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京剧京剧，曾称平剧，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场景布置注重写意，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国国粹，中国戏曲三鼎甲“榜首”。在2010年11月16日，京剧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代表剧目：《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02豫剧豫剧起源于中原（河南），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中国第一大地方剧种。豫剧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继承、改革和创新发展起来的。建国后因河南简称“豫”，故称豫剧。豫剧以唱腔铿锵大气、抑扬有度、行腔酣畅、吐字清晰、韵味醇美、生活活泼。有血有肉、善于表达人物内心情感著称，凭借其高度的艺术性而广受各界人士欢迎。代表剧目：《花木兰》《穆桂英挂帅》等。03越剧越剧是中国第二大剧种，第二国剧之称，又被称为是“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在国外被称为“中国歌剧”。亦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发源于浙江嵊州，发祥于上海，繁荣于全国，流传于世界，在发展中汲取了昆曲、话剧、绍剧等特色剧种之大成，经历了由男子越剧到女子越剧为主的历史性演变。越剧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等。04评剧评剧是流传于中国北方的一个剧种，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评剧是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剧种之一。20世纪、30年代以后，评剧表演在京剧、河北梆子等剧种影响下趋成熟，出现了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喜彩莲、爱莲君等流派。代表剧目：《花为媒》《秦香莲》《杨三姐告状》等。05昆曲昆曲原名“昆山腔”或“昆腔”，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现又被称为“昆剧”。很多剧种都是在昆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有“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昆曲糅合了唱念做打、舞蹈及武术等，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被誉为“百戏之祖”。代表剧目：《牡丹亭》《鸣凤记》等。06川剧川剧俗称川戏，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主要流行于中国西南地区川渝云贵四省市的汉族地区，是融汇高腔、昆曲、胡琴（即皮黄）、弹戏（即梆子）和四川民间灯戏五种声腔艺术而成的传统剧种。2006年5月20日，川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剧目：《柳荫记》《玉簪记》《彩楼记》《白蛇传》等。07粤剧粤剧，又称广东大戏“或者“大戏”，广东传统戏曲之一，源自南戏，流行广东、广西两省和港、澳地区，在国外操粤语的华裔聚居区也有时演出。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在广东、广西出现，是糅合唱念做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的表演艺术。粤剧每一个行当都有各自独特的服饰打扮。代表剧目：《紫钗记》《帝女花》等。08黄梅戏黄梅戏，原名黄梅调、采茶戏等，起源于湖北黄梅，发展壮大于安徽安庆。“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也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黄梅戏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2006年5月20日，黄梅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剧目：《天仙配》《女驸马》等。09秦腔秦腔，别称“梆子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于西周，源于西府。成熟于秦。古时陕西、甘肃一带属秦国，所以称之为“秦腔”。因为早期秦腔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故又名“梆子腔”。秦腔成形后，流传全国各地，因其整套成熟、完整的表演体系，对各地的剧种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并直接影响了梆子腔剧种的始祖。秦腔的表演技艺朴实、粗犷、豪放，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技巧丰富。代表剧目：《三滴血》《后三对》等。

【影视锐评】　　作者：任孟山（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琳（中国传媒大学2022级传播学博士研究生）　　日前，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发布2021年度热播国产影视剧烟草镜头监测结果显示，与2020年相比，影视剧中的烟草镜头数量有所上升。我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控烟早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虽然吸烟问题成因复杂，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媒体和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影视剧中吸烟的镜头和画面会在一定程度上对青少年群体起到误导或诱导作用。从控烟群体的角度讲，能够阻断青少年吸烟，才能实现有效控烟的目标。因此，净化荧屏，在影视剧中控制吸烟镜头数量，非常有必要。　　从媒介传播的意义上讲，影视剧中的吸烟镜头不仅没有体现烟草的危害，而且通过隐秘的方式不断美化吸烟行为。影视剧中吸烟的角色往往带有主角光环。有的创作者通过吸烟镜头塑造人物冷峻、独立、强悍的形象，很多镜头都将吸烟行为与英雄人物联系在一起，并在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节点插入吸烟镜头。早期，这类镜头出现在港台电视剧中。如《英雄本色》中小马哥点烟的镜头被奉为经典。在好莱坞电影中，烟民也显得浪漫、性感和聪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里，吸烟是一件时髦的事，影视剧中女性形象通过抽烟显示自己的权势，提高个人魅力。黑帮老大等反面形象“霸气潇洒”的抽烟姿势，也让一些青少年崇拜模仿。但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角色的吸烟形象，都对观众具有诱导作用，其“涵化”效果在潜移默化中形塑青少年的追随行为。此外，影视剧毫不避讳地展现演员在公共场所吸烟、敬烟和在密闭空间当着他人吸烟的场景，暗示吸烟是一种正常的社交手段，并通过这些镜头增强人物权威感，烘托主人公的身份地位。这严重违背了当前我国有关控烟的政策，对控烟宣传起到了负面影响。大量的研究表明，影视剧中的吸烟镜头对人群影响甚至超过烟草广告。　　尽管我国自1996年就已开始施行《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2019年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控烟工作的通知》，要求电影电视剧主管部门加大对影视剧吸烟镜头的审查，严格控制电影电视剧吸烟镜头，最大限度地降低影视明星吸烟镜头对青少年的影响。但是，影视剧吸烟镜头去年却不降反升。从社会因素上来看，现实社会中烟草行业已形成了一套显性的营销话语，烟草被塑造成普通人的“口粮”和精神快感的源泉，其普遍性很难从日常生活情景中彻底剥离。烟草还是社会交往、人脉积累的重要媒介，其口感、档次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烟草在生活中的常见性、普遍性使其轻而易举地被编剧利用，被导演采纳并被演员演绎。　　从行业因素来看，利用烟草刻画人物形象的难度低、成本低。人物内在的情绪、心理活动一般需要通过外在手段呈现出来，而吸烟恰恰是一种对演技难度要求较低的手段，其表演已逐渐模式化。《花样年华》中，周慕云在烟雾中诉说内心的孤独；《金陵十三钗》中玉墨通过抽烟体现自己在风月场中工作的性质。但如今的影视剧对吸烟镜头的使用逐渐落入模式化的窠臼，使剧情显得烂俗。　　在影视剧中控制吸烟镜头数量，须从影视剧行业内部与外部共同发力。首先，影视剧行业应尽快形成共识，共同净化荧屏。从投资方到拍摄团队应全方位提高思想认识，减少吸烟镜头的设计。如果编剧通过桥段设计，让明星在屏幕上向公众传递“吸烟有害健康”的正向信息，势必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其次，相关管理部门或机构应明确界定影视剧中吸烟镜头的概念和范畴，完善审查制度和标准，要求影视剧制作单位切实减少不必要的吸烟镜头。严格控制以“艺术需要”“个性化表达”为名出现的吸烟镜头。在表现确需出现吸烟镜头的历史人物时，也应在充分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尽量缩短吸烟镜头的时长和频率。再次，发挥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中国控制吸烟协会曾设脏烟灰缸奖，专门揭露有过多吸烟镜头的影视作品。这样的举措有利于提高影视剧行业的意识，促进正确创作理念的普及。最后，控烟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参与的公共事务。观众的意见对创作者和整个行业都具有约束和导向作用。观众也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评分、评论等形式形成舆论监督倒逼机制，监督影视剧从业者剔除剧情中非必要的吸烟镜头。　　概而言之，给影视剧“控烟”是需要多方参与的系统工程。影视行业、监管部门、社会组织、观众群体共同发力，净化荧屏，才能使控烟举措落到实处。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舒晋瑜在《风骨》中描述作家马识途时写道：马识途创作《夜谭十记》开笔不久，癌魔二度侵入他的身体。马识途住进了医院，这本书稿的创作也面临半途而废的可能。在家人为他的病情担忧之际，他想起了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的故事。“司马迁的故事激励了我，我也要发愤而作。我曾经对朋友说过，我的生活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我绝不会就此向病魔投降。”就在他完成这本书的初稿之际，保健医生告诉他，经过半年多的药物治疗，肺上那个肿瘤阴影竟然看不到了，查血的指标也完全正常了。马识途戏言：“咋个，癌魔和我斗，落荒而逃了吧？”图为马识途在阅读。资料图片　　作者：阎晶明（中国作协副主席）　　近几年来，舒晋瑜时有新书寄来，或交流中总会谈及正在准备出版的新书。我发自内心为她的成绩感到高兴。认识她逾二十年了，她始终做着同一份工作，坚守着同一个岗位：做一个专业的文学采访者。我对她始终不离一线的坚持感到钦佩，更觉得非常值得。因为她从辛勤耕耘中不但尽到了一个报社编辑、记者的职责，而且也收获了自己的成绩。　　在长期的职业训练中，舒晋瑜不断取得进步。这种进步的阶梯也许别的人看不见，舒晋瑜自己一定有深切的体会。一是她逐渐把自己的文学采访系列化。去年出版的《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修订版）收入十届36位茅奖得主，《深度对话鲁奖作家》收入七届49位鲁奖得主。这一系列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文学记录。这个意义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放大，有的甚至会成为珍贵的文学研究史料。二是她正在从文学采访向文学采写过渡。也就是说，一问一答式的文体已经不能满足她的要求，她要经过新的探索和尝试，使自己作为记者的作家采访变得更综合、更立体、更有自主性。她本身也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她有能力对作家的创作、成长的经历，文学思潮中的选择、文学成就的方位进行自己独立的判断。加之她与多位受访的作家、学者相熟，因以诚相待而获得对方充分信任，她也有更多机会走进这些人的生活当中，近距离观察，甚至走进他们的内心，捕捉书本之内无法获得的信息，领略对话当中无法得到的感受。这部《风骨：当代学人的追忆与思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6月出版）就是她这种尝试和探索的最新成果。　　可以说这是舒晋瑜的个人著作，因为她采用的不是“采访”而是“采写”式的文体。同时她又一如既往地以真诚的态度面对每一位受访者。在这部新书里，她以“我”的口吻讲述自己与每一位作家、学者的交往史，包括每一次见面，过程中的多方面交流，最新的或最后的往来等。她又以记者的职业敏感和女性特有的细腻，描摹着每一位人物。近30位文学人物，大多是年长她很多的长者，从他们身上，可以映照出一代人的成长历程，时代的变迁在他们身上留下烙印，更可以看到他们难得的精神品格、严谨的学术态度、不懈的创作追求、令人感佩的人格风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也是一部致敬之书，向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度致敬，也向某种精神风尚致敬。　　舒晋瑜显然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自觉的追求，即不做一个人云亦云的普通知识和信息的重复贩卖者，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察，用自己的语言和态度为对方画像，挖掘他们身上最突出、最宝贵的那一面。举几个标题即可以看出她的这种自觉意识：“马识途：我的生活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冯其庸：真实严谨做学问”“宗璞：即使像蚂蚁爬，也要写下去”“林非：做学问要讲学术良心”等。标题本身就是对一个人性格的某种概括。打开其中的文章，每一篇都有其可读之处。这种可读并不是作者以座上客的“老朋友”姿态去和对方谈天说地，纵论天下。她对每一位作家学者都秉持着尊敬的态度，作为一个文学人，她又每每要从他们身上去学习和感悟。她以自己的真诚走近每一个人物，在有限的交往中认真投入地获取每一个有用的信息。她尽可能准确地为读者提供一个个人物的素描。这素描不是单色调的、扁平的呈现，而是立体的呈现，从中可以透视和感受到某种特立独行的性格。比如在关于宗璞的讲述中，既有《北归记》的创作经历，也有作家对父亲的回忆，还有个人成长经历中各种风云变幻对创作的影响等，既鲜活生动，又是一份难得的研究资料。在关于严家炎的描述中，她深入学理内部，展开了一场颇有学术深度的讨论，关于“五四”新文学，关于鲁迅，关于金庸和武侠小说，都有很高的阅读价值。读这些文章，仿佛也是打开一部文学史，甚至是一部领域更宽广的历史。　　这种记叙性的文字，既有现场感，也有超越具体环境的深广度。我个人近年来有一种体会，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作家研究，已有的庞大论述体系固然十分重要，是我们进行研究时必要的参照，但年轻时不大在意的人物印象记、个人回忆录，尽管看上去没有理论诉求，没有学术结论，但其中的一点信息、一个记述，很可能会帮助我们打开理解一个作家的窗口，看到一个丰富的人生世界，其中不少也完全可以用作学术研究。甚至有一段时期，我还设想过，是否可以编一本书，把同时代人在各种场合记录下来的鲁迅话语汇集起来，合成一部“著作之外的鲁迅言论”，虽是“仅供参考”，但也定有其价值。舒晋瑜此书多写当代作家和学者，我相信，这些文章会在时间的流逝中越来越显现出难得的价值。　　总之，我认为舒晋瑜始终不渝的坚持已经收获了丰厚的回报，而且她依然会把这样的工作坚持下去，从而累积下更多的成果。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梁鸿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一个清瘦、慈祥和疲惫的女教师，以她不平凡的事迹打动了亿万人。关于她走过的人生历程，关于她的精神世界，李延国、王秀丽的报告文学《张桂梅》（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揭示得立体鲜活，感人至深。一部三百多页的作品，伴随着我，从春天到盛夏，一次次阅读，让我为书中刻画的那个圣洁心灵所折服与感动。张桂梅与学生在校园内交谈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这是一部大写的奋斗者的信仰之书。我从作品的字里行间领悟到，这个因忘我而大半辈子匆忙得近乎踉跄的人，是因为灵魂里有真金白银，有闪光的信仰和目标，才得以成就伟大的事业。她舍弃现实世界浮躁、实惠的诱惑，认准的事情做到底。她带着满身的病痛为山区女孩教育成长呕心沥血，为贫困儿童健康成长鞠躬尽瘁，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楷模。　　《张桂梅》是对大爱的礼赞，以无数感人的故事，揭示出一个跨越65年不平凡岁月走来的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是如何锻造的。应该说，张桂梅的成长格外具有传奇性。她生于东北山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是十二个孩子中存活下来的第六个，是女孩中差一点被送人的第五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贫穷一直紧跟着这个多子女的家庭。母亲在48岁生她时便已身患癌症，每当季节变换，都要到鬼门关走上一回。张桂梅人生的艰难曲折是难以想象的，她自幼除了瘦弱还患有严重哮喘，少时失怙，壮年失偶，困苦，贫穷，孑然一身，没有子女，没有家庭，没有私产，疾病与她如影随形，但她具有顽强的意志，没有被任何困难压倒或逼退。　　作品向我们揭示出，张桂梅如何在严酷的艰难中，在不起眼的日常生活中，让理想萌发并成就自己的大爱。她小时候生病，亲人奔走救治，心忧如焚，日夜守护，同学们天天看望，帮她补习课程，背着她去看电影。在学校里，她目睹一个在家里备受宠爱、平时胆小的美丽老师，为了救学生，从学生裤管里亲手扯出蛇，将之扔远，随后自己也昏倒在地。参加工作后，知青哥哥姐姐们热情无私的帮助，唤醒隐藏在生命深处对知识的渴望，一度加入高考补习队伍，在与大家一起学习生活中感悟浓浓爱意。宝贵的亲情，人与人之间爱的传递，成为她艰辛生活中温暖的亮光。生活的磨砺使她明白，没有爱就没有生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生。　　张桂梅献身教育事业的坚定不移，是命运的安排，更是生活教育的结果。在工作中她一次次发现，女孩更容易失去教育的机会，特别在农村，女孩受教育的权利可以随时被剥夺。她从实践中意识到，教育落差、资源有限扩大了教育不公，由此导致社会不公。消除这种不公的利器就是公平普惠的教育。她把爱护尊重每一个学生作为教育的出发点，指导教师不断矫正个人好恶，把以公平公正之心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作为基本品格。她决意从事改变山村女童的教育事业，创办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做华坪儿童之家130多个孤儿的“妈妈”，用知识改变山村孩子的命运，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大山深处的孩子们沐浴在文化教育恩泽之中。她把自己作为一棵树种在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园里，以自己的浓荫遮风挡雨，更用文明、感恩、自强的乳汁哺育下一代，将自己的无私大爱，将文明的生活方式传递给学生，通过改变农村女孩改变山村，泽被后代。　　《张桂梅》同样是一部彰显生命尊严之书。张桂梅17岁就从辽远的黑土地走到彩云之南。在像铁轨一样长的生活中接受摔打，接受生活课堂所赐予的一切。为了更好揭示主人公的情感世界与生命历程，两位作者不同寻常地采用了第二人称方式叙事，文本像是倾诉、叩问与对话，他们像手执摄像机和长镜头一样，带着读者穿越时代风雨，见证生活如何造就了主人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张桂梅的精神世界很充实，对父母有着生死相依之情，她在困苦中锤炼意志，丰富内心。她与董玉汉的恋爱和婚姻充满传奇，他们的爱情肇始于张桂梅的美丽直率、热情善良，作为知识分子的董玉汉笨拙而真诚，经常与她共同分享古典文学营养，共同接受美好情感的沐浴，这成为她一生的滋养。失去丈夫的张桂梅，挥洒着爱与被爱的力量，勇于接受生活考验，学会忘记痛苦，投入工作。作品将这一切写得催人泪下。张桂梅固然以事业为重，但全书注重揭示她对人的热情与对生活的热爱。她对世界万物、对人怀有大爱，更怀有美好的情怀。在她看来，对孩子们而言美育是最好的素质教育。于是她和孩子们一起种植玫瑰、月季、鸢尾、米兰、剑兰、夹竹桃、夜来香，一起浇水、施肥，把校园变成了一座美丽花园，让孩子们的生命之花也与美一起随之盛开。　　张桂梅老师六十多年的人生跋涉得如此之远，行进得如此壮丽，她让两千多名山村女孩的命运得到彻底改变。张桂梅的故事是当代中国故事的一部分，将存于历史长河。李延国、王秀丽以张桂梅精神写张桂梅，为读者奉献了一部鼓舞人心的佳作。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南翔的短篇小说具有鲜明的个性和较高的辨识度，言简意深，令人回味悠长。其小说的现实主义美学气质主要体现在善用以象征隐喻为内核的视觉叙事，使用精致的视觉语言打通事物的外在生命与内在生命；紧扣时代脉搏，扎根现实又超越现实，探究与呈现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秘境与诗意王国；富于文人趣味，运用古典白话小说式的传神语言，体现出生态关怀。　　南翔是一位执迷于日常观察，像画家一样注重视觉形象的小说家。小说家获取写作灵感的路径很多，有时埋首书斋博览群书汲取营养，有时需要主动采风收集灵感，有时源自生活的被动刺激。南翔富有现实生活热情，经常主动接受新事物新生活的视觉刺激和审美体验。　　读他的短篇小说集《伯爵猫》（作家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发现其中的伯爵猫、乌鸦、玄凤、车前草等动植物都具有象征属性，成为小说视觉叙事话语的重心。除了象征，小说中的场景描写也旨在传达视觉形象，讲究画面感与舞台效果。短篇小说《伯爵猫》以城市角落小书店的动人画面折射都市众生。作家将舞台场景艺术与隐喻象征结合在一起，让现实土壤散发人间烟火气的同时，在精神与文化的维度也有所突破。　　通过呈现深切而具体的现实生活和记录人们的情感状态，进而再现民族和时代的生活方式，这是现实主义小说主要的美学目的。自然主义的实地调查与科学探究固然重要，但可以被鲜活感知的人物情感更加关键。自然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也有着明显的分际。南翔的短篇小说体现了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辩证统一的关系。《钟表匠》的主人公老钟和老周在东门相遇，他们相互体恤、抱团取暖，绽放了一朵“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友谊之花，同时作品也关注都市养老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小说的结尾，钟表店内的所有钟表开始倒转，表面上是老钟送给老周的生日礼物，内里显现的却是两位老友的共同情绪，即退回到诗意而童真的隐秘之境。那是一个从纷繁俗世中升腾出的童话世界与诗意王国。　　生态意识倡导的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是人类文明和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南翔的诸多小说，充分体现了这种生态伦理和生态意识。在短篇小说《珊瑚裸尾鼠》中，小说人物处处体现知识分子的生活趣味和生态关怀。结尾以珊瑚裸尾鼠现身阳台的幻象代替这个物种已然灭绝的现实，在亦真亦幻之间，表达出对生态问题的深切关注。小说在都市日常生活中表现生态保护的急切，读之令人怅惘、引人深思。这篇小说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解读。从教育的角度而言，可以称之为成长小说。肖医生对儿子金台的教育方式，是学者型作家南翔的教育理想。他通过小说告诉大家：学问不仅在课堂上，而且在广阔的天地中。如果没有对各种小动物的切近观察与相处，难以将它们刻画得惟妙惟肖。　　生态小说看似寻常，实则难以驾驭，一不小心写作意图便压倒了艺术表达，成为广告呼吁式的宣传文本。《珊瑚裸尾鼠》深深扎根于都市日常生活的土壤，以谜底渐渐揭开的方式抽丝剥茧，带出澳洲之行和珊瑚裸尾鼠，可谓自然巧妙。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书写山乡巨变 攀登文学高峰——中国作协启动两大文学计划侧记　　光明日报记者 谢云开　　盛夏时节，湘西武陵山区的十八洞村，满目苍翠，生意盎然。　　殊不知，这座有着高山岩溶地貌美丽风景的苗族村寨，曾经贫困人口过半、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当地乡亲们曾自嘲“四大皆空”：“没有产业口袋空、没有人气寨子空、没有老婆家庭空、没有想法精神空”。　　而现今，这座湘西小村寨实现了蝶变。这既体现在村寨面貌的翻新，更体现在百姓的文化生活中，村民不但口袋不空，精神也不空了。　　十八洞村焕新风　　7月30日，当作家们乘坐的车辆开过堪称世界奇观的矮寨大桥，沿着葱茏的盘山公路，进入寨子时，迎接他们的是苗家姑娘们清脆的歌声。在《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中，作家们深切感受到，脱贫给十八洞村的精神面貌带来了莫大的改变。　　十八洞村的广场是“感恩”，村部的餐厅叫“思源”，而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平台被称作“精准坪”。　　这一处处，饱含着曾因地处偏远而生活困苦的村民们对山乡巨变的由衷喜悦和感恩。山乡巨变，变的是无数个像十八洞村这样村寨的贫穷面貌，不变的是百姓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善良朴实。“变也没变。没变的是淳朴的民风，但古风依然，却又新风焕然。”云南省文联副主席缪开和感慨道。　　清溪流畔书韵浓　　7月30日23时，当作家们在夜色中由湘西十八洞村抵达益阳时，数百名文学爱好者早已在下榻酒店门口排起长龙，手拿着作家们的作品，呼喊作家们的名字，并送上精心准备的鲜花。群众对文学的热情扑面而来。　　小小的清溪村，近七十年前是现代作家周立波考察生活、写作《山乡巨变》的灵感来源地，而今天，则成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发起地。　　走进周立波的故乡清溪村，你会被山乡的巨变所震撼，为热烈的氛围所感染。骄阳似火，而山乡老百姓的热情更“火”。这种热情，是对作家和作品的认可，更是对文学精神力量的认同。　　据村民介绍，清溪村过去小溪并不“清”。而今，清澈的溪流蜿蜒全村，草木掩映着灰瓦竹墙，碧树荷塘点缀其间，在山坳中除了农田和房舍外，坐落着十余家书屋，成了这个村子的最大特色。如立波书屋、王蒙书屋、艾青书屋、迟子建书屋、张炜书屋、阿来书屋、梁晓声书屋、贾平凹书屋等，让整个山村充满文学气息。这些书屋是在中国作家协会指导下，由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捐建的。　　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席欧阳黔森说，自己亲眼见证了脱贫攻坚的成果，广大农村已从“我要脱贫”转变到“我要有文化”，文学艺术可谓正逢其时。　　小小的村庄，建起了清溪剧院、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极大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也让文学艺术的魅力春风化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表示，好的文学能提升人精神的高度，一定能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里，文学与乡村水乳交融。很多游人是作家作品的读者，而很多村民也是经营书屋的“文化人”。　　清溪村村民卜雪斌土生土长于斯，早年间，曾在外省打工。2020年回到村里，今年，他又申请并成为立波书屋的经营者。作为周立波先生的“老邻居”，他还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启动仪式上，代表家乡人为周立波先生之子、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周小仪赠送当地传统手工艺纪念品。他说：“周立波先生书里写道，我要亲手把清溪乡打扮成一座美丽的花园……现在我们都全部实现了！”　　此次重回故乡，周小仪说：“清溪村就是中国农村巨变的缩影。我们身临其境，看到茅屋已变成青砖瓦房，泥坑已是池塘中荷花一片。”这种实地变迁的冲击，让人不由心生感慨。　　记者发现，当地很多学生、文学爱好者、村民都会手捧作家的代表作，跟作家们说起自己是从小读他们作品长大的，并分享交流自己最喜欢的作品。　　文学启航正当时　　好的文学凝结着时代的气质，正如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所说，在整个文化版图上，文学的关键作用一定要得到充分彰显。这种作用的实现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要有优秀原创作品的支撑。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都要围绕“出作品”展开，充分用文艺的力量推动山乡“巨变”，努力解决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推出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相匹配的优秀作品。　　周立波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亲历者，在延河解冻、杨柳转青的春天，曾当场聆听毛泽东的讲话。而此行湖南的诸位作家，也有多位参加过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　　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启动仪式上的致辞中指出：“站在前辈生活和工作的大地上，我们备受鼓舞。等待我们的，是更加艰苦的工作，更具想象的创造与更加紧密的合作。”一座座像清溪村这样的村庄，也等待着作家们来采风来开掘。　　中国文学创作要由“高原”迈向“高峰”，参与推动山乡巨变，作家必须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湖南省委副书记朱国贤说，在《山乡巨变》故事发生地、创作原型地启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是一场致敬经典的文学礼赞，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创作接力，是一场高原通向高峰的攀登佳话。　　秀美的湖南山乡，传承了文坛先辈的文学精神，也标志着一场新时代文学的再出发。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正心，就要明辨是非、少私寡欲，挡住诱惑、管住自己；明德，就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最紧要的是守住内心。心有所畏，方能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系统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的显著成效、积累的重要经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用理想信念强基固本，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补足精神之‘钙’，铸牢思想之‘魂’，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廉洁文化包含其中，赓续传承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廉政文化典故，用珍惜名节、注重操守、干净为官的优秀廉政文化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精神滋养：从官德修养“曰清、曰慎、曰勤”，到家风建设“莫用三爷，废职亡家”；从防范小事小节的“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到改进作风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这提示我们，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需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帮助党员干部提高觉悟、加强修养，切实筑牢思想防线。　　古人言：“罪莫大于多欲”。正心，就要明辨是非、少私寡欲，挡住诱惑、管住自己；明德，就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对党员干部而言，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关键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觉悟，努力涵养过硬的政治品格，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坚持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守住内心、洁身自好、防微杜渐，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困，始终保持对党的忠诚心、对人民的感恩心、对事业的进取心、对法纪的敬畏心，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才能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实干担当、成就作为。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回溯党史，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廖俊波……在不同历史时期，一批批优秀党员干部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以身作则、担当作为，赢得了群众信任，成为正心明德的表率。以模范典型人物为榜样，善于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获得力量，见贤思齐、完善自我，有利于正己修身、拒腐防变。在向榜样学习的同时，还应以不善之举为戒，善于“反求诸己”。明代思想家袁了凡在《了凡四训》中写道：“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不知非”就会停滞在“自是”之中而不知“改过”，更遑论有所精进。保持“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警醒，坚持问题导向，及时检视发现自身不足，做到知耻而后勇，才能不断滋养初心，增进勇毅前行的动力。　　知之非艰，行之惟难。牢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努力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汲取养分，守住内心、涵养政德、拒腐防变，广大党员干部就能在精神上返璞归真、固本培元，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以昂扬精气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刘根生）来源：人民日报  

日前，“做好新时代的古籍出版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古籍分社成立仪式”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党组成员赵奇，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崔建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赵剑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北京大学教授孙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少川，清华大学教授仲伟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晓，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赵凯等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做好新时代的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进行了热烈研讨。　　与会专家指出，古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把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思路。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离不开古籍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古籍分社，承担古籍文献整理出版和传统经典的大众传播任务，是贯彻落实这一要求的具体举措。古籍整理、古籍出版、古籍研究的意义重大。当前，除传世文献以外，古籍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简帛、甲骨、金石、域外汉籍等新材料的数量不断地增加，这些都可以纳入古籍整理出版的范畴。专家学者还指出，就出土文献研究整理出版而言，要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新出土的文献争相去做，原有文献则重视不够；二是集中的问题、数量多的问题做得多，零零散散的东西受到轻视。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需要引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石刻文献整理等方面拓展古籍出版的范围。需要增强学术自觉和责任担当，深化古籍出版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加快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利用。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