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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是朝向板块化、区域化抑或本土化方向发展，还是在各式各样的逆全球化中经历负和博弈煎熬？为回答全球化之问，中国积极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致力于打造一个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挑战的新格局。中国在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强调全球社会的和谐共生，引领国际社会携手前行，共同塑造一个更加平等、开放、包容的全球经济新秩序。这其中蕴含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古老智慧的现代传承，更展现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转化为全球治理新方案的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和谐共处的理念
“和为贵”思想的现代应用。《论语》曰：“礼之用，和为贵。”“和为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意指在人际交往与社会治理中，以礼仪为手段，追求和谐共处之境，视和谐为最为珍贵的社会价值。步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时代，“和为贵”被赋予新的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和睦，这种理念在经济全球化中体现为倡导各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而非零和博弈。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这一思想鼓励建立基于对话、协商和合作的争端解决机制，减少冲突，通过构建多边贸易体系和投资框架来促进各国利益的和谐共生。
“天下大同”观念的全球视野。《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描绘了一幅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国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的理想世界图景，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崇高追求。“天下大同”不仅是对修齐治平思想的外延，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早期表述，体现了古人对普遍仁爱、礼运大同社会的深切向往。它呼吁各国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成果的共享，共同应对诸如贫困、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努力迈向一个更加包容、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天下大同”为解决国际经济不平衡、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繁荣提供了深刻的哲学指引和价值基础。
“天人合一”哲学赋能绿色经济。《周易》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这句话即“天人合一”的精髓。它体现古圣先贤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强调顺应自然法则，以期达至宇宙万物和谐统一之境。“天人合一”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哲学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认为人类应顺应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以达到万物和谐、生命共存的理想境界。它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独特的价值导向和智慧源泉。在全球面临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严峻挑战的当下，将“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意味着转向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仁爱共济的精神
“仁者爱人”原则下的全球责任。《孟子·离娄》下篇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意思就是指君子不同于他人的地方在于有一颗仁爱的心，狭义是对君子个人的道德规范要求，广义上指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友好与善意。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是实现区域发展平衡的全球化，此种理念体现在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资金援助和能力建设上，并非如外界所说中国是在转移过剩产能，而是出于友好去帮助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共享全球化成果，实现共同发展。
“扶危济困”传统的国际实践。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人们扶危济困的基本动机，正是因为人们有“恻隐之心”，人们就会“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就会尊老爱幼、相互爱护、相互帮助，就会有扶危济困的思想和行动。普惠的经济全球化包含对后发国家的同情，表现在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债务减免、紧急援助等形式，为遭遇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的国家提供及时有效的支持，缓解其困境。
“同舟共济”意识下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春秋·孙武《孙子·九地篇》：“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哪怕吴国人和越国人是相互仇恨的，但当他们同乘一船在海上遇到大风时，也会像自己的左右手一样互相救援。当前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互相帮助，携手渡过难关的精神尤为重要。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中，这一意识促使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研发、分享医疗资源，展现了全球团结的力量。
开放包容的胸怀
“有容乃大”的气度与国际贸易。《中庸》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意指万物同时生长而不相妨害，日月运行四时更替而不相违背，阐述了宇宙和自然的运行规律，中国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包容精神。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是体系、区域、规则包容，体系包容体现在中国对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推动，以及对不同贸易伙伴开放市场的承诺，促进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的自由流动，增进全球经济一体化。
“兼收并蓄”的态度与文化多样性。韩愈《进学解》：“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这是说高明的医师会把不同类型的东西都收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有兼而有之、兼容并包之意。文化包容可以为经济包容提供精神动力，促进民心相通。中国兼收并蓄的态度在全球化进程中体现为，强调尊重并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交流互鉴，其不仅有利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也是激发创新、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
“海纳百川”的格局与新型全球化。晋代袁宏《三国名臣序赞》：“形器不存，方寸海纳。”李周翰注：“方寸之心，如海之纳百川也，其言包含广也。”意指海洋之所以能容纳多条河流，原因在于海洋的宽广，人的心胸也应当如此。中国倡导的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多方参与的网状经济治理结构，一种“海纳百川”的经济格局。当前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这一格局鼓励探索多元合作模式，包容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特殊需求，确保技术进步的红利能够惠及全球每一个角落，减少数字鸿沟，共享数字红利。
02月22日
前言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如何从贫穷卑微的出身，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最终成为家财万贯的巨商？这个人就是春秋时期的范蠡。
范蠡，一个出身卑微的楚国宛人，却成为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实业家的杰出代表。他辅佐越王勾践完成了"兴越灭吴"的霸业，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经济思想，谱写了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辉煌篇章。
那么，这位"商圣"范蠡究竟是如何做到从一介平民成为家财万贯的巨商的呢？他的人生经历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从贫穷卑微到文人知己
范蠡生于公元前536年，出身于楚国宛人的贫穷家庭。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怨天尤人，而是努力向学，拜正宗的老子之学传人计然为师，学得了经天纬地的本领。
范蠡的性格独特张扬，不愿与俗共舞，被人称为"狂放之名人"。然而，这并没有阻碍他的事业发展。公元前506年，文种被委派担任楚国宛邑的县长，这为范蠡迎来了人生的转机。
文种是一位智谋超凡、心怀远志的政治家，他没有听信关于范蠡疯癫成性的传闻，反而认为他是贤达之人，只因他特立独行、大智若愚，才被人毁誉为狂傲之徒。文种亲自登门拜会范蠡，对范蠡以礼交之，赢得范蠡以诚相待，二人成为知己至交。
就在这一年，楚国开始走向衰败，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鼓动吴王阖闾发兵攻楚。国家危难之际，范蠡和文种心系国家安危，想解楚国之危局。他们决定采取"霸越抑吴"的策略，于是弃楚入越。
从此，范蠡开始了他辅佐越王勾践的历程。他协同文种，全心全意地帮助勾践谋划20余年，最终完成了"兴越灭吴"的霸业，成就了自己的政治抱负。
功高盖主，远走隐退
破吴后，勾践举行庆功宴会，宴会上演奏的《表功曲》出现赞美范蠡和文种之词，群臣欢声笑语，唯独勾践落寞不欢。范蠡立刻明白自己功高盖主了。
《太平御览·计然传》记载了范蠡的老师计然多年前对他的忠告:"尝南游越，范蠡请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
范蠡知道越王勾践的为人，当即辞去职务，《越绝书》记载:"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随后，范蠡远走隐退，开始从事当时社会的贱业——经商，并成为商界传奇，他创立的经济思想谱写了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辉煌。
从建功立业的谋臣到家财万贯的巨商，范蠡的人生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他从一个贫穷卑微的平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最终成为了家财万贯的巨商。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重农不抑末，农末俱利
在范蠡看来，商业活动对于推动国富民强具有巨大的潜力。所以，他虽然高度重视农耕，但并不抑制商业的发展，而是坚持"农末俱利"的思想。
在文种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越国的商业获得了巨大发展，涵盖了纺织业、冶铸业、造船业、养殖业、采伐业、盐业等多个领域。《越绝书》记载，越国的商品主要有粮食、船舶、麻、木材、葛制品等，商品经济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经营。
为了实现"农末俱利"，范蠡还制定了宏观调控市场价格的政策。他认为，谷价太低会伤害农民的利益，谷价太高会挫伤商人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因此，他主张将谷物的价格控制在三十到八十之间，这样既能保护农民种粮，又能活跃商人的买卖积极性。
范蠡不赞成由政府采取强制行政命令限价，而是采用"平粜齐物"的经济手段间接调控市场供需。当市场谷价太低时，政府就以高出市场的价格收购;当市场谷价太高时，政府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抛粮，以贵卖贱买的方式实现"平抑物价"。这样既能培育出物流畅通的商品粮市场，又能使农末俱利，繁荣了越国经济，提高了其综合国力。
与时逐利，善择其地
范蠡不仅在经济思想上有独到见解，在实践中也展现出了超人的智慧。他懂得根据市场行情提前预判价格起伏，及时做好"贱入贵出"的操作。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他通过货物供求关系的变化预测市场价格，在社会对某货物需求量较小时，即贱价买进存储，等待供需关系发生变化，社会对该货物需求增大时再贵价卖出，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范蠡还十分重视选择合适的经商环境。他辞别越王勾践后，首站选择了齐国。这是因为齐国有优越的经商环境，齐太公和管仲曾经鼓励农末协调发展，打破重农抑商的思想束缚，形成了浓厚的工商业文化氛围。
在齐地，范蠡苦心拓荒，种麻养蚕，经营布帛鱼盐等手工业，终治家产数千万，取得了第一次创业成功。三年后，他又选择了陶地作为第二次创业的目标。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认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陶地交通便利，是天下货物流通的枢纽，为经商提供了极为便利的"地利"条件。在这里，范蠡再次赚得了比在齐地更多的财富，成为商贾首富。
可见，范蠡不仅在经济思想上有独到见解，在实践中也展现出了超人的智慧。他善于根据市场行情预判价格变化，并且能够准确把握合适的经商环境，最终成为家财万贯的巨商。
苦身勠力，以德立商
范蠡的成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功高至尊之时，他毅然弃越而去，只携带了再创业的启动资金，带领儿子和两三个随从辗转进入齐国，易名为鸱夷子皮。
在齐国，范蠡没有结交权贵，依靠权势发家致富，而是在海畔结庐，临海而居，白手起家。他放下自己尊贵的身份，同普通百姓一样在海边亲自耕作垦荒，苦身勠力，艰苦举业，终于成功。
范蠡在经济活动中还十分重视"遵道贵德"。他坚持保证货物质量，要毫无保留地把货物的优势和缺点告知中间商，让他们能根据货物实际品质情况合理定价出售。
为了保证农民和商人都能获利，范蠡还与他们签订保价协议，到约定收货时间，如果市场价格高于议定协议的价格，就以市场价格收购;如果约定收货时间的市场价格低于议定协议的价格，就以协议价格收购。
范蠡的诚信思想在当时成为天下美谈，天下商人无不愿与他合作经商。即使在资金周转困难的时候，也有人主动送款上门帮助他渡过难关。
可以说，范蠡在经济活动中以德为本，注重诚信，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德立商"的理念。他的经济伦理思想超越了当时的主流观念，体现了利国利民的价值取向。
经世济民，成为道德典范
范蠡的志向并不仅仅局限于辅助越王称霸，他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愿望，那就是"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
在成为天下首富后，范蠡并没有自己安享荣华富贵，而是富行其德、济世救民。他有一位弟子名叫猗顿，是鲁国一穷酸书生，无论耕种还是桑蚕，都保证不了温饱。
范蠡根据猗顿的实际情况，指导他饲养牛羊等牲畜，并传授他饲养的方法和经验。在范蠡的悉心指导下，猗顿很快脱贫致富，后又从事盐运、珠宝等手工行业，仅用十年就富甲一方。
此外，范蠡还兴修水利，促进农业发展，使无锡地区很快发展为鱼米之乡，百姓生活富足。无锡人民甚至有两句民谣:"种竹养鱼千倍利，感谢西施和范蠡。"
范蠡还毫无保留地将致富经验和方法整理成《陶朱公生意经》等著作广传天下，真正实现了"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的宏大愿望。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范蠡:"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他精彩演绎的不是追逐钱财的富人游戏，而是经世济民的伟大情怀。
范蠡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先进性，在今天看来也依然闪烁着智慧之光。他的"重农不抑末，农末俱利"、"与时逐利"、"善择其地"、"苦身勠力，以德立商"、"经世济民"等思想，都是利国利民的经世法宝，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借鉴。
从一个贫穷卑微的平民，到成为家财万贯的巨商，再到成为道德典范，范蠡的人生经历无疑是传奇的。他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一个人如何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实现逆袭，更彰显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结语
让我们一起学习范蠡的精神，在追求个人发展的同时，也不忘回馈社会，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成为当代的"商圣"。
02月22日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国化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这既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导思想，也是建设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指导原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功映射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的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特别致辞中指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021年11月11日，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人类文明新形态衍生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既然人类文明存在着新形态也就是人类文明的中国形态，那么，受到文明形态深刻影响的国家现代化道路，也就存在中国式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本质要求，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集中统一领导，而不是西方式的个体主义至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坚持人民依靠政治权利对单纯市场机制的失灵进行有力校正，这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一脉相通，都是为了发展惠及全体人民群众；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自身发展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发展惠及人民，发展不影响生态，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体现了发展惠及全体人民的理念，又可以实现消费群体的规模最大化和消费的更高水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消费对经济活动的拉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大我们的朋友圈，实现经济活动的规模范围效益。
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皆发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史学界已有定论，现代人类文明有两个起源，即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华文明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其他文明都是中介的文明，不能算作单独的起源。欧亚大陆两端的文明起源又各不相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起源于游牧文明与商业文明，更加注重个体理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集体理性；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文明，从文明起源开始，就要兴修水利，就要依靠集体的力量，中华文明是集体主义的文明。所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或者说人类文明中国形态，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的表征物，是中华文明的具体化，它也明显带有以集体主义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特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体现。归纳起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塑造物，都带有中华文化的印记，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表征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学阐释
一是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看中国人的财富时间观。
西方世界是一个宗教的世界，人们的每一项活动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基督教对人的财富时间观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它强调，在人的有生之年，我们尽量聚集财富，到死去的时候，把财富交给上帝，让上帝替我们分发给曾经被我们剥夺过的人，帮我们赎回原罪。中国则有所不同，我们的财富时间观是永续的，不会随着人类的生命消失而散去。这种中西迥异的财富时间观受生产方式影响，西方的生产方式来源于游牧文明和商业文明，他们没有市场就去抢夺市场，缺少草场就去抢占草场，不需要对同一生产对象持续投入，所以西方文明不具有连续性，财富时间观是间断的；中国的生产方式源于农耕文明，它需要持续投入改善土地资源，于是中华文明就具有了连续性的特征，我们的财富时间观也是连续的。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财富时间观上的连续性，一定优于非连续性。
二是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看中国人的创新基因。
中华文明来源于农耕文明，由于土地这种生产要素需要不断优化改良，不存在掠夺来即可以为我所用的特征，因此，我们的先人从文明开始就持续地向土地进行人力物力投入，希望从改良后的土地中得到高产出，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为了实现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我们的先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懂得兴修水利设施，以此支持农业的高产出。可以说，中华文明从源头上是极具创新性的，而且这种创新性已经浸入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创新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基因片段。
三是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看中国经济的规模范围效益。
中华民族是人类全球化最早的践行者。史书记载，公元前10世纪穆天子西征犬戎时就与当地的土王互换商品，实现互通有无。公元前2世纪张骞两次和平出使西域并最终“凿空”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实现了最早的全球化。自此，欧亚大陆的经济交往一直没有中断，中国也成为了全球化的受益者。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认知，中国在追求全球化的同时，也在不断用文化做先导统一中华民族的疆域，以追求资源配置效益的最大化。经济全球化可以让中国获得更多的分工效益，而由于国内的凝聚与统一，则可以依赖政府的力量弥补市场经济产生的失灵，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四是从中华民族的包容性看中国经济的分工效益。
中华文明中的华夷秩序是古代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这种关系以经济活动为基础，在文化上形成了与中国远近不同的关系，并共同组成经济市场和文化圈层。何芳川所著的《“华夷秩序”论》提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将东南亚、南亚广大地区星罗棋布的邦国织在一起，以中国为核心组成一个海上贸易网。”这种对异族的包容态度和对周边邦国的接纳，恰恰提高了中华文明圈内的分工效率，是中华文明圈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五是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看经济全球化的前景。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下太平、共享大同……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和平的维护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走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底色是和平，在人类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将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平发展的理念，引领人类和平发展，贡献给世界一个和平发展的全球化。
（作者 李曦辉 系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02月22日
02月21日
端木赐在商业实践方面的杰出表现，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在孔子的教诲之下，他将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的核心思想成功融入到自己的商业行为之中。他坚信诚信是商业的根本，主张公平的交易，坚决反对一切欺诈行为。他的商业行为，不仅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也为后世的商业行为树立了典范。
例如，在某次商业活动中，端木赐发现一位卖布的商人欺骗了一位顾客。他立刻采取行动，为那位顾客讨回公道，并对那位商人进行了诚实经营的教育。这一事件，在当地广为流传，进一步提升了端木赐的声誉。
此外，端木赐还非常注重商业的道德，他认为商人除了追求利润之外，还应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仁爱之心。他常常将商业利润的一部分用于帮助那些贫困和需要帮助的人，这使得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更加崇高。
端木赐的这些行为，不仅使他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更使他成为了一位受人尊敬的道德典范。他的事迹，充分展示了儒家教义在商业实践中的重要价值，也因此，他被后人尊称为“儒商鼻祖”。子贡，原名端木赐，是孔子众多弟子中的一位，以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和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而闻名于世。子贡与孔子师徒情深，不仅在学术上得到了孔子的真传，更在商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子贡，这位孔子的得意门生，不仅在孔子的教导下，对儒家思想有了深刻的理解，而且将这种思想运用到商业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子贡善于运用孔子所教的“仁爱”思想，以仁义待人，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重。他经商时，总是以诚信为本，对待客户和合作伙伴都充满了仁爱之心。他的商业道德和诚信，使他赢得了广泛的客户群体，也为他的商业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子贡还将孔子的“中庸之道”运用到商业决策中。他善于平衡各种利益，避免极端，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他的商业智慧，使他在商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子贡的成就，充分展示了孔子教育的成功。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子贡的成功不仅体现了孔子的教育理念，也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优秀的文化传统与商业实践可以完美结合，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子贡的成功，如同孔子智慧的结晶，闪耀着中华文明的璀璨光辉。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商贾，更是一位深谙儒家思想的智者。他的事迹，如同一曲优美动听的乐章，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演绎得淋漓尽致。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子贡的精神，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实践相结合，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01
子贡的生平背景与孔子的师徒情缘
子贡，原名端木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孔子众多弟子中的一位杰出人物。他出生于公元前522年，其家世显赫，祖辈为鲁国的大夫。子贡从小就聪明好学，具有很高的天赋，尤其擅长辩论和口才。
子贡与孔子的师徒情缘深厚，据《史记》记载，子贡年轻时就对孔子怀有深厚的敬意，于是前往拜孔子为师。孔子见子贡聪明好学，便收他为徒，并悉心教导。在孔子的悉心教诲下，子贡的思想和品德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还在政治、外交等领域有着卓越的表现。
子贡跟随孔子周游列国，亲身经历了孔子的教诲和智慧。在这个过程中，子贡不仅学到了知识，还学会了如何做人、做事。他曾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子贡对孔子教诲的深刻理解和传承。
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子贡以其卓越的才华和品德，成为了一个典范。他曾担任过鲁国和卫国的宰相，为两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外交方面，子贡也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他曾出使齐国，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口才，成功地说服齐国归还了鲁国被占领的土地。
子贡与孔子的师徒情缘，是古代文化传承的一个缩影。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体现了古代教育注重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的特点。子贡的一生，是对孔子教诲的传承和实践，也是对儒家文化的发扬光大。
02
子贡如何通过学习与实践成为孔子的得意门生
子贡，孔子的得意门生，他的成长历程充满了学习和实践。子贡在孔子的教导下，不仅深入学习了《诗》、《书》、《礼》、《易》等经典著作，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
子贡善于提问，他经常向孔子请教各种问题，从治国理政到人际交往，无所不问。孔子也十分欣赏子贡的求知欲和思考能力，常常耐心解答他的问题。子贡还善于观察，他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并向孔子请教。例如，他曾问孔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回答：“然。”子贡通过这个例子，深入理解了君子与小人的关系，以及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子贡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他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例如，他曾担任鲁国宰相，运用孔子的治国理念，推行仁政，使鲁国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子贡的实践经验使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孔子的思想，也为他赢得了孔子的赞赏。
通过学习与实践，子贡逐渐成为孔子的得意门生。他的成长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同时，我们也应该像子贡一样，保持对知识的渴望和思考的能力，积极向师长请教，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和能力。
子贡深谙学问之重，昼夜不懈地钻研儒家经典，孔子的教诲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他的心田。在孔子的悉心教导下，子贡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更在道德修养与仁爱之心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他犹如群星之中最耀眼的一颗，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脱颖而出，成为孔子的骄傲，被其宠爱与信赖有加。
03
子贡在商业领域的成就与经营哲学
子贡，孔子的高足，不仅在学术上有着卓越的成就，更在商业领域展现了他的卓越才能。他深谙经商之道，主张诚信为本，注重人脉关系，提倡灵活变通的经营策略。子贡的经营哲学，对后世影响深远。
子贡的经商成就，可以从他成功经营丝绸贸易的案例中窥见一斑。当时，他凭借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发现丝绸贸易的商机，便开始从事丝绸生意。他诚信经营，注重质量，使得他的丝绸产品在市场上备受好评。此外，他善于结交权贵，借助孔子的名声，为自己在商业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经营哲学方面，子贡主张“诚信为本，人脉为辅”。他认为，诚信是经商之道的基石，只有诚信经营，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从而在市场上立足。同时，他注重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认为人脉是商业成功的关键。他通过结交权贵，不断扩大自己的人脉圈，为自己在商业领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子贡还提倡灵活变通的经营策略。他深知市场行情变化无常，因此主张经营者要根据市场形势灵活调整经营策略。他主张在经营过程中，要善于抓住商机，敢于创新，以适应市场的变化。正是这种灵活的经营哲学，使得子贡在商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子贡，其商业光辉璀璨，犹如夜空中最亮的星辰，引人注目。在孔子的智慧灯塔照耀下，他将儒家文化的精髓与商业艺术完美融合，构筑起一座独树一帜的商业哲学殿堂。他高喊“诚信为根，仁义至上”，坚信商业之道，应是服务于社会，福祉于民众。子贡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终成就商业辉煌，成为当时财富界的佼佼者，被后人尊称为“儒商之祖”。
04
子贡如何将儒家文化融入商业实践
子贡，以聪明、勤奋著称，他不仅在学问上有所成就，更是在商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子贡将儒家文化融入商业实践，开创了商业道德的先河，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首先，子贡注重诚信为本。在商业活动中，他始终坚持诚信经营，绝不欺诈顾客。例如，有一次子贡在经商过程中，发现一批货物质量不佳，本可以隐瞒实情，但他却毅然决定公开真相，主动降价销售，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和尊重。这种诚信精神，正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爱”理念的体现。
其次，子贡讲究仁爱待人。在商业活动中，他关心员工的福祉，注重培养员工的品德和才能。子贡认为，只有员工得到关爱和尊重，才能全心全意地为商家服务，从而实现商家的长远发展。他常常与员工分享利润，关心员工的日常生活，使员工们深感温暖。这种仁爱精神，是儒家文化“仁者爱人”理念的实践。
再次，子贡注重义利兼顾。在商业活动中，他既追求利润，又兼顾道义。子贡认为，商业活动不应仅仅以盈利为目的，而应承担起社会责任，回馈社会。他常常将一部分利润用于资助贫困、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儒家文化的“义利观”。
最后，子贡善于团结协作。在商业活动中，他注重与同行、合作伙伴建立良好的关系，共同发展。子贡深知，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实现共同繁荣。他经常与其他商家交流心得，分享经验，共同为商业的发展贡献力量。这种团结协作精神，是儒家文化“和为贵”理念的体现。
子贡将儒家文化融入商业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注重诚信、仁爱、义利兼顾和团结协作，为后世商家的经营理念和行为规范提供了有益借鉴。在现代商业社会，我们应当继续传承和发扬子贡的儒商精神，为构建和谐商业环境，推动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05
子贡的商业智慧对现代商人的启示
子贡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高足，他在商业领域展现出的智慧，至今仍对现代商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子贡善于抓住商机，注重诚信经营，以义取利，他的商业理念和经营策略对现代商人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首先，子贡的商业智慧体现在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把握商机的能力。在《论语》中，孔子称赞子贡：“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回答：“然，非与？”孔子又问：“然则吾子之誉我，不亦宜乎？”子贡回答：“非也。”在这里，孔子询问子贡是否认为他学识渊博，子贡回答说：“不，并非如此。”孔子再问，子贡为何不认为孔子学识渊博，子贡回答：“因为您总是从实际出发，抓住商机，善于应对。”这表明子贡注重实际，善于把握商机，他的商业智慧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子贡强调诚信经营，以义取利。在《论语》中，孔子称赞子贡：“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回答：“然，非与？”孔子又问：“然则吾子之誉我，不亦宜乎？”子贡回答：“非也。”孔子再问，子贡为何不认为孔子学识渊博，子贡回答：“因为您总是从实际出发，抓住商机，善于应对。”这表明子贡注重实际，善于把握商机，他的商业智慧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子贡的商业智慧还体现在他善于管理团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在《论语》中，孔子称赞子贡：“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回答：“然，非与？”孔子又问：“然则吾子之誉我，不亦宜乎？”子贡回答：“非也。”孔子再问，子贡为何不认为孔子学识渊博，子贡回答：“因为您总是从实际出发，抓住商机，善于应对。”这表明子贡注重实际，善于把握商机，他的商业智慧由此可见一斑。
子贡的商业智慧对现代商人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主张诚信为本，注重仁义道德，认为商业活动应该以服务社会、造福百姓为宗旨。这种经营哲学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不谋而合。现代商人应该从子贡的商业智慧中汲取养分，将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相结合，实现商业与道德的双重成功。
06
子贡的形象在历史上的演变与影响
在历史上，子贡的形象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演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子贡在《论语》中被描绘为孔子的得意门生，他聪明、机智，擅长言辞，深受孔子喜爱。例如，在《论语》中，子贡问孔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回答：“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一对话展现了子贡的智慧和对孔子思想的深刻理解。
其次，在《史记》中，子贡被塑造成一个商人形象。据《史记》记载，子贡经商有道，富甲一方，曾游说诸侯，促进了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他的商业成就和外交才能使他成为了一个传奇人物，对后世商人和外交官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次，在后世文学作品中，子贡的形象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例如，在明代小说《水浒传》中，子贡被描绘为一个机智、勇敢的英雄，他善于言辞，能够说服他人，帮助梁山好汉解决了许多难题。这一形象进一步彰显了子贡的智慧和才能。
最后，子贡的形象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聪明、机智、善于言辞的品质，使他在处理人际关系、解决问题等方面具有很高的能力。在现代社会，子贡的形象激励着人们不断学习、提升自己，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总之，子贡的形象在历史上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演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聪明、机智、善于言辞的品质，使他成为了一个传奇人物，对后世商人和外交官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他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为现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总结
子贡，这位孔子的得意门生，以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和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成为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位典范传奇人物。他不仅在学习与实践中成为了孔子的得意门生，更在商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子贡的商业智慧对现代商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的形象在历史上演变成为了一种企业家的楷模。让我们从子贡的身上汲取智慧，追求商业与道德的双重成功。
在古代华夏，有一个人物因其在儒家学说和商业实践中的卓越贡献而被誉为“儒家商圣”，此人便是端木赐。在古代的中原之地，一位由于其在儒家的教义以及商业的活动上作出杰出奉献而被尊称为“儒商鼻祖”的杰出人物，便是端木赐。端木赐，号为子贡，是孔子的一位杰出弟子。他在对儒家教义的理解和商业的实践上均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和深厚的造诣。他的种种事迹，至今仍然被人们广泛传颂。
端木赐在商业实践方面的杰出表现，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在孔子的教诲之下，他将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的核心思想成功融入到自己的商业行为之中。他坚信诚信是商业的根本，主张公平的交易，坚决反对一切欺诈行为。他的商业行为，不仅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也为后世的商业行为树立了典范。
例如，在某次商业活动中，端木赐发现一位卖布的商人欺骗了一位顾客。他立刻采取行动，为那位顾客讨回公道，并对那位商人进行了诚实经营的教育。这一事件，在当地广为流传，进一步提升了端木赐的声誉。
此外，端木赐还非常注重商业的道德，他认为商人除了追求利润之外，还应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仁爱之心。他常常将商业利润的一部分用于帮助那些贫困和需要帮助的人，这使得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更加崇高。
端木赐的这些行为，不仅使他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更使他成为了一位受人尊敬的道德典范。他的事迹，充分展示了儒家教义在商业实践中的重要价值，也因此，他被后人尊称为“儒商鼻祖”。子贡，原名端木赐，是孔子众多弟子中的一位，以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和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而闻名于世。子贡与孔子师徒情深，不仅在学术上得到了孔子的真传，更在商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子贡，这位孔子的得意门生，不仅在孔子的教导下，对儒家思想有了深刻的理解，而且将这种思想运用到商业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子贡善于运用孔子所教的“仁爱”思想，以仁义待人，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重。他经商时，总是以诚信为本，对待客户和合作伙伴都充满了仁爱之心。他的商业道德和诚信，使他赢得了广泛的客户群体，也为他的商业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子贡还将孔子的“中庸之道”运用到商业决策中。他善于平衡各种利益，避免极端，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他的商业智慧，使他在商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子贡的成就，充分展示了孔子教育的成功。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子贡的成功不仅体现了孔子的教育理念，也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优秀的文化传统与商业实践可以完美结合，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子贡的成功，如同孔子智慧的结晶，闪耀着中华文明的璀璨光辉。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商贾，更是一位深谙儒家思想的智者。他的事迹，如同一曲优美动听的乐章，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演绎得淋漓尽致。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子贡的精神，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实践相结合，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01
子贡的生平背景与孔子的师徒情缘
子贡，原名端木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孔子众多弟子中的一位杰出人物。他出生于公元前522年，其家世显赫，祖辈为鲁国的大夫。子贡从小就聪明好学，具有很高的天赋，尤其擅长辩论和口才。
子贡与孔子的师徒情缘深厚，据《史记》记载，子贡年轻时就对孔子怀有深厚的敬意，于是前往拜孔子为师。孔子见子贡聪明好学，便收他为徒，并悉心教导。在孔子的悉心教诲下，子贡的思想和品德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还在政治、外交等领域有着卓越的表现。
子贡跟随孔子周游列国，亲身经历了孔子的教诲和智慧。在这个过程中，子贡不仅学到了知识，还学会了如何做人、做事。他曾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子贡对孔子教诲的深刻理解和传承。
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子贡以其卓越的才华和品德，成为了一个典范。他曾担任过鲁国和卫国的宰相，为两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外交方面，子贡也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他曾出使齐国，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口才，成功地说服齐国归还了鲁国被占领的土地。
子贡与孔子的师徒情缘，是古代文化传承的一个缩影。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体现了古代教育注重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的特点。子贡的一生，是对孔子教诲的传承和实践，也是对儒家文化的发扬光大。
02
子贡如何通过学习与实践成为孔子的得意门生
子贡，孔子的得意门生，他的成长历程充满了学习和实践。子贡在孔子的教导下，不仅深入学习了《诗》、《书》、《礼》、《易》等经典著作，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
子贡善于提问，他经常向孔子请教各种问题，从治国理政到人际交往，无所不问。孔子也十分欣赏子贡的求知欲和思考能力，常常耐心解答他的问题。子贡还善于观察，他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并向孔子请教。例如，他曾问孔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回答：“然。”子贡通过这个例子，深入理解了君子与小人的关系，以及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子贡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他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例如，他曾担任鲁国宰相，运用孔子的治国理念，推行仁政，使鲁国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子贡的实践经验使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孔子的思想，也为他赢得了孔子的赞赏。
通过学习与实践，子贡逐渐成为孔子的得意门生。他的成长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同时，我们也应该像子贡一样，保持对知识的渴望和思考的能力，积极向师长请教，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和能力。
子贡深谙学问之重，昼夜不懈地钻研儒家经典，孔子的教诲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他的心田。在孔子的悉心教导下，子贡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更在道德修养与仁爱之心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他犹如群星之中最耀眼的一颗，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脱颖而出，成为孔子的骄傲，被其宠爱与信赖有加。
03
子贡在商业领域的成就与经营哲学
子贡，孔子的高足，不仅在学术上有着卓越的成就，更在商业领域展现了他的卓越才能。他深谙经商之道，主张诚信为本，注重人脉关系，提倡灵活变通的经营策略。子贡的经营哲学，对后世影响深远。
子贡的经商成就，可以从他成功经营丝绸贸易的案例中窥见一斑。当时，他凭借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发现丝绸贸易的商机，便开始从事丝绸生意。他诚信经营，注重质量，使得他的丝绸产品在市场上备受好评。此外，他善于结交权贵，借助孔子的名声，为自己在商业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经营哲学方面，子贡主张“诚信为本，人脉为辅”。他认为，诚信是经商之道的基石，只有诚信经营，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从而在市场上立足。同时，他注重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认为人脉是商业成功的关键。他通过结交权贵，不断扩大自己的人脉圈，为自己在商业领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子贡还提倡灵活变通的经营策略。他深知市场行情变化无常，因此主张经营者要根据市场形势灵活调整经营策略。他主张在经营过程中，要善于抓住商机，敢于创新，以适应市场的变化。正是这种灵活的经营哲学，使得子贡在商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子贡，其商业光辉璀璨，犹如夜空中最亮的星辰，引人注目。在孔子的智慧灯塔照耀下，他将儒家文化的精髓与商业艺术完美融合，构筑起一座独树一帜的商业哲学殿堂。他高喊“诚信为根，仁义至上”，坚信商业之道，应是服务于社会，福祉于民众。子贡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终成就商业辉煌，成为当时财富界的佼佼者，被后人尊称为“儒商之祖”。
04
子贡如何将儒家文化融入商业实践
子贡，以聪明、勤奋著称，他不仅在学问上有所成就，更是在商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子贡将儒家文化融入商业实践，开创了商业道德的先河，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首先，子贡注重诚信为本。在商业活动中，他始终坚持诚信经营，绝不欺诈顾客。例如，有一次子贡在经商过程中，发现一批货物质量不佳，本可以隐瞒实情，但他却毅然决定公开真相，主动降价销售，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和尊重。这种诚信精神，正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爱”理念的体现。
其次，子贡讲究仁爱待人。在商业活动中，他关心员工的福祉，注重培养员工的品德和才能。子贡认为，只有员工得到关爱和尊重，才能全心全意地为商家服务，从而实现商家的长远发展。他常常与员工分享利润，关心员工的日常生活，使员工们深感温暖。这种仁爱精神，是儒家文化“仁者爱人”理念的实践。
再次，子贡注重义利兼顾。在商业活动中，他既追求利润，又兼顾道义。子贡认为，商业活动不应仅仅以盈利为目的，而应承担起社会责任，回馈社会。他常常将一部分利润用于资助贫困、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儒家文化的“义利观”。
最后，子贡善于团结协作。在商业活动中，他注重与同行、合作伙伴建立良好的关系，共同发展。子贡深知，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实现共同繁荣。他经常与其他商家交流心得，分享经验，共同为商业的发展贡献力量。这种团结协作精神，是儒家文化“和为贵”理念的体现。
子贡将儒家文化融入商业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注重诚信、仁爱、义利兼顾和团结协作，为后世商家的经营理念和行为规范提供了有益借鉴。在现代商业社会，我们应当继续传承和发扬子贡的儒商精神，为构建和谐商业环境，推动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05
子贡的商业智慧对现代商人的启示
子贡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高足，他在商业领域展现出的智慧，至今仍对现代商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子贡善于抓住商机，注重诚信经营，以义取利，他的商业理念和经营策略对现代商人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首先，子贡的商业智慧体现在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把握商机的能力。在《论语》中，孔子称赞子贡：“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回答：“然，非与？”孔子又问：“然则吾子之誉我，不亦宜乎？”子贡回答：“非也。”在这里，孔子询问子贡是否认为他学识渊博，子贡回答说：“不，并非如此。”孔子再问，子贡为何不认为孔子学识渊博，子贡回答：“因为您总是从实际出发，抓住商机，善于应对。”这表明子贡注重实际，善于把握商机，他的商业智慧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子贡强调诚信经营，以义取利。在《论语》中，孔子称赞子贡：“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回答：“然，非与？”孔子又问：“然则吾子之誉我，不亦宜乎？”子贡回答：“非也。”孔子再问，子贡为何不认为孔子学识渊博，子贡回答：“因为您总是从实际出发，抓住商机，善于应对。”这表明子贡注重实际，善于把握商机，他的商业智慧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子贡的商业智慧还体现在他善于管理团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在《论语》中，孔子称赞子贡：“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回答：“然，非与？”孔子又问：“然则吾子之誉我，不亦宜乎？”子贡回答：“非也。”孔子再问，子贡为何不认为孔子学识渊博，子贡回答：“因为您总是从实际出发，抓住商机，善于应对。”这表明子贡注重实际，善于把握商机，他的商业智慧由此可见一斑。
子贡的商业智慧对现代商人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主张诚信为本，注重仁义道德，认为商业活动应该以服务社会、造福百姓为宗旨。这种经营哲学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不谋而合。现代商人应该从子贡的商业智慧中汲取养分，将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相结合，实现商业与道德的双重成功。
06
子贡的形象在历史上的演变与影响
在历史上，子贡的形象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演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子贡在《论语》中被描绘为孔子的得意门生，他聪明、机智，擅长言辞，深受孔子喜爱。例如，在《论语》中，子贡问孔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回答：“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一对话展现了子贡的智慧和对孔子思想的深刻理解。
其次，在《史记》中，子贡被塑造成一个商人形象。据《史记》记载，子贡经商有道，富甲一方，曾游说诸侯，促进了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他的商业成就和外交才能使他成为了一个传奇人物，对后世商人和外交官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次，在后世文学作品中，子贡的形象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例如，在明代小说《水浒传》中，子贡被描绘为一个机智、勇敢的英雄，他善于言辞，能够说服他人，帮助梁山好汉解决了许多难题。这一形象进一步彰显了子贡的智慧和才能。
最后，子贡的形象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聪明、机智、善于言辞的品质，使他在处理人际关系、解决问题等方面具有很高的能力。在现代社会，子贡的形象激励着人们不断学习、提升自己，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总之，子贡的形象在历史上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演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聪明、机智、善于言辞的品质，使他成为了一个传奇人物，对后世商人和外交官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他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为现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总结
子贡，这位孔子的得意门生，以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和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成为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位典范传奇人物。他不仅在学习与实践中成为了孔子的得意门生，更在商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子贡的商业智慧对现代商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的形象在历史上演变成为了一种企业家的楷模。让我们从子贡的身上汲取智慧，追求商业与道德的双重成功。
02月21日
儒商精神即从道德伦理出发，将儒家传统精神运用于经济活动，将道德理性与经济理性相结合，在从事经济活动中道守道德伦理要求的一种经济道德理性。它是中国传统商业文明的提炼性总结与时代表达，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基本语境下，“儒商精神”的价值内涵因时而变，我们可以从经济伦理、商业价值观念以及管理原则几个方面去理解。
一、以义取利的经济伦理观 儒家在义利关系上强调义的重要性，当义利之间发生矛盾时，主张以义为主，舍弃利益。而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以群体利益为重，舍弃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这种义利观对儒商的精神世界影响深远。 在商业领域中，不可能完全不考虑利益。但对商而言，儒家的义利观造就了一种以义取利的观念。义利关系问题是经济伦理中的核心问题。商业活动的本质是追求利润，儒商由于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从道德伦理角度出发，强调经济活动中要秉承仁义之心，不取不义之财，这是儒商精神的核心。荀子说“义与利，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荀子·大略》）人的天性和本能决定了人愿意追求义和利，即使尧舜那样的圣人也无法摆脱天性和本能的驱使舍弃利益的追逐，即使桀纣这样的昏君也不能使人放弃对义的追求。 二、经世济民的商业价值观 儒商的最高理想就是把商业发展与经世济民相结合，通过商业的发展在满足个人欲望的同时达到经世济民的目的。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个人发展与其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地位联系在一起。经世济民的商业理念不仅是儒商本身所应该具有的经营理念，也是整个商业活动发展的价值追求，是商业活动社会价值的体现。经世济民思想的本质是以个人发展促进家族、民族、国家的共同发展，以达到“天下大同”的至高境界，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是儒商精神的重要理念，对儒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儒商经世济民的道德伦理思想为商业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这种内在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对儒商经商热情的激发，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的良性反馈。经世济民的商业活动，为儒商群体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壮大了儒商及其商业活动的社会声誉，促进了商业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后者为儒商及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经营条件。从短期来看，儒商经世济民的追求与商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常常会发生矛盾，他们耗费大量财力物力解决了国家社会的危难和危机，损害了自身的利益，然而从长远来看，通过放弃短期的效益赢得了儒商的形象和价值，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和赞誉，有利于长远的发展。就此而言“以义舍利”与“因义成利”是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 三、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人的最重要的内涵是“爱人”，“爱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本精神。儒商精神继承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并将其贯彻于管理之中，使之成为一条重要的管理原则。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人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不惜牺牲员工的利益，通过榨取员工的剩余价值来满足自身对利益的追逐，在这种状态下，劳动者的劳动是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中的劳动者无法真正地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相比之下，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儒商，则较为自觉地将以人为本作为经营活动的管理原则，将其贯彻于商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以人为本在管理中的具体表现是，善待员工，将员工视为企业的一份子：以平等的态度对人，把企业与员工看成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儒商重视人的作用，在商业经营中关怀员工，以“仁爱”之心对待员工，尊重并理解员工劳动的意义和他们的利益诉求。 首先，将人才视为企业发展的根本。儒商认为人才是企业经营的原动力，关系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想要长远发展就必须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组织、资金、技术，而这些要素也离不开人的运作，没有了人何谈组织，何谈技术，“人”才是企业和商业发展的关键。但是要保住人才还要对员工充分信任，相信人才的能力和潜力，用人不疑，给人才提供充足的空间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因此，儒商注重挖掘人才、选拔人才、信任人才，使得人尽其才也就成为儒商工作的重点，这也是儒商能够兴旺发展的重要原因。 其次，注重对企业员工的教育和培养。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员工个人技能的提高，以及员工个人知识、经验的储备。一个好的管理者，必须关心员工的成长，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出于企业利益的考量，还在于体现企业对员工的关心和重视。卢作孚曾提出“自己是办实业的，但实际是办教育的。”卢作孚为了培养员工，在公司设立了专门的文化学习班、技能培训班，组织员工定期通过培训学习知识、文化和技能，正是重视对员工的培养，才造就了一批批高素质的人才。员工作为企业发展的财富，企业有责任和义务培养员工，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以人为本的儒商精神的体现。 因此，“以人为本”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儒商精神要求儒商践行“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在企业经营管理中重视人的作用，秉承仁爱之心彰显对人的关怀和培育，充分调动人的创造性。 来源：《教学与研究》
作者：魏洪玉 中共曲阜市委党校教师
02月16日
什么样的家庭可以称得上“好家庭”？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是“理想的家庭教育”？这是摆在父母面前的一道现实考题。
有的家长花费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报名“家庭教育培训班”，有的家长千方百计“寻医问药”，希望家庭和谐、孩子学业有成。
实际上，家庭教育不仅是“家事”，更是“国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总则中，牵起“家庭教育”这根线的主体除了家庭，还包括学校、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妇女联合会以及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多个部门。
“家庭教育促进法”既是一部庄严的国家大法，也是一本形象的教科书。该法明确了一个重要原则，即父母要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云晓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表示，家庭教育促进法从法律上强化了家庭教育的重要地位，并且将家庭教育确定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
在他看来，针对家庭教育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明确了导向、要求、方法，当前关键在于将相关规定落到实处。
2024年11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提出要以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为目标、以学校为圆心、以区域为主体、以资源为纽带，促进家校社有效协同。
孙云晓认为，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父母的教育素养，包括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能力。要通过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在立德树人的总目标下，实现学科教育、生活教育、实践教育三者相辅相成。
他研究发现，目前一些家庭教育目标单一，在一些家庭中，孩子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而不参与、不关心家务劳动，也没有在家庭中承担一定责任。
孙云晓说，生活与教育应当成为相互促进、互为动力的关系，“好的生活就是好的教育”。
“家庭教育的本质是生活教育。”他强调，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要相信规律和常识，不要被一些新鲜名词或概念所迷惑，要让教育回归到真实生活中。
孙云晓在给家长和教师讲课时，常引用苏州市于2021年开展的一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庭教育调查项目。该项目对50826名八年级学生家长开展问卷调查发现，家庭早餐情况、学习空间等是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因素。例如，每天都吃家长做的早餐的学生学业平均成绩为513分，而每天都吃不到家人做的早餐的学生学业平均成绩为450分，两者相差63分；在安静的独立空间中学习的学生学业平均成绩为508分，而在有干扰的开放空间中学习的学生，学业平均成绩为479分，两者相差29分。
调查发现，家长的教养方式、陪伴程度和榜样行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学习品质有显著影响。父母共育、情感陪伴程度较高的学生心理状态和学习品质更好。家长合理期望、减少攀比，有助于缓解孩子学习倦怠和提升幸福感。家校合作的积极效果对强化家长教育责任感、提升效能感和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孙云晓说，在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之下，家庭教育是生活教育，学校教育是学科教育，社会教育是实践教育，三方面教育要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孙云晓提到，父母教育好孩子要靠教育素养即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育能力。家庭教育指导的根本任务在于提高父母的教育素养。他认为，从家庭教育理念来看，要让家庭教育回归家庭、回归生活，在实践中对孩子开展道德教育。从教育方法来看，要以生活为基础，选择适当的方法与孩子沟通交流。从教育能力来看，家长要起到榜样作用，具备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能力。
青年报·中青网记者 尹希宁 来源：中国青年报
02月16日
子贡和子路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都在孔门十哲之列。《吕氏春秋•察微篇》记载了他们俩的故事。
关于子贡的故事，大意是这样的：春秋时期的鲁国有一条法令，如果鲁国人在其他诸侯国发现同胞沦为奴隶的，有人能把他们赎回来，则可以到鲁国的国库中报销赎金。子贡从其他诸侯国赎回了做奴隶的鲁国人，但他没有接受官府的赎金。
孔子批评他此举失当，认为圣人所做之事，重在改变风俗习惯，影响老百姓的行为，而并非只适合自己的个人行为。现在，鲁国富人少穷人多，子贡赎回奴隶后根据法令拿应得的酬金，这并没有损害行为本身的价值，但如果不拿应得的酬金，那么从此以后，鲁国就少有人再愿意为同胞赎身了。
子路的故事则是这样的：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落水者为了表达感谢，送了他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听后很高兴，说从此以后鲁国人一定会有更多人勇救落水者。
孔子作为大思想家，的确见微知著，洞悉人性。按照我们普通人的想法，一定会认为，子贡道德高尚，高风亮节，做好事不求回报；而子路则差了些意思，因为他虽然做了好事，但也接受了酬谢。
孔子曾有言，“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法令的本意，便是让人们把落难同胞从外地赎回来，事后得到国家的补偿和奖励，这样一来，行善举的人既不受损失，还会得到人们的称赞，长此以往，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做善事。
而子贡的做法，固然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但同时也拔高了人们对“义”的标准，无形中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了，长此以往，那些赎人之后再去向官府要钱的人，可能就得不到人们的赞扬，反而会被嘲笑，甚至责难。
做善事的人出力出钱还惹麻烦，那再遇到该施救的情况可能就会装着看不见。本来是正常善事却变成了道德绑架，鲁国的这项善政也就无法施行下去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子贡的做法的确不是一件善举。
违反常情、悖逆人性的“义”并不是儒家文化中真正意义上的“义”。曲高往往会和寡，要求过高会让普通人望而却步，感到高处不胜寒，再至诚至善的事情也会无人响应。
反观子路，表面上看起来不拘小节，但他没有去刻意地提升“义”的标准，行善后毫不介意接受回报，普通人就会愿意效仿学习他的行为，能够以他为榜样。有这种“义”“利”平衡的社会行为导向推动，良好社会风气也就不难实现了。二人做事情，尤其是影响力大的人做事情，往往带有示范效应，因此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更看重事情所产生的溢出影响。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入世思想就是希望人们积极地面对人生，热忱地投入社会，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后来，子贡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不断成长，成为了儒商的开山鼻祖。人们常说的“端木遗风”，就是指子贡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的也是子贡。
儒商是儒家思想在商业经济活动中的具体实践者，经济行为带有浓重的儒家文化特色，“商”是本质，“儒”是特点，其价值观的核心就是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左传》中这样记载孔子认为的义、利关系：“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用礼法维护道义，用道义产生利益，用利益来使老百姓太平，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
经济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经济，追求利益是社会前进的动力。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任何人都不可能不面对义与利的选择问题。
儒商是把“商”的职业和“儒”的道德规范、伦理品质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所强调的价值观念是义利并举、义以生利、先义后利。这也是儒商有别于其他商人的重要标志。
义与利的平衡协调，也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两者不可偏颇、“过犹不及”，过分强调哪一方面都会带来祸害，社会的天平就会倾斜。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一个企业只注重“义”，不注重“利”，只有付出，没有回报，企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或许一时高歌猛进，但不会长久，很快就要虚脱。在商言商，谋“利”是商人的本分。可若只注重“利”，企业也无法长久。因为企业是经济主体，是要与其他人、与其他经济体打交道的，也要在互利互惠中实现价值交换。如果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眼睛只盯着自己的“利”，不顾及其他人和公共的“利”，甚至把个人的“私利”凌驾于大众的“公利”之上，那么必然会众人防之若贼，路子越走越窄，到头来只能被市场抛弃。让别人无利可图，注定自己也会无路可走。三义与利并非天生对立，有时候，义就是利，是公利，是整体的、公共的、长远的利。儒商强调的义就是把公共的利益放在个人的私利之前，私利不应该损害公利。而“利”的终极目的也是服务于“义”，葆有救世济民的忧患意识，并承担起达则兼善天下的社会责任。
义与利的背后是文化与经济，它们的关系也就是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儒商精神对于经济行为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用“义”规范引导约束“利”，则经济健康发展，公共秩序有序循环，社会风气向上向善。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传承儒家文化，弘扬儒商精神，目的就在于让更多的企业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践行现代企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取向。
在经济加速转型的当今时代，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商业道德问题，弘扬儒商精神，让义利并举的价值观深入人心，有助于推动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秩序良性循环。
众多儒商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企业具有长远眼光、大局观念，以义为先、义利并举，积极履行责任，勇于承担义务，能够为其经济行为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和品牌形象。对于企业而言，这是最大的“利好”。
新时代儒商精神所追求的义利并举，就是中国传统商业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相融合的精神产物，是儒家文化的重义原则与市场经济的重利法则的对立统一。其实践的最优结果是既躬行了“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准则，又创造了灿烂的商业文明。两者的有效整合，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金钥匙”。 来源：山东宣传
0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