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童年和故乡的记忆是伴随终生的。等到渐入老境，历尽世事风波，饱尝人间悲欢，对诸般事情都淡漠了，但儿时故乡生活的影像，仍然会萦回心头，甚至愈发鲜明。因此，苏轼写下过这样的诗句：“存亡惯见浑无泪，乡井难忘尚有心。”　　刘现辉的一套四册绘画作品《童年那些事儿》（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就是一次目光穿越时光阻隔，对童年和故乡的深情伫望。经由长久而专注的凝视，一缕缕游丝般轻淡的乡思，逐渐扩展汇聚成一种浓郁的故土深情，仿佛满天云锦，在灵魂的天空闪现着动人的光华。　　甫一翻阅，我就被深深吸引住了，欲罢不能，用半天的时间，集中读完了其中的一册。画家描绘的正是我的冀中平原故乡的风光民俗，每一幅画面，都仿佛是自遥远的时光彼端发出的一封请柬，邀我回返五十年前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回到在故乡农村度过的童年，重新体验那种快乐无比的心境。　　童年记忆中，大自然永远不可或缺，是每一幅画面的主角或背景。《扑蜻蜓》《打水漂》《麦秸垛》《树荫乘凉》《牛棚讲古》《向日葵杆做枪》……画册中，随手翻到的一页，那些游戏和故事，都是在故乡的河流和田野、树林和菜园、场院和牲口棚之间发生和展开的。那么多熟悉的场景，在眼前鲜活地浮现，挟带着彼时阳光、风和植物的气息。已经埋藏在岁月深处的许多记忆，也被它们唤醒和激活：春天，埋头走在绿油油的麦苗田垄间，寻找一棵纤细的杏树苗；夏夜，到村边大树下，将手指头伸进地面上的小洞里捉“知了爬爬”；秋天的田野一片金黄色，在一簇倒伏的谷穗旁边，发现了一窝鹌鹑蛋；冬天的屋檐上垂下串串冰凌，折断一截放进嘴里，瞬间一股冰凉穿透了脏腑……那些欢欣和惬意，仿佛就在昨天。　　观赏这一套画作，好像打开了一整座童年生活的博物馆，馆藏格外丰富和详尽，玩耍、上学、家务、农事、年节，林林总总，堪称极大程度地再现了童年生活的样态形貌。不少画面还具有颇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像《派活儿》《灭蝗虫》《地震棚》《送新兵》《备战麦收》《出村看电影》等等，是一份那个年代农村社会生活的原生态写照，文献的价值寄寓在生动的画面中。　　画册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首先应归功于作者的诚笃和恒心。他找到了自己最为中意的题材目标，从此避开时尚的诱惑、市场的喧嚣，执拗地守望着心目中的那一片园圃。目光的长久凝注中，生长出了一种魔术般的力量，那么多生动的细节，从遗忘的深渊中被打捞出来，仿佛一棵被泥沙掩埋很久的珍珠，放在手掌心中，依然温润晶莹。　　童年是一颗敏感的灵魂对世界的敞开，对存在的拥抱，最能够感受大自然的诗意和美。生活尽管贫穷艰难，但在天地之间奔跑嬉戏的孩子们，却都是不识愁滋味的。童年是漫长人生路途中预先支付的快乐，对后面遭逢的困顿苦难，能够起到稀释和抚慰的作用。我想到了苏联作家、《金蔷薇》的作者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一段有名的话：“对一切事物诗意的想象，是童年给予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那之后悠长残酷的岁月中没有遗失这个馈赠，他就是诗人或者艺术家。”　　这套书的作者，就是这样的诗人艺术家行列中的一员。能够恒久地保持这样的感受，堪称是一种令人企慕的幸福。这些画作写实中略有变形，构图浑然，线条简约，充满了朴拙的趣味。在最初的兴奋后，我努力让自己慢下来，不要急于看完，而是每天读上几页，让沉浸更为细致深入，让愉悦感更加深长持久。　　恰如这套书的另一个题目“民俗画乡愁系列”所昭示的，作品还指向了更为丰厚的价值和意味。　　在童年、故乡和大自然作为背景的乡土朴实生活中，闪现着那个时代民间社会和平头百姓的情感风貌。《贴饼子》《羊羔跪乳》《慈母手中线》《热心肠》等大量的画面中，展现了父母养育之恩，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乡邻间的友爱互助等等。这些人情和人性之美，是贫瘠生活中的亮色，让人倍感温暖。以《过大年》为总题目的多篇作品，还把笔墨聚焦于节庆习俗，如供神、祭祖、守岁、上坟等等。这些乡村生活中古老而普遍的习俗中，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元素，是悠久传统的形象体现，那些祭祀、敬畏和禁忌的背后，有着可以寻绎的线索。它们连接了农业文明孕育出的伦理道德训诫，有对公序良俗的倡导褒扬。如今，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驶入快车道，很多民俗连同其中的价值蕴涵已经渐趋式微。如何挽留住其中的美好，怎样才能让乡愁获得寄托安放，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既是一次寻根之旅，又蕴含了朝向未来的期待和呼唤。　　《童年那些事儿》是一次打捞记忆的勤勉劳作，是对过往岁月的深情祭奠，表达了带有普遍性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因而也有充足的理由获得广泛的共鸣。仿佛一窖封存的老酒，时间越久味道越醇厚，童年和故乡，隔着岁月烟云望过去时，胸腔里会酝酿出一缕温馨的忧伤，令人低回不已。对这一种情怀，继北宋苏东坡之后，另一位伟大的诗人、南宋时期的陆游，也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句：　　“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人生之路，总会经历许多不一样的遇见。　　于我而言，最美的遇见就是邂逅一座城。它，就是与其拥有的大型水利工程同名的都江堰。　　最初，我遇见的是它的名字。　　少时家贫，除课本外，无书可读，我有限的地理知识主要来自收音机里的四川天气预报。几十个从未到过的地方的名字，我记得滚瓜烂熟。尤其是灌县与渡口，这两个与水有关的城市，给我印象最是深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觉得“灌”和“渡”这两个字有一种莫名的动感和韵律，生动而鲜活。　　1996年7月，我从四川省机械工业学校毕业，背着简单的行囊只身来到了四川省都江堰市。7月正当酷暑，但是都江堰却给了我意外的惊喜。一进城，先是带着雪山凉意的清风为我“接风”，接着是浩荡奔流的一江水为我“洗尘”。走进位于宝瓶巷9号的单身宿舍，邻居过来打招呼。她用纯正的河西话说：“灌县这个地方安逸，你们住久了就知道了。”　　灌县？难道这就是我幼时念念不忘的灌县？　　后来，我来到图书馆查看资料，才知道这座看起来年轻的城市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都江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禹曾于此“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公元前256年，秦蜀郡守李冰率众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为了便于管理，这里设置行政机构——湔氐道，汉时升为县，明时易名为灌县。1988年，灌县撤县建都江堰市。这座从远古走来，因水而兴、因灌而功、因堰而名的城市实现了华丽转身。一道堰和一座城，就这样融在了一起。“灌县”之名沿用时间长达六百余年，难怪本地人至今仍脱口而出“灌县”。　　刚来都江堰时，我在一家工厂工作，先后做过搬运工、钳工、清洗工、铣工……毕业时远大的理想与现实形成了巨大的落差。那时，我真的很茫然。直到有一天，我疲惫地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走到一座桥上时，碰到两位来自北方的老人向我问路。交谈中，他们动情地说：“我们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这么干净的水，要是我们那里有这样的一江水该多好啊……”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父亲当年站在这里，痴痴地看着江水，满是羡慕地说：“都江堰这一江水才好哦！你在这里工作我就放心了，一辈子都不会把你渴到。”　　就在那一刻，我明白自己应该坚定地立足在哪里了。　　流水日复一日，我在都江堰奔走与生活。在这里待得久了，奇伟的事物在我眼里都慢慢变得平常。即使是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我也渐渐忘却了它是一项多么了不起的工程。　　那年秋天，我去三百里之外的眉山参加一场诗会。在东坡居士的老家，沟渠纵横、稻浪起伏……一幅丰收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令人陶醉。正当我们赞叹不已时，主人肃容道：“我们要感谢一个人，他叫李冰，正是他修建的都江堰带给了灌区人民两千多年富足的生活。”主人饱含情感的一席话，给我以巨大的震撼，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座与水为邻、与水相依的城市。文学之梦，点燃了我的激情。　　我开始喜欢在南桥凭栏远眺，仿佛眺望我的梦。不远处，雄峙岷江出山口的，正是年代久远、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都江堰。而目光更远处，银装素裹，峰峦如画。冰雪消融，涓流汇川，激荡澎湃的岷江水在崇山峻岭之间穿行，然后从宝瓶口奔涌而出。万顷江水穿过都江堰市，惠泽沿河而居的住户和良田。江水继续分流西去，流向广袤的成都平原，甚至穿过龙泉山，流经更广阔的土地。一幅大美画卷在一江水中徐徐展开。　　很长一段时间，我和许多不了解都江堰的人一样，以为所谓都江堰就是鱼嘴、飞沙堰、宝瓶口，或者就是一个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县级城市。今天，当我走遍整个都江堰灌区后，我才豁然明白：都江堰的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是都江堰！　　每天上班的路上，我都会在桥上看看那一江水。让它荡去我身上的浮躁，给我以慰藉和力量。你看它每一秒流过的水，都流向了大地、滋润了农田，我想自己也应该向都江堰学习，不能浪费每一刻的青春。在车间，我所开的铣床铣切一种凸台时，中间有短暂的休息时间。我没有让这时间从我身边流水般溜走，总是快速拿起放在工件架上的书，抓紧时间读一段文字。铣床上四处飞溅的滚烫的铁屑，落在我的头发上、衣服上、书本上……我全不在意。至今，我的一些书上还有铁屑烧焦的痕迹和翻书留下的油渍。　　很多个晚上，我都待在简陋的宿舍里，一边听着层层叠叠的涛声，一边坐在从车间捡来的废弃木箱上，写着一些深深浅浅的文字。我写得最多的，还是与这座城市有关的文字。它的远与近，它的古与今，它的梦与歌……我用文字向这座城市致敬。　　不觉间，我已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二十六个春秋。东流不尽的江水，穿过我的青年和中年，穿过我的梦想与奋斗，以后，还将穿过我的黑发和白发……而我，始终会像禾苗热爱一滴露水、春风热爱一只蝴蝶那样，深深地爱着这座城市。（王国平）来源：人民日报  

人文学者钱理群先生曾经给自己定了三条规矩：“观察，不轻易下结论；等待，很多事情现在不能着急，需要有耐心；坚守，要坚守自己的价值判断，不能在一片混乱中跟着大家走。”观察、等待、坚守，其实也是突围情绪困境的重要武器。　　我是一个典型的情绪成熟度不高的人，比如，敏感、焦虑、容易选择困难、患得患失。这些性格的短板让我很容易被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绑架，陷进情绪困境。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能沉下心站在理性层面观察、思考，而是本能地当即做出是非判断、纠结于细枝末节。说到底，情绪成熟度低的人其实是自信和自卑的矛盾对抗体。用盲目自信来掩饰内心不愿直视的自卑，因为盲目自信，便不自觉地屏蔽了和自己不同的观点，热衷于表达自我，而在内心潜伏的自卑，又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从内心否定自己，瞬间便被外界影响。　　四十岁以后，我开始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也更加明白处理问题要比发泄情绪重要得多。在工作、婚姻、亲情、友情这些关系中，很多时候，痛苦和内耗都是我们自身的情绪带来的，并非事情本身差到无法收拾。从前别人讲一句话，我就觉得万箭穿心，但可能换一个人听到类似的话，却不会有什么特别反应。所以，这几年我试着去面对和理解自己的情绪，找到情绪背后的原因和问题，学会既顺畅又克制地表达情绪；同时，观察和理解别人的情绪，能共情，但不要过度在意。丹尼斯·舍伍德曾提出了系统思考的概念，他强调，处理真实世界复杂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用整体的观点观察周围的事物，拓宽视野，避免“竖井”式思维（有点像“一根筋”），当陷入情绪困境时也一样。在当下想不到解决方法的时候暂停一下，尝试着先把问题放下，缓一缓，不去为难自己，无论是三分钟、三个小时，还是三天，当我们的思想不过多关注某一个点，再去回望这个问题，经常会发现曾经困住你的问题是多么不值一提。当问题暂时被搁置、延迟解决，我们整个人也会感觉轻松而愉悦，情绪的稳定指数也提升了很多。　　其实，有的时候想想，人生有什么难的呢，把握好自己的情绪就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人生。不是任何事情都得立即要个说法，既然我们无法坐等复杂的问题消失，便要学会采用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因为你情绪的主人不是你上司、配偶、孩子、父母和朋友和其他日常生活中需要打交道的人，而是你自己。我们也只有懂得真正地把自己打开，才能睿智地处理情绪，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李晓萍）来源：今晚报  

　搬进新的小区，高楼22层，阳面，视野开阔，爽心悦目。　　一天晚上，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灯火通明。我坐在阳台正要看书，忽然听见窗外传来读书声，一个女人的朗诵，声音清晰、浑厚，但气力明显有些不足，想必是位高龄老者。那朗诵声若隐若现，像飘来的一样。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侧耳听完全文，我不禁想起自己的一段教学生涯——1966年夏，学校一片混乱，很多老师被迫离开了讲台。我冒着风险坚持讲完《岳阳楼记》，整整用了十节课。最后那节课，我在黑板上熟练地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算是告别，也是寄语。后来，听说，这十四个字在黑板上保留了三天……　　第二天晚上，不知怎地，我于八点半又来到阳台，像是心里带着祈盼。果然，朗诵声再度飘来。我喜出望外。聆听，是一种享受。　　之后，每晚，我都在阳台用心聆听。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听到此处，可谓人间美景尽收眼底，不禁胸怀开阔，心旷神怡。　　后来，跟邻居打听，我才知道，23层楼上住的是一位退休多年的老教师，九十多岁高龄，双目已经失明。她为了保持自己的听力、记忆力以及怀想曾经的教坛生涯，每晚背诵古诗文。《岳阳楼记》是她的最爱，背得最多。　　我不便前去打搅，边聆听，边默默地送上祝福。有感而发，我写下一首古风：“笔走龙蛇三十年，晨钟暮鼓润诗篇。求索上下同心路，先忧后乐思仲淹。”然后请书法家朋友写成条幅，挂在客厅。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老人的声音中，满含感慨和寄托。　　不久，我去北大燕园，看望刚做完手术的老师。身体刚刚有所恢复，老师就拿起笔，每天抄写经典。看见他工工整整抄写的《孟子》集萃，九页，近三千五百字。我心下感慨：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人，活到老学到老，传承着知识分子的美德，值得我把最崇高的敬意献上！（范基公）来源：北京晚报  

此扇面锦盒装，湘妃竹扇股，斑纹甚美，无雕工，优雅大气。扇股高51cm，扇面长30cm，排口3.5cm，16指，一罕见之大扇也。　　再看此扇子书画，更是珍罕。　　扇子的正面绘画，背面书法，都是张大千所作，故扇盒题签为“张大千书画箑”，而题签者署名是家琭（吴玉如）。我曾问道于吴先生，对此扇自然多了一分亲切。　　扇子正面的画取材于苏轼的《后赤壁赋》。正中一人，头戴青色高筒短檐帽，身穿宽松长袍，手拄竹杖，注目于前方一片浩荡的江天，心有所动，且吟且行；两个年龄不同的文友，相谈在后，彼此投合；一书童紧紧跟随。这画面所描绘的正是《后赤壁赋》开篇的一段，既精确又生动：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再看画中这大帽长袍、须发飘逸、拄杖前行者，不正是后赤壁赋的作者——东坡本人吗？　　张大千擅画人物，故而他山水画中的人物不只是简略和示意性的“点景人物”。他常常要刻画出人物的举止与神情来。这扇上的人物笔精墨妙，鲜活传神；特别是此时此刻的苏轼，目光凝重而深远，心境辽阔，感物时伤，与四外日渐萧疏的晚秋风物情景交融，益发将《后赤壁赋》这一名篇中的思想情感，表现得富于感染力。　　古来扇画多为装饰性，以笔精墨妙和意趣取胜。像这样一件主题性的创作还不多见。　　画上题写为：“赤壁后游图 戊寅五月仿上元老人笔。爰。”　　戊寅是1938年。上元老人应为明末清初画家张风，字大风，南京（上元）人，自称上元老人。张大千不止一次在画作中写到“仿上元老人笔”，看来张大千很欣赏张风。张风长于人物，宗法梁楷，用笔简洁传神。这扇面画中的苏轼与张风的名作《渊明嗅菊图》中的陶渊明画法极其相似。　　扇子的背面是张大千摹写黄庭坚的一幅书法。黄庭坚这幅书法所写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作《经伏波神祠》，诗文是：　　“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壶头。　　汉垒麏鼯斗，蛮溪雾雨愁。　　怀人敬遗像，阅世指东流。　　自负霸王略，安知恩泽侯。　　乡园辞石柱，筋力尽炎洲。　　一以功名累，翻思马少游。”　　张大千是在叶恭绰（遐庵）家见到过黄庭坚的这件作品，深爱不已，遂摹写在这扇面上。并写了一段题记：　　“山谷此书墨迹在叶遐庵家，用墨如漆，使笔如刀，真奇物也。”　　从张大千此作中，可以看出他对黄体书法研习之深。叶恭绰所藏黄庭坚的原作已无从得见，但由此摹本中，仍能领略到黄庭坚书法的魅力——结体奇崛有力，书风险峻雄健，以及“用墨如漆”与“使笔如刀”。　　此扇无论书画，皆是上品。（冯骥才）来源：今晚报  

非常感谢重庆出版社的彭圆琦编辑，正是在她的提醒下，我才在繁忙的工作中，静下心来，回想许多年以前，在季羡林爷爷身边的一些事情，才又拿起爷爷写的《三个小女孩》，又一次读得泪流满面。　　我是季爷爷写的那个小女孩未未，那时我还是一个刚满十岁的孩子，从那以后，我虽然回到了延边，但是不久因为母亲考到北京读博士，我便又随母亲来到了北京读书。母亲博士毕业后，留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后来我也考到了北京的一所大学读书。我和母亲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爷爷的家里，我们已经把爷爷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周末，我们一定是要在爷爷家吃午饭的，我们一边吃一边聊着各种事情。爷爷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了，除了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身体状况还是很好的，精神饱满。但是，自从爷爷2003年住进301医院，基本上就没有再回到北大的朗润园了。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是在他去世前的2009年的4月，那天，我和母亲在301医院见到了爷爷，爷爷的精神状态还挺好，但是，他已经坐在轮椅上了，比起以前，他消瘦了很多。我们去的时候，他坐在轮椅上，理发师正在给他理发，他看见我们来，笑着说：“是未未啊，都长这么高了！”他理完发，保姆推着轮椅，把他推到书桌前，就与我们说起话来，我明显地感到，爷爷不像以前那么多的话了，他拉着我的手，问我大学都读了什么书，累不累。我对他说了很多，爷爷点头听着。后来就是母亲对他讲着一些事情。那次，我们在爷爷的病房里坐了近两个小时。我们走时，爷爷有些不舍，我们更是依依不舍。我们出了301医院，我记得母亲流下了泪水。谁又能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我们与爷爷的诀别。2009年7月11日，爷爷驾鹤西去了。噩耗传来，我与母亲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记得我与母亲在北大、在八宝山参加爷爷追悼会的时候，母亲哭成了泪人，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前来采访，母亲哭得几乎说不出话，据说北京电视台还播放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也不愿意看到。　　现在爷爷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回想起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是，真的不愿意写，因为，每一次写，都会让我流泪，都会让我痛苦，都会清醒地意识到，再也见不到爷爷了。　　但是，今天坐在电脑前，当我的手敲打键盘时，那些令人快乐难忘的事情还是浮现在了眼前。　　就写爷爷写《三个小女孩》时的事情吧。　　当时我还是一个上小学的学生，由于母亲在北大学习，寒假时我随着父亲，来到了季羡林爷爷的家里看望在这里学习的母亲。我发现爷爷同别的学者不一样，在我的印象当中，大多数的学者都戴着一副大眼镜，而爷爷却不戴眼镜，身板挺得直直的，就是一位和蔼、慈祥的老人。　　爷爷家住在北大的朗润园13号公寓，一层相对的两户都是他的家。西面的一户是住宿和接待客人的地方，东面的一户，里面有三个房间加上一个客厅，这里全都是书，就像图书馆一样，摆放着一排一排的书架，书架上一层一层摆满了书。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季爷爷。　　1996年的暑假，我又来到了季爷爷家，并且住在爷爷家里，暑假的一个多月里，天天都与爷爷在一起，爷爷特别喜欢我。每天上午，当他写完文章之后，他都要围着朗润园的湖边走一圈，这时跟在他旁边的一个是我，再一个就是猫咪毛毛了，但是，毛毛不老实，随便乱跑，而我一定是忠实地跟着爷爷的。那时，我还不太懂事，在朗润园时不时地就会遇到爷爷的熟人，爷爷与他们打招呼，之后告诉我，这位是闻家驷，那位是邓广铭，那位是张中行，等等。那时我真的不太知道这些人都是中国了不起的学者，只记得，他们看见我，都是很亲切地拍拍我的脑袋，说一声“小姑娘挺秀气”。　　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我到了爷爷家后，因为是夏天，我发现爷爷家的门前有一个特别大的荷花池（现在我知道了那是未名湖的后湖），当时我既兴奋又激动，因为我生长在北方，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荷花池，而且荷花池里是一大片翠绿色的荷叶，上面又开着一朵朵粉红色的荷花，自己简直就像走进了荷花仙境一般。　　出于好奇，每天早上，我都要到湖边，数数荷花池里又开了几朵荷花。可是，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我起得早了，跑到荷花池边，就见不到盛开的荷花，它们都紧紧地闭着。我百思不得其解地望着荷花池，来回地寻找开花的荷花。一天，爷爷从屋里出来，看到我这种情景，问我：“未未，你在找什么？”我说，爷爷，荷花怎么都不开了？听我这样问，爷爷笑了，告诉我，荷花是迎着太阳的升起，才会盛开，太阳下山的时候荷花就会合上了。听了爷爷的话，我才明白荷花盛开和荷花合上是有时间的，夜间，荷花都是闭合的，是阳光指挥着荷花的盛开与闭合。　　那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给爷爷过完85岁生日，就要回延边了。我还记得，我们走的那天，爷爷表面上并没有什么，可是，我们刚刚回来不久，就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爷爷写的《三个小女孩》，母亲看到那篇文章，哭了很久，我那时虽然不太懂事，但是，因为想念爷爷，我也跟着母亲流下了好多眼泪。（贾婉莹）来源：大众日报  

晚年的聂先生，常常谈起师大的一些往事。记得他曾经说起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位教育部领导对师大学风的评价，有“师大博而厚，在厚积中创新”的说法。其实，聂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或者说他正体现了这样的学风。代代学人，薪火不尽  先生讳石樵，1927年生，2018年逝世，山东蓬莱人，1949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为新的北京师范大学，聂先生当时为四年级学生，次年毕业留校，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师。此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直至九十年代退休。  聂先生曾回忆，刚入学不久即随学校的队伍参加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开国典礼，心情无比振奋。三年后两校合并带来的变化，给聂先生的印象是深刻的。辅仁大学建校略晚，学校的规模不大，著名教授却不少。校长是史学家陈垣先生，文学院院长是余嘉锡先生，国文系主任是顾随先生，在他们的主持下，国文系的课程设置重在传统学问。到了北师大中文系，名教授同样也不少。民间文学方面有钟敬文先生，文学理论方面有黄药眠先生，外国文学方面有穆木天先生、彭慧先生，古代文学则有刘盼遂先生、李长之先生、王汝弼先生和启功先生。聂先生1953年毕业留校入古代文学教研室，教研室诸位前辈，学问各有专长，并乐于帮带年轻教师，关系十分融洽。聂先生回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刘盼遂先生、王汝弼先生和李长之先生。聂先生说：“他们对我的培养决定了我一生的学术生命。”  聂先生常常回忆起刘盼遂先生。刘先生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业师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诸先生，同时又从黄季刚习《文心雕龙》，精通小学，善治诸子、文学之书，有《天问校笺》《论衡校笺》《后汉书校笺》等大著存世，是真正的“大师”级学者。聂先生记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人们讨论《胡笳十八拍》是不是蔡琰的作品，有的说真，有的说伪，刘先生的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发表，争论马上停息：刘先生的文章说，《胡笳十八拍》用的是“唐韵”。我们至今犹记得聂先生讲这段往事时的神情，语音提振，眼光闪亮。聂先生还说，刘盼遂先生当年徒步从西单来到自己挂满尿布的斗室里，与他谈生活，谈治学。谈到生活，刘先生提醒不要因生活压力耽误了治学；谈学问，刘先生强调，第一是经书，第二是史书，第三是小学，这是文史工作者学问的根，是基础，还说，清代许多大学者都治经史。刘先生还把自己收藏重了的图书送给聂先生，像图书集成局校印的二十四史，商务印书馆藏版的《资治通鉴》《十三经注疏》等五六种珍贵典籍，都是刘先生曾用过的，上面还留有他的墨迹。五十年代，《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很有影响力，这份副刊就发表过刘先生与聂先生合写的文章，聂先生也因此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这就是师大的老师，他们先进带后学，就是这样尽心竭力！  对刘盼遂先生，聂先生一生怀有拳拳之心。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聂先生一边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一边以一己之力搜集整理刘盼遂先生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文章，整理出版了《刘盼遂文集》。说到刘先生晚年的悲惨遭遇，聂先生又有无尽的哀伤。  王汝弼先生曾师从钱玄同、高步瀛、黎锦熙诸先生，主要承袭高步瀛的治学道径，长于对古书的笺释。说到高步瀛先生，聂先生认为他最重要的著述是《文选李注义疏》。我们也是从聂先生这里听说，当年鲁迅先生骂“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选学”那一句，指的就是高步瀛先生。其实，鲁迅的骂，主要针对的是他们的政治立场，而“选学”之骂，反而“骂”出了高步瀛先生的学术擅长。高步瀛先生治学“采摘宏富，剖判入微”，王汝弼先生继承来了这样的长处。聂先生说自己注释李商隐的诗，就是受王汝弼先生的影响，间接地也是受高步瀛影响。聂先生注解的李商隐诗，出版时书名为《玉溪生诗醇》，王先生除了注解一些诗篇外，还帮助他润色稿件，对稿子中的有关词语、典故做过修润和加工。书初版时，王先生已经去世，聂先生还是郑重其事地将王先生署名为第一作者。  “我不动情感是不能写作的。”这是聂先生回忆的李长之先生的话。聂先生说，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的人格和风格》和他的新中国最早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略稿》都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影响。  聂先生与启功先生晚年的友谊也是一段佳话。谈起与启功先生的关系，聂先生常说的话是：“五十年的师生啊！”启功先生去世后，王宁先生组织召开关于启功学术的讨论会，年事已高的聂先生把自己收藏多年的几页启功先生手写的稿纸交给会议，后来还印在论文集里。聂先生介绍说，当年曾就诗词格律问题请教启功先生，启功先生就把对问题的回答写在了这几页纸上。看着那稿纸上清秀的字迹，年深日久而发黄的稿纸，人们关注更多的可能不再是纸上内容，而是这纸上年深日久的情谊。百余年的师范大学，代代学人，就是这样薪火不尽。文学史家，一代通儒  聂先生的著述，搜集整理为《聂石樵文集》，共13册，201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从此书来看，聂先生的学术成果既有收入《古代小说戏曲论丛》《古代诗文论集》（均与邓魁英先生合作）中的学术论文，也有《屈原论稿》《司马迁论稿》这样的专题性研究，还有《楚辞新注》《杜甫选集》（与邓魁英先生合著）、《玉溪生诗醇》（与王汝弼先生合著）等对经典的注解，再有，就是《先秦两汉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古代戏曲小说史略》这几部文学史著作。在13册《文集》之外，还有一些著述，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册，聂先生为主编，又如《诗经新注》，聂先生主编，等等。  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上，聂先生是通儒，这有他和邓魁英先生合著的《古代小说戏曲论丛》为证。现在大学的古代文学教师，讲究分段研究、分段教学，聂先生他们那一辈就不然，作为古代文学的教师，要对文学史上下两千多年有“打通”的研习，聂先生正是这样“打通”的学者。上述聂先生的各种著述，从先秦两汉南北朝一直到元明清，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古典文学几大主要文类，他都有专深的研究，单就这一点说，也是后学的榜样。《古代小说戏曲论丛》初版时，启功先生为之作序，其中还专门介绍说聂先生和邓先生是学术界一对贤伉。  聂先生对《楚辞》的研究兴趣始于上大学时期，后来教学，每有发现，都写成札记，积累渐多，对《楚辞》就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为经典著作注解，在古代是主要的著述形式之一，所谓“我注六经”。对经典著作的专深研究，必经的路子是对经典本身的字句篇章作深细的触摸和体味，而对古老经典的研究，又像采集多年的矿井，要通过很长的巷道才能到达可以采集的掌子面。聂先生对《楚辞》的研究，对杜甫、李商隐的诗歌研究，都曾下过穿越巷道到达掌子面的大功夫。读者读《楚辞新注》，除了收获注解者的新见，还可以领略《楚辞》研究那漫长“巷道”的曲折。有了对经典作品本身深细的体会，才有《屈原论稿》的纵横议论。这两本书出版的时候，笔者还在读大学，看到当时一次“《楚辞》研究学术会议”的简报，称这两本书是“《楚辞》研究的新成果”。1982年《屈原论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著名学者、编辑家周振甫致信聂先生说：“论《离骚》作于初放汉北时，论点极为正确。就这一点说，我认为您超过一代大师鲁迅、郭沫若，一代《楚辞》专家游国恩先生。说超过，指这一点说。您对于其他论述，也都见您广泛地阅读历代《楚辞》研究者的著述，博观约取，立论精辟。”后来，著名《楚辞》研究者马茂元先生在他主编的《楚辞要籍解题》中评价《屈原论稿》“善于将文、史、哲互相贯通，深入考察有关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汤炳正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中也称赞《屈原论稿》对于屈原思想儒法之变的分析。  聂先生年轻时与王汝弼先生合作注解李商隐，王先生说既然注就要“把李义山诗注活了”，这也是聂先生注杜甫诗的追求。《杜甫选集》是他与邓魁英先生合作的。老二位在那特殊的年代属于“白专”，都是“靠边站”的，教学停止，有一段时间聂先生还为自己争取过一个烧锅炉的工作。后来邓先生让我们几位学生看家里老照片，有一张就是聂先生烧锅炉时照的，头戴一顶大棉帽子。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聂先生与邓先生一起选注杜甫。做这样的工作，聂先生后来说，本是不指望发表、出版的，只为一点精神上的寄托。以情感寄托、精神致敬的方式著述，是聂先生论著的一个特点，由此他还写了《司马迁论稿》。有一次师生谈话时，聂先生说，《史记》是字字血泪的。对这位两千年前的大文学家、大史学家，聂先生力图准确理解与评价。他曾说起司马迁在新中国学术界的评价。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问题争论比较激烈，分歧也比较大。聂先生说，司马迁写史，“不虚美，不隐恶”，评价司马迁，也应该这样。既要说明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哪些新思想、新问题，又要看到他的不足；既要陈述他对史学和文学等各方面的贡献，又指出他的历史局限性。聂先生说，他是注意从史学、文学统一的角度进行评价的。以历史、文学的统一关注作家，关注文学，是聂先生一以贯之的治学风范。  几十年师大老师，聂先生常教的是文学史。像我们这些九十年代师从其学习的人应该都记得，老师常常嘱咐：不要跟着那些新理论乱跑，要注意基本典籍，注意对作家作品的熟悉。我们当时心里多少有些不服气，越到后来越觉得这不是老生常谈。聂先生之所以这样嘱咐学生，源于他自己年轻时的教训。“文革”结束后，聂先生对自己讲授中国文学史的经历进行了反思，“有不胜愧悔之感”。因而，他晚年写文学史，讲究“求真”，而聂先生所谓的“真”，就是重史实、重证据，用事实说明问题，尊重文学史辩证的发展过程，不能从主观愿望、理论模式出发，更不能从某些现实需要出发，那样做并非“古为今用”，只能歪曲文学史。聂先生要写“实事求是”的文学史，要写“修辞立其诚”的文学史。  整理自己早年古代文学史各阶段的讲稿，将其提升为断代的文学史，是聂先生退休后倾力完成的工作。从《先秦两汉文学史》到《元明清小说戏曲史略》，聂先生基本把古代文学史写通了。聂先生修史，如上所说，意在“求真”，而聂先生心目中的“求真”，就是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前者表现为以下两方面：其一，对文学作品所赖以发生的时代社会环境加以重建；其二，构建同类文体之间、不同文体之间的影响关系，以便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说明一个时期某一种文学体裁、文学风格、文学流派和文人集团之形成、发展、衰落的原因，即从文化的角度切实说明某种文学现象的产生，乃历史发展之必然。后者，则表现为对作家作品的深究，从而衡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写作自己的文学史之前，聂先生归纳过已有文学史的几种写法，有的是按时代选择和排列作家作品，有的是以某种思想或美学观念为标准选择作家作品，有的则是以文体发展的线索来安排作品。聂先生选择的是后一种，认为这是考察文学源流的最老实也是最好的方法。聂先生说，1966年以前自己讲文学史，采用的是前者，一部文学史好像一部作家作品论。如此，伦理和政治的观念就显得更为重要，这样做，是跟随当时的形势走，其实是贬低了文学史的“文学性”。采取文体为本位的方式，好处是可以像刘勰《文心雕龙》所说，“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可以形成最自然、最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的史学叙述。聂先生认为，具有连续、阶段性特征的不是某些观念，而是文体自身的演变与分化，也只有文体的线索，最可以将数千年的文学史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发展的整体。聂先生写自己的文学史时，对学术界的各种探索，聂先生是肯定的，但是对一些说法，如以“人性发展”来结构文学史，聂先生表示怀疑，说，如何才能认定明清的人性观念一定比唐宋更进步呢？这就难免有些勉强了。  聂先生说，他写的文学史，为的是方便学生的学习。评论家、文学评论家撰写的文学史，偏重在综合论述，一般不重具体事实分析。聂先生写文学史更着眼于学生的接受，对作家、作品及文学史之史实、现象，重视从具体分析出发，再加以综合论述，得出恰当的评价。这样可以使学生从感性到理性，以免形成概念化倾向，影响学生对知识全面扎实的掌握，这是他长期教学工作形成的习惯。  聂先生写文学史的大框架，大体是按朝代划分的，因为每一个朝代社会政治文教等方面都会变化，而古代文学的创作主体，很长一段时间是士大夫，受政治文教政策影响大。不过，一些时代的划分，还需要作具体分析。如秦在制度上与汉是一致的，都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前后相承，但文学却不发达，仅有杂赋若干篇、《仙真人诗》和李斯的铭文等，是战国文风的延续，所以，他在《先秦两汉文学史》中是将秦文学归属战国文学之末的。再如，一般文学史往往将六朝文学置于建安至两晋这一系统中，往往又将隋代文学归属于唐代系统。聂先生以为这不妥。六朝从历史角度而言起于吴、东晋，而就文学史讲，刘宋时是六朝文学的开端，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六朝文学从刘宋开始。隋、唐在制度上前后相承，论文学，隋朝却是六朝文风的余绪，所以聂先生将隋朝文学附于六朝之末。  以文体为本位观察文学史变迁，聂先生的文学史有许多重要而有趣的发现。例如在《唐代文学史》中，聂先生这样说道：“盛唐诗是在对立中发展着。几乎每一时期都有两个相反的流派出现，一派偏重于对传统的体裁、诗风的继承，一派则在原有之领域中作新的开拓。如王维、孟浩然等是继承陶渊明玄言诗系统发展而来，岑参、高适等则是采用乐府形式反映社会现实，二者是对立的。又如李白是继承古诗的传统进行创作，杜甫则是重在律体之创立，二者也是对立的。这种相反的对立形势，发展到中唐，又出现韩愈等与元稹、白居易等的对立，唐代诗歌便在这种对立中发展着。”这是很有启发性的概括。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些过去在文学史论述中地位不高的作家作品，得到了重新的认识与论定。例如南朝作家沈约、徐陵、陈叔宝、江总等，在聂先生的文学史前，这些作家是被轻视的，可是这些作家在诗歌文体及语言上的贡献却是巨大的，所以聂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文人拟乐府”这样的题目下，讨论这些作家在诗歌主题和格律修辞方面的贡献，论定其上承两汉乐府，下开唐宋声诗的历史地位。  文学史发展必然表现为具体作品内涵形式上的变化，因而文学史写作必定伴随对具体作品的剖析取证。聂先生解读作品主要采取“以史证诗”的方法，将具体作品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引用大量的史料，来挖掘揭示作品真实的内涵，绝不人云亦云。例如曹植《名都篇》，学者多褒扬，认为有所讽喻，但具体讽喻的对象，则不甚了了。聂先生征引《艺文类聚》《初学记》等所记载的曹丕《答繁钦书》和《与吴质书》《典论·论文》等文献，认为《名都篇》“疑为刺丕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的诗篇。这样的例子在他的几部文学史中着实不少。聂先生写文学史，有宏观大见，那是因为他对整个古代文学历程有“打通”的研究；以文体为本位，是因有对自己多年教学的反思及对同类著述的比较；他那些对例证作品不同寻常的解读，是因为聂先生有从前辈学者那里传承下来的治学“金针”。  师大古典文学有博士点，是聂先生申请并获得国家学位部门批准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聂先生开始带研究生，二十多年间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这与聂先生的学风民主有关，从论文选题到写作，他都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老师也会不断提醒学生，要读正经的书，选题也应该有可持续的研究性。另外，老师还常说，你们将来大多要做大学老师，论文选题不要太偏冷，那样不利于教学。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学开题，老师把所有在读的学生召集在一起，对同学的论文提纲发表意见，这与论文开题只有教师参加是很不同的。  聂先生的研究生教学很成功，却不善于给本科生上课。给本科生上课，学问不是问题，有麻烦的是聂先生那拖泥带水的普通话。到先生晚年的时候，有一次到老师家去，邓先生还跟我们讲聂先生“主席（食）吃什么”的笑话。乡音难改，正是聂先生性格的一种表现。先生为人谨慎谦和，在一些涉及原则的事情上又是倔强的。他的退休，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性子直，得罪了人。那时，我们还在读博士，《先秦两汉文学史》出版不久。可是，聂先生并未因此而放弃已经开始的文学史写作。退休了也是师大老师，有了空闲正好修史。以后，一直到耄耋之年，我们每次去老师家，都看到他在那里伏案写作。聂先生曾说，当老师的，退不退休，都是在家看书写文章。为古典文学修史，在先生，是事业，也是责任。  读先生的各种学术著作，总会被著作中的前言后语所感动。如《屈原论稿》的后语：“回首往事，在那夏云暑雨、冬月祁寒之时和荧荧子夜、青灯欲蕊之际，凝神沉思、染于翰墨之情景，犹历历在目。然而在这大半生的历程中，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庄子有云：‘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正道出我此时此际的心境，可谓异世共慨，千古同悲！”这样的情绪，聂先生在一般的师生交往中是从不表现的，这也使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多少有些不解。晚年在接受《文艺研究》采访时，聂先生对此做了解释：“这首先应该是身世之感吧。我少年鄙钝，不晓世事，及长负笈游学于京师，家贫不足以自给，每个假期都为学校图书馆抄录目录卡片，以求豁免学费，困厄凄苦之情难以言表。毕业之后，生活仍极清贫，可谓薄禄作无穷之祟，‘白专’结不解之仇，多受磨难，而内心抑郁，幸可寄情古人，而屈原、司马迁、杜甫、李商隐，此皆心怀愤懑而以情动人者，浸淫其间，又不能不深受感染，所以，受古代文学之忧伤气质的熏陶，也是一个原因吧。”读了这样的深度表白，我们这些做学生的才恍然明白，原来老师对于古典，存在着这样的契悟。老师的研究，是学术的，也是生命情感的。聂先生是典型的书斋学者，宁静安详，与世无争，正所谓静水流深，深潜的研究伴随的是生命情调上的共鸣。  （作者：李山、过常宝，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来源：光明日报  

西汉武帝一朝，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经营西域。张骞受汉武帝之命而进行西域探险的直接目的，是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断其右臂，彻底解除匈奴对中原的威胁。但大月氏新迁中亚，环境安乐，已无报胡之心。张骞虽没有达到外交目的，但留心西域风土人情，获得大量西域知识。《史记·大宛列传》记录张骞带回来的见闻，其中一则极为醒目：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　　安息即波斯帕提亚帝国；西海即地中海；条枝指位于地中海之滨（现土耳其东南部）的安条克（An⁃tioch），当时的塞琉古王国的都城。张骞对于域外世界相关知识的热心搜罗，令人称奇，但最令人称奇且讶异的是，西王母传说竟然出现于张骞所获得的消息中。所谓“条枝有弱水、西王母”，实际上是将传说中的“西王母之邦”置于了新获知的“条枝”国的境内。　　西王母传说本为华夏族人中流传的神话，很早就流传于华夏域内。在古代典籍中，《山海经》较早提到西王母，其中之《西山经》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擅啸，蓬发戴胜”。在《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形象演化为一位雍容华贵的得道妇人，半人半仙的贵妇。西王母会见周穆王之情节最为鲜活：西王母宴请周穆王于瑶池、二人吟唱酬答、情意绵绵：西王母邀请穆天子再来，穆天子则以“比及三年，将复而野”作答。至汉代，西王母成了掌有“不死之药”的神仙。《淮南子·览冥训》有嫦娥奔月故事：“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姮娥即嫦娥。大约成书于后汉时代的《汉武故事》称，七月七日夜，汉武帝接待过乘紫云车而至的西王母，从王母接受桃子，但向西王母求不死之药而不遂。后世的传说虽属附会，但汉武帝梦求长寿而持西王母信仰，是有事实依据的。　　西汉初期的西王母崇拜氛围已经染及皇室，汉武帝尤为严重。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其中云：“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暠然白首载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司马相如写《大人赋》的用意是向汉武帝讽谏，婉劝他不要耽于神仙幻想。然而，他对仙境的华美描述竟使汉武帝对西王母的向往更为炽烈。《汉书·司马相如传》：“相如既奏《大人赋》，天子大说，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扬雄传》：“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西晋张华《博物志》：“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武帝醉心仙道，广为人知。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汉武帝浓重的神仙情结，必定对汉朝廷上下官员及整个统治阶层有所影响。张骞西域探险已达此前华夏族人未及的西方之地，他很快明白其亲履的“西域”不存在华夏族人所谓的“西王母之邦”；但更远的“西极”是否存在西王母之邦，则仍需求证；于是向中亚以远的安息国人质询。安息国人自然不会说自己的国土上存在一个子虚乌有的西王母，故以远国条枝“或许有”的模糊之辞来回答汉使。因此，所谓“安息长老传闻”云云，显然不能理解为安息人的主动介绍；毋宁说，有关西王母在“条枝”的消息，是张骞及其副使节揣摩武帝之“圣意”，主动征询的结果。　　在汉代社会从宫廷到民间都弥漫着西王母崇拜的氛围中，尤其是在皇帝心心念念、醉心于仙道的情况下，西域探险的中原使节想必也将探察“西王母之邦”之真伪作为一个附带的任务与使命，并将有关信息带回中原，向朝廷交代。严肃、博学的太史公不得不在记载中写上一笔，一方面是为历史存真，另一方面恐怕也是迫于当时宫廷内外的浓厚的西王母信仰氛围，不得已而为之。但司马迁毕竟是具有求实精神的史家，对此不会轻易信以为真。“安息长老传闻”一语，显示出太史公如椽之笔的传神，既避免令久怀成仙之念、西王母情结的武帝难堪，同时也借安息长老之口，暗喻武帝信奉神仙之说的无稽。　　古代西王母神话包含信仰与地理两种意义。《尔雅·释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所谓“四荒”亦作“四极”，即天地的四端。《山海经》郭璞注：“觚竹在北，北户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皆四方昏荒之国，次四极者。”与西王母信仰纠缠在一起的华夏族人的域外知识，本质上含有华夏世界地理观念，“西王母”代表“天下四极”中的“西极”，即最西端。　　在古代华夏族人的天下观念中，南蛮、北狄、东夷、西戎是很早即有的方位认定。在西向方位上，“华夏”之西的“极”“荒”是与“戎”的地理观念相联系的。以现在眼光，最初包含在天下观念中“西戎”，在地理范围上并不遥远。吴晗认为，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500年，中原观念中的“戎”在地理范围上不出陕西以西，这一带又名为西荒，为西王母，其范围在陕甘豫晋。（《西王母与西戎》，《吴晗全集》第一卷，第288-293页）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遂霸西戎，可证“西戎”与秦地（陕西）相邻。由于西极、戎与西王母联系在一起，华夏族人所认知的“西极”“戎”在地域范围上的变化，必然引起“西王母之邦”在地域上的变化。随着中原华夏族人活动范围向西方的扩展，对西方新地域了解的增多，“西极”向西更远处移动，作为神仙之境的“西王母之邦”随之也渐次移向更远的未知之地。与华夏族人的“西极”“西荒”观念的不断拓展相辅相成的，是“西王母之邦”地理方位的不断西移。　　在早期的历史事件中，周穆王伐犬戎是重要事件之一，对华夏族人的西方想象具有重要影响，故西王母与周穆王被联系在一起。不过，这种联系经历了长时期的孕育，最终完成于战国时代或更晚时候。西王母传说一旦与历史中真实的周穆王结合起来，不仅其“西极”方位变得更为突出且明晰，而且也获得一种历史感。《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国之祖先造父为穆王驾车周游事，称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将祖先与某种传说联系起来，在古代史书中并不稀见。　　张骞中亚凿空，中原王朝打通并控制了河西走廊，这一地区为华夏族人所熟悉，不再是华夏族人思想中处于朦胧状态的“西荒”（“未知之地”）。由于这一地区已无神秘性可言，故再难与“西王母之邦”相联系，而只能以所谓“西王母遗迹”的形式存在。《汉书·地理志下》记金城郡临羌（即今青海省湟中县）：“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盛池。北侧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晋书·张骏传》称：“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这些都是旧记忆，是从前的中原人以这些地区为“西王母之邦”留下的印记。　　张骞凿空之前，西域是中原族人的未知之地。在河西走廊被纳入汉朝统辖之后，中原族人在西王母信仰的驱动下，又在西域这方“西极”之地上开始寻求传说中的“西王母之邦”，想当然地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了某种“拟定的”联系。受汉武帝本人以及宫廷上下充斥的西王母信仰的影响，张骞到达西域后自然要探寻一下“西王母之邦”的所在，结果发现中亚并不存在所谓的“西王母之邦”，于是又作出推论，臆想“西王母之邦”应在更远处的“条枝”；“条枝”是张骞从安息长老那里了解到的“西极”之地。　　然而，中原族人与西部世界的交往仍在扩展，作为“西极”（或“西荒”）符号的“西王母之邦”向西的移动自然不会停止。东汉时期，罗马帝国与中国的交往增多，中国人所了解的西方世界的范围更为扩大，于是“西王母之邦”又迁徙到了中原族人新了解的比“条枝”更远的大秦（罗马帝国）以远地区。《后汉书·西域传》云：“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大秦之西的“未知之地”成为“西极”之后，自然又与“西王母之邦”结合起来。　　在消息来源上，《后汉书·西域传》强调的“或云”（指中国人接触到的罗马人），与张骞强调的“安息长老传闻”一样，都源于中原族人由固有“天下观”思维方式所作的附会，无论是安息人，还是罗马人，都不会有西王母传说。作为“西极”符号的“西王母之邦”，其不断向西迁移的过程所反映的，是中原华夏族人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域外知识范围的扩展。正是中原华夏族人活动范围的变化所造成的对“域外”边界知识的变化，推动了传说中“西王母之邦”在地理方位上的不断向西移动。（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