代文学，罗先生提倡“历史还原”。■罗宗强：“历史还原”就是要弄清楚种种因素在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必须重视史料的整理。认真、严谨、广泛地清理史料，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对历史的活生生的认识。往往通读一个时期所有现存的材料，才能感受到当时文坛风貌的大致轮廓。复原历史面貌就是求真，它本身就是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历史还原”是必不可缺的。我们看到很多关于文学史的研究缺少一种“历史感”，有时候是研究方法不合适，有时候则是研究者自己急功近利。基础研究不应该那样急功近利，应该将眼光放得更长远，如果拉开一些距离看，基础研究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研究的作用是无用之用，是无用之大用。当然，要做到完全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当时发生的事象，留下来的材料不及万分之一，以此不到万分之一的材料去推知历史真相，绝不可能。不光是史料是否完备的问题，还有研究者的种种主观因素会影响历史面貌重现的问题。我说的“历史还原”是尽可能地依据史料描述历史的真实面貌，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我应该算是一个感情型的人，我这种性格做不了考据。但是研究文学史追求“历史还原”，必须从第一手材料出发。如果还没有看完大量原著，还没有梳理大量资料，我是不敢动笔的。对那些重要的文学事件、文学观念，我尽力把来龙去脉理清楚。□：罗先生还讲过，文学感受力对于了解文学史至关重要。■罗宗强：文学本身离不开感情，作者因为感情而兴发，读者因为作品而感动。编写文学史的人如果不动感情，那么他对于文学现象如何评价呢？他对于作家作品如何取舍呢？如果真做到不受感动而能有所选择，编写出来文学史，那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呢？程千帆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学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其最原始的和最基本的思维活动应当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感’字当头，而不是‘知’字当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文艺作品，当你首先接触它的时候，感到喜不喜欢总是第一位的，而认为好不好以及探究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则是第二位的。由感动而理解，由理解而判断，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恐怕不能把感动这个环节取消掉。”程先生真是说到了问题的要害。不论是文学研究的开展，还是文学史的编写，感性接受是第一位的。感性接受就会有好恶，有好恶就有取舍，有取舍就有倾向，有倾向就存在真实性问题，谁更真实地反映了文学发展的实际面貌，那就是问题所在。文学史的真实只能是相对的真实。建立这个基本认识之后，我们尽量复原文学的史的面貌。1989 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历史还原。1991 年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谈到这个问题，提出历史还原的最基本工作，是原著的解读。原著解读不光是辞语的训释，还涉及义理的理解、文化背景的了解、历史段落感等等。对于古代文论原著的理解，也必须了解当时的文学创作实际。我想，文学史编写的“历史还原”问题，也与此类似，只是更加应该强调史料的清理，做到存世资料网罗殆尽，然后辨伪、解读。这里的史料首先是指作家生平和存世作品，如果用知人论世的方法，那么作家生平、交往等材料的清理就更加重要。作品解读不确切，就很难描画出某一作家创作的真实面貌。即使我们不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正确解读作品也必是首要的工作。正确解读作品往往被理解成辞语、事典的训释，其实这是不全面的。真实贴切地解读作品，还包括对于作品的总体把握，包括审美感受、艺术追求、艺术技巧等等。一首很好的诗、一篇很好的散文，常常被解得味同嚼蜡。研究者缺乏艺术的感受力，当然就不可能把作品的真实面貌介绍给读者。以这样的感受力写文学史，写出来的不是文学的历史，可能是社会史或者别的什么史。罗宗强先生在书房  叁 I 文学史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罗先生曾经说：“我不知道文学是什么。”■罗宗强：是这样，有一年在广西师大，他们让我去讲一讲，我就跟同志们讲：“我搞了几十年古代文学教学，至今为止我不知道文学是什么。”在场的一位教授说，罗先生你说过头了，文学是什么，文学概论里面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我说，放在中国古代它就说不清楚了，因为在古代不是以文体分的，诗文是很好的文学，奏章也是很好的文学，书信也是，甚至经学注释也可能是很好的文学。标准不一样了。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什么标准，直到现在还没弄清楚。要是用文体来分别是不是文学，就会把中国古代大量的好作品排除在外。要是按照古代的方式把各种文体都看成是文学，那现在又不好办了，当今的报纸社论是不是文学？中国的文体产生和演变有一个过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明朗起来，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把它说清楚。到近代受了西方影响，在外国文学影响之下，模模糊糊有了文学的概念，但是最终也没有发展到完全模仿西方的文学概念。中国也有文学的概念，但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罗先生还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学史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罗宗强：文学本身，作者和研究者本身，原本就是丰富多彩的，并不是刻板的、单一的。个人感受不一样，你说这个作家很好，我说那个作品不行，最根本的是自己喜欢不喜欢。个人对文学作品感受不一样、认识不一样，选择必然不一样，写史过程中做出的评价也就不一样。现在大学中文系培养学生，千篇一律，统一教材，每个学校都开一门文学史，机械化生产，像工厂一样。新中国成立前那些大学、那些中文系并不是这样的，没有统一教材，哪个教授喜欢杜甫，他可以一学期就讲杜甫，他研究什么他就讲什么。那时候并不统一教材，没有谁讲完全部的文学史，没有啊，你喜欢哪一段，你就讲哪一段。那些学校，那些教师，特点不一样，专长不一样，不同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就不一样。各个学校的中文系全部统一教材，所有中文系都从先秦讲到近代，全一个样，所以教师就按教材讲。假如文学史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谁爱怎么讲就怎么讲，那中文系的课讲出来就不一样了。各个学校都有各自的特色，也可能这个学校就讲到唐代为止，也可能那个学校只讲明清。关键是教会学生学习、研究的方法，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文学史。□：如果能这样真是太好了。老师把自己最要紧的学问传授给学生。■罗宗强：还有个问题，现在文学史侧重于讲史，文学本身的价值没有体现出来，从中小学到大学都有这个问题。文学干什么的？文学要陶养情操、树立人格，培养善良的品质、丰富的感情和高尚的人格。文学史除了说明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和事实，还应该陶冶情操。很多文学作品里面那些感人的东西，根本没有讲出来，把作品全都讲死了。一首诗拆得零零碎碎，整体感受、整体倾向、感染力，全都没有了。以前有些老先生讲课，一首诗吟诵下来，那真是沉醉其中，吟诵完了也就讲完了。这也是一种情况，因为读诗是个感受，不那么容易讲明白。但是现代研究不太一样了，要说出所以然来。我给你举个例子，程千帆先生的夫人沈祖棻先生有一本书叫《唐人七绝诗浅释》，那书真好！一首诗，她跟你解释出来为什么好。她会拿出类似的诗进行对比，告诉你这首诗究竟好在哪里。你跟着她读诗，就会了解，哦，感情、格调、深度在这里！除了沈先生这种方法，叶嘉莹先生从诗的结构、细腻的层次上来讲，也是一种方法。还可以把诗拆开来，说清楚具体好在什么地方，这方面蒋寅先生的《大历诗风》这本书写得好，他告诉你大历诗风到底是什么，他说了好几个道理，结构啊，用词啊，等等这些，一一给你指出来。□：罗先生著有《读文心雕龙手记》，这本书的主体内容是罗先生选择刘勰《文心雕龙》里的一些范畴、词语，逐一加以解说。对于怎样讲解古代文学理论，罗先生有何看法？■罗宗强：《文心雕龙》每一篇到底说了什么，各人认识不一样。原因之一，我想就是对于里面的一些词语，大家理解不一样，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气”是什么，“风骨”是什么。我写这本书主要是想解读一些词语，在我的理解中，这些词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大家并不一定同意。比如《原道》第一篇第一句“文之为德也大矣”，到底说什么呢，大家看法就不一样，我说出我自己的理解而已。后来因为大家都说，像刘勰这样的大理论家为什么今天没有出现？所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从文心雕龙看刘勰的知识积累》，关注刘勰的素养。从刘勰身上，我们既看到广博的知识，看到缜密的思维，还看到敏锐的感受。这些素养对于文学理论研究者来说不可偏废，单就知识积累来说，刘勰看了多少书啊，受了多少影响啊，我们现在看过哪些书，我们望尘莫及。我想，读古代文论，同样首先应读懂原著。一种文论在什么样的文学创作背景下提出来，历代对这种论说都有些什么评价，弄清楚这些之后，才谈得上衡量其文论史上的价值。或许我们会有所收获，并且从收获当中受到启发，产生联想，在考虑新的文学理论问题时，就会对我们有所帮助。但那只属于知识积累的一点，真要有所建树，道路长得很，不仅要广泛阅读、大量积累，还要对文学的发展有深入的了解，最好再懂点创作，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空泛不着边际。当然，我不是理论家，门外谈论这个问题，行家们一笑置之便是。2006 年，我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为研究生开《文心雕龙》导读课。当时开课的目的是想让学生读懂这本书。我介绍了几种注释本，让他们对比着读，查阅有关材料，自己做出判断，认真解释其中的范畴、词语。最后，也说出我的看法。开课之后，写了《读文心雕龙手记》那本书。我在南开大学为研究生开《庄子》导读课，精读内七篇，也是用这种方法。介绍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庄子》注释本，让他们对比着读，联系外杂篇的一些问题做出判断，同时查阅相关材料，了解与不同注释有关的一些思想史现象。肆 I 嵇康从未进入庄子“坐忘”的境界□：罗先生的书架上摆着那么多《庄子》注释本的影印本，可见先生多么钟爱庄子。能否请罗先生谈一谈庄子的精神境界？■罗宗强：庄子是主张返归自然、泯灭自我的大宗师，他把物我一体、与道为一看成人生最高境界。庄子心目中的至人，世事无所系念于心，因而与宇宙并存。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游于形骸之内，而不是游于形骸之外。游于形骸之内，是游心，就要“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既泯灭是非界线，无可无不可，又泯灭物我界线，身如枯木、心如死灰，达到坐忘的境界。进入这个境界之后，便可以随物化迁。我不必执着为我，任自然而委化，一切不入于心。庄子的妻子死了，他鼓盆而歌。庄子处穷闾阨巷，槁项黄馘，而泰然自若，完全进入了一种内心的境界，舍弃人间一切的礼仪规范、欲望要求，“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心与道合，我与自然泯一，这就是庄子的追求。庄子这种追求与其说是人生境界，不如说是一种纯哲理的境界，在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庄子多处提到生之如梦，梦亦如梦，都说明这种纯哲理的境界难以成为实在的人生。他是要以这样的精神境界去摆脱人间的一切痛苦，是悲愤情绪走向极端之后的产物。后人从不同的角度领悟庄子的返归自然，返归自然而寡欲，返归自然而纵欲，返归自然而无欲，等等。但是真正做到物我两忘，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即便槁项黄馘，仍然泛若不系之舟，游于无何有之乡，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庄子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并不是一个人间境界。嵇康是第一个把庄子返归自然的精神境界变为人间境界的人。□：嵇康怎样把庄子的哲理境界变成了人间境界？■罗宗强：嵇康把庄子的理想境界人间化了，从纯哲学的境界变为实有的境界，从道的境界变为诗的境界。庄子槁项黄馘，而嵇康却是“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他和庄子一样不加修饰，完全是自然面目，但又没有半点枯槁困顿的形态。最重要的是，嵇康把坐忘的精神境界，变成了优游容与的生活方式，“放棹投竿，优游卒岁”“操缦清商，游心大象”“思友长林，抱朴山嵋”“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等等这些。嵇康所追求的优游闲适，体现着庄子返归自然的精神，是一种随情之所至的淡泊生活。建安士人感叹时光流逝、人生短促，往往及时行乐、享受人生，而嵇康则是在对于自然的体认中走向人生。嵇康“操缦清商”是在体认自然中展开的，“放棹投竿”也是为了游心于寂寞，“垂纶长川”则使人想到庄子的避世。嵇康从优游容与的生活当中所要体认的，正是庄子所要追求的道的境界，所谓“游心大象”“含道独往”。但是，嵇康的游心太玄、求之于形骸之内、求意足，已经不是梦幻，不是不可捉摸的道，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生，是一种淡泊朴野、闲适自得的生活。在这种可感可行的生活里，他进入游心太玄的境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一种体验，在无拘无束、悠闲自得中忽有所悟，心与道合，我与自然融为一体。这种心境难以言状，不能言传的意蕴就在“目送归鸿”当中，前人称其“妙在象外”。有悟于道，俯仰自得，从中感到一种宁静，又回到现实中来。嵇康从未进入一种坐忘的境界，他所追求的只是平宁的心境、淡泊的生活。嵇康追求自由自在、闲适愉悦、亲近自然、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这种人生摆脱了世俗的系累和礼法的约束，但又有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有朴素真诚的亲情慰藉。在这种生活里，嵇康得到精神的自由，达成他自己的真实存在。嵇康把任自然的生活作为理想人生去追求，引向如诗如画的现实人生。庄子纯哲理的人生境界，由此变成了具体的真实人生。罗宗强先生在南开寓所接受访谈□：嵇康把庄子的哲理境界变成人间境界，可是嵇康“从未进入坐忘的境界”。庄子所讲的“坐忘”究竟是怎样一种境界？■罗宗强：《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关于“坐忘”有许多解说。崔撰说：“端坐而忘。”这个挺含混的，忘什么，忘身还是忘心？忘内还是忘外？司马彪说：“坐而自忘其身。”他理解是忘“身”，忘形体之“我”，是否兼忘心呢，没说。郭象说得明确一些：“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就是既忘身，又忘知。成玄英说：“枯木死灰，冥同大道，为此之益，谓之坐忘也。”身为枯木是遗弃生机，心为死灰是遗弃思虑，也是身心两忘的意思。朱得之借用《庄子》里的话，把这点说得更清楚：“坐忘者，不特忘形骸，并其知亦忘之矣，犹曰‘吾丧我’。”这个“吾丧我”，是《齐物论》篇讨论无差别的话，就是忘身忘知，与大道一体，无所差别。与“坐忘”意涵相似的还有“心斋”。《人间世》篇这样写：“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吕惠卿说：“心斋者，无思无为而复乎无心也。”郭良翰引李宗谦说：“如己心里有一段欲斗争他，欲感动他，欲委曲他的意思，便不虚，便被他牵去，便是坐驰。……以道集虚，心中空空净净，了无门户，了无垢毒，外不狥耳目，内不起心知。”其实“心斋”也就是“坐忘”，心中空无所有，物我两忘，与道为一。相似的意思，《在宥》篇也出现了：“心养！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释神，漠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吕惠卿说：“涬溟，则气之虚而待物也，吾与物皆忘而大同乎！”郭良翰说：“解心，解去其有心之心；释神，释去其有知之神也。”马鲁说：“心养，犹心斋也。能养心于至虚，但安处无为而物自化矣。”这说的也仍然是“坐忘”。《在宥》“心养”这段话，实际上是《大宗师》“坐忘”那段话的重复，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坐忘”与“心斋”是庄子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物我两忘，与道为一。这种追求，可以说贯穿庄子的全部思想。这种境界也就是《应帝王》篇所描述的壶子的最高境界：“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所谓“未始出吾宗”，就是未离于道，壶子所显示的是与道为一的境界，自我完全消失了，处于一种空无所有的状态，与万物为一体，随万物之变化而变化，以为什么就是什么。庄子反复从不同的角度描述这一境界，如《大宗师》篇说：“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逍遥游》篇则从“无待”的角度加以表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自我既与道泯一，自我的存在也就不重要了。庄子并不重视生命存在的意义，一视生与死，以死生为一条，他借子祀等四人之口说：“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庄子以为，闻知死而惊叹，乃是不正常的事。“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正是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庄子并不追求长生。他写《养生主》篇，那养生的主旨，不是延年益寿，而是顺死生之自然，舍弃人为干预，生安于生，死安于死，“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自然而生，自然而死，一切任其自然。《养生主》篇说：“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的这一段论述，常被后代作为庄子重服气养生的证据，其实庄子的本意并非如此。保身、全生、养亲、尽年，都是终其天年的意思，顺自然以终天年，并没有人为养炼以求长生的含义。“缘督以为经”，就是循中道以为常，所谓“中”，就是不旁倚。司马彪注：“缘，顺也；督，中也。”“督”的原义是指督脉，自尾间沿脊椎以至泥丸，因其处身之中，故借以训中。陆长庚说：“缘督只是借喻。庄子书论性字处居多，养生只是说性。”他明确地认识到“缘督”并不是指缘督以行气，只是借以喻中。更重要的是，他把这种理解归到庄子的根本思想上来，提出庄子论养生只是说性，而不是说命。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说性，着重人生境界的修养，侧重精神方面；说命，则重在益寿延年。“坐忘”“心斋”“缘督以为经”，都说明庄子的人生追求在于与道泯一。与道泯一，就是物我两忘。物我两忘必然轻自我、轻生命，与医家追求益寿延年，与神仙家祈求长生不死，都是不同的。庄子推崇“真人”，他描述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想想看，混一天人，泯同彼我，入于不死不生，自我存在于道中。这就是“坐忘”。□：中国古代诗人当中，有谁达到了这种境界？■罗宗强：陶渊明常常达到物我一体、与道冥一的境界。在中国文化史上，陶渊明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他与大自然之间没有距离，成为自然间的一员，不是旁观者，不是欣赏者，更不是占有者。“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与自然是如此亲近。在会稽名士的诗文言谈中间，我们看到山川之美是草木蒙茸，那是满怀雅趣的士人眼里的明秀之美。而陶渊明所写的山川全是田家景色，淳朴的村民活动于山川之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个整体。陶渊明并不对山川作纯粹的审美鉴赏，而是写山川在他生活中、在他心里的位置，他在其中体味着美感。《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只是写气候，山中秋气来得早，写一部分自然景色，只此而已。但是读起来却感同身受，那是因为他写的是心灵与自然的交通。山间景色，是他心中的景色，他没有说它美，也没有说它不美，没有说自己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陶渊明并不像前辈会稽名士那样，在山川秀色面前不可已已，说一些情何以堪的话。但是他却有着更深的眷恋，那是他的山水，他的天地，和他同生命、同脉搏，和他的身心原是一体。《归田园居》同样如此，村落、炊烟、田野、月色、山涧、榛莽，都和他的心灵相通。他就在这安静的山野间生活，一切是那样自然，仿佛原本都是如此存在，那样合理，那样真实，那样永恒。心灵与自然，全融合在这永恒的真实中。“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垅亩民。”这样的心境，唯有领悟到了大自然的不息生机正是自己生命的最好归宿，才有可能出现。草木飞鸟，细雨清风，各得其所，我也在自然里自得自足，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之所以传诵千古，就在于那难以言说但是确实存在的令人神往的和谐。“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里物我泯一，分不出心与物的界限，一片心绪不知落在何处。人与菊、与山、与鸟，和谐地存在，仿佛宇宙原本如此安排，日日如是，年年如是。何以如是，不可言说也无须言说。这种心物交融的境界，不易描述、不易图画。多少人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心驰神往，可是从来没有一位画家，能够画出那个境界。那是宇宙一体的美，大美无形，很难用言语、图画表达。物我一体，心与大自然泯一，是老庄的最高境界，也是玄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而玄学思潮起来之后，陶渊明是第一位真正达到这一境界的人。陶渊明实在是完全融入到自然中去了，一切都生生不息、自乐自得：“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陶渊明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境界，就在于他真正持一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并且确实做到了委运任化。人生活在社会里，衣食住行都有各种关系制约着，那就必定有失意，有困厄，有苦闷，有悲哀，有种种祸患。当生老病死、祸患困厄到来的时候，如果不能以委运任化的态度对待，就会陷入烦苦怨愤，那就无从返归自然，更不可能达到物我泯一的境界。庄子所描述的人生境界，玄学家没有做到，陶渊明却做到了。生命短促的悲哀，灾祸降临的不幸，他都泰然处之，一一任其自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后来有两位诗人也常常能在一个短时期里做到，一位是苏轼，一位是晚年的白居易。大概也是因为在这一点上相通，他们两人都十分推崇陶渊明，并且两人晚年都写了和陶诗。笔者与罗宗强先生合影留念  后记如今罗宗强先生八十有五，平日他不怎么出门，也不再做研究，有时看看书，有时跟老朋友通个电话。只在天气好的时候，拿一根拐棍下楼去走走。他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晃晃荡荡没什么事”。当日在客厅里坐下来，罗先生对笔者说：“现在什么研究都做不成了，记忆力不行了。上午看书，下午就忘记。现在，唉，无所事事。那天上海的一位老朋友打电话来，跟我说，他现在搞不了研究了。我和他说，我也是啊，别研究了，老了。”访谈过程中，罗先生说起自己非常喜欢《庄子》：“要是能达到庄子那种心态真好，可是做不到。不为物喜，不为己悲，整个心啊，不系之舟，无所着落，一切全都不在乎。无所约束，无所牵挂，一任自然。做不到。”而在笔者看来，罗先生如今正是“不系之舟”，一任自然。那天中午笔者赖在罗先生家吃午饭，尝到罗先生亲手做的鸡汤和红烧肉，又吃了许多师母煮的饺子。可能罗先生知道自己并非“一切全都不在乎”，吃饭时他几次说道：“人生啊，就是这么回事。”“坐忘，就是内心空灵，没有思虑，忘记自己。我和万物一体，万物是我，我是万物，花也是我，我也是花，泯一于道，万物都是道的体现。”此刻，当笔者录下罗宗强先生这段话，想起王羲之《兰亭集序》所写，“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死生大亦或不大，古往今来人们的心态纵使有境界上的差别，心境波动变化之间，到底还是休戚与共吧？补记今天下午，4月29日13时50分，罗宗强先生仙逝，享年九十岁。回顾罗先生对于学术的追求，对于庄子的钟爱，对于物我的思辨，对于死生的慨叹，重读先生当日所言“我应该算是一个感情型的人”，不禁慨然。此前有缘两度登门拜访，受教于罗先生。其后不揣冒昧邮件往来，先生也曾赐赠新书。笔者深感罗先生平易亲近，五年之间未能再往拜见，抱憾！此刻却想起钱穆先生一段话，大意是：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不失其赤子之心，即能坦然。（本文经罗宗强先生审定，承蒙罗先生亲笔批改，谨此拜谢。感谢南开大学中文系卢盛江、张峰屹、卢燕新、可延涛四位老师对先后两次访谈给予支持。笔者采写、整理，参考相关著作，在此一并致谢。）原载《儒风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