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楚建锋　　“十年磨砺宝剑成，芳苞初绽香未浓。楼外风光开胸臆，须知还有更高层”。用这首诗来形容已走过一个年轮、经历了12年发展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恰如其分。从最初的第一届电影季，到如今的国际电影节，从蹒跚学步到初长成，应已圆满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使命——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已是“芳苞初绽”，但是“香未浓”，已“开胸臆”，但还有“更高层”！　　这个更高层，就是通过12年的磨砺、借鉴、吸收、融合、发展，须抓住电影的核心就是作品，须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深邃、宏廓、纯美“强筋壮骨”，探寻出东方光影艺术的真谛，使其茁壮成长。正如《乐记》云：“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　　以此，打造独具东方文化魅力的视觉盛宴，推动北京在世界城市建设中打造出东方影视之都，成长为世界看中国电影的“窗口”；推动电影节更加体现出“国际水平、中国特色、北京风格”，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电影市场的风向标、新人新作的孵化器、城市文化的金品牌；成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电影文化交流盛会，以及国内外电影机构、影人、影迷、社会大众的节日盛典。　　求本中探寻东方真宰。起源于法国的光影艺术，已有100多年历史，被誉为人类创造了诗（文学）、音乐、舞蹈、美术（雕塑和绘画）、建筑和戏剧六种艺术之后创造和发现的第七种艺术。这种艺术传到中国也有百年了——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诞生。　　这种艺术舶来品，是科技发展的产物，是靠声、光、电营造出的音画时尚。利用声、光、电讲述好东方大国中国的人类故事，表达宇宙的奥秘，揭示出星辰大海、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本源和规律，是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气盛而化神”的独特优势。　　五千年、百年、一个年轮，五千年的文化传承、百年的电影探索、一个年轮中寻求与国际接轨。走到今天，我们自省而自证、自会而领悟出中国电影的艺术魂魄，树立起强大的文化自信，感悟出东方光影艺术的张力所在。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溯之伏羲河图，开文化之先河；黄帝开国，奠华夏之声威；尧舜继统，浩浩如天；上承易道之幽光，下开亿万世无穷之道统。与源自古希腊文明的西方文化“重逻辑、重方法，贵在就山论山、就水论水，知识是知识、真理是真理”相比，中华文化“重直觉、重证悟”，是“跳出物形外，不在物形中”求证“知识是知识、真理是真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地触景生情、发现事物的道（规律），在内心“别有一番天地”揭示事物的奥秘，达到“神悟境界”，进而生发出心灵境界、艺术境界。　　这，就是中华审美的智慧、东方文化的智慧。这智慧的本源又是什么？就是在“以道衔物、以德长物”中明心见道，达到以天道明人道，以人道达天道，在以德长物中，弘扬人世间的真、善、美。　　这，应当是中国电影美学尤其是当下中国电影打造东方光影艺术的立足点、出发点，是中国电影有别于西方电影的根本所在，是中国电影强势“出镜”缔造东方电影魅力的独特优势所在。　　天下皆宁中探寻叙事。被称为“宇宙魔方”的中华文化之源的伏羲河图、大禹洛书，是最早由中华祖先用“1-10”和“1-9”数字，描绘天地生成、万物变化的艺术表达。后来，伏羲、神农又作琴弦，从弦上、管上发现数字比例变化而演变出的音律，逐渐产生出了中国的音乐。《易经》则用“长、短”线条，演绎出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正如孔子所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再后来，中国的书、画，也都是由线条的长、短、纵、横、开、合等，构成千形万象的艺术表达——把天地宇宙间的“天之理，道之理，人之理”，以及“尊道贵德”的生命大美表达无穷。其间的奥秘和真章，至今见仁见智，渐成中华艺术的瑰宝。这种高深的叙事表达，是中华文化“天马行空不住空”的独特的审美气象。这气象，也揭开了中国艺术的帷幕。　　而西方音乐，产生于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琴弦上的长短和音高成数的比例，西方绘画则是用解剖学、透视法、光影凹凸的意韵表达创作的意境。中西方文化相比较，创作的起源、着眼点、表达方式等均有差异，表达、叙事更相迥异。但文明之道，在于互鉴，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中国艺术、东方艺术创作应有别于西方艺术创作的要义所在，也是中国电影创作必须牢牢把握住的根和魂。来源：北京青年报  

核心阅读　　孙犁熟悉农村、农民，并且能以历史的眼光发现变化，进而将这种变化与时代变迁结合起来，这是作家的过人之处。　　语言风格和审美特色，不仅成就了孙犁作品的有嚼头、耐读耐琢磨，也使孙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把目光投向人民生活的深处，写出更多像白洋淀一样的大地故事，展现时代新人的美与风采，传承和创新中国文学的文脉，这是我们对前辈作家最好的纪念。　　　　作家孙犁的作品深受几代读者喜爱。他的《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一系列白洋淀纪事，书写了冀中人民英勇抗日的故事；他提倡“为人生进步、幸福、健康、美好的文学艺术”，展现人情人性的光彩；他的语言别有特色，清新诗化，仿佛荷花香一般沁人心脾。今年是孙犁逝世20周年。昔日孙犁笔下的白洋淀，如今正见证着一座未来之城的拔节生长。千年大计、只争朝夕的雄安新区建设，正期待着当代作家的记录与书写。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念孙犁，继承发扬其文学创作的有益经验，具有现实意义。 　　到人民中去，书写普通人身上闪耀的善与美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找到源头，才能解决“写什么”的问题。青年孙犁的经历，就是对创作之源的探寻。1937年，卢沟桥事变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日决心，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抵御外侮。此前一直苦苦求索个人道路的孙犁，也投入到抗战中来，如他后来的回忆：“带着一支笔去抗日。没有朱砂，红土为贵。穷乡僻壤，没有知名的作家，我们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驰骋起来。”抗战时期，孙犁先后做过编辑、教员等工作，围绕抗战文艺宣传，在冀中平原和太行山区“挂着墨水瓶到处打游击”，“油印也好，石印也好，破本草纸也好，黑板土墙也好，都是我们发表作品的场所”。　　参与编选《冀中一日》，对孙犁文学观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1941年，冀中抗日根据地发起了一场名为“冀中一日”的大规模群众写作活动，鼓励大家用日记的方式讲述同一天的故事。大约十万军民参加了征文活动，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普及面之广，前所未有。征文委员会将各地送来的稿件装在麻袋里、摞在大车上，一路拉着打游击。孙犁作为编辑，参与了稿件遴选和结集出版工作。这一过程让他深受触动。从踊跃来稿中，他看到了人民“对一切进步现象寄托无限的热爱和拥护”，明白了真正的写作就是要写人民的生活和感情。这次征文对文学工作者是一个“大刺激、大推动、大教育”，“在《冀中一日》照射之下，许多人感到自己的文章空洞无物，与人民之生活、人民之感情距离之远”。　　抗战时期的经历，密切了孙犁与人民的联系，也坚定了他为人民写作的立场。他与人民一同生活、一同战斗，冀中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参战的英勇深深打动了他。孙犁说：“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限，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在战争的极端环境下，英勇的农民身上闪耀着善与美，迸发出朴素的崇高和伟大。孙犁饱含敬意，把军民的抗战故事写到《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中，用文字记录人们的生活与斗争，讴歌其无畏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心。这些作品凭借对战争的独特书写立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之林。 　　从一朵花、一个人的形象，扩大到一个时代、社会的形象　　书写“新人”是作家的课题，但是怎么发现和如何书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孙犁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经验。1942年，他在《新人物·感情·气氛》一文中，敏锐地提出时代新人的问题：“新的生活和不断的战斗产生了新的人，这些人不同于父亲的一代，甚至哥哥的一代，具备了新的感触、愿望和生活习惯。他们对现实生活负起了新的责任。”孙犁熟悉农村、农民，并且能以历史的眼光发现变化，进而将这种变化与时代变迁结合起来，这是作家的过人之处。　　这些新人和他们的祖祖辈辈一样，是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普通农民，但在抗战背景下，他们的所思所想和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民族意识和战斗热情迸发出来——他们斗志昂扬地加入斗争队列，扛起不同于父辈的崭新责任。　　孙犁捕捉并书写了这个变化，尤其是抗战后农村女性发生的变化。“她们并没有多少学问，但她们都能直觉地认识到斗争的实质，她们总是那么奋发、乐观、勇敢。”《荷花淀》中，一群青年女性起初并不完全了解丈夫的抗日举动，但是经历了离别时的不舍、前去探望、归途遇险、亲眼看到战斗场景等一系列事件，她们成长了起来。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床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这些英姿飒爽、开朗明快、勇敢独立的女性形象，成为抗战文学中的一抹亮色，也成为现代文学人物画廊里不可或缺的身影。　　在孙犁看来，时代前进的步伐，就在这些平凡人的脚下。只有写出人物的时代差异，才能通过文学看到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风尚。“文学是反映生活的艺术，如果各个生活角落，各个平凡的、勤劳的、继承了民族固有美德的人，都得到了艺术上的反映，我们的小说创作，不是就可以称得起很丰富，我们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不是也就随之坚强地树立起来了吗？”他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文学要做的，是从创造一朵花的形象到一个人的形象，再扩大起来，要创造一个时代的、社会的形象。 　　修辞立其诚，文学必先从诚意做起　　语言是文学的载体。孙犁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也要在写作中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中国语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他做了许多富于启示性的工作，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　　“一切从事写作的人，在语言上要做到这三面功夫：重视人民生活的语言，以它为源泉，为文学语言的主体。吸收中国旧白话文学上的和今天生活不隔绝的语言。从好的翻译学习一些人民能接受的外国进步的语法、新字。”这是孙犁式的融会贯通、雅俗兼顾。所以，一方面，婉约蕴藉、诗化语言是孙犁作品的重要特征，如研究者指出的：“《白洋淀纪事》里的故事是诗的小说，小说的诗”；另一方面，口语和诗意并存、生活气息和抒情性并存，他的作品没有因为诗情画意而脱离笔下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虽然研究孙犁作品的人，都视语言为重要问题，但孙犁却说，语言问题并不是顶重要的，诚意才是。他在《谈修辞》中说：“通常一谈到修辞，就是合乎语法，语言简洁，漂亮，多变化等等，其实不得要领。修辞的目的，是为了立诚，立诚然后辞修。这是语言文字的辩证法。”在孙犁看来，不讲“立诚”就讲语言，是偏废。文学就像明镜和清泉，不能矫饰，“从事文学工作，欲求语言文字感人，必先从诚意做起”。孙犁作品能够立得住，首先在于他的写作是诚恳的、无藻饰的，灌注着创作者的真情实感。　　风格从来不是单纯形式的问题，它和作家的思想、作家的生活实践密切相连。孙犁语言风格从青年时期的“清荷”走到晚年时期的“淡菊”，这和他的人生经历分不开。晚年孙犁对人生的通达，化作文字上的老辣，亦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语言风格和审美特色，不仅成就了孙犁作品的有嚼头、耐读耐琢磨，也使孙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上世纪50年代，刘绍棠、韩映山、从维熙、房树民等人学习孙犁，专写农村人物，注重优美抒情，让“荷花淀派”声誉鹊起，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流派。上世纪80年代初期，铁凝、莫言、贾平凹等写作者初涉文坛，也都受到孙犁的影响。正如铁凝在《怀念孙犁先生》中所说：“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的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　　孙犁在文学上寄托了自己的真诚追求：“小说是美育的一种”“文学必须取信于当时，方能传信于后世”。他是这样思索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光阴流转，社会变迁，孙犁的作品价值和文学魅力长久地吸引人们去回味发掘。把目光投向人民生活的深处，写出更多像白洋淀一样的大地故事，展现时代新人的美与风采，传承和创新中国文学的文脉，这是我们对前辈作家最好的纪念。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国故事】 　　作者：杨辉素（中国作协会员，著有报告文学《给流浪儿童一个家》《坚持》等）　　高高的塞罕坝上有一座月亮山，月亮山顶有一方开阔的平地，平地上有一座白色的三层小楼。　　平地是金黄的细沙粒，有足球场那么大，平平展展。小楼是白色做底儿，浅灰色镶边，在蓝天白云下矗立着，醒目又淡雅。　　这方方正正的小楼，四个面都有窗户。尤其第三层，每面竟有两个大窗户，四个面就是八扇大窗户。　　每扇大窗户都被擦得一尘不染，透透亮亮，乍看像没有装着玻璃。每扇大窗户又像一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从不同角度俯瞰着山下那一片绿色的茫茫林海。　　小楼的顶端，镶挂着三个墨绿色的大字：望海楼。　　没有海，何以叫“望海楼”？噢，这海是绿色的千顷林海。你看那高高低低的山岭，绿得多么繁盛！深绿、浅绿、苍绿、灰绿……不同的树种有不同的绿，层层叠叠拥抱着塞罕坝，绿是塞罕坝的颜容，更是塞罕坝的生命。　　哦，望海楼，日日夜夜深情守望着林海的楼！插图：郭红松　　壹　　其实，最早的时候叫“望火楼”，观望是否有火情，有火情就要第一时间汇报，第一时间扑救。　　塞罕坝最怕的是“火”，地火、雷火、烟火，什么火都不行，一个火星都会将林海毁于一旦！这林海并非天然，它是人工林海，是人工一个树坑一个树坑刨下，一棵树一棵树种下的，每一棵树都沾染着双手的血泡和汗水呀！　　后来，有人提出将“火”字改成“海”字，“林海”之外的另一层意思，海能镇火，海能灭火，有海就无火。好一个神来之笔！　　从1962年起，三代塞罕坝人伏冰卧雪，战天斗地，在干旱的沙漠山地上植树造林，从独木到成林，从成林到成规模，落叶松林、樟子松林、油松林、云杉林、白桦树林、柞树林、山杨林、榆树林……一年年，一代代，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直至今天的115.1万亩，该是多么庞大的工程！　　能掉以轻心吗，不能，决不能！　　塞罕坝机械林场建立了一整套防灭火体系，安装生态隔离网，设立防火指挥中心，配备无人机，林火视频监测系统、雷达预警监测系统、火场标绘系统……　　科技再先进，人的作用也必不可少，所以又在9个制高点上，建起9座望海楼。　　9座望海楼高高矗立着，大睁着眼睛，护卫着绿色塞罕坝。　　9座望海楼里，一天24小时得有人盯着，丝毫不能放松。　　这份差事最熬人，每天就在小楼里盯着那片绿，没有社交、没有娱乐、见不到父母儿女，几乎与世隔绝。一天、两天还好说，如果是一年、两年、十年、无限期呢？　　想都不敢想！　　可什么工作都要有人来做不是？　　贰　　“塞罕坝”是蒙汉合璧语，意为“美丽的高岭”。　　它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是滦河、辽河两大水系的发源地之一。这里最低海拔1010米，最高海拔1939.6米。　　住在月亮山望海楼里的，是一对夫妻。男的叫刘军，女的叫王娟。他俩同岁，今年虚岁52岁。　　夫妻俩一起上望海楼，是塞罕坝机械林场的考虑。一个人肯定不行，谁还没个吃饭、睡觉、上厕所的时间呢？两个人轮值，早晨6点到晚上9点是15分钟一汇报。晚上9点后9个望海楼分成3组，每组值守3小时，每小时汇报一次。　　汇报的似乎永远是正常，正常，正常……可是他们知道，哪怕一个不正常，就是天大的事，是毁灭千年大计的事。只有早发现，早报告，早扑救，才能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夫妻俩反复说，我们一刻也不敢放松，不敢呀，心里那根弦时刻紧绷着呢。　　选夫妻俩同在望海楼里工作，另一层用意是陪伴和照顾。毕竟这份工作太单调太枯燥太寂寞了，夫妻间的相偎相依，能缓解情绪。　　刘军身材结结实实，面容憨厚朴实，眼睛不大，眼角的鱼尾纹里总是藏着笑意。他话不多，你问一句他才说一句，你不问他就不说，沉默着他也不觉得尴尬。他脸上总是乐呵知足的，好像生活里就没有“烦恼”这俩字。　　王娟呢，中等身材，大眼睛，双眼皮，椭圆脸，额头亮堂，脑后扎一个马尾。用刘军的话说，她年轻时可是一个大美人呢。现在她也不难看。她也总是暖暖地笑着，说话不紧不慢，柔声细语，像邻家大姐姐般让人愿意和她亲近。　　夫妻俩太有夫妻相了。也难怪，俩人结婚28年了，尤其是在这望海楼里也有14年了，每日除了眺望林海，就是你看我，我看你，相看两不厌，连言谈举止都变得像一个人了。　　叁　　早饭很简单，一人一袋牛奶，一个鸡蛋。　　日常供应由千层板分场派车送来。一般是一个星期送一次，下大雪的时候，车上不来，要等雪化了些才行，因此经常需要多备些食物。　　从山下到月亮山顶，五六公里的路。虽说不太远，但有一段山路太陡了，那个大坡直上直下的，没有点技术的人开不上来。再加上积雪路滑，谁走到这里都发怵。　　不是旅游季节的话，整座月亮山就他们两个人，除此之外就是树，就是呼天啸地的“白毛风”，风能把二百来斤重的大胖子推个趔趄，瘦小的人能给推下悬崖。连傻狍子也因为怕风怕冷不见了踪影。最冷的时候零下43.3摄氏度。除了上山送给养的，几个月不见一个人影。　　旅游季节游客也很少上到山顶。就算上来了，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在小楼里，在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是没有时间出门去搭讪几句的。真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滋味了。　　她5点就起床了，夏天天亮得早，冬天时还是满天星斗呢。　　先打扫一楼卫生。卧室在一楼，一张不大的双人床，一个小床头柜，以前烧煤气时的锅炉、现在改造后的电锅炉。山上冷，一年有七个月需要供暖，全靠这锅炉了。取暖得他们自己烧。此外还有一个供水室。小楼外不远处打了一口170多米的深水井，用的水是从井里抽来。——总共才20平方米，这些摆设把房间占得满满当当的。但她是勤谨的女人，床单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床铺铺得没有一丝褶皱，锅炉上、窗台上、地面上，没有一丝灰尘。因为干净，竟也不显得那么乱了。　　擦拭好一楼，她就去二楼做早餐。把两袋牛奶倒进牛奶锅里加热，又洗了两个鸡蛋，在小锅里煮。趁这会儿工夫，把二楼的卫生也做了。厨房、餐厅、卫生间都在二楼，除了灶具，还有一个不大的冰柜，基本上不开，成了他们的食物储藏柜。少顷，牛奶冒起热气，鸡蛋在沸水里“咕咚咕咚”跳起小舞。　　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啊。她轻声哼起歌来，是邓丽君的歌，甜蜜蜜。年轻时她也是歌迷，也有着姑娘们的梦想呢。　　她把牛奶分倒进两只碗里，鸡蛋煮八成熟刚刚好，捞出来用冷水浸一下，剥了皮，白玛瑙般溜光水滑盛在小碟子里。餐桌是一个小长条，状如小学生课桌，好在就他俩吃饭也够用了。外人是不允许进望海楼的。　　做好这一切，她就到三楼去了。三楼的他早已进入了工作状态，正在用高倍望远镜向四处瞭望呢。　　她轻声说：“饭做好了，你先吃。”　　他只回一个字：“好。”　　她又叮嘱：“上来时把工作服穿好，我洗过了，在床头叠放着。”　　他再回一个字：“好。”　　说完就噔噔噔下楼了。　　她就接过他的望远镜，透过窗口，向四面八方望着。她喜欢那绿，绿得叫人愉悦，叫人心里舒服。还有这天，瓦蓝瓦蓝的，像海水，白云一朵朵在“海里”漂浮着。　　她观望着，趁机又把这办公室的角角落落擦拭了一遍。　　窗下有一架三脚架支起的罗盘，用来定经纬度的；一个斜面月亮山望海楼方位图，和罗盘结合着使用；一张办公桌，桌上一部办公电话，一台办公电脑，一只水杯；桌下一只暖水壶；一架高倍望远镜；墙上贴着望海楼瞭望员工作制度、三代望海楼的照片图。这就是办公室的全部了。　　不大点工夫，他就上来了。他已经穿上她新洗的工作服。那是林场给他们发的，深蓝色，褂子左胸口有一条红底黄边的图标，图标上印有四个黄字：护林防火。字旁是钻石形的林海图。　　这红黄图标，在深蓝色的衣服上格外醒目，像徽章，似在时刻提醒着主人身上的职责，像红花，似在给予这份工作无限的荣耀和赞赏。　　尽管这望海楼里只有他们两人，但他们决不纵容自己穿得随意一点，舒服一点，他们是在工作不是在家里，决不能懒散，思想上一松懈，就会出问题。　　她给他把衣角抻一抻，上面的褶皱就平展了。她笑了。　　他也笑了。　　天长日久，言语都成了多余，一个眼神，一个笑容，意思都懂了。　　她走下楼去吃饭。等她上来的时候，和他一模一样的工作装也穿上了。衣服一上身，她就有了女兵的飒爽英姿，就有了仪式感，精气神立马都提起来了。　　此时是早晨6点，他们的工作也正式开始了。　　他用望远镜向远处望，她在一边拿着记录本工工整整地记下：正常。这个本，是林场发给他们的，一年春、夏、秋、冬四季，每个季节一个本，每个本上都有每一天每一时间段的记录。每当他们看着那一长溜“正常”，就会觉着自己为塞罕坝的平安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就会心满意足起来。　　不记录的时候，她也会跟他一块儿看，从一面窗户走到另一面窗户。20平方米的空间里，就这样走来走去，一天也不知道走多少圈。别人看来的枯燥，他们却乐在其中呀。　　肆　　当他把目光从林海中收回来，就会不自觉地落在墙上那一组三代瞭望楼照片上。他总是看它，看不够，看一次心里就会翻滚起一次浪潮。　　照片被切割成三个椭圆形，最上面一张是一幅黑白照片，照片上配文：“第一代瞭望房舍马架子”。　　马架子——状如卧马，是用泥巴和树枝搭成的窝棚。先用几根圆木在地上搭成“人”字形骨架，两边糊上一层泥墙，泥墙上再盖上干草，一头开门，人就能住进去了。马架子里无法取暖，席地铺一层干草，人睡在上面，冬冷夏潮。　　这样的条件，其艰苦可想而知。但那时的瞭望员，包括林场的造林工人，都是一样苦呀。　　这张图，总让他想起父亲。　　1961年，林业部作出在河北北部建立大型机械林场的重要决定。　　1962年，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组建。　　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127名农林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与原有三个小林场的林业工人组成了369人的建设大军。　　369人，平均年龄不足24岁。这一群年轻人啊，用稚嫩的双手、青春的豪情，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塞罕坝上创造了地球奇迹。　　父亲刘焕儒就是其中一员，如今看来，应为林一代。父亲1943年生，19岁的他已投身到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浩瀚工程，施工、积肥、挖坑、育苗、植树、防火……　　这张图，也总是让他想起自己的童年。　　童年里父母每天都早出晚归。母亲吕桂珍，1948年生，比父亲小5岁。母亲虽只是林场的临时工，但也积极参与了林场的植树、除草、扩穴、割灌等工作。　　父母生了5个子女，刘军行三，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两个弟弟。父母没空管孩子，就大的带小的，摸爬滚打着竟也长大了。刘军懂事，很小就会照顾弟弟，给全家做饭，俨然一个小大人。　　那时候他最盼的是下大雨，因为一下大雨父母就可以不用上班了。母亲倒一点点油，给他们烙一顿最爱吃的莜面饼。五个孩子围着锅台，等着母亲给他们一人分食一小块。啊，那滋味，至今都是他美好的回忆！　　可惜这样的时光太少了。　　1992年，21岁的刘军通过考试成为林场的正式工人。刚开始，刘军在护林防火检查站当检查员。2008年，他主动请缨，和妻子王娟上了小光顶子望海楼，2018年又调整到月亮山望海楼。　　刘军的想法很简单，守护好这片林海，让父辈们放心！　　父亲得了糖尿病并发症，肠胃、肝脏都出了问题，78岁去世。母亲得了宫颈癌、风湿病，68岁去世。长期超负荷的露天作业，很多林业工人都疾病缠身。林场没有医院，缺医少药，早年去世的第一代建设者们，平均寿命只有52岁。　　但为了这片林，他们拼了！　　他们的后辈，又坚定地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　　第二张照片上的“第二代瞭望房舍”，明显优于第一代。　　第二代望海楼建于2004年，青砖建筑，高约三层，底座突出一间，最上层有一圈窗户。外形如古代烽火台，坚固、厚重。时代在发展，国富民强，塞罕坝屹立起来了！　　夫妻俩赶上了第二代的好时候。　　第三张照片，就是现在的第三代望海楼。它建于2016年，比第二代更宽敞明亮，视野更开阔，生活也更宜居。　　刘军在照片前怀念着父亲，回忆着童年，他的目光有些湿润。他总是在心里默默地对父亲说：“爸，您放心，塞罕坝有我们呢。”　　伍　　每天晚上9点后，是刘军和王娟最期待的时光。他们的“小棉袄”会跟爸妈微信视频。　　“爸，妈，守了一天累不累？”　　“不累。姑娘，今天医院里病人多吗，工作上没麻烦事儿吧？”女儿刘文琦，今年28岁，已经参加工作，在围场木兰医院当护士。当妈的抢着跟女儿说话。　　刘军呢，把头凑近屏幕，他只是看着女儿笑，娘儿俩的对话，他只在一边帮腔。一看到女儿青春的笑脸，他所有的苦累都没有了。　　“病人不多，工作都挺好的，爸妈放心。”女儿总是报上平安。　　“晚上吃的什么饭呀？别总点外卖吃呀，还是要吃家常饭，晚上喝点热粥。”王娟叮嘱道。　　女儿工作忙，也总是加班，忙起来就随便点个外卖对付。王娟心疼女儿的身体。　　“放心吧妈，我知道啦。”女儿撒娇。　　似乎就是这些话，也没新内容，可他们却聊得幸福而满足。电话、视频、语音，网络，缩短了亲人间的距离。　　望海楼里三网合一，就算遇到极端天气也不会断了联系，科技真好啊。　　女儿自小跟着奶奶长大，上了学，就托管和寄宿。辅导作业？哪有过。好在女儿自立自强，生活上不用操心，学习也很优秀。大学学医，毕业后有了稳定的工作。去年结婚了，小两口恩恩爱爱，和和美美。　　女儿也曾羡慕别的小朋友有爸妈带着去玩，去下饭店，为什么林场的爸妈们都不管孩子？女儿大了理解了，林场的爸妈是最“伟大”的爸妈。女儿开始天天跟爸妈视频了，感情比小时候还亲近。　　在女儿、妈妈、妻子的角色中，王娟觉得自己唯一合格的是“妻子”这个角色。为了丈夫，为了林海，她做出了选择。　　少女时，她爱美，爱音乐，爱和姐妹们一起疯玩。突然被关进这小楼里，她哪能受得了？她心情压抑、焦虑、失眠。无人倾诉，就和他吵架。她怎么吵，他都不吭声。后来，她不吵了，适应了。她爱上了看这片林海，那高高低低深深浅浅的绿，真的很养眼呢。她也喜欢上秋天的塞罕坝，绿中加入了红色、黄色、橙色，层林尽染，比画中还要好看呢！　　她也爱那湛蓝的天和洁白的云。塞罕坝是云的故乡，层层叠叠的云，成团成簇的云，无法形容的云。清晨是金橙色的，傍晚是红彤彤的，雨后是霓虹般的。云变化多姿，纯纯净净，像她少女时的心事，像她中年时的豁达……　　她所有的烦恼，都被这树，这天，这云融化了。　　她和他，已经和这望海楼成为一个整体了，和这塞罕坝的林海成为一个整体了。　　她成了最体贴的妻子，会温柔地问他：“中午吃什么饭？”　　“吃烙饼吧。”　　“好呀，就吃烙饼。”　　她就去做烙饼。不一会儿，香喷喷诱人的味道就从二楼传到三楼。　　他最爱吃她做的烙饼，金黄金黄，又香又脆。　　这烙饼，也常常使他想起小时候妈妈做的莜麦饼。不同的时代，两种不同的饼，他从中吃出不一样的况味。　　女儿为妈妈网购了一个智能音箱，这样，她在做饭做家务时就可以听歌了。她对音箱说：“我要听邓丽君的歌。”旋律便回荡在望海楼中：“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她甜蜜又骄傲，因为他们的守护，塞罕坝60年来虽偶有火情，但都被及时扑灭，塞罕坝没有发生过一次火灾！　　这就是他们工作的意义啊，她和他仿佛听到了树的笑声，在白天，在夜晚，千山万壑，松涛阵阵，充满着盎然生机！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清）李世倬《桂花月兔图》扇页　　  百家姓，桂。　　  桂的本义是桂花树。“亭亭岩下桂，岁晚独芬芳。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在这样烂漫的秋天，桂花悄然盛开了。不经意间，曼妙的点点花儿，一下子钻进眉间眼梢，浓郁、亲切。若是往桂花林里走上一圈，人，也香成了花。以桂为姓，与“自是花中第一流”的桂花一样，自带馥郁芬芳。　　  一　　  始祖桂奕 姓因避祸而生　　  古往今来，人们对桂花都有着深切的喜爱。　　  桂花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3世纪，先秦时期古籍《山海经》就有“招摇之山多桂”的记载。在古人心目中，桂花更是美的化身，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赞曰：“物之美者，招摇之桂。”桂花也是珍贵的象征，古代历史笔记小说集《西京杂记》记载的“汉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所献奇花异木两千余种，其中有桂十株”，就可见桂花的名贵。唐、宋以后，桂花栽培开始盛行，人们更是咏桂成风，凸显桂花的名品、奇香和高洁，例如，宋代诗人吕声之的“独占三秋压众芳，何咏橘绿与橙黄。自从分下月中种，果若飘来天际香”，南宋文学家杨万里的“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等，都盛赞桂花。比喻科举时代应考得中的成语“蟾宫折桂”，也是以攀折月宫（蟾宫）中的桂花，来引申为获得很大成就或很高荣誉的意思。　　  此外，桂花还是崇高、胜利、吉祥、友好的象征。据说战国时期，燕、韩两国曾以相互馈赠桂花来表示亲善友好。在盛产桂花的少数民族地区，青年男女也常以赠送桂花来表达爱慕之情。　　  桂姓始祖桂奕对桂花也格外亲近。他喜欢在桂花树下静坐和沉思。只是，当思绪飘飞，他的内心常常不能平静，尘封的往事，总是如潮水一般袭来，将他的心砸痛。他得桂姓的经历，隐藏着多少慌乱、委屈、痛苦哪。　　  《桂氏家乘序》和清代陈廷炜编撰的《姓氏考略》都记载了这些事。桂奕本名姬奕，是周王室后代，他的父亲姬季桢是东周时期鲁国王族的后裔，在战国末期担任秦国博士，于秦国焚书坑儒时被害。姬季桢的弟弟姬季眭为避株连，携姬季桢的四个儿子举族逃亡，将姬季桢的四个儿子更改姓名：老大姬奕改为桂奕，居住在幽州（约为现河北涿州、天津蓟县一带）为父亲姬季桢守坟；老二改为昋突，迁居济南朱虚（约为现山东临朐）；老三改为炅奖，居于齐国历山（约为现山东济南千佛山）；老四改为炔奘，移居河南阳城（约为现河南登封或濮阳）。后来，昋、炅、炔三姓的后世子孙都认祖归宗，改姓老大的桂氏，世代相传至今。　　  姬季眭在为侄儿们更名改姓时的用字上，可谓用心良苦。他喜欢桂花，其名中的“眭”在古代的读音之一为“桂”（如东汉学者高诱为《淮南子》作注时，特别在“眭然能视”后注明：“眭，读曰桂”），便以桂为首，加上昋、炅、炔三个同音字，以示同宗同源；桂与贵同音，又暗含其贵族身份以及能够回归贵族生活、拥有贵气的愿望。桂、昋、炅、炔四个姓因逃难而各奔前程，也成为桂氏家族遍布各地的原因，亦是桂姓早期表现得比较沉寂的原因。　　  姬季眭、桂奕应该还是庆幸这种改姓的，因为姓了桂，性命和家族才得以保全和强大。桂姓后人亦不负姬季眭、桂奕。到了宋代、明代，桂姓开始发达，尤以浙江宁波慈溪的桂氏更具光彩，使源于北方的桂氏家族成了江南的名门著姓。　　  贵为天人的桂花，旺了桂姓。　　  二　　  经纶满腹 江南大儒一人　　  为桂氏家族在浙江宁波慈溪奠基立业的，应推明朝初年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江南大儒，惟卿一人”的桂彦良。　　  桂彦良（1321年至1387年），名德偁，号清节，元明之际浙江宁波慈溪人。以满腹经纶名闻天下。少年慧敏，勤奋博学，元末时为乡贡进士，曾任平江路学教授，感到当下之世不可为，便东归，寄情于山水间，肆意于诗文里。当时江浙地区的反元者张士诚和方同珍等人争相聘其入幕府，他也拒绝。至明洪武六年（1373年），他才应征召入京，被授太子正字，在文华堂为太子以下多位青年官员讲学，以孔孟之学为本，汇聚历代治政精华，联系明代国情，解当务之急。他的教学卓有成效，两年后，他的学生中有七八人擢为行省参政、八人为按察检事、十九人出任知府，其余皆授御史。桂彦良以“有所咨问，对必以正”而著称。朱元璋也时有咨询，桂彦良所对，颇得他的赞赏，他曾直呼“老桂”而不名。　　  桂彦良晋升为晋王府右傅时，曾编制《格心图》献给晋王。后来王府官制变更，桂彦良改为左长史，上京朝见时，向朱元璋呈上《万世太平治安十二策》，主旨为：法天道、广地利、顺人心、养圣德、培国脉、开经筵、精选举、审刑罚、敦教化、驭戎狄、善贤俊、广咨访。朱元璋阅后大赞：“彦良所陈，通达事体，有裨治道。世谓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彦良可谓通儒矣。”朱元璋认为桂彦良之见，通情达理，对治理国家十分有益。他赞叹道，世人都认为学者只潜心古时的东西、对时事不甚了解，但桂彦良却可以说是精通古今的全才啊。　　  想来，全才桂彦良，也许就是因为姓了桂，才会如此光彩照人，这也如同桂花一样啊。桂花也是人们心中的全才。作为百药之长，桂花性温、味辛，入肺、大肠经，煎汤、煮水，能平肝顺气、暖胃止痛、健脾补虚、静心醒神、散寒破结、清新口气，对食欲不振、痰饮咳喘、经闭腹痛、痔疮、痢疾等症有一定疗效。　　  桂花酿造出来的酒，也让古人非常重视，他们觉得“饮之寿千岁”。汉代时，桂花酒就是人们用来敬神祭祖的佳品，祭祀完毕，晚辈要向长辈敬桂花酒，长辈喝下即得到了延年益寿的祝福。战国末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中早有“援北斗兮酌桂浆，辛夷车兮结桂旗”的表达，“桂浆”就是指添加桂花而酿制的美酒，“桂旗”则指车辆上用桂花装饰的旗帜。　　  喝桂花泡制的茶也是古人爱做的。把新鲜的或阴干的桂花，用清水轻轻漂净，撒入沸腾的开水中，看它在水中渲染、沉浸，再放入适量蜂蜜或冰糖，搅拌均匀，便是上佳茶品。这种可以美容养颜、清火明目、舒咽利喉的茶，是非常适合女子饮用的“幸福茶”。　　  历尽艰辛的桂姓人，终究是有福气的。桂花的馨香，也和兰花的馨香融在一起，变成唐代诗人骆宾王写在散文《上齐州张司马启》中的句子：“常山王之玉润金声，博望侯之兰薰桂馥。”兰薰桂馥成为比喻恩德流芳、历久不衰的成语，后多用以称人后嗣（子孙）昌盛、子肖孙贤。　　  “桂馥”一词，展现的是桂姓总体特征。　　(清)桂馥《隶书》轴　　  三　　  桂开千年 馥香代有人继　　  若是名字叫桂馥，那就格外让人容易记住了。　　  清代书法家、文字训诂学家、篆刻家桂馥，就是如此。　　  桂馥（1736年至1805年），字未谷，一字东卉，号雩门。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桂馥，其曾祖、祖父、父亲都做过贡生，受家学影响，桂馥于书无所不览。他最应该令人铭记的是，多年致力于《说文解字》的考证和研究，著有《说文义证》50卷等作品。《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编著的语文工具书著作，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语文辞书，也是世界上很早的字典之一。　　  桂馥与段玉裁、王筠、朱骏声一同被誉为清代“说文四大家”。段玉裁、王筠、朱骏声也都是少而好学、博览群书、研读经史、潜心说文研究的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学家。段玉裁（1735年至1815年）曾师事哲学家、思想家、考据学家、经学家戴震，长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精于校勘，他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说文解字注》30卷，另有著作《六书音韵表》《古文尚书撰异》《毛诗故训传定本》《经韵楼集》等。王筠（1784年至1854年）于道光元年（1821年）考中举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授山西省乡宁知县，代理徐沟、曲沃知县，为政勤勉清廉，他精心研究《说文解字》和段玉裁、桂馥的说文著作，即使公务繁忙，也“暇则抱一编不去手”，未尝一日废学，著有《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文字蒙求》等著作。朱骏声（1788年至1858年）十三岁受读《说文解字》，十五岁师从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钱大昕，钱大昕十分欣赏他，说：“吾衣钵之传将在子矣。”著有《说文通训定声》《传经堂文集》等著作。这些像桂花一样的人啊，安静地坚守，执着地追求，将馥郁芬芳久久传扬。　　  桂花更是在与他们的邂逅中，成为他们心中按捺不住的喷香的饮食欲望，以及百转千回的浪漫怀想。桂馥就在《晚学集》中记载了与桂花相处的悠静时光。他从弱冠之年补诸生、一直到三十岁，都过着读书、事亲的生活。他喜欢与同乡颜崇榘在桂花树下谈论诗法，看到前人作品与自己心意相通的，无论长短都一概抄录，并以此为乐。他还在月光如水的夜晚，与家人围坐在桂花树下赏秋闲话，享受与桂花有关的饮食，桂花酒、桂花茶、桂花糖糕、桂花月饼、桂花酒酿圆子羹等。他那时的生活，成了现代人心中遥远而温馨的图画。这图画几乎是每一个具有传统观念的现代人热爱的。这画中，团圆祥和的心理状态和平缓纯净的生活节奏，慢慢流淌着，仿佛从天边走来，发出清晰的声音，饱含着浓浓的诗意，应和着深深的情怀。　　  令人唇齿留香的桂花啊，就是这样连着古今，载着情感，牵着故乡，藏着幼时的记忆，被收进了过往的匣子，让一抹如烟月色烙上了厚厚的印记。　　  清可荡涤，浓可致远。那么，趁月色清辉，趁桂花绚烂，去拿来一张银质大圆盘，采集一些桂花吧。用手轻轻触碰，桂花便会哗哗啦啦地落入银盘中，于玲珑轻巧之间，令人如痴如醉。然后，一层薄桂花，一层薄砂糖，轻轻缓缓地装入洁净透明的宽大方口的玻璃瓶中。悠闲的时候，用银色小勺儿轻挑着，细细地品尝。　　  月亮，正慢慢地升起来。　　  于是，那心，是安宁的；那胃，是温暖的；那日子，是蜜甜的。（作者：管弦）来源：北京晚报  

　　  “把宋朝历史中看上去非常‘现代’的事项单独抽出来，加以放大，最后服务于‘宋朝是现代的’这个结论。”近日，著名学者赵冬梅对《风雅宋》等“宋粉”式写作提出批评，称这些书的内容是“非历史”“反历史”的。　　  “宋粉”指一批过度追捧宋朝的人，在网上，他们远比“唐粉”“明粉”“清粉”影响大。喜读宋史无可厚非，但用追星思路读书，用饭圈式手段造势，易生偏颇。　　  “宋粉”典型的观点有：　　  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宋朝GDP占当时全球的80%。　　  宋朝没有文字狱，言论自由。　　  宋朝无腐败，无内乱，人民爱皇帝。　　  宋朝有乡规民约，是现代社区自治的蓝本。　　  宋朝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很民主……　　  这些观点多来自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宋粉”们抽去观点的限制、条件、立论过程等，加以移植、曲解、夸大甚至篡改，使宋朝突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中华文明的代表”，崇拜宋朝成了崇拜文明，当“宋粉”就是当“文明粉”。　　  在“宋粉”们鼓噪下，“宋粉”书籍大热，“宋粉”电视剧火爆，还涌现出《回到宋朝当书生》《回到宋朝当将军》《回到宋朝当公主》《回到宋朝当状元》《回到宋朝当王爷》《回到宋朝中状元》等网络小说。　　  可宋朝真有那么香吗？　　  比文艺复兴早三个世纪？　　  称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并非新观点，系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上世纪初提出。　　  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史观，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段，启蒙大师孟德斯鸠在《法意》中力倡此说。　　  古代欧洲官修史不发达，少有“以史为鉴”意识，为整合零散记录，形成这样的史观：历史不是时间上的延续，而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其中有规律可循。　　  换言之，有进步性，才叫历史，否则不算数。　　  黑格尔说：“从本质上来讲，（古代）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它不断重复着王朝的覆灭更迭，其过程中整个国家没有任何进步。”　　  随着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思想东渐，东方学者颇感压力：东方自古高度重视历史，留下丰富史料，却一夜之间被清零。　　  内藤湖南引“三段说”，套到中国史料中：宋朝科举发达，推翻贵族世袭制（宋朝134位宰相，123人出身科举，唐代仅50%）；“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儒学发达，突破了前代束缚；不抑商，商税收入一度超过农业税收；基层交给社会自组织，民众较和谐……　　  宋朝皇帝不太专制，宋神宗改革，被文彦博所阻，宋神宗质问：“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回敬：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不是和老百姓共天下。　　  这种话，历代无人敢说。　　  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发生了“唐宋革命”，宋朝是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比西方文艺复兴还早三个世纪……　　  宋朝GDP占全球80%？　　  “宋粉”们最常见的误会，是宋朝特别富裕，竟称：北宋人均GDP达2280美元，总量占当时世界的80%!　　  学者张邦炜在《不必美化宋朝》一文中，予以批驳：此说源自英国经济史家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原文是人均450至600美元，不知哪个好事者乘上了近4倍。更何况，麦迪森统计的是“中国”，包括辽、西夏、大理等，只算北宋，GDP总量仅占当时全球的22.7%。　　  宋朝史料错讹多，张邦炜指出，《宋史·食货制》载，北宋治平年间垦田“四百四十万余顷”“税赋所不加者十居其七”，换算下来即1460多万顷，超13亿亩（2020年，我国耕地保有量不少于18.65亿亩），北宋实际控制面积仅300万平方公里，这怎么可能？在这样的数据基础上，GDP是怎么算出来的？其实，麦迪逊自己都说是Guestimate（瞎猜）。　　  在史料中，有大量宋朝饥荒、贫困、赤贫的记载。北宋张咏在《愍农》诗中写道：“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皇帝都承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不举”（为逃人头税，不生孩子）。据《两宋农民战争史史料汇编》，北宋160余年，发生成规模的民众起义203次，远超前代。　　  南宋皇帝曾问名臣黄震时弊为何，黄震回答说：“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　　  有良知的宋朝人并不知自己身处高峰，目之所见，处处皆穷民，他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千年后正有大批“宋粉”，争前恐后想要穿越过去吧？　　  打通中西 却有漏洞　　  内藤湖南学养深厚，精通中文，与当时中国名学者往来密切，“唐宋革命论”打通中西史学，一时被视为不刊之论。　　  “唐宋革命论”的方法不过是最简单的对勘，将东西方“看上去相近”的史料视为“相同”，在进化论风靡全球的背景下，它迎合了人们“各国历史过程大同小异”的错觉。　　  除孟德斯鸠等人的影响外，内藤湖南特别推崇顾炎武、黄宗羲、章学诚等，唐宋贵族体制崩溃说即来自顾炎武。其实顾炎武这么说，是认为宋朝后中国走了弯路，渴望重建贵族制，内藤湖南反其道而用之，认为这体现出历史的“进步性”。　　  “唐宋革命论”既迎合了当时的西方学者，也迎合了当时的东方学者。　　  18世纪的欧洲大陆曾出现“中国文化热”，启蒙大师伏尔泰称赞明朝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文豪歌德则点赞元杂剧《赵氏孤儿》。（伏尔泰、歌德都曾改编这部剧，他们均称其艺术性不足，但道德性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古代中国文化曾对西方文艺复兴有贡献，“唐宋革命论”恰好能给出完美解释。　　  在东方，为应对亡国灭种的压力，人们不得不用“先前阔”来做心理建设，况且宋朝的器物之美、商业之繁荣、士大夫之独立自主等，深得后代推崇，读书人心向往之。内藤湖南恰好挠中了痒处。　　  可问题是，“唐宋革命论”经不起推敲。这一有漏洞的“理论”，经“宋粉”滥用，更趋荒唐。　　  宋朝皇帝能敛财　　  不否认，宋朝确有不少城市很繁华。北宋都城汴京有160多行，商户达6400多家，“如遇买卖，动以万数”，此外，因南宋政府鼓励海外贸易，泉州曾居世界第一大港。这不代表皇帝特别开明，而是皇权还没来得及掐尖。　　  公元十至十三世纪，欧洲与宋朝都出现了商业化高峰，这与封建庄园经济淡出有关。双方都依靠法律来治理，学者郑颖慧对比二者商法，发现有明显区别：宋朝商法均自上而下，不考虑商人具体需要，欧陆商法则植根于自治城市，商人可充分参与，法律更具服务性。　　  以海外贸易为例，宋朝很重视，设市舶司，似在“对口扶持”，但在具体实践中，苛禁颇多。比如禁铜钱出海，超三贯便砍头。商人出海须办繁琐手续，否则“徒二年，五百里编管”。宋朝政府还垄断珍稀货物交易权，“大抵海舶至，先征十分之一”，象牙、乳香等，一律由“官市”垄断，普通商人敢买，“计其直满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过十五千以上，黥面配海岛”。　　  宋朝政府对商家的掠夺毫不掩饰　　  在国库管理上，宋朝皇帝同样家大于国、以天下奉一人。宋朝内库掌铜钱发放权，且有独立的征税渠道，完全不受政府控制，“诸州折科、和市皆无常数，唯内库所须，则有司上其数供足”。　　  到北宋中期，“诸路上供多入内帑，致户部经费不足”，中央财政连年赤字，只能年年向内库借钱。通过财政手段，皇帝实现了以内廷控外朝的目的。　　  对士大夫表里不一　　  宋朝皇帝不仅盘剥百姓、把持经济，对士大夫也表里不一。　　  据陆游《避暑漫抄》载，宋太祖立国之初在太庙立誓碑，上记三条誓言，其一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靖康之乱后，宋徽宗被掠到北方，怕宋高宗不知此誓言，专门派人告知。　　  其实，宋太祖便杀过88名大臣，宋太宗则是用毒高手，更不用提宋高宗杀陈东、欧阳澈等。不仅杀大臣，还大搞文字狱，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李光《小史》案等。据张邦炜钩沉，仅秦桧办文字狱，便不下20起。　　  宋朝是禁书最多的朝代之一。天文书、私家著史、兵书、七曜历、六一遁甲等，均在严禁之列，“违者徒二年”。刘攽的文艺理论著作《中山诗话》，因他生性诙谐，触了逆鳞，一度遭禁毁。名臣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亦被禁，举报者竟是他的曾孙司马汲。　　  宋朝多外患，皇帝有“忧患意识”，有时对士大夫“开明”一些，但这些“开明”从来不是制度性的，随时可收回。只是这一点点缝隙，已足以繁荣文化，并让士人产生依附感。　　  在基层，确有一些乡绅通过乡约，参与治理，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对比同时期英国乡村共同体，二者都有自治性质，多少也能对抗皇权，但宋朝乡约形成的是道德自治，不是法律自治，极少经济互助，更关心道德教化。这种脱离实际需要的约定，只能靠血缘亲情维系，宋朝以后，村庄与宗族日渐一体化，反而成了社会进步的阻力。　　  谈史不能生搬硬套　　  宋朝确有点像近代化，但那是不同历史逻辑的产物，不能用西方史的定见生搬硬套。只找“相似点”，忽略“不同点”，表面看是炫耀了“先前阔”，其实是把中国史变成西方史的附庸。　　  张邦炜在《宋朝何来“文艺复兴”》一文中指出，市场繁荣下，宋朝并没分化出新兴的资产阶级，有钱后，大家还是去当士大夫。没新阶级，何来社会转型？　　  “宋粉”推崇理学，以为是本土的启蒙主义，其实，它只是先秦诸子的实用专制主义、西汉董仲舒的神学专制主义的延续，还是家国同构、政神合一。　　  学者刘庆乐在《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理论之演进及其终结》中，指出理学继承了专制主义理论的三个基础：一是笃信社会连续性原则；二是奉行超越性的道德秩序；三是坚持经验主义原则，借口“天不变，道亦不变”，无法自我更新。　　  这些明显的漏洞，内藤湖南为何看不到？　　  因为内藤湖南是坚定的军国主义分子，甲午战争爆发时，曾写4篇文章歌颂日军。提出“唐宋革命论”，潜台词是中国帝制必然灭亡，而共和又不能自动实现，他劝中国人放弃国家统一，割让领土给“国际托管”，当然，这个国际特指日本。　　  “唐宋革命论”被一些“宋粉”误会成解决当下问题的良药。年轻人喜欢读史是大好事，犯错在所难免，不必苛责，不能要求业余作者达到专家水准。但多读几本靠谱的书，少一点情绪化、理想化，可以少中招。（蔡辉）来源：北京晚报  

　　盛会 何小宝　　运河人家 陈金红　　路上 陈连星　　20只红船从四面八方汇聚成党徽形状的《盛会》、世界各国运动健儿脚踏冰鞋参加北京冬奥会的《一切向前》、金秋十月漫野高粱牧童晚归的《田园牧歌》……走进天津市北辰区文化馆农民画展厅，一幅幅时代感强、色彩鲜明、乡村气息浓郁的农民画映入眼帘。　　“北辰农民画是植根于津郊沃土的民间艺术之花，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末，已成为独具大运河风韵的民间艺术奇葩。”北辰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北辰农民画非遗传承人何小宝告诉记者，目前北辰区有200多名农民画家，他们以手中的画笔描绘时代美丽画卷，展现今日乡村的新生活、新风尚。　　关注时代生活　　说起作品《盛会》的创作过程，何小宝很是感慨：“2022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也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我想画出农民心中的喜悦，展现新时代成就。”　　有了主题，何小宝却为创作的切入点发愁。一天，他在北运河边转悠，偶然看见两只相向而行、满载而归的渔船。那一瞬间，灵感来了。“想到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想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想到嘉兴南湖上的红船，想到乡村振兴的成果……于是便有了《盛会》这张作品。”何小宝说。　　北辰农民画吸收了剪纸、刺绣、草编、木版年画等民间艺术精华，因而独具特色。农民画的绘制不仅需要长时间的生活积累、观察实践，还要经过立意构思、打腹稿、画草稿、绘制、上色等步骤。一位农民画画家告诉记者，农民画画家首先要热爱生活，新时代的大事、喜事是浓墨重彩之处，身边人和事、一花一草也是灵感的来源。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在北京冬奥会“一起向未来”的主题口号下，北辰农民画家们创作出一系列冬奥题材的作品，表达出对这一体育盛会的喜悦之情。　　作品《一切向前》中，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健儿脚踏冰鞋、身着冬服参加北京冬奥会，用“借形”的表现手法传达出一起向前的画面节奏，背景采用国画中的“弹雪法”，表现北京的冬之美、冬之韵；《冰球运动》以夸张的手法展现运动员的服饰和动作，传递出健康向上、顽强拼搏的精神……为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辰区文化馆召集农民画画家学习冬奥知识、了解冬奥文化，并邀请北辰农民画开拓者张为民进行创作指导。不到一周时间，14幅冬奥题材画作精彩亮相，还参与了全国巡展。　　“农民画承载着农民的梦想，是农民的精神家园，展现出新时代的气象。”天津市北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委书记郭建新说，北辰农民画创作的发展和繁荣，是天津农村民间文化生态的生动写真。　　助力乡村振兴　　随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越来越多农民画画家把目光聚焦美丽乡村，展现新时代乡村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助力乡村塑形、铸魂。　　一幅20多米长的《运河风情图》在记者面前缓缓展开，北运河穿越历史扑面而来，运河上的船只、运河边的村景、形形色色的人物，将观众带入时光隧道，感受历史的变迁。　　这是农民画画家陆连江历时10个月创作的作品。陆连江是一名乡村医生，画画是他的业余爱好。“现在大家丰衣足食、生活幸福了。我就想画一条河，一条穿越历史走向繁荣的长河。”陆连江说，他一开始并没想画那么多内容，但画起来就收不住，脑海里不断迸发灵感，最后形成了这幅长卷。　　作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北辰区每年都有农民画作品参加全国展览，并拿到国家级奖项。近年来，天津市北辰区政府继续加大对农民画创作的扶持力度，引导、促进农民画蓬勃发展。　　《渔民的小康生活》等北辰区农民画作品，曾入选“新生活·新风尚·新年画”——我们的小康生活美术作品展示活动。“画面描绘了鱼汛开捕第一天，渔民捕到大胖头鱼的欢乐场面。”《渔民的小康生活》的作者朱桂兰说，重视环境治理、提倡科学捕捞，逐渐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创作的初衷。　　北辰区也注重农民画的市场发展，推动农民画与当地旅游、文化产业融合。“一些农民画画家本身是农民，靠自己的画笔不仅打开了国内市场，还走向世界，如丰爱东、陈连星等人的作品在日本非常畅销。很多画家富了不忘乡亲，带徒传授技艺，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何小宝说。　　据悉，北辰农民画曾多次赴瑞典、挪威、美国、韩国、意大利等国展出，百余件作品被国内外国家级博物馆收藏，万余件作品被国内外艺术馆及个人收藏。　　推动传承创新　　62岁的高文亮是北辰区大张庄镇人，也是镇里小有名气的农民画画家。这几年，镇里的文体中心改造提升，开设了农民画培训班。高文亮毛遂自荐，开班收徒，学员从最初的两三人增加到20多人。2021年，镇里组织了庆祝建党百年的画展，他们选出20多幅作品参展。这段时间，高文亮和学员们正在琢磨以“喜迎党的二十大”为主题，创作一批农民画。　　为了壮大农民画画家创作队伍，北辰区于2007年组建了北辰农民画院，后又在大张庄镇和双口镇建立两个培训基地，以画院为中心，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地”的培训网络，辐射全区美术骨干。区里同时制定了项目负责制，以老带新，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聚集人才。　　天津市北辰区文化馆副馆长杨健总结了北辰农民画传承的主要助推力，其中之一就是“通过和北辰区教育系统合作，大力推进农民画进校园。”　　据悉，天津市北辰区双口小学已经将农民画纳入课堂教学内容，农民画课程吸引了很多学生参加；北辰区双口小学、李咀小学两所学校还编撰了专门的农民画教材……在区中小学幼儿园中普及民间绘画创作知识，让北辰农民画筑牢了传承根基。　　郭建新表示：“北辰区还要继续加强美术辅导者队伍和农民画传承人及创作团队的培育、建设，让他们在坚守中传承、在变化中发展，实现北辰农民画跨越式发展，真正地传承好这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少民）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文坛述往】 　　作者：凸凹　　嗜酸是我与生俱来的口味。幼时多饥饿，为了充饥，山里人大缸置地，把能腌渍的材料，譬如树叶、野菜、蔓菁和胡萝卜等，随季节之变，适时地扔进缸里。每有断炊的时候，从缸里捞出些许，切碎，用热辣椒油凉拌，就是口粮了。对酸菜之嗜，跟着我到了平原，进而追上了楼宇——阳台上总是放着一只矮瓮，疑似出身的标识。苇岸　　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与“大地之子”苇岸闲聊的时候，谈到了我的酸菜之癖，我觉得自己显得老土，面色赧然。苇岸严肃地说道：“亏你还是个书写者，这么好的大地圣事让你低看，这不是简单的口味问题，而是质朴人性、自适生活的典型体现。”他的态度让我感到亲切，便跟他讲了山地生活的种种。他听得津津有味，甚至有些兴奋，他急切地说：“你很了不起，因为你有大生活。大生活必然蕴含着大的意义，你要对得起书写者的身份，把它们挖掘并呈现出来。为此，我向你推荐两本书，一是梭罗的《瓦尔登湖》，一是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　　因为苇岸的缘故，我再腌酸菜时，不仅理直气壮，还把其视作一种庄严的生活仪式。　　思苇岸，于是搬过他的三大卷日记，置于案头。他的日记，是由冯秋子女士呕心沥血而编，总题为《泥土就在我身旁》。这个书名真好，不愧是思想者为思想者编文集，明暗之中总是相通的。我这是第三遍读苇岸的日记了，因为它宏富而深刻地揭示了人与文的关系，让我们看到，苇岸的做人与作文是一致的，他极简主义的文字品质和书写方式，取决于他极简主义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因而他的文学，便不是文人之文，而是赤子之文，甚至是圣子之文。所以，他的日记虽然不是端方的结构，却也是大著，甚至比他的“正本”（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还要有多元、多义的内蕴与价值，便不仅是形成“互文”，更是独立的精神宣言，理应耽读不止。　　在苇岸的日记里，有不少关于我的记述。　　他在1994年6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北京的一个散文作者凸凹也参加了会，他对我的散文推崇备至，他说凡是我的作品他都是要找来读上几遍的，他说，不要多写，每年有几篇足矣。且我的散文适合在《美文》发表。　　这篇日记，既确定了我第一次与他见面的日期，也交代了我们最初的交流内容。可以证明，是“新散文运动”让我们走在了一起。　　那次会议是个散文创作研讨会，话题的中心是“新散文”的写作现象，由中华文学基金会和北京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地点在文采阁。报到时，就遇到了苇岸。他长脸长身，有异相，我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苇岸敏锐地捕捉到了，他走过来，说道：“我是苇岸。”我赶紧掩饰自己的失态：“我是凸凹。”苇岸说：“凸凹我是知道的，从文字风格来看，以为是个老者，不期是个壮汉，且身材魁梧、面色白皙，还多少有点女相，堪比屠格涅夫。”我赶紧答道：“苇岸我是知道的，《大地上的事情》写得简洁、准确、朴质，每个字都好像是一颗思想的头颅。”他立刻惊愕了，不知如何对答，只说了一句：“让我们留下通信地址和电话吧。”　　他在1994年8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同良乡的凸凹通了电话，其中我谈了对他送我的《两个人的风景》散文的看法。细节叙述的优胜，但个别中未见一般。对于故乡不宜用一两篇散文表述它，而应写一部小说。　　在文采阁的那次散文座谈会上，我送了他我的乡土散文集《两个人的风景》，并索要他的赠书，他说，他刚编了一本小册子，放在楼肇明先生那里，作为“游心者笔丛”的一种，但还未出，因为书太薄了，还要赶写一组《作家生涯》，一旦出来就送我。　　他读过我的赠书之后，打来电话，很真诚地说看法。电话里，他极为迟缓地低语，似乎很照拂对方的感受，便很努力地选择适当的词语。他建议我写沈从文《长河》式的长篇小说。他的话催生了我的长篇小说《慢慢呻吟》。　　在1995年6月7日的日记中，他记述道：　　《北京文学》的会，在公主坟的城乡贸易中心五楼会议室开。关于散文的讨论会，它的目的是组稿。中年作家有肖复兴、韩小蕙、高红十、刘孝存、方旭等，青年作家有冯秋子、尹慧、杜丽、姜丰、凸凹等。　　这篇日记虽近乎“流水账”，却相当重要，因为它记述的是关于“新散文”写作里程碑式的事件。这次会议，准确地说，是“新散文”写作的推进会，那些中年作家的出场只是助阵，目的是“逼”到场的青年作家，也就是当时“新散文”写作的骨干作家写出新作，以壮声色。会后，果然有所成就，《北京文学》很快就隆重地推出了“‘新散文’作品专辑”，加固了“新散文”的符号地位和文学影响。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我拿到了他的《大地上的事情》。　　他的赠书，使我得以系统地品鉴他的文字世界。他的书，绝不是古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所说的给人带来“灾难”的书，而是在物化世界里，能够喂养灵魂的“拯救”之书。情动之下，我急切地给他打去电话。于是，有了苇岸1995年9月11日在日记中的记述：　　凸凹打来电话，谈了对《大地上的事情》的看法：“（这）是我中秋节最好的礼物。这两天我什么都没干，专看这本书。这是一本值得放在书架上的书。这本书立得住，它使散文扬眉吐气，散文家（因此）也可以挺起胸（膛）了。”　　延续这种意绪，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集中阅读了“新散文”写作群体中大部分同龄人的作品，觉得“新散文”已经具有了鲜明的文体特征，有“超越”的品质，在开放、兼容和打通中，有了强劲的表达功能。兴奋之下，我把自己的感受专门写成了一篇文章。文章发表的那一天，我给苇岸打了电话，遂有了他如下两篇日记：　　1995年12月14日　　下午五点，凸凹打来电话，问我是否看到了今天的《光明日报》，我说还未看。他说在《读书与出版》版上，他的一篇随笔发表了，叫《书读同龄》，涉及我的《大地上的事情》。在电话中，他给我念了一下。　　1995年12月15日　　在学校我看到了昨天《光明日报》上凸凹的文章《书读同龄》。同时该版刊头为《大地上的事情》封面影印。文章中谈到了伍立杨、彭程、邱华栋、韩春旭和苇岸各自的散文集。凸凹的文章行文灵动，用词丰富。但有口吻武断、语意不明的个人化色彩。　　记得15日晚，苇岸给我打来电话。他基本同意我的观点，但也指出，对个别人的论说欠准确，而且，论述的时候应该用平和的语气、商量的口吻。我说，周氏二兄弟的文字我都是喜欢的，但我更倾向于鲁迅的立场鲜明，至于知堂的平淡、冲和，我本能地推拒，因为我生于京西山地，那里遍地石头，石头碰石头，只能发出直截了当的声音。他久久无言，最后嗫嚅道：“那么好吧。”　　后来，他强烈地推荐我读雅姆的作品。他说：“雅姆的《祈祷》《和驴子一起去乐园为他人祈祷》我不知读了多少遍了，它们散发着一种令人欣悦的高于人性的或者说展现了人性另一种可能的清澈、宽阔、仁爱、朴拙的气息，其所具有的正是‘土地’和‘谷物’的意义。因此，雅姆之美，正是我们这些大地道德阐释者的写作原则。从此，雅姆成了我知识谱系、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写作伦理，使得装得下万物，装得下万民，装得下阳光下所有的生命，向善与爱，自律与节制，干净与有灵，成了我文章的底色。”　　后来，我们的文字气象和精神气象有什么样的坚守与升华，都在苇岸的日记里有细致的陈述。便可以说，苇岸日记，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大典。他之所记，也含有我等的形迹；他之所说，也是我等心中所思；他之精神所循，也正是我等的信仰所求。在“大地道德”的精神建构上，我们结伴而行。起初我们都用散文，后来经由他的一指，我又多了小说。所以，如果说他是一棵永恒之树，那么，我们就是在他的金枝上不断合唱的灵鸟。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钱仓水（淮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我在不同年龄阶段读过，感受不一，先为其梗要叙述白蛇娘娘的故事吸引，后为其彻底的反封建压迫的思想感情打动。近二十多年来，我研究中华螃蟹文化，换了一个视角，又觉得鲁迅是一个技术娴熟的吃蟹行家，最近为追溯“蟹和尚”传说的来龙去脉，发现鲁迅更是一个在螃蟹话语上有继承开拓之功的文学大家。蟹 唐云/绘　　“蟹和尚”的历史脉络　　民间俗称的“蟹和尚”，实际上就是螃蟹胃袋里的胃磨。将螃蟹煮熟，揭开背壳，剥去黄膏，便是承接蟹口和食道的胃袋，圆锥状，外面包裹着灰白色的薄膜，里面常见食物残屑和泥沙。胃袋里有形态独特的骨质化咀嚼器，凭着肌肉的扩张收缩可以转动，把吞进的食物碾磨成细微颗粒，因为长在胃里，通称胃磨。把胃袋翻转，抖落污物，便见胃磨，整体黄褐色，头上一圈黑色，犹如削发后的圆顶，乍看，仿佛是一个披着袈裟打坐的和尚，这就是“蟹和尚”。　　我先梳理一下中国人自宋至清认知“蟹和尚”的历史脉络。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蟹斗精上有孔，其中有子有泥，食之杀人。”这“蟹斗精上”，即蟹额区中间的蟹口，“孔”当是又短又直的食道，“其中有子有泥”，触及了食道末端的蟹胃和胃磨，“食之杀人”，它是不能吃的。明朝高濂《遵生八笺》：“《本草》云：蟹盖中膏内有脑骨，当去勿食，有毒。”历史上称《本草》的医药书籍甚多，此为何代何人所著，未详，谓“蟹盖中膏内有脑骨”，可以确定为胃磨，只是称作“脑骨”而已。　　据我查考，最早把“脑骨”形象地叫作“蟹和尚”的，或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薛朝选，他在《异识资谐》里说：“蟹黄中有小骨如猴，俗呼蟹和尚。儿子擘酒蟹说，一僧兀坐胡床，余观之，果相似。近有上人作诗称为蟹壳仙者”（此书未见，转录自清孙之騄《晴川后蟹录》卷二“蟹仙”条）。这条文字，反映了时人观察到了蟹黄中骨质化的犹如“一僧兀坐胡床”的胃磨，称之为“蟹和尚”或“蟹壳仙”。　　至清，屠绅在神魔小说《蟫史》第二十卷里说，交趾一贼，精气已铄，跃入江中，“乘海蟹空腹入之”，捞蟹人得而刳其腹，随手取出，“俨然盲僧”，点及“蟹和尚”由来。张南庄在滑稽小说《何典》里反复提到“蟹壳里仙人”，第六回中让其现身，一个“戴一顶缠头巾，生副吊蓬面孔，两只胡椒眼，一嘴仙人黄牙须”的道士，点及相貌。秦荣光在《上海县竹枝词》里说“无肠牵挂成和尚”，自注“蟹筐中有袋泥软壳，俗称蟹和尚”，点及处所。　　以上种种说明，作为蟹腹中隐蔽而微小的“蟹和尚”，一方面已经写进笔记、医书、小说和诗歌，广为群众所知；一方面受到时代局限，所记又都显得简略、空疏、模糊、零星，没有留给人完整而清晰的印象。　　全方位书面记录“蟹和尚”　　1924年10月28日，鲁迅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从听说雷峰塔倒掉的消息写起，引出白蛇娘娘被法海和尚压在塔底的故事，再讲到玉皇大帝拿办法海，他逃到蟹壳里避祸，接着便是如此一段：　　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　　这段文字浅显、优美、亲切，写法层层剥笋、步步推进、引人入胜，随着“煮”“取”“揭开”“吃”“露出”“切下，取出，翻转”一连串的动作，终于见到了“蟹和尚”。对照历史上“蟹和尚”的记录，明确地交代了它的位置，精准地说明了见到它的步骤，形象地勾勒了它的形态，从零星到完整，从模糊到清晰，从空疏到缜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鲁迅是全方位书面记录“蟹和尚”的第一人。　　这段描叙文字的溢出意义，还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被后人仿效的操作模式。我就是其中一人。出于对“蟹和尚”，即躲在蟹壳里避难的“法海”的好奇，我按照鲁迅指示的程序和方法，曾经独自并为子女、为友人表演“捉拿法海和尚”。每次都兴趣盎然，反响热烈，当大家看到法海竟躲在如此封闭而窄小的胃袋里，与死鱼烂虾、浮萍水草为伴，也都从心底里喊出“活该”。　　鲁迅为什么能够笔墨灵动、娓娓描叙呢？他是浙江绍兴人，“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自小爱吃会吃。之后，他关注过生物，学习过解剖，讲授过博物学，特别是从头到尾抄录过北宋傅肱《蟹谱》，发表过螃蟹脱壳的寓言式小品《螃蟹》。从这段文字可以推定，他早先一定对历史上所说“蟹和尚”产生过浓浓的兴趣，就在自己吃蟹的时候，刨根究底，仔细观察，经过知识储备，亲自摸索，于是才得心应手写出了这番朴实而精彩的话语。　　“蟹和尚”与“法海禅师”　　更可贵的，鲁迅又把“蟹和尚”引入了白蛇娘娘的故事里，成了这个故事冠冕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白蛇娘娘的故事，流传悠久，先见于笔记，后来写进了小说，搬演于舞台，说唱于书场，为我国四大传说之一，家喻户晓。　　鲁迅小时候就听祖母讲了这个故事：　　有个叫作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许仙了；青蛇化作丫环，也跟着。　　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水漫金山”……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　　雷峰塔是1924年9月25日倒塌的，当时报纸报道了这个消息后，人们议论纷纷。或说明其倒坍的原因，或回顾其建造的历史，更多的是对失去杭州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惋惜。当然，鲁迅也怦然心动，经过醖酿，博观约取，另辟蹊径，在一个多月后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他震聋发瞆地说：自我听了祖母讲述白娘娘故事，“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为什么呢？“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特别要说的，就在这篇杂文里，鲁迅把“蟹和尚”与“法海禅师”挂上了钩。“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不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对于这个挂钩，大家都毫不在意。其实，这是鲁迅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充分体现，是前所未见的令人拍案称好的神来之笔。一方面使漂移了几百年的“蟹和尚”获得了一个人们熟知的身份，人格化了，一方面使人神共愤的“法海禅师”获得了一个永无出头之日的归宿，物质化了，相得益彰，融合为一。至此，白蛇娘娘的故事才算有了一个最终的圆满结局。　　白蛇娘娘故事的圆满结局　　鲁迅说，这个结局，“或者不在《义妖传》（按：清朝陈遇乾所著的讲述白蛇娘娘故事的弹词）中却是民间的传说罢”，诚然，不在《义妖传》中，可是，据我所知，亦不见之前所载的文字记录，故而推测，当是鲁迅萦绕心间已久的卓绝创作，退一步说，即使不是鲁迅自己的创作，那也是鲁迅把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在文学上作出的最早披露，无论哪种情况，鲁迅都是功不可没的，都是白蛇娘娘故事里最符合广大群众意愿的结局。　　必须补充，自鲁迅首开记录说了“蟹和尚”就是躲在蟹壳里避难的“法海禅师”后，才陆续出现民间相关的后续故事：如说螃蟹背壳上为什么凹凸不平，那是青青见法海躲进去后用剑画的符，锁禁他；如说螃蟹本来是直着爬行的，自横行霸道的法海钻进去后只能横着爬动了；如说螃蟹嘴里为什么老吐白沫，那是法海在蟹腹里念经，妄想解脱……　　常说鲁迅是有着特识卓见的文学大家，即以他的螃蟹话语而言，在《今春的两种感想》中讲了“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讲了“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这两个观点也闪耀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芒。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