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古镇清一色的都是水乡，水文化的特征在这里有着最典型的呈现。这些小河虽然不够宽阔，却通往太湖、运河、长江，是小镇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也是文明接纳与传播的路径。那些从古流到今的一条条小河，是古镇人生活的清泉，也是滋养文明的泉流。　　江南的古镇一定是处在水系的最佳位置上，不是被水环绕，就是小河穿城。而镇内小河一定连通着外面的大河，河与河交合相汇，又必定沟通着更庞大水系，可以绕太湖，入运河，或溯长江。水为路，船为车，在交通不便的从前，小镇人最早拥有了自己的“公路”和“汽车”。船，是水乡人的翅膀，也是古镇一道流动的风景。河与船的作用之巨，还在于经济和文化的意义。　　江南古镇大多形成于明清时期。最早时，这里应该是一些因为市场贸易需要而逐渐形成的“市”，主要具有经济意义。后来人口越聚越多，规模日渐扩大，便形成了“镇”。因此，“镇”也是最早城镇化的表征，而宜居的江南之地是古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快、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至明末时，周庄、南浔、同里、荡口等古镇，居民都在万人以上，荡口的住户更是高达5000多户，可谓人烟密集，商贸繁荣。　　交通是一座城镇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古镇的繁荣也从来离不开河与船。在地面交通欠发达的时代，河就是路，船可当车，水上交通遂成为陆上交通最重要的补充。介于城乡之间的城镇，是当年物资交流的中转与集散之地，也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经济中心，乡村农民的采购往往是在较近的镇里完成，因此水路交通的便利至关重要。镇民多以商工为业，街巷商铺鳞次栉比，商品云集，贸易兴隆，所以“前店后家”的建筑模式成为小镇上最普遍的居家与从业方式。　　商品意识就这样在小镇上开始萌芽，经济贸易活动也为小镇居民带来了不错的收益。河道纵横、桑榆遍地的江南，自古为蚕丝重要产地，蚕桑生产历史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作为副业的蚕丝生产也已有千年之久。早在宋代，南浔镇便“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因为近在咫尺的辑里所产的桑蚕丝白亮柔韧、质地优秀而名甲天下，故坊间有“蚕桑之利，莫盛于湖，湖丝为南浔七里为佳”的说法。“辑里”是村名，原名叫“七里”，因为从这里到南浔镇正好是“七里”的距离，后改名“辑里”。辑里水柔而丝韧，普通的蚕丝只能吊起一个铜钱，而辑里丝却能承受十个铜钱的重量，后来皇帝龙袍的织造全部采用辑里丝作为原料。　　南浔镇因此成为了生丝、丝绸的贸易中心，庞大的水网为南浔织就了一张四通八达的交通图。19世纪上海开埠后，随着生丝出口量的剧增，南浔镇迅速成为了江南最大的丝市，呈现出“熙熙而来攘攘往，一日贸易数万金”（《南浔丝市行》）的繁荣景象。被灵活机智开放的水文化所养育的南浔人，性情敏察而善为，不仅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还凭借着市场培育的灵活机智与精明务实走向了大上海这个更广阔的天地。南浔古镇上，有所谓的“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之说，这些“象”“牛”“狗”所指的，都是镇里因商致富的豪门大户，遍及海内外的蚕丝生意，让他们获利不菲而成为当地巨富。　　乘坐小船，听船娘唱着吴歌，沿着河道悠悠穿越古镇，领略沿岸的风景胜迹，是最令人惬意的事情。在南浔，岸上蜿蜒长达400米的一组建筑令人惊诧不已，这就是声名远播的“百间楼”。据传，百间楼是明代万历年间礼部尚书董份所建，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这组粉墙黛瓦的宏大建筑群，空间骑楼相连，筑封火山墙，院落之间以券门相隔，楼前有廊檐可避雨遮阳，建筑高低错落，风格古朴雅致，既气势宏大又不失江南建筑特质，在两岸建筑中显得别具一格。百间楼是跨河建筑，两岸楼宇之间，有一座石桥相勾连，沿河条石砌成的护岸整齐划一，门前的河埠码头，既方便货物运输和乘船出行，又方便了日常的汲水浣洗。　　比起周庄、乌镇那些旅游热地，荡口古镇显得低调和安静，在这里，白鹅仍然悠闲地浮水，木船上的鱼鹰仍在捕鱼，两岸茶肆里的客人稀少，但更适宜小坐品茗、闲叙，留宿街东头设施一新的民宿，亦可安享小镇的宁静。“东南巨浸首鹅湖，绝妙烟波万叠图。云外青山遥映带，风光得似邑西无。”这是清代诗人杜汉阶对荡口景色的赞美，想来那时荡口就很让墨客心仪，这里也是吴门才子唐伯虎、沈周、文徵明等常来之地，因为这里有座“真赏斋”，主人华夏是位著名收藏家，也是才子们的同道好友。　　向晚的古镇，常被比喻成一首首温婉的小令，将诗意的水乡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坐在古镇的长廊之下，看云起云落，船来舟往，烟雨聚散，是一种都市体验不到的奢侈，也是一种现实版的“诗和远方”，所以都市人趋之若鹜。其实，今天宁静安谧的古镇，古时候却都是商业繁华热地，这些古镇临近都市、出行便利，又无车马之喧；拥有各种生活之便，市镇繁荣又能享受宁静安适。西塘古镇别具特色的长廊，最早便缘于一个商家为满足客人遮风避雨之需而搭建，他的善举为其带来了好名声、好生意，引得众商家纷纷效仿，由此廊棚与廊棚相连，绵延而成为一条千米长廊。更有人在临河一侧安置靠椅长凳，供人休憩，在营造良好购物环境的同时，也成为古镇的一道独特景观，折射出那个时代人本意识、服务意识的觉醒。　　江南古镇或傍水而建，或有水环绕，大多古镇则有小河汩汩流过；有河就有桥，因为桥下要行船，因此古镇的桥大多是拱形桥。如果说，水赋予了小镇以诗意和灵气，那么桥则为隐于郊野的小镇添了一份通达。　　甪直，一向被称为江南“桥都”，在一平方公里的镇区内竟有石拱桥72座。这些桥分别建于宋、元、明、清，现有41座得以保留。这些桥形制多样、造型各异，有多孔大石桥、单孔小石桥，有较宽的拱桥，也有窄窄的平顶桥。桥多，是因为水多，甪直处于阳澄湖、淀山湖、澄湖、金鸡湖、独墅湖“五湖”之中，多条河流环绕小镇，居中的一条直河沟通了六个方向，水陆相交，组成了一个大大的“甪”字，“甪直”之名由此而来。　　所有的古镇都浸润于水，运河之东的同里古镇，选址和甪直异曲同工，小镇环抱于同里湖、九里湖、叶泽湖、南星湖、庞山湖等五湖之中，被誉为江南“小威尼斯”。现代园林专家陈从周的一句“同里以水名，无水无同里”，揭示了同里与水的密切关系。整座古镇被15条小河分隔成七块陆地，这七块陆地又被49座古桥连缀成一个整体。明代，一些风雅文人在这里聚会，一起评出了“同里八景”：九里晴澜、林皋春雨、莲浦香风、西津晚渡、水村渔笛、东溪望月……几乎没有一个不沾着湿漉漉的水汽。　　小桥与流水，串连起了古镇，也串连起了历史的风情。从周庄、同里、甪直、乌镇，到西塘、南浔、荡口……无论哪座古镇，有水必有桥，河上的古桥一座连一座，犹如翱翔在五线谱上的一串串音符，构成了一首旋律悠扬的乐曲。自然，桥的主要价值在于交通的意义，但作为一种综合了文化艺术的劳动创造，各式各样的桥梁也维系着人们的审美、文化、生活、习俗与愿景。　　在同里，镇子里每逢有人家办喜事，披红挂彩的迎亲队伍一定要吹吹打打地过几座桥。第一座叫吉利桥。在这里，新郎须按照旧俗完成婚礼的第一环节——“一背二抱三牵手”与新娘一起走过吉利桥、太平桥、长庆桥，在鞭炮齐鸣、鼓乐齐奏和亲友邻里的贺喜声中，完成传统婚礼。同里古镇的“吉利、太平、长庆”三桥，呈品字形鼎足而立，其间相距不过数十步，“走三桥”的习俗早在清代就已流传，凡婚嫁、祝寿、庆生、孩子满月，人们都要走一走三桥。　　最早开放的古镇周庄，四面环水，全镇依水成街，桥街相连，船桥相望，特有的水环境造就了周庄的灵秀风韵和独特的人文景观。如今，被陈逸飞纳入画框的“双桥”已成为周庄的文化标志。双桥有自己的名字，跨越南北市河的叫“世德桥”，另一座横穿银子浜的叫“永安桥”。桥名透露着小镇人的价值认知，而造型质朴、构造精巧的外形，也显示出水乡人崇尚自然、与世无争的生活情趣。　　古镇最重要的桥梁的周边，往往环绕着酒肆茶楼，这里人流密集，游客络绎，美食荟萃，往往是小镇的文化经济与信息中心。坐在临河的酒馆茶肆里，人们或品茗，或小酌，把酒临风，举杯望月，一边欣赏桥下船影波光、桥畔岸柳行人，一边随意闲聊，散淡闲适之中最是小镇迷人的风情。　　周庄中市河的西口，有一座建于清雍正年间的单孔石拱桥——贞丰桥。桥两端连接着贞丰弄和西湾街。桥下有一家“德记”菜馆，有一个很魅惑的绰号——迷楼。据说，当年老板的独生女儿阿金，容貌清丽如出水芙蓉一般，当垆卖酒，芳名远播，远近食客闻香而来，菜馆生意很是红火。民国才子陈去病、柳亚子等南社成员，那时也频繁出入德记，酣饮畅谈之余，亦饱餐秀色。他们在此指点江山，诗兴勃发，激扬文字，日积月累竟汇集了百余首诗作，遂辑成了一本《迷楼集》。“迷楼”之名也就成了德记菜馆的别称。今天，迷楼里的一组蜡像，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百年前的这一故事。

当下，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非遗的身影显得特别活跃，非遗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也日益凸显。　　非遗和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不是非遗对乡村振兴单向的助力，而是非遗和乡村振兴相互赋能，相互助力，良性互动。非遗和乡村有着天然的血脉关系。许多非遗项目原本就产生于乡村，来自于乡村的生产和生活，其根就在乡村，生命力也在乡村。　　乡村振兴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必须要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用文化为乡村铸魂，用文化为乡村振兴凝聚精神力量。乡村要振兴，乡村的文化必须要振兴。乡村对于文化传承发展的需要，对于构建村民共有精神家园、提高乡村文明程度、增强村民精神力量的需要，使得非遗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得到凸显，也使得人们保护传承发展非遗的意识大大增强，从而为非遗重新显现生机与活力、连接乡村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新的重要契机。　　在乡村振兴中，非遗一方面作为民族文化的精华和民族精神的载体，使乡村有了灵魂。另一方面，一些经济价值突出的非遗项目又在乡村产业发展中找到了自己新的生长点，形成了特色产业，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兴旺，为村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此外，非遗和非遗元素融入到乡村旅游当中，不仅大大增强了乡村旅游的文化魅力和文化吸引力，也使得传统的非遗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以更新的面貌、更多样的方式、更迷人的姿态融入现代生活，使今天的乡村更有文化内涵和文化韵味，更加多彩和美好。　　在未来的乡村振兴实践中，非遗和乡村振兴彼此赋能、相得益彰，还有许多探索和创新的空间。比如，利用非遗项目建设非遗小镇、非遗艺术乡村、非遗主题民宿、非遗主题餐厅，创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打造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培育优秀群众文艺团队。引导非遗传承人根据当代人精神、文化、消费需要，创新发展非遗，创作和生产符合当代人审美和实用需要的非遗作品，激活非遗的内在生命力，进一步发展非遗产业。吸引文化创意企业和艺术家参与，利用非遗元素，开发乡村非遗文创产品。整合乡村非遗资源，编创适合在乡村小剧场、乡村舞台、乡村旅游景点演出的非遗情境艺术作品，并尽可能吸纳非遗传承人和村民参与演出。要让非遗最大限度广泛自然融入村民今天的生产生活当中，让非遗温暖他们的心灵，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激发他们的创新创造热情，使乡村振兴有持久的动力和支撑。来源：新华日报  

所有人，都被“物”所包裹。我们会经常思考“物”存在的价值吗？还是利用“物”有用的成分，用完之后又将之抛弃？我们与“物”之间的关系，是良性互动，还是一个相互牵制或被牵制的过程？这其中有各种复杂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被在意。　　我们早上起床会把床铺好，握着牙刷刷牙，抄起锅、碗、瓢、盆做饭，用勺子、盘子吃饭，穿上衣服出门，乘坐公交车，抓住把手，上班之后打开电脑，拿起纸张……大家想过这些物与自己的关系吗？　　即便并未思考过这些问题，但你的动作，却从来正确无误。这说明，每天都在固定地接触这些物，我们对使用多大的力道与其发生关联，异常清晰。我们被固定在物所营造的氛围里，衣、食、住、行，所有的发力特征，都因物的存在固定在一个范围内，并且几乎不会超过这个范围。　　要是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各位有机会亲手接触它，从头看到尾，又如何拿起，如何展开？它是被万人景仰的国宝，但在成为公共财产之前，它也是私人物品，被一代代人用手传递下来，重新题跋，拆散，再多次装裱。它是与人反反复复交流之后，才成为今天这样。这些物品在古代，作为代表生活秩序的重要物品，也一定会被具体的人、具体的行为所对待。　　换作今天，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我曾经乘火车从杭州至上海，途经某站，进入车厢的，全是身着汉服的年轻人。我感到丝丝怪异，那些物品并不属于这个时空。它们虽好，可不经过转换，无法与今天的环境自然融合。今天，我们能用几十万元唐代的钵作为日常用品吗？当然不可以，它是文物；当然也可以——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不能丰富到，让文物成为其中的一部分？问题不在于能否使用，而在于生活、行为、个人与物之间，能否建立起良性的关系。否则，人、物关系变得扭曲、紧张、不自然，随时可能出现崩溃。　　我也会建议，一定要抓紧机会，体验与日常生活不一样的触感。看不到更美好的艺术作品，我们的眼睛就得不到进化；吃不到让灵魂都觉得升华的食品，我们生命的维度就十分有限。触碰文物当然很难，但如果有机会，那就保持好心态，遵循正确的行为，平静地去触碰美好之物。人与物的关系，远远丰富于三点一线式的简单、狭隘。生命的维度，是可以被拉伸的。　　如果家里塞满了东西，你会扔掉什么？你会先判断它们有用无用，最先扔掉没用的东西。但什么是有用、无用？　　判断有用、无用的本质，在于为什么要创造物。物分两种，自然物、人造物。自然物是空气、阳光、山川、河流，我们主要讲的是人造物。它是人欲望的物化。人造物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而存在。　　人可以只生活在纯粹的人造物环境中，完全脱离自然物。当我们离自然越来越远的时候，某种在物中的体现，即我们的行为准则，已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确地被人造物所拘禁。当物成为人类欲望的物化时，就会区分为有用和无用。　　人、物之间，有一种更先进的方法，就是减少拥有物，也会随之减少垃圾的产生。但是如果减少拥有物，会降低生活品质，又不可行。因此，物的现代性，有一个标志，就是你尽可能减少拥有，但生活品质并不降低。它与现代艺术类似，极端乃“什么都没画，什么都没缺”。地球无法承受这么多人的欲望。只有当人类觉悟物的价值何在，它们的现代化，人、物关系才能不断良性互动。　　我是一个爱捡垃圾的人。就我的经验看，带孩子去捡垃圾，没有哪个孩子不乐意。捡垃圾不一定非得是在垃圾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太过迅猛，可以去野外的工厂或废弃的城市。那里有大量的被抛弃物。　　实际上，垃圾是你生活的痕迹。现在有垃圾考古学，收集垃圾，可以复原一个人的生活。我捡垃圾，并非好奇他人的生活方式，而是关注到物品一旦失去使用价值，被当作垃圾扔掉时，这个物就成了它自己。它脱离了与制造者、购买者的关系。它是它自己的时候，就拥有了特别的美感。你正视它的美感，人与物的关系，就会发生转变。物还是同样的物，但物有用、无用的概念已变。这样讲，捡垃圾会让你看到有用、无用背后，物的价值。我挺爱站在垃圾堆里，浮想联翩。　　人和物，谁是谁的主人？　　大多数人会想，我是物的主人。但我们的生命，是被极少的物所包裹。我们消费的物，看似多样，实则有限。从出生到死亡，我们使用物，与物产生关系，物背后所有成为物的逻辑，控制了我们的行为。我们正使用的电子屏幕，以屏幕的方式，展示了这段时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我们研究屏幕，就等于研究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切片。　　人和物谁更重要？毋庸置疑，是人重要，但人已经被物牢牢控制，怎么变得更重要？人才是这个关系的重心。我们可以理出一个主要的线索：制造物，创造物的人，或创造物的逻辑，实际上是通过人使用物，来规范人的社会地位与生活行为。　　前阵子去看一个官窑瓷器的拍卖会，物品确实精美，但我看不到人，读取不到物背后的、人的信息。一本书的背后，是作者、译者，是所有让它变成美好之物的人付出的情感、心血、时间、空间。物，是我与物背后的人之间的中转站。如果能通过物，读懂物背后的人，这才是我觉得物最美、最有价值的时候。尤其是一个艺术品，即便物的制作者已离开人世，但是他的灵魂，对技术的理解，对未来即将触碰此物的人的心思，如果还能停留在物中，被我所读取，那真是美妙无比。　　比如，中国书画装裱，从宋代开始，讲究的就是“天比地大”，很像排版，上面是天，下面是地，上面比下面要大，即是规矩。大家遵循这个规矩就好了。但有一天，我在网上突然发现有个作品的版心，居然“地比天大”。它的版心特别靠上，严重不讲规矩。我立刻明白了这名装裱匠人的心思。因为作品画的是月兔，天上的东西，匠人便把版心上挪。这说明什么？第一，他懂这个规矩；第二，他敢打破这个规矩。一个文化人、知识分子敢打破规矩，不算奇怪，但一个装裱匠人敢打破规矩，而且在一两百年之后，被我读取到。我觉得他就是茫茫人海中，闪光的那个人。　　理解物，美即诞生。我特别喜爱触碰古老的东西。一件陶瓷作品，从一团泥土慢慢成型，你触碰它时，可以感受到工匠在制作过程中的决心、失败、懊恼，最后他克服自己的犹豫，让它成为一件伟大的艺术品。你闭上眼睛感受它，会发现一股无比真挚的暖流，从内心涌出。美不仅仅是视觉的，更是全身心的。 来源：新华日报    

　戏曲艺术蕴含着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伦理道德和家国情怀。作为戏曲大国，我国共有戏曲剧种350余种，每个剧种都有各自发展历程和地域特色所形成的独特文化个性。辽剧是我省独有的地方剧种，有70余年发展历史，却没有出版过一部辽剧史专著。写辽剧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收集大量史料，要寻访了解辽剧历史的老艺人，要做大量的研究，谈何容易？可是刘效炎、毛琦经过５年多的艰苦努力做到了。他们对辽剧70余年的发展历史进行了一次全面挖掘、细致整理。近日，《辽剧七十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新书填补了辽宁地方剧种——辽剧没有史论的空白，成为辽宁地域文化研究的不可或缺之作。　　探寻生长在黑土地上的辽剧的生存状态,厘清了辽剧的历史沿革　　辽剧作为20世纪40年代末才形成的地方戏曲剧种，其70余年的历史并不久远，它不像昆曲、京剧等戏曲剧种那样有漫长的历史。辽剧有据可查的史料非常稀少。《辽剧七十年》的两位作者克服重重困难，搜寻史料，探寻生长在黑土地上的辽剧的生存状态，阐释辽剧如何从传统的皮影艺术脱胎出来,厘清了辽剧的历史沿革，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从皮影戏到辽南影调戏，从影窗到舞台，从影人到舞台上真人表演，从表演传统剧目到表现现实题材剧目的发展走向，展现出辽剧作为一个文化形态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积累、不断凝练的过程。　　一个剧种的建设与良性发展，需要舞台表演艺术的长期实践，更需要在一定时期进行必要的总结和理论梳理。《辽剧七十年》便是阶段性总结辽剧以往成绩、汲取经验教训、发现存在问题、确立前进方向的研究专著，是第一部辽剧史。　　要写好辽剧历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但却是一次有价值的尝试。　　《辽剧七十年》以“快速形成的新兴剧种”“两起两落的坎坷命运”“基层剧团的坚守与前行”“新世纪以来的辽剧振兴”“历史教训和发展愿景”等章节对辽剧历史进行了梳理。　　书中介绍，清代，辽南、辽西的皮影艺术异常繁荣，逐渐形成了一套唱腔体系和演出特点，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皮影艺人。从 20 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辽南的复县、新金县、金县、庄河县、盖平县以及辽西的凌源县、辽北的康平县等地的皮影艺人和业余剧团，逐渐开始摸索用皮影的影调进行真人表演模式，有的把这种表演叫“活人影”，有的叫影戏、影剧。以皮影为母体，经过70余年的演变，发展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样貌。　　1956年，老艺术家马传亮等根据吕剧剧本移植排练了由真人扮演的小戏《小借年》，在群众中产生一定影响，从而普及于业余文艺活动中。这种戏曲形式初名“影调戏”，1958年改名“盖平戏”，1961年又改名为辽南戏。2002年1月，正式定名为辽剧。　　从皮影戏演变成真人上台的影调戏、影剧，经过演进后，变成了“辽南戏”“辽剧”。如果说昆曲和京剧是中华民族共同认定的“乡音”，那么辽剧也可以称得上是辽沈地区大众的“乡音”。　　辽剧作为最具辽宁地方特色的戏曲剧种，70年来在表达辽沈群众的情感、承载地域文化的传承发展上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辽剧最大的特点就是接地气儿，它呈现的是辽宁人身边的景，身边的事，身边的人。比如，辽剧《山妹》《为官一任》《王罗锅卖海蛎子》《山这边，海那边》《姜云胜》《月在别时圆》《圆谎》等都是这样的好戏。　　引用的史料基本上保存了原貌，这样有利于再现 辽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状态　　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财富，加强戏曲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辽剧七十年》的出版为剧种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文化样本。　　从古至今，修史都是一项文化工程，需要很多人一起完成。而《辽剧七十年》的编纂者，则只有两位——辽剧研究专家刘效炎和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毛琦，他们在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的支持下完成此书，成为该院“戏曲研究丛书”首部出版专著。　　刘效炎是文化战线的老兵，2002年参与主持了辽剧的更名，对辽剧的发展状况了然于胸。毛琦多年从事文艺创作、评论工作，对辽剧的发展历程也非常了解。他们收集史料，做了大量采访调研，加以客观的筛选、归纳、辨析、阐述，完成了这部十几万字的专著。　　谈起这次创作，毛琦说，刘效炎对辽剧的研究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曾主编《辽剧述论》，多年来不断思考如何保护、传承、振兴辽剧？如何培养辽剧后续人才？如何把辽剧推向全国艺术舞台？并提出在辽剧传承上，不能忽视辽剧表演艺术的传承主体——辽剧艺人在辽剧创造、发展、保护中的价值和作用，更不能忽略了辽剧艺人对辽剧的判定和认识。　　戏曲艺术的平衡发展，既需要关注大剧种又不能忽视小剧种，辽剧是辽宁特有的地方戏曲剧种，虽然不如话剧、京剧、评剧等大剧种影响力大，但其自身已建设完备，历史积累丰厚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做好辽剧研究，是从全省文化发展整体战略的高度，体现辽宁文化可识别性和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全省文化艺术平衡发展的重要一环，是辽宁文化强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写一部辽剧史不可脱离必要的依据，更不能站在今天的角度揣摩想象，用事实说话，用资料证明是必不可少的。在《辽剧七十年》中，刘效炎和毛琦整理了80余部各个时期的主要剧目，保证了辽剧文化遗产不在传承中遗失、变形。　　谈到编纂《辽剧七十年》的难度， 毛琦告诉记者，最难的是对史料真实性的甄别以及收集查找更多资料、人物、事件等，很多地方都需要核实。因前期研究记录辽剧的文字非常少，很多内容都依赖于调研和采访，在遇到时间、人名、剧情、历史事件等信息发生相互矛盾、记录不准确的时候，他们都进行了反复甄别、分析、求证，力求将真实的辽剧历史反映在书中。比如马传亮、翁景树、王立庭、高吉顺、何秀林、李凤儒等早已过世的老艺术家都经过多方查询才确定了他们的艺术成就。还有对《互助抗旱》《姚宪杀妻》《喝面叶》《图龙城》《宫门断鞭》《卖桃》等传统剧目进行了查证和补充。　　在写作这本专著的几年中，两位作者进行了多次的调研采访，收集了大量的年代久远的剧目、剧团、演职人员、演出情况、剧种名称演变等相关信息，并确定了最能表现辽剧面貌的写作体例，力求科学合理地划分历史发展时期，客观并充分地总结辽剧的艺术成就，总结经验教训并给出发展建议。　　辽宁省戏剧家协会研究员韩宁认为，符合艺术规律的艺术史书才具有权威性。《辽剧七十年》在记述辽剧主要剧目发展、不同时期出现的代表性人物、主要的皮影戏班等方面都做到准确，对于有些无从考证和存在争议的问题，两位作者找专家反复求证。对长期流传在辽宁的剧目如《白杨树下》《小借年》《加林与巧珍》《半庙沟》等，他们采用了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可的观点进行阐述。　　对辽剧工作者和广大辽剧爱好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书籍，对于研究辽宁乃至东北戏曲文化的专家学者更具有史料参考价值　　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关系到民族传统的发扬和民族文化的传承，这也是这项工作的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所在。　　两位作者从辽剧作为省剧的视角进行研究梳理，他们认为，从皮影戏缘起，流布在营口市的盖州、鲅鱼圈，大连市的瓦房店、普兰店、庄河，朝阳市的凌源等地的辽南戏、影调戏等同宗同源，其在不同地域的流变属于同一剧种的不同艺术流派和风格，非不同剧种之间的差异，因而将它们统一归入“辽剧”系列进行阐述。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戏曲艺术面临活力不足、剧种减少、人才断档、市场萎缩等问题，加强戏曲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辽剧七十年》是一部专业类史料书籍，该书跳出辽剧看辽剧，从“发挥戏曲艺术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独特作用”的高度，看辽剧振兴的一部著作。它阐述了传承与发展戏曲艺术，要从文化生态的源头出发，从新生代抓起，加强戏曲通识教育，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以戏曲艺术为载体的教育活动的重要性。　　《辽剧七十年》责任编辑董喃说，该书是一部梳理辽剧发展史的学术著作，既有填补空白之功，又具有学术价值。辽剧史料庞杂，剧目众多，辽剧涉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极多，为了这部书的出版，两位作者完稿后，又对全部的人名、史实进行了核实、查验，以保证作品的学术严谨性，这一工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韩宁说，《辽剧七十年》对辽剧工作者和广大辽剧爱好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书籍，是研究辽宁地域文化的补缺之作，对于研究辽宁乃至东北戏曲文化的专家学者更具有史料参考价值、学术价值。两位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辽剧，书中对辽剧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对辽剧在辽宁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给予高度肯定，对辽剧在未来辽宁文化强省建设中的作用寄予厚望。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梁海燕说，我们正在对辽宁地方戏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辽剧是最具地域特色的独有戏曲剧种，因此列为“戏曲研究丛书”的第一部。《辽剧七十年》是研究辽宁戏曲文化的补缺之作，希望为后续辽剧的深入研究、为辽宁乃至东北戏曲文化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史料参考。  来源：辽宁日报  

 人文传媒网讯（乔元兀、全永梅）“‘田保姆’真是俺们小农户的种收新型农技好帮手！”眼见自家大片大片的苞米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瞬间变为金黄的玉米棒子被装入机械斗里，农户尹德良乐呵呵地说，他之所以这么高兴是因为他今年秋收不仅沾了农业托管服务的光，还在节本增效中成为了“甩手掌柜”，受益匪浅中逢人便讲。

今年秋收大忙季节里，以吉林省抚松县抽水乡永泉村尹德良、胡雅民等为代表的农民朋友们照比往年悠闲了许多，这是因为县农业经管总站为他们争取《抚松县2020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一个生产托管项目---“田保姆”，这种以托管服务为切入点的社会化服务新模式，将原先一家一户春种秋收劳动强度大、效益低的传统劳作方式，以托管的方式交给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来统一管理种收，并被称之为“田保姆”。由此，广大农民外出打工不再为春种秋收顾及不上地里的庄稼而发愁，实现了外出务工与农业收入“双赢”，既稳定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又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据了解，今年仅农业大乡抽水乡永泉村以胡雅民等为代表的部分农民，自从选择托管服务后，除了年均可获得300多元/亩的稳定种粮收入外，外出打工的收入已经达到3万元以上，打工和和托管出去农田，双创双收中，减轻了他们的劳动强度，闲下来还能打工挣钱，着实让这些农民心里美美哒。“让托管‘田保姆’来抢收一天就能完成了20余亩地，而早先一名农户起早贪黑一天最多完成6—7分地收割，这下可解决了农村缺劳动力又缺机械问题……”抽水乡永泉村农业合作社法人、理事长赵广龙在亲眼看了托管收割的场景时表示；“托管‘田保姆’服务还有一个最大优点就是它有效解决山区农田分散，不容易机械作业等问题，让那些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户从此解放出来，而且收割完玉米秸秆可就地还田，变成肥料……”抚松县农业农村局经管总站负责人石少英介绍说。截止目前，抚松县现有各类服务农机大户150户，服务型新型经营主体50余家，签订托管服务合同100余份，托管服务春耕面积1114.1亩，服务秋收面积8000余亩。通过典型示范、政策落实、体系建设，累计培育出各类生产托管服务家庭农场19家，农民合作社37家。积极推行现代农业生产托管“田保姆”服务模式，也是助力该县乡村振兴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逐步引领小农户逐步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实现集约化、规模化的绿色高效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不断提升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责任编辑：海朝

4月29日，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大厨下乡”结对帮扶活动，在2021北京精品民宿推介会暨门头沟小院推介活动（第一季）现场正式启动。据了解，“大厨下乡”结对帮扶活动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民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京郊旅游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活动旨在培育乡村民宿从业者餐饮专业技能、塑造乡村民宿餐饮服务良好品质、打造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民宿餐饮品牌，深入挖掘京郊餐饮文化，推动时尚餐饮元素和传统餐饮文化相融合，宣传和推广“一种食材、一手好菜、一桌好饭、一个好故事”，发展和培育一批有“味道”的特色民宿。在本次推介会上来自中国大饭店、北京昆仑饭店、北京市民族饭店等共十一家企业与门头沟民宿企业爨舍客栈、丰源客栈、福字院、创艺乡居、土店儿、妙峰山居、红雁初心、槐井石舍、灵溪诺雅、马栏记忆山居、南台花开等结成一对一“帮扶”，协助民宿推出创新菜品，开发“品牌、品味、品质”俱佳的乡村特色美食。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到京西旅游的朋友们也有机会在门头沟精品民宿的餐桌上品尝到独家定制的“创意菜”。

   【人文传媒网】（河北编辑  陈朝军） 4月18日讯，河北省文联系统期刊联盟·博赞教育文学社研学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河北省传统文化教育学会理事会主席刘良业研究员，学会副会长、河北文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志红，学会副秘书长李赞，学会评价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刘占行，《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主编、画家戴培，河北省文联系统期刊联盟创联部主任邓迪思，河北新闻网公益频道主任王立坤，《燕赵晚报》副刊部主任、剧作家龚鹏建；衡水市作协秘书长、市散文学会会长朱文利等出席，博赞教育文学社社长尹晶、汇龙学校有关负责人和部分师生以及博赞教育文学社会员约100人参加活动。会场一角（二）">    尹晶首先介绍了开展这次活动的行程、意义和研学心得体会；安志红在讲话中结合自身求学的经历，高度评价了这次研学活动所取得成绩，并祝福研学活动越办越好。    随后，刘良业讲话。他首先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表达了对远道而来的博赞教育文学社小会员们的欢迎。他说，早在2016年11月30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等11部委就制发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提出：让孩子们在研学过程中“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感受中华传统美德，感受革命光荣历史。”同时，“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促进身心健康。”据此，他认为：开展研学活动，第一，在研学过程中，体会生活的艰辛和父母的不容易，教育孩子们学会生存生活、做人做事。第二，通过研学的锻炼，同学们之间的友好合作和相互帮助，提升自己的身心健康。第三，在研学过程中，开阔自己的视野，增长自己的见识，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最后，他引用陶行知《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 靠天, 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教育孩子们要学会生活，学会独立。    会上，戴培代表省文联系统期刊联盟，向博赞教育文学社授予“河北省青少年作家培养基地。”刘良业、安志红、戴培、邓迪思、李赞、刘占行、龚鹏建等分别向博赞教育文学社优秀会员颁发青少年作家证书。    活动中，刘良业、戴培、李赞、刘占行、龚鹏建等在安志红引领下，还参观考察了河北文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场所、智慧教室、文化长廊等地，对文博教育近年大力加强公司文化建设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建设表示高度赞赏。    活动后，河北省文联系统期刊联盟有关作家还与博赞教育文学社“小作家们”一起进行了座谈，最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作者：木铎责编：陈洁