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剌鸣。”杜甫这首七绝《漫成》，大概写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晚春时节，从云安（今重庆云阳）移家夔州（今重庆奉节）的路中。　　乐山、犍为、宜宾、南溪、江安、泸州、合江、江津、重庆、涪陵、丰都、忠县、万州、云阳、奉节、巫山、巴东、秭归、宜昌，1992年夏天，我也曾有过一次水上旅行。这段水程，只是杜甫漫长漂泊旅程中不算长的一段，对他的创作生命而言，却是华彩乐章。在我旅程的起点，杜甫留下了“漾舟千山内，日入泊枉渚。我生本飘飘，今复在何许”的诗句；而在我结束旅途的地方，诗人写道：“北斗三更席，西江万里船。杖藜登水榭，挥翰宿春天。白发烦多酒，明星惜此筵。始知云雨峡，忽尽下牢边。”　　“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自然不会只是云安到夔州那一夜的所见所感，而是曾经不知道多少次泊船江岸的夜里，失眠、独坐的夜里，相似又相异地感受过的情景。　　1992年，我们的城市还没有那么明亮，乡村的夜晚更是只有零星散布的灯火。那时在江船上望出去，看到的还是沉沉的夜空，是黑黢黢若有若无的山影和江面上荡漾的月色与星光。这与一千二百年前诗人所见，相去应该不远吧。不过彼时的我刚上初中，并不懂得孤独的况味，更不知道人生空幻、前途茫茫是什么意思。相反，我自得其乐，含一大口水，对着轮船明亮的尾灯猛地喷去，一个小小的彩虹便在夜晚开放。一个接一个的小彩虹，像对未来的梦想，自虚空中生出，又向虚空中灭去。　　杜甫五十五岁了，长年漂泊，无论长安官场还是洛阳故园，似乎都远在天边。而身体多病，病况时好时坏，往日的亲朋好友纷纷离世，自己的时日还剩下多少呢？人生落到这样的境地中，免不了会遭到幻灭感的袭击。“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余生如过鸟，故里今空村”“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诗句里满满的自嘲、自怜、失落、遗憾、怨恨，不甘心却又不得不接受。所以他总是失眠。　　那天晚上，诗人显然托身在一只说不上大的船上，穷嘛，雇不起大船，所以江面的月亮离他不过区区数尺。是近还是远？相隔只有数尺，近；却又恒有这数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可望不可即的远不是比望不到却走得到的远更远吗？诗歌的“只”字其实很吃重，字面表示“近”，字里却是深深的遗憾。后一句的“欲”字同样道理。“欲三更”，快要三更了，原来诗人枯坐船头已久，不能忘我，只是看着船头风灯在浓黑的夜里发出一团微弱的光，默默算着时间。　　最近几年，我也总是失眠。曾经的我，美梦召之即来，高考当前，照睡不误。现在却为何失眠呢？说不清楚。“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世故中人，总是难免。“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近代诗人陈三立的家国之忧，不能作为庸庸我辈的借口。　　很怀念那段风涛满枕，依旧沉睡得了不知南北西东的岁月。那个惨绿的我，只因有懵无所知的醒，才拥有沉酣无虑的眠。就像那时过三峡，除了人人会背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三峡更多的故事和典故我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唐德刚先生“历史的三峡”这一提法。总以为三峡虽险，驾轻舟便可超越。直到亲身遭逢，才知道超越并不那么容易。看着夔门从天边的黑影一尺一寸地增高耸立，直到以万仞之势压迫而来，除了陡然汹涌的江流，天地俱失。船行峡中，有时真的像脱弦疾箭直直向前方峭壁撞去，等到跟前，发现江流近乎九十度急转，吊到嗓子眼的心才稍稍松了下去。峡中的礁石险滩纵然已炸去不少，但乱流依旧，乱石仍多。船长全神贯注，不敢稍有大意。他说，峡中依然危险。只是彼时的我，除了惊叫赞叹，何尝能体会船长紧张心情的万一呢？　　杜甫一定能体会那种心情。他的国家，刚刚经历了安史叛乱，又遭受了吐蕃攻陷长安之痛，正带着满身伤痕，在历史的峡谷激流中艰难航行。大唐能走出他的“三峡”吗？诗人不断给自己打气，“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圣朝”，说得大义凛然。可心底的隐忧何尝一日稍去？“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骄奢淫逸的内忧和虎视眈眈的外患，千秋如一。再说，就算大唐平安走出“三峡”，对杜甫个人而言，他的人生终究是不可挽回地“错过”了。他甘心吗？或者，诗人会幻灭而永堕虚无吗？这是那个望着江月和风灯的诗人正在面对的挑战。　　古人常常取“江月去人只数尺”跟孟浩然的“江清月近人”比较，又大都认为杜过于用力，孟自然不费力。如果不计较不恰当的抑扬，这个比较的眼光很好。杜甫的一生，本来就是笨拙而用尽全力的一生。孟浩然则太平盛世人，其人冲和，其诗淡泊，一向如此。　　同样写夜里的静与寂寞，孟诗中那个“我”仿佛化去，与江光月色融成一片，哀愁、寂寥、怅惘、温暖，一切都变得淡淡的，与诗句描写的景色一样似有若无。这时，江与月非在末句不可，不如是不足以消泯物我之分。　　杜诗中的“我”不但不会消融在夜色中，反而大大地凸显出来。就像“只”与“欲”这种用力而笨拙的字眼的存在一样，诗人的“我”是比黑夜还黑，比山石还硬，比寂寞更深沉，比江流更汹涌的存在。是任谁读到诗歌的时候，都无法忽视的。而且，对只有四句的绝句来说，四句中要有起承转合的变化，末句尤其吃重，或猛转，或统收，或斩钉截铁，或神韵悠长，如此诗歌才有趣味，才有力量。那么，“江月”出现在首句，只是要引出，要借月光和灯光去朦胧照向诗人更在乎的景象。是什么景象呢？　　沙滩上的白鹭正蜷曲身子，安静睡着。这安静承接着前两句的安静，于是更加沉静。寂寞啊！同样的寂静，歌德也体会过：“一切峰顶的上空/静寂，/一切的树梢中/你几乎觉察不到/一些生气；/鸟儿们静默在林里/且等候，你也快要/去休息。”（《漫游者的夜歌》，冯至译）杜甫也想到了永恒的“休息”吗？当然会吧。当怀疑和厌倦袭来的时候，早点结束岂不更好？但杜甫之为杜甫，作为中国三千年诗歌史上独一的、永恒的杜甫，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不会让幻灭和虚无吞噬自己，因为他有力，不，有力不准确，应该说他用力。“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这是诗人的曲陈心声。　　于是，在连着三句的静之后，要动，要有声响，要打破这黑暗沉闷的茧。一条鱼从船尾的水面跃出，拨剌一声，那声音一定异常明亮，打破沉寂，再归于沉寂，更大更深的沉寂。人生的哀痛、悲凉与诗人心中的生机、倔强，似乎都蕴藏在这动静变化之后。读者读此诗，便知诗人虽然老病缠身，却还未堕颓唐之境，其心内沉郁之力与不羁之趣尚在，不时要鱼跃而出。所以《八哀诗》《秋兴八首》《诸将》《咏怀古迹》《登高》这些千古之作，还在蛰伏酝酿，等待着从诗人胸中喷薄而出。　　杜甫致君尧舜、再造风俗的理想，终究没有实现的一天。如果放长历史的视野看，唐王朝恐怕很难说走出了“历史的三峡”。当中国的历史真的走出“三峡”，走向另一片天地时，已经进入宋代。贵族的时代彻底结束，平民士大夫的时代来临。新时代的知识精英不再把家族阀阅当作多么了不起的东西，他们首先看的是一个人的理想抱负，是他的德性和能力，是他的人生如何去造就，是整个的生命如何实现。这时，杜甫诗中书写的怀抱理想，永不向沉沦妥协的一生，看似笨拙，却如此真诚而有力量，毫无意外地赢得了后世人永远的仰慕和叹赏。　　1992年的夏天，还没有江鱼跃入我的生命，但我在船上结识了一位退休的中学语文老师。一老一少，大概总是很容易结成友谊。后来老先生对我说：“你是我的忘年交。”我问：“什么是忘年交？”　　船过奉节，老先生教我“诸葛大名垂宇宙”这首诗。他对我说：“‘三分割据纡筹策’，说诸葛亮费尽心力，也只得到三分割据的结果。那为什么还要称赞他‘万古云霄一羽毛’，说他是翱翔在万古天空的一只鸟呢？”我当然不能回答。老先生接下去解释：“三分还是一统，成功还是失败，是天意，是运势，人力是无法对抗大势的。一个‘纡’字，写出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历史的运势很难改变，但一生所作所为中展现的品德、意志、才华，贯彻其中的精神，才是最可贵的。正因为这样，诸葛亮才如羽毛凌霄，睥睨万古。杜甫也是这样，所以他才能理解诸葛孔明，才能写出这万古名句。这就是将心比心。”我似懂非懂地听着，认真点了点头。　　“希望将来的你，也能理解杜甫。”　　老先生又补上一句。之后一老一少都不说话，望着扑面而来的夔门，屏住呼吸，等待着，船入三峡。（刘摩诃）来源：文汇报  

如果说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那么公共图书馆就是城市重要的文化支点。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力量，今天的公共图书馆不断“修炼内功”，加快数字化建设，馆藏资源进一步丰富，利用率进一步提高，从曾经单体的公共服务设施转变为集藏、借、阅、咨、视、听、创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　　丰富阅读打开方式　　走进四川成都的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二楼，墙上“边走边听万卷书”的标识提醒着读者已进入有声读物区。扫码、登录、点单、戴上耳机，便可开启“云端”听书之旅。　　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说，如今的公共图书馆不仅是一个提供藏书和借阅的地方，更是一个将读者与知识、体验、创新力联系起来的场所。　　早在2004年，成都图书馆就建成了数字图书馆，经过多年积累，馆藏数字资源丰富。如今已有电子图书160万余册、有声听书10万小时、电子期刊3000余种、视频15万余集。　　当前，四川不少公共图书馆都持续推进具有地方特色的数字资源建设。比如攀枝花市图书馆从2019年启动建设了3个地方特色数字资源库项目；阆中市图书馆的数字古籍数据库将300余册古籍数字化。　　动态管理阅读数据　　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入口处有一块展示屏，实时动态更新着成都市22家公共图书馆的进馆人次、图书借阅人次、读者分析等数据。　　成都图书馆阅读推广部主任王承佳说，通过数字后台管理端，图书馆的各业务部门能够快速掌握馆藏资源的检索、浏览、借阅等情况，再综合研判，作出科学的采购和服务管理决策。　　如何进一步优化图书馆的既有功能？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大胆尝试，把图书馆与科技、旅游、生活美学场景等多行业跨界融合起来。　　“我们配置了无线射频识别技术智能图书馆管理系统、24小时自助图书馆、智能场馆、机器人馆员、智慧墙等设施，不仅方便读者，管理效率也有了很大提高。”肖平说，主题分馆充分以景区化、景点化、可参与标准重塑空间布局，使图书馆成为时尚的旅游、阅读、休闲体验空间。此外，主题分馆打破传统图书馆模式，采用书店图书展陈方式及文创售卖方式等，不断丰富完善图书馆业态。　　共享馆群数字资源　　去年3月，成都全市公共图书馆系统合并成功，标志着成都市通借通还模式从分布式集群架构向多级总分馆集群架构转型。成都市郫都区图书馆的窗口馆员小李介绍，这样更有利于制定统一的编目规则，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　　早在2014年，成都图书馆就作为中心馆，与21个区（市）县馆共同组成公共图书馆联盟。2015年，成都图书馆发挥联盟优势，整合全市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搭建了成都市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共享平台，打破单馆服务壁垒，实现全市数字资源整合。　　如今，成都全市1520万社保卡持卡人已成为公共图书馆联盟的读者。全市共建立分馆578个，各类图书流通点1593个，有效打破了公共图书馆服务边界、提升了图书馆基础服务效能。　　据统计，2021年，成都市各公共图书馆全年接待读者682万人次（含数字图书馆596万人次），较2020年增加了153万人次；书刊流通量为47万册次；举办公益讲座137场，展览83期，阅读推广活动96场；官方网站浏览量41万次，数字图书馆资源下载560万篇册次。　　馆群的联动不限于成都。2020年12月，成都图书馆、德阳市图书馆、眉山市图书馆、资阳市图书馆共同签订了《“成德眉资”公共图书馆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成德眉资公共图书馆联盟就此成立。通过业务合作与服务融合，4城公共图书馆实现服务效能叠加，自身综合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本报记者 宋豪新）来源：人民日报  

　薛百成　　不期而然地，古籍保护这样一件文化意蕴颇重的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关联。关于这件事的意义，两个月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如是界定：“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而“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样的庄重表述，也出现在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19年，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发布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第一版收录了作为专有名词的古籍保护，其定义为：“为使古籍免遭自然和人为的损毁，延长古籍保存期限和使用寿命，尽可能保持其原来形态的技术和措施。”　　中国学术和中华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和先辈们不计得失的保护传承古籍密切相关。大量人士之所以耗尽心血保护传承古籍，从文明史的角度考量，是因为在他们心中的古籍象征着民族血脉的传承，这极易令人联想起孔子当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勇毅担当。当时，孔子是以天下之文这一极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传承人自居的，自觉此事乃使命所在，当义无反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从未缺失这样的担当，最决绝而掷地有声者当属宋人张载之“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今日欲做这件事，有必要以先贤往圣之作为为榜样，意志坚定，百折不挠。这是古籍保护这样一件通俗的事在上升至理性高度之后的意义之所在。　　而关于此事的具体意义，相关学者、专家论说既多，毋庸赘述。经典之所以为经典，自有其恒常之缘由。在这件事上，如果我们过分看重经典与日常之差异，夸大艰涩与通俗之间的既有矛盾，而质疑此事与我们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略显幼稚。须知，今日中国人的日常道德规范以及精神风貌，无一不与曾经艰涩的中华经典之传承有着重大关联。经典传承过程中，雅与俗固有其辩证之道。作为经典的“四书”在持续普及的过程中，其相对简易是学子每每倒背如流的原因之一，也是于通俗之中隐喻微言大义亦其持久之理由。　　所需注意者，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确实存在着就文化的普及与提高这一视角而言，说书人的三国故事及话本传奇类的《三国演义》在接受度方面每胜于正史《三国志》的问题。这也是众多学者、专家以及相关志愿者在古籍保护这一文化工程的前期工作中发现诸多“保护不到位”现象的原因之一。对一件事的重视程度当然与此事的普及程度有关系，但是这些具体问题只是我们正在进行的这项工程中的细节问题，需要我们逐步予以解决，而并不应该亦无可能干扰大方向问题。此间大与小之辩证，弥足深思。　　至此，在古籍保护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放下身段，直面具体问题，诸如文言文、繁体字之类本就附着于我们的学识或教养之左右的微小细节，当于无意识之间，内化为常识。这样，整理、修缮、保存、传播、学习，直至学以致用，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浸染下，养成并积蓄我们的文化力量，构建并巩固我们的精神风范，才会有可能。来源：辽宁日报  

 这个骄阳似火的7月，一部聚焦良渚古城古往今来的新作，或许能令读者略感平静。它试图通过考古随笔的形式，找回千年前失落的文明。  也许是机遇，或许是巧合，7月对作者来说是个特别的月份。三年前的2019年7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在阿塞拜疆巴库见证了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5年前的2007年7月，这位主持和参加过多项重大遗址发掘的考古人，发现了良渚古城。  也是在三年前，由他主要执笔和组织撰写的《良渚古城遗址综合研究报告》，获得了2019年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评选的钱学森金奖。而《良渚古城遗址综合研究报告》因其阐述了良渚古城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成为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学术支撑。  作为《良渚古城遗址综合研究报告》的姊妹篇，《寻找失落的文明》在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作者刘斌用自己的考古经历，向读者讲述了良渚古城从遗址到遗产的历程与心路。在娓娓道来的叙事中，作者深入浅出地讲述了良渚考古遗产的价值，让读者清楚地认识到，考古遗产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无可替代作用。  可以说，《寻找失落的文明》这本书的构思设计很巧妙。在序言和目录之间插进一个“楔子”——我的良渚考古之路。其中，作者回顾了从1981年开始学考古到2019年良渚申遗成功所经历的40年。其间，以2002年成立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和编制《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为界，分为前后两个20年。作者正是有了前面20年的考古经历与思考，有了对良渚这片神奇土地的熟悉与热爱，从良渚人的生活居址到良渚人的墓地，从反山良渚王陵到良渚古城，一步步地走进良渚人的世界，走进5000年的良渚王国。他深情地说道：“回望5000年，这是我与良渚的缘分，也是使命。”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的那天晚上，激动的心情让他无法入眠，于是《今夜我在巴库》从键盘下流淌出来，今夜因为你/而注定永恒/良渚/阿塞拜疆。  2020年，刘斌成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实现了考古者向文化遗产传播者的转化——这是“我的良渚考古之路”后续的发端。  这本书设计了十个篇章，讲述1936—2021年几代考古学家发现、研究、保护良渚古城遗址的经过。作者采用复线叙述方式，一条线叙述考古发现与思考，一条线叙述考古研究与认识，一条线叙述考古者的思想与情怀，三条线交织在一起，叙事与认识环环相扣，层层深入，读者被作者的情感变化带到考古的情境之中，从而加深了对考古学的正确认识。  上个世纪20年代，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不久，中国学者便提出与起源有关的三个问题：中国人类的起源、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100年来，中国考古学发现和阐释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距今5300年的良渚文明，为连续性与多元性的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一个最古老的源头。  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在《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一文中指出，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奴隶占有制并非进入文明时代的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社会分为权贵和基本居民，前者是社会主宰并从后者聚敛财富，然而后者并不是前者的奴隶；第二，军（王）权与神权并重；第三，良渚文化中被不同权贵集团统管、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或暂可称之为方国。张先生主要从社会分层与权力地位体系方面论述了良渚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借用“方国”一词指称并非“奴隶占有制”的地域性（方）国家（国），为正确认识良渚社会性质指明了方向。  按照张忠培先生的这种认识，我发现良渚古城及其外围的遗址群组成了早期国家，它有三个基本特征：按地域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复杂的社会分层、权力等级系统。王权轮换制与官员职官制构成这个权力等级系统（即官僚体制）的主要内容。良渚早期国家以古城为核心，古城内的“井”字形道路网，中心位置的宫殿与墓地二元对立，城、郭与郊、野的功能划分，具备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雏形。大型水利工程、水稻生产、玉石器生产，代表了良渚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赋税、徭役、礼制，构成了良渚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原始宗教和造型艺术，反映出巫觋形象与等级社会价值观、分层宇宙观，这些是良渚社会存在的反映。刘斌在这本书里采纳了我在《解读良渚文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特征及其研究路径》中的说法。  严格意义上说，考古学是讲究实证的学科。刘斌在“洪水来袭”中写道，在良渚古城发现后的十几年考古中，我们逐渐认识到，距今4200年左右杭州余杭所在的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洪水滔天，浊浪翻滚，以至于在这片土地上普遍留下一米多厚的洪泛层。洪水之后，这里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良渚这片神奇的土地，在洪荒之中一直沉睡了2000多年，却留下了大禹治水的传说。如果把余杭距今4200年的洪水理解为大禹时代的洪水，那么5000年前良渚人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便可以理解为鲧时代的治水。  历史文献将禹之前的城市建设与水利工程集中在鲧一个人的身上，说明了两个工程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文献记载的鲧障洪水和禹导洪水，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设计理念的水利工程，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史记》等文献记载鲧与禹的父子关系，实际代表了历史上两个接续的时期。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位于古城之北，其主要作用是拦住从大遮山流下来的洪水，保障古城的安全，属于塞障类型水利工程，比疏导类型水利工程早出现了将近1000年。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出现总是离不开水利工程，在以鲧为代表的水利工程中，出现了良渚早期文明；在以禹为代表的水利工程中，出现了夏文明。  1990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九届全体大会在瑞士洛桑通过《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旨在体现通过考古手段获得的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这个文件提出，考古遗产是根据考古方法提供主要资料实物遗产部分，包括人类生存的各种遗存，由与人类活动各种表现有关的地点、被遗弃的结构、各种各样的遗迹(包括地下和水下的遗址)以及与上述有关的各种可移动的文化资料所组成。这份文件还提出，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一般民众的积极参与必须构成考古遗产保护政策的组成部分；考古遗产的保护应被看作是全人类的道德义务，它是民众的一项集体责任。《寻找失落的文明》用通俗生动的文字、插图与二维码动画，向读者解读了良渚古城的遗产价值，这本书在科普考古知识、培养公众正确认识考古遗产方面，作出了创新性的贡献。  刘斌在最后一章的开篇说，在良渚之后的几千年里，虽然文化的面貌与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良渚人的文化与精神渗透在了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  张忠培先生在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五届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将中国玉器与玉文化置于中国文化整体中考察。基于此，刘斌用“爱玉的中华”作为这本书的结尾。他从良渚文化最具特征的玉器入手，引出9000多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先秦时期玉器，直至秦汉、隋唐、宋明时期玉器。可以认为，玉器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和特质，从其产生之初便与人们的审美意识以及精神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玉器中凝结了更多的人文与精神内涵。他认为，玉器9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为我们了解中华文化脉络，提供了一条美丽的线索。  20世纪30年代以来，几代考古学家为了寻找与守望古老的良渚文明付出了太多的艰辛。徜徉在《寻找失落的文明》理性和诗情兼具的文字里，我仿佛站在赤色瑶山上，遥望辽阔星空，感到5000年并不遥远。  （作者：陈雍，系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顾问） 来源：光明日报  

作为中华民族的元典之一，《尚书》不仅在建构中华民族精神层面有重要价值，其在东亚文化圈的重要作用亦不容忽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尚书》流入西方世界，成为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管道。《尚书》东传与东亚文化圈的建构  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的《四书》《五经》形塑着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也塑造着一个民族的影响力。蕴含着丰富治国理政思想的《尚书》及由其阐释史建构起来的理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文化、教育等，其早期传播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尚书》东传由百济入日本，汉籍传入朝鲜半岛约在汉代，而由半岛传入日本约在公元6世纪初。秦代南传入南越，作为其文化载体的典籍与内地相同。  韩国成均馆大学编纂的《韩国经学资料集成》是了解中国经典对朝鲜半岛文化影响的重要史料，该丛书汇集了14世纪至19世纪中期朝鲜半岛的经学文献，《尚书》文献有22册，与中国同期《尚书》学同调异趣，朝鲜半岛《尚书》学思想上宗蔡沈《书集传》，承宋明理学理路，讨论天理人欲之辨、心性论、道统等问题。方法上，承宋以来辨伪路径，重视《尚书》辨伪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内容上，多《洪范》著述、科举用《尚书》义拟题著作及《尧典》“期三百”的天算著作，这与箕子入朝的古史、科举取士及西方天算知识传入相关。近现代以来，以经典为核心的儒家文化遭受质疑否定，半岛专门研究《尚书》的学者很少。  《尚书》在日本的传播，文本上最早是郑玄注本，由百济传入，今已不存。平安时代以来，日本以习伪孔安国《尚书传》为主，亦有很多唐隶古定写本，对《尚书》文字研究有重要价值。14世纪，清原良贤引入蔡沈《书集传》。研究方法上，日本早期接受《尚书》的方式主要是传抄、训点、授读，至平安至室町时期逐渐形成中原氏家、藤原氏家、清原氏家等传经世家，各有秘说，主汉学训诂章句路径。十四世纪，《书集传》引入，开汉宋兼采新风。十七世纪，伊藤仁斋、荻生徂徕渐重汉唐经学，考辨之学兴起，山井鼎《尚书古文考》考订了《尚书》误字误句，伊藤仁斋有《古文尚书》疑辨之伪等。19世纪，西学涌入，日本《尚书》经学性质渐渐淡化，而成为了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文史考辨、文献书志等人文学科研究的史料，林泰辅《周公及其年代》开启《尚书》为史料的先河，平岗武夫《经书的成立》阐述了《尚书》作为中国文化枢纽的地位，松本雅明《春秋战国时期〈尚书〉之展开》讨论了《尚书》学变迁，加藤虎之亮《皇道所见之书经》、中江丑吉《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等借《尚书》寻绎中国古代思想。但对《尚书》经文的注解和译读仍是日本学界研究重点。在传播上，《尚书》在日本有由宫廷、寺院垄断走向民间的历程。  儒家典籍公元前3世纪传入南越，赵佗“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东汉末年，交趾太守士燮通《尚书》大义。六朝时，南下交州避难士人许慈、程秉皆通《尚书》。仿唐宋科举，李朝于1075年开科取士，其后陈朝取士大略与宋元经义取士同。黎朝于1467年设五经博士，国子监生“专治《诗》《书》者多”。阮朝时，《四书》《五经》成为了士人的基本读物。今存有黎贵惇著《书经衍义》，摘《尚书》各篇关键处略加解说。以《尚书》为代表的《五经》在东南亚的传播及影响尚待深入研究。  东亚文化圈王朝时代，《尚书》是国家教育的核心内容，人才选拔的依托，主流意识的重要构成，其学术流变与作为东亚核心的中国基本一致。在阐释路径上，由汉学、宋学到考据之学，经典的阐释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建构、价值塑造的资源，由此形成共同文化认同。西方学术方法融入的近代，作为经学文献的《尚书》成了中国历史、文化、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研究的史料，传播方式上由国家教育转为个人研究爱好，影响力急剧下降。《尚书》西传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经典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文化的交流需要借助其传译和阐释。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开启了中国文化西传的历史，作为承载中国文化精神的《五经》开始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流。  法国传教士在《尚书》西传中用功颇多，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刊于杭州，成为中国最早刊印的西文译本。康熙朝，传教士马若瑟著《经传议论》，其中选译有《尚书》。1770年法国汉学家宋君荣据满文《尚书正义》翻译成法文，又著《〈书经〉中的天文学》，开启《尚书》专题研究。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译《尚书》为拉丁文，传教士顾赛芬译《书经》为拉丁语和法语。  英语世界，1840年，以美国传教士文惠廉选译《尚书》为开端，1846年，英国学者梅赫斯特翻译《书经》，提出了殷商遗民东逃美洲建立了墨西哥的观点。1846年麦都思以汉英混排、直译加注方式完成了第一个全译本《书经》，1849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又英译《尚书》，最有影响的是1865年王韬帮助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完成的《书经》译作，中英学者的合作使传译质量有了很好保障。理雅各英译了儒道重要典籍，为将中国文化系统传递到西方作出重要贡献。1904年英国汉学家欧德有《尚书》译本，1950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有《书经译注》。  俄罗斯汉学家西韦洛夫分别于1822年和1841年推出了《尚书》俄语译本。2014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推出《尚书》俄文全译本，吸收了不少《尚书》研究的当代成果。  《尚书》在西方传播由文本译介到思想文化研究，经书成为西方了解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管道。中国文化在西方的接纳有一个变化过程，17、18世纪的欧洲对刚传入的中国文化充满热爱，卷起过一场中国热。但在应对西方工业文明失败的19世纪，中国文化价值在西方受到批判，二战之后西方又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价值。汉籍在西方的传译，内容上由经、子转向史、集，并向现当代作品拓展；思想上由基督教经院哲学阐释的误解到对中国文化的真切理解；传译队伍上，由以传教士、外交官为主体逐渐转向汉学家、海外华人、职业翻译家。  《尚书》作为中国上古史和治道之书，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东亚文化。在东学西传过程中，是西方了解研究中国的重要文献。今天，这些民族元典有效的传播和对其价值的深度发掘，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构大国气象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方式，推进以文化价值多元化为根柢的世界多极化建构。有意识地选择构成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经典系统、组织专家学者加以传译，应当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手段。翻译界与经典研究专家、经典研究专家与汉学家应当很好合作，推介高质量成果，在世界格局中建构中国文化话语。  （作者：陈良中，系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来源：光明日报  

徐艳：湖北人民出版社综合编辑部主任，副编审。策划责编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国话语：说什么？　怎么说？》，策划主持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土家族大百科全书》，目前正主持国家“十四五”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自然环境变迁与中华文明发展通史》。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宝贵财富。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国土家族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是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繁荣发展添枝加叶的文化工程。　　一个民族是否具备一部优秀的大型综合性的百科全书，是衡量其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土家族大百科全书》便是土家族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也是在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830多万土家儿女的隆重献礼，表达的是包括土家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定信心，对民族团结局面的高度拥护，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决支持。　　土家族主要聚居在地处我国内陆的武陵山区，长期交通较为闭塞，经济发展水平较为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和党中央对民族地区经济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大，土家族聚居区与外界的交往交流交融变得便捷而频繁，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土家族民族特色的语言、艺术、民间习俗、古籍文书与传统技艺等等也在悄然消失，为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对土家族地区的知识分门别类地来一次系统的梳理，显得非常必要而紧迫。　　《中国土家族大百科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册，收录词条8485条，近400万字，内容涵盖地理、历史、民族、经济、民间信仰和宗教、语言、文学、艺术、科学研究、文化事业、教育、医疗卫生、体育游艺、民俗、文物古迹、古籍文献、人物共十六大门类。该书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于一体，集中了土家族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了当前土家族研究的最高水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部地理范围覆盖整个武陵山区的土家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以超大规模、超全门类，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一大空白，在土家族社会、经济、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编纂团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本着树立士气、志气、勇气，做好编纂的浩繁工程；讲求对策、良策、实策、科学、民主、方法，做好民族文化的民心工程；崇尚务实、求实、扎实，把成果做成精品工程。项目组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强调资源的互通、经验的互鉴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集中该领域百余位专家学者，经过十年的集体攻关而完成。　　该项目于2011年正式启动，至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正式出版，前后持续十年时间。编纂工作由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牵头组织，三峡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大学等武陵山区高等学府共同参与，确保了编纂工作所依托的资料的全面和翔实。编纂者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学者，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和朝气蓬勃的青年学者。他们前后深入土家族聚居区进行了5次大规模和30多次小规模的资料收集和调研工作，记录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资料，为本书的编纂工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出版社项目团队积极跟踪，与作者团队保持顺畅的沟通，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成功申报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使得项目尽早获得国家层面的肯定和关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给了编纂团队巨大的信心，坚实了他们的方向和目标。另外，出版社还成立了由文史专家、民族学专家组成的顾问团队，以及资深编辑和中青年编辑组成的出版团队，他们为该书的出版工作呕心沥血，甘坐冷板凳，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在内容上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精益求精，为项目的顺利出版保驾护航。　　编纂出版《中国土家族大百科全书》是及时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需要，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族文化盛事，更是中国民族出版史上的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它系统整理和详细记录了土家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深入发掘和提炼了土家族民族精神，全面回顾和认真总结了土家族研究的成绩和经验，大力普及了土家族聚居区自然和历史文化知识，客观彰显了土家族聚居区的建设成就。基于该项目的重要性，湖北人民出版社还在该项目的融合出版积极探索和尝试，依托该项目构建了“中国土家族百科智库”，并将通过多个渠道对外推广。 来源：中华读书报  

01日理万机如何静？今天有个同学，他也听了我多年课，要去美国了，中午来辞行，谈到这个问题，他问要怎样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他的烦恼就是思想不停。怎么样做到经常不想？那是不可能的事，人不能不想，我说有一点可以随时做得到的，就叫“想而不住”，这是禅学的境界了。大家这里要特别注意：譬如现在我在讲话，诸位在听话，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生理作用，配合心理感受，好几样都在用了——眼睛在看着，耳朵在听着，坐在椅子上舒不舒服，空气的冷暖，都感觉到，内在还有个东西，思想一个一个接连着。我们的思想像流水一样，一个浪头过去了，又来，又过了，又来了，一直这样的，而且在中间还会岔上很多的乱想。但是回想一下，这许许多多的思想，没一个存在。譬如我们说“克己复礼”，这句话就是一个思想，这个念头过去了以后，我们再讲“克己复礼”，但已经不是第一个，而是第二个思想了，再讲一个“克己复礼”，又是第三个思想了。也就是我们讲过的，等于我们看到一股流水在流，表面上我们是看到一股流水。而它一直在流，但第一眼看到的那个浪头早过去了，不断地有个浪头在眼前，可是它是由后面不断地涌上来的。我们看电灯，好像这个亮光是一直存在的，但实际上这亮光是不断地消散，而新的亮光不断地补上来。我们的思想、心理作用也是一样，我们好像是总有思想存在。实际上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思想，前面的思想过去了，后面的思想还没有来，现在的思想当我们讲“现在”的时候，这个思想又已经过去了。好了，这个道理我们了解了，所以对于思想，我们不要去控制它，譬如说我们想静下来，脑子里在想“我最好静下来”，这反而又多了一个念头，所以最好不要去作“我最好静下来”的想法。许多人学佛、学道、打坐、练功夫，有意要把心静下来，这心怎么能静?有的两腿盘起来，闭眉闭眼，不言不语，耍把戏一样，这也可以，但不是真正静的境界。对生理的帮助则有之，如说这就是静，那就不通的。这样坐在那里，心里的乱想会更多，这不是真正的静。02有这样的修养，才能担当大任，处理大事所谓真正的静，要有高度的修养，如前面所说，一面批改公文，一面听取报告，处理急务，日理万机的情形下，而心境始终是宁静的。我们要想做到这一步修养，就先要认识自己的心理，思想是这样不断地过去，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就可以做一个体会，我们对于前面过去的思想不理它，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譬如我们所有的痛苦烦恼在哪里?我们往往知道是无法挽回的，但硬是想要把它拉回来。所谓后悔，就是已经过去了的，想把它抓回来。对于未来的，又何必去想它?有人说我走路很快，我说我这个人“懒得用心”。譬如我出门到这里来，目标是恒庐，就直往恒庐来，路上的事就不去管它，不去想它。可是许多人一路上看到的、听到的、遇到的，可想得多了。假使能够不去想它，心理上永远保持这份宁静，心理就健康了，生理也自然健康了，这是必然的医学道理。现在再回来说本题，我们知道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还没有来，不去管，单说现在的，“现在”也没有，我们说一声“现在”，这“现在”就马上过去了。慢慢从这一面去体会，永远保持心境的安宁，这一个平静的心境，一直平静到甚至于今天被敌人抓住了要枪毙，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一颗子弹这里进去那边出来，一定倒下去，完了嘛!它还没有来，何必去怕?它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怕也没有用，又何必去怕?现在还乐得享受，清静一点。所以古代许多大臣、忠臣，如文天祥的从容就义，就是如此，在文天祥的传记里就看到他有这种修养。他在被执以后，路上遇到一位老师，不知是道家的人物或是佛家的人物，他没有讲。只在他遗集中一首诗前面的序言中说，碰到一个异人，传他一个“大光明法”(这是佛家的东西)。因此，当时他就把生死看开了。读了这传记，才知道怪不得文天祥有这样高的修养，他是从此之后，就把生死观念，完全看开了。如拿佛家、道家的观点来说，他得了道，有了功夫，对于肉体的生死，不当一回事了，但这有什么稀奇?没什么稀奇，就跟我们刚才讨论心里的思想一样。我们再举一个眼前的例子。大家现在坐在这里，不要做什么功夫，也不要求静。这个冷气机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事实上大家本来也听到的，不过经我一提，你注意了；本来我的动作你也看到；我的声音你也听到。在这中间，你找一个东西。你的心用得那么多，能听到声音、能看、能动作、能想，还能够知道自己在这里想，知道自己在这里坐着。那一个能够知道自己的东西可重要，那就是你自己，是真正自己的本来面目的一面，真正的自己。我不知道我的报告清楚没有，希望对大家在修养上有点贡献，获得一点安身立命的修养，有此高度的修养，才能处理大事，才能担任大的任务。——《论语别裁》东方出版社

【找回有力量有格调的风景描写】  编者按   风景描写曾经是优秀小说作品的标配，为故事情节的铺展、人物性格的塑造、主题意义的展现提供着强大“背景”，不仅能化入情节的叙述而浑然一体，也能单独择取出来而当成“美文”看待。可是，当下的小说创作从总体上看缺少精彩的风景描写。此中原因到底何在？我们开设“找回有力量有格调的风景描写”栏目，刊发系列文章，试图一探究竟。   早在2002年的时候，我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在主编刊物之余，也编一点书。记得当时编了一个作家的书，很好看，后来也很畅销。编完之后，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哦，少了点风景描写。我把这个意见很认真地和作者沟通了，希望修改一次，加进一些风景描写，现在有点太“干”了。作者也很认真地听了，说回去好好修改。可等他把修改稿拿过来一看，我说，这景物描写太平常了，没有自己的特点，关键是融不到小说的整体中去，可有可无，建议作者回去继续修改。又过了一段时间，作者愁眉苦脸地告诉我，他完不成这次修改，原以为风景描写很简单，现在发现太难了，要融到小说的整体中太难了。最后只能作罢。小说出版了，尽管很热卖，但我从内心觉得它的质地是有缺陷的。  后来发现，这不是一个作者的缺陷，而是一些人的缺陷，慢慢地也成为当下小说的一个软肋。在我读到的小说中，一些作家的创作，往往有很好的故事和主题，也有很合适的人物设置，甚至还有很精彩的对话，但是我们曾经非常熟悉和喜欢的风景描写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思想是文学的光，风景描写是小说里的湿地   如果说描写城市题材的作品不擅长风景描写也就罢了，因为城市文学对作家来说还是新开启的课题，不像乡土题材有足够的资源可供转化，城市的风景没有可参考的坐标，作家回避或写不好可以理解。新近读了一些以乡村振兴为题材的小说，发现这些作品“见事不见人”，人物塑造缺少新时代的印记和个性，一些人物塑造成功的作品，又“见人不见景”，那些曾经优美的乡村风景被索然寡味的会议、人际冲突所代替。人物生存的空间没有风景的存在，就像在积木搭起来的舞台一样，不生动，也不真实。  优美的风景描写是文学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小说中如果缺失了风景，就像我们的生活环境消失了湿地一样，拥挤，干燥，没有活力。多年以前，一些城市改造，曾经填过河泊，平过湿地，当时的管理者认为这些湿地占用空间。后来排水出现障碍了，空气质量下降了，这些城市又重新恢复湿地。我们的小说是不是也走了部分城市建设的老路？  风景在小说中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营造环境、渲染气氛、衬托情绪、铺垫情节、暗示心理，貌似闲笔，却处处生辉。如果说思想是文学的光，风景描写就是小说里的湿地。我们对文学的记忆，很多都与优美的风景相关。古代文学中那些名篇，比如《岳阳楼记》《滕王阁序》至今仍然让我们流连于大自然之美，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等现代作家笔下的浙东、京城、湘西等地的风俗景观和人文景观，成为一个地区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写照。  为什么当代小说创作中缺少优美风景？作为文学作品“非遗性”的风景描写，越来越少了。没有湿地的城市只是水泥森林，没有优美风景的文学也只是文字森林和语言集装箱，人物像空壳似的浮动，不接地气，灵魂苍白。过往那种委婉细腻的叙述，被粗浅的情节和离奇的故事霸占   造成这种风景描写缺失的原因首先在于快餐文化不断介入日常生活，对作家写作产生了潜在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畅销书、影视剧、网络文学为标志的快餐文化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文学自然也不例外。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到这三类快餐文化的写作之中，文学出版、文学评判也自然地受到这些快餐文化的影响，对文学创作的“伤害”也在不经意中发生。  20世纪末兴起的畅销书文化、影视文化和网络文学的核心是商业文化，是眼球经济的体现。获得更多的读者，赢得更多的观众，获取更多的点击量，才能产生眼球经济、商业效应。这些以流量为终极目标的商业文化对当代小说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消费故事、消费情节，而景物描写在快餐文化里属于累赘物，影响阅读观赏的节奏。在畅销书写作中，过往那种委婉细腻的叙述，被粗浅的情节和离奇的故事霸占。快节奏是畅销书最大的特点，而风景属于“慢”的书写，当然被弃之如敝屣。大量作家加入影视剧创作，为影视剧写作输血，但影视剧本基本是场景加对话的模式，哪有风景生存的空间？我曾经看过一个在影视界很有名的作家写的长篇小说，居然是电视剧本的简单改写。这类场景加对话的“小说”出版，对注重心理描写和风景描写的严肃小说创作而言是一种亵渎。网络文学本质上是商业资本运作的产物，流量的需求使写作变成情节和悬念的无限叠加，风景描写最多也是调节气氛的缓冲，你想在网络文学作品中欣赏到优美的风景描写那是走错了门。  风景描写的缺失还是作家对经典文学的生疏和缺课造成的。网络文学和畅销书这些类型文学写作的门槛相对较低，尤其是网络文学的无门槛进入，使一些年轻作家走上文坛，不是从经典文学入门，而是经由畅销书和网络文学进入创作，他们缺少对经典的深度阅读和理解。文学经典，无论中外，都有大量的风景描写。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讲究情景交融，所谓“言外之意”“境外之境”，都是基于景物描写的基础上。“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如此，“美人芳草”的《楚辞》亦是如此。唐诗宋词更是留下无数情景交融、脍炙人口的风景经典。至今被认为是中国长篇小说高峰的《红楼梦》里的风景描写更是无与伦比，其展现出的虚实相间的风景世界至今依然被人津津乐道。  一些作家片面地理解现代小说和后现代小说的理念，他们认为风景描写是古典主义的，田园风光与现代小说不是同一个频道的产物。后现代主义的写作追求扁平化，放弃象征的深度模式。但后现代主义的扁平只是对那些概念化的象征之塔的摧毁，景物描写依然被作为小说的有机体来看待，只是在使用时更为谨慎，也更为精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也是被后现代主义推崇的作品，但其中不乏风景描写。中国当代具有后现代性的作家余华、苏童、格非、毕飞宇等也没有放弃风景描写，他们以优美的笔触对中西方经典风景描写致敬。风景描写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功，就像绘画的素描和写生一样，需要下功夫苦练才能完成   风景的缺失表面上是一个文学能力的不均衡现象，其深层次原因还在于作家内心的荒芜和浮躁。现代小说在一定意义上是叙述的艺术，而叙述的艺术往往是叙述视角的艺术。现代小说在打破传统小说的全知全能叙述视角的基础上，新生出很多叙述视角，用不同的目光去观察世界、社会和人生。但无论采取哪种视角，都是从眼睛出发，由眼睛去看世界。虽然很多作品采用的是人物的视角，事实上都是作家潜在的视角在“说话”。  视角源自眼睛，眼睛则源自心灵。达·芬奇有一句名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作为一个杰出画家，达·芬奇笔下人物的眼睛都是心灵的窗户，《最后的晚餐》里那些人物的眼神里透露出的情绪，都是灵魂的真实写照。对于现代小说而言，叙述视角看到的、表现出来的事物正是作家心灵的投射。从文艺创作心理学的角度看，今天小说家笔下风景的缺失，正是心灵深处某种精神的缺失。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过文学的境界，存在“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之分，但又强调“一切景语皆情语”。这个“情”是作家内心的存在。法国新小说派强调“物化”与“无我的零度”，本身就是一种哲学上的追求。思想的匮乏、哲学的贫困，造成了心灵的空洞，也造成眼睛的空洞。  风景描写其实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功，就像绘画的素描和写生一样，需要下功夫苦练才能完成。近来一些所谓创新的美术作品，新奇是新奇，怪异是怪异，画家不乏想象力和创造性，但由于缺失基本的素描训练，他们的作品往往只能称之为“装置”，或者干脆是“行为艺术”。  优秀作家都有自己的哲学在支撑。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笔下的风景为何让人难以忘怀？因为这些风景是鲁迅思想的载体。《故乡》开篇写道：“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地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这是对当时乡村败落的一种真实的描绘，也是鲁迅对旧中国社会悲凉而恨铁不成钢心理的充分体现，他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和对中国社会的忧思也渗透其中。  汪曾祺是一个非常讲究叙述的作家，是一个惜墨如金的作家，但在其代表作《受戒》和《大淖记事》里却有着大片大片的风景描写，与风俗民情融为一体，不仅成为小说的有机体，也成为小说的“主建筑”。这和汪曾祺的小说观念有关，他认为氛围即故事，他追求的是和谐美学。我们在汪曾祺的那些漫不经心的风景描写中，读到了人与自然、环境、生活的和谐。  虽然当下不少小说的风景描写缺失，但令人欣慰的是还有一些作家没有放弃。在刘亮程、马金莲等作家的小说里，依然能欣赏到优美的风景描写。马金莲笔下西海固的乡村图景是温馨和善意的。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和《捎话》对新疆风景有着浓墨重彩的描述，甚至让风景本身成为小说的主体，受到热切关注。  顾城有一句著名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如果一个人内心是灰色的，用灰色的眼睛去看世界，看到的更多是市场关系下的人际冲突、利益瓜葛和精神困惑，心中怎么会有光明而优美的风景世界呢？ （作者：王干，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