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雪波　　一只鸟儿，出现在我们车的一侧。　　它小巧的灰紫色身子，时而高飞，时而低伏，一阵大风吹过，以为它逃逸了，可不一会儿，它又哧溜一下出现在车窗外。　　我好奇，难道它也跟我们一样，要去那闻名遐迩的乌兰哈达火山？　　很渴，车上忘了带水，旷野上不见村镇。我摸了摸兜里的一颗梨，那是早餐时从桌上匆匆抓来的，到了口渴至极时可拿它救急。　　那只鸟儿，依然在不远处飞着，它的翩翩姿态如舞者般，似乎很快乐。它的出现，给枯燥的旅途平添了诸多想象。我暗自问，鸟儿啊，你如此悠闲地逆风飞翔，是去觅食、寻偶、归巢，还是迷失了方向，只好跟随我们人类去寻觅一条出路？　　在它斜飞时，我发现其腹部有一片明显的褐红色，翅膀和脊背则是铁灰色和紫色。我叫不出它的名字，暂且文学化地称它为“火鸟儿”吧。欣赏着它坚毅的飞行，我悠悠然地想起了它的祖先。　　鸟,是比人类出现得更早的物种。离这里不远的红山文化带，和在这里发现的乌兰察布岩画及诸多禽鸟化石，都让科学家考证确定，距今约1.3亿年前的白垩纪，此地有鸟类生存，被命名曰“弥曼始今鸟”。红山一带还出土了诸多古玉雕刻的鸟类物件，玉鹰、玉鸮、玉鸽、玉凤等等，美不胜收，足见自古以来人们对鸟儿的喜爱。　　窗外飞翔的那只火鸟儿，也许就是“弥曼始今鸟”的后裔吧，继承了祖先的浪漫和顽强。　　过了一会儿，窗外不见了火鸟儿的身影，或许，跟我一样口渴，找水去了吧。路边坡地上，有积雪成冰，在阳光下闪耀，它的铁喙可去啄两口。　　我们乘坐的车，戛然停下，乌兰哈达火山展现在我们眼前。　　同行者欢呼着奔向火山，我想去买水，可正值寒冬淡季，少有游人，车厢式售货部锁着窗口。遥望着蜿蜒而上的长长的木栈道，只得从兜里掏出那颗小鸭梨咬了一口。　　乌兰哈达火山在前边耸立着，天空晴朗得如一面明镜，湛蓝而辽阔。我抓紧迈步，跟上大伙儿的脚步，沿着那条从山根起始的木栈道缓步而上。栈道如一条长龙，曲曲弯弯，一直连接到近千米高的火山喷发口。整座火山，模样酷似日本著名的富士山，巍峨而壮观。　　脚踏着一亿多年前形成的这座火山，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当地人介绍说它最近一次喷发距今有6000万年了。远远望去，六座形态各异的火山连成一线，大多形似圆锥，这是在蒙古高原南缘发现的唯一全新世有过喷发的火山群，是一处天然火山博物馆。离此不远处的察右后旗草原上，有一个美丽的湖泊叫白音淖儿，因是白色鸿雁的栖息地，也称白雁湖。据说火山爆发后熔岩流到那一带，导致湖水堰塞，变得更加浩渺无际，成为白雁和其他鸟类的天堂。　　年轻些的朋友们跳下栈道，在雪坡上嬉戏、拍照，并直接从近处爬上去。我是最后一个登上火山顶的人，展现在脚下的火山口大坑如一口硕大的锅，我们站立的位置恰是大锅的上沿山崖。凹陷下去达几百米的锅底圆坑呈灰白色，底部还有一个小坑。那里已见人影绰绰，早有人下到锅底探秘了。朦胧中，眼前似乎闪现火红色的岩浆从那坑里喷薄而出的画面，轰轰隆隆，浩浩汤汤，烧红了天空，吞没了大地。那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摧枯拉朽，令人惊骇。　　火山顶上，呜呜吹来的风很硬，打在脸上如刀刮过一般生疼。伫立在空荡荡的火山口，不禁想，沉寂了6000万年的这座火山该是何等寂寞。　　此时，火山坑底传来歌声，那里已经聚集了更多人，围着锅底的小坑载歌载舞。少数民族作家歌唱生活，歌唱大自然，这是他们的天性使然。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是他们不变的追求。　　“他们可别把火山坑给跳喷发喽！据说这是一座年轻的活火山，正处在活跃期呢！”有人打趣道。　　我又想起那只伴随我们来的火鸟儿。冥冥中有种感觉，这里应该有它的巢窝。我茫然四顾，把一直攥在手心里的几粒梨籽儿，撒向空中。　　倏地，只听两声啁啾，从旁侧灌木丛里飞蹿出一鸟儿来——正是那只火鸟儿！它张开美丽的铁喙准确地叼住了那几粒梨籽儿，迅疾无比。我目瞪口呆，天啊，你果然藏身在这里，筑巢火山岩上，守护祖先的发祥地，除了你，还有谁更适合做这里的主人呢！　　天地间，万物皆有灵。　　红色的火山鸟儿，正是自由和生命的精灵。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指明了路径。本期学术版刊发4篇文章，围绕这一主题进行阐释。　　——编 者 　　对于宇宙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丰富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宇宙观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理念，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对整个宇宙以及人与宇宙万物关系的根本看法。讲清楚天人合一的内涵和意义，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中国人的宇宙观及其对当今时代的重要价值。　　关于人与宇宙的关系，中国古代不同思想家有不同主张。经过长期交流交锋，天人合一逐渐成为主流观点。这种观点强调人与宇宙的互动与和谐。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主张把对亲人的爱推及邻人、推及百姓，乃至推及万物万类。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认为人可以提升自己的境界以“与天地精神往来”。《周易》中的“道”，综合天道、地道、人道，其中“天地”是万物之母，一切皆由其“生生”而来，“生生”是“天地”内在的创生力量。天道、地道、人道既是一个不断创生的系统，也是一个各类物种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这就从自然规律的角度阐释了天人合一如何可能的问题。此后，宋代理学家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即百姓是我的同胞，自然万物都是我们的兄弟，倡导要爱人类，也要爱自然万物。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认为人的仁心仁性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要把爱给予他人和万物，使爱具有遍布于人与万物的普遍性。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一体之仁”说，把人所具有的仁爱之心由“爱人”扩展到“爱物”，从而把人与天地万物有机结合起来。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从万物相互联系出发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观点，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人不是孤零零的存在，人与草木、鸟兽、山水、沙石同在。按照这样的宇宙观，人与天地万物属于同一个大的生命共同体，这样就把人类的生存与宇宙万物的生存联系起来。当然，讲天人合一，并非把天与人直接等同起来。很多思想家认为天是天、人是人，天人合一是有区别的统一。例如，战国末期的荀子在《天论》中说：“天行有常”，即自然有自然的规律。他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即认识到天与人的职守不同；强调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唐代刘禹锡认为：“天与人交相胜耳”。柳宗元则强调，天与人“其事各行不相预”，即天与人各有其发挥作用的领域，彼此作用不可相互取代。可见，中国古人在讲天人合一时，也包含“天人相分”的意思，即有分有合、先分后合。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生存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价值。这一理念与西方近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截然不同。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认为人是主体，人以外的生命和自然界均为客体，是人认识、利用和改造的对象。受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影响，人类自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建立在对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同源的体悟之上，其中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共存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倡导人们对自然万物持有仁爱之心，将天地万物视作同自己紧密相连的存在，从而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这为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提供了重要价值论参考。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不存在所谓绝对独立存在的客观自然，自然不是外在于人的“他者”。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是共存关系，相即相容、相互依存、和谐共生，共同维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为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提供了重要关系论参考。此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还明确了人对于天地万物的责任和义务，为人的行为划定了红线，强调人类应当善待自然，按照自然规律活动，对自然心存敬畏，对自然资源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维护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为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寻求永续发展之路提供了重要实践论启示。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宇宙观的智慧，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作者为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来源：人民日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广大文艺工作者应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不少高校艺术人才培养重动手实践之“术”、轻思考明理之“学”——老师们希望学生尽快掌握创作技巧，并在艺术实践中发挥直接作用，却忽视了文化积累对于艺术创作和艺术研究的深远意义。重“术”轻“学”导致一些艺术从业者文化素养不高，不仅限制了他们个人事业的发展，也对整个行业造成不利影响。比如，很多演员在表演中念“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句苏轼《明月几时有》的词时，完全是陈述语气。可这句话分明是苏轼对时间的思索和对青天的追问，无疑应该是问句。再比如，表达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的“一夜鱼龙舞”时，很多演员把眼睛望向水里和空中，说“看到了鱼在水里游，龙在天上飞”，可这里的“鱼龙”指的是鱼灯和龙灯，描写的是元宵夜众人耍灯的场面，表达的是古代人们的狂欢。还有一些创作人员，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和敬畏，创作出的作品严重脱离史实，甚至架空历史、歪曲历史，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陷阱。凡此种种，皆跟文艺行业从业者在接受艺术教育过程中，把时间和精力多用于对创作技巧的学习而忽视文化积累有关。  要想解决文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全面提升文艺工作者的素质，而要全面提升文艺工作者的素质，则应从艺术教育这个“根子”抓起。因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等艺术教育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  近年来，由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先生主持的《中国文化与传统美学》课程力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等艺术教育融为一体，用实际行动探索破解艺术人才培养“术”与“学”相脱节的难题。经过多年探索，《中国文化与传统美学》课程成效初显，引发业界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开始参与这门课的讲授。这对于高校艺术教育破解重“术”轻“学”难题具有启示意义。  课程体系的构建，会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就艺术创作而言，艺术始终与求道、明道紧密相关。有“东方黑格尔”之称的晚清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艺者，道之形也。”对高校艺术专业的学生而言，若只看到“器”的价值，而看不到“道”的意义，敬畏学术便无从谈起，艺术之路也很难行稳致远。  《中国文化与传统美学》面向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类全科博士生开设。课程内容涵盖易、儒、释、道、唐诗、宋词、宋明理学、古代戏曲等国学经典，以美学为隐线，勾勒出中国文化与传统美学的宏阔气象，为学生们打开了一扇中国文化与传统美学不同面向的研学之窗。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原汁原味、回归原典的讲授方式，赋予了课程敦厚雅致的品格。通过学习这门课程，学生们培养了“仁者爱人”“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品性情怀，涵养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气度修养，进而为承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担当做好准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大量塑造理想人格、建设社会秩序、构建礼仪道德、塑造国政民风的内容，这些共同构筑起学生们的精神家园，能够在学生们未来的艺术之路上支撑起他们德艺双修、以德为先、以德养艺的价值追求。  回归原典，绝不意味着故步自封，而是要“自出精意，自辟性灵,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中国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为此，《中国文化与传统美学》每节课上，授课老师都会给学生留一定的提问交流时间。在这一环节，学生们往往能够摆脱现有研究的束缚，转而根据自己的专长、兴趣、经历，联系个人听课的体悟，结合当代审美追求，敞开心扉、提出问题、深入交流。例如，在一次关于民间文艺的课上，一名来自影视专业的博士生反映，她在做中国偶动画的民族化研究时受到质疑，有人跟她说：“业界最热门的是数字动画研究，你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呢？”那位博士生曾有过动摇，但通过学习民间文艺课程，她认识到自己的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坚定了信心，并通过与授课教师的交流，进一步拓展了研究思路。  新时代，建构新型学科关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等艺术教育真正融为一体，不仅是满足当下文艺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还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时代要求。高等艺术教育要承担起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使命，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在多元文化思潮的激荡中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夯实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和美学基础，培养出更多植根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艺术教育、理论评论与创作人才，续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来源：光明日报  

一本抗战题材小说，在日本竟然连续再版11次，被上百个大学收藏　　《引力》的诞生及现实际遇　　中国现代作家李广田以诗歌与散文创作名世，《引力》是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书写抗战时期人物命运及日常生活的小说，创作始于1941年7月，其后长期中断。据李广田之女李岫回忆，直至1945年8月11日，作者才“在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写完最后一句话”。作为一部用力颇多的心血之作，《引力》与巴金的《寒夜》和钱锺书的《围城》一起，连载于郑振铎、李健吾主持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复兴》上，并于1947年6月由晨光出版公司结集出版。《引力》讲述了身居沦陷区的中学教员黄梦华，不甘心做“亡国奴”，在丈夫雷孟坚的召唤下，毅然带孩子设法离开沦陷区，去寻找光明的故事。当她历尽艰险到达丈夫居所时，丈夫却已离开，只留下一封信，告诉她自己正向更光明的地方进发。在丈夫行动的感召下，黄梦华也终于放下个人得失，告别旧我，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较之大名鼎鼎的《围城》与《寒夜》，《引力》在国内所受关注十分有限。小说连载期间，除李长之的《评李广田创作〈引力〉》之外，罕有评论文章。1983年小说再版后，仍未得到研究界足够重视。在笔者看来，《引力》在国内研究界的持续“遇冷”，除文本风格方面的原因外，也受到时代语境的制约。不同于以故事、情节取胜的抗战题材作品，《引力》内容琐碎，行文中密集的心理描写与风景刻画削减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此同时，这部小说缺乏对宏大叙事和史诗化品格的追求，对沦陷区生活的原生态书写，与当时抗战文学的主流写法有较大不同，故在出版后长期游离于读者及文学研究界视线之外。但正是这样一部别样的抗战题材作品，在日本却引发了相当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可谓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一个独特案例。　　《引力》被日本接受与研究　　《引力》在中国发表后没几年，就被译介到日本。“日本的中国研究所最早出版了冈崎俊夫的节译本，接着，高田浩的另一节译本登载于1950年12月的《中国语杂志》上。1952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冈崎俊夫的全译本。”（陈嘉冠：《〈引力〉在日本》）除1952年版外，小说还有1959年版，期间连续再版了11次。　　这部小说不仅吸引了不少普通读者，也备受专业研究者推崇。据笔者调查，日本国内现有114个大学藏有《引力》1952年版，11个大学藏有《引力》1959年版。除该书译者冈崎俊夫外，学者吉田浩、立间详介、奥野信太郎、佐藤普美子等均为其撰写过书评或研究文章。另外，该书还入选了多种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专著，如日本著名学者小野忍在其编写的《现代中国文学》（每日新闻社1958年版）一书第六章“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将《引力》与老舍的《四世同堂》并列为沦陷区书写的代表性作品，并以《祖国中的异国（其二）——李广田的〈引力〉》为题，对小说进行了详尽评介。国分一太郎、小田切秀雄、山下肇编写的《文学中的教师形象》（明治图书出版1957年版），以《占领下的教师苦恼与行动——李广田的〈引力〉》为题，对小说进行了分析。　　日本研究者对《引力》的研究主要有3个角度，其一是对小说“抵抗文学”特质的揭示与阐发。立间详介在《读小说〈引力〉有感——反抗的起点》一文中指出：“读罢《引力》，我冲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反抗’。”在他看来，正是反抗的意志召唤了梦华的顽强行动，最终使她走向崭新的生命状态。小野忍则指出，正是“抵抗”的意志，使梦华突破了普通人对家庭的耽溺情绪，进而“从个人转向团体，由团体走向了大众”，最终收获了可贵的国民意识。而佐藤普美子在《让“衰颓之物”言说吧——试论：李广田文学的定点》中，更直接指出，《引力》正是“作为抵抗文学获得了广泛的共鸣”，并进一步指出《引力》也体现了李广田一贯的将目光投向“平凡的生活者”的创作倾向。在她看来，这种“去概念化”书写取向及其“质朴、恬淡”的笔调，无疑是小说能够引发日本读者广泛共鸣的重要原因。其二是对小说“自叙传”风格的发现。譬如译者冈崎俊夫就发现了小说强烈的自传性质，他在译后记指出：“作者去年（1950年）发表了《西行记》，这是记叙抗日战争时期迁移至内地时沿途观感的记行文学……这正好跟《引力》中孟坚的行踪相同。”李岫回忆说，她1992年即将离开京都外国语大学之际，将自己所携带的书籍及父亲李广田的文集捐赠给校方，在交接仪式上，知晓她身份的到场学者们纷纷以《引力》中的“小昂昂”（黄梦华之子）之名称呼她。丸山昇等日本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在和她的对谈中，也多次谈及他们对《引力》所传递的“和平理想”的喜爱，这从侧面印证了小说的巨大影响。其三是对小说艺术风格的分析，小野忍认为《引力》庄严与柔美兼备，梦华在离开沦陷区前的最后一课，“使人想起被选入中国语文教科书的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而李广田在描绘梦华精神蜕变历程中所展现出的“非凡的纤细柔绵的笔触……差一点被日本读者误认为作家是一位女性”。　　《引力》的“引力”何在？　　一部抗战题材小说，缘何在日本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以至于《引力》成为日本读者和学界认识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窗口？在笔者看来，理解《引力》在日本的传播热，不仅要考虑小说本身的美学风格与日本读者审美接受之间的契合，更要将这一文化传播现象放置于广阔的历史时空中进行考量。　　在阐释自己的美学主张时，李广田曾借一位西班牙作家之口，强调自己“反对过分人为的艺术结构，而要表现那最高的真实”（《两种小说》）。这种美学追求使得《引力》在呈现沦陷区生活时立足个体亲身经验，坚持秉笔直书，保留了抗战时期个人生存体验的生动细节。与此同时，这种写作倾向也使得小说摆脱了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未对侵略者作漫画式处理，而是倾向于写出其复杂的一面。这种“以真为尚”的美学风格，无疑强化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而其中所寄寓的，正是作者批判侵略暴行，展现战争残酷性，呼唤中日两国走向和平、世代友好的美好愿望。这种对和平的向往，显然契合了战后日本人民的心理。　　此外，《引力》是典型的诗化小说，文中俯拾皆是的古典诗意想象与东方情韵以及小说家对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细密呈现，都与日本大正年间兴起的“私小说”传统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松散、琐碎、富于流动性的写作风格，与日本人重视情绪刻画，偏重内心省思的文学传统多有契合，因而也易为日本读者所欣赏。　　《引力》的接受热潮更与上世纪50年代日本的特殊历史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战后日本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僵化的社会体制，导致了左翼运动的广泛兴起，社会主义中国成为众多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的理想寄托。而李广田的民主战士身份以及小说中对解放区的反复隐喻，自然会激发当时日本读者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二战后美军对日本的占领，使日本民众体会到了无法左右自身命运的滋味。正如奥野信太郎在《读〈引力〉》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深信美国的占领政策会使日本民主化，后来却显出了使日本军事基地化、殖民化意图。一旦施予的自由逐渐减少，日本人就有了被压迫国民的感情，于是同小说发生了共鸣。”　　《引力》在日本广泛传播，受到日本学界重视的现象，可谓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也充分说明，作为一部揭露战争给人民造成创伤与灾难的反战小说，《引力》写出了人类的共同心声，具有超越时空与国别的价值。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好友马识途百岁生日时，92岁的王火还在感慨：“人活一百岁，世上能有几人。”转眼间，他也成了百岁老人。  7月17日，作家王火迈入百岁。他打量着自己，有些云里雾里，又有些不可思议，而后细细琢磨，释然一笑：“除了头发白点，跟之前也没啥变化嘛！”  倒是几天前，马识途为他祝寿，着实让他激动一把。那天下午，两位许久未见的老友紧紧相拥。一壶茶、一盘西瓜、一个蛋糕，这是他最享受的生日时光。  这位从炮火中走出来的战士，经历过大时代淬炼与锻造的作家，晚年的生活显得波澜不惊、悠闲从容。他把一生的行走、惊险的阅历、战火中的感悟，还有那炽烈的情怀，统统付诸文字，装进他的作品中。  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代表中国作协向王老百年华诞表示祝贺。信中写道：他扎根历史与大地，那些经脚步丈量而得来的有根有据的素材被酝酿成故事，客观、真实、还原历史的写法为当代小说注入了坚实而动人的力量。对革命的赤诚信念、对写作的一腔眷爱、对人间真善美的守护与践行，便是生命之“火”  为了给老友祝寿，马识途特意写了一幅“寿”字，还赋诗一首：“恭祝至交百寿翁，根深叶茂不老松。百尺竿头进一步，攀登艺苑更高峰。”王火非常珍视，反复吟诵。记者采访当天，他还逐字背出。  两位老人的友谊，源于他们共同的战火经历。新中国成立前，马识途在鄂川滇从事革命工作，王火在上海表面上从事新闻事业，实则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他们一见如故，友谊维持至今。  战争，贯穿了王火的成长年月。青年时代，他以全国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凭借出色的文笔，王火在读书期间便获得了重庆《时事新报》、上海《现实》杂志社、台湾《新生报》三家媒体挂名记者的头衔，为采访常常奔波于沪宁等地。  王火当时的理想，就是要像萧乾、“大兵记者”恩尼·派尔那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他十分推崇20世纪优秀的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一句话：“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是你离战火不够近！”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王火采访了李秀英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旁听了对日本战犯谷寿夫、冈村宁次的公审，见证了酒井隆、梅逆思平的伏法。这些不平凡的采访经历，激起了他记录历史的念头，也植下了书写抗战文学的种子。  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用“王火”的笔名，高尔基“用火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名言，成为他明志正心、投身火热创作的宣言。王火始终认为：“有时候，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可以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  他创作的小说《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外国八路》《霹雳三年》《浓雾中的火光》《边陲军魂》等，重现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讴歌了中华儿女在战火硝烟中的英雄之光。  作家蒋蓝记得，王火有次看到一部“抗战神剧”，非常恼火。他嘀咕说，打仗真有这么容易吗？日本侵略者狡猾得很，我军战士与之战斗十分艰苦。要是年轻人光看这些，根本无法了解真实历史。“其实，他忧心的是，艰苦卓绝的抗战会不会被一些影视文化所消解？而他力所能及的，就是写出他所知道的真相。”  2014年，作家王火把自己的手稿、信札、字画、著作等4000多件珍贵文献资料，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他所剩不多的物品里，有一块铭牌他很看重，那是中国作协颁发给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作家的，上面镌刻有8个大字：“以笔为枪，投身抗战”。  “王老用行动告诉我们，对革命的赤诚信念、对写作的一腔眷爱、对人间真善美的守护与践行，便是生命之‘火’。这熊熊炬火照彻历史长河中的英雄与传奇，依然温暖而有力地照耀着我们。”中国作协在贺信中如是评价。“习惯成自然，安于寂寞成为我的一种自然”  《战争和人》是王火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塑造了童霜威等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展现了抗日战争广阔悲壮的历史画面，对人性在战争中千姿百态的变幻，作出了力透纸背的雕镂。1997年，该书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青年作家慕津锋是王火的忘年交。有次聊天时，王火向他提起，为了创作这部小说，他付出了近30年的时光。  60年代初，王火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战争和人》的前身《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不料，所有书稿在“文革”期间付之一炬。70年代末，王火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来信，出版社鼓励他重新把这部小说写出来。经过慎重考虑，再加上他对该部小说难以割舍的感情，王火决定重新创作这部长篇小说。  在写作过程中，一次致命的意外，差点让这部巨著“流产”。1985年，为救一个掉进深沟里的小女孩，王火的头部撞到一根钢管，左眼视网膜受了伤。经过治疗、休养，颅内出血与脑震荡治好了，但后来因编辑工作和写作过度劳累，左眼伤疤破裂，视网膜脱落，终至失明。  167万字的《战争和人》三部曲，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和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就是在他左眼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王火开玩笑说，“一目了然”也好，“作家嘛，崇高的使命就是写作。不让我写作，难受得很”。  几年前，王火收到一封读者来信，那位读者表达了对《战争和人》的喜爱。现在还有人看这本书，让他感到无比欣慰。他开心地写了一首小诗：“一年年似水流淌，记忆中常有西窗烛光，虽不辉煌，却也明亮。静静思索，轻轻吟唱，生命化为纸上文章，日夜该有两个太阳。”  王火毕生有两个坚持，一是不签名售书，二是不做报告。他把作家周克芹的话作为座右铭——背对文坛，面向生活。“一个沉得住气的作家，与寂寞是分不开的。如果一个作家很浮躁的话，那他是写不好的。习惯成自然，安于寂寞成为我的一种自然。”  对百岁生日的过法，王火选择简单地过：“疫情还没结束，不让朋友们过来了，跟家人一起吃顿饭，简简单单、安安静静就挺好的。”来源：光明日报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这里孔子所说的“成人”，也可以解释为全人，也可以说是人世间的全才。子路问怎样才是全才，孔子说，要求一个全才太难：第一个是智慧，像臧武仲，这位鲁国的大夫，智慧高，知识渊博。其次要像孟公绰的清心寡欲，什么都不要，本身非常清高、廉洁。光是有清廉的德操，智慧的修养，还是不够，还要有勇，如卞庄子。卞庄刺虎，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当然不止是打老虎的勇敢，主要在有决心、决断，需要牺牲的时候就敢于牺牲的大勇。就是有了智慧、清廉、勇敢还不够，还要有冉求之艺，文学艺术的境界，样样才能都会。这四个人的优点：高度的智慧；道德的涵养，没有私欲，没有火气，心平气和；品德好的人，往往有点像废人一样，所以又要加上勇敢、决断、侠义的精神，这样还不能算是全才或全人，还要加上文艺境界，与高度的礼教修养，这样几个条件合拢来，就可以为成人了。这该多难!但是要注意，原文“亦”字用在这里的重要意义，孔子说了如此等等，还是用了一个“亦可以为成人矣”的“亦”字。由此可知他认为还并没有完全到达理想中成人的那个程度。读到这段书，我们要记住，这一段孔子所提出的，可说是讲国家大才的标准，也可说是讲中国文化，讲人格教育修养的标准。但是孔子所要求的太高了，然后自己转了一个弯，对子路说，时代不同了，不一定要把我这个观念拿来做标准。现在只要做到“见利思义”，看见对自己有利的事，能多考虑一下义的方面。义就是宜，看看这个利是不是合理、合情、合法。“见危授命”，既然身为负责人，为大家做事，要能做到临危时，接受任命，为达成任务，宁可牺牲自己。甚至交朋友也能如此。还有平时所说出的话，不管经过多少时间的考验，何等环境的考验，纵然过了很久很久，都能言行一致，说得到的一定做得到。有了这几点，在这个时代里，已经是了不起的人才了，何必要求太高呢？我们拿“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这句话，看现在的社会，有时很好笑，发表任何政见时，要如何如何，一旦到那个位置以后，所说的话都不见得兑现了，哪里能够做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看现代可以证历史，看历史可以懂现代，如孔子说的“温故而知新”。我们说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孔子当时社会风气也一样不好。有些同学到外国留学回来，开口就是外国如何如何好，我就告诉他们，古今中外都是一例，没有外国如何好，中国如何坏。以贪污来说，美国有许多地方，贪污得更厉害。外国人也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十几年以前有些年轻同学去美国留学，我制了棉被送给他们带去。有位外交官说太落伍，在美国用不着。可是这个同学因为是老师制赠的，还是带了去。我又要他们带了些宫灯之类的小礼物去，要他们保持中国的礼貌，逢年过节时要对老师表示敬意。他们也曾说外国人不喜欢这一套，后来两样都对。圣诞节去向老师行个礼，送一盏小宫灯聊表敬意，说明是中国礼貌，外国老师高兴得不得了，说所教的各国学生，只有中国学生最好，最有礼貌。至于棉被，碰到冬天停电，大家冻得要命，而他们穿棉袄，盖棉被最舒服，这都是中国文化。因此也了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是人，感情思想是一样的，绝对没有两样，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处理一件事，要注意到古今中外，包括未来的时代，人情世故是一样的。纵然观念两样，其实原则还是一样，换一个角度讲就通了。譬如说某件事在道德上不通，有些外国人不会理解，说成没有价值，他马上赞同这句话。不过把道德与价值两个名词换用了一下而已。因此，我们教育子弟，不管什么时代，中国文化的人格标准，绝对是高的，绝对是对的。我们现代的人格教育，能够使每一个人，做到像孔子所讲的第二条“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就很了不起。再讲一步，如果能够做到像孔子所讲的第一条，集智慧、人品、胆识、才艺于一身的人，那就太难得了。——《论语别裁》东方出版社

讲到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就又牵涉到中国文化的全体根源。因此，我们首先就要研究一本书——《礼记》。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宝库。我们的“大同”思想，就是《礼记》中《礼运》篇里的一节。要了解“大同”思想的哲学基础，必须要把《礼运》这一篇全盘搞清楚。所以《礼记》是我们文化的宝库，也是过去几千年来宪法精神的所在，里面包括了现代的学问：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社会、科学，什么东西都有，乃至医药、卫生，以及中国人过去的科学观念，都有了。所以要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礼记》是不能不研究的。岂但是《礼记》，换句话说，要了解我们中国文化，了解孔孟思想，了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下来的根本渊源，还必须了解其他五经。谈到五经，《礼记》中有一篇《经解》，对于五经作总评。这怎么说法呢?以现在的观念来说，就是对五经扼要简单的介绍：对《诗》《书》《易》《礼》《乐》《春秋》以一两句话批评了。《经解》篇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意思是，到一个地方，看社会风气，就可知道它的文教思想。《经解》篇接着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所谓诗的教育，就是养成人的温柔敦厚。讲到温、良、恭、俭、让这个“温”字，就得注意孔子所说诗教的精神(现在我们不偏向于这方面，暂时只作一参考)。“疏通知远，书教也。”《书经》又叫《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历史，也不止讲历史，而是中国历史文献的第一部资料。现在西方人学历史(现在我们研究历史的方法，多半是由西方的观念来的)，是钻到历史学的牛角尖里去了，是专门对历史这门学识的研究，有历史的方法，历史的注解，历史对于某一个时代的影响。中国过去的情形，学术家与文学家是不分的，学术家与哲学家也是不分的。中国人过去读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懂得人生，懂得政治，懂得过去而知道领导未来，所以它要我们“疏通知远”。人读了历史，要我们通达，透彻了解世故人情，要知道远大。这个“远大”的道理，我讲个最近的故事来说明。有一位做外交官的朋友出国就任，我送他一副对联，是抄袭古人的句子：“世事正须高着眼，宦情不厌少低头。”一般人应当如此，外交官更要善于运用它。对于世局的变化，未来的发展，要有眼光，要看得远大。“宦情”是做官的情态，要有人格，尤其外交官，代表了国格，代表全民的人格，要有骨头，站得起来，少低头，并不讨厌“少低头”。不能将就人家，要怎样才做得到呢?就是懂得历史——疏通知远——这是《书经》的教育精神。“广博易良，《乐》教也。”乐包括了音乐、艺术、文艺、运动，等等。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这些都包括在“乐”里，也就是所谓育乐的要旨，以养成“广博”伟大的胸襟，“易良”就是由坏变好，平易而善良。“絜静精微，《易》教也。”《易经》的思想，是老祖宗们遗留下来的文化结晶。我们先民在文字尚未发明时，用八卦画图开始记事以表达意思。什么叫絜静呢?就是哲学的、宗教的圣洁；“精微”则属科学的。《易经》的思想是科学到哲学，融合了哲学、科学、宗教三种精神。所以说“絜静精微，易教也”。至于“恭俭庄敬，《礼》教也”，是人格的修养，人品的熏陶。“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也是孔子作的，也是历史。什么是“属辞比事”呢?看懂了《春秋》这个历史，可提供我们外交、政治，乃至其他人生方面作为参考。因为人世上许多事情的原委、因果是没有两样的，因此常有人说历史是重演的。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历史会重演吗?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吗?也许可能，因为古人是人，我们也是人，中国人是人，外国人还是人，人与人之间，形态不同，原则却变不到哪里去，所以说历史是重演的。但是，不管历史重演不重演，尤其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对于做人处世，处处都有前辈的经验。虽然古代的社会形态与我们不同，原则却没有两样，所以读了《春秋》，“属辞比事”，就知识渊博，知道某一件事情发生过，古人也曾有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善恶、处理方法都知道，这个就叫“比事”了，是“《春秋》教也”。以上五经，在《经解》中，只用几个字，就将每一部书的精华思想予以表征。拿现在的白话文来讲，这每一句话的几个字，就可以拿到好几个博士学位。“小题大作”嘛!尽管作，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扯进来，扯到最后，说明了这一点，就可以完成一篇博士论文了。但是在古人，几句话而已。下面还有：“故《诗》之失，愚。”老是去搞文学的人，变成读书读酸了的书呆子，很讨厌，那就是笨蛋。任何学问，有正反两面，五经也如此。接着提到：“《书》之失，诬。”所以读历史要注意，尤其读中国史更要注意，因为宋朝的历史是元朝人编的，元朝的历史是明朝人编的，明朝的历史是清朝人编的，事情相隔了这么久，而且各人的主观、成见又不同，所以历史上记载的人名、地名、时间都是真的，但有时候事实不一样，也不见得完整。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还要读历史的反面文章。反面文章看什么呢?看历朝的奏议，它相当于现代报纸的社论，在当时是大臣提出的建议和报告。为什么要提出建议报告?可见所提的事出了毛病，否则就没有建议了。宋朝王荆公——王安石就说过懒得读《春秋》，认为那是一本烂账簿，这也是认为“《书》之失，诬”的观念。这点是我们研读历史要注意的。“《乐》之失，奢。”光是讲艺术，又容易使社会风气变得太奢靡了。“《易》之失，贼。”一个人如果上通天文，下通地理，手掐八卦，未卜先知，别人还没有动，他就知道了一切，这样好吗?坏得很!“察见渊鱼者不祥”。如果没有基本道德修养，此人就鬼头鬼脑，花样层出了。所以学《易》能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固然很重要，但做人更重要，如果做人没有做好，坏人的知识愈多，做坏事的本领越大，于是就“《易》之失，贼”了。“《礼》之失，烦。”礼很重要，过分讲礼就讨厌死了，等于说我们全照医学理论，两手就不敢摸面包。全听律师的话，连路都不敢走，动辄犯法。你要搞礼法，那烦透了。所以“礼”要恰到好处。“《春秋》之失，乱。”懂了历史的春秋大义以后，固然是好，有时候读了历史又有问题，好像一个人不研究军事哲学，则这个人作为一个健全的国民不成问题，等到研究了军事哲学以后，相反的，他又容易闯乱。不会武术的人，最后可以寿终正寝；会了武术，反而不得好死，是一样的道理。《经解》对五经的批评，正面反面都讲了。下面一段，就是告诉我们，五经的修养，要做到温柔敦厚而不愚。这样的人，才能爱任何一个人，爱任何一个朋友。所谓敦厚，对别人的缺点，容易包涵，容易原谅，对别人的过错，能慢慢地感化他，可是他并不是一个迂夫子，那么才是“深于诗者也”，这样才算是诗的教育。以下《书》《易》《礼》《乐》《春秋》，都是如此。——《论语别裁》东方出版社

学问最难是平淡，安于平淡的人，什么事业都可以做。因为他不会被事业所困扰，这个话怎么说呢?安于平淡的人，今天发了财，他不会觉得自己钱多了而弄得睡不着觉；如果穷了，也不会觉得穷，不会感到钱对他的威胁。所以安心是最难。 ——《论语别裁》东方出版社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为无为，事无事”，这是说，一个人看起来没有做什么事情，可是一切事情无形中都做好了。这是讲第一流的人才，第一流的能力，也是真正的领导哲学。 下面加一句“味无味”，世界上真正好的味道，就是没有味道的味道，没有味道是什么味道？就是本来的真味，淡味，那是包含一切味道的。 世界上的烹饪术，大家都承认中国的最高明，一般外国人对中国菜的评价，第一是广东莱，第二是湖南菜，第三是四川菜，等而下之是淮扬菜、北方菜、上海菜等。这种评论是很不了解中国的烹饪。真正好的中国菜，无论标榜什么地方味道，最好的都是“味无味”，只是本味。 青菜就是青菜的味道，豆腐就是豆腐的味道；红烧豆腐，不是豆腐的味道，那是红烧的味道。所以，一个高手做菜，是能做好最难做的本味。 有一个学者朋友，也做过校长，大家都晓得他会做菜，但他不轻易为人做菜。临时到他那里，他只好自己动手了。随便一个蛋放上一点盐巴，东一下西一下地炒，味道就好吃得很。那是靠火候，就有很好的本味。 中国人讲交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好朋友不是酒肉朋友，不是天天来往，平常很平淡。但这并不是说冷漠无情；朋友碰到困难，或生病之类的事，他就来了。平常无所谓，也许眼睛看看就算打招呼了，可是有真热情。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淡如水”，友情淡得像水一样。 大家都喝过水，试问水有没有味道？粗心大意的人一定说水没有味道，那就错了。水是有味道的，什么味道？“淡味”，也就是“无味”。 老子上面讲了“为无为，事无事”，我们容易懂，但后面为什么加一句“味无味”呢？难道老子教我们当厨师吗？这句话，其实也就是解释上面二句，说明真正的人生，对于顶天立地的事业，都是在淡然无味的形态中完成的。这个淡然无味，往往是可以震撼千秋的事业，它的精神永远是亘古长存的。 比如一个宗教家，一个宗教的教主，在我们看来，他的人生抛弃了一切，甚至牺牲了自我的生命，为了拯救这个世界。他的一生是凄凉寂寞、淡而无味的。可是，他的道德功业影响了千秋万代，这个淡而无味之中，却有着无穷的味道。 ——《老子他说》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